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部分德国人而言，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不是恐怖、谋杀和镇压，而是秩序、平静、就业和繁荣，因此在1951年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国内被问到对20世纪30年代看法的人，有将近一半把1933年至1939年的这一段时间形容为德国最美好的年代。1949年时由德国舆论研究中心(German Public Opinion lnstitute)进行的一项调查，可说是总结了其多次调查得到的发现：“保证有薪水、秩序、欢乐力量旅行团(纳粹的休闲娱乐组织)，还有平顺运作的政治体制……因此‘国家社会主义’使他们只会去思考工作、适当的滋养、欢乐力量旅行团和政治生活不再陷入混乱。”

　　对许多一般德国人来说，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的骚乱后带来了一段时期的平静。一名克虏伯的装配工人恩斯特·布隆贝尔格(Ernst Bromberg)比较了20世纪20年代的纷扰和纳粹上台之后出现的平静。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十分艰苦，由于缺乏工作机会，他在1927年至1932年之间被克虏伯公司暂时解雇五次。国家社会主义统治时期因就业状况备受注目，布隆贝尔格也能疏远纳粹的控制：“多亏了劳动阵线，当你忙着轮班工作的时候，根本就没空去参加(政治活动)。之后，我的天啊，没错，人们是有点反抗它，但它就只是继续，你知道的!没错，很明显地，如果你有工作可以做的话，你根本不会有时间发表长篇大论，早上当你必须起床的时候就会起床，你不会把休息时间拉太长，毕竟金钱是很吸引人的……可以那样说，除了我对劳动阵线的贡献之外，我再也不担心纳粹了。我就是跟纳粹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的，而且无论如何我整个星期都在参与新教教会的活动……”对布隆贝尔格和许多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大好时期。他热爱参与新教教会唱诗班的活动，显示出还是有德国人试着找出可以使他们远离纳粹主义的兴趣。对他来说，从1933年开始至战争初期的年代，是一段平静的时期。此一和平阶段的核心是长期的经济繁荣。

　　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日常生活中值得注意的不只是经济起飞，还有纳粹党欢乐力量旅行团的假日休闲运动，它第一次使一般德国人可以度过一个适合的假期。德国人到波罗的海海岸，甚至到国外，都是庞大假期组织行程的一部分。这些“套装假期”给了德国人先前无法享受到的休闲乐趣。在纳粹统治下，德国人能够好好度个长达一或两星期的假期，与短期的脚踏车假期不同。欢乐力量旅行团最初是模仿意大利法西斯一个依照类似路线经营的组织而建立，其目标是激励工人士气，而欢乐力量旅行团则是要刺激德国劳工，以更加提高生产力。欢乐力量旅行团的假日游客常搭乘豪华游轮航行四海，并且乘火车至阿尔卑斯山(Alps)、威尼斯(Venice)、那不勒斯(Naples)和里斯本(Lisbon)旅游，而挪威(Norway)也是欢乐力量旅行团旅程中倍受喜爱的目的地。

　　这些旅游受到劳工欢迎，也为农村旅馆的老板和国有铁路(Reichsbahn)即国家铁路系统带来可观收益。欢乐力量旅行团计划也会出资补助戏剧表演、音乐会、展览活动、运动比赛、郊游远足、民俗舞蹈和成人教育课程。纳粹把资金投入其中，作为获取大众支持的手段。欢乐力量旅行团在1933年至1934年获得2400万马克，在1935年取得1700万马克，在1936年又有1500万马克进账，它在此过程中就摇身一变成为国营企业(有点像党卫军)。纳粹在上台的两年内就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度假组织，庞大到特别为它建造了两艘附有头等舱的远洋客轮，甚至连闻名遐迩的国民车在刚开始时也是被命名为欢乐力量旅行车，而政府则提供高额补助使其进入量产。国民车出现前，汽车一直是中产阶级的象征，但有了国民车[就好像美国的福特(Ford)T型车]，通过每周分期付款，拥有一辆家用汽车对一般德国家庭来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当战争爆发时，汽车生产就因为军备生产而暂时停止，一般德国人就再也买不到汽车了)。

　　纳粹精英认为欢乐力量旅行团是国家社会主义利益的实际证明。负责欢乐力量旅行团活动的罗贝尔特·赖伊总结其目标：“在劳工的眼里，我们认真地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看到我们向世界展示的并不是所谓的‘受教育阶级’。”对赖伊来说，欢乐力量旅行团是纳粹德国内阶级斗争破坏性潜力的证明，“在最近几年内，劳工将会摆脱他们也许是从过去继承而来的自卑感的最后痕迹”。

