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斯先生家中的客厅里，和许多丹麦人家一样开着灯，虽然这是下午，天色尚早。桌子上还点上了蜡烛，晕红的烛光让房间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息。我和拉尔斯先生、翻译和一位记者朋友一起围坐在桌旁闲聊着，偶尔望一下窗外，一栋栋红色屋顶的别墅，彷佛童话世界里一样。

　　这是安徒生的家乡欧登塞，丹麦的第三大城市。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北欧城市，人口很少，安静祥和。69岁的拉尔斯(Lars Hobye)先生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他曾经在大学做研究、发起过民间组织、在民众学院讲授丹麦历史和文化，还到哥本哈根担任文化部秘书，却很少离开这个美丽的小城。只是在退休以后，这里成为他向世界出发的港湾。

拉尔斯(Lars Hobye)先生

　　我本来对拉尔斯的人生故事感兴趣，可是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拉尔斯也习惯地给我描述起他生活的时代：从丹麦的历史到福利制度，从难民问题到全球化的冲击，从对世界的忧虑到与世界对话。话题广泛，但是渗透着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世界的认识，还有他的欢乐与忧思。

　　一.

　　拉尔斯先生出生于1949年，彼时欧洲正在走出战争的阴影，一个繁荣时代即将到来。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拉尔斯见证了丹麦摆脱贫困、走向富足的过程，也眼看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备的福利体系搭建起来。丹麦之所以成为令人艳羡的福利国家，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

　　政治家希望经济增长一直高速发展下去，但1973年的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丹麦，造成无数公司破产和失业率飞快上升。随着经济增长下降，社会问题暴露出来了。就像我后来在《丹麦史》里读到的那样：“一个全新的、持续增长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由长期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受益人员以及瘾君子(跟西方国家一样)组成。”

　　丹麦人意识到，经济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丹麦要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拉尔斯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已经在学术界小有名气。可是他越来越发现，参与社会更有吸引力。

　　我们的对话是通过翻译完成的。拉尔斯先生说丹麦语，而我则讲汉语。在一开始的拘谨之后，我们的思路很快就进入了同一轨道。他不再时刻紧盯着翻译的脸，而是边听边向我微笑。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笑容，坦诚而略带羞涩。

　　“在那个时期很多新鲜事物在发生，因为很多领域需要变革，”拉尔斯先生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他指的是1980年代。那是一个变革时代。在远东，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向西方世界开放大门。在乌拉尔山脉以东，体制僵化的苏联也开始谋求变革。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自由主义得到认可。从欧洲到亚洲，变革之风吹满全球。

　　在丹麦，知识分子们的思考稍有不同。拉尔斯告诉我：“我们觉得，丹麦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不能再以GDP为发展目标，需要一条新路。”

　　我问道：“在你们知识分子头脑里，是不是有一条清晰的新路?”

　　或许是没有听清楚，拉尔斯又问了一遍翻译。然后沉思了一下，诚恳地说，“新的出路就是怎么让国民更幸福，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条路在哪里。”

　　当时丹麦各界人士自发组成各种团体，社会上也有许多基金会支持人们去研究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拉尔斯在文化领域组织了一个团队，他们一起推广新的教育模式，也组织了很多研讨会议。

　　我对于这样的组织大惑不解：“你们为谁服务?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不是为了解决某个具像问题，”拉尔斯说，“我们做这些项目，是为了防止和杜绝更多社会问题走向更严重。”

　　对于来自中国的我来说，对这样的回答仍然感到如坠五里雾中。拉尔斯先生耐心地为我解释：当时丹麦的主要问题是让民众生活觉得更有意义，给社会注入更多和谐因素。此前人们认为可以规划社会发展，但到80年代发现这是不可行的。政治家意识到，如果各方面合作，管理社会的成本会更低，社会将更和谐。他们也相信，民间能够推动变革。

