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雅努斯现象”

         在俄罗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往往“受害者与害人者共为一身”，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双面人雅努斯一样，也许某个人前半段是行刑者，后来又变成了是受害者。比如1937年8月各地区的书记们都签署过“大肃反”死刑判决书，但是仅仅一年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身也被“肃反”掉了。

　　俄罗斯在1999年出版过一个上下册的《谁领导了克格勃》大厚本著作，书中罗列了克格勃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一个令人悲哀事实是，从1934-1941年的克格勃管理层人员几乎无一例外的没有善终，全部死于非命。大概没有人知道在30年代后半的“大肃反”中那些昨天的审判者很快便成为罹难者，仅1937年就有大约4万多名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冤死鬼”。恐怖之斧对谁也不放过，包括曾经作为“工具”的执行者。有人说这是“报应”，但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

　　苏联人都知道，内务部机构是“大清洗”的重灾区，那些内务部官员别看今天人五人六的大权在握，没准那句话没说对脑袋就搬了家，或者不需要任何原因就成了阶下囚。1934-36年克格勃头目雅戈达被捕以后，新上任的领导叶夫若对整个内务部系统全部洗牌大换班，把他认为的不可靠者全部送进了古拉格。

　　而1939年叶若夫倒台之后，贝利亚又在中央和地方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清洗运动。贝利亚之后，对他任内人员的清洗规模更是前所未有，很多人被捕的理由只有一条，“谁让他是贝利亚当部长期间的工作人员呢”。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规定，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个市、区，每个单位都接到规定数字，必须按期完成”，对专政机构亦不例外，而且下手更狠。

贝利亚

　　这几乎成为一个惯例，前任成为后任的“刀下鬼”，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成千上万令人敬畏的“人民法官”和“祖国卫士”，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支罪犯和敌人的大军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一个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人民公敌”的流水线上，把制造者变成产品不就是来源于一个指令吗，既然斯大林认为“对他个人专权制度不够忠诚的公民都算作人民的敌人”的话，对“敌人”的标准全凭他个人来判定，——因为斯大林不相信，在某个地区里、某个部门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在专政机构的核心部门尤其需要高度警惕，要像筛子一样的过滤。

　　内务部人员落入镇压机器并非由于践踏法律、捏造罪行、滥杀无辜的罪名而到惩处，而是被扣上他们自己非常熟知的一套罪名：非议党的政策、背叛祖国、充当间谍、颠覆政权、从事破坏、企图谋杀国家领导人等等。这些指控有没有证据根本就无关紧要，给被捕者编造罪行是审案人员驾轻就熟的“职业技能”。

　　罪名是预先确定好的，不允许自辩，因为根本就不需要证据。内务部人员原来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运，殊不知自己不过是专政机器的运转的齿轮和螺丝钉，不但随时可以替换掉，而且也会像其他受害者一样，被随便以什么借口而治罪灭口。

　　恐怖手段的执行者在奉命办案时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手段会反馈到自己身上，没有想到作为工具的下场比无权者更悲惨。发布命令的人是不承担后果的，而没有自己意志的执行者最后要替这种结果责任。不知道每个执行者在为虎作伥的时候，考虑过这种因果关系没有。

　　当然也许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审判机关的行话是，“不能让犯人招供的特工注定都是短命的”。如果执行者办案不利，很快就成为被审判者，而他们空缺出来的位置马上就被其他人填补进来。

　　以叶若夫和雅戈达为例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36-38年内务部头头叶若夫的命运。大肃反活动高潮过了以后叶若夫成了卸磨杀驴的“替死鬼”。对他审讯时同样使用了他曾如此卖力提倡过的肉刑和精神胁迫。叶若夫在对他的所有指控上签了字表示伏法认罪。

叶若夫

　　但是在后来审讯中他又多次翻供，哭诉他是迫不得已屈打成招。他说，在经历过长达数月的逼供信之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不是组织上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在临行刑的前一天，叶若夫的继任者贝利亚看望了他，劝他承认罪状，并答应如果他认罪的话或许可以保全性命。叶若夫知道，他也曾多少次这样劝说过被捕的党内高官，诱使他们上当的理由是呈现给斯大林一份他想要的供词，但最后没有一个人由于这样做而苟活下来。

