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15年2月3日，略有删减）

         我和维罗妮卡(Veronica)站在加拉加斯山顶，俯望这座海拔约1000米的委内瑞拉首都。维罗妮卡是委内瑞拉军人的后代，自称是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

　　“加拉加斯太小”，她说。

　　“是吗?从这里看下去，城市显得好大啊。怎么说小呢?”我问。

　　“富人、穷人、高楼、贫民窟、外地人、入侵者、腐败分子、犯罪……什么都有，这座城市，根本没有足够的容量来容纳这么多人和东西。”她说。

　　“入侵者?什么意思?”我问。

　　“我们在家里呆着，随时可能有人拿着武器‘入侵’(invade)进来，并把主人赶走。警察没法管理这些行为，法律也没法遏制这些现象。在这里，所有人怕所有人。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我好无力。”

　　“无力感(powerless)”。这是我接触的几乎所有委内瑞拉人对自己境遇与感受的形容。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月初访问北京时，恐怕也难逃这样的心情。

　　我一直对委内瑞拉这个拉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好奇，这次终于成行。我希望通过亲眼观察了解三个问题，一是委内瑞拉当前的政经形势如何;二是这里的“社会主义”到底有多社会主义;三是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存在感。

　　当我亲身体验了委内瑞拉贬值的汇率，高企的通胀和动荡的社会秩序，特别是跟维罗妮卡这样的当地人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笼罩着无力感。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虽然打着查韦斯的旗帜，但在跌倒的油价面前，已经很难维持查韦斯时代的社会福利。马杜罗指望中国拯救经济，但多数委内瑞拉人对此并不买账。

　　1月中旬，委内瑞拉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委国每桶原油的平均销售价格只有47.05美元，不到2013年价格的一半。时间进入2015年，油价依然没有反弹的迹象，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委内瑞拉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执政的马杜罗政府也因此加深对中国政治与经济支持的依赖。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8年以来，中国已向委内瑞拉提供了400亿美元贷款。委内瑞拉每天向中国出口50万桶石油，其中近半用于偿还中国贷款。很多来自中国的资金被用于一些尚未完工的基础设施和住房项目，并未起到扭转委内瑞拉经济颓势的作用，特别是普通的委内瑞拉人很少感到从中获益。

　　在加拉加斯，来自中国的汽车、家电随处可见。日用品大多进口自中国。不过，我遇到的几个当地人都说，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并未给委内瑞拉带来就业和繁荣，甚至造成一些当地企业倒闭。

　　委内瑞拉人大多不缺少对经济衰退的记忆。1958年之后，该国开始实施以两党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依靠石油资源的经济发展确实推动过政治民主化进程。然而，过于依赖石油的经济体系却给委内瑞拉的国家建设蒙上阴影。1980年代，随着油价暴跌，经济陷入不稳定，1989年发生前所未有的大通胀，达到81.1%。

　　委内瑞拉前贸易产业部部长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在《权力的终结》(The End of Power)里回顾1989年经济危机的情景写道：“我们在选举中获胜后削减了补助，上调了油价，随后在加拉加斯引发了暴乱，城市充满暴力、恐惧和无序...我们的经济改革计划没有带来希望和繁荣，反而成为了街上的暴力、增加的贫困和更深的不公平等来源...我们的无力感确实跟很弱的、不起作用的制度有关。”

　　公众对经济社会形势的不满情绪爆发，到处发生暴乱的形势下，委内瑞拉1992年发生政变。后来入狱的政变发动者就是查韦斯。

　　1998年，查韦斯最终掌权，并在当选总统后提倡“21世纪的社会主义”，实施聚焦穷人需求的“惠民政策”，并把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产业“国有化”(政府占60%以上的股份)。2013年，查韦斯逝世后，接任总统就是月初刚访问过北京的马杜罗。马杜罗打的旗号是继承“查韦斯路线”，依然提倡“社会主义政府”，但他却没有查韦斯那样的领袖魅力和统治能力。

查韦斯

　　“所以，到了马杜罗时代，许多人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查韦斯时代的政府公信力也没有了。我父亲跟我说过年底可能发生政变，”维罗妮卡对我说。

