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这三天(6月4、5、6日)，许多英国人晚上9点以后，都安安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一套拍摄了半个多世纪的系列纪录片《The Up Series》的最新一集《63 Up》。

　　《The Up Series》中文译为《人生七年》，又译《成长系列》，第一集《7 Up》于1964年播放，原来打算作为一部独立存在的纪录片，其灵感来自于一句耶稣会格言“给我一个男孩，直到七岁，我会还给你一个男人(Give me a child until he is seven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man)”，意思类似于中文的“七岁看老”，编导从英国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选取了14个7岁儿童(10个男童，4个女童)，展示了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段，又问了他们许多问题，该片明说的目的，是其片首的一句话：“我们把这些孩子聚在一起，因为我们想一窥2000年英国的样子。2000年英国的工会领袖和公司高管现在只有7岁。”其未言明的目的，则是想探究这些孩子的阶级出身是否提前注定了他们未来的前途。

　　7年后，该片当时的研究助理迈克尔•艾普泰德(Michael Apted)突发奇想：如果把这14个孩子找回来再拍一集纪录片，也许更有意思。于是，接手做了《7 Up +7》采访人兼导演的艾普泰德持之以恒地把他的这个奇想坚持了下去，每隔7年拍一集，一直拍到今年的《63 Up》。半个多世纪下来，艾普泰德本人成了世界著名的导演，他执导的《人生七年》也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之首。

　　自《7 Up》播放以来，55年过去了，当年的7岁儿童都已63岁，艾普泰德也超过78岁，虽然14个参与者无人成为工会领袖和公司高管，但他们各自人生的丰富多彩也毫不逊色，至于此片编导未曾言明的初衷似乎现在也有了答案：除了不多的逆袭例子之外，多数人还是沿袭了父母所属的社会阶层，例如两个来自伦敦最富裕地区之一肯辛顿(Kensington)一所预备学校(Prep School，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准备私立中学入学考试)的约翰和安德鲁，7岁时居然能够准确地预言他们未来所上的私立中学和大学学院的名字，后来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律师，而律师是英国社会地位最高的职业之一;而来自贫穷的伦敦东区的三个女孩(苏、琳、杰姬)、一个男孩(托尼)和来自儿童福利院的两个男孩(保罗、西蒙)，却没有一个人上大学，后来绝大多数贫家子女或是一辈子从事低薪工作、或是不得不依靠政府救济为生。14个孩子中，大概只有两个人算是成功的逆袭例子：约克郡农家子弟尼克依靠奖学金读完了私立寄宿学校，考上了牛津大学，后来移民美国，成为大学教授;伦敦东区工薪家庭之女苏虽然未上过大学，但通过在职场上不断跳槽和努力攀升，最终成为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法律课程的行政主管。其他参与者虽然人生各有跌宕起伏，但就最终的社会阶层定位而言，基本上还是“哪来哪去”，没有跳出父母所属的那个阶级，例如，15岁就辍学的工人子弟托尼，虽然后来夫妻俩都靠开出租车，收入比父母一辈高了很多，也买了两套房子，但近些年来网约车的兴起，却让他夫妻共同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不得不卖掉伦敦城里的房子，搬到郊区。

　　《人生七年》享誉全球，在英国更是家喻户晓，而许多学者、政界人士、社会活动家则从中挖掘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价值和警示，惊呼英国是发达国家中阶层固化最严重、社会流动程度最低的国家。确实，《人生七年》清晰、鲜活地展示出：私立学校和精英大学(主要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英国社会阶层的固化器。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让你的孩子上私校，你的孩子就有很大的几率进入英国的精英大学;只要你的孩子能够从牛津、剑桥毕业，你的孩子就基本上获得了迈入英国精英阶层的入场券。

　　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教育都理应是弥合阶级鸿沟的桥梁，但如果教育成为高价商品，那它的起的作用就会相反，成为富人固化本阶级优势的黄金天梯，穷人只能望梯兴叹。

