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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个人嗜好之一是逛书店，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我的一大癖好。每到一国一地，我都会先光顾当地的书店、书滩，买下一些自己喜爱的或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书籍。到柏林自然也不例外。相对我曾走过的中国内地城市、港台城市和美国城市的书店，柏林的书业超乎我想象的发达，它的售书业由四大部分构成：新书店、旧书店、周末书市和网上购书。它们编织成柏林的一个图书销售网。

　　新书店遍布柏林全城，在许多重要的街区都可看到书店，其中最大的一家书店是在弗里德利希街(Friedrichstr)90号的杜斯曼文化百货商店(Dussmann das Kultur Kaufhaus)，这座文化商店共有五层，每周开放六天(周一至周六)，从上午10点至晚上24点，长达15小时，周日休息。开放时间如此之长，这在讲究八小时工作制的德国可以说是颇为特殊的例外。它不仅出售德文书，而且销售其它语种文字如英语、法语之类的书。书架上没有的书，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订购。来这里的读者人流如潮，周一至周五的晚上或周末尤其如此。许多人来此选书，或坐在店内看书直到半夜关门。书店管理井井有条，营业员服务周到，态度可鞠。我在书店试着订购一本英文书，果然按约一周后即到，看后如觉得不想买，你还可退回，不收费用。

杜斯曼文化百货商店

　　新书价格相对太贵，受经济能力限制，非我等爱书者所能随意购买。所以我更喜欢寻找旧书店(Used bookshop)，或者二手书店(Second bookshop)，不仅价廉物美，而且能找到许多出版年代较早、已在新书店脱销的书。柏林是一个旧书业十分发达的文化名城，2005至2006年度的《柏林古旧书店一览》(Antiquariate in Berlin 2005/2006)上面就载有124家古旧书店，一些自开的家庭式古旧书店尚不在此名单中。在这些书店里，你能找到一些早已脱销而价格便宜的书，一些常见的文学、生活、艺术类书尤其如此。当然，一些年代较早、印量有限、版本稀缺的书也不易找到，其价格类似于古董，相对较贵。刚到柏林的头一、两个月，我喜欢去逛这些旧书店，手拿一册《柏林古旧书店一览》，按照上面载明的书店地址，每周分区分片的探访这些书店，我几乎走访了柏林的大部分古旧书店。但说来也并不如人意，我想寻找的有关中国研究德文的书籍却颇为有限，只看到一些图文并茂的书，如《中国与欧洲》(China und Europa)、《欧洲与中国皇帝》(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nna)、《北京》(Peking)和一些德译本的中国文学作品或中国经典、德国人在华游记，真正学术性的汉学著作较为罕见。就此事我专门请教了德国同行的朋友，他们笑着反问：“假如在中国的古旧书店寻找有关研究德国的书，你能找到几本?”我才悟出其中的道理。汉学在德国毕竟是一门属于极个别学者的事业。尽管如此，在罗拉多夫街(Nollendorfstr)17号“书的世界”(Bücherwelt)，我买到了两册《北京》(Peking，1928年、1956年)照片集、《基督教艺术在中国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Kunst in China)、《欧洲与东方》(Europa und Der Oriet)、《欧洲与日本》(Europa und Japan )这些书籍对我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老板见我对购买有关中(东)西关系的书有强烈的兴趣，以后也留意收集这方面的书籍，故我成了这家书店的常客。

　　有些古旧书店经营富有特色，或专售文学类书，或专售生活类书，或专售古旧版本书，在《柏林古旧书店一览》(Antiquariate in Berlin 2005/2006)上，我看到有一家专售性学的书店——Antiquariat Ars Amandi，它没有门面，是家庭式经营(柏林有部分古旧书店没有门面，需打电话与主人约好才可去看)。老板与她的女友均已退休，年纪在六十岁左右，他们共同经营这家书店。说是书店，其实就是他的书房，我约好去他家，在两间约20平方米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种有关性学的书籍、图册，看得出来主人爱好此道已有多年，否则不会积累这么多性学类图书，他告诉我每次去巴黎等城市旅游，必去收集这方面的书籍。他颇讲究版本，向我介绍书籍、图片时，总要说明是否原版(original edition)，他的所谓原版指的是初版，他搜集了不少十八、十九世纪英、法等国出版的性学图书。他不仅售书，还自编一不定期的杂志介绍自己收集的性学书籍，已编七辑。但我以为他仍不过是一位业余的藏书家而已，真正的大藏书家是学者型，不仅懂版本学、而且懂目录学，故收藏专门书籍是有系统、成规模。他收藏的性学书籍虽多，但似无系统，一些性学方面的代表性经典著作亦不见收藏。尽管如此，他的收藏为我展现了一个西方的性学世界。

　　绝大部分古旧书店是德文书店， 或仅售德文版书籍，我不懂德文，不能阅读德文书籍，自然还是想找英文书店。经询问柏林只有两家经营英文的旧书店：一家在Goethestraβe 69，以出售文学书籍为主，一家在Premzlauer Berg Wörther Str.27，售书范围相对广泛，规模较前一家也大。正是在这一家书店，我买到了《西方人眼中的十九世纪中国》(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 Century)、《北京郊游》(Peking Picnic)等英文书。一般来说，德国人购买英文书并不是从书店购买，而是在网上通过亚马逊(Amazom)网订购，这大概是书店里的英文书和英文书店较少的原因吧!