　　大部分德国人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对抗这个政权;共产党员阿洛伊斯·菲勒则是例外。对一名汉堡银行家的儿子曼佛列德·弗莱黑尔·冯·施洛德(Manfred Freiherr von Schröder)来说，纳粹是一股追求稳定的力量，并且他在1933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这一年加入纳粹党，施洛德回忆道：“每一件事再度恢复了秩序，并且清清白白;有一种民族解放的感觉，一个全新的开始。”德国人知道，反对这个政权的人被关在集中营里，但是这些集中营被认为是重建秩序和恢复德国威望的必要手段，施洛德再次说道：“自从英格兰的克伦威尔(Cromwell)以来，你从未有过这种体验，最接近的是法国大革命，不是吗?身在巴士底监狱(BastiIIe)里的法国贵族不是那么令人愉快，对吧?所以人们在那个时候说‘噢，英国人在南非发明了它们(集中营)，用在波尔人(Boer)身上’。”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可以忽视涉及和他们相较之下少数同胞性命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的灭绝营，被释放的囚犯被迫签下一纸文件，其中承诺他们绝不会谈论营中的经历，如果违反就会再度被立即逮捕，并送进集中营。

　　人民与宗教

　　纳粹被迫容忍德国境内的宗教活动，但如同马丁·波尔曼大声疾呼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是相互对立的”。希特勒支持此一观点，表示：“总有一天我们会想要在一个位置，那里只有白痴站在教堂的讲坛里向老太婆说教。”纳粹将基督教视为被犹太人玷污的宗教信仰。作为回应，纳粹向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新宗教，以鲜血、土壤、日耳曼民间传说和千年第三帝国为基础，在这点上，纳粹与以前试图给人们一个华丽的全新世俗世界的革命者没什么不同;丝毫不令人讶异，种族优势在这个新“宗教”中占了相当大部分。

　　依然想要精神寄托的纳粹分子创立了一种称为“信神”(Gottgläubig)的宗教，以替代现有教会。此一信仰遭到病态异教徒实践的严重扭曲，纳粹当局正式批准此教派活动，到了1939年“信神”的教徒已超过300万人。纳粹强调异教徒过去的浪漫概念，而在同一时间打压已经建立的教会。纳粹不愿意容忍(就像对家庭一样)在基督教中有一个可替代的权力中心，因此与教堂结合的生活仪式，例如出生、婚姻和死亡，全都招致批判，在这样的攻击中，纳粹甚至改变了历法，以贬低基督教的庆典，并注重非基督教的仪式。因此在1938年时，纳粹禁止在学校中演唱圣诞赞美诗和演出圣诞剧，而在同一时间，圣诞节则被一个新的词汇“圣诞季节”(YuIetide)取代。

　　新教与一体化

　　更极端的纳粹分子看起来打算将纳粹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政策扩大到教会身上，此一政策的目标是将德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放进至高的纳粹机器中，反对此一过程的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就不能信任，而相互结合的纳粹组织就试图把德国人生活中的所有领域一起带进纳粹权威之下。1933年之后，纳粹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以消灭往昔日耳曼国家的传统和特权，并创造一个单一政党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新的权力团体就从这众多新立法之中发展起来，比如党、劳动阵线、党卫军、保防处(SD)和盖世太保。

　　教会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1933年4月时，强硬派的纳粹分子要求立即对所有新教教会进行一体化。德国国内两大教派——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回应莫衷一是，有些人默许纳粹的要求，其他人则坚决反对此一新威胁。纳粹新教徒(时常被称为“积极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以希特勒的形体降临到他们身边，表示上帝认可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主张种族混合是一种错误。基于此一想法，“积极的基督徒”企图通过一项提议，要求担任神职人员的先决条件就是拥有雅利安血统。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牧师接手了宣信教会(Confessional Church)的领导权，并组成一个牧师紧急联盟(Pfarrenbund)以反对这些强硬派。

