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抵达伊朗的飞机上都举行着日复一日的“头巾仪式”。当飞机降落，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旅客会根据广播提示，纷纷用头巾遮住秀发，怀着新奇或无奈完成步入伊朗的必修课。没人想找麻烦。毕竟在今天，伊朗仍然被描绘为女性权利最受限制的国度之一。仅在2018年年初，就有至少29个女孩因为在街头摘下头巾被宗教警察逮捕。人们很难想象，就在40年前，伊朗还是个洋溢着自由之风的世俗化国家。

60年代的伊朗

　　回到那时，随便在号称“中东小巴黎”的德黑兰走一圈儿就会发现，顶着烫过的时髦发型、穿迷你裙才是酷女孩儿的标配，酒精派对、摇滚乐、学托福才是城市新青年的常态。在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的回忆中：“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把上学、开派对、读书、看电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见证了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随后这样的气象戛然而止。当纳菲西的女儿在伊斯兰革命五年后出生，祖母和母亲那个年代被废除的法律，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小女孩在一年级就被迫戴面纱。如果头发在公共场合露出来，就要受到惩罚。从上世纪30年代强制不戴头巾，到伊斯兰革命后强制遮住头发，伊朗女性的头巾摘了又戴，戴了又摘，成了国家每一次跌宕的最佳见证。

　　请叫我波斯 “玛丽莲·梦露”

　　1925年，巴列维王朝靠军事政变建立了君主制国家。为了巩固政权，两代国王都实行去伊斯兰化政策，建立现代化国家。反映在服装上，迷你裙成为正义，罩袍才是弊病。

　　原来的伊朗的宗教法律支持一夫多妻制，规定女孩子9岁就能结婚，女人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如果要出门，就得穿从头裹到脚的罩袍，还要有长辈同行。

　　一夜之间，国王禁止女性佩戴头巾，并禁止男性穿传统服饰，改穿现代衣装。当时的法令规定，政府雇员如果让妻子蒙面纱上街就会被解雇，最极端的时候，老国王甚至让警察当街扯掉女子的罩袍。

　　在服饰改革的背后，是源源不断涌入的石油美元，和国王不断膨胀的雄心。经济学有个“裙边理论”，指出女性裙子长短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增速快时，女性买得起漂亮丝袜，所以更愿意穿短裙。在伊朗，脱掉头巾、穿西方服饰则成为了上流阶层的符号，仿佛成为“波斯玛丽莲·梦露”才能彰显女性解放和经济增长的自豪。

　　到上世纪50年代，小巴列维掌权时期，伊朗石油产量大增。世界许多地区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候，伊朗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九大富国。60年代初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白色革命，用石油美元堆出了最繁华的城市文明，建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修筑了鸟巢一般大小的体育场，插头也按照欧洲标准严格打造。

　　伊朗成了世界上率先购买波音飞机的国家之一，全国建设了14个机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直达航线，从纽约飞往德黑兰只要11小时15分钟。这些现代化建设让伊朗到今天也受用。在伊朗工作的中国企业员工开车进入德黑兰北部山区时，忍不住惊叹：没想到伊朗的山路修得这么好!

　　上世纪60和70年代，伊朗女性的权利进一步提高，女性获得了跟男人一样的离婚权，女孩合法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一夫多妻制受到限制。同时出现的还有伊朗第一位女律师、女法官，甚至女内阁大臣。到1979年，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

　　在市民生活领域，娱乐受到鼓励，人们拥有了纵情声色的自由，随之而来的是蓬勃发展的派对、酒吧、赌场、夜总会和电影业。此时的德黑兰街景常令美国游客有些恍惚，因为眼前的景象和美国加州看起来太过相似。1972年，一个洛杉矶人到伊朗自驾游，看着路边的大草坪和无暇的路面，不禁感叹像是行驶在好莱坞比利佛山庄。

　　高档酒店成为思想开放的上流青年的游乐场。曾在德黑兰的洲际酒店当泳池救生员的老人回忆：“那时金发碧眼的姑娘们围着我们，夜里也不回房间，让我带她们到城里去逛。通宵达旦，快活得很。”1976年，安迪·沃霍尔受伊朗大使邀请去伊朗访问，下榻在希尔顿酒店，整日享受客房服务送来的鱼子酱，很快爱上了伊朗的生活。