　　当我按图索骥，跑遍了柏林大部分古旧书店，发现斩获甚少，我又问及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简涛先生，他告诉我还有两个周末书市，一个是在Tiergarten，一个是在博德博物馆旁。每个周六、周日开放。此外，洪堡大学门口亦有一个书市，每天开放。他为我在地图上标明了具体地址，按照他的指引，我找到了这三个市场。令我意外的是，这里的书籍比想象的要多，而且价格较低，常常能以低价购得具有高价值的书籍。最令我兴奋的是，Tiergarten有一书滩老板，每周六他都会抛出一批新的书籍，他的书价十分便宜，每本一、二欧元，贵的也不过四、五欧元。他的书籍来源，我猜想是图书馆的处理书籍，或者某些书店、个人的处理品，书价之贱，真是令人不可想象。当我发现此处后，常常每周都是最早先光顾他的书滩，成了他最忠实的顾主，经过几次接触，两人的关系自然渐渐熟悉起来。在他手里，我廉价买下了《席勒全集》(Shillers Fämmtlide Werkr，9册，1868年——1870年版，30欧元)、《体育编年史》(Die Chronik des Sports，4欧元)、《琼·保尔斯斯作品》(Jean Pauls Werke，1908年版，4册，8欧元)等书。在一家旧书摊上，我发现了两本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书：《中国土地与人民》(China: Land und laute，1903年德文版)，《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2册，1895年英文版)，书摊老版出价每种60欧元，我砍价至30元，说：“I get it.”没想到书摊老板大手一挥，让我拿去，这是我在周末书市买得最贵的两本书。虽然书价较其它书高，但比起古旧书店里的书还是便宜，在一家旧书店我看到一本《中国与中国人》(China und die Chinese，1901年版)，订价90欧元，与书店老板讨价还价，他死硬不让价，似乎吃定了我这个中国顾客要买下这本书，令我畏而却步。后来罗梅君教授又告诉我在她家附近Rathaus Schöneberg也有一个周末跳蚤市场，规模很大，内中也有一些书滩，价格十分便宜，她有时也去一看，因此处离我的住地很近，我随即去看了几次，除了一书滩有许多英文书出售较有特色外，感觉此处不如前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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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在古旧书店，还是在周末书市，你都很容易发现一些在十九世纪甚至更早的年代出版的古旧书籍，有些书籍可能因年代久远已经破损，但仍有不少仍保存完好，品相精美，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买下的一些十九世纪出版的书籍，纯粹是看到这些书出版的年代较早、书品极佳，其装桢之美、印制之精，让我不忍释手。每当我到处看到这些书籍摆放在书架、书摊上时，我脑子里不禁会发出疑问，德国也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灾难的国度，何以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后，他还能保存这么多古旧书籍，我们古老的中国，只经过几次改朝换代的革命(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私人的藏书几乎就荡然无存。我只能这样解释，德国虽然经历了战争，但战争并没有伤及他的传统文化，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迫害科学家、文艺家，但他还没有像我们那样在“破四旧”的旗帜下，大肆焚毁古迹、古书，德国人的私人收藏(除犹太人外)大都得以保存，所以在民间还存有许多古旧书籍，其历史文化可以说一脉相承，并未真正中断，这就是他们这个比我们较为年青的民族今天比我们还显得更为“古老”、更有历史感的原因。我们在经过各种内战和外战的毁灭性战火后，在受到“革命”风暴的冲击下，传统已经中断，古籍大量焚毁，以至我们今天痛感祖宗留下的历史遗产资源损毁得太多，流失得太多!

　　德国是近代音乐、美术极为发达的一个国家，在这里曾经诞生过一批世界级的音乐家、美术家，所以德国人富有重视艺术的传统，美术、音乐、图片类书籍相当丰富，这在书市、书店亦有明显的反映。可惜我非艺术专业人士，否则这方面的书籍，也会纳入我的购买范围，望着那些成批堆放在书摊上的艺术类书籍十分廉价地抛售，我常常有一种为之心动的感觉，这些书往往是用铜版纸制成，重量不轻，我回国所能带的行李重量有限，自然只好望书兴叹。

　　在柏林短暂的半年时间里，我居然还意外地碰上了一年一度的“国际柏林古旧书展”(10月28—30日)，书展的最后一天，我正好去德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刚好遇上这里正在进行古旧书展。我在参观完德国历史博物馆后，随即浏览了正在此处进行的书展，参加书展的是全德和欧洲一些有名的古旧书店和著名的收藏家，它们带来各自收藏的珍贵的古旧版本书籍在这里展出，我向各个摊位的展主询问了有关中国书籍的版本情况，结果在展台上发现了英国呤唎著《太平天国亲历记》(1866年初版)和一本十六世纪西方人士用拉丁文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游记。一位展主还向我展示了他收藏的两本有关中国相册，是一位德国军官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所摄，相册装桢十分精美，有些相片虽已变黄，但却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这些展出的古旧书籍，索价甚高，非常人敢于问津，我看上的那两册相册，展主索价6000欧元，这样高的价格对我来说，自然是连讨价还价的意义都没有了。我估摸能在这里购书的顾主可能是图书馆或个别的私人收藏家，一般图书爱好者是不敢问津的。

