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是如何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的?

　　农历乙未年，我已经五十五岁了。

　　大学教龄到了三十年，在北大的执教岁月也整整二十个春秋了。这个年龄，功利之求渐少，退休之日可期，心境趋于平缓。在阅读方面的表现，就是闲书看得更多了。

　　影响阅读书目选择的无非是三个因素，一是与自己在专业领域长期思考的问题相关，二是业余兴趣，三是跟旅行有关。到了一个地方，看到某个历史名胜，就搜求相关书籍以释疑解惑。

　　这些年，持续保持着对于日本近代开国史尤其是黑船事件的浓厚兴趣。2012年在早稻田大学访问时，曾在书店里买到过加藤祐三的《黑船异变》(岩波新书，1988年)，不懂日文，但还是忍不住手痒买下。

　　这样，个人所藏直接涉及黑船事件的书，除了这本《黑船异变》外，还有黑船事件的主角佩里准将的《日本远征记》英文和日文版，两次远征日本均充任翻译官的传教士和汉学家卫三畏的日记《佩里日本远征随行记》

　　S. E. Morison, "Old Bruin":Commodore Mathew Calbraith Perry (Oxford 1968); G. Feifer, Breaking Open Japan (Collins 2006)

　　J. Morrow, A Scientist with Perry in Japa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三谷博：《黑船来航》。当然还有作为翻译助理的广东人罗森的《日本日记》。

　　黑船事件具有很大的标志意义。我们知道，这一次于美国而言属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日本走出锁国状态，成为佩里准将不朽的功业。在日本这边，战端未启，走向开放，虽然所签《日美和亲条约》也是一种不平等条约，但毕竟是加藤祐三所说的"交涉条约"，而非战败方在极度屈辱之下订立的那种条约。

　　【石版画】《1854年佩里的访问》，描绘佩里提督登陆横滨之景，1855年佩里随行画家威廉·海涅作

　　这个事实也对此后的历史发展，包括日本与西方关系以及日本国民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比日本要更早向西方开放，但却是被强力打开了国门，整个过程充满了战火与血腥。

　　直到今天，这些历史记忆仍然充满了屈辱和苦涩，成了中西交往过程中不断发作、周期性带来困境的一个心理病灶。

　　那么，日本是如何走出了这样与中国大相径庭的一条开放之路的?

　　德川幕府的决策模式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差异，诸藩尤其是在某些"兰学大名"庇佑下长时间对西方学问的关注和知识传播，双方在具体接触过程中的应对谋略(包括虚张声势、弄虚作假，日本方面甚至在谈判时安排了妖术师在暗处窥视佩里的内心活动)，凡此种种，都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仍然是中国。鸦片战争清朝的失败给日本方面带来了很大震撼，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大国在区区数千英军面前溃不成军，不断地割地让权，而且战败又带来了内政的混乱、朝廷合法性根基的动摇以及内战的蔓延，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幕府的最终决策。

　　也就是说，中国的经历成为日本最重视的未远殷鉴。

　　完全是偶然，我在万圣书园里看到了竹村公太郎的著作《日本文明的谜底》。书的副标题是"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作者是一位长期从事水利、地质等领域研究和行政工作的专家，因而他的视角真是别具只眼，焕然一新。

　　例如登陆日本后，西方人很快就发现，这个岛国没有象牙，没有钻石，没有橡胶和适合小麦、玉米等作物生长的土壤和种植园，黄金几近枯竭，居民也不吸食鸦片，真正是个"一无所有的日本"。

　　不，有些东西日本很丰富，那就是灾难。

　　从1854到1860年间，大地震三次，小地震三千多次，更有瘟疫肆虐。如此国度，让登陆的西方人惊心动魄，苦不堪言。

　　假如发生如萨英战争那样的冲突，日本的地形也非常不利于西方人，从海上登陆就是大片的水田，水田尽处又是森林密布的山岚，大炮不顶用，骑兵团陷到水田里一筹莫展。

　　所有这些都与列强在中国的境遇形成了极端的反差。

　　伦敦大学日本史专家比斯利(W. G. Beasley)曾说，由于中国在西方列强心目中的巨大价值，因此在那里所发生的种种，不仅给日本提供了前车之鉴，而且成为日本得以逃避灾难的避雷针。