　　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这是自然的事。政治家没有、也不可能垄断一切，而是谨守权力边界。当社会出现问题时，他们更愿意让民间去探索解决办法，乐观其成，而不会像那些非民主国家那样，总是质疑、甚至敌视民间活动。即使出现了社会问题，也不让民间自发力量去解决，反而打压民间的努力，结果社会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掩盖起来，愈演愈烈。

　　可是，就像我很难理解拉尔斯先生一样，没有这方面生活经验的拉尔斯先生对于这些做法也感到难以理解。

　　拉尔斯说：“丹麦的好多小项目虽然不一定成功，但是它们没有消失，所有小项目带来的体验、感受和思想慢慢聚集起来，对社会发生作用。”

　　万涓成水，终究汇流成河。正是这些民间的努力，让丹麦社会平稳地适应了经济减速，避免了社会动荡，走进了岁月静好的时代。

　　二.

　　拉尔斯先生端来精致的蛋糕，请大家分享。我用叉子轻轻取了一小块，清香甜腻，回味无穷。在和平而宁静的下午，在美妙的烛光下，一块蛋糕，一杯红茶，这不就是美好生活吗?难怪，丹麦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

　　2004年，美国经济社会理论家杰里米-里夫金出版专著《欧洲梦》，描述了一个“北欧梦”：每天能按时下班，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支付子女的教育或医疗费用毫无压力;所在地区很安全，街道上治安良好;住在一所负担得起的房子里，亲人们也住在附近;经常休假;长寿。你不会变得富有，但你也不需要。

　　其实，丹麦正是“北欧梦”的典型。翻译告诉我，丹麦的社会差别极小，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拉尔斯先生差不多，都很安逸而幸福。

　　在拉尔斯看来，丹麦人的幸福主要来自于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是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我怀疑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文章《北欧神话的破产》说，沉重的税负损害经济，是“对个体经济和财富积累的持续不断的戕害”，丹麦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

　　恰好拉尔斯先生也读过这篇文章，他不同意作者的结论。他说，丹麦街头没有被冻死、饿死的流浪汉，政府会帮助无家可归的人，还会为他们提供免费教育，支持他们找到工作。这些得到帮助的人会反过来回馈社会。到目前为止，这种福利体系运转良好。因为在这个体系里，所有劳动者都能够获得保障，所有企业也能够自由调整雇员，以适应时代变化。

　　“重要的是，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制度是值得一直保存下去的。”拉尔斯认真地说：“很多中产宁愿付更高的税收，也要保证福利体系延续下去。”

　　美国模式和丹麦模式对比非常鲜明。从大锅饭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认为，养懒人不行，还是需要充分的竞争，因此认可美国模式，而对大包大揽的丹麦模式很是警惕。甚至有人说，中国不能搞福利制度，那样的话只会养懒人，降低效率。可是为什么丹麦人不担心呢?

　　拉尔斯的回答是：“比起强调自由竞争的美国人来，丹麦人更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从19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丹麦就逐渐形成了注重合作的文化传统。福利制度确实可能养懒人，可是绝大多数丹麦人认为，福利制度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这种观点启发了我的思考。是的，如果仅仅从效率角度看，担心福利制度养懒人似乎并不多余。可是换一个角度，如果人人都享有良好的福利保障，不是也可以激发人们为社会做贡献的热情，更好地提高效率吗?

　　拉尔斯介绍说，丹麦的社会福利体系不是授之以鱼的“母亲式管理”，而是授之以漁的“父亲式养育方式”。福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既照顾公民，也包括激励公民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中文翻译恰好是刚刚移民到丹麦的华人，她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我来丹麦签证注册后，政府就安排我去语言学校学习，还让我上一个大学。丹麦政府平时看似不在你旁边，其实它随时关注每一个人，为你赋能，充分挖掘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

　　我想到流传在国内的一种说法：包括丹麦在内的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除了主张暴力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派，还有主张议会斗争、和平演变的社会民主党。

　　拉尔斯说，这是一种误解，在丹麦很难找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巧合的是，拉尔斯在大学时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而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者，“我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很理想的模式，其实到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见到它。”

