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哈维尔卸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恳切地向他的同胞说：“有时候我会犯错，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我总是努力去遵守我接受此职务时的誓言——信守我的认知与良心。”十三年的从政生涯对他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作为一个剧作家，成为政治家不是他事先的设计。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秉持良心和认知行事，最终踏上了捷克乃至世界政治舞台，让人类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在急剧变化的当今世界，一个干净的、没有从政阅历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带入政治之中，给现实政治注入新的活力。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回想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我感到最重要的还是他作为思想家对于所在时代的思考，正是这些不可替代的思考改变了他所在的国家，推动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自我解放，从而影响了东欧以及世界。

哈维尔

　　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碾碎之后的捷克弥漫着空洞、虚假、谎言和阴郁的空气，处在僵化的后极权控制之下，人们只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的自由，在翻来覆去的庸常生活当中，恐惧、冷漠、麻木、乏味、无聊吞噬着整个民族的精神，人们的灵魂仿佛都被抽空了。正是在这样难以挣脱、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困境当中，1975年4月他写下了给胡萨克总统的那封公开信：

　　“我所说的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的一种确切的情感。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像颤动的树叶那样发抖：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坚定、自我满足的公民的表情。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做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来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恐惧甚至连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亦不复存在……”

　　“一种建立在恐惧和冷漠的基础上的制度，一种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存在的单人掩体和拿伪善作为与社会交流的主要形式，将会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无需什么想象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他当然没有天真地以为他提出的问题立马会得到回应，乃至解决，但他相信“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在现实的沉闷和压抑当中也需要“第二口气”。这些文字意味着剧作家的哈维尔开始向思想家的哈维尔发生转变，他摸到了那个时代的病灶，并以难以辩驳的缜密的表述，将时代的真实处境阐释出来。1977年，他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如此分析：“后极权社会的特征是缺乏正常的社会生活，因而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迫使我们根据其一贯的逻辑来审视我们的处境，根据全球性的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人类与现制度之间最根本最内在的冲突，比传统政治要深刻的多，这个事实决定了我们思考的走向。”

　　“生活在真实中”、“无权者的权力”、“反政治的政治”……他以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独特语言，呈现了他的观察、感受和思考，不仅字字句句闪动着批判的锋芒，而且蕴含着通往未来健康社会的新因素，这些语言的背后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这是站在他对面的庞然大物难以想象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些新语言提供了新的起点。事实上，他本人很早就已意识到了语言的力量。1989年10月15日德国书商协会给他颁发和平奖，他被阻止出国领奖，他提交的书面致辞主题就是语言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神秘力量。他说，“言词确实可以说是我们存在的根源，也是我们称之为‘人’的这种宇宙生命形态的本质。精神、人的心灵、自我意识、概念思维及归纳的能力、了解世界是一个整体，而非只是我们的处所的能力、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亡以及在这种认知下继续活下去的能力——所有这一切不都是以言词为介质、甚或是由言词所创造出来的吗?”

　　语言如同光，新的语言一经产生，就会照亮黑暗。哈维尔的语言将在封闭、僵化的捷克社会掀动历史的波澜，虽然当时未必有人意识到。他深知语言是万物之始，同时清楚它“又是陷阱及考验”、“圈套与测试”，有些词汇此刻是谦卑，另一刻就会变得傲慢。所以，他提醒自己时刻保持警觉。

　　在他所有的表述当中，最具中心地位的关键词乃是良心，它不仅是与强权分庭抗礼的利器，更是值得人类守护的永恒价值。《七七宪章》首先是他和一批知识分子表达良心的一份文献，虽然它指向权力的傲慢，对此表示抗议，但没有任何取而代之的意思，它重申的只是良心自由，以及人类基本的权利与尊严。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他认为他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这样的政治不是基于利益的计算和考量，而是本着良心：“它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从良心出发，“政治不再是权力和操弄的技术，不再是对人类进行控制的技术或是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寻求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以及保护和服务人类的一种方式。我赞同政治是实践的道德，对真理的服务，站在人类立场上对同胞慎重的关怀。”