　　对于中国来说，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

　　二、东京之大

　　东京这座城市我已经访问多次，但是每次都是匆匆过客，难以进行深入的考察。这一次时间较长，积累的观感颇多，也有机会与更多人士交流。住地离神保町书店街很近，多次逛书店。书店里看到不少关于这座城市的书籍，不过，语言障碍还是一个问题。

　　从前钱锺书先生到京都大学座谈，开头就夸奖日本汉学成就斐然，不过，他说：“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

　　其实，跟其他语言不同，日语里夹杂着很多汉字，中国人又不是完全不通;看书名，读书页，大致可以知道一本书的主题，却又难以细致地理解内容。那个保险箱是用半透明材料做成。依稀可以看到里面有些金银财宝，无法打开，不只是“眼睁睁地发愣”，用现在网上流行词汇，简直要抓狂。

　　交通与建筑

　　让我就以一个无知者的身份谈谈粗浅的见解吧。

　　东京是一座庞大的城市，比起北京或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更显庞大。

　　因为日本的这类都市基本上都是城连城。例如，东京与横滨是两个城市，不过，乘坐轻轨，看着两侧高楼林立的城市风景，还没有感觉出东京，就已经到达横滨了。这种都市群的格局让人平添一种大得走不出去的感觉。

　　东京之大，还体现在这座城市高度密集的地上和地下的交通网络。

　　过去，曾有人把东京与北京的地铁图并列贴在微博上，疏密之间的巨大反差令人惊叹。乘坐地铁时，你会看到，这还不仅仅是路网疏密的差异，更主要的是，转车路线以及出口设计都最大限度地便利乘客。

　　每个地铁站几乎都有六七个出口，一些出口直接商场、博物馆、火车站等人群密集流动的场所。还有，地铁站内部店铺多多，可以说构成了地下的又一个东京。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在一些中心车站，人流涌动，摩肩接踵，令人感叹着地下东京的超凡活力。

　　建筑风格上，东京也是大器庄严的。

　　皇居在明治维新前是江户城，现在位居东京市中心。与北京的紫禁城类似，周围环绕着护城河。但与紫禁城的红砖墙不同的是，皇居城墙是用巨大的石块垒起来的，城墙上，可以看到里面参天的古树。城墙外表和城门没有太多的装饰，石则石颜，木则木色，一任其本来面目，却透露出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独特的审美观。

　　不仅仅在东京，像京都这样的古城，寺庙与世俗建筑都显示出这样的特色。

　　1853年随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江户，打开日本国门的传教士卫三畏，此前已经在广州居住20年，登陆日本时，曾比较日本与中国的服饰差异，他说日本的官员服饰“花花绿绿，相当怪诞，显示出他们的品位不高，比起中国的长袍差远了”。

　　但是，日本人在建筑及其配套环境的品位上，比起中国反自然的朱梁画栋、金闪银耀来，或许要更加自然和高明。

　　当然，东京的现代建筑已经是风格多样，从高处俯瞰一下银座、新宿等商业区，也是高楼林立，多姿多彩。某些明治维新以后建设的楼宇展现了对西方古典风格的追求，尤其在大学里，这类建筑很多，例如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一桥大学的主体建筑群、早稻田大学的大隈讲堂等。

　　另外，著名设计师冈田新一设计的日本最高法院，也是独具一格的现代派建筑。

　　跟那些体量庞大的现代建筑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平民的住宅。在一些安静的街区里，一栋栋两层三层楼房，密密麻麻地紧挨在一起。我不知道住在这样自家所有的低层楼房里的人口比例，不过那确实是许多寻常人家的常态住所。