　　书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反映。自从人类出现了文字以后，书本就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记载工具，从书本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精神的历程。德国是一个出版大国，号称世界第三，排列在英国、中国之后。每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前来参展，其影响力可与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节相毗美。德国人是一个喜好书籍的民族，从其数量众多的书店，从地铁上随处可见人们捧着书阅读的情景，我们都可获致这一印象。这是一个精神世界相当丰富的国度，怪不得德国人常以轻蔑的口吻称美国人没有文化，这种骨子里的傲慢源自于他自居于西方文化的正统，源自于他自身深厚的人文、艺术素养，也正因为他具有这种强烈好学的精神传统，德国人才在屡战屡挫中崛起。不过，今日受英美文化的挤压，德语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已被边缘化，这种处境自然也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语曾一度是世界科学界的通用语种，科学文献采用德文作为书写的标准文字，这是德语的黄金时代，这样风光的时代对今天的德国人来说，终究已成为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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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出于专业研究的需要，我自然对德国的汉学研究有着职业本能的兴趣。我是北京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校际交流的访问学者，柏林自由大学外事处安排我在该校东亚所，合作教授是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她是该所所长，也是所里的学术带头人。我与她在北大即已认识。按照德国学术界的规则，一篇博士毕业论文，只够你升任副教授的资本。欲申请教授职位，则须再提交一篇教授论文，供同行专家评审。罗教授的博士论文是《作为一门政治的、学术的编纂的历史科学——1920、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教授论文是《北京民俗学研究》，两书均有中译本，德国汉学著作在中国译介数量不多，与美国、日本、法国等国比较尤显寥寥无几，罗教授的两本代表作在华均有译作，这在德国学者中极为罕见，反映了她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因为每个系、所设置的教授职位十分有限，且教授还须担任系主任或所长之类的行政职务，学术研究与行政工作二者集于一身，故德国教授都是大忙人。我刚到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报到后，与罗教授匆匆见面，谈了约半小时，我将自己的各项工作要求作了简单说明，她随即对我的要求逐一答复。除了我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之外，她希望我为她的两位正在从事晚清史研究的博士生讲解文言文中文材料，因为这两位德国学生的中文阅读水平仍然有限，他们只有阅读白话文的经验，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工作分配。

　　我安排与史通文(Andreas Steen) 在同一办公室。史通文的研究方向是中德关系史，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近代的唱片生产，这是一个非常专门的题目。不要说对一个德国学者很不容易，就是在中国迄今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史通文娶了一个中国太太，这是西方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戏称这是为自己找一本“活字典”，有中文方面的问题即可随时向太太请教。许多西方中国研究学者的另一半都是中国人，史通文的妻子原是南京某美术学院的学生，来德国后成了专职太太，史通文夸奖他的太太长得漂亮，他们共同的爱好是喜欢旅游。

　　罗教授满天飞，先是去北大参加“北京国际学术论坛”，然后又去芬兰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再又去莫斯科出席那里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汉学研讨会，我与她几乎很难见上一面。看到我被闲置的“尴尬”，接待我的秘书L小姐，遂又安排我与该校孔子学院的事务部主任余德美女士会面，她是中德混血儿，父亲余克铭1930年代来德国留学，在达城高等工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Darmstalt)学习土木建筑，读书期间开始与一位德国小姐恋爱，因为战争的关系，德国女人与中国人结婚受到禁止，余先生的恋爱面临很大的困难，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余德美也成了非婚生女儿。因为父亲的这层血缘关系，余女士自然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她本是新闻学出身，退休前在柏林自由大学新闻系工作，退休后被罗教授邀请到孔子学院帮忙，业余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史研究，热心中德文化交流。她去过中国多次，能说一点汉语。她听说我对中德文化交流史研究亦有兴趣，就随身带来了一些德文版的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著作，如《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柏林与中国》等。我与她交谈了两次，她介绍了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我开始被引入一个新的领域，以后孔子学院的活动也常常邀约我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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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柏林，我拜访的第一位老汉学家是傅吾康先生(Wolfgang Franke)。当我从余德美那里得知柏林还有这样一位高龄汉学前辈，遂决定前往拜访。傅先生已是94岁高龄，与她女儿复生(Renata)住在一起。傅先生是德国汉学泰斗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之子，早年曾在汉堡大学、柏林大学学习汉学，1935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康有为及其变法派》。1937年他只身来到中国，在北京长期担任中德学会秘书，编辑会刊《汉学杂志》。他热爱汉学，并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女生胡隽吟结婚。抗战胜利后，他曾去西南地区的成都华西大学工作。1948年应冯至之邀，到北大西语系德文专业任教。1950年回到德国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担任所长兼教授。1977年退休后，又去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任教，晚年从事马来西亚华人华侨史研究，颇有成就，编有《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等书。他家里的壁上挂着一幅由马来西亚华人高先生撰写的一幅书法作品，上题“汉学翘楚”四个大字，当是对傅吾康先生一生汉学成就及其地位的最高评价。

　　我是11月4日下午四时半前往傅家访问。为我开门的是傅先生女儿，身披一件墨绿色衣袍，看上去更像一个中国人。1980年代她曾在北京教过书，以后多次来中国，以“中国人”自居。虽然已过90高龄，老先生与我交谈了约两小时，并未显示出多大倦意。当我问及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北京工作时与日本人的关系如何处理，老人家未加思索即回答道：“我不与日本人来往。”“为什么?那时德国是日本的盟国。”我随即追问。“因为他们欺负中国人。”老人家的回答很利索。当我问及德国为什么没有像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那样在海外拥有广大的殖民地?老人家想了一想，回答说：“德国统一的时间比较晚。”他的女儿随即补充说：“德国成立殖民部的时间远远晚于英、法等国。”也就是说，德国在海外扩张方面之所以晚于英、法等国，是由于其内部的整合没有完成，因而妨碍了他向海外的殖民开拓，这也就决定了后来德国受制于英、法、俄等国的命运，深感没有发展的空间，所以决意冒险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以解决自己的发展空间问题。

　　复生女士向我出示了她祖父《中国通史》(五卷)一书的新版和傅先生的多种著作，包括《中国近百年革命史(1851-1949)》、《西方与中国》、《五四运动史》以及他的两卷本的自传。一家三代人如此痴迷汉学，将汉学变成了家学，并在德国汉学史上留有深刻的痕迹，可见Frank一家与中国的关系渊源之深与情感之重。

