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索尔仁尼琴

　　从某种意义上，苏联是作为一个乌托邦诞生的。

　　1882年，《共产党宣言》被普列汉诺夫译成俄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写了俄文版序言。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或恩格斯，他们一定想不到，仅仅30年后，共产党会成为俄罗斯这个古老专制帝国的新君主。

　　尽管列宁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但苏维埃政权仍然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具有300余年专制历史的沙皇俄国的坟墓之上，正如沙皇俄国的前身是蒙古屠刀下的金帐汗国。列宁其实也清醒地认识到苏联权力机构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只不过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评价。

　　列宁之后，斯大林将权力发展到极其可怕的程度，“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像我们这样强大而权威的党”。从1929年到1953年，共有2000万苏联民众遭到屠杀。帝国体制下没有自由，更没有新闻自由，“《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布哈林赞叹道：“共产党政权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这样的机器。”阿夫托尔汉诺夫对苏联这个新生的意识形态联盟国家这样总结：

　　这一绝对专政的上层是一个少数人的寡头领导集团，内部有一级一级的党的官僚机构，在政权金字塔的底部有数百万党的寄食者做基础。这种专政不仅就其完美的组织，而且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皆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乃至全国人民都受它的控制和领导。

　　维尔纳?桑巴特曾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这句话无疑对苏联是适用的。政治就是权力和阴谋。在克里姆林宫深处，这个红色帝国经历了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三次惊心动魄的宫廷权杖转移过程。长江后浪推前浪，1964年10月14日，在扩大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被迫“自愿退休”。当天下午，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梁启超先生曾说：“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布尔什维科夫将专制制度分为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牺牲，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威权主义则是极权主义相对温和的形式，由于统治者个人权威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的初步萌生，威权统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弃不切实际的狂想，而人们也不再被勒令必须积极参与到统治者个人意志中去，个体也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与极权主义的“铁板一块”不同，威权主义表现为统治者与民众决裂和分野，因为社会共识的破裂，权力缺乏广泛的认同，统治者只能依靠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其统治的稳定。威权主义其实是承前启后的后极权主义，它不仅极权主义的延续，也是民主主义的萌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极权主义，那么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阶段。

　　人们都承认，在苏联充满动荡和灾难的现代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盛世”，其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统计数据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1965年，苏联人的平均工资只有96.5卢布，到了其执政晚期已经增长到170卢布。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大多都有住房，房租极其低廉。1970年代，全国基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廉价住房、休假制度和退休养老制度。

　　对很多“苏联人”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令人留恋的：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苏联经济在勃氏时期达到了巅峰，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军事实力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将冷战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宇宙争霸”时代。因此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

　　如果说斯大林是一个恶棍，那么勃列日涅夫无疑是一个好人。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容，作风随和，富于同情心。他的缺点是过分虚荣，优柔寡断，缺乏胆识和担当。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普通官僚，勃列日涅夫肯定会受到大家欢迎，但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家，勃列日涅夫的缺点就不能只是缺点了。在政治上，平庸是一种最常见的罪恶。虽然有“无为而治”的政治治理模式，但这种“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思想僵化。从表面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巅峰，军事强大，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但各种社会矛盾却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勃列日涅夫恰恰最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负能量的聚集如同堰塞湖，最后让这个国家和它的繁荣伟大一起成为落花流水。

　　在苏联历史中，除了斯大林执政27年外，执政时间最长的就属勃列日涅夫了。如果说铁腕的斯大林开创了一个独裁时代，那么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维持了一个“无主时代”——无论人民还是官僚，都只是巨型国家机器的润滑油，他们都不是苏联的主体。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政治黑暗，权力腐败，挥霍浪费，人权落后，好大喜功……勃列日涅夫的盛世如同《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正面给人一种虚幻的高潮，翻过来却是深不见底的深渊。繁荣的背后，危机酝酿，矛盾积聚。如同一场俄罗斯罗轮盘赌，对准自己的子弹一旦上了膛，自欺欺人的侥幸心态或许可以应付一时，但厄运总会在下一次突然来临，要了卿卿性命。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崩溃准备了条件”。但勃列日涅夫总是幸运的，在一场宫廷政治的击鼓传花游戏中，他在炸弹没有爆炸之前就把它传了出去。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10年，苏联这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便顷刻间灰飞烟灭。

　　一 皇帝的新装

　　如果说苏联完全是一场意外，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意外中的意外。他比《连升三级》中的张好古更加幸运，最后他中了头彩。

　　在苏联帝国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勃列日涅夫是大家公认的平庸之辈，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过，自己没有担当最高领导人的才能，更没有那样的野心。结果在互相倾轧的克里姆林宫权力场中，勃列日涅夫竟然因此而免于被暗算和攻击。这种“幸运”颇为讽刺。

　　在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勃列日涅夫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政变成功后，政变策划者们争执不下，谁都不愿让强势的对手得到最高权力，最后“选举”的结果是把一个平庸的技术官僚、被公认为能力很弱的勃列日涅夫推上主席台。因此说，这个飞来的权力对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场意外。他之所以成功，并不是他有才干，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竟然因为平庸无能而荣登大宝，这就是宫廷政治的吊诡之处。对一群权力野心家来说，性格中庸胸无大志的勃列日涅夫最为理想——作为一个短暂过渡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

　　根据当事人回忆，政变发生时，大家要勃列日涅夫通知赫鲁晓夫过来“开会”，他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不得不把他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后来听说政变阴谋已经败露，勃列日涅夫失魂落魄地扑进朋友的怀里：“全完了，赫鲁晓夫都知道了……他会把我们全都枪毙的!”

　　勃列日涅夫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权力几乎毫无思想准备，无论是上台前还是上台后，他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像样的国家发展纲领，也从来就没有想过怎样改造国家和社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家元首不仅是最不需要智力和良心的职业，而且即使一个貌似平庸的人，一旦对权力上了瘾，他同样可以成为一位宫廷斗争的高手。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短短几年，勃列日涅夫就将那些擅长权谋的“大内高手”一个个清洗殆尽，退休的退休，罢官的罢官，最后建立起了一个无远弗届的勃氏权力统治体系。与残暴阴鸷、赶尽杀绝的斯大林不同，勃列日涅夫比较温和，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只是解除对手的威胁，并不消灭对方，甚至也不会让他们在政治上彻底破产。

　　在苏联短短的69年历史中，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为苏联打上浓厚的勃氏色彩——勃列日涅夫式的集权统治所形成的“庸人治国”的帮派政治。在勃列日涅夫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都是与勃氏亲近的“小勃”式的人物——平庸即美德。这些掌控官僚机器的平庸之辈不慌不忙，没有棱角，虚荣冷漠，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好大喜功，擅长挥霍。

　　勃氏最大的“贡献”是将庞大而纷争的党派政治改造为更紧密牢固的帮派政治。依靠同一帮派下的庞大官僚机器，即使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入膏肓，他仍然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权力。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无处不在帮派势力的严密控制之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到处笼罩着黑社会一般的紧张气氛。在一般民众眼中，所谓政治，完全就是肮脏的阴谋;那些帮派成员就是一群平庸低智、无耻无畏的小偷和小丑。

　　马基雅维利认为历史上的帝国有两种统治方式：第一种是君主独裁，即由一个绝对的君主独裁，其他人都是奴才，其中最受恩宠的奴才作为官吏帮助君主进行统治;第二种是寡头专制，即由一个君主与一群贵族共同统治，贵族的权力一般并非来自君主的恩宠，而是因为世袭，当然君主仍然比贵族更有权势。按照这种说法，苏联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君主独裁，那么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寡头专制。

　　作为苏联这个乌托邦的始作俑者，列宁极其推崇“集体领导”，但这个理想却被斯大林毁灭了。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后，一个缺乏个性的领袖终于为苏联带来第一次真正“集体领导”，只是这种“集体领导”与民众无关;由过去“一个人说了算”改为现在“一群人说了算”，从君主独裁到寡头专制，这就是苏联的进步。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是斯大林一个人决定的，侵略阿富汗则是由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三套车”(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4人决定的。一个共同之处是，无论斯大林时代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

　　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个职业政治家，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称职”的“小公务员”，却领导了一个世界超级大国长达18年。从个人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而他的对手肯尼迪和尼克松却显得极其失败;但就国家而言，一切都恰恰相反。美国总统尼克松断言：基本价值稳如磐石的美国在冷战中将不战而胜。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早已远离了革命，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平庸。出身卑微的勃列日涅夫从一名钳工开始，一步一个台阶地在权力阶梯上爬升。在阴谋四伏逆向淘汰的权力游戏中，成功的官僚往往是那种视生存高于一切的庸才——毫无个性、唯唯诺诺、小心谨慎、见风使舵和害怕冒险。经过权力粉碎机打磨的“红色工程师”勃列日涅夫身上毫无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也缺乏改变现实的勇气与决心，墨守成规。

　　事实上，当平庸成为一种美德时，平庸就不再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的美德。当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打算退休时，他的政治局伙伴们一起说：“不，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二 古拉格群岛

　　天才的列宁开创了苏联，冷酷的斯大林开创了“冷战”，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将苏联和“冷战”一起带领到巅峰。

　　作为斯大林的掘墓人和守墓人，赫鲁晓夫和他的改革其实只是一个短暂而意外的插曲。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如同强弩之末，虽然达到了很远的射程，但却在迅速减速滑落，毫无力量可言;或者说，一切都在走向凝固。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看来，共产主义即使没有实现，至少“发达社会主义”实现了，因此维持稳定就成为天大的事情。从1971年起，“改革”一词被“完善”替代，政治的保守使苏联走向复辟，重新开始了一个斯大林化的过程。