　　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这类房子最早都是私人买下土地，邀请专业设计所根据房主的审美爱好设计建造。由于土地所有权得到法律的严格和永久保障，因此房主不仅重视设计上的独具特色，而且施工上也力求材料坚固，以长久地为子孙后代提供庇荫。

　　神保町的古书街

　　让我感受东京之大的，最富于冲击力的也许不是建筑，而是书店。

　　也许有读者会奇怪：书店?哪座城市没有一些书店呢。

　　可是，当你来到神田，或者叫做靖国通り的那条大街的一长段上，鳞次栉比的楼宇中，居然布满了书店。准确的数量是一百八十余家，其中旧书店——日语称之为“古书店”，有一百六十多间。

　　过去我曾经到过这里，但因为行程仓促，只是在最边缘的两家书店匆匆买了几本书。这次时间充裕，一个月里，我去了七八次，但也只是局部。逛书店是个累活，站在书架前，左看看，右翻翻，不知不觉就是半晌。中午找一家小店吃一碗拉面，顺便歇息一下，下午接着看。一天下来，几本收获，满心乐趣。

　　这里的书店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类丰富，专业齐整，语种多样。不仅有书籍，还有作家和各界名人的手稿、书法以及浮世绘等。我在几家卖“洋书”(专指西文书)的店里看到不少西方18、19世纪出版的老版本，有些在“原产国”恐怕也是稀见品了。

　　我看到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之法》(1631年荷兰文版，价35万日元)，看到约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法文版(22万日元)，看到11卷本的《边沁通信集》，还有我有中文译本的斯坦因哈佛演讲集、赫定关于中亚探险的那本名著的斯德哥尔摩初版……

　　在逛这些书店时，我一边感叹，一边也有些不解：为什么东京有如此繁华的古书业?

　　在我到过的所有城市里，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抑或是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神保町书店街真正是首屈一指。

　　是日本人格外热爱读书?地铁里一卷在手的人确实很多，我甚至看到一个老太太捧着一本桑德尔的《正义》读得津津有味。爱阅读的人多，自然也就会催生书店业的发达。但是，旧书店这么多，还是需要别的原因解释。

　　在历史上，日本从中国输入了许多典章制度，但是，两国之间，历史的连贯性有着巨大的反差。

　　日本的君主，从来都不是通过征服而登基。虽然天皇在幕府时代曾长期沦为符号，然而却未曾有过改朝换代的情况，所谓万世一系，良非虚言。

　　在中国，改朝换代，乃是周期性发生的故事。朝代的更替不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还伴随着对前朝种种的激烈排斥。

　　对前朝文武的杀戮，前朝遗民的自我放逐，当然也需要消除那些不利于本朝合法性的违碍书籍。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初期的文字狱，不知道有多少文脉被专制的斧钺无情斩断。一直到“文革”，红卫兵们不是也烧毁了汗牛充栋的“封资修”书籍么?

　　相比之下，日本几乎没有这样代际冤仇，书之祸也得以幸免，也就有了古旧书籍的不断积累和旧书业的蒸蒸日上。

　　这是否是一个重要原因呢?

　　尊重历史与拥抱世界

　　在当今世界上，东京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国际化都市之一。

　　这里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具有同样的价值基础;贸易连接五洲四海;只要付费，任何电视机都可以收到CNN和BBC;国立西洋美术馆里收藏有鲁本斯、梵高、莫奈、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欧洲与南美的足球俱乐部冠军年度对决在毗邻东京的横滨举办;人们对于西方音乐艺术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这里走出的小泽征尔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

　　让我感受强烈的是，对于当年以武力相威胁打开日本国门的西方列强，日本人并没有表现出仇恨的心理，相反还有许多感激的表达。

　　在东京芝公园旁边，我意外地发现矗立着一尊佩里准将的塑像，那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率领美国海军舰队陈兵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放三个港口城市的“黑船事件”的主角。不仅在东京，佩里的塑像也竖立在当年登陆的下田和北海道函馆市。不仅有塑像，还有纪念碑以及纪念馆等。

