一张人物照片怎样会成为经典?拍摄技术和角度，人物外观特点，丰富的内心戏，时间背景，最好样样俱全。1959 年初，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米高扬，在美国的一家书店前，看到橱窗里摆满了《日瓦戈医生》，他的礼帽压得低低的，显得心事重重，不无沮丧——这一幕被人拍了下来，迅速流传。这个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布尔什维克，对美国有真诚的兴趣，只是面对《日瓦戈医生》畅销全美的事实，也难免尴尬，至少读照片的人都会认为他此刻十分尴尬。一本在自己所代表的国家被严禁出版的书，在“墙外”大红大紫。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文化一度“解冻”，但是，在《日瓦戈医生》一事上的处理体现了苏联体制的僵化和“文网”的严密。在赫鲁晓夫的默许下，苏联文艺界狂热声讨这部书和它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浪接一浪。那些声讨者没有一个细细读过本书，他们出于各种动机，甘愿充当枪头和开路犬。

《日瓦戈医生》

　　不平凡的时代造就不平凡的文学

　　“国家不幸诗家幸”，俗话是这么说的，不幸的是，说得很对。今天的俄罗斯文学一片萧条，俄罗斯人至今仍是最爱读书的民族之一，路边街头，随处可见手不释卷的人，但几乎已没有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作家，俄语布克奖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遥想 19 世纪，托翁陀翁双峰并峙，安东·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二水分流，白银时代之后，一大批诗人星光灿烂，到斯大林时期，诗歌质量大滑坡，但大诗人们的威望依旧。现在看来，崛起于六十年代的索尔仁尼琴，确实是伟大俄国文学传统最后的赓续者，他的人道主义文学同样必须淬炼于尽人可见的暗夜。倘若苏联没有一朝崩溃，现如今没准还能出个把大师;而平庸的时代的确只能造就平庸的文学，不只俄国，哪里都是一样。

　　《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按照时间顺序，上世纪的苏俄共出产了三大经典长篇，其中，《静静的顿河》有公案，很多人不信肖洛霍夫能在二十多岁就写出如此厚重的传世之作，也一直有传闻说他窃取了另一个已故作家留下的手稿，毕竟《顿河》之后，肖洛霍夫再无够分量的作品出手。至于另两部书，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文学地位则无可争议。

　　《日瓦戈医生》讲了什么?简单地说，讲一个看起来不怎么行医的医生尤里·日瓦戈的一生。日瓦戈受过最好的教育，音乐、美术、哲学、诗歌，无所不晓。20 世纪初，春江水暖，紧张地渴望“大时代”降临。他与养父母的女儿冬妮娅结婚，一战爆发，他去野战医院服役，认识了拉丽莎·安季波娃，即“拉拉”，萌发爱意。十月革命后，日瓦戈回到莫斯科，觉得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了，为了躲避瘟疫，他携全家启程东去，到瓦雷金诺的家族故地去避居。这条路坎坷无数，但他也在那里与拉拉重逢，互相偎依于乱世的虎啸狼嗥之中。然后，日瓦戈被一伙农民起义军劫持，替他们服务了一阵，与此同时，拉拉担任红军指挥官的原配丈夫，一位赤胆忠心的布尔什维克，在残酷的内战中性格扭曲，走投无路。

　　《日瓦戈医生》最突出的特点，是诗意。尽管有人抨击剧中人有太多冗长的思辨，不过，坦率地说，这种抨击其实意味着此书挑不出什么毛病。日瓦戈的思辨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写诗——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以才会在时代的变局面前彷徨，常常无所措手。小说的末尾附有“尤里·日瓦戈的诗作”，也就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写的诗，其中，写日瓦戈同拉拉见面的那一首《邂逅》，实际上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给现实中陪伴自己十多年的情人奥尔加·伊文斯卡亚的诗：

　　“ 会有一天，飞雪落满了道路/盖白了倾斜的屋檐/我正想出门/是你，突然站在门前//你独自一人，穿着秋大衣/没戴帽子，也没穿套鞋/你抑制内心的激动/嘴里咀嚼着潮湿的雪。”

　　《当图书成为武器》是两位欧美作者写的一部朴素的编年史，叙述了《日瓦戈医生》引起风波的始末。说“风波”，因为这件事说小不小，说大也不算大。对于当事人，即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家人与爱人来说，固然是连续的沉重打击，但将此事同斯大林时期的众多迫害和清洗相比，它的严重程度又比较有限。尤其是，因为此事闹得太大，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国际文学界人士的热烈声援，1958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落到了他的头上。按照一般标准来衡量，他还算是因祸得福呢。