　　德国现有三所孔子学院，分别在柏林、艾尔朗根—纽伦堡和杜塞尔多夫。柏林自由大学的孔子学院系与北京大学共建，当它刚刚成立时，北大校长许智宏等专程赶到柏林参加它的挂牌仪式，以示庆贺。孔子学院除了进行日常的汉语教学外，还经常开展一些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中国学者和官员、或德国学者来学院做学术讲演。罗梅君兼任孔子学院院长，她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每次活动总是能动员到来自各方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士参加该学院的活动，少则三四十人，多则七八十人。大家在一起聚谈的话题自然都是与中国相关，有时你甚至会感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俱乐部”。我因为有时应邀参加该院的活动，也认识了一些与中国研究有关的德国朋友，如穆海南、梅益华夫妇、Susanne Buschmann博士等，他们或在中国留过学、或去过中国、或正在中国研究，都自称是“汉学家”。Susanne Buschmann博士与她的先生刚到中国访问，她先生谈起对中国的印象时，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他把中国比喻成一条龙(Dragon)，这是西方人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拿破仑曾称中国是一条睡着的龙，而Susanne的先生则以为中国这条龙已经醒来，开始腾飞，只是龙头还不够现代化，所以显得有些头重脚轻。

　　穆海南、梅益华夫妇俩1950年代在北京大学留过学，在北京度过了他们的大学时光，并生育了第一位小孩。他俩对我这位北大校友来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专门邀请我去家里做客。他们住在柏林东部Trptower Park附近，这里原属东柏林，周围是一片森林公园，内中有一小湖，环境幽雅、景色迷人。穆先生亲自到轻轨车站来迎接我，带我到湖上餐厅共进午餐，然后参观坐落在公园内的苏军烈士纪念碑，它是柏林最大的纪念碑。纪念碑高达十余米，用巨大的大理石建成，气势雄伟、颇为壮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苏军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付出了严重伤亡的代价，这座纪念碑即是为纪念那些牺牲的烈士而建。柏林还有一座苏军烈士纪念碑，坐落在普兰登堡门前面，但规格远不及这座。可以想象，在苏军驻扎前东德的年代，这里每年举行各种纪念仪式，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献花，当年的场景是多么热闹!如今这里游人稀少，显得十分寂静，似乎成了一块被人遗忘的墓地。

　　梅教授在家中等待我。在前东德时期，她曾任洪堡大学汉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编有《中国文学辞典》等书，与许多中国作家有着密切的来往。东西德合并后，因为人缘关系良好，她比其他同事幸运，保留了在洪堡大学的教职。而穆教授所在的东德科学院则被解散，穆教授成了失业的“海龟”,平时靠做一些翻译工作维持生计。当他问及我阅读《人民日报》(海外版)时，经常看到用“海龟”一词来形容留学生，不太明白它的由来，我解释说这是根据汉语中的谐音所新造的一个词，“海龟”即为海归，海外归来之意。他才明白地点了下头。谈及东西德合并时期人事的变动情况，穆、梅夫妇俩都表现了极大的不满，当时东德方面的教授全部须接受政治审查，核查你是否与东德政府或前苏联克格勃有合作关系。以梅教授所在的洪堡大学亚非学院为例，很多教授当年因为掌握外语，可做翻译，因而曾经参与过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这些活动均可能纪录在案，因此在审查过程中这些入档的纪录被作为证据，很容易地将当事人打成“特嫌”，政审自然很难通过，失去教职也就等于失去生活来源。梅教授为人善良，待人宽厚，在汉学界又有很高的地位，因而得以留下来继续任教。穆先生则只能靠在一些出版机构中，找临时性的翻译中文工作，以维持生计。东德巨变时，最困难的是老人，他们习惯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动时，不知所措，或失业，或没有退休金，东西德的收入差距较大，东德这边的人其生活境况之艰难可想而知。洪堡大学亚非学院的汉学系曾是东德的汉学重镇，拥有十余名教职员，实力雄厚，被西德方面派人接管后，绝大部分教职员被解聘，如今该系已几不存在。我原想趁在柏林的机会，去洪堡大学做一访问，得知这种情形后，自然取消了这一计划。

　　相形之下，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和汉学系的学术研究显得十分活跃，学术活动频繁，来往人员甚多。所内拥有四名教授，多名副教授、助教，每年招收数十名学生。罗教授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晚清政治史、1950年代的当代中国史，她有一个相互配合得很好的学术团队。德国的所谓“东亚”是指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与美国大学设置的东亚系研究范围一样。西方大学的外国史研究，其研究名称与研究范围有时并不完全对称，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对外关系需要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或重点研究对象。英国的亚洲研究是印度，美国的亚洲研究是东亚，德国的亚洲研究主要也是东亚。

　　身临德国大学，给我的感觉却和在中国差不多。东亚所平时的会议很多，会上教授与教授之间常有争论发生。教授之间的“文人相轻”、人事纠纷现象自然也随之浮上水面。教授位置少，在他的团队中拥有绝对权威，团队其他成员(副教授、博士生、硕士生)都得听命于他的老板——教授，这似乎成了他们的学术纪律。教授、副教授之间的档次分明，从他们的工资收入差距可以看出这一点。东亚所内附属的东亚图书馆规模很小，远不如美国大学的东亚图书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汉学研究的规模和投入确不能与美国、日本，甚至法国相比。

　　按照惯例，来东亚所访问的外籍学者须在访问期间做一讲座，报告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根据这一规定，12月16日我在该所举办的年度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一场题为“丁文江的文献整理及其研究”的演讲。当我提起丁文江与德国的关系主要有两点：一是他曾在德国南部的Freiburg读过半年书，学会了德语;一是他喜欢留胡须，有人说他留的八字胡须，是模仿德国国王威廉二世的模样。听到此，在座的德国师生都哈哈大笑起来。讲座完毕，在他们的留言簿上，我写下了如下题词：“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游刃其间，其乐无穷。祝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的汉学研究更上一层楼，期待您们成为德国汉学的重镇。”我相信以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总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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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个人嗜好之一是逛书店，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我的一大癖好。每到一国一地，我都会先光顾当地的书店、书滩，买下一些自己喜爱的或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书籍。到柏林自然也不例外。相对我曾走过的中国内地城市、港台城市和美国城市的书店，柏林的书业超乎我想象的发达，它的售书业由四大部分构成：新书店、旧书店、周末书市和网上购书。它们编织成柏林的一个图书销售网。