　　由于对中外交流史的兴趣，我很留意那些显示这种交流的纪念物。但是所到之处，它们大多数都被毁灭了。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Ward)帮助清政府剿杀太平天国，战死疆场。当年清廷隆重表彰，并在松江为他修墓建庙，如今已经毫无踪迹。

　　我的家乡烟台，早期传教士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还兴办教育，赈灾济民，引进了大花生及不少水果的种植，可谓贡献卓著。但是，抗美援朝战事肇端，这些跟战争毫无关系的死者却遭到焚尸扬灰、毁墓砸碑的对待。

　　在北京，明清时代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墓地也历经义和团和红卫兵两次劫难，“文革”结束后修复。

　　不过，这未知是否徒具形式的墓地，现在还封闭在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里，一般游客难以参观。这种反历史的意识和行为原因何在，的确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当然，尽管日本人对包括西方列强的侵略遗迹都妥善保存，但这个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究竟如何，似乎也有很不同的看法。

　　2003年7月，在黑船来航150周年之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标题居然是：“佩里叩关百五十年后，和魂洋才境况依旧。”

　　美国著名“和学家”赖肖尔曾经多角度分析过日本的这种既博采众长却又顽固地坚守本位文化的特色，他甚至直率地批评日本人在自卑与傲慢之间周期性地摇摆，在经济和科学上取得令全世界赞美的同时，却仍然与世隔绝，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

　　因为赖肖尔教授生于日本，又娶了一个日本夫人，他无论作为哈佛教授，还是美国驻日大使，都表现出对日本的热爱。他的批评或许是日本人乐于接受的。

　　当然，日本人接受任何事物，都要经过一种审慎的过滤。这也许正是日本之为日本的原因吧。

　　本文原题《日本何以为日本?东京又何以为东京?》，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日本是如何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的?

　　农历乙未年，我已经五十五岁了。

　　大学教龄到了三十年，在北大的执教岁月也整整二十个春秋了。这个年龄，功利之求渐少，退休之日可期，心境趋于平缓。在阅读方面的表现，就是闲书看得更多了。

　　影响阅读书目选择的无非是三个因素，一是与自己在专业领域长期思考的问题相关，二是业余兴趣，三是跟旅行有关。到了一个地方，看到某个历史名胜，就搜求相关书籍以释疑解惑。

　　这些年，持续保持着对于日本近代开国史尤其是黑船事件的浓厚兴趣。2012年在早稻田大学访问时，曾在书店里买到过加藤祐三的《黑船异变》(岩波新书，1988年)，不懂日文，但还是忍不住手痒买下。

　　这样，个人所藏直接涉及黑船事件的书，除了这本《黑船异变》外，还有黑船事件的主角佩里准将的《日本远征记》英文和日文版，两次远征日本均充任翻译官的传教士和汉学家卫三畏的日记《佩里日本远征随行记》

　　S. E. Morison, "Old Bruin":Commodore Mathew Calbraith Perry (Oxford 1968); G. Feifer, Breaking Open Japan (Collins 2006)

　　J. Morrow, A Scientist with Perry in Japa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三谷博：《黑船来航》。当然还有作为翻译助理的广东人罗森的《日本日记》。

　　黑船事件具有很大的标志意义。我们知道，这一次于美国而言属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日本走出锁国状态，成为佩里准将不朽的功业。在日本这边，战端未启，走向开放，虽然所签《日美和亲条约》也是一种不平等条约，但毕竟是加藤祐三所说的"交涉条约"，而非战败方在极度屈辱之下订立的那种条约。

　　【石版画】《1854年佩里的访问》，描绘佩里提督登陆横滨之景，1855年佩里随行画家威廉·海涅作

　　这个事实也对此后的历史发展，包括日本与西方关系以及日本国民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比日本要更早向西方开放，但却是被强力打开了国门，整个过程充满了战火与血腥。

　　直到今天，这些历史记忆仍然充满了屈辱和苦涩，成了中西交往过程中不断发作、周期性带来困境的一个心理病灶。

　　那么，日本是如何走出了这样与中国大相径庭的一条开放之路的?