　　写字的人，软弱的人

　　帕斯捷尔纳克早年以诗人闻名。第一部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在十月革命那一年出版，他 27 岁。评论界的反响极热烈，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后来同帕斯捷尔纳克有过书信缱绻，她点评说：“它让我感觉像是遭遇了一场倾泻倾泻的光明将我笼罩其中。”另一位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评语是：“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文，就是在清你的嗓子，让你畅快呼吸，让你的肺涨满空气。这种诗肯定是治疗肺结核的一剂良药。”

　　成名后，托洛茨基接见了他，但列宁死后托氏失势，斯大林独揽大权，《当图书成为武器》里简练地说，帕斯捷尔纳克对权势人物有一种“既着迷又厌恶”的态度，看似矛盾，实则普遍。威权人格对艺术家是会有吸引力的，而艺术家天然的独立思考、独立发声的习惯，又会阻止他们向威权人物靠拢。

　　《当图书成为武器》一书，所用的材料都是最知名、最常见的，如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伊利亚·爱伦堡的回忆录，丘科夫斯基的回忆录，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一部记录他拜访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苏联心灵”的文集，还有著名的苏共史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研究大清洗的经典著作。从材料中可见，帕斯捷尔纳克是个相对软弱的人，曼德尔施塔姆因“题反诗”被捕，他设法去接触布哈林，替好友求情，但当局势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他不愿硬扛：1936 年 8 月 21 日，16 位苏联一线作家联名写信要求处决一批开国重臣，帕斯捷尔纳克“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此事”，签字认可，事后羞愧不已。即使如此，他的勉强决定也被人告发，他把痛苦幻灭倾诉在了笔下——诗人一贯的做法。

　　这本书的脉络极其清晰，读者不难发现，帕斯捷尔纳克身边的人，不论亲属、朋友还是敌人，为数虽多，人际关系却很简单，因为威权人物太强，碾压进了每个人的私人空间，使得人与人的联系既有限且脆弱，互相的依恋都是弱关系，近乎缅怀式的，直接接入一个巨大的回忆录平台。大清洗过后，巴别尔、皮利尼亚克这两位顶尖俄罗斯作家被处决，曼德尔施塔姆于 1938 年底饿死于远东的集中营中，一度群星灿烂的苏联文学界就瞬间崩溃，剩下的人全部噤若寒蝉。写字的人有声音也不能发表，几乎等同于死亡。

　　从这个背景看，《日瓦戈医生》的写作反映了俄国精神中一种特有的绝对性：他们习惯以最高级形容词称赞一个人的美，表达我对你的爱，同样的，在写作上，俄国艺术家都有一种单纯而直接的想法，渴望倾其所有，一举把所有的阅历，所有的思考，都转化为文字，并且预感到写完之日就是赴死之时。刚刚年满 56 岁时，帕斯捷尔纳克就在个人笔记里写道，我已经是个老人，我活不了多久，“不敢无限拖延自由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开写之后，他也不曾藏着掖着，周围的人，他的热心读者们，都知道国家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他在写一部小说了。通过一次次朗读会，他把内容逐渐披露出来，还根据听众的反应修改已写完的部分。也因此，他的工作早早就被秘密警察给盯上了。

　　《日瓦戈医生》里有一段札记，提到“我爱普希金和契诃夫，他们代表了俄罗斯的童真”。后来书出版后，一位法国女记者指出这部书受契诃夫影响最大，而非托尔斯泰，让无比感性的帕斯捷尔纳克喜出望外。明知有危险，依然坚持写出《日瓦戈医生》，与其归功于艺术家的无畏，不如归功于他的童真。必须要表达，必须要写出所有要写的东西，就像一台沙漏，里面的沙子必须从一边流淌到另一边，哪怕生命因此丧失平衡而倾覆。

　　唯一的难题是钱

　　可能艺术家都会醉心于一种无意识的实验，即期望自己预感的悲剧发生，期望唯有末日才能享受的激动和感伤。我读《日瓦戈医生》，时时感知到他对厄运的期待，远处的绝境像一个磁场吸引着他。他在 1955 年 11 月定稿小说后直抒胸臆：“你无法想象我实现了什么样的成就!我找到了所有的魔鬼，还给他们命了名一切都以简单、明了、悲哀的字眼命了名。我还复兴、定义了最亲切最重要的事物”他写的是“成就”，但想的未必不是灾厄。