　　在每一个权力狂心里都会有一个斯大林。即使作为颠覆者的赫鲁晓夫，他反对的也只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更可怕的斯大林体制。对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平庸官僚们来说，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上帝，至少斯大林对精英群体进行大清洗，将政界、军界、文化教育界干部消灭了十之八九，才使勃列日涅夫“第聂伯罗帮”这批“红色工程师”得以鸡犬升天;同时，斯大林创立的官僚特权制度，可以使他们无论多么平庸，照样可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并宣称取消特权制度，导致整个官僚集团奋起反戈，最终合谋废黜了赫鲁晓夫。

　　1966年，正当中国发起一场具有去中国化色彩的文化大革命时，勃列日涅夫废止了“非斯大林化”，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斯大林化”运动。斯大林重新回到神坛，文字狱大开罗网：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发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投入劳改营，麦德维杰夫因《让历史来审判》被开除党籍，费尔德宾因《斯大林大清洗内幕》遭到克格勃追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特务队伍极其浩大，仅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就多达105卷，而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国家，正是宗教将俄罗斯勃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入苏联以后，东正教的国教地位被取消，共产党将宗教都视为大敌;为了去宗教化，国家暴力发起的这场反宗教运动愈演愈烈。苏联当局“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经济制裁、行政强制、警察镇压、宣传战役及组织手段等等。在这场极端的反宗教运动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们人身或公民权利的行为屡屡发生……”。列日涅夫将反宗教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无数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宗教教徒遭到严酷迫害，宗教经典被列为禁书焚毁。

　　所有的暴力都是不仁慈的，所有的极权也都是不宽容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就到西伯利亚去。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古拉格群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群岛》秘密送往西方发表后，苏联当局立即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将其驱逐到欧洲。

　　如果说一个平庸的官僚就是一只没有生命的齿轮，那么在他眼中，其他人都不过是一颗颗螺丝钉而已，因此他绝不喜欢思想和个性，而作为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必然会遭到这种反智体制的歧视、镇压和打击。勃列日涅夫需要官僚机器机械的运行，最理想的零件自然是驯服的军人和听话的工人，而不是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富于理性的科技知识分子。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识分子入党，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中发展党员，从而将知识分子彻底边缘化。

　　普列汉诺夫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这块土地素来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传统。与勃氏的“斯大林化”相对，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体现了不屈不挠的知识分子精神。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从思想和政治上对体制的抗议。虽然知识分子遭到了各种迫害，但他们是最终胜利者，这种结局是每个当事人都清楚的。

　　在这场良心运动中，“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从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获得者变成了苏联人权运动的领袖。1968年，萨哈罗夫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该文被研究者称为“苏联集权制度的判决书”。197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却被禁止离境领奖。1980年，他因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在7年流放生活中，萨哈罗夫为抗议当局迫害曾三次绝食，其中的一次绝食长达178天，被强制灌食。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他对威胁极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最具国际轰动的事件是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悍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暴力镇压。被苏军强行罢黜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亚历山大·杜皮切克轻蔑地说：“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不能阻挡春天。”

　　当民间最后一个反斯大林的刊物《新世界》被“改组”后，斯大林重新成为“伟大领袖”;保卫斯大林就是保卫苏联，“非斯大林”是“敌人”对苏联的“颠覆武器”;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斯大林的画像又出现在每个家庭客厅、公共场所、学校机关和汽车上。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只是企图用斯大林的借尸还魂来增强执政和特权的合法性，而更吊诡的是在民间斯大林同样受到了热捧。面对官僚集团的特权和媒体垄断，“不给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以传播的渠道”，丧失言论自由的民众只好借对官员“大清洗”的斯大林来浇淋自己心中块垒。人们对体制的不满竟然导致对体制创立者的怀念，真是一种讽刺。但这种“怀念”是不堪一击的，只要信息开放，让人们知道更多的真相，阳光是一切政治谎言的天敌。苏联覆灭之后，即使在俄罗斯最艰难的2000年，民间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足7%。

　　三 动物庄园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罗伊·麦德维杰夫曾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

　　一个帝国的维持离不开官僚权力体系的支撑，官僚集团是专制独裁体制的基础。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权在谁”。民主国家中，民众通过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民众是国家的主体，背叛民众就是背叛国家。专制国家中，不受民众监督的统治者管理国家，他们是国家主体，民众与国家无关;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我们”和“他们”、百姓和官。专制国家的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权力合法性危机，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只能以高官厚禄和持续的谎言、暴力、恐怖进行威逼利诱，来消除民众对自己的反抗和鄙视。

　　早在列宁时代，普列汉诺夫就指出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并不是好事，“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在专制官僚体制下，一般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整体构成一个权力同心圆，最高权力外围是一个利益分赃高级同盟，然后从里向外，一圈比一圈权力减小，利益关系从紧密趋向松散，而民众则被彻底抛弃在权力之外，成为权力的假想敌。为了保证权力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围绕最高权力必然形成一种独特的利益分配模式，这就是特权。因为特权的存在，保卫权力体系就是保卫自己自己的利益，一个权力同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法国作家纪德曾于1936年应苏联官方邀请访问苏联。他在《从苏联归来》中写道：“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斯大林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复杂高效的特权体系，甚至残酷的大清洗也不影响新权力精英对他的忠诚。斯大林时代最荣耀的特权莫过于“首都”牌伏特加。这种伏特加酒是1944年在列宁格勒酿制的。当时列宁格勒被围，无数民众饿死，但宝贵的粮食却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伏特加，以此佳酿专供国家和军队高干享用。

　　与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鲁莽地向特权体系发起攻击，结果很快就遭到权力体系的反击和抛弃。作为官僚集团选举出来的模范代表和利益代言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保证对干部的尊重”;他不仅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而且进一步扩大特权范围和种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体制内的权力阶层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吏成为人类史上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他们纷纷效仿模范勃列日涅夫，大兴土木，酒池肉林，炫富摆阔，囤积奢侈品，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私人宫殿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各种奢华设施一应俱全。

　　在专制体制下，最高权力并非来源于民众授权，也不是法律授权，而完全依靠亲信帮派的集体忠诚。勃列日涅夫的成功就在于深谙此道。对于自己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无能，甚至是严重罪恶，勃烈日涅夫都毫不犹豫地予以庇护。帮派政治的秘密就是帮派利益大于党(社团)的利益，更大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从来不用考虑。帮派利益至上的权力体系不顾一切地扑向腐败，上行下效，整个苏联社会的贪污、腐败和特权挥霍达到令人类无法想象的程度。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人们竟然都相信斯大林时代的腐败特权是比较清廉的。

　　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苟富贵，勿相忘。勃列日涅夫“一人得道”后，很多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官僚都跟着他“鸡犬升天”。在勃氏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曾他当年的同事、部下和朋友，这就是著名的“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他们是勃氏权力体系的嫡系，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权力部门。在这种帮派政治下，官员被升迁，原因绝不会是他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与“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关系密切。

　　勃列日涅夫之下，每个权力者都是一个小勃列日涅夫。他们根据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铲除异己。大帮派下有小帮派，权力关系盘根错节，平庸成为唯一的生存秘诀，阴谋成为唯一的政治智慧。专制制度下，只有提拔而没有选举。权力既然不来自民众，权力也就无需对民众负责;权力从公器变成私器，每一个权力都会选择自己人，因此，权力就与品德、公正、才干失去了任何关联。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体制下，一个官员即使个人品质和禀赋良好，最终也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否则就会被这个帮派将他孤立和抛弃。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在一种特权体制下，党员干部与普通工人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用纪德的话说，这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狯，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的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谁”。

　　正如中国传统的“百姓”和“官”，苏联社会被分为“他们”和“我们”：“他们”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这就是苏联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他们”骄奢淫逸不劳而获，彻底败坏了社会风气，等于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去获得不道德不正义的财富和利益。在勃烈日涅夫时代，黑社会在苏联泛滥成灾;或者说，苏联完全被2400个黑社会组织(黑手党)控制。这些黑社会都依靠官僚势力为背景，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黑社会化”苏联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走向“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

　　列宁承认苏维埃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在苏联，根本不存在什么像样的法律和审判，大清洗运动中有40多万人被处决，却只有3次公开审判。“这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次排练”。

　　1932年，铁血的斯大林宣布“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勃列日涅夫的名言是“靠工资谁也活不了”，黑色收入完全合法化了。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共产党内部迅速扩散，一颗走向死亡的定时炸弹就这样埋了下去。

　　专制体制下，权力就是一切，一切都为了权力。勃列日涅夫经常说：“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这些权力分子拉帮结派横扫一切，他们垄断了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虽然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其实他们毫无无产阶级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有欲壑难填贪得无厌。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特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公共财产，这些官商们依靠权力进行各种垄断性的不道德经营。据统计，这些特权阶层有50万到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到80年代，“他们”的“影子经济”的年收入达数十亿卢布之巨。

　　纪德指出，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将一群吮疮舔痔之徒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平庸的群体整齐划一，对他们来说，平庸和下流正是他们的美德。纪德将苏联比作一只生虫的苹果，外面看起来光鲜，但在鲜红外表的背后，一切都早已被一群蛀虫蛀空。