　　在他看来，丹麦、瑞典“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更准确应该叫‘社会民主主义’”，“一个好的国家需要自由市场、民主政府、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

　　拉尔斯先生家中的客厅里，和许多丹麦人家一样开着灯，虽然这是下午，天色尚早。桌子上还点上了蜡烛，晕红的烛光让房间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息。我和拉尔斯先生、翻译和一位记者朋友一起围坐在桌旁闲聊着，偶尔望一下窗外，一栋栋红色屋顶的别墅，彷佛童话世界里一样。

　　这是安徒生的家乡欧登塞，丹麦的第三大城市。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北欧城市，人口很少，安静祥和。69岁的拉尔斯(Lars Hobye)先生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他曾经在大学做研究、发起过民间组织、在民众学院讲授丹麦历史和文化，还到哥本哈根担任文化部秘书，却很少离开这个美丽的小城。只是在退休以后，这里成为他向世界出发的港湾。

拉尔斯(Lars Hobye)先生

　　我本来对拉尔斯的人生故事感兴趣，可是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拉尔斯也习惯地给我描述起他生活的时代：从丹麦的历史到福利制度，从难民问题到全球化的冲击，从对世界的忧虑到与世界对话。话题广泛，但是渗透着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世界的认识，还有他的欢乐与忧思。

　　一.

　　拉尔斯先生出生于1949年，彼时欧洲正在走出战争的阴影，一个繁荣时代即将到来。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拉尔斯见证了丹麦摆脱贫困、走向富足的过程，也眼看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备的福利体系搭建起来。丹麦之所以成为令人艳羡的福利国家，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

　　政治家希望经济增长一直高速发展下去，但1973年的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丹麦，造成无数公司破产和失业率飞快上升。随着经济增长下降，社会问题暴露出来了。就像我后来在《丹麦史》里读到的那样：“一个全新的、持续增长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由长期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受益人员以及瘾君子(跟西方国家一样)组成。”

　　丹麦人意识到，经济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丹麦要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拉尔斯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已经在学术界小有名气。可是他越来越发现，参与社会更有吸引力。

　　我们的对话是通过翻译完成的。拉尔斯先生说丹麦语，而我则讲汉语。在一开始的拘谨之后，我们的思路很快就进入了同一轨道。他不再时刻紧盯着翻译的脸，而是边听边向我微笑。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笑容，坦诚而略带羞涩。

　　“在那个时期很多新鲜事物在发生，因为很多领域需要变革，”拉尔斯先生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他指的是1980年代。那是一个变革时代。在远东，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向西方世界开放大门。在乌拉尔山脉以东，体制僵化的苏联也开始谋求变革。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自由主义得到认可。从欧洲到亚洲，变革之风吹满全球。

　　在丹麦，知识分子们的思考稍有不同。拉尔斯告诉我：“我们觉得，丹麦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不能再以GDP为发展目标，需要一条新路。”

　　我问道：“在你们知识分子头脑里，是不是有一条清晰的新路?”

　　或许是没有听清楚，拉尔斯又问了一遍翻译。然后沉思了一下，诚恳地说，“新的出路就是怎么让国民更幸福，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条路在哪里。”

　　当时丹麦各界人士自发组成各种团体，社会上也有许多基金会支持人们去研究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拉尔斯在文化领域组织了一个团队，他们一起推广新的教育模式，也组织了很多研讨会议。

　　我对于这样的组织大惑不解：“你们为谁服务?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不是为了解决某个具像问题，”拉尔斯说，“我们做这些项目，是为了防止和杜绝更多社会问题走向更严重。”

　　对于来自中国的我来说，对这样的回答仍然感到如坠五里雾中。拉尔斯先生耐心地为我解释：当时丹麦的主要问题是让民众生活觉得更有意义，给社会注入更多和谐因素。此前人们认为可以规划社会发展，但到80年代发现这是不可行的。政治家意识到，如果各方面合作，管理社会的成本会更低，社会将更和谐。他们也相信，民间能够推动变革。