　　尼莫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位潜艇艇长，曾获颁功绩勋章(Pour le Mérite);他接着研究神学，并在1924年时被任命为牧师。大约有7000名牧师加入尼莫勒的反对运动，但纳粹的迫害严重贬抑他们的地位。其间，“积极的基督徒”攻击《圣经》旧约和新约中那些被认为遭到犹太教玷污的部分。“积极的基督徒”的政策遭到许多新教教会人士的严厉批评，也遭到像尼莫勒这类人的攻击。到最后，纳粹将新教一体化的企图失败了，但这并不能阻止纳粹迫害宗教领域的反对者，包括尼莫勒在内，他在1937年时遭到监禁，随后被送进集中营。新教教会在1935年公开将所有纳粹种族-民族世界观斥为无稽之谈，结果有700名神职人员被捕，他们倍受羞辱，连公民自由也被限制。尽管纳粹最后没能吞并这些教会，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镇压政策已有效遏止新教运动内的公开反对。

　　天主教会

　　对纳粹来说，天主教会代表更难以应付的反对力量。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多了两项优势：首先，他们的宗教是真正的国际宗教信仰，由梵蒂冈的教宗进行集权领导;其次，天主教徒在德国境内有一个代表其利益的政治性组织，名为中央党(Centre Party)。天主教会希望运用政治影响力来使纳粹对教会事务的干扰转向，因此中央党支持1933年的授权法(这是一个彻底的手段，使纳粹政府可以制定法律而不必经过德国国会批准)，此法构成纳粹合宪的基础，希望这样的支持可以在纳粹对天主教的政策中获得好处。希特勒小心翼翼地不和天主教会对抗，并且用安抚的说法哄骗，使其误以为可以放心。大部分的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是一样，他们毫不关心对所有德国人做出绝对要求的全部纳粹意识形态，而且也未能看出其威胁现存宗教的潜力。

　　到了1936年，天主教会向希特勒提出有关纳粹干预其事务的正式报告。当教会代表法奥哈伯尔(Faulhaber)枢机主教抗议对有遗传疾病的人进行绝育的新法律时，希特勒终于大发雷霆，并告知这位枢机主教不要插手这件事。在法奥哈伯尔与元首冲突的5个月之后，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颁布了一道特别的教皇通谕，标题为《深切的忧虑》(With Deep Anxiety，谴责纳粹对教会的攻击。教宗提醒希特勒，人之所以身为人类，就会拥有面对社会上每一次否定、压制和妨碍的企图而要加以维护的权利。此一教皇通谕由德国所有天主教会的教士宣布，纳粹对此的回应是在国家掌控的媒体中攻击神父、僧侣和修女，之后逮捕了当中一些人，并捏造金融和性犯罪方面的罪名指控他们。戈培尔身为一位前天主教徒，精心策划了这些攻击，并将数百名神父和修女送进集中营里。

　　最后，两个基督教会都无法理解纳粹代表的威胁。当许多个别的神职人员如英雄般地行动时，教会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纳粹接收德国。他们的回应只有发表无力的反对声明，而不是筹划群众抗议活动。教会(和所有的德国人)如果注意到尼莫勒牧师的著名评论，就会做得很好，他说：“纳粹首先对付犹太人，但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对付天主教徒，但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也没有反对;接着他们转向工会会员，但我不是，所以我还是没有反对;最后终于轮到我了，但是再也没有人出来反对了。”

　　至于乡村的日常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一旦纳粹上台，地方市镇首长就遭撤职，反对党也被取缔，任何和左派有关系的休闲俱乐部都被勒令停止营运。此一意识形态的重组和协调(即纳粹一体化)在乡下完成了，且没有受到多少农村传统保守人士的反对。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当局还是会从邻近村庄调来突击队员担任强制执行人员。

　　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和这种影响他们生活的严密管控合作。有些村民会避开纳粹的游行，而当纳粹打算征收赫塞的柯尔勒村自行车俱乐部的脚踏车时，俱乐部人士聚会的小旅馆老板却拒绝交出这些脚踏车，并宣称这些脚踏车都是他自己的;直到战争结束后，他才把这些脚踏车还给原来的车主。此外，当纳粹在柯尔勒首度举办五朔节游行时，他们惊讶地看着分列式竟然在当地妇女高举着的魏玛共和国旗帜前通过。

　　农村生活

　　不过这些藐视或挑战行为都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很快地，纳粹就深入了德国境内的各个村镇，生活改变了。纳粹不断表示他们能够降低失业率，并改善贫穷的状况，因而获得支持。纳粹引进了劳动役(Arbeitsdienst)，替妇女和儿童成立各种组织，并通过欢乐力量旅行团给一般人民提供便宜的假期旅游。在乡间，这些措施吸引到年轻人，只有比较年老的人无法接受。纳粹迎合年轻人的喜好，当新的纳粹结构取代了以家庭为基础的旧式农村生活时，就导致了世代问题，参加纳粹青年组织的年轻人和妇女将他们新的自信带回家中，挑战父母亲的权威。对许多村民来说，当对纳粹国家的忠诚和老一辈的传统结构爆发冲突时，就导致了家庭内部的迷你战争。