　　比普通人生活更奢华的是皇室的生活方式，国王一家始终是世俗化改革的标杆。小巴列维国王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曾在巴黎学习建筑，在伊朗大使馆与国王一见钟情，几个月后就举办了堪称当时最豪华的皇室婚礼。在加冕典礼上，她穿着一件貂皮长袍，皇冠比在童话书中看到的任何一个都大，重达1600克，上面有1469颗钻石，36块纯绿宝石，36粒美玉和105串珍珠。

　　1971年10月，国王为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整了个大排场，希望以此传达出“我们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力。

　　庆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马克西姆餐厅供应。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递送全由巴黎来的165位厨师、面包师和侍者来承担，所用的松露、鹅肝酱、江鳕、小牛肉等佳肴全从法国运来。壮丽的表演和庆祝会的花费估计约为两亿美元。《时代》杂志称之为“整个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

　　出乎国王的意料，极乐盛宴的八年后，表象稳固的巴列维政权就像“雪堆一样开始融化”。而他自己，则带着破碎的现代化梦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巴列维国王

　　由于政治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均，城市享乐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占国家人口70%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跟上改革步伐。白色革命中，大量农民工进城讨活路，看见了“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享乐生活，却只能蜗居在大片贫民窟中。

　　为了消灭文盲，国王也曾让军人组成扫盲队，到农村教大家认字。然而在宗教势力顽固的乡村，下层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为保守的父亲觉得让女儿和男生一起上课难以接受。他们说：“一个男的来教我们的女孩，休想!”

　　1978年，当一名记者问一个戴着面纱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像美国妇女一样吗?别人告诉我，她们有各种自由，但她们并不快乐，她们都要看心理医生。”

　　伊斯兰革命前，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已经达到4万名，还建起了当时美国本土外人数最多的美国学校，引来保守派对“殖民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担忧。

　　对外国人的优待同样惹恼了城市工人。美国人的薪水要高于为同一家公司做同样工作的伊朗人。在阿巴丹的石油项目中，只有美国人宿舍有空调，伊朗技术人员却要单独住在炎热的小屋。

　　此外，秘密警察组织对左翼分子的打压让知识分子慢慢感到，娱乐盛行的目的就是为那些对政治和社会极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种醉生梦死的办法，独裁者希望这类西方文化商品能培养愚民，让人不问政治。

　　几乎每个人都有理由对国王不满。按照学者的描述，“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

　　当各种变革诉求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缝合起来，一个近乎被遗忘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挥了反抗运动，让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戏剧性地突然返回了中世纪传统。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国王听从美国大使的建议逃到海外。连伊朗报纸头条都用大字标题欢呼：“国王逃走了!”

　　令人吃惊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来自传统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对她们来说，参与革命与宗教无关，只是为了呼吁民主改革。一些中产阶级女性甚至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起来，以表达与下层女性的团结，共同对抗国王。

　　就连在国外留学的女性也不例外。纳菲斯革命前在美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她参加了越战之后校园里的反美示威游行，并支持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维的统治。

　　萨妮娜的父母也是反对国王的一员，据她回忆：“霍梅尼回到德黑兰，我的父母高兴地回到伊朗。在加州，纽约和欧洲的飞机上，充满了伊朗学生、左翼革命者，和伊斯兰教徒，他们都唱着革命歌曲，欣喜若狂，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

　　“当他们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时，我的母亲说，左派分子跪下并亲吻了停机坪，而伊斯兰教徒则欢呼安拉和霍梅尼。”她说。

　　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的短暂时间里，整个国家陷入胜利的狂喜。一时间，人人都说自己参与过革命，人人都曾对抗过国王。人们在街头焚烧国王画像，学生们撕掉教科书上的皇家照片，等待迎接一个民主国家的到来。

　　期待很快变成幻灭。随着神权国家的建立，强制戴头巾命令来了。就在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

　　女性组织正准备要好好庆祝一下妇女节，而庆祝活动很快变成了大规模抗议。年老的和年轻的，穷人和富人、戴头巾和不戴头巾的人都来了。正如各阶层女性曾游行支持霍梅尼的革命，如今她们走上街头争取女性权利，反对他的政策。

　　一位女性后悔莫及：“我记得霍梅尼回伊朗那天，我是那么激动。我从没把穿罩袍当成是社会运动，而仅仅是表达对体制的不满。我沉浸于理想，却忘了提防伊斯兰势力。”