　　小说书稿趁着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机会，由作者交给了意大利出版商，克格勃发现及时，但还是晚了一步。之后的事情进入到“出版战斗”环节，上演了最常见的戏码：一批操着种种陈词滥调(“抹黑伟大事业”、“邀宠西方主子”、“民族败类”、“美帝走狗”)的人，与另一些坚持表达自由、良心自由的人持续地冲突，前者总能依托官方的支持占据优势，强迫对手在名义上服软，而后者却能赢得更长久的人心。不能不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索尔仁尼琴，都是足够了不起的艺术家，他们的小说赢得国际性声誉，固然有冷战的助力——一本书成了西方讨伐东方的“武器”，“良心对抗威权”的象征——但他们也是当真写出了实至名归的“史诗”。

　　帕斯捷尔纳克受的苦不算大，书中明说了，他的房子还在，人身自由未受限制，依然可以在别墅里大宴宾朋，比起巴别尔、皮利尼亚克、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等文学同行，他得以善终。唯一的难题是钱，巨额版税都在瑞士的银行里拿不出来，风波起后，他还有两年的生命，仍然得辛苦工作，养活两个家庭——自己家和情人的家。这对他是煎熬，于我们读者却亲近感倍增：原来如此文学巨星，都不得免于“生活所迫”。

　　米高扬在美国见识了《日瓦戈医生》的畅销：它可以预示苏联的解体吗?苏联国内畸形的产业结构，导致人们处于对平凡生活的饥渴之中，面对比自己繁荣的对手，心理防线就先崩溃了。让我感兴趣的，还有那些声讨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人后来的表现，有部分人忏悔了，诗人索伦金，一次声讨大会上 14 位发言人之一，甚至说：“咱们 14 个人都是懦夫，都是趋炎附势者，都是谄媚者，都是叛徒，都是永远无法洗刷自己污点的狗崽子。”然而，大多数人都沉默着，信奉“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不能不说，我们与苏俄人，真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盲从权威，易于屈服，以及将曾经的盲从与屈服付诸忘却。

 　　一张人物照片怎样会成为经典?拍摄技术和角度，人物外观特点，丰富的内心戏，时间背景，最好样样俱全。1959 年初，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米高扬，在美国的一家书店前，看到橱窗里摆满了《日瓦戈医生》，他的礼帽压得低低的，显得心事重重，不无沮丧——这一幕被人拍了下来，迅速流传。这个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布尔什维克，对美国有真诚的兴趣，只是面对《日瓦戈医生》畅销全美的事实，也难免尴尬，至少读照片的人都会认为他此刻十分尴尬。一本在自己所代表的国家被严禁出版的书，在“墙外”大红大紫。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文化一度“解冻”，但是，在《日瓦戈医生》一事上的处理体现了苏联体制的僵化和“文网”的严密。在赫鲁晓夫的默许下，苏联文艺界狂热声讨这部书和它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浪接一浪。那些声讨者没有一个细细读过本书，他们出于各种动机，甘愿充当枪头和开路犬。

《日瓦戈医生》

　　不平凡的时代造就不平凡的文学

　　“国家不幸诗家幸”，俗话是这么说的，不幸的是，说得很对。今天的俄罗斯文学一片萧条，俄罗斯人至今仍是最爱读书的民族之一，路边街头，随处可见手不释卷的人，但几乎已没有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作家，俄语布克奖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遥想 19 世纪，托翁陀翁双峰并峙，安东·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二水分流，白银时代之后，一大批诗人星光灿烂，到斯大林时期，诗歌质量大滑坡，但大诗人们的威望依旧。现在看来，崛起于六十年代的索尔仁尼琴，确实是伟大俄国文学传统最后的赓续者，他的人道主义文学同样必须淬炼于尽人可见的暗夜。倘若苏联没有一朝崩溃，现如今没准还能出个把大师;而平庸的时代的确只能造就平庸的文学，不只俄国，哪里都是一样。

　　《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按照时间顺序，上世纪的苏俄共出产了三大经典长篇，其中，《静静的顿河》有公案，很多人不信肖洛霍夫能在二十多岁就写出如此厚重的传世之作，也一直有传闻说他窃取了另一个已故作家留下的手稿，毕竟《顿河》之后，肖洛霍夫再无够分量的作品出手。至于另两部书，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文学地位则无可争议。