　　德川幕府的决策模式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差异，诸藩尤其是在某些"兰学大名"庇佑下长时间对西方学问的关注和知识传播，双方在具体接触过程中的应对谋略(包括虚张声势、弄虚作假，日本方面甚至在谈判时安排了妖术师在暗处窥视佩里的内心活动)，凡此种种，都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仍然是中国。鸦片战争清朝的失败给日本方面带来了很大震撼，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大国在区区数千英军面前溃不成军，不断地割地让权，而且战败又带来了内政的混乱、朝廷合法性根基的动摇以及内战的蔓延，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幕府的最终决策。

　　也就是说，中国的经历成为日本最重视的未远殷鉴。

　　完全是偶然，我在万圣书园里看到了竹村公太郎的著作《日本文明的谜底》。书的副标题是"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作者是一位长期从事水利、地质等领域研究和行政工作的专家，因而他的视角真是别具只眼，焕然一新。

　　例如登陆日本后，西方人很快就发现，这个岛国没有象牙，没有钻石，没有橡胶和适合小麦、玉米等作物生长的土壤和种植园，黄金几近枯竭，居民也不吸食鸦片，真正是个"一无所有的日本"。

　　不，有些东西日本很丰富，那就是灾难。

　　从1854到1860年间，大地震三次，小地震三千多次，更有瘟疫肆虐。如此国度，让登陆的西方人惊心动魄，苦不堪言。

　　假如发生如萨英战争那样的冲突，日本的地形也非常不利于西方人，从海上登陆就是大片的水田，水田尽处又是森林密布的山岚，大炮不顶用，骑兵团陷到水田里一筹莫展。

　　所有这些都与列强在中国的境遇形成了极端的反差。

　　伦敦大学日本史专家比斯利(W. G. Beasley)曾说，由于中国在西方列强心目中的巨大价值，因此在那里所发生的种种，不仅给日本提供了前车之鉴，而且成为日本得以逃避灾难的避雷针。

　　对于中国来说，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

　　二、东京之大

　　东京这座城市我已经访问多次，但是每次都是匆匆过客，难以进行深入的考察。这一次时间较长，积累的观感颇多，也有机会与更多人士交流。住地离神保町书店街很近，多次逛书店。书店里看到不少关于这座城市的书籍，不过，语言障碍还是一个问题。

　　从前钱锺书先生到京都大学座谈，开头就夸奖日本汉学成就斐然，不过，他说：“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

　　其实，跟其他语言不同，日语里夹杂着很多汉字，中国人又不是完全不通;看书名，读书页，大致可以知道一本书的主题，却又难以细致地理解内容。那个保险箱是用半透明材料做成。依稀可以看到里面有些金银财宝，无法打开，不只是“眼睁睁地发愣”，用现在网上流行词汇，简直要抓狂。

　　交通与建筑

　　让我就以一个无知者的身份谈谈粗浅的见解吧。

　　东京是一座庞大的城市，比起北京或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更显庞大。

　　因为日本的这类都市基本上都是城连城。例如，东京与横滨是两个城市，不过，乘坐轻轨，看着两侧高楼林立的城市风景，还没有感觉出东京，就已经到达横滨了。这种都市群的格局让人平添一种大得走不出去的感觉。

　　东京之大，还体现在这座城市高度密集的地上和地下的交通网络。

　　过去，曾有人把东京与北京的地铁图并列贴在微博上，疏密之间的巨大反差令人惊叹。乘坐地铁时，你会看到，这还不仅仅是路网疏密的差异，更主要的是，转车路线以及出口设计都最大限度地便利乘客。