　　据我在加拉加斯的观察，崩溃中的治安，无序中的通胀和暴跌中的油价是委内瑞拉经济社会正在面临，也难以克服的三大难题。

　　“你觉得怎么解决这些难题?”我在山顶问维罗妮卡。

　　她回答说，“为了解决现在的一系列问题，必须通过政变来换掉马杜罗总统，并逐步转移到新的政治体制，尝试新的发展模式。它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吸收资本主义要素的发展体制。毕竟，社会主义也有积极的要素。比如，如何照顾社会底层的权益，如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等，社会主义体制可以发挥作用。而且，自从查韦斯总统强调‘21世纪的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才意识到作为委内瑞拉人的传统和尊严。”

　　一边拨弄头发一边抱怨“最近买不到洗发水”的维罗妮卡是前总统查韦斯的支持者，她认为，“无论如何，查韦斯拯救了国家，为祖国带来了希望”。不过，委内瑞拉大多数富裕和中产阶级对查韦斯体制(Chavista regime)是不满意的。毕竟，该体制是优先考虑并照顾穷人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体制，借用她的语言说，是“反资本主义体制”。

　　政变没有发生。“不过，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我不能说查韦斯的好话，否则会被周围的人指责，甚至攻击”，维罗妮卡说。

　　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国家经济的下滑，不少委内瑞拉商人都往外跑，到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美国等国谋生。这一近况与在该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许多哥伦比亚人、厄瓜多尔人等来加拉加斯城发展的时候形成鲜明的反差。我在加拉加斯市内也能够感觉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战略资源”，尤其是人才和资金，正在流失。

　　据政府统计，2012年，委内瑞拉的犯罪数量达到约27万件，其中，杀人事件为15000件。根据《委内瑞拉暴力观察》(Venezuelan Violence Observatory)的统计，2013年，约25000人在杀人事件中遇难。据当地人介绍，这些事件的2成左右是在首都加拉加斯市内发生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委内瑞拉2013年的通胀率达到56.2%，2014年达到69.9%(截至10月份)。怪不得维罗妮卡买不到洗发水，过高的通胀率造成进口成本的攀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陷入严重的短缺。

　　另一个使我惊讶的是它的汇率。委内瑞拉政府把美元对本国货币“强势玻利瓦尔”(Bolivar Fuerte，以下为“委币”)的汇率绑定为1:6.3。但在黑市上，汇率却完全不同。当地一位女商人专门给我浏览了他们熟悉的黑市汇率网页，显示的汇率为1:173(2015年12月23日)。

　　“由于委内瑞拉经济崩溃，只有通胀，没有汇率，这些钞票很有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垃圾。所以，我们只好想方设法通过你们这样的游客拿美元来储蓄，”她说。

　　根据多方信息，委币是不允许直接换成美元的。我离开委内瑞拉之后去了玻利维亚。本来打算到了那里把委币换成玻利维亚当地的货币，去了许多正式或非正式的地方试图换钱，结果没人能给我换委币。位于玻利维亚最大城市拉巴斯市内的银行工作人员在窗口对我说，“很抱歉，但现在我们无法了解委币的真正价值，所以没法换。以前有一段时间可以，以后可能也可以。但现在不可以。与委币之间，实际上是没有汇率的状态。”

　　逛了好多地方，终于能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机场换委币。先把它换成哥伦比亚的货币，然后换成美元。我换了900委币，窗口的工作人员给我的是6美元，等于1美元:150委币。大致判断，这或许是委内瑞拉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价值。

　　汇总几个商人告诉我的数据，委内瑞拉人的平均月工资大致为5000委币。有一天晚上，在加拉加斯一边当我导游，一边给我介绍委内瑞拉政经形势，曾在美国留过学的若热(Jorge)带我去当地很受欢迎的，据说中产阶级常去的餐厅吃饭。点了牛排、沙拉、葡萄酒、甜品、咖啡，一个人10美元左右。如果以1美元:150委币这一有可能的“国际市场上的实际价值”来算的话，等于1500委币。从中可以看出，在加拉加斯，人们的收入水平并没有跟上高涨的通货膨胀。

