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在乘坐电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电车延迟，延迟有很多种原因，其中一种很常见的就是“人身事故”。

　　而人身事故中，最极端的就是跳轨自杀。这原本是一件听起来很吓人的事情，更别说亲眼目睹了。可是，日本人对于跳轨自杀这件事显得异常的冷静。

　　曾经问过一位亲眼目睹跳轨自杀的日本人，看到那一幕是什么感觉?那个日本人很平淡地说：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觉得有点困扰，为什么要在大家通勤的时候跳轨，耽误所有人都迟到。

　　跳轨自杀在日本实在太过寻常，甚至多到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热点新闻被报道的地步。人们习以为常，环境也习以为常。

　　可是，在外国人看来，跳轨自杀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而且也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跳轨自杀的绝大多数都是有工作的白领，因为不堪压力，承受不住会选择跳轨自杀。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这份工作压力太大，首先想到的为什么不是辞职换一份工作，而是直接选择自杀呢?为什么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辞职呢?

　　因为日本的正社员一旦辞职，很难再找到一份全职工作。

　　在日本转职很困难，劳动力的流动性非常低。过去，日本企业大多数都秉承着终身雇佣制，只要成为正社员就会受雇到退休，工作稳定有保障。

　　这样的雇佣制度也为经济提供了稳定性的保证，就业安定促成并扩大了日本的中产阶级。

　　但是，与此伴随的问题是，劳动市场几乎完全停滞，没有人会愿意放弃一个能干到退休的工作而去冒险转职。

　　可是，这样的情况到了1990年代后开始发生改变。为了跟上全球化脚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日本企业开始用低廉的薪资雇佣临时工与合同工，以此取代薪资高昂的正社员。

　　当然，这么做的初衷是想要改变停滞的劳动市场现状，让人们开始自由转换工作，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因为原本的劳动力流动性几乎停滞，当正社员辞职后，不能保证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的话，反而由稳定的工作变成了临时工或者合同工。

　　矛盾由此产生，企业不再保证终身雇佣制，且更倾向于雇佣临时工或者合同工。这就意味着，正社员无论在已有的岗位上干得多不顺，压力多大，即便最后走向“过劳自杀”的结局，也不敢辞职。因为辞掉现在的这份正社员的工作，之后可能只能做兼职，整个未来的生活都会有影响。

　　那么，所谓的临时工或者合同工为什么在日本人看来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呢?这些临时工与合同工被统称为“非典型劳动者”。

　　在日本社会，非典型劳动者与正社员有着很明显的差距，首先就是薪资。

　　很多时候，非典型劳动者与正社员的工作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正社员的薪资会随着工龄而增长，非典型劳动者的薪资却不会有太多的涨幅。

　　更可怕的是，当非典型劳动者工作到45岁的时候，他的薪资可能只有正社员的一半，甚至更少。这样的薪资差距会直接将非典型劳动者划到贫穷的范畴内。

　　这一部分人因为无力支付公寓的房租，只好搬到低廉的网咖里生活，成为我们所说的“网咖难民”。在过去的统计中，日本的非典型劳动者里面，30%的男性和50%的女性薪资都低于日本政府所设定的贫穷线，即年收入不到112万日元。

　　其次，即便非典型劳动者能够勉强支付公寓房租，他们也很难租到房子。因为不少日本的房东会要求租客是有稳定工作的正社员，甚至要求提供受雇证明。

　　也就是说，一方面日本企业在大量的减少终身雇佣制的正社员，并且增加非典型劳动者的占比，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减少人件成本;而另一方面，日本环境的方方面面却没有提供给非典型劳动者一个保障，并且现存的社会制度就是在自动排除这些没有正职工作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典型劳动者中，有超过70%是女性。

　　虽然自1986年开始，日本实施了平等就业法，但是现实却是女性在职场上相较于男性来说，还是薪资较低且难有晋升。

　　以前，在终身雇佣制下，很多女性不太会在职场上坚持，结婚后便做起全职主妇，因为丈夫的收入足够支撑全家的开销。可是如今，越来越多的男性也成为了非典型劳动者，薪资普遍越来越低，女性也不得不开始工作以支撑家庭开销。

　　可是，出去工作的女性中，有孩子的又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就是，没有足够的托儿机构来支持她们外出工作。就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来看，有至少2万6000多名孩子没有适合的托儿机构承接。并且，在同等需要托儿承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会优先考虑给有正职工作的女性提供托儿资源。