　　另一位“革命女将”萨拉在革命后逃到欧洲生活，她回忆道：“革命发生时我还很年轻......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摆脱君主专制，一个新政权就会来，带来民主，但我们都错了。”

　　反抗是无力的，原教旨主义统治者迅速扫除了所有不够“清真”的元素。1980年以后，任何不戴头巾上街的女性一经发现，就会面临最长达一年的刑期。按学校老师的说法，面纱和自由是同义词，良家妇女都戴面纱躲避男人的注视，不戴面纱如罪犯死后下地狱。用霍梅尼的话来说，伊斯兰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恢复了面纱——如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成就，对革命也就足够了。

　　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季，武装男青年也会在街上巡逻，寻找与男性走在一起的妇女，面纱下露出一缕头发的人，或是手提包中有化妆品的人。女性遭到鞭打，面临监禁，严重时甚至会被处以石刑。

　　“感受风”的权利

　　就像中国90后流行晒爸妈在80年代的写真，一些伊朗孩子也在家翻出了爸妈年轻时的照片，惊为天人一番，然后翻墙上传到社交网络显摆。在这些零星信息中，许多人拼凑出了对革命前生活的美好想象。

　　在全球化浪潮下，经济裹挟着一切，席卷而来，即使在伊朗，没有主流的西方经济参与，那些看不见的流行都会悄然蔓延——越是禁忌，越会成为现实。在面纱之下，反抗从未停止。

　　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地下发展”，年轻人眼中强迫戴头巾的反人类指数也越来越高。结果是头巾越戴越低，女性按照心意，把指甲、头发、鼻子、妆容都当成艺术品来打造。

　　有些年轻姑娘表面上戴着头巾，一进屋子便脱下黑袍。一名女子一针见血地表示：“不是我们喜欢暴露，而是因为限制太严了，心情不免苦闷，所以，借着这种无奈的方式和管道进行消极的发泄。”

　　在Facebook“我的隐秘自由”页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发布了摘掉头巾的照片，以捍卫平等权利。向往正常生活从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理由。如一个姑娘发布摘头巾照片后留言：“我只是想要感受风。”

 　　每天，抵达伊朗的飞机上都举行着日复一日的“头巾仪式”。当飞机降落，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旅客会根据广播提示，纷纷用头巾遮住秀发，怀着新奇或无奈完成步入伊朗的必修课。没人想找麻烦。毕竟在今天，伊朗仍然被描绘为女性权利最受限制的国度之一。仅在2018年年初，就有至少29个女孩因为在街头摘下头巾被宗教警察逮捕。人们很难想象，就在40年前，伊朗还是个洋溢着自由之风的世俗化国家。

60年代的伊朗

　　回到那时，随便在号称“中东小巴黎”的德黑兰走一圈儿就会发现，顶着烫过的时髦发型、穿迷你裙才是酷女孩儿的标配，酒精派对、摇滚乐、学托福才是城市新青年的常态。在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的回忆中：“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把上学、开派对、读书、看电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见证了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随后这样的气象戛然而止。当纳菲西的女儿在伊斯兰革命五年后出生，祖母和母亲那个年代被废除的法律，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小女孩在一年级就被迫戴面纱。如果头发在公共场合露出来，就要受到惩罚。从上世纪30年代强制不戴头巾，到伊斯兰革命后强制遮住头发，伊朗女性的头巾摘了又戴，戴了又摘，成了国家每一次跌宕的最佳见证。

　　请叫我波斯 “玛丽莲·梦露”

　　1925年，巴列维王朝靠军事政变建立了君主制国家。为了巩固政权，两代国王都实行去伊斯兰化政策，建立现代化国家。反映在服装上，迷你裙成为正义，罩袍才是弊病。

　　原来的伊朗的宗教法律支持一夫多妻制，规定女孩子9岁就能结婚，女人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如果要出门，就得穿从头裹到脚的罩袍，还要有长辈同行。

　　一夜之间，国王禁止女性佩戴头巾，并禁止男性穿传统服饰，改穿现代衣装。当时的法令规定，政府雇员如果让妻子蒙面纱上街就会被解雇，最极端的时候，老国王甚至让警察当街扯掉女子的罩袍。