　　“没有钱，也缺货，既买不起，也买不到。你看到我们的经济有多严重吧”，维罗妮卡这样描述老百姓所面临的委内瑞拉经济形势。委内瑞拉通过“石油还贷款”从中国获得的数百亿美元似乎并没有给当地带来景气。

　　那天抵达位于加拉加斯北边，沿加勒比海的迈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之后，我只得在机场这一英文相对通用的场所收集为委内瑞拉的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有关信息。过关排队时遇到的年轻男子正好是个之前在波士顿上学的加拉加斯人。我跟他说我将住在老城(Centro)的一家酒店，他强烈反对，警告我有可能被抢，说老城特别危险。“我是认真的，就算是我们当地人，也从不待在那片区域。”他说。

　　到了酒店之后，酒店老板赫尔曼(Helman)也警告我说，“你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护照、信用卡、手机、相机等，带一点点现金就行，最好要穿得破一点。街上坏人太多，犯罪者不少，随时有可能被抢。”

　　说点感性的话。我在加拉加斯的老城调研期间，只要走在街上，就真的感到恐惧。尤其是晚上，天黑之后根本不敢出去。街上也几乎没人。这种似乎很多没钱、没饭吃的罪犯正在背后集体凝视着我似的那种感觉，是我之前从未体验过的。

　　我在2014年12月25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从来没有在如此无序的空间里存在过。那种混乱和膨胀的感觉，似乎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厄瓜多尔的基多等地感受过，但他们也没给我‘可能要被杀了’的恐惧。但在这个地方有。”

　　圣诞夜那一天，若热请我到他家做客。他家很热闹，房间里有6个小孩子在一起嬉戏。他拉着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的手，给我介绍。两人很可爱，眼神很纯粹，让我特别喜欢。但下一刻，若热的一句话则使我充满了绝望：“这两个孩子是没有爸爸的，他俩的爸爸在街上被枪杀了。”

　　每次遇到一个当地人，我都试问“你现在最想要什么?”

　　他们的回答呈现出高度的统一。

　　“和平”。这是我接触的几乎所有委内瑞拉人所共同渴望的。

　　然而，此刻委内瑞拉的政经形势似乎与1989年那个时候有些相似。回顾其政治发展历程，除了民主，委内瑞拉也有政变的“传统”。拉丁美洲的政治有个特点，即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共存，并随时有可能被政变瓦解其合法性或正当性。

　　“这是不是与这个地区的英雄主义(Heroism)有关?”我问若热。

　　“有，但它是盲目的。盲目的英雄主义，”他回答说。

　　下山前，我提出，“不过，委内瑞拉的发展肯定也需要外来的援助和投资吧。日本政府有着对外援助、日本企业有着对外投资的经验，你说，我们外界能做点什么吗?”

　　维罗妮卡想了一想后，摇着头回答说，“恐怕很难。因为，我们的政府，包括受政府宣传影响的老百姓会觉得，依靠外来的援助发展本国经济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这种封闭的观念在委内瑞拉很普遍，很顽固。”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见起色，委内瑞拉也许不得不选择“忍辱负重”——寻求更多来自中国的援助。我很好奇，维罗妮卡和若热在内的委内瑞拉公民是如何看待“中委之间展开的深层次的合作的。

　　“最近形势太差，几乎没什么人愿意来我们这里旅游，有些欧洲人出于兴趣来住一两个月。来做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少，可能只有中国人吧。每天50到100个中国商人进委内瑞拉，但几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们好像有他们的圈子，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中国人在干什么，” 若热说。

　　谈委内瑞拉政府和公民如何看待外来援助，以及委内瑞拉未来发展模式时，维罗妮卡曾这样表达，“我不认为中国的援助能够解决我们国家的难题。政府提倡社会主义路线，但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我们是有民主选举的，不能学中国的体制和模式。大多数委内瑞拉人心目中，对中国的认识只是来自日常和家电用品，但印象不好，虽然便宜，但容易坏。”