　　因此叶若夫说，我太明白这套操作的路数了，对他的判决应该是早就决定了的，因为对类似人员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只要填上姓名就可以。既然横竖难免一死，接受贝利亚的建议就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个例子是，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雅戈达是作为“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成员被枪决的。今天谁都知道这完全是蓄意捏造出来的案件。这就意味着雅戈达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得到平反。他作为斯大林的帮凶迫害了无数的无辜者是不是应该得到宽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所承认并由此而丧生的那些指控是莫须有强加于他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分别对待。民众认为，这些内务部的执行者是罪有应得，是助纣为虐、自己给自己挖好了坟墓。

　　在苏联社会以“阶级嗅觉”和“阶级敏感”来培养野心家和钻营者的时候，那些好玩弄手段、诡计多端的“小人”就能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他们创造了一个罕见的人种——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内务部从来就是这类种投机分子的“大本营”，他们哪一个人不是手上沾满鲜血。

　　秘密警察流行语言是，“我们只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在这种人眼里，那些鲜活的生命只是数字，这些数字就是他们安宁生活的保证，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构本身的扩大和福利，数字低，就会遭到撤职、降级、失掉这个饭碗。

　　“去卢比扬卡”对普通人意味着流放古拉格——“遣送到白熊乐意居住而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意味着家破人亡。而对座在卢比扬卡大楼里的人来说，“这个体系是需要敌人的”，敌人越多，就意味着部门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可以去向斯大林邀宠，意味着更多的特权。所以即便专政机构在制造冤魂的同时把“自己人”也送进了“绞肉机”，但是仍然有前赴后继者纷至沓来。可是又有哪一个人能踏着受害者的尸体走到最后?从来没有一个人，这就是当走狗的下场。

　　这样反面的事例会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但如果因为他们是害人者就不为他们的被害作出澄清，这样做是否本身就违背了法治原则呢?

　　俄罗斯面临“双重复杂性”

　　这第一层的“复杂”指的是“区分问题的复杂”。与我们座谈的学者都提到，俄国的“善恶交织”使很多问题混淆在一起。他们说，在20世纪的苏联，我们建立了很多铁路、电站和大型工程，卫星上天，造了原子弹，成为“超级大国”，这一切使我们充满自豪感，认为我们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

　　“腐朽的西方”并不是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的产物，早在几百年前俄国人就已经对此有深刻的批评。从“第三罗马”开始，俄罗斯人一直就相信“西方衰落腐朽而俄罗斯救世”的理论，很早就提出“欧洲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全人类的文明方向”。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可以拯救衰落的拉丁-日耳曼文化的概念深入人心，这导致对普世价值的接受障碍。在与西方的冷战较量过程中，双方的对立使我们屏蔽了自己，一国之内需要强化凝聚力，过滤杂音，尤其是二战的胜利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种策略的正确性。

　　就像“记忆协会”主席罗津斯基所说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大清洗”的1937年，但是我们也不是只有1937年。俄罗斯问题的难度在于，苏联时期的成就与恐怖是混杂在一起的。“对大众的思想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对过去的责任问题人们无法严格的区分哪些是黑哪些是白，我们的历史很难黑白分明，无法明了化，是‘黑白相间’的混沌状态”。

　　另外，记忆是复杂的，是有过滤和筛选功能的，人们往往记忆最深刻的不是苦难而是成就，把过去的骄傲与耻辱分别开来有一定难度。还有，那些恐怖命令的执行者“并非毫无生活意义的恶人，他们签署了对无辜者行刑命令，但是他们也组织了幼儿园和医院，也曾亲自到工人的食堂检验伙食，他们之后的命运又是值得同情的”。用俄罗斯民间的话说，“没有哪一颗有害的杂草总是有害的”。

　　后来平反过程中，在审查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具体案件时，办案者拒绝为他们平反，因为他们本人应对无法纪行为负责。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此前曾是侩子手的蒙难者是否应予宽恕?从纯法律角度说，应该得到迟到的“正义还原”，但是从道德角度该怎么评价呢?