　　与经济上的损害相比，特权腐败对政治的影响更甚。不作为的政治风气四处弥漫，整个国家体制如同死水微澜，不思进取，害怕变化，恐惧改革，谁也不愿失去一丝自己的既得利益。权力精英们都想维持权力的稳定，得过且过，这种击鼓传花的心态最终导致了一个雪崩般的政治剧变——帝国覆灭了。

　　“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所谓“经济改革”的始作俑者，他们也因此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为“修正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苏联权力集体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将技术至上、发展至上的实用主义奉为国家政策，官僚集团垄断一切权力和资本，这个新兴的权贵资产阶级由此操纵着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准确的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繁荣”首先是继承的繁荣，若没有赫鲁晓夫狂风暴雨的改革，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就不会坐享一个“发达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不幸在于他没有等到改革真正开花结果，因此被勃列日涅夫幸运地摘取了“桃子”。

　　时势造英雄，勃列日涅夫的幸运还在于他正好赶上了石油时代。苏联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并开始生产，这个源源不断的金库为苏联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大量输血。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了在苏联创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赢得了滚滚的财源，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降低物价，可以歌舞升平地享受“盛世”了。

　　在讳疾忌医的政治沉疴之下，石油经济如同给苏联这个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短时间内看起来红光满面神采奕奕。1965年至1981年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2.42倍，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国民收入增长1.44倍，工业产值增长1.77倍，农业平均产值“十五”计划期间比“七五”计划期间增长50%。但此后苏联经济就开始停滞不前，GDP增速从21%降低到9%，因此人们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为“停滞时期”，而“停滞”的原因正是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的权力腐败。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约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将石油带来的巨额红利消耗殆尽，经济的车轮陷入一片泥潭。抱残守缺拒绝改革使苏联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步伐。

　　事实上，对于“停滞”，勃列日涅夫难辞其咎。正是他的纵容和庇护，腐败开始在苏联普遍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勃氏身后的苏联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虽然苏联帝国的崩溃有很多原因，但无处不在的腐败是其中一个最要命的癌症。

　　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苏联不得不严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从而为苏联的覆亡埋下了隐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所谓“经济改革”并未彻底改变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毫无远见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曾经精力充沛的勃列日涅夫已经英雄暮年，而苏联这个老大帝国同样夕阳西下。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依靠石油的“大输血”，国民经济才勉强维持了2%的增长率。为了填补巨额赤字，税务部不得不把酒作为拯救国家的救命稻草，酒类销量翻了几番，每年的酒类税收高达530亿卢布。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国民依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找到幸福，国家依靠酒精的税收才能生存。这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国家。苏联的火箭可以飞上火星，但他们的电视机却常常在客厅爆炸……

　　程晓农先生指出，以经济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很多共产党国家进入政权晚期后的普遍模式。在政权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等暴力运动建立其统治地位，经过和平建设进入政权晚期，都会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赖其政绩来赢得合法性。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如此，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往往以为告别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是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其实这是权力阶层对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一个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集团必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向，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两难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综合症。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发展模式可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一党独裁，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和竞争，也不存在什么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难以摆脱权力的干涉和操纵——直接的或间接的。这不仅是因为特权阶层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于庞大的官吏寄生群体，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特权和不劳而获。任何有益于发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触动这个权力金字塔的基础，导致长城自毁。因此，苏联模式即使可以辉煌一时，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回光返照，它注定是没有未来的，或者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没有民主的政绩合法性只是一种苟延残喘。勃氏时代的苏联将这种政绩合法性发挥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面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面也极力改善居民生活水准，用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众对特权的认可，这只是基于一种传统的“社会契约”关系，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在城市、地铁和军事力量等方面毫不逊色。但对苏联说，作为一根救命稻草，政绩几乎成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实上，苏联也非常擅长制造政绩，因为一切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可以为所欲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和弹劾，更不用说抗议。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当然民众不得不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和牺牲。奥运奖牌无疑是最典型的政绩。一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奥运会，苏联搞得比任何一届其它奥运会都要豪华阔气。一切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是政绩。

　　事实上，这种“发展”和“政绩”只是政府的目的，而不应当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等于国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组成的，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发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大多数公民。如果大多数公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而只是少数权贵官僚为所欲为，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无疑走向了罪恶。如果发展和政绩以民众的福祉为代价，那么发展和政绩也就丧失了正当性，并因此延伸到权力的合法性拷问——这是谁的国家?

　　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

　　美国与苏联作为两个现代化超级大国，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钢产量，可以将几名军人送入太空遨游，但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人的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都不足美国的1/3。

　　在专制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学的战争往往被视为最卓越的政绩，因此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常常就是一回事儿。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冷战是他最大的政绩;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说，侵略阿富汗也是为了政绩。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为了政绩，权力常常变得无比疯狂。1969年，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人的强烈主张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为取得美国支持，苏联将消息告知美国。尼克松目瞪口呆，“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发文称“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哗然，“美国出卖了我们”，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终放弃了这个疯狂的计划。但苏联驻扎在中苏边境的百万虎狼之师始终对中国虎视眈眈。

　　相比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政绩来，苏联在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上也是尽了很多努力，但最后政府手中的资源逐渐枯竭，经济也陷入停滞，只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选举和司法独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权力合法性时刻面临着无法逃避的质疑和危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1989年，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五 美丽新世界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一个人包揽了主持会议、致开幕词、做政治报告、做总结报告、致闭幕词等所有程序，将“党代会”完全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与赫鲁晓夫的特立独行相反，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个木讷呆板、无趣乏味的人。赫鲁晓夫善于即席发挥，勃列日涅夫则没有讲话稿几乎就说不成话。他曾对为自己准备发言稿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都不会相信是我写的，他们会嘲笑我的。”

　　造化弄人，短短十几年间，勃列日涅夫就从一名冶金工程师飞黄腾达，进入苏共权力中央，将苏联帝国带入一个毫无生趣的工程师时代。对平庸的勃列日涅夫来说，离开幕僚和秘书几乎寸步难行。他有一个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当他中风之后无法“亲政”，这个写作团队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读心”，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炮制“领导讲话”。作为分工，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一字不落地把“剧本”上的“台词”念出来。

　　有时候，勃列日涅夫颇有自知之明，比如他要求删去那些讲话稿中的名言警句，“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但大多时候，他却极度虚荣，这其实也是一切权力狂的共同特点。所谓“斯大林化”，颇有一点借斯大林的尸还勃氏的魂的意味;当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死灰复燃时，勃列日涅夫也被神化了。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官方文件中凡提到“苏共中央”时都有一个“以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定语。如日中天的勃列日涅夫已经今非昔比，他在26大上的报告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真的有什么特长的话，那么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位好演员。事实上，他年轻时确实幻想当演员，还曾经在“蓝衫”剧团演出过。当他有朝一日成为这个红色帝国的“皇帝”后，他终于轻松地实现自己的“影帝”梦。勃列日涅夫一生为世界贡献了最多的幽默和笑话，他简直就是苏联的卓别林。他看完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后，决定授予主人公“伊萨耶夫同志”金星勋章，但因为这是个虚构的人物，最后只好将勋章颁给了扮演他的演员吉洪诺夫。吉洪诺夫因此红极一时。

　　罗素认为，权力来自于荣誉。其实也可以这样说，荣誉来自权力。权力与荣誉总是相伴而生。处于权力顶端的勃列日涅夫沉迷在各种各样的荣誉之中。权力大头症使他得上了“给自己发勋章的怪癖”。他一生共获得62枚勋章奖章，而朱可夫元帅仅获得46枚。这一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金正日至死也只给自己发了36枚勋章。虽然勃列日涅夫处处需要别人为他捉刀代笔，但他的虚荣心实在是太过强悍，甚至出版了一套自传体三步曲小说——《小地》、《垦荒》、《复兴》。好事成双，锦上添花，苏联作协很快授予他苏联文学最高成就的“列宁奖”。

　　或许可以说，勃氏个人的奖牌癖与整个苏联帝国的奖牌癖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正如希特勒将奥运会视为纳粹德国崛起的标志，好大喜功的勃列日涅夫同样不愿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苏联倾举国之力，用了6年多时间筹办第22届奥运会，莫斯科大兴土木，各种大型体育设施拔地而起，90亿美元的天价投入在奥运会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数字。不幸的是，奥运会因为苏军入侵阿富汗而遭到美国和西方体育大国的共同抵制;幸运的是，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跟苏联队争奖牌了。就这样，苏联运动员个个都跟勃列日涅夫一样，在奥运会上所向披靡，共获196枚奖牌。这是奥运会有史以来一个国家获奖牌最多的。

　　在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下，勃列日涅夫于1967年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就是说，苏联所需要的只是稳定发展，而不是什么改革。作为苏联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不受任何制约的庞大的特权阶层对任何风吹草动的改革都感到恐惧，唯恐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利益。极权体制下，官僚机构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无本万利的权力寻租，以“不予批准”进行勒索和敲诈。如同勃列日涅夫日渐沉重的肉身，腐败无能的国家机器沉疴遍地，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帮派利益阻止国家前进和政治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帮派林立，独断专行，权力失控，这种触目惊心的国家病象令人惊奇地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态相重合。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流是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人浮于事、自安自慰、盲目乐观。官方的陈词滥调和虚伪的意识形态说教连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但大家都沉默着。西方的现代思想、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早已突破了国家壁垒，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牛仔裤、坡跟鞋、迪斯科、摇滚乐、爵士乐，年轻人成为最苦闷的一个群体。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拼爹时代，官僚集团的子女拥有无可比拟的机会，而普通民众的子女却没有希望。“劳动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人民公仆”贪污受贿腐败堕落……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冷漠和绝望。从醉生梦死的权贵到寻死觅活的贫民，末日心态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