 　　（本文写于2015年2月3日，略有删减）

         我和维罗妮卡(Veronica)站在加拉加斯山顶，俯望这座海拔约1000米的委内瑞拉首都。维罗妮卡是委内瑞拉军人的后代，自称是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

　　“加拉加斯太小”，她说。

　　“是吗?从这里看下去，城市显得好大啊。怎么说小呢?”我问。

　　“富人、穷人、高楼、贫民窟、外地人、入侵者、腐败分子、犯罪……什么都有，这座城市，根本没有足够的容量来容纳这么多人和东西。”她说。

　　“入侵者?什么意思?”我问。

　　“我们在家里呆着，随时可能有人拿着武器‘入侵’(invade)进来，并把主人赶走。警察没法管理这些行为，法律也没法遏制这些现象。在这里，所有人怕所有人。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我好无力。”

　　“无力感(powerless)”。这是我接触的几乎所有委内瑞拉人对自己境遇与感受的形容。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月初访问北京时，恐怕也难逃这样的心情。

　　我一直对委内瑞拉这个拉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好奇，这次终于成行。我希望通过亲眼观察了解三个问题，一是委内瑞拉当前的政经形势如何;二是这里的“社会主义”到底有多社会主义;三是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存在感。

　　当我亲身体验了委内瑞拉贬值的汇率，高企的通胀和动荡的社会秩序，特别是跟维罗妮卡这样的当地人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笼罩着无力感。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虽然打着查韦斯的旗帜，但在跌倒的油价面前，已经很难维持查韦斯时代的社会福利。马杜罗指望中国拯救经济，但多数委内瑞拉人对此并不买账。

　　1月中旬，委内瑞拉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委国每桶原油的平均销售价格只有47.05美元，不到2013年价格的一半。时间进入2015年，油价依然没有反弹的迹象，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委内瑞拉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执政的马杜罗政府也因此加深对中国政治与经济支持的依赖。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8年以来，中国已向委内瑞拉提供了400亿美元贷款。委内瑞拉每天向中国出口50万桶石油，其中近半用于偿还中国贷款。很多来自中国的资金被用于一些尚未完工的基础设施和住房项目，并未起到扭转委内瑞拉经济颓势的作用，特别是普通的委内瑞拉人很少感到从中获益。

　　在加拉加斯，来自中国的汽车、家电随处可见。日用品大多进口自中国。不过，我遇到的几个当地人都说，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并未给委内瑞拉带来就业和繁荣，甚至造成一些当地企业倒闭。

　　委内瑞拉人大多不缺少对经济衰退的记忆。1958年之后，该国开始实施以两党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依靠石油资源的经济发展确实推动过政治民主化进程。然而，过于依赖石油的经济体系却给委内瑞拉的国家建设蒙上阴影。1980年代，随着油价暴跌，经济陷入不稳定，1989年发生前所未有的大通胀，达到81.1%。

　　委内瑞拉前贸易产业部部长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在《权力的终结》(The End of Power)里回顾1989年经济危机的情景写道：“我们在选举中获胜后削减了补助，上调了油价，随后在加拉加斯引发了暴乱，城市充满暴力、恐惧和无序...我们的经济改革计划没有带来希望和繁荣，反而成为了街上的暴力、增加的贫困和更深的不公平等来源...我们的无力感确实跟很弱的、不起作用的制度有关。”

　　公众对经济社会形势的不满情绪爆发，到处发生暴乱的形势下，委内瑞拉1992年发生政变。后来入狱的政变发动者就是查韦斯。

　　1998年，查韦斯最终掌权，并在当选总统后提倡“21世纪的社会主义”，实施聚焦穷人需求的“惠民政策”，并把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产业“国有化”(政府占60%以上的股份)。2013年，查韦斯逝世后，接任总统就是月初刚访问过北京的马杜罗。马杜罗打的旗号是继承“查韦斯路线”，依然提倡“社会主义政府”，但他却没有查韦斯那样的领袖魅力和统治能力。

查韦斯

　　“所以，到了马杜罗时代，许多人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查韦斯时代的政府公信力也没有了。我父亲跟我说过年底可能发生政变，”维罗妮卡对我说。