　　在苏联，希特勒是一个魔鬼化身的名词，他代表着绝对的恶，而斯大林是正义的化身，代表着绝对的善。在这种“非黑即白”只有两种选择的思想灌输下，任何来自个体的深层思考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关于胜利的记忆和关于恐怖的记忆编织在一起，可以说苏联所有傲人的成就都是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但是后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就而忽略过程。

　　从宣扬整体至上这一方面看来，希特勒和斯大林同出一辙，希特勒强调，德国人必须形成一个整体，必须有一种纪律把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大家都必须服从。因为国家至上论下，希特勒认为民主是祸根，是把整个民族的价值降低到平庸者的水准，他指责议会造成无人负责的局面，希特勒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济，而是暴力强制的权力意志。

　　苏共与希特勒类似的论调比比皆是，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是集权主义的共性所决定的。所不同的是，苏联比纳粹对“敌人”的界定要更宽泛更模糊得多。但是我们打赢了二战，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的历史，于是希特勒遭到了谴责，斯大林那一套却大肆弘扬。

　　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国家强大观念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就像梅德韦杰夫所说：“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苏共20大以后，赫鲁晓夫也承认斯大林时期存在着针对党政干部和民众的恐怖行径，但是他又极力把这种错误归咎于个人，试图与体制脱钩，另外赫鲁晓夫后期也强调，我们生活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中，没有恐怖体制就不能存活。

　　这样一来，苏联的问题就显得比德国以及其他东欧国家要复杂，在一个头脑里如何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一方面是骄傲，也是违背文明的耻辱，同时具有成就和犯罪，的确比起德国区分起来要困难。谁是功臣?谁是侩子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及如何理解恐怖?谁制造了恐怖?是制度导致国家机器的恐怖?还是个别领袖人物制造的恐怖?

　　在俄国人的脑海里长期形成一种意识，国家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国家虽然有时会犯错，但整个形象是好的，对这种自然严酷、疆界辽阔国家易散不易和的民族来说，“国家学派”很有市场。所以有评论说，仍有不少人对“已经消失的集体主义和共同意志有所留恋，苏联70年对国民价值观的灌输绝不可小觑。从某种意义上说，极权主义阴魂不散”，个人迷失在强大意志面前“被驯服”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每个俄罗斯人的头脑里都仍然坐着一个‘小斯大林’”。

　　俄罗斯民族对于揭露自己身上的脓包和疮口缺乏勇气，于是人们倾向于回避个人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并非每个人都能经得住拷问，而在血的河流中去寻找罪人也并不是体面的事”。

　　还有一批人在封闭的环境中习惯了，他们已经无法适应开放社会，“只想抓住那个已经报废了社会躯体以及病变了的陈旧意识不放”。几十年来“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策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支持，金字塔顶端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是有一定社会土壤的。前体制的惯性使他们不适应面对历史，没有学会使用归还了给自己的权利。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在俄罗斯“持不同证件者”其实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按理说大家都理解，很多人不能用一个胃来消化食物，为什么就无法理解众人不能用一个头脑去思考问题?思想的问题靠恐怖手段可以解决吗?

　　众所周知，斯大林那个时候对政*治犯民间有一个的说法，叫“带笼口”，很形象很生动吧，意思就是不让你开口说话。“政*治犯”的另一个称呼叫“祖国的背叛者”。这不是荒唐吗?一个对政府、政策发表不同言论的人，怎么就背叛祖国了呢?列宁在流亡的时候也常说，“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嘛。

　　把国家安全建立在个人不安全的基础上，是为了保卫祖国还是为了保卫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索尔仁尼琴当年大声呼唤的自由现在还受许多限制。俄罗斯人问道：一个用钳子强迫人不说话国度就是社会主义吗?我们国家能否遵循“不与人为敌”的政策?能否出台不与人的自然本性违背的政策?