　　整整30年前——1982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登上列宁墓，参加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面无表情地在寒风中伫立了三个多小时，只是偶尔向游行的人们挥动一下手臂。三天之后，勃列日涅夫就永远告别了他的盛世帝国。一个以他的名字——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六 再见 列宁

　　1978年的4月25日，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在回国述职前夕，突然宣布脱离苏联，拒绝返国而选择居留美国。舍甫琴科的叛逃对苏联的冲击是极其沉重的，所谓大国盛世的形象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作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舍甫琴科“享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入内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

　　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舍甫琴科的叛逃。但作为外交官，舍甫琴科长期派驻国外，亲身体会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内心却极度压抑。意识形态的虚伪和官僚体制的糜烂使他极度厌恶，他不得不扮演一个冷酷而反动的极权捍卫者。面对自由的呼唤，最后他选择了对体制的背叛。不仅如此，出走之后的舍甫琴科并没有隐姓埋名独善其身，还出版了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将自己抛弃苏联的心路历程公之于世。这足以证明他与体制的决裂是多么坚定。

　　舍甫琴科证明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可能，既不为金钱，也不为权力，而是出于对自由和真诚的向往。对苏联体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想法与动机即使不是危险反动的，也是极其荒诞可笑的。因此，苏联当局以叛国罪对舍甫琴科进行了缺席审判。

　　潘恩曾说：一个人“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当一个权力集团沦为犯罪组织时，当一种体制成为犯罪工具时，这个权力体制的审判也就失去了正义性，审判变成犯罪，罪犯成为英雄。舍甫琴科叛逃被人们视为自由的胜利——当一种邪恶的体制禁锢了人，败坏了社会，玷污了政治，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背叛体制、拒绝为虎作伥的正义权利。

　　如同跳下船的第一只耗子，舍甫琴科的叛逃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预示着苏联这艘巨轮的沉沦已经不可逆转。在此之前，被西方学术界称为“苏联问题研究的巫婆”的法国学者爱莲娜·唐科斯就发出“盛世危言”，指称苏联已经进入“癌症晚期，“分崩离析”的命运早已注定。很多年后，苏联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爱莲娜对《真理报》记者说：“我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得这么快。当时我觉得，苏联可能存在到本世纪末。”

　　如果政治意味着自由，那么小国寡民才是合理的。对一个体量极其庞大的帝国来说，其社会治理压力常常会很高;当统治者的社会治理能力过于低下时，再加上社会共识缺失，国家体系只能靠暴力维系，社会堕落到蛮荒的暴力社会，大国政治走向反动的暴政。一旦正义苏醒，暴力化的大国必然解体，文明的政治只有在个体自由的前提下才可以重建。

　　从哪一方面来看，戈尔巴乔夫都是与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同的人，正像勃氏不同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8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之内就不复存在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69年的发展和辉煌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眼间哗啦啦大厦倾。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苏共的垮台是一种必然。它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即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虽然政治不能代替经济，经济也不能代替政治，但从根本上说，政治与经济就是一码事。从来就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事实上，正是因为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被严重侵蚀导致的政治溃败，才产生了积重难返的经济溃败。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权力化让苏联重新回到一个新沙皇时代，只是这个新沙皇是一个帮派，而不是一个家族。每一个苏联劳动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隶属于“国家”的新农奴，“不劳动者不得食”被“不服从者不得食”取代。

　　虽然苏联用短短数十年就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苏联的经济完全算不上成功。有这样一个不可笑的笑话：列宁曾说“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数十年后，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没了。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就要被揭露”。

　　往事不堪回首，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希望苏共垮台的人很多，但真正可以搞垮苏共的并不是反党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这极其符合历史规律——任何文明最终都会死于自杀。令世人惊讶的是，苏联帝国覆灭了，那些曾经作威作福的特权精英仍然是这场葬礼上的最大赢家。他们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在任何独裁专制国家，因为法律和道德的缺失，权力阶层都必然会向犯罪集团蜕化，使国家机器沦为他们进行犯罪的工具。长此以往，当这种失控的罪恶发展到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忍受时，面对无法遏制的叛变和叛逃，这个大型犯罪集团就不得不会进行最后的分赃后解体，以此来洗清自己的原罪。这样一来，罪犯消失了，罪行就不会再到得追究。

　　在后勃列日涅夫时代，掌握苏联命运的“精英集团”不得不面对现实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推进改革，实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维持现状，虽然可以保有特权，但也不能积累更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安全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除非背井离乡远离苏联。反复进行利益计算之后，这些特权精英终于相信，只有一个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才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安全和机会，可以确保财富传给子孙。

　　从这个意义上，苏共的垮台完全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道德不正义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这就是腐败的力量!腐败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过程。当腐败达到不再需要遮羞布时，腐败集团就必然会撕去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遮羞布，从而完成一场自我涅槃的葬礼。

　　七 罪与罚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他们的痛苦不是智慧的痛苦，而是无知的痛苦。”正如《动物农庄》的情景，1918年，正当共产党将俄罗斯变成苏联时，“老大哥”普列汉诺夫溘然而逝。临死前，他留下一份长达3万字的遗嘱。虽然他没有料到历史的开头，但他却料到了历史的结局。

　　“《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 ，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普列汉诺夫先知般地指出，就生产力水平和大众的文化水准而言，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试验注定是一场悲剧。在俄国的社会现实中，政权不可能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所谓布尔什维克式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再变成领袖独裁。一个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政权本身就是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个共产主义天堂就会像纸牌搭起的小屋一般土崩瓦解。

　　普列汉诺夫预言道，布尔什维克统治将经历四次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政权初期，极权统治者要肃清社会精英和清洗知识分子，然后唆使破产者和流氓去抢劫地主富农，没收所有粮食来度过饥荒危机。饥荒之后，极权统治者将发动大规模内战，以战时军事管制清除异见者，将崩溃危机的罪名推到“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头上。为了延后经济危机，极权统治者不得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向最缺乏现代政治组织能力的农民开战，消灭精英和反抗者，土地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最后，图穷匕首见，意识形态危机将彻底终结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

　　启蒙运动缺失的俄国素来没有民主传统，因此俄国人会习惯性的服从于极权主义，而极权统治者依靠现代宣传机器和镇压机关也使权力更加稳定和巩固——但对历史来说，这些火焰无法阻止冬天的到来。“因为缺乏民主，大众文化低下，思想落后，国家可能变成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黑社会，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普列汉诺夫指出，俄国的未来就看布尔什维克政权能维持多久，而政权的崩溃无可避免。时间愈长，留下的痛苦就越多。“只要国家的公民还在受穷，国家就伟大不起来!国家的真正伟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极权常常建立在暴力和谎言之上。一旦放开自由的争论，历史就会在争辩中被还原真相——人们被历史真相震惊了。苏联一步步走向末日，强大的暴力镇压也无济于事。一位莫斯科警察对抗议者说：“如果有100个人上街抗议，我们会用警棍把你们打趴下;如果有1000人，我们将用催泪弹驱散你们;如果有1万人，我们就站着不动;如果有10万人，我们立即加入你们。”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下令查封苏共中央大楼，象征野蛮暴力的镰刀斧子旗被象征文明平等的三色旗取代。苏共社团遭到取缔，其领导人或被捕或自杀，大批党员官员丢掉饭碗。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之前，没有人相信它会沉没。仅仅数天，这个貌似强大，执政69年、拥有1500万党员的苏维埃党即被人民唾弃，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2005年的一份俄罗斯民调显示，有31%的人愿意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39%的人选择普京时代，只有1%的人愿意回到叶利钦时代。莫斯科公共观点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一半人为苏联感到耻辱，《时代镜报》的调查表明，俄罗斯只有60%的人称自己是爱国者，而美国的爱国者达到88%以上。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过去苏联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鞑靼人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马克思)。从某种意义上，暴力和奴性是成吉思汗的孙子留给俄罗斯和中国的最大遗产。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国。1918年，共产党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共产党占领中国。在世界主流浩浩荡荡奔向现代文明时，这两个曾经作为蒙古帝国的殖民地的古老帝国走向狂热的“共产主义”，历史总是如此吊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类是有记忆的动物。如同一位历史老人，107岁的学者周有光先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他告诫人们：“苏联的忽起忽落，不但是俄罗斯的大灾难，也是沾染苏联病毒的许多国家的大灾难。这场大灾难使俄罗斯和沾染苏联病毒的许多国家总共发生非自然死亡接近两万万人。苏联瓦解已经过去20年，苏联病毒还在继续蔓延。”

　　今天，苏联覆灭已经过去整整20年。早在苏联刚刚诞生20年的1940年，中国的“老大哥”陈独秀就提醒人们：“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

　　苏联覆灭之后，苏共被前苏联各国视为非法组织。1991年，当叶利钦颁布《禁共令》时，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抗禁共、捍卫苏共的人，恰恰是被苏共迫害了长达20年的麦德维杰夫。当那些往日养尊处优、满口马列主义的苏共高官纷纷撕掉党证时，罗伊·麦德维杰夫再次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持不同政见者”。

　　参考文献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关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点点滴滴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张建华：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

　　陆南泉：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的定位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

　　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

　　周有光：苏联瓦解20周年记

　　述弢：先哲的遗言：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程晓农：2011年中国告别盛世意味着什么