　　如此下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死循环状态。正社员面对高强的工作量，即使生病也不敢请假，在巨大的压力下患有抑郁症的不在少数，却也不敢表露出来。直到达到自己的极限，再也无法承受的时候，痛苦地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经无法再替家人做任何考虑，对家人最后的照顾可能只剩下寥寥无几的慰问金。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选择自杀这条路。毕竟，与不断在减少的正社员相比，不断增加的非典型劳动者已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即使有些正社员因为各种原因变成了非典型劳动者，也可能勉强继续生活下去，虽然未来的艰辛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但是，一定无法预见到的就是老了后的自己有可能成为“人间垃圾”。人间垃圾这个词有着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些老人没有足够的养老金支撑自己的晚年生活，不得不靠捡拾垃圾为生;而另一层含义就是已然被时代和社会所抛弃的这群老人，活着的本身就如同被丢弃的垃圾一样。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连锁反应，因为非典型劳动者的薪资远远低于正社员，所以他们所交的养老金也要比正社员少很多。当正社员辛苦干了一辈子退休后，养老金能够让自己安度晚年;而非典型劳动者干了一辈子，到最后养老金依然不足以支撑晚年生活。

　　然而，年纪也大了，想找份打工也很难，被企业拒之门外，又没有经济来源，最后只能靠捡垃圾为生。

　　这一辈子几乎都没有活得“体面”过，被各种环境与制度排除在外，连死或许都无法体面，因为说不定自己哪天就会倒在垃圾堆里，再也没起来。

　　回过头再来看日本的正社员为什么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辞职。这句话或许应该变成日本的正社员为什么不得不自杀，也不敢辞职。

　　而答案都在这里面了，日本导演深田志穗拍摄了这样一部名叫《用过即丢的工人》的影片，里面由三部短片组成，分别是《过劳自杀》《网咖难民》和《人间垃圾》。

　　它或许是一个人的写照，也可能是一群人的写照，它很现实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这样的状态，会有越来越多人继续忍受着过劳，担心着丢饭碗，在重压下选择自杀。

　　可是，改变或许至少应该先从尊重所有劳动形态开始。然而，讽刺的是，所谓的鄙视链或许从一开始就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人所造成的环境最终将自己困死于其中。

 　  在日本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在乘坐电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电车延迟，延迟有很多种原因，其中一种很常见的就是“人身事故”。

　　而人身事故中，最极端的就是跳轨自杀。这原本是一件听起来很吓人的事情，更别说亲眼目睹了。可是，日本人对于跳轨自杀这件事显得异常的冷静。

　　曾经问过一位亲眼目睹跳轨自杀的日本人，看到那一幕是什么感觉?那个日本人很平淡地说：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觉得有点困扰，为什么要在大家通勤的时候跳轨，耽误所有人都迟到。

　　跳轨自杀在日本实在太过寻常，甚至多到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热点新闻被报道的地步。人们习以为常，环境也习以为常。

　　可是，在外国人看来，跳轨自杀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而且也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跳轨自杀的绝大多数都是有工作的白领，因为不堪压力，承受不住会选择跳轨自杀。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这份工作压力太大，首先想到的为什么不是辞职换一份工作，而是直接选择自杀呢?为什么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辞职呢?

　　因为日本的正社员一旦辞职，很难再找到一份全职工作。

　　在日本转职很困难，劳动力的流动性非常低。过去，日本企业大多数都秉承着终身雇佣制，只要成为正社员就会受雇到退休，工作稳定有保障。

　　这样的雇佣制度也为经济提供了稳定性的保证，就业安定促成并扩大了日本的中产阶级。

　　但是，与此伴随的问题是，劳动市场几乎完全停滞，没有人会愿意放弃一个能干到退休的工作而去冒险转职。

　　可是，这样的情况到了1990年代后开始发生改变。为了跟上全球化脚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日本企业开始用低廉的薪资雇佣临时工与合同工，以此取代薪资高昂的正社员。

　　当然，这么做的初衷是想要改变停滞的劳动市场现状，让人们开始自由转换工作，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因为原本的劳动力流动性几乎停滞，当正社员辞职后，不能保证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的话，反而由稳定的工作变成了临时工或者合同工。

　　矛盾由此产生，企业不再保证终身雇佣制，且更倾向于雇佣临时工或者合同工。这就意味着，正社员无论在已有的岗位上干得多不顺，压力多大，即便最后走向“过劳自杀”的结局，也不敢辞职。因为辞掉现在的这份正社员的工作，之后可能只能做兼职，整个未来的生活都会有影响。