　　新书店遍布柏林全城，在许多重要的街区都可看到书店，其中最大的一家书店是在弗里德利希街(Friedrichstr)90号的杜斯曼文化百货商店(Dussmann das Kultur Kaufhaus)，这座文化商店共有五层，每周开放六天(周一至周六)，从上午10点至晚上24点，长达15小时，周日休息。开放时间如此之长，这在讲究八小时工作制的德国可以说是颇为特殊的例外。它不仅出售德文书，而且销售其它语种文字如英语、法语之类的书。书架上没有的书，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订购。来这里的读者人流如潮，周一至周五的晚上或周末尤其如此。许多人来此选书，或坐在店内看书直到半夜关门。书店管理井井有条，营业员服务周到，态度可鞠。我在书店试着订购一本英文书，果然按约一周后即到，看后如觉得不想买，你还可退回，不收费用。

杜斯曼文化百货商店

　　新书价格相对太贵，受经济能力限制，非我等爱书者所能随意购买。所以我更喜欢寻找旧书店(Used bookshop)，或者二手书店(Second bookshop)，不仅价廉物美，而且能找到许多出版年代较早、已在新书店脱销的书。柏林是一个旧书业十分发达的文化名城，2005至2006年度的《柏林古旧书店一览》(Antiquariate in Berlin 2005/2006)上面就载有124家古旧书店，一些自开的家庭式古旧书店尚不在此名单中。在这些书店里，你能找到一些早已脱销而价格便宜的书，一些常见的文学、生活、艺术类书尤其如此。当然，一些年代较早、印量有限、版本稀缺的书也不易找到，其价格类似于古董，相对较贵。刚到柏林的头一、两个月，我喜欢去逛这些旧书店，手拿一册《柏林古旧书店一览》，按照上面载明的书店地址，每周分区分片的探访这些书店，我几乎走访了柏林的大部分古旧书店。但说来也并不如人意，我想寻找的有关中国研究德文的书籍却颇为有限，只看到一些图文并茂的书，如《中国与欧洲》(China und Europa)、《欧洲与中国皇帝》(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nna)、《北京》(Peking)和一些德译本的中国文学作品或中国经典、德国人在华游记，真正学术性的汉学著作较为罕见。就此事我专门请教了德国同行的朋友，他们笑着反问：“假如在中国的古旧书店寻找有关研究德国的书，你能找到几本?”我才悟出其中的道理。汉学在德国毕竟是一门属于极个别学者的事业。尽管如此，在罗拉多夫街(Nollendorfstr)17号“书的世界”(Bücherwelt)，我买到了两册《北京》(Peking，1928年、1956年)照片集、《基督教艺术在中国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Kunst in China)、《欧洲与东方》(Europa und Der Oriet)、《欧洲与日本》(Europa und Japan )这些书籍对我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老板见我对购买有关中(东)西关系的书有强烈的兴趣，以后也留意收集这方面的书籍，故我成了这家书店的常客。

　　有些古旧书店经营富有特色，或专售文学类书，或专售生活类书，或专售古旧版本书，在《柏林古旧书店一览》(Antiquariate in Berlin 2005/2006)上，我看到有一家专售性学的书店——Antiquariat Ars Amandi，它没有门面，是家庭式经营(柏林有部分古旧书店没有门面，需打电话与主人约好才可去看)。老板与她的女友均已退休，年纪在六十岁左右，他们共同经营这家书店。说是书店，其实就是他的书房，我约好去他家，在两间约20平方米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种有关性学的书籍、图册，看得出来主人爱好此道已有多年，否则不会积累这么多性学类图书，他告诉我每次去巴黎等城市旅游，必去收集这方面的书籍。他颇讲究版本，向我介绍书籍、图片时，总要说明是否原版(original edition)，他的所谓原版指的是初版，他搜集了不少十八、十九世纪英、法等国出版的性学图书。他不仅售书，还自编一不定期的杂志介绍自己收集的性学书籍，已编七辑。但我以为他仍不过是一位业余的藏书家而已，真正的大藏书家是学者型，不仅懂版本学、而且懂目录学，故收藏专门书籍是有系统、成规模。他收藏的性学书籍虽多，但似无系统，一些性学方面的代表性经典著作亦不见收藏。尽管如此，他的收藏为我展现了一个西方的性学世界。

　　绝大部分古旧书店是德文书店， 或仅售德文版书籍，我不懂德文，不能阅读德文书籍，自然还是想找英文书店。经询问柏林只有两家经营英文的旧书店：一家在Goethestraβe 69，以出售文学书籍为主，一家在Premzlauer Berg Wörther Str.27，售书范围相对广泛，规模较前一家也大。正是在这一家书店，我买到了《西方人眼中的十九世纪中国》(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 Century)、《北京郊游》(Peking Picnic)等英文书。一般来说，德国人购买英文书并不是从书店购买，而是在网上通过亚马逊(Amazom)网订购，这大概是书店里的英文书和英文书店较少的原因吧!