　　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这是自然的事。政治家没有、也不可能垄断一切，而是谨守权力边界。当社会出现问题时，他们更愿意让民间去探索解决办法，乐观其成，而不会像那些非民主国家那样，总是质疑、甚至敌视民间活动。即使出现了社会问题，也不让民间自发力量去解决，反而打压民间的努力，结果社会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掩盖起来，愈演愈烈。

　　可是，就像我很难理解拉尔斯先生一样，没有这方面生活经验的拉尔斯先生对于这些做法也感到难以理解。

　　拉尔斯说：“丹麦的好多小项目虽然不一定成功，但是它们没有消失，所有小项目带来的体验、感受和思想慢慢聚集起来，对社会发生作用。”

　　万涓成水，终究汇流成河。正是这些民间的努力，让丹麦社会平稳地适应了经济减速，避免了社会动荡，走进了岁月静好的时代。

　　二.

　　拉尔斯先生端来精致的蛋糕，请大家分享。我用叉子轻轻取了一小块，清香甜腻，回味无穷。在和平而宁静的下午，在美妙的烛光下，一块蛋糕，一杯红茶，这不就是美好生活吗?难怪，丹麦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

　　2004年，美国经济社会理论家杰里米-里夫金出版专著《欧洲梦》，描述了一个“北欧梦”：每天能按时下班，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支付子女的教育或医疗费用毫无压力;所在地区很安全，街道上治安良好;住在一所负担得起的房子里，亲人们也住在附近;经常休假;长寿。你不会变得富有，但你也不需要。

　　其实，丹麦正是“北欧梦”的典型。翻译告诉我，丹麦的社会差别极小，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拉尔斯先生差不多，都很安逸而幸福。

　　在拉尔斯看来，丹麦人的幸福主要来自于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是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我怀疑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文章《北欧神话的破产》说，沉重的税负损害经济，是“对个体经济和财富积累的持续不断的戕害”，丹麦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

　　恰好拉尔斯先生也读过这篇文章，他不同意作者的结论。他说，丹麦街头没有被冻死、饿死的流浪汉，政府会帮助无家可归的人，还会为他们提供免费教育，支持他们找到工作。这些得到帮助的人会反过来回馈社会。到目前为止，这种福利体系运转良好。因为在这个体系里，所有劳动者都能够获得保障，所有企业也能够自由调整雇员，以适应时代变化。

　　“重要的是，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制度是值得一直保存下去的。”拉尔斯认真地说：“很多中产宁愿付更高的税收，也要保证福利体系延续下去。”

　　美国模式和丹麦模式对比非常鲜明。从大锅饭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认为，养懒人不行，还是需要充分的竞争，因此认可美国模式，而对大包大揽的丹麦模式很是警惕。甚至有人说，中国不能搞福利制度，那样的话只会养懒人，降低效率。可是为什么丹麦人不担心呢?

　　拉尔斯的回答是：“比起强调自由竞争的美国人来，丹麦人更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从19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丹麦就逐渐形成了注重合作的文化传统。福利制度确实可能养懒人，可是绝大多数丹麦人认为，福利制度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这种观点启发了我的思考。是的，如果仅仅从效率角度看，担心福利制度养懒人似乎并不多余。可是换一个角度，如果人人都享有良好的福利保障，不是也可以激发人们为社会做贡献的热情，更好地提高效率吗?

　　拉尔斯介绍说，丹麦的社会福利体系不是授之以鱼的“母亲式管理”，而是授之以漁的“父亲式养育方式”。福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既照顾公民，也包括激励公民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中文翻译恰好是刚刚移民到丹麦的华人，她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我来丹麦签证注册后，政府就安排我去语言学校学习，还让我上一个大学。丹麦政府平时看似不在你旁边，其实它随时关注每一个人，为你赋能，充分挖掘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

　　我想到流传在国内的一种说法：包括丹麦在内的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除了主张暴力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派，还有主张议会斗争、和平演变的社会民主党。

　　拉尔斯说，这是一种误解，在丹麦很难找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巧合的是，拉尔斯在大学时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而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者，“我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很理想的模式，其实到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见到它。”

　　在他看来，丹麦、瑞典“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更准确应该叫‘社会民主主义’”，“一个好的国家需要自由市场、民主政府、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

　　三.