　　改变“国家权力下无视个人”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普京“套娃政治”的氛围下，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俄国的“雅努斯现象”

         在俄罗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往往“受害者与害人者共为一身”，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双面人雅努斯一样，也许某个人前半段是行刑者，后来又变成了是受害者。比如1937年8月各地区的书记们都签署过“大肃反”死刑判决书，但是仅仅一年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身也被“肃反”掉了。

　　俄罗斯在1999年出版过一个上下册的《谁领导了克格勃》大厚本著作，书中罗列了克格勃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一个令人悲哀事实是，从1934-1941年的克格勃管理层人员几乎无一例外的没有善终，全部死于非命。大概没有人知道在30年代后半的“大肃反”中那些昨天的审判者很快便成为罹难者，仅1937年就有大约4万多名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冤死鬼”。恐怖之斧对谁也不放过，包括曾经作为“工具”的执行者。有人说这是“报应”，但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

　　苏联人都知道，内务部机构是“大清洗”的重灾区，那些内务部官员别看今天人五人六的大权在握，没准那句话没说对脑袋就搬了家，或者不需要任何原因就成了阶下囚。1934-36年克格勃头目雅戈达被捕以后，新上任的领导叶夫若对整个内务部系统全部洗牌大换班，把他认为的不可靠者全部送进了古拉格。

　　而1939年叶若夫倒台之后，贝利亚又在中央和地方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清洗运动。贝利亚之后，对他任内人员的清洗规模更是前所未有，很多人被捕的理由只有一条，“谁让他是贝利亚当部长期间的工作人员呢”。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规定，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个市、区，每个单位都接到规定数字，必须按期完成”，对专政机构亦不例外，而且下手更狠。

贝利亚

　　这几乎成为一个惯例，前任成为后任的“刀下鬼”，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成千上万令人敬畏的“人民法官”和“祖国卫士”，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支罪犯和敌人的大军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一个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人民公敌”的流水线上，把制造者变成产品不就是来源于一个指令吗，既然斯大林认为“对他个人专权制度不够忠诚的公民都算作人民的敌人”的话，对“敌人”的标准全凭他个人来判定，——因为斯大林不相信，在某个地区里、某个部门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在专政机构的核心部门尤其需要高度警惕，要像筛子一样的过滤。

　　内务部人员落入镇压机器并非由于践踏法律、捏造罪行、滥杀无辜的罪名而到惩处，而是被扣上他们自己非常熟知的一套罪名：非议党的政策、背叛祖国、充当间谍、颠覆政权、从事破坏、企图谋杀国家领导人等等。这些指控有没有证据根本就无关紧要，给被捕者编造罪行是审案人员驾轻就熟的“职业技能”。

　　罪名是预先确定好的，不允许自辩，因为根本就不需要证据。内务部人员原来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运，殊不知自己不过是专政机器的运转的齿轮和螺丝钉，不但随时可以替换掉，而且也会像其他受害者一样，被随便以什么借口而治罪灭口。

　　恐怖手段的执行者在奉命办案时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手段会反馈到自己身上，没有想到作为工具的下场比无权者更悲惨。发布命令的人是不承担后果的，而没有自己意志的执行者最后要替这种结果责任。不知道每个执行者在为虎作伥的时候，考虑过这种因果关系没有。

　　当然也许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审判机关的行话是，“不能让犯人招供的特工注定都是短命的”。如果执行者办案不利，很快就成为被审判者，而他们空缺出来的位置马上就被其他人填补进来。

　　以叶若夫和雅戈达为例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36-38年内务部头头叶若夫的命运。大肃反活动高潮过了以后叶若夫成了卸磨杀驴的“替死鬼”。对他审讯时同样使用了他曾如此卖力提倡过的肉刑和精神胁迫。叶若夫在对他的所有指控上签了字表示伏法认罪。

叶若夫

　　但是在后来审讯中他又多次翻供，哭诉他是迫不得已屈打成招。他说，在经历过长达数月的逼供信之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不是组织上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在临行刑的前一天，叶若夫的继任者贝利亚看望了他，劝他承认罪状，并答应如果他认罪的话或许可以保全性命。叶若夫知道，他也曾多少次这样劝说过被捕的党内高官，诱使他们上当的理由是呈现给斯大林一份他想要的供词，但最后没有一个人由于这样做而苟活下来。

