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历史上和中国一样，社会等级森严，官员是社会的最上层，商人则备受鄙夷。即使进入明治维新以后，许多人仍然将进入政府视为荣耀之事。所以，当明治6年(1873年)一位高居大藏省少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之位的官员主动要求辞职下海时，在政界激起轩然大波。

　　这位主管国家预算大权的官员当时年仅33岁，人们都认为他前途无量，为什么要抛弃锦绣前程、弃官从商呢?他的回答是，“我时常与东京、大阪的实业家会面，对业务进行种种交谈，但看来他们以往卑躬屈膝的习惯并未扫除，面对政府官员只会低头，敬礼，既无学问，也无霸气，根本想不到要开创新事业或对事物进行改良。为让民间实业界发展起来，首先便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但我不知道谁才是最适合的人物，也不知道现在的生意人有多少才识。并非我自夸，我只觉得，如果我自己来干的话，必然会做出一两件成果来。”

　　这位充满“舍我其谁”气概的人士，就是后来被称为“日本商业之父”的涩泽荣一。

　　2024年，万元日本纸币上的“经典人物”将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在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买卖染色用的蓝靛，涩泽荣一也帮助父亲操持家务。在十七岁那年，有一次他代替父亲出席领主征收御用金的会议，遭到领主下人的蔑视和嘲笑，仅仅因为他是农家子弟。这件事让涩泽荣一非常愤慨，成为终身记忆。

　　“领主家的官吏对我彻头彻尾是一种仗势欺人的态度，不仅完全不承认我的人格，还对我训斥、嘲讽……对领主家的官吏轻视的愤怒深深地留在了心底，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同样都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该说无论有什么理由，只因为是武士就将农民视同奴隶般对待，是非常不应该的。我痛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站到比他们高的位置之上。”

　　在当时来说，比官吏更高的位置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当大官。后来，官场的大门果然向这位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敞开：由于精明能干，他被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重用，成为幕臣。不过，此时尊王攘夷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幕府统治摇摇欲坠。假如继续留在国内，涩泽荣一很有可能和幕府这艘旧船一起沉没。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在此后的战乱中丧生，只有涩泽荣一幸运地逃离了时代的漩涡。

　　1867年初，涩泽荣一被派往作为欧洲，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而后，他作为侍从留在巴黎，陪同幕府将军之弟在法国留学。当时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巴黎则成为展示经济繁荣的大橱窗。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械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也让他痛感日本的落后。他从此认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才是日本的光明之路。

　　涩泽荣一曾陪同将军之弟拜见比利时国王。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不过，给涩泽荣一更大影响的，其实是这个工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官与民、官与商的关系。在巴黎，涩泽荣一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政府官员维莱特，一个是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在此后的许多场合中，涩泽荣一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两个法国人的故事，可见对他的影响至深——

　　按日本的习惯，这两人在一起时，商人必然要对官员大人的命令唯唯诺诺，但这两人接触时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当时也懂一些法语，所以在一旁听着——态度几乎没什么区别。一人说，这样做应该会比较有利，另一个便接着道，是那就按你说的做吧。两人之间毫无尊卑上下之别，这让我深受感动。原来如此，就是应该要如此才对!在日本，商人不管多么有才能，都必须对官员大人唯命是从，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官员，甚至被迫指鹿为马。而在法国却没有此类弊端，全体国民都是平等的，官员不会因为是政府官员而狐假虎威。

　　涩泽荣一痛切地认识到，“必须改革日本的现状才行，一定要将这样的习俗移植到日本”。在他看来，要使日本兴盛，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将工商作为富民强国的大业。

　　两年以后，涩泽荣一回到日本，加入到维新政府，成为大藏省官员。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值得一提的是，将“bank”译语定为“银行”、创造“日元”(日语为“円”)都是涩泽荣一的功劳。在外人看来，涩泽荣一已经实现了早年的梦想，“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当时明治维新才开始数年，百业待举。涩泽荣一深知国家的兴旺发达系于实业，而发展实业需要一大批扫除卑躬屈膝陋习、敢与官员平等相待、勇于开创新事业的企业家。因此，在政府工作4年之后，涩泽荣一毅然决然地放弃官位。他对那些对他弃官从商深感惋惜的人说：“我的信念不可改变，我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说有为之人都愿当官，而平庸之辈才甘于从事工商的话，那么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在我看来，平庸之辈虽可为官，而非英俊之才则不能从事工商。”

　　从此，涩泽“下海经商”，走上了实业报国道路。在此后58年的漫长岁月里，涩泽荣一参与创办的企业组织超过500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其中许多至今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东京证券交易所也是他创办的。涩泽荣一不仅是日本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他仍然是日本企业家最崇敬的人。

　　涩泽荣一以个人的努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也为打破官尊民卑的制度而奉献一生，再也不涉足官场。即使伊藤博文总理力邀他出任内阁大臣，他也坚决拒绝。鲜为人知的是，涩泽荣一还曾经当面劝告孙中山放弃政治活动，专心做一个企业家。在他看来，中国需要政治家，更需要献身产业、推动工业化的企业家。

　　1928年，东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日本政界、商界的精英全部到场，为涩泽荣一庆贺“米寿”。88岁的涩泽荣一回顾自己的一生，再次提到了少年时受辱和在法国见到的官民平等的情形，“我被领主的官员侮辱，觉得官民之间隔阂甚深，然而看法国人行事却有天壤之别，令我茅塞顿开。世人平等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一定要提高实业的地位。今天看到诸位，觉得我的想法一直没有错。”