　　当我按图索骥，跑遍了柏林大部分古旧书店，发现斩获甚少，我又问及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简涛先生，他告诉我还有两个周末书市，一个是在Tiergarten，一个是在博德博物馆旁。每个周六、周日开放。此外，洪堡大学门口亦有一个书市，每天开放。他为我在地图上标明了具体地址，按照他的指引，我找到了这三个市场。令我意外的是，这里的书籍比想象的要多，而且价格较低，常常能以低价购得具有高价值的书籍。最令我兴奋的是，Tiergarten有一书滩老板，每周六他都会抛出一批新的书籍，他的书价十分便宜，每本一、二欧元，贵的也不过四、五欧元。他的书籍来源，我猜想是图书馆的处理书籍，或者某些书店、个人的处理品，书价之贱，真是令人不可想象。当我发现此处后，常常每周都是最早先光顾他的书滩，成了他最忠实的顾主，经过几次接触，两人的关系自然渐渐熟悉起来。在他手里，我廉价买下了《席勒全集》(Shillers Fämmtlide Werkr，9册，1868年——1870年版，30欧元)、《体育编年史》(Die Chronik des Sports，4欧元)、《琼·保尔斯斯作品》(Jean Pauls Werke，1908年版，4册，8欧元)等书。在一家旧书摊上，我发现了两本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书：《中国土地与人民》(China: Land und laute，1903年德文版)，《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2册，1895年英文版)，书摊老版出价每种60欧元，我砍价至30元，说：“I get it.”没想到书摊老板大手一挥，让我拿去，这是我在周末书市买得最贵的两本书。虽然书价较其它书高，但比起古旧书店里的书还是便宜，在一家旧书店我看到一本《中国与中国人》(China und die Chinese，1901年版)，订价90欧元，与书店老板讨价还价，他死硬不让价，似乎吃定了我这个中国顾客要买下这本书，令我畏而却步。后来罗梅君教授又告诉我在她家附近Rathaus Schöneberg也有一个周末跳蚤市场，规模很大，内中也有一些书滩，价格十分便宜，她有时也去一看，因此处离我的住地很近，我随即去看了几次，除了一书滩有许多英文书出售较有特色外，感觉此处不如前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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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在古旧书店，还是在周末书市，你都很容易发现一些在十九世纪甚至更早的年代出版的古旧书籍，有些书籍可能因年代久远已经破损，但仍有不少仍保存完好，品相精美，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买下的一些十九世纪出版的书籍，纯粹是看到这些书出版的年代较早、书品极佳，其装桢之美、印制之精，让我不忍释手。每当我到处看到这些书籍摆放在书架、书摊上时，我脑子里不禁会发出疑问，德国也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灾难的国度，何以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后，他还能保存这么多古旧书籍，我们古老的中国，只经过几次改朝换代的革命(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私人的藏书几乎就荡然无存。我只能这样解释，德国虽然经历了战争，但战争并没有伤及他的传统文化，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迫害科学家、文艺家，但他还没有像我们那样在“破四旧”的旗帜下，大肆焚毁古迹、古书，德国人的私人收藏(除犹太人外)大都得以保存，所以在民间还存有许多古旧书籍，其历史文化可以说一脉相承，并未真正中断，这就是他们这个比我们较为年青的民族今天比我们还显得更为“古老”、更有历史感的原因。我们在经过各种内战和外战的毁灭性战火后，在受到“革命”风暴的冲击下，传统已经中断，古籍大量焚毁，以至我们今天痛感祖宗留下的历史遗产资源损毁得太多，流失得太多!

　　德国是近代音乐、美术极为发达的一个国家，在这里曾经诞生过一批世界级的音乐家、美术家，所以德国人富有重视艺术的传统，美术、音乐、图片类书籍相当丰富，这在书市、书店亦有明显的反映。可惜我非艺术专业人士，否则这方面的书籍，也会纳入我的购买范围，望着那些成批堆放在书摊上的艺术类书籍十分廉价地抛售，我常常有一种为之心动的感觉，这些书往往是用铜版纸制成，重量不轻，我回国所能带的行李重量有限，自然只好望书兴叹。

　　在柏林短暂的半年时间里，我居然还意外地碰上了一年一度的“国际柏林古旧书展”(10月28—30日)，书展的最后一天，我正好去德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刚好遇上这里正在进行古旧书展。我在参观完德国历史博物馆后，随即浏览了正在此处进行的书展，参加书展的是全德和欧洲一些有名的古旧书店和著名的收藏家，它们带来各自收藏的珍贵的古旧版本书籍在这里展出，我向各个摊位的展主询问了有关中国书籍的版本情况，结果在展台上发现了英国呤唎著《太平天国亲历记》(1866年初版)和一本十六世纪西方人士用拉丁文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游记。一位展主还向我展示了他收藏的两本有关中国相册，是一位德国军官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所摄，相册装桢十分精美，有些相片虽已变黄，但却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这些展出的古旧书籍，索价甚高，非常人敢于问津，我看上的那两册相册，展主索价6000欧元，这样高的价格对我来说，自然是连讨价还价的意义都没有了。我估摸能在这里购书的顾主可能是图书馆或个别的私人收藏家，一般图书爱好者是不敢问津的。