　　因此叶若夫说，我太明白这套操作的路数了，对他的判决应该是早就决定了的，因为对类似人员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只要填上姓名就可以。既然横竖难免一死，接受贝利亚的建议就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个例子是，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雅戈达是作为“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成员被枪决的。今天谁都知道这完全是蓄意捏造出来的案件。这就意味着雅戈达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得到平反。他作为斯大林的帮凶迫害了无数的无辜者是不是应该得到宽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所承认并由此而丧生的那些指控是莫须有强加于他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分别对待。民众认为，这些内务部的执行者是罪有应得，是助纣为虐、自己给自己挖好了坟墓。

　　在苏联社会以“阶级嗅觉”和“阶级敏感”来培养野心家和钻营者的时候，那些好玩弄手段、诡计多端的“小人”就能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他们创造了一个罕见的人种——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内务部从来就是这类种投机分子的“大本营”，他们哪一个人不是手上沾满鲜血。

　　秘密警察流行语言是，“我们只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在这种人眼里，那些鲜活的生命只是数字，这些数字就是他们安宁生活的保证，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构本身的扩大和福利，数字低，就会遭到撤职、降级、失掉这个饭碗。

　　“去卢比扬卡”对普通人意味着流放古拉格——“遣送到白熊乐意居住而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意味着家破人亡。而对座在卢比扬卡大楼里的人来说，“这个体系是需要敌人的”，敌人越多，就意味着部门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可以去向斯大林邀宠，意味着更多的特权。所以即便专政机构在制造冤魂的同时把“自己人”也送进了“绞肉机”，但是仍然有前赴后继者纷至沓来。可是又有哪一个人能踏着受害者的尸体走到最后?从来没有一个人，这就是当走狗的下场。

　　这样反面的事例会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但如果因为他们是害人者就不为他们的被害作出澄清，这样做是否本身就违背了法治原则呢?

　　俄罗斯面临“双重复杂性”

　　这第一层的“复杂”指的是“区分问题的复杂”。与我们座谈的学者都提到，俄国的“善恶交织”使很多问题混淆在一起。他们说，在20世纪的苏联，我们建立了很多铁路、电站和大型工程，卫星上天，造了原子弹，成为“超级大国”，这一切使我们充满自豪感，认为我们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

　　“腐朽的西方”并不是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的产物，早在几百年前俄国人就已经对此有深刻的批评。从“第三罗马”开始，俄罗斯人一直就相信“西方衰落腐朽而俄罗斯救世”的理论，很早就提出“欧洲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全人类的文明方向”。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可以拯救衰落的拉丁-日耳曼文化的概念深入人心，这导致对普世价值的接受障碍。在与西方的冷战较量过程中，双方的对立使我们屏蔽了自己，一国之内需要强化凝聚力，过滤杂音，尤其是二战的胜利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种策略的正确性。

　　就像“记忆协会”主席罗津斯基所说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大清洗”的1937年，但是我们也不是只有1937年。俄罗斯问题的难度在于，苏联时期的成就与恐怖是混杂在一起的。“对大众的思想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对过去的责任问题人们无法严格的区分哪些是黑哪些是白，我们的历史很难黑白分明，无法明了化，是‘黑白相间’的混沌状态”。

　　另外，记忆是复杂的，是有过滤和筛选功能的，人们往往记忆最深刻的不是苦难而是成就，把过去的骄傲与耻辱分别开来有一定难度。还有，那些恐怖命令的执行者“并非毫无生活意义的恶人，他们签署了对无辜者行刑命令，但是他们也组织了幼儿园和医院，也曾亲自到工人的食堂检验伙食，他们之后的命运又是值得同情的”。用俄罗斯民间的话说，“没有哪一颗有害的杂草总是有害的”。

　　后来平反过程中，在审查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具体案件时，办案者拒绝为他们平反，因为他们本人应对无法纪行为负责。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此前曾是侩子手的蒙难者是否应予宽恕?从纯法律角度说，应该得到迟到的“正义还原”，但是从道德角度该怎么评价呢?