　　拉尔斯先生陪同翻译到室外的草地上去吸烟，我和记者朋友则参观这个知识分子家的客厅。枣红色的木地板，洁白的墙面，靠墙放着书橱和几把藤椅，墙上挂着几幅风景小油画，格调高雅。客厅的一角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木质大座钟，一人来高，钟摆不紧不慢地摇摆着。从窗口看去，一块草坪绿色如茵。丹麦确实是块福地，它最南端的纬度高于中国东北的漠河，但是却冬季温和，12月份仍然满眼绿色。

　　拉尔斯先生和翻译走回来，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历史的轨道。我们谈到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那是1980年代的终点，也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那一年，拉尔斯骑着摩托，带着11岁的儿子，到德国去看柏林墙，带回来一块墙砖作为纪念。

　　柏林墙倒了之后，柏林变成整个欧洲的首都，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移居柏林。拉尔斯也在柏林购买了一个房子，每年去居住一段时间。作为邻居，丹麦和德国历史渊源深远，用拉尔斯先生的话说，“农业是从德国传到丹麦的，基督教也是从德国传到丹麦的。如果说没有德国，丹麦将是一个文化贫穷的国家。对今天的丹麦来说，德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其实，历史上丹麦和德国恩怨不断。尤其是19世纪，两国先后暴发过两场战争，结局是丹麦境内的两个公国和北石勒苏益格并入俾斯麦的新德国。这是丹麦民族的一场创伤，不过也奠定了作为单一民族的现代丹麦的基础。另外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丹麦人认识到，丹麦要参加级别超过自己体重的拳击比赛时，事情总会办砸。因此二战爆发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后，丹麦就放弃了抵抗。它别无选择。

　　回望19世纪，欧洲多灾多难，灾难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才告结束。此后的欧洲接受历史教训，开始向一体化发展。丹麦与德国的历史恩怨逐渐消弭，和平的阳光已经照耀了这片土地七十多年了。

　　由德国，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在那个时代，丹麦人并不认可安徒生，他的童话最先翻译成德语，深受德国人喜爱。丹麦与德国发生战争，安徒生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歌曲《我出生在丹麦》。那个时期很多丹麦歌曲里都有敌人，但这首歌充满了宁静与和平，表达了安徒生希望丹麦和世界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

　　现在这首歌几乎成为丹麦国歌，人人耳熟能详。拉尔斯说，他也非常喜欢《我出生在丹麦》。在民众学院讲授丹麦文化时，他总是以这首歌曲来结束。他说：“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我应该像安徒生一样，立足在祖国的土地上，放眼全球。”

　　全球化引起贫富差距增大，丹麦因为全覆盖的福利体系，问题并没有那么明显。拉尔斯说：“相对其他国家来讲，丹麦在有某些方面已经很理想了，但不是一个什么理想都达到的乐园。比如说，说我们有难民问题。”

　　拉尔斯清楚地记得，2015年难民们走在丹麦高速公路上的情景。虽然大部分难民只是想路过丹麦，目的地是更开放的瑞典，但是黑压压的人群已经把丹麦人吓坏了。如果把边界完全放开，丹麦的福利体系难以维系，于是最极端的民族保守主义者提出关闭边界。

　　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拉尔斯感到悲伤。他同情难民，反对关闭边界。和拉尔斯一样，虽然有很多抱怨声，但是当决定是否将难民拒之于国门之外时，大多数丹麦人坚决反对。在二战的时候，只有丹麦保护着犹太人到瑞典去，他们的理由是“犹太人就是我们的邻居。”而现在，丹麦人也说：“难民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邻居，我们不能这样抛弃他们，把他们扔回到战争中去。”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博爱不正是社会融合的最好方法吗?这个世界缺乏的不正是宽容和温情吗?