 　　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索尔仁尼琴

　　从某种意义上，苏联是作为一个乌托邦诞生的。

　　1882年，《共产党宣言》被普列汉诺夫译成俄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写了俄文版序言。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或恩格斯，他们一定想不到，仅仅30年后，共产党会成为俄罗斯这个古老专制帝国的新君主。

　　尽管列宁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但苏维埃政权仍然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具有300余年专制历史的沙皇俄国的坟墓之上，正如沙皇俄国的前身是蒙古屠刀下的金帐汗国。列宁其实也清醒地认识到苏联权力机构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只不过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评价。

　　列宁之后，斯大林将权力发展到极其可怕的程度，“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像我们这样强大而权威的党”。从1929年到1953年，共有2000万苏联民众遭到屠杀。帝国体制下没有自由，更没有新闻自由，“《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布哈林赞叹道：“共产党政权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这样的机器。”阿夫托尔汉诺夫对苏联这个新生的意识形态联盟国家这样总结：

　　这一绝对专政的上层是一个少数人的寡头领导集团，内部有一级一级的党的官僚机构，在政权金字塔的底部有数百万党的寄食者做基础。这种专政不仅就其完美的组织，而且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皆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乃至全国人民都受它的控制和领导。

　　维尔纳?桑巴特曾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这句话无疑对苏联是适用的。政治就是权力和阴谋。在克里姆林宫深处，这个红色帝国经历了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三次惊心动魄的宫廷权杖转移过程。长江后浪推前浪，1964年10月14日，在扩大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被迫“自愿退休”。当天下午，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梁启超先生曾说：“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布尔什维科夫将专制制度分为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牺牲，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威权主义则是极权主义相对温和的形式，由于统治者个人权威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的初步萌生，威权统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弃不切实际的狂想，而人们也不再被勒令必须积极参与到统治者个人意志中去，个体也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与极权主义的“铁板一块”不同，威权主义表现为统治者与民众决裂和分野，因为社会共识的破裂，权力缺乏广泛的认同，统治者只能依靠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其统治的稳定。威权主义其实是承前启后的后极权主义，它不仅极权主义的延续，也是民主主义的萌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极权主义，那么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阶段。

　　人们都承认，在苏联充满动荡和灾难的现代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盛世”，其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统计数据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1965年，苏联人的平均工资只有96.5卢布，到了其执政晚期已经增长到170卢布。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大多都有住房，房租极其低廉。1970年代，全国基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廉价住房、休假制度和退休养老制度。

　　对很多“苏联人”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令人留恋的：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苏联经济在勃氏时期达到了巅峰，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军事实力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将冷战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宇宙争霸”时代。因此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

　　如果说斯大林是一个恶棍，那么勃列日涅夫无疑是一个好人。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容，作风随和，富于同情心。他的缺点是过分虚荣，优柔寡断，缺乏胆识和担当。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普通官僚，勃列日涅夫肯定会受到大家欢迎，但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家，勃列日涅夫的缺点就不能只是缺点了。在政治上，平庸是一种最常见的罪恶。虽然有“无为而治”的政治治理模式，但这种“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思想僵化。从表面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巅峰，军事强大，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但各种社会矛盾却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勃列日涅夫恰恰最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负能量的聚集如同堰塞湖，最后让这个国家和它的繁荣伟大一起成为落花流水。

　　在苏联历史中，除了斯大林执政27年外，执政时间最长的就属勃列日涅夫了。如果说铁腕的斯大林开创了一个独裁时代，那么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维持了一个“无主时代”——无论人民还是官僚，都只是巨型国家机器的润滑油，他们都不是苏联的主体。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政治黑暗，权力腐败，挥霍浪费，人权落后，好大喜功……勃列日涅夫的盛世如同《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正面给人一种虚幻的高潮，翻过来却是深不见底的深渊。繁荣的背后，危机酝酿，矛盾积聚。如同一场俄罗斯罗轮盘赌，对准自己的子弹一旦上了膛，自欺欺人的侥幸心态或许可以应付一时，但厄运总会在下一次突然来临，要了卿卿性命。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崩溃准备了条件”。但勃列日涅夫总是幸运的，在一场宫廷政治的击鼓传花游戏中，他在炸弹没有爆炸之前就把它传了出去。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10年，苏联这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便顷刻间灰飞烟灭。

　　一 皇帝的新装

　　如果说苏联完全是一场意外，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意外中的意外。他比《连升三级》中的张好古更加幸运，最后他中了头彩。

　　在苏联帝国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勃列日涅夫是大家公认的平庸之辈，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过，自己没有担当最高领导人的才能，更没有那样的野心。结果在互相倾轧的克里姆林宫权力场中，勃列日涅夫竟然因此而免于被暗算和攻击。这种“幸运”颇为讽刺。

　　在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勃列日涅夫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政变成功后，政变策划者们争执不下，谁都不愿让强势的对手得到最高权力，最后“选举”的结果是把一个平庸的技术官僚、被公认为能力很弱的勃列日涅夫推上主席台。因此说，这个飞来的权力对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场意外。他之所以成功，并不是他有才干，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竟然因为平庸无能而荣登大宝，这就是宫廷政治的吊诡之处。对一群权力野心家来说，性格中庸胸无大志的勃列日涅夫最为理想——作为一个短暂过渡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

　　根据当事人回忆，政变发生时，大家要勃列日涅夫通知赫鲁晓夫过来“开会”，他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不得不把他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后来听说政变阴谋已经败露，勃列日涅夫失魂落魄地扑进朋友的怀里：“全完了，赫鲁晓夫都知道了……他会把我们全都枪毙的!”

　　勃列日涅夫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权力几乎毫无思想准备，无论是上台前还是上台后，他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像样的国家发展纲领，也从来就没有想过怎样改造国家和社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家元首不仅是最不需要智力和良心的职业，而且即使一个貌似平庸的人，一旦对权力上了瘾，他同样可以成为一位宫廷斗争的高手。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短短几年，勃列日涅夫就将那些擅长权谋的“大内高手”一个个清洗殆尽，退休的退休，罢官的罢官，最后建立起了一个无远弗届的勃氏权力统治体系。与残暴阴鸷、赶尽杀绝的斯大林不同，勃列日涅夫比较温和，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只是解除对手的威胁，并不消灭对方，甚至也不会让他们在政治上彻底破产。

　　在苏联短短的69年历史中，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为苏联打上浓厚的勃氏色彩——勃列日涅夫式的集权统治所形成的“庸人治国”的帮派政治。在勃列日涅夫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都是与勃氏亲近的“小勃”式的人物——平庸即美德。这些掌控官僚机器的平庸之辈不慌不忙，没有棱角，虚荣冷漠，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好大喜功，擅长挥霍。

　　勃氏最大的“贡献”是将庞大而纷争的党派政治改造为更紧密牢固的帮派政治。依靠同一帮派下的庞大官僚机器，即使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入膏肓，他仍然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权力。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无处不在帮派势力的严密控制之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到处笼罩着黑社会一般的紧张气氛。在一般民众眼中，所谓政治，完全就是肮脏的阴谋;那些帮派成员就是一群平庸低智、无耻无畏的小偷和小丑。

　　马基雅维利认为历史上的帝国有两种统治方式：第一种是君主独裁，即由一个绝对的君主独裁，其他人都是奴才，其中最受恩宠的奴才作为官吏帮助君主进行统治;第二种是寡头专制，即由一个君主与一群贵族共同统治，贵族的权力一般并非来自君主的恩宠，而是因为世袭，当然君主仍然比贵族更有权势。按照这种说法，苏联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君主独裁，那么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寡头专制。

　　作为苏联这个乌托邦的始作俑者，列宁极其推崇“集体领导”，但这个理想却被斯大林毁灭了。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后，一个缺乏个性的领袖终于为苏联带来第一次真正“集体领导”，只是这种“集体领导”与民众无关;由过去“一个人说了算”改为现在“一群人说了算”，从君主独裁到寡头专制，这就是苏联的进步。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是斯大林一个人决定的，侵略阿富汗则是由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三套车”(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4人决定的。一个共同之处是，无论斯大林时代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

　　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个职业政治家，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称职”的“小公务员”，却领导了一个世界超级大国长达18年。从个人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而他的对手肯尼迪和尼克松却显得极其失败;但就国家而言，一切都恰恰相反。美国总统尼克松断言：基本价值稳如磐石的美国在冷战中将不战而胜。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早已远离了革命，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平庸。出身卑微的勃列日涅夫从一名钳工开始，一步一个台阶地在权力阶梯上爬升。在阴谋四伏逆向淘汰的权力游戏中，成功的官僚往往是那种视生存高于一切的庸才——毫无个性、唯唯诺诺、小心谨慎、见风使舵和害怕冒险。经过权力粉碎机打磨的“红色工程师”勃列日涅夫身上毫无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也缺乏改变现实的勇气与决心，墨守成规。

　　事实上，当平庸成为一种美德时，平庸就不再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的美德。当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打算退休时，他的政治局伙伴们一起说：“不，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二 古拉格群岛

　　天才的列宁开创了苏联，冷酷的斯大林开创了“冷战”，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将苏联和“冷战”一起带领到巅峰。

　　作为斯大林的掘墓人和守墓人，赫鲁晓夫和他的改革其实只是一个短暂而意外的插曲。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如同强弩之末，虽然达到了很远的射程，但却在迅速减速滑落，毫无力量可言;或者说，一切都在走向凝固。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看来，共产主义即使没有实现，至少“发达社会主义”实现了，因此维持稳定就成为天大的事情。从1971年起，“改革”一词被“完善”替代，政治的保守使苏联走向复辟，重新开始了一个斯大林化的过程。