　　书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反映。自从人类出现了文字以后，书本就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记载工具，从书本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精神的历程。德国是一个出版大国，号称世界第三，排列在英国、中国之后。每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前来参展，其影响力可与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节相毗美。德国人是一个喜好书籍的民族，从其数量众多的书店，从地铁上随处可见人们捧着书阅读的情景，我们都可获致这一印象。这是一个精神世界相当丰富的国度，怪不得德国人常以轻蔑的口吻称美国人没有文化，这种骨子里的傲慢源自于他自居于西方文化的正统，源自于他自身深厚的人文、艺术素养，也正因为他具有这种强烈好学的精神传统，德国人才在屡战屡挫中崛起。不过，今日受英美文化的挤压，德语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已被边缘化，这种处境自然也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语曾一度是世界科学界的通用语种，科学文献采用德文作为书写的标准文字，这是德语的黄金时代，这样风光的时代对今天的德国人来说，终究已成为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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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出于专业研究的需要，我自然对德国的汉学研究有着职业本能的兴趣。我是北京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校际交流的访问学者，柏林自由大学外事处安排我在该校东亚所，合作教授是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她是该所所长，也是所里的学术带头人。我与她在北大即已认识。按照德国学术界的规则，一篇博士毕业论文，只够你升任副教授的资本。欲申请教授职位，则须再提交一篇教授论文，供同行专家评审。罗教授的博士论文是《作为一门政治的、学术的编纂的历史科学——1920、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教授论文是《北京民俗学研究》，两书均有中译本，德国汉学著作在中国译介数量不多，与美国、日本、法国等国比较尤显寥寥无几，罗教授的两本代表作在华均有译作，这在德国学者中极为罕见，反映了她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因为每个系、所设置的教授职位十分有限，且教授还须担任系主任或所长之类的行政职务，学术研究与行政工作二者集于一身，故德国教授都是大忙人。我刚到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报到后，与罗教授匆匆见面，谈了约半小时，我将自己的各项工作要求作了简单说明，她随即对我的要求逐一答复。除了我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之外，她希望我为她的两位正在从事晚清史研究的博士生讲解文言文中文材料，因为这两位德国学生的中文阅读水平仍然有限，他们只有阅读白话文的经验，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工作分配。

　　我安排与史通文(Andreas Steen) 在同一办公室。史通文的研究方向是中德关系史，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近代的唱片生产，这是一个非常专门的题目。不要说对一个德国学者很不容易，就是在中国迄今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史通文娶了一个中国太太，这是西方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戏称这是为自己找一本“活字典”，有中文方面的问题即可随时向太太请教。许多西方中国研究学者的另一半都是中国人，史通文的妻子原是南京某美术学院的学生，来德国后成了专职太太，史通文夸奖他的太太长得漂亮，他们共同的爱好是喜欢旅游。

　　罗教授满天飞，先是去北大参加“北京国际学术论坛”，然后又去芬兰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再又去莫斯科出席那里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汉学研讨会，我与她几乎很难见上一面。看到我被闲置的“尴尬”，接待我的秘书L小姐，遂又安排我与该校孔子学院的事务部主任余德美女士会面，她是中德混血儿，父亲余克铭1930年代来德国留学，在达城高等工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Darmstalt)学习土木建筑，读书期间开始与一位德国小姐恋爱，因为战争的关系，德国女人与中国人结婚受到禁止，余先生的恋爱面临很大的困难，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余德美也成了非婚生女儿。因为父亲的这层血缘关系，余女士自然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她本是新闻学出身，退休前在柏林自由大学新闻系工作，退休后被罗教授邀请到孔子学院帮忙，业余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史研究，热心中德文化交流。她去过中国多次，能说一点汉语。她听说我对中德文化交流史研究亦有兴趣，就随身带来了一些德文版的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著作，如《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柏林与中国》等。我与她交谈了两次，她介绍了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我开始被引入一个新的领域，以后孔子学院的活动也常常邀约我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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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柏林，我拜访的第一位老汉学家是傅吾康先生(Wolfgang Franke)。当我从余德美那里得知柏林还有这样一位高龄汉学前辈，遂决定前往拜访。傅先生已是94岁高龄，与她女儿复生(Renata)住在一起。傅先生是德国汉学泰斗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之子，早年曾在汉堡大学、柏林大学学习汉学，1935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康有为及其变法派》。1937年他只身来到中国，在北京长期担任中德学会秘书，编辑会刊《汉学杂志》。他热爱汉学，并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女生胡隽吟结婚。抗战胜利后，他曾去西南地区的成都华西大学工作。1948年应冯至之邀，到北大西语系德文专业任教。1950年回到德国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担任所长兼教授。1977年退休后，又去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任教，晚年从事马来西亚华人华侨史研究，颇有成就，编有《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等书。他家里的壁上挂着一幅由马来西亚华人高先生撰写的一幅书法作品，上题“汉学翘楚”四个大字，当是对傅吾康先生一生汉学成就及其地位的最高评价。

　　我是11月4日下午四时半前往傅家访问。为我开门的是傅先生女儿，身披一件墨绿色衣袍，看上去更像一个中国人。1980年代她曾在北京教过书，以后多次来中国，以“中国人”自居。虽然已过90高龄，老先生与我交谈了约两小时，并未显示出多大倦意。当我问及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北京工作时与日本人的关系如何处理，老人家未加思索即回答道：“我不与日本人来往。”“为什么?那时德国是日本的盟国。”我随即追问。“因为他们欺负中国人。”老人家的回答很利索。当我问及德国为什么没有像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那样在海外拥有广大的殖民地?老人家想了一想，回答说：“德国统一的时间比较晚。”他的女儿随即补充说：“德国成立殖民部的时间远远晚于英、法等国。”也就是说，德国在海外扩张方面之所以晚于英、法等国，是由于其内部的整合没有完成，因而妨碍了他向海外的殖民开拓，这也就决定了后来德国受制于英、法、俄等国的命运，深感没有发展的空间，所以决意冒险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以解决自己的发展空间问题。

　　复生女士向我出示了她祖父《中国通史》(五卷)一书的新版和傅先生的多种著作，包括《中国近百年革命史(1851-1949)》、《西方与中国》、《五四运动史》以及他的两卷本的自传。一家三代人如此痴迷汉学，将汉学变成了家学，并在德国汉学史上留有深刻的痕迹，可见Frank一家与中国的关系渊源之深与情感之重。