　　在天鹅绒革命之前，他已深刻地意识到，改变是从每个人自身开始的，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指望官方的改变。事实上官方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他们的每一思考，每一行动，同样触动着官方的神经，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换言之，改变并不完全取决于当权者，同样取决于无权者。无权者需要承担责任。每个人能承担的分量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只要根据良心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分担责任，也就是分享未来的希望。

　　他相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这才是他愿意参与的政治，因为它意味着真正的良心与责任感。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长期以来曾经被弃如敝履，哈维尔以他带有哲学和超越性的思考，在时代的重围中不断地仰望星空，哪怕身体失去自由、常常为生计发愁的岁月里，他始终坚持良心自由的准则。

　　从良心出发，我们才可以深深地理解他和“公民论坛”的同伴们在历史大转折关头制定的《对话守则》：

　　一、对话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二、不要作人身攻击;三、保持主题;四、辩论时要用证据;五、不要坚持错误不改;六、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七、对话要有记录;八、尽量理解对方。

　　以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危机，寻求和平的出路。对话需要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是用来约束自己这一方的，同时希望对话的另一方遵守。规则只有为对话的双方共同信守，才是有效的。对话不是自说自话，就是要告别赢家通吃的意识，告别仇恨意识、敌人意识，当然也要告别以强凌弱、强词夺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换取一个民族的新生。这些简单可行的规则，包含着人类的宽容、节制和责任，这些珍贵的品质为和平转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哈维尔一生的年日只有七十六岁，他的生命窄如手掌，却在有限的年日尽最大可能地彰显了生命的价值。他生于一个转型时代，经历了极为艰难的困境，他的思想已融入人类政治文明史，为人类提供了增量，他的行为同样为后人提供了富有个性并且具有生命力的榜样。不同民族面临的问题或有差异，回应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那些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可以穿越种族、国界，变成全人类共同分享的资源。在他谢世的日子，萦回在我脑海中的是《箴言书》上的这一句：“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2003年2月，哈维尔卸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恳切地向他的同胞说：“有时候我会犯错，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我总是努力去遵守我接受此职务时的誓言——信守我的认知与良心。”十三年的从政生涯对他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作为一个剧作家，成为政治家不是他事先的设计。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秉持良心和认知行事，最终踏上了捷克乃至世界政治舞台，让人类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在急剧变化的当今世界，一个干净的、没有从政阅历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带入政治之中，给现实政治注入新的活力。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回想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我感到最重要的还是他作为思想家对于所在时代的思考，正是这些不可替代的思考改变了他所在的国家，推动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自我解放，从而影响了东欧以及世界。

哈维尔

　　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碾碎之后的捷克弥漫着空洞、虚假、谎言和阴郁的空气，处在僵化的后极权控制之下，人们只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的自由，在翻来覆去的庸常生活当中，恐惧、冷漠、麻木、乏味、无聊吞噬着整个民族的精神，人们的灵魂仿佛都被抽空了。正是在这样难以挣脱、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困境当中，1975年4月他写下了给胡萨克总统的那封公开信：

　　“我所说的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的一种确切的情感。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像颤动的树叶那样发抖：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坚定、自我满足的公民的表情。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做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来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恐惧甚至连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亦不复存在……”

　　“一种建立在恐惧和冷漠的基础上的制度，一种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存在的单人掩体和拿伪善作为与社会交流的主要形式，将会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无需什么想象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他当然没有天真地以为他提出的问题立马会得到回应，乃至解决，但他相信“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在现实的沉闷和压抑当中也需要“第二口气”。这些文字意味着剧作家的哈维尔开始向思想家的哈维尔发生转变，他摸到了那个时代的病灶，并以难以辩驳的缜密的表述，将时代的真实处境阐释出来。1977年，他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如此分析：“后极权社会的特征是缺乏正常的社会生活，因而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迫使我们根据其一贯的逻辑来审视我们的处境，根据全球性的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人类与现制度之间最根本最内在的冲突，比传统政治要深刻的多，这个事实决定了我们思考的走向。”