　　在每一个权力狂心里都会有一个斯大林。即使作为颠覆者的赫鲁晓夫，他反对的也只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更可怕的斯大林体制。对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平庸官僚们来说，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上帝，至少斯大林对精英群体进行大清洗，将政界、军界、文化教育界干部消灭了十之八九，才使勃列日涅夫“第聂伯罗帮”这批“红色工程师”得以鸡犬升天;同时，斯大林创立的官僚特权制度，可以使他们无论多么平庸，照样可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并宣称取消特权制度，导致整个官僚集团奋起反戈，最终合谋废黜了赫鲁晓夫。

　　1966年，正当中国发起一场具有去中国化色彩的文化大革命时，勃列日涅夫废止了“非斯大林化”，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斯大林化”运动。斯大林重新回到神坛，文字狱大开罗网：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发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投入劳改营，麦德维杰夫因《让历史来审判》被开除党籍，费尔德宾因《斯大林大清洗内幕》遭到克格勃追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特务队伍极其浩大，仅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就多达105卷，而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国家，正是宗教将俄罗斯勃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入苏联以后，东正教的国教地位被取消，共产党将宗教都视为大敌;为了去宗教化，国家暴力发起的这场反宗教运动愈演愈烈。苏联当局“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经济制裁、行政强制、警察镇压、宣传战役及组织手段等等。在这场极端的反宗教运动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们人身或公民权利的行为屡屡发生……”。列日涅夫将反宗教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无数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宗教教徒遭到严酷迫害，宗教经典被列为禁书焚毁。

　　所有的暴力都是不仁慈的，所有的极权也都是不宽容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就到西伯利亚去。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古拉格群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群岛》秘密送往西方发表后，苏联当局立即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将其驱逐到欧洲。

　　如果说一个平庸的官僚就是一只没有生命的齿轮，那么在他眼中，其他人都不过是一颗颗螺丝钉而已，因此他绝不喜欢思想和个性，而作为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必然会遭到这种反智体制的歧视、镇压和打击。勃列日涅夫需要官僚机器机械的运行，最理想的零件自然是驯服的军人和听话的工人，而不是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富于理性的科技知识分子。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识分子入党，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中发展党员，从而将知识分子彻底边缘化。

　　普列汉诺夫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这块土地素来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传统。与勃氏的“斯大林化”相对，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体现了不屈不挠的知识分子精神。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从思想和政治上对体制的抗议。虽然知识分子遭到了各种迫害，但他们是最终胜利者，这种结局是每个当事人都清楚的。

　　在这场良心运动中，“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从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获得者变成了苏联人权运动的领袖。1968年，萨哈罗夫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该文被研究者称为“苏联集权制度的判决书”。197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却被禁止离境领奖。1980年，他因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在7年流放生活中，萨哈罗夫为抗议当局迫害曾三次绝食，其中的一次绝食长达178天，被强制灌食。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他对威胁极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最具国际轰动的事件是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悍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暴力镇压。被苏军强行罢黜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亚历山大·杜皮切克轻蔑地说：“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不能阻挡春天。”

　　当民间最后一个反斯大林的刊物《新世界》被“改组”后，斯大林重新成为“伟大领袖”;保卫斯大林就是保卫苏联，“非斯大林”是“敌人”对苏联的“颠覆武器”;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斯大林的画像又出现在每个家庭客厅、公共场所、学校机关和汽车上。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只是企图用斯大林的借尸还魂来增强执政和特权的合法性，而更吊诡的是在民间斯大林同样受到了热捧。面对官僚集团的特权和媒体垄断，“不给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以传播的渠道”，丧失言论自由的民众只好借对官员“大清洗”的斯大林来浇淋自己心中块垒。人们对体制的不满竟然导致对体制创立者的怀念，真是一种讽刺。但这种“怀念”是不堪一击的，只要信息开放，让人们知道更多的真相，阳光是一切政治谎言的天敌。苏联覆灭之后，即使在俄罗斯最艰难的2000年，民间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足7%。

　　三 动物庄园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罗伊·麦德维杰夫曾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

　　一个帝国的维持离不开官僚权力体系的支撑，官僚集团是专制独裁体制的基础。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权在谁”。民主国家中，民众通过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民众是国家的主体，背叛民众就是背叛国家。专制国家中，不受民众监督的统治者管理国家，他们是国家主体，民众与国家无关;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我们”和“他们”、百姓和官。专制国家的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权力合法性危机，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只能以高官厚禄和持续的谎言、暴力、恐怖进行威逼利诱，来消除民众对自己的反抗和鄙视。

　　早在列宁时代，普列汉诺夫就指出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并不是好事，“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在专制官僚体制下，一般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整体构成一个权力同心圆，最高权力外围是一个利益分赃高级同盟，然后从里向外，一圈比一圈权力减小，利益关系从紧密趋向松散，而民众则被彻底抛弃在权力之外，成为权力的假想敌。为了保证权力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围绕最高权力必然形成一种独特的利益分配模式，这就是特权。因为特权的存在，保卫权力体系就是保卫自己自己的利益，一个权力同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法国作家纪德曾于1936年应苏联官方邀请访问苏联。他在《从苏联归来》中写道：“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斯大林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复杂高效的特权体系，甚至残酷的大清洗也不影响新权力精英对他的忠诚。斯大林时代最荣耀的特权莫过于“首都”牌伏特加。这种伏特加酒是1944年在列宁格勒酿制的。当时列宁格勒被围，无数民众饿死，但宝贵的粮食却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伏特加，以此佳酿专供国家和军队高干享用。

　　与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鲁莽地向特权体系发起攻击，结果很快就遭到权力体系的反击和抛弃。作为官僚集团选举出来的模范代表和利益代言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保证对干部的尊重”;他不仅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而且进一步扩大特权范围和种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体制内的权力阶层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吏成为人类史上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他们纷纷效仿模范勃列日涅夫，大兴土木，酒池肉林，炫富摆阔，囤积奢侈品，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私人宫殿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各种奢华设施一应俱全。

　　在专制体制下，最高权力并非来源于民众授权，也不是法律授权，而完全依靠亲信帮派的集体忠诚。勃列日涅夫的成功就在于深谙此道。对于自己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无能，甚至是严重罪恶，勃烈日涅夫都毫不犹豫地予以庇护。帮派政治的秘密就是帮派利益大于党(社团)的利益，更大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从来不用考虑。帮派利益至上的权力体系不顾一切地扑向腐败，上行下效，整个苏联社会的贪污、腐败和特权挥霍达到令人类无法想象的程度。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人们竟然都相信斯大林时代的腐败特权是比较清廉的。

　　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苟富贵，勿相忘。勃列日涅夫“一人得道”后，很多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官僚都跟着他“鸡犬升天”。在勃氏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曾他当年的同事、部下和朋友，这就是著名的“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他们是勃氏权力体系的嫡系，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权力部门。在这种帮派政治下，官员被升迁，原因绝不会是他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与“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关系密切。

　　勃列日涅夫之下，每个权力者都是一个小勃列日涅夫。他们根据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铲除异己。大帮派下有小帮派，权力关系盘根错节，平庸成为唯一的生存秘诀，阴谋成为唯一的政治智慧。专制制度下，只有提拔而没有选举。权力既然不来自民众，权力也就无需对民众负责;权力从公器变成私器，每一个权力都会选择自己人，因此，权力就与品德、公正、才干失去了任何关联。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体制下，一个官员即使个人品质和禀赋良好，最终也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否则就会被这个帮派将他孤立和抛弃。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在一种特权体制下，党员干部与普通工人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用纪德的话说，这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狯，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的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谁”。

　　正如中国传统的“百姓”和“官”，苏联社会被分为“他们”和“我们”：“他们”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这就是苏联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他们”骄奢淫逸不劳而获，彻底败坏了社会风气，等于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去获得不道德不正义的财富和利益。在勃烈日涅夫时代，黑社会在苏联泛滥成灾;或者说，苏联完全被2400个黑社会组织(黑手党)控制。这些黑社会都依靠官僚势力为背景，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黑社会化”苏联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走向“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

　　列宁承认苏维埃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在苏联，根本不存在什么像样的法律和审判，大清洗运动中有40多万人被处决，却只有3次公开审判。“这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次排练”。

　　1932年，铁血的斯大林宣布“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勃列日涅夫的名言是“靠工资谁也活不了”，黑色收入完全合法化了。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共产党内部迅速扩散，一颗走向死亡的定时炸弹就这样埋了下去。

　　专制体制下，权力就是一切，一切都为了权力。勃列日涅夫经常说：“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这些权力分子拉帮结派横扫一切，他们垄断了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虽然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其实他们毫无无产阶级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有欲壑难填贪得无厌。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特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公共财产，这些官商们依靠权力进行各种垄断性的不道德经营。据统计，这些特权阶层有50万到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到80年代，“他们”的“影子经济”的年收入达数十亿卢布之巨。

　　纪德指出，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将一群吮疮舔痔之徒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平庸的群体整齐划一，对他们来说，平庸和下流正是他们的美德。纪德将苏联比作一只生虫的苹果，外面看起来光鲜，但在鲜红外表的背后，一切都早已被一群蛀虫蛀空。