　　据我在加拉加斯的观察，崩溃中的治安，无序中的通胀和暴跌中的油价是委内瑞拉经济社会正在面临，也难以克服的三大难题。

　　“你觉得怎么解决这些难题?”我在山顶问维罗妮卡。

　　她回答说，“为了解决现在的一系列问题，必须通过政变来换掉马杜罗总统，并逐步转移到新的政治体制，尝试新的发展模式。它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吸收资本主义要素的发展体制。毕竟，社会主义也有积极的要素。比如，如何照顾社会底层的权益，如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等，社会主义体制可以发挥作用。而且，自从查韦斯总统强调‘21世纪的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才意识到作为委内瑞拉人的传统和尊严。”

　　一边拨弄头发一边抱怨“最近买不到洗发水”的维罗妮卡是前总统查韦斯的支持者，她认为，“无论如何，查韦斯拯救了国家，为祖国带来了希望”。不过，委内瑞拉大多数富裕和中产阶级对查韦斯体制(Chavista regime)是不满意的。毕竟，该体制是优先考虑并照顾穷人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体制，借用她的语言说，是“反资本主义体制”。

　　政变没有发生。“不过，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我不能说查韦斯的好话，否则会被周围的人指责，甚至攻击”，维罗妮卡说。

　　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国家经济的下滑，不少委内瑞拉商人都往外跑，到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美国等国谋生。这一近况与在该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许多哥伦比亚人、厄瓜多尔人等来加拉加斯城发展的时候形成鲜明的反差。我在加拉加斯市内也能够感觉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战略资源”，尤其是人才和资金，正在流失。

　　据政府统计，2012年，委内瑞拉的犯罪数量达到约27万件，其中，杀人事件为15000件。根据《委内瑞拉暴力观察》(Venezuelan Violence Observatory)的统计，2013年，约25000人在杀人事件中遇难。据当地人介绍，这些事件的2成左右是在首都加拉加斯市内发生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委内瑞拉2013年的通胀率达到56.2%，2014年达到69.9%(截至10月份)。怪不得维罗妮卡买不到洗发水，过高的通胀率造成进口成本的攀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陷入严重的短缺。

　　另一个使我惊讶的是它的汇率。委内瑞拉政府把美元对本国货币“强势玻利瓦尔”(Bolivar Fuerte，以下为“委币”)的汇率绑定为1:6.3。但在黑市上，汇率却完全不同。当地一位女商人专门给我浏览了他们熟悉的黑市汇率网页，显示的汇率为1:173(2015年12月23日)。

　　“由于委内瑞拉经济崩溃，只有通胀，没有汇率，这些钞票很有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垃圾。所以，我们只好想方设法通过你们这样的游客拿美元来储蓄，”她说。

　　根据多方信息，委币是不允许直接换成美元的。我离开委内瑞拉之后去了玻利维亚。本来打算到了那里把委币换成玻利维亚当地的货币，去了许多正式或非正式的地方试图换钱，结果没人能给我换委币。位于玻利维亚最大城市拉巴斯市内的银行工作人员在窗口对我说，“很抱歉，但现在我们无法了解委币的真正价值，所以没法换。以前有一段时间可以，以后可能也可以。但现在不可以。与委币之间，实际上是没有汇率的状态。”

　　逛了好多地方，终于能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机场换委币。先把它换成哥伦比亚的货币，然后换成美元。我换了900委币，窗口的工作人员给我的是6美元，等于1美元:150委币。大致判断，这或许是委内瑞拉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价值。

　　汇总几个商人告诉我的数据，委内瑞拉人的平均月工资大致为5000委币。有一天晚上，在加拉加斯一边当我导游，一边给我介绍委内瑞拉政经形势，曾在美国留过学的若热(Jorge)带我去当地很受欢迎的，据说中产阶级常去的餐厅吃饭。点了牛排、沙拉、葡萄酒、甜品、咖啡，一个人10美元左右。如果以1美元:150委币这一有可能的“国际市场上的实际价值”来算的话，等于1500委币。从中可以看出，在加拉加斯，人们的收入水平并没有跟上高涨的通货膨胀。