　　《日瓦戈医生》讲了什么?简单地说，讲一个看起来不怎么行医的医生尤里·日瓦戈的一生。日瓦戈受过最好的教育，音乐、美术、哲学、诗歌，无所不晓。20 世纪初，春江水暖，紧张地渴望“大时代”降临。他与养父母的女儿冬妮娅结婚，一战爆发，他去野战医院服役，认识了拉丽莎·安季波娃，即“拉拉”，萌发爱意。十月革命后，日瓦戈回到莫斯科，觉得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了，为了躲避瘟疫，他携全家启程东去，到瓦雷金诺的家族故地去避居。这条路坎坷无数，但他也在那里与拉拉重逢，互相偎依于乱世的虎啸狼嗥之中。然后，日瓦戈被一伙农民起义军劫持，替他们服务了一阵，与此同时，拉拉担任红军指挥官的原配丈夫，一位赤胆忠心的布尔什维克，在残酷的内战中性格扭曲，走投无路。

　　《日瓦戈医生》最突出的特点，是诗意。尽管有人抨击剧中人有太多冗长的思辨，不过，坦率地说，这种抨击其实意味着此书挑不出什么毛病。日瓦戈的思辨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写诗——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以才会在时代的变局面前彷徨，常常无所措手。小说的末尾附有“尤里·日瓦戈的诗作”，也就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写的诗，其中，写日瓦戈同拉拉见面的那一首《邂逅》，实际上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给现实中陪伴自己十多年的情人奥尔加·伊文斯卡亚的诗：

　　“ 会有一天，飞雪落满了道路/盖白了倾斜的屋檐/我正想出门/是你，突然站在门前//你独自一人，穿着秋大衣/没戴帽子，也没穿套鞋/你抑制内心的激动/嘴里咀嚼着潮湿的雪。”

　　《当图书成为武器》是两位欧美作者写的一部朴素的编年史，叙述了《日瓦戈医生》引起风波的始末。说“风波”，因为这件事说小不小，说大也不算大。对于当事人，即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家人与爱人来说，固然是连续的沉重打击，但将此事同斯大林时期的众多迫害和清洗相比，它的严重程度又比较有限。尤其是，因为此事闹得太大，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国际文学界人士的热烈声援，1958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落到了他的头上。按照一般标准来衡量，他还算是因祸得福呢。

　　写字的人，软弱的人

　　帕斯捷尔纳克早年以诗人闻名。第一部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在十月革命那一年出版，他 27 岁。评论界的反响极热烈，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后来同帕斯捷尔纳克有过书信缱绻，她点评说：“它让我感觉像是遭遇了一场倾泻倾泻的光明将我笼罩其中。”另一位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评语是：“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文，就是在清你的嗓子，让你畅快呼吸，让你的肺涨满空气。这种诗肯定是治疗肺结核的一剂良药。”

　　成名后，托洛茨基接见了他，但列宁死后托氏失势，斯大林独揽大权，《当图书成为武器》里简练地说，帕斯捷尔纳克对权势人物有一种“既着迷又厌恶”的态度，看似矛盾，实则普遍。威权人格对艺术家是会有吸引力的，而艺术家天然的独立思考、独立发声的习惯，又会阻止他们向威权人物靠拢。

　　《当图书成为武器》一书，所用的材料都是最知名、最常见的，如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伊利亚·爱伦堡的回忆录，丘科夫斯基的回忆录，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一部记录他拜访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苏联心灵”的文集，还有著名的苏共史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研究大清洗的经典著作。从材料中可见，帕斯捷尔纳克是个相对软弱的人，曼德尔施塔姆因“题反诗”被捕，他设法去接触布哈林，替好友求情，但当局势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他不愿硬扛：1936 年 8 月 21 日，16 位苏联一线作家联名写信要求处决一批开国重臣，帕斯捷尔纳克“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此事”，签字认可，事后羞愧不已。即使如此，他的勉强决定也被人告发，他把痛苦幻灭倾诉在了笔下——诗人一贯的做法。