　　在第三帝国统治下，农村家庭在抚养和教育儿童方面丧失了大部分功能。学校的教育被扭曲，再加上希特勒青年团的影响，农村儿童所接受的生活观念与之前大大不同。传统上，年轻人会把时间花在农务上，现在，则花在和纳粹青年组织有关的运动和准军事操练上;当年轻人(包含女性)年满18岁时，就会被征召进入劳动和军事单位，而此举就拉大了农村里儿童和父母之间的距离。此外这样的状况也使农村工作发生问题，因为能够帮忙的年轻人都离家去做别的事情了。

　　纳粹为这些改革辩护，表示他们是为每一个人的利益着想，国家就像是一个家庭，而每个人都需要为这个较大的家庭做出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村民来说他们很难反对改变生活方式。1939年战争爆发伊始，男人就被征召上战场服役，村民们就被迫收容(跟英国一样)因盟军轰炸德国大城市而被疏散的都市居民。在德国境内的各个村庄，村长或镇长们担负评估村庄内每户人家的任务，以确定有多少空间可收容被疏散人员;当东线的战争局势开始对德国不利时，大批德国难民向西移动以远离红军，这些人也全都需要可以栖身的地方，这些新来的人就在消极的顺从和无声的愤怒当中被接纳。战争的走向使大部分乡村居民相信第三帝国已经来日无多，结果到了1944年，乡村居民们开始公然反对纳粹当局，并贮存食物，甚至会藏匿逃兵。

　　钢铁般的牢固控制

　　当战争在1945年5月结束时，农村中的生活，比如在柯尔勒，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纳粹已经摧毁了旧秩序，然后盟军又消灭了纳粹。在柯尔勒，差不多每一户家庭都有人在战场上牺牲，这座村落没几个年轻人，却有着数目不相称的老人。重新安置来自东方的难民也改变了乡间农村的结构，因为新来暂住的人们落地生根，并于战争结束后继续在当地生活。妇女也被纳入战争经济体系中，并且不再愿意接受农村家庭的传统角色。最后，当纳粹发动一系列暴力活动，有效摧毁了田园生活的古老结构时，农村居民企图维持以血统和土地(Blut und Boden)为基础的田园生活方式的努力终究失败了。

　　把阴影投射在纳粹德国日常生活上的是希姆莱的党卫军(SS)，一个帝国中的帝国。党卫军是从一小群负责保护希特勒的护卫队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其帝国安全总局(RSHA)由党卫军二级上将(SS-Obergruppenführer)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指挥，对第三帝国的生活造成最深远的冲击;在帝国安全总局辖下最重要的几个部门，包括党卫军中将(SS-Gruppenführer)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指挥的秘密国家警察(即盖世太保)、党卫军中将阿图尔·奈比(Arthur Nebe)指挥的刑事警察(Kriminal Polizei)，还有党卫军少将(SS-Brigadeführer)瓦尔特·施伦堡(WaIter Schellenberg)指挥的国外保防处(Ausland SD)，此即情报部门，以及党卫军少将奥托·奥伦道夫(Otto OhIendorf)指挥的国内保防处(lnland SD)。

党卫军

　　盖世太保是负责搜捕危险分子，并维持纳粹铁腕控制的秘密警察，其逮捕权力完全没有法令限制。盖世太保拥有许多线民担任他们的耳目，例如在一栋大型公寓大楼中，就会有定居在其中的盖世太保线民，负责监视该栋大楼住户的一举一动。盖世太保在1939年时有20000名职员，到了1943年则有100000名线民。一旦被线民告发，就意味着会被拘留，官员们在那里依照法律规定，有权以殴打的方式来取得口供(此一过程一次可能会持续几天，而犯人在意识清醒或模糊之间就会犯错)。惊恐不已的犯人接着就会被送进集中营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会见过他了。盖世太保通过运用恫吓和恐怖，对国家和人民保持严密的控制，鲜有人会对此感到疑惑。