　　那么，所谓的临时工或者合同工为什么在日本人看来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呢?这些临时工与合同工被统称为“非典型劳动者”。

　　在日本社会，非典型劳动者与正社员有着很明显的差距，首先就是薪资。

　　很多时候，非典型劳动者与正社员的工作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正社员的薪资会随着工龄而增长，非典型劳动者的薪资却不会有太多的涨幅。

　　更可怕的是，当非典型劳动者工作到45岁的时候，他的薪资可能只有正社员的一半，甚至更少。这样的薪资差距会直接将非典型劳动者划到贫穷的范畴内。

　　这一部分人因为无力支付公寓的房租，只好搬到低廉的网咖里生活，成为我们所说的“网咖难民”。在过去的统计中，日本的非典型劳动者里面，30%的男性和50%的女性薪资都低于日本政府所设定的贫穷线，即年收入不到112万日元。

　　其次，即便非典型劳动者能够勉强支付公寓房租，他们也很难租到房子。因为不少日本的房东会要求租客是有稳定工作的正社员，甚至要求提供受雇证明。

　　也就是说，一方面日本企业在大量的减少终身雇佣制的正社员，并且增加非典型劳动者的占比，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减少人件成本;而另一方面，日本环境的方方面面却没有提供给非典型劳动者一个保障，并且现存的社会制度就是在自动排除这些没有正职工作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典型劳动者中，有超过70%是女性。

　　虽然自1986年开始，日本实施了平等就业法，但是现实却是女性在职场上相较于男性来说，还是薪资较低且难有晋升。

　　以前，在终身雇佣制下，很多女性不太会在职场上坚持，结婚后便做起全职主妇，因为丈夫的收入足够支撑全家的开销。可是如今，越来越多的男性也成为了非典型劳动者，薪资普遍越来越低，女性也不得不开始工作以支撑家庭开销。

　　可是，出去工作的女性中，有孩子的又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就是，没有足够的托儿机构来支持她们外出工作。就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来看，有至少2万6000多名孩子没有适合的托儿机构承接。并且，在同等需要托儿承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会优先考虑给有正职工作的女性提供托儿资源。

　　如此下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死循环状态。正社员面对高强的工作量，即使生病也不敢请假，在巨大的压力下患有抑郁症的不在少数，却也不敢表露出来。直到达到自己的极限，再也无法承受的时候，痛苦地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经无法再替家人做任何考虑，对家人最后的照顾可能只剩下寥寥无几的慰问金。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选择自杀这条路。毕竟，与不断在减少的正社员相比，不断增加的非典型劳动者已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即使有些正社员因为各种原因变成了非典型劳动者，也可能勉强继续生活下去，虽然未来的艰辛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但是，一定无法预见到的就是老了后的自己有可能成为“人间垃圾”。人间垃圾这个词有着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些老人没有足够的养老金支撑自己的晚年生活，不得不靠捡拾垃圾为生;而另一层含义就是已然被时代和社会所抛弃的这群老人，活着的本身就如同被丢弃的垃圾一样。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连锁反应，因为非典型劳动者的薪资远远低于正社员，所以他们所交的养老金也要比正社员少很多。当正社员辛苦干了一辈子退休后，养老金能够让自己安度晚年;而非典型劳动者干了一辈子，到最后养老金依然不足以支撑晚年生活。

　　然而，年纪也大了，想找份打工也很难，被企业拒之门外，又没有经济来源，最后只能靠捡垃圾为生。

　　这一辈子几乎都没有活得“体面”过，被各种环境与制度排除在外，连死或许都无法体面，因为说不定自己哪天就会倒在垃圾堆里，再也没起来。

　　回过头再来看日本的正社员为什么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辞职。这句话或许应该变成日本的正社员为什么不得不自杀，也不敢辞职。

　　而答案都在这里面了，日本导演深田志穗拍摄了这样一部名叫《用过即丢的工人》的影片，里面由三部短片组成，分别是《过劳自杀》《网咖难民》和《人间垃圾》。

　　它或许是一个人的写照，也可能是一群人的写照，它很现实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这样的状态，会有越来越多人继续忍受着过劳，担心着丢饭碗，在重压下选择自杀。

　　可是，改变或许至少应该先从尊重所有劳动形态开始。然而，讽刺的是，所谓的鄙视链或许从一开始就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人所造成的环境最终将自己困死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