左一为记者钟庆，左二为拉尔斯先生，摄于拉尔斯先生家中

　　四.

　　轮到拉尔斯先生向我提问题了。

　　2004年他和太太曾到中国，他们问了很多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他们都觉得福利比民主更重要。“是这样子的吗?”拉尔斯问我。我说，因为中国穷人多，生存意识更强烈。许多民众认为，应该先解决肚子问题，再去解决民主问题。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进步吧?

　　——不一定。有很多人看到那些转型国家议会里乱糟糟的，就认为民主也不一定好。

　　——其实他们没有得到关于民主的正确图象。民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不是说大多数人就是对的，一定要把耳朵打开，听到少数人、包括异类的声音。

　　——“民主”在海盗时代就成为丹麦的主体价值观呢，还是基督教传入丹麦以后建立的，或者是在启蒙运动以后建立的?

　　——是19世纪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价值观，是从外面传入的。

　　——在中国有一个问题，当人们接受一个外来的观念时，会担心“全盘西化”。丹麦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当你接受外来观念的时候，就不再是丹麦人了?

　　——价值观是不容易被全盘颠覆的。对自己本身的价值观和文化有足够信心的时候，一个人的心态应该是开放的，很乐意接受外来的东西。我们丹麦才500多万人，历史如此之短，尚且不担心。你们中国有13亿人，有那么令人骄傲的传统和文化，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和害怕。

　　看的出来，对拉尔斯来说，民主是坚定不移的价值观。问题是，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民主受到质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冒头，在某些心怀不轨的政治家的操纵下甚至泛滥。

　　拉尔斯同意我的看法，不过他说：“丹麦的政治文化是，不能把民粹主义隔离出去，反而在国会里包容部分民粹主义的存在。”我感到不可思议：“如此包容，是否会让民粹主义越来越大，在政治上形成极右翼势力，就像现在的匈牙利、波兰这样?”

　　拉尔斯说：“我不希望发生，但是确实存在这种风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福利社会是一个避风湾，因为福利制度下没有极度贫困群体。”

　　我忽然明白了，那些被抛弃的边缘群体，才是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而丹麦缺乏这样的群体，所以议会里包容民粹主义者也并非不可想象。

　　在波澜不惊的丹麦之外，世界似乎越来越进入动荡时期。我和拉尔斯历数世界政坛上出现的强权人物：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匈牙利的欧尔班等等，当然还有那位难以界定的特朗普。这是一个长期趋势，还是一个短期逆流?

　　拉尔斯对此充满担忧，他希望是短期现象，但是也感到有长期的可能性，“民粹主义解决不了问题，坏答案会越来越突显出来，只是需要时间去证明。”

　　我担心的是，“完全的负面还没有暴露之前，世界就被推到灾难里去。”

　　“所以，互相了解太重要了。”拉尔斯说：“退休以后，我决定做一个项目，就是在全世界旅行，每年在一个国家待两个月，采访不同的人。我想用这种方法去学习，去推动文化对话。”他和夫人一起做了一个网站“连接地球”，把采访各国不同人士的资料放在上面，供读者免费浏览。

　　敬意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拉尔斯先生不但是一个丹麦公民，也是一个世界公民。假如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拉尔斯先生这样，超越国家的界限，以世界公民为己任，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永享和平和繁荣。

　　大座钟的指针逐渐逼近六点钟，窗外暮色已浓，我们的聊天不得不终止。热情的拉尔斯意犹未尽，又引导我们参观他的书房。这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别墅，沿楼梯向上，墙面上都是他们夫妇在世界各国的照片。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籍，还有各地收集的艺术品，别有特色。

　　我们告辞而出，走进欧登塞的夜色里。偶然回头，拉尔斯家的灯光流泄而出，温馨如诗。拉尔斯先生犹自站在窗口，向我们挥手致意。(感谢郭斌女士、钟庆女士对本采访提供的帮助)

       原题《拉尔斯：一个小国里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