　　全场嘉宾起立，掌声雷鸣，向这位改变社会、改变时代的人物致意。

　　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历史上和中国一样，社会等级森严，官员是社会的最上层，商人则备受鄙夷。即使进入明治维新以后，许多人仍然将进入政府视为荣耀之事。所以，当明治6年(1873年)一位高居大藏省少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之位的官员主动要求辞职下海时，在政界激起轩然大波。

　　这位主管国家预算大权的官员当时年仅33岁，人们都认为他前途无量，为什么要抛弃锦绣前程、弃官从商呢?他的回答是，“我时常与东京、大阪的实业家会面，对业务进行种种交谈，但看来他们以往卑躬屈膝的习惯并未扫除，面对政府官员只会低头，敬礼，既无学问，也无霸气，根本想不到要开创新事业或对事物进行改良。为让民间实业界发展起来，首先便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但我不知道谁才是最适合的人物，也不知道现在的生意人有多少才识。并非我自夸，我只觉得，如果我自己来干的话，必然会做出一两件成果来。”

　　这位充满“舍我其谁”气概的人士，就是后来被称为“日本商业之父”的涩泽荣一。

　　2024年，万元日本纸币上的“经典人物”将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在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买卖染色用的蓝靛，涩泽荣一也帮助父亲操持家务。在十七岁那年，有一次他代替父亲出席领主征收御用金的会议，遭到领主下人的蔑视和嘲笑，仅仅因为他是农家子弟。这件事让涩泽荣一非常愤慨，成为终身记忆。

　　“领主家的官吏对我彻头彻尾是一种仗势欺人的态度，不仅完全不承认我的人格，还对我训斥、嘲讽……对领主家的官吏轻视的愤怒深深地留在了心底，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同样都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该说无论有什么理由，只因为是武士就将农民视同奴隶般对待，是非常不应该的。我痛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站到比他们高的位置之上。”

　　在当时来说，比官吏更高的位置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当大官。后来，官场的大门果然向这位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敞开：由于精明能干，他被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重用，成为幕臣。不过，此时尊王攘夷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幕府统治摇摇欲坠。假如继续留在国内，涩泽荣一很有可能和幕府这艘旧船一起沉没。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在此后的战乱中丧生，只有涩泽荣一幸运地逃离了时代的漩涡。

　　1867年初，涩泽荣一被派往作为欧洲，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而后，他作为侍从留在巴黎，陪同幕府将军之弟在法国留学。当时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巴黎则成为展示经济繁荣的大橱窗。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械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也让他痛感日本的落后。他从此认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才是日本的光明之路。

　　涩泽荣一曾陪同将军之弟拜见比利时国王。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不过，给涩泽荣一更大影响的，其实是这个工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官与民、官与商的关系。在巴黎，涩泽荣一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政府官员维莱特，一个是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在此后的许多场合中，涩泽荣一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两个法国人的故事，可见对他的影响至深——

　　按日本的习惯，这两人在一起时，商人必然要对官员大人的命令唯唯诺诺，但这两人接触时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当时也懂一些法语，所以在一旁听着——态度几乎没什么区别。一人说，这样做应该会比较有利，另一个便接着道，是那就按你说的做吧。两人之间毫无尊卑上下之别，这让我深受感动。原来如此，就是应该要如此才对!在日本，商人不管多么有才能，都必须对官员大人唯命是从，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官员，甚至被迫指鹿为马。而在法国却没有此类弊端，全体国民都是平等的，官员不会因为是政府官员而狐假虎威。

　　涩泽荣一痛切地认识到，“必须改革日本的现状才行，一定要将这样的习俗移植到日本”。在他看来，要使日本兴盛，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将工商作为富民强国的大业。

　　两年以后，涩泽荣一回到日本，加入到维新政府，成为大藏省官员。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值得一提的是，将“bank”译语定为“银行”、创造“日元”(日语为“円”)都是涩泽荣一的功劳。在外人看来，涩泽荣一已经实现了早年的梦想，“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当时明治维新才开始数年，百业待举。涩泽荣一深知国家的兴旺发达系于实业，而发展实业需要一大批扫除卑躬屈膝陋习、敢与官员平等相待、勇于开创新事业的企业家。因此，在政府工作4年之后，涩泽荣一毅然决然地放弃官位。他对那些对他弃官从商深感惋惜的人说：“我的信念不可改变，我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说有为之人都愿当官，而平庸之辈才甘于从事工商的话，那么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在我看来，平庸之辈虽可为官，而非英俊之才则不能从事工商。”

　　从此，涩泽“下海经商”，走上了实业报国道路。在此后58年的漫长岁月里，涩泽荣一参与创办的企业组织超过500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其中许多至今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东京证券交易所也是他创办的。涩泽荣一不仅是日本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他仍然是日本企业家最崇敬的人。

　　涩泽荣一以个人的努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也为打破官尊民卑的制度而奉献一生，再也不涉足官场。即使伊藤博文总理力邀他出任内阁大臣，他也坚决拒绝。鲜为人知的是，涩泽荣一还曾经当面劝告孙中山放弃政治活动，专心做一个企业家。在他看来，中国需要政治家，更需要献身产业、推动工业化的企业家。

　　1928年，东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日本政界、商界的精英全部到场，为涩泽荣一庆贺“米寿”。88岁的涩泽荣一回顾自己的一生，再次提到了少年时受辱和在法国见到的官民平等的情形，“我被领主的官员侮辱，觉得官民之间隔阂甚深，然而看法国人行事却有天壤之别，令我茅塞顿开。世人平等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一定要提高实业的地位。今天看到诸位，觉得我的想法一直没有错。”

　　全场嘉宾起立，掌声雷鸣，向这位改变社会、改变时代的人物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