　　与经济上的损害相比，特权腐败对政治的影响更甚。不作为的政治风气四处弥漫，整个国家体制如同死水微澜，不思进取，害怕变化，恐惧改革，谁也不愿失去一丝自己的既得利益。权力精英们都想维持权力的稳定，得过且过，这种击鼓传花的心态最终导致了一个雪崩般的政治剧变——帝国覆灭了。

　　“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所谓“经济改革”的始作俑者，他们也因此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为“修正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苏联权力集体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将技术至上、发展至上的实用主义奉为国家政策，官僚集团垄断一切权力和资本，这个新兴的权贵资产阶级由此操纵着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准确的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繁荣”首先是继承的繁荣，若没有赫鲁晓夫狂风暴雨的改革，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就不会坐享一个“发达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不幸在于他没有等到改革真正开花结果，因此被勃列日涅夫幸运地摘取了“桃子”。

　　时势造英雄，勃列日涅夫的幸运还在于他正好赶上了石油时代。苏联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并开始生产，这个源源不断的金库为苏联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大量输血。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了在苏联创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赢得了滚滚的财源，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降低物价，可以歌舞升平地享受“盛世”了。

　　在讳疾忌医的政治沉疴之下，石油经济如同给苏联这个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短时间内看起来红光满面神采奕奕。1965年至1981年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2.42倍，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国民收入增长1.44倍，工业产值增长1.77倍，农业平均产值“十五”计划期间比“七五”计划期间增长50%。但此后苏联经济就开始停滞不前，GDP增速从21%降低到9%，因此人们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为“停滞时期”，而“停滞”的原因正是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的权力腐败。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约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将石油带来的巨额红利消耗殆尽，经济的车轮陷入一片泥潭。抱残守缺拒绝改革使苏联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步伐。

　　事实上，对于“停滞”，勃列日涅夫难辞其咎。正是他的纵容和庇护，腐败开始在苏联普遍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勃氏身后的苏联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虽然苏联帝国的崩溃有很多原因，但无处不在的腐败是其中一个最要命的癌症。

　　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苏联不得不严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从而为苏联的覆亡埋下了隐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所谓“经济改革”并未彻底改变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毫无远见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曾经精力充沛的勃列日涅夫已经英雄暮年，而苏联这个老大帝国同样夕阳西下。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依靠石油的“大输血”，国民经济才勉强维持了2%的增长率。为了填补巨额赤字，税务部不得不把酒作为拯救国家的救命稻草，酒类销量翻了几番，每年的酒类税收高达530亿卢布。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国民依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找到幸福，国家依靠酒精的税收才能生存。这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国家。苏联的火箭可以飞上火星，但他们的电视机却常常在客厅爆炸……

　　程晓农先生指出，以经济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很多共产党国家进入政权晚期后的普遍模式。在政权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等暴力运动建立其统治地位，经过和平建设进入政权晚期，都会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赖其政绩来赢得合法性。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如此，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往往以为告别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是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其实这是权力阶层对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一个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集团必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向，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两难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综合症。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发展模式可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一党独裁，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和竞争，也不存在什么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难以摆脱权力的干涉和操纵——直接的或间接的。这不仅是因为特权阶层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于庞大的官吏寄生群体，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特权和不劳而获。任何有益于发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触动这个权力金字塔的基础，导致长城自毁。因此，苏联模式即使可以辉煌一时，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回光返照，它注定是没有未来的，或者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没有民主的政绩合法性只是一种苟延残喘。勃氏时代的苏联将这种政绩合法性发挥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面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面也极力改善居民生活水准，用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众对特权的认可，这只是基于一种传统的“社会契约”关系，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在城市、地铁和军事力量等方面毫不逊色。但对苏联说，作为一根救命稻草，政绩几乎成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实上，苏联也非常擅长制造政绩，因为一切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可以为所欲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和弹劾，更不用说抗议。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当然民众不得不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和牺牲。奥运奖牌无疑是最典型的政绩。一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奥运会，苏联搞得比任何一届其它奥运会都要豪华阔气。一切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是政绩。

　　事实上，这种“发展”和“政绩”只是政府的目的，而不应当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等于国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组成的，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发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大多数公民。如果大多数公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而只是少数权贵官僚为所欲为，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无疑走向了罪恶。如果发展和政绩以民众的福祉为代价，那么发展和政绩也就丧失了正当性，并因此延伸到权力的合法性拷问——这是谁的国家?

　　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

　　美国与苏联作为两个现代化超级大国，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钢产量，可以将几名军人送入太空遨游，但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人的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都不足美国的1/3。

　　在专制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学的战争往往被视为最卓越的政绩，因此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常常就是一回事儿。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冷战是他最大的政绩;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说，侵略阿富汗也是为了政绩。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为了政绩，权力常常变得无比疯狂。1969年，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人的强烈主张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为取得美国支持，苏联将消息告知美国。尼克松目瞪口呆，“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发文称“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哗然，“美国出卖了我们”，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终放弃了这个疯狂的计划。但苏联驻扎在中苏边境的百万虎狼之师始终对中国虎视眈眈。

　　相比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政绩来，苏联在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上也是尽了很多努力，但最后政府手中的资源逐渐枯竭，经济也陷入停滞，只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选举和司法独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权力合法性时刻面临着无法逃避的质疑和危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1989年，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五 美丽新世界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一个人包揽了主持会议、致开幕词、做政治报告、做总结报告、致闭幕词等所有程序，将“党代会”完全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与赫鲁晓夫的特立独行相反，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个木讷呆板、无趣乏味的人。赫鲁晓夫善于即席发挥，勃列日涅夫则没有讲话稿几乎就说不成话。他曾对为自己准备发言稿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都不会相信是我写的，他们会嘲笑我的。”

　　造化弄人，短短十几年间，勃列日涅夫就从一名冶金工程师飞黄腾达，进入苏共权力中央，将苏联帝国带入一个毫无生趣的工程师时代。对平庸的勃列日涅夫来说，离开幕僚和秘书几乎寸步难行。他有一个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当他中风之后无法“亲政”，这个写作团队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读心”，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炮制“领导讲话”。作为分工，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一字不落地把“剧本”上的“台词”念出来。

　　有时候，勃列日涅夫颇有自知之明，比如他要求删去那些讲话稿中的名言警句，“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但大多时候，他却极度虚荣，这其实也是一切权力狂的共同特点。所谓“斯大林化”，颇有一点借斯大林的尸还勃氏的魂的意味;当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死灰复燃时，勃列日涅夫也被神化了。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官方文件中凡提到“苏共中央”时都有一个“以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定语。如日中天的勃列日涅夫已经今非昔比，他在26大上的报告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真的有什么特长的话，那么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位好演员。事实上，他年轻时确实幻想当演员，还曾经在“蓝衫”剧团演出过。当他有朝一日成为这个红色帝国的“皇帝”后，他终于轻松地实现自己的“影帝”梦。勃列日涅夫一生为世界贡献了最多的幽默和笑话，他简直就是苏联的卓别林。他看完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后，决定授予主人公“伊萨耶夫同志”金星勋章，但因为这是个虚构的人物，最后只好将勋章颁给了扮演他的演员吉洪诺夫。吉洪诺夫因此红极一时。

　　罗素认为，权力来自于荣誉。其实也可以这样说，荣誉来自权力。权力与荣誉总是相伴而生。处于权力顶端的勃列日涅夫沉迷在各种各样的荣誉之中。权力大头症使他得上了“给自己发勋章的怪癖”。他一生共获得62枚勋章奖章，而朱可夫元帅仅获得46枚。这一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金正日至死也只给自己发了36枚勋章。虽然勃列日涅夫处处需要别人为他捉刀代笔，但他的虚荣心实在是太过强悍，甚至出版了一套自传体三步曲小说——《小地》、《垦荒》、《复兴》。好事成双，锦上添花，苏联作协很快授予他苏联文学最高成就的“列宁奖”。

　　或许可以说，勃氏个人的奖牌癖与整个苏联帝国的奖牌癖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正如希特勒将奥运会视为纳粹德国崛起的标志，好大喜功的勃列日涅夫同样不愿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苏联倾举国之力，用了6年多时间筹办第22届奥运会，莫斯科大兴土木，各种大型体育设施拔地而起，90亿美元的天价投入在奥运会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数字。不幸的是，奥运会因为苏军入侵阿富汗而遭到美国和西方体育大国的共同抵制;幸运的是，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跟苏联队争奖牌了。就这样，苏联运动员个个都跟勃列日涅夫一样，在奥运会上所向披靡，共获196枚奖牌。这是奥运会有史以来一个国家获奖牌最多的。

　　在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下，勃列日涅夫于1967年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就是说，苏联所需要的只是稳定发展，而不是什么改革。作为苏联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不受任何制约的庞大的特权阶层对任何风吹草动的改革都感到恐惧，唯恐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利益。极权体制下，官僚机构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无本万利的权力寻租，以“不予批准”进行勒索和敲诈。如同勃列日涅夫日渐沉重的肉身，腐败无能的国家机器沉疴遍地，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帮派利益阻止国家前进和政治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帮派林立，独断专行，权力失控，这种触目惊心的国家病象令人惊奇地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态相重合。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流是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人浮于事、自安自慰、盲目乐观。官方的陈词滥调和虚伪的意识形态说教连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但大家都沉默着。西方的现代思想、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早已突破了国家壁垒，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牛仔裤、坡跟鞋、迪斯科、摇滚乐、爵士乐，年轻人成为最苦闷的一个群体。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拼爹时代，官僚集团的子女拥有无可比拟的机会，而普通民众的子女却没有希望。“劳动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人民公仆”贪污受贿腐败堕落……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冷漠和绝望。从醉生梦死的权贵到寻死觅活的贫民，末日心态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