　　每个地铁站几乎都有六七个出口，一些出口直接商场、博物馆、火车站等人群密集流动的场所。还有，地铁站内部店铺多多，可以说构成了地下的又一个东京。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在一些中心车站，人流涌动，摩肩接踵，令人感叹着地下东京的超凡活力。

　　建筑风格上，东京也是大器庄严的。

　　皇居在明治维新前是江户城，现在位居东京市中心。与北京的紫禁城类似，周围环绕着护城河。但与紫禁城的红砖墙不同的是，皇居城墙是用巨大的石块垒起来的，城墙上，可以看到里面参天的古树。城墙外表和城门没有太多的装饰，石则石颜，木则木色，一任其本来面目，却透露出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独特的审美观。

　　不仅仅在东京，像京都这样的古城，寺庙与世俗建筑都显示出这样的特色。

　　1853年随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江户，打开日本国门的传教士卫三畏，此前已经在广州居住20年，登陆日本时，曾比较日本与中国的服饰差异，他说日本的官员服饰“花花绿绿，相当怪诞，显示出他们的品位不高，比起中国的长袍差远了”。

　　但是，日本人在建筑及其配套环境的品位上，比起中国反自然的朱梁画栋、金闪银耀来，或许要更加自然和高明。

　　当然，东京的现代建筑已经是风格多样，从高处俯瞰一下银座、新宿等商业区，也是高楼林立，多姿多彩。某些明治维新以后建设的楼宇展现了对西方古典风格的追求，尤其在大学里，这类建筑很多，例如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一桥大学的主体建筑群、早稻田大学的大隈讲堂等。

　　另外，著名设计师冈田新一设计的日本最高法院，也是独具一格的现代派建筑。

　　跟那些体量庞大的现代建筑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平民的住宅。在一些安静的街区里，一栋栋两层三层楼房，密密麻麻地紧挨在一起。我不知道住在这样自家所有的低层楼房里的人口比例，不过那确实是许多寻常人家的常态住所。

　　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这类房子最早都是私人买下土地，邀请专业设计所根据房主的审美爱好设计建造。由于土地所有权得到法律的严格和永久保障，因此房主不仅重视设计上的独具特色，而且施工上也力求材料坚固，以长久地为子孙后代提供庇荫。

　　神保町的古书街

　　让我感受东京之大的，最富于冲击力的也许不是建筑，而是书店。

　　也许有读者会奇怪：书店?哪座城市没有一些书店呢。

　　可是，当你来到神田，或者叫做靖国通り的那条大街的一长段上，鳞次栉比的楼宇中，居然布满了书店。准确的数量是一百八十余家，其中旧书店——日语称之为“古书店”，有一百六十多间。

　　过去我曾经到过这里，但因为行程仓促，只是在最边缘的两家书店匆匆买了几本书。这次时间充裕，一个月里，我去了七八次，但也只是局部。逛书店是个累活，站在书架前，左看看，右翻翻，不知不觉就是半晌。中午找一家小店吃一碗拉面，顺便歇息一下，下午接着看。一天下来，几本收获，满心乐趣。

　　这里的书店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类丰富，专业齐整，语种多样。不仅有书籍，还有作家和各界名人的手稿、书法以及浮世绘等。我在几家卖“洋书”(专指西文书)的店里看到不少西方18、19世纪出版的老版本，有些在“原产国”恐怕也是稀见品了。

　　我看到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之法》(1631年荷兰文版，价35万日元)，看到约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法文版(22万日元)，看到11卷本的《边沁通信集》，还有我有中文译本的斯坦因哈佛演讲集、赫定关于中亚探险的那本名著的斯德哥尔摩初版……

　　在逛这些书店时，我一边感叹，一边也有些不解：为什么东京有如此繁华的古书业?