　　这本书的脉络极其清晰，读者不难发现，帕斯捷尔纳克身边的人，不论亲属、朋友还是敌人，为数虽多，人际关系却很简单，因为威权人物太强，碾压进了每个人的私人空间，使得人与人的联系既有限且脆弱，互相的依恋都是弱关系，近乎缅怀式的，直接接入一个巨大的回忆录平台。大清洗过后，巴别尔、皮利尼亚克这两位顶尖俄罗斯作家被处决，曼德尔施塔姆于 1938 年底饿死于远东的集中营中，一度群星灿烂的苏联文学界就瞬间崩溃，剩下的人全部噤若寒蝉。写字的人有声音也不能发表，几乎等同于死亡。

　　从这个背景看，《日瓦戈医生》的写作反映了俄国精神中一种特有的绝对性：他们习惯以最高级形容词称赞一个人的美，表达我对你的爱，同样的，在写作上，俄国艺术家都有一种单纯而直接的想法，渴望倾其所有，一举把所有的阅历，所有的思考，都转化为文字，并且预感到写完之日就是赴死之时。刚刚年满 56 岁时，帕斯捷尔纳克就在个人笔记里写道，我已经是个老人，我活不了多久，“不敢无限拖延自由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开写之后，他也不曾藏着掖着，周围的人，他的热心读者们，都知道国家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他在写一部小说了。通过一次次朗读会，他把内容逐渐披露出来，还根据听众的反应修改已写完的部分。也因此，他的工作早早就被秘密警察给盯上了。

　　《日瓦戈医生》里有一段札记，提到“我爱普希金和契诃夫，他们代表了俄罗斯的童真”。后来书出版后，一位法国女记者指出这部书受契诃夫影响最大，而非托尔斯泰，让无比感性的帕斯捷尔纳克喜出望外。明知有危险，依然坚持写出《日瓦戈医生》，与其归功于艺术家的无畏，不如归功于他的童真。必须要表达，必须要写出所有要写的东西，就像一台沙漏，里面的沙子必须从一边流淌到另一边，哪怕生命因此丧失平衡而倾覆。

　　唯一的难题是钱

　　可能艺术家都会醉心于一种无意识的实验，即期望自己预感的悲剧发生，期望唯有末日才能享受的激动和感伤。我读《日瓦戈医生》，时时感知到他对厄运的期待，远处的绝境像一个磁场吸引着他。他在 1955 年 11 月定稿小说后直抒胸臆：“你无法想象我实现了什么样的成就!我找到了所有的魔鬼，还给他们命了名一切都以简单、明了、悲哀的字眼命了名。我还复兴、定义了最亲切最重要的事物”他写的是“成就”，但想的未必不是灾厄。

　　小说书稿趁着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机会，由作者交给了意大利出版商，克格勃发现及时，但还是晚了一步。之后的事情进入到“出版战斗”环节，上演了最常见的戏码：一批操着种种陈词滥调(“抹黑伟大事业”、“邀宠西方主子”、“民族败类”、“美帝走狗”)的人，与另一些坚持表达自由、良心自由的人持续地冲突，前者总能依托官方的支持占据优势，强迫对手在名义上服软，而后者却能赢得更长久的人心。不能不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索尔仁尼琴，都是足够了不起的艺术家，他们的小说赢得国际性声誉，固然有冷战的助力——一本书成了西方讨伐东方的“武器”，“良心对抗威权”的象征——但他们也是当真写出了实至名归的“史诗”。

　　帕斯捷尔纳克受的苦不算大，书中明说了，他的房子还在，人身自由未受限制，依然可以在别墅里大宴宾朋，比起巴别尔、皮利尼亚克、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等文学同行，他得以善终。唯一的难题是钱，巨额版税都在瑞士的银行里拿不出来，风波起后，他还有两年的生命，仍然得辛苦工作，养活两个家庭——自己家和情人的家。这对他是煎熬，于我们读者却亲近感倍增：原来如此文学巨星，都不得免于“生活所迫”。

　　米高扬在美国见识了《日瓦戈医生》的畅销：它可以预示苏联的解体吗?苏联国内畸形的产业结构，导致人们处于对平凡生活的饥渴之中，面对比自己繁荣的对手，心理防线就先崩溃了。让我感兴趣的，还有那些声讨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人后来的表现，有部分人忏悔了，诗人索伦金，一次声讨大会上 14 位发言人之一，甚至说：“咱们 14 个人都是懦夫，都是趋炎附势者，都是谄媚者，都是叛徒，都是永远无法洗刷自己污点的狗崽子。”然而，大多数人都沉默着，信奉“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不能不说，我们与苏俄人，真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盲从权威，易于屈服，以及将曾经的盲从与屈服付诸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