　　整整30年前——1982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登上列宁墓，参加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面无表情地在寒风中伫立了三个多小时，只是偶尔向游行的人们挥动一下手臂。三天之后，勃列日涅夫就永远告别了他的盛世帝国。一个以他的名字——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六 再见 列宁

　　1978年的4月25日，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在回国述职前夕，突然宣布脱离苏联，拒绝返国而选择居留美国。舍甫琴科的叛逃对苏联的冲击是极其沉重的，所谓大国盛世的形象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作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舍甫琴科“享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入内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

　　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舍甫琴科的叛逃。但作为外交官，舍甫琴科长期派驻国外，亲身体会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内心却极度压抑。意识形态的虚伪和官僚体制的糜烂使他极度厌恶，他不得不扮演一个冷酷而反动的极权捍卫者。面对自由的呼唤，最后他选择了对体制的背叛。不仅如此，出走之后的舍甫琴科并没有隐姓埋名独善其身，还出版了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将自己抛弃苏联的心路历程公之于世。这足以证明他与体制的决裂是多么坚定。

　　舍甫琴科证明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可能，既不为金钱，也不为权力，而是出于对自由和真诚的向往。对苏联体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想法与动机即使不是危险反动的，也是极其荒诞可笑的。因此，苏联当局以叛国罪对舍甫琴科进行了缺席审判。

　　潘恩曾说：一个人“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当一个权力集团沦为犯罪组织时，当一种体制成为犯罪工具时，这个权力体制的审判也就失去了正义性，审判变成犯罪，罪犯成为英雄。舍甫琴科叛逃被人们视为自由的胜利——当一种邪恶的体制禁锢了人，败坏了社会，玷污了政治，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背叛体制、拒绝为虎作伥的正义权利。

　　如同跳下船的第一只耗子，舍甫琴科的叛逃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预示着苏联这艘巨轮的沉沦已经不可逆转。在此之前，被西方学术界称为“苏联问题研究的巫婆”的法国学者爱莲娜·唐科斯就发出“盛世危言”，指称苏联已经进入“癌症晚期，“分崩离析”的命运早已注定。很多年后，苏联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爱莲娜对《真理报》记者说：“我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得这么快。当时我觉得，苏联可能存在到本世纪末。”

　　如果政治意味着自由，那么小国寡民才是合理的。对一个体量极其庞大的帝国来说，其社会治理压力常常会很高;当统治者的社会治理能力过于低下时，再加上社会共识缺失，国家体系只能靠暴力维系，社会堕落到蛮荒的暴力社会，大国政治走向反动的暴政。一旦正义苏醒，暴力化的大国必然解体，文明的政治只有在个体自由的前提下才可以重建。

　　从哪一方面来看，戈尔巴乔夫都是与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同的人，正像勃氏不同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8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之内就不复存在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69年的发展和辉煌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眼间哗啦啦大厦倾。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苏共的垮台是一种必然。它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即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虽然政治不能代替经济，经济也不能代替政治，但从根本上说，政治与经济就是一码事。从来就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事实上，正是因为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被严重侵蚀导致的政治溃败，才产生了积重难返的经济溃败。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权力化让苏联重新回到一个新沙皇时代，只是这个新沙皇是一个帮派，而不是一个家族。每一个苏联劳动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隶属于“国家”的新农奴，“不劳动者不得食”被“不服从者不得食”取代。

　　虽然苏联用短短数十年就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苏联的经济完全算不上成功。有这样一个不可笑的笑话：列宁曾说“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数十年后，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没了。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就要被揭露”。

　　往事不堪回首，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希望苏共垮台的人很多，但真正可以搞垮苏共的并不是反党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这极其符合历史规律——任何文明最终都会死于自杀。令世人惊讶的是，苏联帝国覆灭了，那些曾经作威作福的特权精英仍然是这场葬礼上的最大赢家。他们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在任何独裁专制国家，因为法律和道德的缺失，权力阶层都必然会向犯罪集团蜕化，使国家机器沦为他们进行犯罪的工具。长此以往，当这种失控的罪恶发展到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忍受时，面对无法遏制的叛变和叛逃，这个大型犯罪集团就不得不会进行最后的分赃后解体，以此来洗清自己的原罪。这样一来，罪犯消失了，罪行就不会再到得追究。

　　在后勃列日涅夫时代，掌握苏联命运的“精英集团”不得不面对现实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推进改革，实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维持现状，虽然可以保有特权，但也不能积累更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安全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除非背井离乡远离苏联。反复进行利益计算之后，这些特权精英终于相信，只有一个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才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安全和机会，可以确保财富传给子孙。

　　从这个意义上，苏共的垮台完全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道德不正义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这就是腐败的力量!腐败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过程。当腐败达到不再需要遮羞布时，腐败集团就必然会撕去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遮羞布，从而完成一场自我涅槃的葬礼。

　　七 罪与罚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他们的痛苦不是智慧的痛苦，而是无知的痛苦。”正如《动物农庄》的情景，1918年，正当共产党将俄罗斯变成苏联时，“老大哥”普列汉诺夫溘然而逝。临死前，他留下一份长达3万字的遗嘱。虽然他没有料到历史的开头，但他却料到了历史的结局。

　　“《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 ，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普列汉诺夫先知般地指出，就生产力水平和大众的文化水准而言，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试验注定是一场悲剧。在俄国的社会现实中，政权不可能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所谓布尔什维克式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再变成领袖独裁。一个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政权本身就是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个共产主义天堂就会像纸牌搭起的小屋一般土崩瓦解。

　　普列汉诺夫预言道，布尔什维克统治将经历四次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政权初期，极权统治者要肃清社会精英和清洗知识分子，然后唆使破产者和流氓去抢劫地主富农，没收所有粮食来度过饥荒危机。饥荒之后，极权统治者将发动大规模内战，以战时军事管制清除异见者，将崩溃危机的罪名推到“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头上。为了延后经济危机，极权统治者不得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向最缺乏现代政治组织能力的农民开战，消灭精英和反抗者，土地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最后，图穷匕首见，意识形态危机将彻底终结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

　　启蒙运动缺失的俄国素来没有民主传统，因此俄国人会习惯性的服从于极权主义，而极权统治者依靠现代宣传机器和镇压机关也使权力更加稳定和巩固——但对历史来说，这些火焰无法阻止冬天的到来。“因为缺乏民主，大众文化低下，思想落后，国家可能变成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黑社会，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普列汉诺夫指出，俄国的未来就看布尔什维克政权能维持多久，而政权的崩溃无可避免。时间愈长，留下的痛苦就越多。“只要国家的公民还在受穷，国家就伟大不起来!国家的真正伟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极权常常建立在暴力和谎言之上。一旦放开自由的争论，历史就会在争辩中被还原真相——人们被历史真相震惊了。苏联一步步走向末日，强大的暴力镇压也无济于事。一位莫斯科警察对抗议者说：“如果有100个人上街抗议，我们会用警棍把你们打趴下;如果有1000人，我们将用催泪弹驱散你们;如果有1万人，我们就站着不动;如果有10万人，我们立即加入你们。”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下令查封苏共中央大楼，象征野蛮暴力的镰刀斧子旗被象征文明平等的三色旗取代。苏共社团遭到取缔，其领导人或被捕或自杀，大批党员官员丢掉饭碗。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之前，没有人相信它会沉没。仅仅数天，这个貌似强大，执政69年、拥有1500万党员的苏维埃党即被人民唾弃，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2005年的一份俄罗斯民调显示，有31%的人愿意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39%的人选择普京时代，只有1%的人愿意回到叶利钦时代。莫斯科公共观点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一半人为苏联感到耻辱，《时代镜报》的调查表明，俄罗斯只有60%的人称自己是爱国者，而美国的爱国者达到88%以上。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过去苏联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鞑靼人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马克思)。从某种意义上，暴力和奴性是成吉思汗的孙子留给俄罗斯和中国的最大遗产。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国。1918年，共产党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共产党占领中国。在世界主流浩浩荡荡奔向现代文明时，这两个曾经作为蒙古帝国的殖民地的古老帝国走向狂热的“共产主义”，历史总是如此吊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类是有记忆的动物。如同一位历史老人，107岁的学者周有光先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他告诫人们：“苏联的忽起忽落，不但是俄罗斯的大灾难，也是沾染苏联病毒的许多国家的大灾难。这场大灾难使俄罗斯和沾染苏联病毒的许多国家总共发生非自然死亡接近两万万人。苏联瓦解已经过去20年，苏联病毒还在继续蔓延。”

　　今天，苏联覆灭已经过去整整20年。早在苏联刚刚诞生20年的1940年，中国的“老大哥”陈独秀就提醒人们：“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

　　苏联覆灭之后，苏共被前苏联各国视为非法组织。1991年，当叶利钦颁布《禁共令》时，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抗禁共、捍卫苏共的人，恰恰是被苏共迫害了长达20年的麦德维杰夫。当那些往日养尊处优、满口马列主义的苏共高官纷纷撕掉党证时，罗伊·麦德维杰夫再次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持不同政见者”。

　　参考文献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关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点点滴滴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张建华：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

　　陆南泉：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的定位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

　　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

　　周有光：苏联瓦解20周年记

　　述弢：先哲的遗言：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程晓农：2011年中国告别盛世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