　　在我到过的所有城市里，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抑或是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神保町书店街真正是首屈一指。

　　是日本人格外热爱读书?地铁里一卷在手的人确实很多，我甚至看到一个老太太捧着一本桑德尔的《正义》读得津津有味。爱阅读的人多，自然也就会催生书店业的发达。但是，旧书店这么多，还是需要别的原因解释。

　　在历史上，日本从中国输入了许多典章制度，但是，两国之间，历史的连贯性有着巨大的反差。

　　日本的君主，从来都不是通过征服而登基。虽然天皇在幕府时代曾长期沦为符号，然而却未曾有过改朝换代的情况，所谓万世一系，良非虚言。

　　在中国，改朝换代，乃是周期性发生的故事。朝代的更替不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还伴随着对前朝种种的激烈排斥。

　　对前朝文武的杀戮，前朝遗民的自我放逐，当然也需要消除那些不利于本朝合法性的违碍书籍。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初期的文字狱，不知道有多少文脉被专制的斧钺无情斩断。一直到“文革”，红卫兵们不是也烧毁了汗牛充栋的“封资修”书籍么?

　　相比之下，日本几乎没有这样代际冤仇，书之祸也得以幸免，也就有了古旧书籍的不断积累和旧书业的蒸蒸日上。

　　这是否是一个重要原因呢?

　　尊重历史与拥抱世界

　　在当今世界上，东京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国际化都市之一。

　　这里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具有同样的价值基础;贸易连接五洲四海;只要付费，任何电视机都可以收到CNN和BBC;国立西洋美术馆里收藏有鲁本斯、梵高、莫奈、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欧洲与南美的足球俱乐部冠军年度对决在毗邻东京的横滨举办;人们对于西方音乐艺术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这里走出的小泽征尔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

　　让我感受强烈的是，对于当年以武力相威胁打开日本国门的西方列强，日本人并没有表现出仇恨的心理，相反还有许多感激的表达。

　　在东京芝公园旁边，我意外地发现矗立着一尊佩里准将的塑像，那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率领美国海军舰队陈兵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放三个港口城市的“黑船事件”的主角。不仅在东京，佩里的塑像也竖立在当年登陆的下田和北海道函馆市。不仅有塑像，还有纪念碑以及纪念馆等。

　　由于对中外交流史的兴趣，我很留意那些显示这种交流的纪念物。但是所到之处，它们大多数都被毁灭了。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Ward)帮助清政府剿杀太平天国，战死疆场。当年清廷隆重表彰，并在松江为他修墓建庙，如今已经毫无踪迹。

　　我的家乡烟台，早期传教士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还兴办教育，赈灾济民，引进了大花生及不少水果的种植，可谓贡献卓著。但是，抗美援朝战事肇端，这些跟战争毫无关系的死者却遭到焚尸扬灰、毁墓砸碑的对待。

　　在北京，明清时代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墓地也历经义和团和红卫兵两次劫难，“文革”结束后修复。

　　不过，这未知是否徒具形式的墓地，现在还封闭在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里，一般游客难以参观。这种反历史的意识和行为原因何在，的确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当然，尽管日本人对包括西方列强的侵略遗迹都妥善保存，但这个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究竟如何，似乎也有很不同的看法。

　　2003年7月，在黑船来航150周年之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标题居然是：“佩里叩关百五十年后，和魂洋才境况依旧。”

　　美国著名“和学家”赖肖尔曾经多角度分析过日本的这种既博采众长却又顽固地坚守本位文化的特色，他甚至直率地批评日本人在自卑与傲慢之间周期性地摇摆，在经济和科学上取得令全世界赞美的同时，却仍然与世隔绝，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

　　因为赖肖尔教授生于日本，又娶了一个日本夫人，他无论作为哈佛教授，还是美国驻日大使，都表现出对日本的热爱。他的批评或许是日本人乐于接受的。

　　当然，日本人接受任何事物，都要经过一种审慎的过滤。这也许正是日本之为日本的原因吧。

　　本文原题《日本何以为日本?东京又何以为东京?》，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