　　在服饰改革的背后，是源源不断涌入的石油美元，和国王不断膨胀的雄心。经济学有个“裙边理论”，指出女性裙子长短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增速快时，女性买得起漂亮丝袜，所以更愿意穿短裙。在伊朗，脱掉头巾、穿西方服饰则成为了上流阶层的符号，仿佛成为“波斯玛丽莲·梦露”才能彰显女性解放和经济增长的自豪。

　　到上世纪50年代，小巴列维掌权时期，伊朗石油产量大增。世界许多地区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候，伊朗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九大富国。60年代初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白色革命，用石油美元堆出了最繁华的城市文明，建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修筑了鸟巢一般大小的体育场，插头也按照欧洲标准严格打造。

　　伊朗成了世界上率先购买波音飞机的国家之一，全国建设了14个机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直达航线，从纽约飞往德黑兰只要11小时15分钟。这些现代化建设让伊朗到今天也受用。在伊朗工作的中国企业员工开车进入德黑兰北部山区时，忍不住惊叹：没想到伊朗的山路修得这么好!

　　上世纪60和70年代，伊朗女性的权利进一步提高，女性获得了跟男人一样的离婚权，女孩合法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一夫多妻制受到限制。同时出现的还有伊朗第一位女律师、女法官，甚至女内阁大臣。到1979年，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

　　在市民生活领域，娱乐受到鼓励，人们拥有了纵情声色的自由，随之而来的是蓬勃发展的派对、酒吧、赌场、夜总会和电影业。此时的德黑兰街景常令美国游客有些恍惚，因为眼前的景象和美国加州看起来太过相似。1972年，一个洛杉矶人到伊朗自驾游，看着路边的大草坪和无暇的路面，不禁感叹像是行驶在好莱坞比利佛山庄。

　　高档酒店成为思想开放的上流青年的游乐场。曾在德黑兰的洲际酒店当泳池救生员的老人回忆：“那时金发碧眼的姑娘们围着我们，夜里也不回房间，让我带她们到城里去逛。通宵达旦，快活得很。”1976年，安迪·沃霍尔受伊朗大使邀请去伊朗访问，下榻在希尔顿酒店，整日享受客房服务送来的鱼子酱，很快爱上了伊朗的生活。

　　比普通人生活更奢华的是皇室的生活方式，国王一家始终是世俗化改革的标杆。小巴列维国王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曾在巴黎学习建筑，在伊朗大使馆与国王一见钟情，几个月后就举办了堪称当时最豪华的皇室婚礼。在加冕典礼上，她穿着一件貂皮长袍，皇冠比在童话书中看到的任何一个都大，重达1600克，上面有1469颗钻石，36块纯绿宝石，36粒美玉和105串珍珠。

　　1971年10月，国王为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整了个大排场，希望以此传达出“我们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力。

　　庆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马克西姆餐厅供应。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递送全由巴黎来的165位厨师、面包师和侍者来承担，所用的松露、鹅肝酱、江鳕、小牛肉等佳肴全从法国运来。壮丽的表演和庆祝会的花费估计约为两亿美元。《时代》杂志称之为“整个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

　　出乎国王的意料，极乐盛宴的八年后，表象稳固的巴列维政权就像“雪堆一样开始融化”。而他自己，则带着破碎的现代化梦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巴列维国王

　　由于政治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均，城市享乐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占国家人口70%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跟上改革步伐。白色革命中，大量农民工进城讨活路，看见了“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享乐生活，却只能蜗居在大片贫民窟中。

　　为了消灭文盲，国王也曾让军人组成扫盲队，到农村教大家认字。然而在宗教势力顽固的乡村，下层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为保守的父亲觉得让女儿和男生一起上课难以接受。他们说：“一个男的来教我们的女孩，休想!”

　　1978年，当一名记者问一个戴着面纱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像美国妇女一样吗?别人告诉我，她们有各种自由，但她们并不快乐，她们都要看心理医生。”

　　伊斯兰革命前，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已经达到4万名，还建起了当时美国本土外人数最多的美国学校，引来保守派对“殖民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担忧。

　　对外国人的优待同样惹恼了城市工人。美国人的薪水要高于为同一家公司做同样工作的伊朗人。在阿巴丹的石油项目中，只有美国人宿舍有空调，伊朗技术人员却要单独住在炎热的小屋。

　　此外，秘密警察组织对左翼分子的打压让知识分子慢慢感到，娱乐盛行的目的就是为那些对政治和社会极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种醉生梦死的办法，独裁者希望这类西方文化商品能培养愚民，让人不问政治。

　　几乎每个人都有理由对国王不满。按照学者的描述，“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

　　当各种变革诉求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缝合起来，一个近乎被遗忘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挥了反抗运动，让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戏剧性地突然返回了中世纪传统。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国王听从美国大使的建议逃到海外。连伊朗报纸头条都用大字标题欢呼：“国王逃走了!”