　　从今天开始，6月7日和8日这两天，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将走进考场，参加决定他们一生命运的高考。在这两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从《人生七年》谈起，比较一下英国和中国的社会流动，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些中国人讨厌本国暴富的“土豪”，赞赏英国的所谓“贵族精神”，似乎那是中国古往今来一直都缺乏的好东西，但许多英国平民却极为痛恨本国历史上的贵族社会，这包括早期远赴新大陆、创建美国的英国移民。虽然如今贵族社会作为一种制度在英国早已式衰，但其种种残迹和变种却仍然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其中最招人反感、但又最难改变的就是英国私校和精英大学在英国社会的主宰地位。尽管数十年来有识之士反复呼吁变化和施压改革，但至今英国商界、政坛、媒体等各行各业的顶层人士仍有非常多的牛津、剑桥毕业生，而这两所英国名校的生源仍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私校。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尽管全英只有7%的学生上私校，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录取的私校学生却占其全部新生的42%，调查还发现，牛、剑两校2015年至2017年这三年从8所顶尖中学(其中6所是私校)录取的新生人数，竟然超过了从其它近3000所公立中学录取的新生总和。

《63 Up》参与者：63岁的托尼(右)、苏(中)和布鲁斯(左)手捧自己7岁时的照片

　　这还是在经历了多次改革的今天。而在《人生七年》参与者们中学毕业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英国只有10%的年轻人能够上大学，虽然那时英国的贵族已经没有古代社会时那么大的政治、经济特权了，但英国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龙生龙、凤生凤”的准贵族社会，私校学童约翰和安德鲁仍然能够在7岁就准确地预言自己的光明未来，而儿童福利院的保罗却一脸茫然地反问：“什么是大学?”至于他们的下一代，除了移民澳大利亚的保罗后来有了一个全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女儿外，留守英国的工人子女们，其下一代则仍然无人上大学(尽管如今英国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远远超过1970年代)。

　　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在同一个时段(1964年至2019年)，中国也拍摄了自己的《人生七年》，参与者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中国版的富家子弟约翰、安德鲁(那时中国早已消灭了地主、资本家，类似的富家子弟只有高干子女)大概也会在1964年趾高气扬，高谈阔论，但两、三年后，他们很有可能就突然变成了“狗崽子”;中国版的工人之女杰姬、苏和琳中学毕业后肯定会“上山下乡”，但文革结束后，她们可能会返城，如自己的父母那样，进入工厂，当起了工人;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中国版的农家小子尼克大概也考上了大学，但毕业后却选择进入党政机关“爬官”，最终成为某市市长;中国版的工人子弟托尼虽然没上过大学，但靠倒卖牛仔裤起家，成为了当地著名的企业家;进入21世纪，中国版的杰姬、苏和琳可能有人成为下岗工人，也可能有人因出售市中心价格腾飞的房子而提前退休、过起了小康日子，而中国版的尼克可能因贪腐罪来到监狱服刑，与因非法集资罪入狱的中国版的托尼成为狱友，结果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发现：其实笑到最后的，可能是昔日的“狗崽子”、中国版的约翰、安德鲁……

　　当然，也许中国版的《人生七年》结局并没有上面描述得那么大起大落，也许托尼仍然在狱外经商，也许尼克依然安稳地“爬官”，但毫无疑问，中国版肯定比英国版充满着更多的跌宕起伏，因为这半个多世纪赶上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化最大、社会流动(不管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最剧烈的时代。公平地说，在中国，成功向上流动的工农子弟千千万万，多数人并没有像某些“羡慕嫉妒恨”的竞争对手所期望的那样，“爬得高、摔得脆”……

　　即使我们把眼光延伸至更悠久深远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从古至今，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就一直大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欧洲。早至秦末，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起义当然没成功，但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出身都是农民。皇帝当然是凤毛麟角，但皇帝之下多如牛毛的大官小吏，许多人也是农民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古代中国的励志“鸡汤”，说的就是这件事。那么，横跨田舍和天子堂的桥梁是什么?就是古代版的高考——科举制。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也曾经是中国社会流动的加速器，因为那时中国没有私立学校，公立学校也基本上是免费的，大学不仅不收学费，而且还会给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发放助学金，但后来随着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越来越高，教育的这种促进中国社会流动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像英国，教育起到了社会阶层固化器的作用。更可悲的是，如今中国开始兴起一股所谓的“贵族学校”热，教育逐渐成为一种非常昂贵的高价商品，成为富豪、权贵固化自己阶层权益的黄金天梯。

　　当然，英国版的《人生七年》这套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系列纪录片，内涵极为丰富，远远超过早期筹划者以阶级棱镜展示英国社会的初衷，除了其社会学的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给观者提供了远为丰富的种种人生启示。但在中国的高考之日，关心中国教育的有识之士们，如果能够从如何避免让教育成为社会阶层固化器的角度，细细品味一下英国版的《人生七年》，还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原题《"人生七年"的启示》

