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日本的中国游客等都对日本人的“拾金不昧”感触甚深，我本身遗失的东西也多次“失而复得”，令我非常感动。

　　其实日本人“拾金不昧”，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

　　按照日本相关法律《遗失物法》等，在商店等处拾到的钱物必须在24小时之内交给所拾到的钱物的商店等;在路上拾到的东西翌日算起，必须在一周内交给警察。自己占有就犯了“横领罪”。

　　同时，日本法律的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拾金不昧”的人是可以得到报酬的，就是说他可以向失主要求得到报酬的。

　　相关法律规定：报酬金是遗失物品的5%以上到20%以下的金额;如果在某个设施内拾到的，报酬金由设施占有者和拾得者各取50%。如在3个月的保管区间内，仍然找不到失主，拾到者有得到拾得物的权利。

　　是不是这种法律和报酬制度，也是造成日本人“拾金不昧”风气的重要原因呢?而日本人每年会得到多少这样的报酬呢?有关从失主那里所得到的金额和数目，不见统计资料，但是在3个月的保管区间内，仍然找不到失主，而归拾到者的金钱与物品等，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笔者没有找到完整的全国性的统计资料，但仅据东京警察厅统计的2017年拾得物的处理状况，那一年东京共收到所拾取的现金37亿4889万862元，其中有5亿1065万359元归了拾得者。

　　拾得物共有391万7165件，归还给遗失者的仅为57万7千559件，而归拾得者的数字远远超出于此，为184万4687件。

　　自古以来，日本似乎就是一个路不拾遗的国家，1853年7月8日(日本嘉永6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马休·卡尔佩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将军率领的黑船(蒸汽船，由于船体涂上了防水黑漆又冒出黑烟，因此被日本人称为“黑船”)进入了日本的浦贺冲，此后佩里向日本方面提出与日本通商，美国船只可在日本补给等要求，并要递交美国总统敦促日本开国的亲笔信。这一事件震动日本朝野，后来被日本称之为“黑船来航”。1854年，佩里再次来航时，从香港带来了一名中国人叫“罗森”，这个人会英文，具有很高的中国文化修养，能书会写，日本有文化的人汉语水平很好，可以和他进行笔谈。

　　当时罗森赞扬日本治安良好，“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却之风，未尝见破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鼠盗狗偷之弊，此见致治之略，各有其能矣。”(《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外国关系文书附录之一》，大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行，642页。)

　　而日本人热衷于“拾金不昧”，也和日本人的一种“集体心理意识”有关。日本常用“洁”这个字来说明人的行为，按照《广辞苑》的解释，“洁”有一个意思就是“非常清洁无污，心情好，清爽。”(新村出编《广辞苑》，104页，岩波书店，1969)。因此“洁”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清洁，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清洁，一种“心理卫生”，是心理上的心清气爽的状态。如果拾到了钱物不交公，大部分日本人会有一种心理上的“罪恶感”，是不讲“心理卫生”。记得我刚来日本时，和一名日本人聊天，我谈起我在中国工厂里当徒工时，有的同事为了省事，把扫在一起的垃圾藏在一个人们不容易看见的角落，而不是扔掉。这个日本人说：把垃圾藏起来的事是不是只有他自己知道?我说：也许是的。这个日本人说：那不就说明那堆垃圾只留在他自己心里了吗?我哑然，由此也理解了日本人是非常注意心理卫生上的“洁”的。

　　但是日本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有奖励拾金不昧的制度呢?笔者才疏学浅，没有找到特别确凿的证据，但是从日本的一出“落语”中可见一斑。

　　在日本传统的“落语”，也就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的节目里，有一出落语叫“三方一两损”。这段落语大约产生于江户时代后期。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砖瓦匠金太郎拾到了一个装有三两黄金的钱包，钱包里有张纸条，从纸条上可以知道钱包的主人是木匠吉五郎。为了找到失主，他一天没有工作，四处寻找吉五郎。终于找到了吉五郎。吉五郎说丢了的东西，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你辛苦了一天来找我，还耽误了工作，这钱就归你。但是金太郎一定要物归原主，互不相让，竟然吵了起来。

　　为了“讨个公道”，他们来到了当时的政府机关——“奉行所”，到当时的江户町奉行大冈越前守大冈忠相那里，请其裁断。大冈非常欣赏两个人的诚实，他做出的判决是，先把这三两金子收公，自己再出一两金子，然后分给两人每人二两，金太郎拾到了三两金子，但是只得到二两，也算损失了一两;吉五郎原本丢了三两金子，现在得回了二两，也算损失了一两,而判官大冈忠信为了褒奖两个人的诚实，自己拿出一两金子，他也算损失了一两。这也就是所谓的“三方一两损”。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难以判定，但是大冈忠相 (1677-1752)确时实有其人的。他是江户时代中期的幕臣、大名，官职为能登守，后转任越前守。江户时代中期，受到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提拔，成为江户町奉行。进行过减轻刑罚、拷问及连坐制等司法改革，以断案公正闻名。