　　令人吃惊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来自传统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对她们来说，参与革命与宗教无关，只是为了呼吁民主改革。一些中产阶级女性甚至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起来，以表达与下层女性的团结，共同对抗国王。

　　就连在国外留学的女性也不例外。纳菲斯革命前在美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她参加了越战之后校园里的反美示威游行，并支持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维的统治。

　　萨妮娜的父母也是反对国王的一员，据她回忆：“霍梅尼回到德黑兰，我的父母高兴地回到伊朗。在加州，纽约和欧洲的飞机上，充满了伊朗学生、左翼革命者，和伊斯兰教徒，他们都唱着革命歌曲，欣喜若狂，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

　　“当他们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时，我的母亲说，左派分子跪下并亲吻了停机坪，而伊斯兰教徒则欢呼安拉和霍梅尼。”她说。

　　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的短暂时间里，整个国家陷入胜利的狂喜。一时间，人人都说自己参与过革命，人人都曾对抗过国王。人们在街头焚烧国王画像，学生们撕掉教科书上的皇家照片，等待迎接一个民主国家的到来。

　　期待很快变成幻灭。随着神权国家的建立，强制戴头巾命令来了。就在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

　　女性组织正准备要好好庆祝一下妇女节，而庆祝活动很快变成了大规模抗议。年老的和年轻的，穷人和富人、戴头巾和不戴头巾的人都来了。正如各阶层女性曾游行支持霍梅尼的革命，如今她们走上街头争取女性权利，反对他的政策。

　　一位女性后悔莫及：“我记得霍梅尼回伊朗那天，我是那么激动。我从没把穿罩袍当成是社会运动，而仅仅是表达对体制的不满。我沉浸于理想，却忘了提防伊斯兰势力。”

　　另一位“革命女将”萨拉在革命后逃到欧洲生活，她回忆道：“革命发生时我还很年轻......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摆脱君主专制，一个新政权就会来，带来民主，但我们都错了。”

　　反抗是无力的，原教旨主义统治者迅速扫除了所有不够“清真”的元素。1980年以后，任何不戴头巾上街的女性一经发现，就会面临最长达一年的刑期。按学校老师的说法，面纱和自由是同义词，良家妇女都戴面纱躲避男人的注视，不戴面纱如罪犯死后下地狱。用霍梅尼的话来说，伊斯兰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恢复了面纱——如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成就，对革命也就足够了。

　　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季，武装男青年也会在街上巡逻，寻找与男性走在一起的妇女，面纱下露出一缕头发的人，或是手提包中有化妆品的人。女性遭到鞭打，面临监禁，严重时甚至会被处以石刑。

　　“感受风”的权利

　　就像中国90后流行晒爸妈在80年代的写真，一些伊朗孩子也在家翻出了爸妈年轻时的照片，惊为天人一番，然后翻墙上传到社交网络显摆。在这些零星信息中，许多人拼凑出了对革命前生活的美好想象。

　　在全球化浪潮下，经济裹挟着一切，席卷而来，即使在伊朗，没有主流的西方经济参与，那些看不见的流行都会悄然蔓延——越是禁忌，越会成为现实。在面纱之下，反抗从未停止。

　　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地下发展”，年轻人眼中强迫戴头巾的反人类指数也越来越高。结果是头巾越戴越低，女性按照心意，把指甲、头发、鼻子、妆容都当成艺术品来打造。

　　有些年轻姑娘表面上戴着头巾，一进屋子便脱下黑袍。一名女子一针见血地表示：“不是我们喜欢暴露，而是因为限制太严了，心情不免苦闷，所以，借着这种无奈的方式和管道进行消极的发泄。”

　　在Facebook“我的隐秘自由”页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发布了摘掉头巾的照片，以捍卫平等权利。向往正常生活从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理由。如一个姑娘发布摘头巾照片后留言：“我只是想要感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