　　“没有钱，也缺货，既买不起，也买不到。你看到我们的经济有多严重吧”，维罗妮卡这样描述老百姓所面临的委内瑞拉经济形势。委内瑞拉通过“石油还贷款”从中国获得的数百亿美元似乎并没有给当地带来景气。

　　那天抵达位于加拉加斯北边，沿加勒比海的迈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之后，我只得在机场这一英文相对通用的场所收集为委内瑞拉的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有关信息。过关排队时遇到的年轻男子正好是个之前在波士顿上学的加拉加斯人。我跟他说我将住在老城(Centro)的一家酒店，他强烈反对，警告我有可能被抢，说老城特别危险。“我是认真的，就算是我们当地人，也从不待在那片区域。”他说。

　　到了酒店之后，酒店老板赫尔曼(Helman)也警告我说，“你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护照、信用卡、手机、相机等，带一点点现金就行，最好要穿得破一点。街上坏人太多，犯罪者不少，随时有可能被抢。”

　　说点感性的话。我在加拉加斯的老城调研期间，只要走在街上，就真的感到恐惧。尤其是晚上，天黑之后根本不敢出去。街上也几乎没人。这种似乎很多没钱、没饭吃的罪犯正在背后集体凝视着我似的那种感觉，是我之前从未体验过的。

　　我在2014年12月25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从来没有在如此无序的空间里存在过。那种混乱和膨胀的感觉，似乎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厄瓜多尔的基多等地感受过，但他们也没给我‘可能要被杀了’的恐惧。但在这个地方有。”

　　圣诞夜那一天，若热请我到他家做客。他家很热闹，房间里有6个小孩子在一起嬉戏。他拉着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的手，给我介绍。两人很可爱，眼神很纯粹，让我特别喜欢。但下一刻，若热的一句话则使我充满了绝望：“这两个孩子是没有爸爸的，他俩的爸爸在街上被枪杀了。”

　　每次遇到一个当地人，我都试问“你现在最想要什么?”

　　他们的回答呈现出高度的统一。

　　“和平”。这是我接触的几乎所有委内瑞拉人所共同渴望的。

　　然而，此刻委内瑞拉的政经形势似乎与1989年那个时候有些相似。回顾其政治发展历程，除了民主，委内瑞拉也有政变的“传统”。拉丁美洲的政治有个特点，即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共存，并随时有可能被政变瓦解其合法性或正当性。

　　“这是不是与这个地区的英雄主义(Heroism)有关?”我问若热。

　　“有，但它是盲目的。盲目的英雄主义，”他回答说。

　　下山前，我提出，“不过，委内瑞拉的发展肯定也需要外来的援助和投资吧。日本政府有着对外援助、日本企业有着对外投资的经验，你说，我们外界能做点什么吗?”

　　维罗妮卡想了一想后，摇着头回答说，“恐怕很难。因为，我们的政府，包括受政府宣传影响的老百姓会觉得，依靠外来的援助发展本国经济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这种封闭的观念在委内瑞拉很普遍，很顽固。”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见起色，委内瑞拉也许不得不选择“忍辱负重”——寻求更多来自中国的援助。我很好奇，维罗妮卡和若热在内的委内瑞拉公民是如何看待“中委之间展开的深层次的合作的。

　　“最近形势太差，几乎没什么人愿意来我们这里旅游，有些欧洲人出于兴趣来住一两个月。来做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少，可能只有中国人吧。每天50到100个中国商人进委内瑞拉，但几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们好像有他们的圈子，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中国人在干什么，” 若热说。

　　谈委内瑞拉政府和公民如何看待外来援助，以及委内瑞拉未来发展模式时，维罗妮卡曾这样表达，“我不认为中国的援助能够解决我们国家的难题。政府提倡社会主义路线，但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我们是有民主选举的，不能学中国的体制和模式。大多数委内瑞拉人心目中，对中国的认识只是来自日常和家电用品，但印象不好，虽然便宜，但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