 　  来到日本的中国游客等都对日本人的“拾金不昧”感触甚深，我本身遗失的东西也多次“失而复得”，令我非常感动。

　　其实日本人“拾金不昧”，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

　　按照日本相关法律《遗失物法》等，在商店等处拾到的钱物必须在24小时之内交给所拾到的钱物的商店等;在路上拾到的东西翌日算起，必须在一周内交给警察。自己占有就犯了“横领罪”。

　　同时，日本法律的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拾金不昧”的人是可以得到报酬的，就是说他可以向失主要求得到报酬的。

　　相关法律规定：报酬金是遗失物品的5%以上到20%以下的金额;如果在某个设施内拾到的，报酬金由设施占有者和拾得者各取50%。如在3个月的保管区间内，仍然找不到失主，拾到者有得到拾得物的权利。

　　是不是这种法律和报酬制度，也是造成日本人“拾金不昧”风气的重要原因呢?而日本人每年会得到多少这样的报酬呢?有关从失主那里所得到的金额和数目，不见统计资料，但是在3个月的保管区间内，仍然找不到失主，而归拾到者的金钱与物品等，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笔者没有找到完整的全国性的统计资料，但仅据东京警察厅统计的2017年拾得物的处理状况，那一年东京共收到所拾取的现金37亿4889万862元，其中有5亿1065万359元归了拾得者。

　　拾得物共有391万7165件，归还给遗失者的仅为57万7千559件，而归拾得者的数字远远超出于此，为184万4687件。

　　自古以来，日本似乎就是一个路不拾遗的国家，1853年7月8日(日本嘉永6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马休·卡尔佩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将军率领的黑船(蒸汽船，由于船体涂上了防水黑漆又冒出黑烟，因此被日本人称为“黑船”)进入了日本的浦贺冲，此后佩里向日本方面提出与日本通商，美国船只可在日本补给等要求，并要递交美国总统敦促日本开国的亲笔信。这一事件震动日本朝野，后来被日本称之为“黑船来航”。1854年，佩里再次来航时，从香港带来了一名中国人叫“罗森”，这个人会英文，具有很高的中国文化修养，能书会写，日本有文化的人汉语水平很好，可以和他进行笔谈。

　　当时罗森赞扬日本治安良好，“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却之风，未尝见破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鼠盗狗偷之弊，此见致治之略，各有其能矣。”(《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外国关系文书附录之一》，大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行，642页。)

　　而日本人热衷于“拾金不昧”，也和日本人的一种“集体心理意识”有关。日本常用“洁”这个字来说明人的行为，按照《广辞苑》的解释，“洁”有一个意思就是“非常清洁无污，心情好，清爽。”(新村出编《广辞苑》，104页，岩波书店，1969)。因此“洁”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清洁，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清洁，一种“心理卫生”，是心理上的心清气爽的状态。如果拾到了钱物不交公，大部分日本人会有一种心理上的“罪恶感”，是不讲“心理卫生”。记得我刚来日本时，和一名日本人聊天，我谈起我在中国工厂里当徒工时，有的同事为了省事，把扫在一起的垃圾藏在一个人们不容易看见的角落，而不是扔掉。这个日本人说：把垃圾藏起来的事是不是只有他自己知道?我说：也许是的。这个日本人说：那不就说明那堆垃圾只留在他自己心里了吗?我哑然，由此也理解了日本人是非常注意心理卫生上的“洁”的。

　　但是日本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有奖励拾金不昧的制度呢?笔者才疏学浅，没有找到特别确凿的证据，但是从日本的一出“落语”中可见一斑。

　　在日本传统的“落语”，也就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的节目里，有一出落语叫“三方一两损”。这段落语大约产生于江户时代后期。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砖瓦匠金太郎拾到了一个装有三两黄金的钱包，钱包里有张纸条，从纸条上可以知道钱包的主人是木匠吉五郎。为了找到失主，他一天没有工作，四处寻找吉五郎。终于找到了吉五郎。吉五郎说丢了的东西，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你辛苦了一天来找我，还耽误了工作，这钱就归你。但是金太郎一定要物归原主，互不相让，竟然吵了起来。

　　为了“讨个公道”，他们来到了当时的政府机关——“奉行所”，到当时的江户町奉行大冈越前守大冈忠相那里，请其裁断。大冈非常欣赏两个人的诚实，他做出的判决是，先把这三两金子收公，自己再出一两金子，然后分给两人每人二两，金太郎拾到了三两金子，但是只得到二两，也算损失了一两;吉五郎原本丢了三两金子，现在得回了二两，也算损失了一两,而判官大冈忠信为了褒奖两个人的诚实，自己拿出一两金子，他也算损失了一两。这也就是所谓的“三方一两损”。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难以判定，但是大冈忠相 (1677-1752)确时实有其人的。他是江户时代中期的幕臣、大名，官职为能登守，后转任越前守。江户时代中期，受到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提拔，成为江户町奉行。进行过减轻刑罚、拷问及连坐制等司法改革，以断案公正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