　　德国现有三所孔子学院，分别在柏林、艾尔朗根—纽伦堡和杜塞尔多夫。柏林自由大学的孔子学院系与北京大学共建，当它刚刚成立时，北大校长许智宏等专程赶到柏林参加它的挂牌仪式，以示庆贺。孔子学院除了进行日常的汉语教学外，还经常开展一些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中国学者和官员、或德国学者来学院做学术讲演。罗梅君兼任孔子学院院长，她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每次活动总是能动员到来自各方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士参加该学院的活动，少则三四十人，多则七八十人。大家在一起聚谈的话题自然都是与中国相关，有时你甚至会感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俱乐部”。我因为有时应邀参加该院的活动，也认识了一些与中国研究有关的德国朋友，如穆海南、梅益华夫妇、Susanne Buschmann博士等，他们或在中国留过学、或去过中国、或正在中国研究，都自称是“汉学家”。Susanne Buschmann博士与她的先生刚到中国访问，她先生谈起对中国的印象时，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他把中国比喻成一条龙(Dragon)，这是西方人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拿破仑曾称中国是一条睡着的龙，而Susanne的先生则以为中国这条龙已经醒来，开始腾飞，只是龙头还不够现代化，所以显得有些头重脚轻。

　　穆海南、梅益华夫妇俩1950年代在北京大学留过学，在北京度过了他们的大学时光，并生育了第一位小孩。他俩对我这位北大校友来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专门邀请我去家里做客。他们住在柏林东部Trptower Park附近，这里原属东柏林，周围是一片森林公园，内中有一小湖，环境幽雅、景色迷人。穆先生亲自到轻轨车站来迎接我，带我到湖上餐厅共进午餐，然后参观坐落在公园内的苏军烈士纪念碑，它是柏林最大的纪念碑。纪念碑高达十余米，用巨大的大理石建成，气势雄伟、颇为壮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苏军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付出了严重伤亡的代价，这座纪念碑即是为纪念那些牺牲的烈士而建。柏林还有一座苏军烈士纪念碑，坐落在普兰登堡门前面，但规格远不及这座。可以想象，在苏军驻扎前东德的年代，这里每年举行各种纪念仪式，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献花，当年的场景是多么热闹!如今这里游人稀少，显得十分寂静，似乎成了一块被人遗忘的墓地。

　　梅教授在家中等待我。在前东德时期，她曾任洪堡大学汉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编有《中国文学辞典》等书，与许多中国作家有着密切的来往。东西德合并后，因为人缘关系良好，她比其他同事幸运，保留了在洪堡大学的教职。而穆教授所在的东德科学院则被解散，穆教授成了失业的“海龟”,平时靠做一些翻译工作维持生计。当他问及我阅读《人民日报》(海外版)时，经常看到用“海龟”一词来形容留学生，不太明白它的由来，我解释说这是根据汉语中的谐音所新造的一个词，“海龟”即为海归，海外归来之意。他才明白地点了下头。谈及东西德合并时期人事的变动情况，穆、梅夫妇俩都表现了极大的不满，当时东德方面的教授全部须接受政治审查，核查你是否与东德政府或前苏联克格勃有合作关系。以梅教授所在的洪堡大学亚非学院为例，很多教授当年因为掌握外语，可做翻译，因而曾经参与过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这些活动均可能纪录在案，因此在审查过程中这些入档的纪录被作为证据，很容易地将当事人打成“特嫌”，政审自然很难通过，失去教职也就等于失去生活来源。梅教授为人善良，待人宽厚，在汉学界又有很高的地位，因而得以留下来继续任教。穆先生则只能靠在一些出版机构中，找临时性的翻译中文工作，以维持生计。东德巨变时，最困难的是老人，他们习惯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动时，不知所措，或失业，或没有退休金，东西德的收入差距较大，东德这边的人其生活境况之艰难可想而知。洪堡大学亚非学院的汉学系曾是东德的汉学重镇，拥有十余名教职员，实力雄厚，被西德方面派人接管后，绝大部分教职员被解聘，如今该系已几不存在。我原想趁在柏林的机会，去洪堡大学做一访问，得知这种情形后，自然取消了这一计划。

　　相形之下，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和汉学系的学术研究显得十分活跃，学术活动频繁，来往人员甚多。所内拥有四名教授，多名副教授、助教，每年招收数十名学生。罗教授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晚清政治史、1950年代的当代中国史，她有一个相互配合得很好的学术团队。德国的所谓“东亚”是指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与美国大学设置的东亚系研究范围一样。西方大学的外国史研究，其研究名称与研究范围有时并不完全对称，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对外关系需要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或重点研究对象。英国的亚洲研究是印度，美国的亚洲研究是东亚，德国的亚洲研究主要也是东亚。

　　身临德国大学，给我的感觉却和在中国差不多。东亚所平时的会议很多，会上教授与教授之间常有争论发生。教授之间的“文人相轻”、人事纠纷现象自然也随之浮上水面。教授位置少，在他的团队中拥有绝对权威，团队其他成员(副教授、博士生、硕士生)都得听命于他的老板——教授，这似乎成了他们的学术纪律。教授、副教授之间的档次分明，从他们的工资收入差距可以看出这一点。东亚所内附属的东亚图书馆规模很小，远不如美国大学的东亚图书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汉学研究的规模和投入确不能与美国、日本，甚至法国相比。

　　按照惯例，来东亚所访问的外籍学者须在访问期间做一讲座，报告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根据这一规定，12月16日我在该所举办的年度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一场题为“丁文江的文献整理及其研究”的演讲。当我提起丁文江与德国的关系主要有两点：一是他曾在德国南部的Freiburg读过半年书，学会了德语;一是他喜欢留胡须，有人说他留的八字胡须，是模仿德国国王威廉二世的模样。听到此，在座的德国师生都哈哈大笑起来。讲座完毕，在他们的留言簿上，我写下了如下题词：“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游刃其间，其乐无穷。祝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的汉学研究更上一层楼，期待您们成为德国汉学的重镇。”我相信以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总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