 　　刚刚过去的这三天(6月4、5、6日)，许多英国人晚上9点以后，都安安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一套拍摄了半个多世纪的系列纪录片《The Up Series》的最新一集《63 Up》。

　　《The Up Series》中文译为《人生七年》，又译《成长系列》，第一集《7 Up》于1964年播放，原来打算作为一部独立存在的纪录片，其灵感来自于一句耶稣会格言“给我一个男孩，直到七岁，我会还给你一个男人(Give me a child until he is seven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man)”，意思类似于中文的“七岁看老”，编导从英国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选取了14个7岁儿童(10个男童，4个女童)，展示了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段，又问了他们许多问题，该片明说的目的，是其片首的一句话：“我们把这些孩子聚在一起，因为我们想一窥2000年英国的样子。2000年英国的工会领袖和公司高管现在只有7岁。”其未言明的目的，则是想探究这些孩子的阶级出身是否提前注定了他们未来的前途。

　　7年后，该片当时的研究助理迈克尔•艾普泰德(Michael Apted)突发奇想：如果把这14个孩子找回来再拍一集纪录片，也许更有意思。于是，接手做了《7 Up +7》采访人兼导演的艾普泰德持之以恒地把他的这个奇想坚持了下去，每隔7年拍一集，一直拍到今年的《63 Up》。半个多世纪下来，艾普泰德本人成了世界著名的导演，他执导的《人生七年》也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之首。

　　自《7 Up》播放以来，55年过去了，当年的7岁儿童都已63岁，艾普泰德也超过78岁，虽然14个参与者无人成为工会领袖和公司高管，但他们各自人生的丰富多彩也毫不逊色，至于此片编导未曾言明的初衷似乎现在也有了答案：除了不多的逆袭例子之外，多数人还是沿袭了父母所属的社会阶层，例如两个来自伦敦最富裕地区之一肯辛顿(Kensington)一所预备学校(Prep School，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准备私立中学入学考试)的约翰和安德鲁，7岁时居然能够准确地预言他们未来所上的私立中学和大学学院的名字，后来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律师，而律师是英国社会地位最高的职业之一;而来自贫穷的伦敦东区的三个女孩(苏、琳、杰姬)、一个男孩(托尼)和来自儿童福利院的两个男孩(保罗、西蒙)，却没有一个人上大学，后来绝大多数贫家子女或是一辈子从事低薪工作、或是不得不依靠政府救济为生。14个孩子中，大概只有两个人算是成功的逆袭例子：约克郡农家子弟尼克依靠奖学金读完了私立寄宿学校，考上了牛津大学，后来移民美国，成为大学教授;伦敦东区工薪家庭之女苏虽然未上过大学，但通过在职场上不断跳槽和努力攀升，最终成为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法律课程的行政主管。其他参与者虽然人生各有跌宕起伏，但就最终的社会阶层定位而言，基本上还是“哪来哪去”，没有跳出父母所属的那个阶级，例如，15岁就辍学的工人子弟托尼，虽然后来夫妻俩都靠开出租车，收入比父母一辈高了很多，也买了两套房子，但近些年来网约车的兴起，却让他夫妻共同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不得不卖掉伦敦城里的房子，搬到郊区。

　　《人生七年》享誉全球，在英国更是家喻户晓，而许多学者、政界人士、社会活动家则从中挖掘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价值和警示，惊呼英国是发达国家中阶层固化最严重、社会流动程度最低的国家。确实，《人生七年》清晰、鲜活地展示出：私立学校和精英大学(主要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英国社会阶层的固化器。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让你的孩子上私校，你的孩子就有很大的几率进入英国的精英大学;只要你的孩子能够从牛津、剑桥毕业，你的孩子就基本上获得了迈入英国精英阶层的入场券。

　　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教育都理应是弥合阶级鸿沟的桥梁，但如果教育成为高价商品，那它的起的作用就会相反，成为富人固化本阶级优势的黄金天梯，穷人只能望梯兴叹。