　　在苏联，希特勒是一个魔鬼化身的名词，他代表着绝对的恶，而斯大林是正义的化身，代表着绝对的善。在这种“非黑即白”只有两种选择的思想灌输下，任何来自个体的深层思考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关于胜利的记忆和关于恐怖的记忆编织在一起，可以说苏联所有傲人的成就都是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但是后人们往往只看到成就而忽略过程。

　　从宣扬整体至上这一方面看来，希特勒和斯大林同出一辙，希特勒强调，德国人必须形成一个整体，必须有一种纪律把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大家都必须服从。因为国家至上论下，希特勒认为民主是祸根，是把整个民族的价值降低到平庸者的水准，他指责议会造成无人负责的局面，希特勒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济，而是暴力强制的权力意志。

　　苏共与希特勒类似的论调比比皆是，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是集权主义的共性所决定的。所不同的是，苏联比纳粹对“敌人”的界定要更宽泛更模糊得多。但是我们打赢了二战，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的历史，于是希特勒遭到了谴责，斯大林那一套却大肆弘扬。

　　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国家强大观念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就像梅德韦杰夫所说：“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苏共20大以后，赫鲁晓夫也承认斯大林时期存在着针对党政干部和民众的恐怖行径，但是他又极力把这种错误归咎于个人，试图与体制脱钩，另外赫鲁晓夫后期也强调，我们生活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中，没有恐怖体制就不能存活。

　　这样一来，苏联的问题就显得比德国以及其他东欧国家要复杂，在一个头脑里如何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一方面是骄傲，也是违背文明的耻辱，同时具有成就和犯罪，的确比起德国区分起来要困难。谁是功臣?谁是侩子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及如何理解恐怖?谁制造了恐怖?是制度导致国家机器的恐怖?还是个别领袖人物制造的恐怖?

　　在俄国人的脑海里长期形成一种意识，国家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国家虽然有时会犯错，但整个形象是好的，对这种自然严酷、疆界辽阔国家易散不易和的民族来说，“国家学派”很有市场。所以有评论说，仍有不少人对“已经消失的集体主义和共同意志有所留恋，苏联70年对国民价值观的灌输绝不可小觑。从某种意义上说，极权主义阴魂不散”，个人迷失在强大意志面前“被驯服”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每个俄罗斯人的头脑里都仍然坐着一个‘小斯大林’”。

　　俄罗斯民族对于揭露自己身上的脓包和疮口缺乏勇气，于是人们倾向于回避个人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并非每个人都能经得住拷问，而在血的河流中去寻找罪人也并不是体面的事”。

　　还有一批人在封闭的环境中习惯了，他们已经无法适应开放社会，“只想抓住那个已经报废了社会躯体以及病变了的陈旧意识不放”。几十年来“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策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支持，金字塔顶端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是有一定社会土壤的。前体制的惯性使他们不适应面对历史，没有学会使用归还了给自己的权利。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在俄罗斯“持不同证件者”其实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按理说大家都理解，很多人不能用一个胃来消化食物，为什么就无法理解众人不能用一个头脑去思考问题?思想的问题靠恐怖手段可以解决吗?

　　众所周知，斯大林那个时候对政*治犯民间有一个的说法，叫“带笼口”，很形象很生动吧，意思就是不让你开口说话。“政*治犯”的另一个称呼叫“祖国的背叛者”。这不是荒唐吗?一个对政府、政策发表不同言论的人，怎么就背叛祖国了呢?列宁在流亡的时候也常说，“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嘛。

　　把国家安全建立在个人不安全的基础上，是为了保卫祖国还是为了保卫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索尔仁尼琴当年大声呼唤的自由现在还受许多限制。俄罗斯人问道：一个用钳子强迫人不说话国度就是社会主义吗?我们国家能否遵循“不与人为敌”的政策?能否出台不与人的自然本性违背的政策?

　　改变“国家权力下无视个人”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普京“套娃政治”的氛围下，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