　　“生活在真实中”、“无权者的权力”、“反政治的政治”……他以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独特语言，呈现了他的观察、感受和思考，不仅字字句句闪动着批判的锋芒，而且蕴含着通往未来健康社会的新因素，这些语言的背后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这是站在他对面的庞然大物难以想象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些新语言提供了新的起点。事实上，他本人很早就已意识到了语言的力量。1989年10月15日德国书商协会给他颁发和平奖，他被阻止出国领奖，他提交的书面致辞主题就是语言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神秘力量。他说，“言词确实可以说是我们存在的根源，也是我们称之为‘人’的这种宇宙生命形态的本质。精神、人的心灵、自我意识、概念思维及归纳的能力、了解世界是一个整体，而非只是我们的处所的能力、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亡以及在这种认知下继续活下去的能力——所有这一切不都是以言词为介质、甚或是由言词所创造出来的吗?”

　　语言如同光，新的语言一经产生，就会照亮黑暗。哈维尔的语言将在封闭、僵化的捷克社会掀动历史的波澜，虽然当时未必有人意识到。他深知语言是万物之始，同时清楚它“又是陷阱及考验”、“圈套与测试”，有些词汇此刻是谦卑，另一刻就会变得傲慢。所以，他提醒自己时刻保持警觉。

　　在他所有的表述当中，最具中心地位的关键词乃是良心，它不仅是与强权分庭抗礼的利器，更是值得人类守护的永恒价值。《七七宪章》首先是他和一批知识分子表达良心的一份文献，虽然它指向权力的傲慢，对此表示抗议，但没有任何取而代之的意思，它重申的只是良心自由，以及人类基本的权利与尊严。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他认为他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这样的政治不是基于利益的计算和考量，而是本着良心：“它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从良心出发，“政治不再是权力和操弄的技术，不再是对人类进行控制的技术或是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寻求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以及保护和服务人类的一种方式。我赞同政治是实践的道德，对真理的服务，站在人类立场上对同胞慎重的关怀。”

　　在天鹅绒革命之前，他已深刻地意识到，改变是从每个人自身开始的，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指望官方的改变。事实上官方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他们的每一思考，每一行动，同样触动着官方的神经，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换言之，改变并不完全取决于当权者，同样取决于无权者。无权者需要承担责任。每个人能承担的分量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只要根据良心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分担责任，也就是分享未来的希望。

　　他相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这才是他愿意参与的政治，因为它意味着真正的良心与责任感。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长期以来曾经被弃如敝履，哈维尔以他带有哲学和超越性的思考，在时代的重围中不断地仰望星空，哪怕身体失去自由、常常为生计发愁的岁月里，他始终坚持良心自由的准则。

　　从良心出发，我们才可以深深地理解他和“公民论坛”的同伴们在历史大转折关头制定的《对话守则》：

　　一、对话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二、不要作人身攻击;三、保持主题;四、辩论时要用证据;五、不要坚持错误不改;六、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七、对话要有记录;八、尽量理解对方。

　　以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危机，寻求和平的出路。对话需要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是用来约束自己这一方的，同时希望对话的另一方遵守。规则只有为对话的双方共同信守，才是有效的。对话不是自说自话，就是要告别赢家通吃的意识，告别仇恨意识、敌人意识，当然也要告别以强凌弱、强词夺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换取一个民族的新生。这些简单可行的规则，包含着人类的宽容、节制和责任，这些珍贵的品质为和平转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哈维尔一生的年日只有七十六岁，他的生命窄如手掌，却在有限的年日尽最大可能地彰显了生命的价值。他生于一个转型时代，经历了极为艰难的困境，他的思想已融入人类政治文明史，为人类提供了增量，他的行为同样为后人提供了富有个性并且具有生命力的榜样。不同民族面临的问题或有差异，回应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那些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可以穿越种族、国界，变成全人类共同分享的资源。在他谢世的日子，萦回在我脑海中的是《箴言书》上的这一句：“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