　　从今天开始，6月7日和8日这两天，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将走进考场，参加决定他们一生命运的高考。在这两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从《人生七年》谈起，比较一下英国和中国的社会流动，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些中国人讨厌本国暴富的“土豪”，赞赏英国的所谓“贵族精神”，似乎那是中国古往今来一直都缺乏的好东西，但许多英国平民却极为痛恨本国历史上的贵族社会，这包括早期远赴新大陆、创建美国的英国移民。虽然如今贵族社会作为一种制度在英国早已式衰，但其种种残迹和变种却仍然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其中最招人反感、但又最难改变的就是英国私校和精英大学在英国社会的主宰地位。尽管数十年来有识之士反复呼吁变化和施压改革，但至今英国商界、政坛、媒体等各行各业的顶层人士仍有非常多的牛津、剑桥毕业生，而这两所英国名校的生源仍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私校。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尽管全英只有7%的学生上私校，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录取的私校学生却占其全部新生的42%，调查还发现，牛、剑两校2015年至2017年这三年从8所顶尖中学(其中6所是私校)录取的新生人数，竟然超过了从其它近3000所公立中学录取的新生总和。

《63 Up》参与者：63岁的托尼(右)、苏(中)和布鲁斯(左)手捧自己7岁时的照片

　　这还是在经历了多次改革的今天。而在《人生七年》参与者们中学毕业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英国只有10%的年轻人能够上大学，虽然那时英国的贵族已经没有古代社会时那么大的政治、经济特权了，但英国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龙生龙、凤生凤”的准贵族社会，私校学童约翰和安德鲁仍然能够在7岁就准确地预言自己的光明未来，而儿童福利院的保罗却一脸茫然地反问：“什么是大学?”至于他们的下一代，除了移民澳大利亚的保罗后来有了一个全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女儿外，留守英国的工人子女们，其下一代则仍然无人上大学(尽管如今英国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远远超过1970年代)。

　　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在同一个时段(1964年至2019年)，中国也拍摄了自己的《人生七年》，参与者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中国版的富家子弟约翰、安德鲁(那时中国早已消灭了地主、资本家，类似的富家子弟只有高干子女)大概也会在1964年趾高气扬，高谈阔论，但两、三年后，他们很有可能就突然变成了“狗崽子”;中国版的工人之女杰姬、苏和琳中学毕业后肯定会“上山下乡”，但文革结束后，她们可能会返城，如自己的父母那样，进入工厂，当起了工人;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中国版的农家小子尼克大概也考上了大学，但毕业后却选择进入党政机关“爬官”，最终成为某市市长;中国版的工人子弟托尼虽然没上过大学，但靠倒卖牛仔裤起家，成为了当地著名的企业家;进入21世纪，中国版的杰姬、苏和琳可能有人成为下岗工人，也可能有人因出售市中心价格腾飞的房子而提前退休、过起了小康日子，而中国版的尼克可能因贪腐罪来到监狱服刑，与因非法集资罪入狱的中国版的托尼成为狱友，结果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发现：其实笑到最后的，可能是昔日的“狗崽子”、中国版的约翰、安德鲁……

　　当然，也许中国版的《人生七年》结局并没有上面描述得那么大起大落，也许托尼仍然在狱外经商，也许尼克依然安稳地“爬官”，但毫无疑问，中国版肯定比英国版充满着更多的跌宕起伏，因为这半个多世纪赶上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化最大、社会流动(不管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最剧烈的时代。公平地说，在中国，成功向上流动的工农子弟千千万万，多数人并没有像某些“羡慕嫉妒恨”的竞争对手所期望的那样，“爬得高、摔得脆”……

　　即使我们把眼光延伸至更悠久深远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从古至今，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就一直大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欧洲。早至秦末，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起义当然没成功，但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出身都是农民。皇帝当然是凤毛麟角，但皇帝之下多如牛毛的大官小吏，许多人也是农民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古代中国的励志“鸡汤”，说的就是这件事。那么，横跨田舍和天子堂的桥梁是什么?就是古代版的高考——科举制。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也曾经是中国社会流动的加速器，因为那时中国没有私立学校，公立学校也基本上是免费的，大学不仅不收学费，而且还会给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发放助学金，但后来随着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越来越高，教育的这种促进中国社会流动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像英国，教育起到了社会阶层固化器的作用。更可悲的是，如今中国开始兴起一股所谓的“贵族学校”热，教育逐渐成为一种非常昂贵的高价商品，成为富豪、权贵固化自己阶层权益的黄金天梯。

　　当然，英国版的《人生七年》这套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系列纪录片，内涵极为丰富，远远超过早期筹划者以阶级棱镜展示英国社会的初衷，除了其社会学的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给观者提供了远为丰富的种种人生启示。但在中国的高考之日，关心中国教育的有识之士们，如果能够从如何避免让教育成为社会阶层固化器的角度，细细品味一下英国版的《人生七年》，还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原题《"人生七年"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