 　　就大部分德国人而言，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不是恐怖、谋杀和镇压，而是秩序、平静、就业和繁荣，因此在1951年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国内被问到对20世纪30年代看法的人，有将近一半把1933年至1939年的这一段时间形容为德国最美好的年代。1949年时由德国舆论研究中心(German Public Opinion lnstitute)进行的一项调查，可说是总结了其多次调查得到的发现：“保证有薪水、秩序、欢乐力量旅行团(纳粹的休闲娱乐组织)，还有平顺运作的政治体制……因此‘国家社会主义’使他们只会去思考工作、适当的滋养、欢乐力量旅行团和政治生活不再陷入混乱。”

　　对许多一般德国人来说，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的骚乱后带来了一段时期的平静。一名克虏伯的装配工人恩斯特·布隆贝尔格(Ernst Bromberg)比较了20世纪20年代的纷扰和纳粹上台之后出现的平静。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十分艰苦，由于缺乏工作机会，他在1927年至1932年之间被克虏伯公司暂时解雇五次。国家社会主义统治时期因就业状况备受注目，布隆贝尔格也能疏远纳粹的控制：“多亏了劳动阵线，当你忙着轮班工作的时候，根本就没空去参加(政治活动)。之后，我的天啊，没错，人们是有点反抗它，但它就只是继续，你知道的!没错，很明显地，如果你有工作可以做的话，你根本不会有时间发表长篇大论，早上当你必须起床的时候就会起床，你不会把休息时间拉太长，毕竟金钱是很吸引人的……可以那样说，除了我对劳动阵线的贡献之外，我再也不担心纳粹了。我就是跟纳粹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的，而且无论如何我整个星期都在参与新教教会的活动……”对布隆贝尔格和许多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大好时期。他热爱参与新教教会唱诗班的活动，显示出还是有德国人试着找出可以使他们远离纳粹主义的兴趣。对他来说，从1933年开始至战争初期的年代，是一段平静的时期。此一和平阶段的核心是长期的经济繁荣。

　　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日常生活中值得注意的不只是经济起飞，还有纳粹党欢乐力量旅行团的假日休闲运动，它第一次使一般德国人可以度过一个适合的假期。德国人到波罗的海海岸，甚至到国外，都是庞大假期组织行程的一部分。这些“套装假期”给了德国人先前无法享受到的休闲乐趣。在纳粹统治下，德国人能够好好度个长达一或两星期的假期，与短期的脚踏车假期不同。欢乐力量旅行团最初是模仿意大利法西斯一个依照类似路线经营的组织而建立，其目标是激励工人士气，而欢乐力量旅行团则是要刺激德国劳工，以更加提高生产力。欢乐力量旅行团的假日游客常搭乘豪华游轮航行四海，并且乘火车至阿尔卑斯山(Alps)、威尼斯(Venice)、那不勒斯(Naples)和里斯本(Lisbon)旅游，而挪威(Norway)也是欢乐力量旅行团旅程中倍受喜爱的目的地。

　　这些旅游受到劳工欢迎，也为农村旅馆的老板和国有铁路(Reichsbahn)即国家铁路系统带来可观收益。欢乐力量旅行团计划也会出资补助戏剧表演、音乐会、展览活动、运动比赛、郊游远足、民俗舞蹈和成人教育课程。纳粹把资金投入其中，作为获取大众支持的手段。欢乐力量旅行团在1933年至1934年获得2400万马克，在1935年取得1700万马克，在1936年又有1500万马克进账，它在此过程中就摇身一变成为国营企业(有点像党卫军)。纳粹在上台的两年内就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度假组织，庞大到特别为它建造了两艘附有头等舱的远洋客轮，甚至连闻名遐迩的国民车在刚开始时也是被命名为欢乐力量旅行车，而政府则提供高额补助使其进入量产。国民车出现前，汽车一直是中产阶级的象征，但有了国民车[就好像美国的福特(Ford)T型车]，通过每周分期付款，拥有一辆家用汽车对一般德国家庭来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当战争爆发时，汽车生产就因为军备生产而暂时停止，一般德国人就再也买不到汽车了)。

　　纳粹精英认为欢乐力量旅行团是国家社会主义利益的实际证明。负责欢乐力量旅行团活动的罗贝尔特·赖伊总结其目标：“在劳工的眼里，我们认真地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看到我们向世界展示的并不是所谓的‘受教育阶级’。”对赖伊来说，欢乐力量旅行团是纳粹德国内阶级斗争破坏性潜力的证明，“在最近几年内，劳工将会摆脱他们也许是从过去继承而来的自卑感的最后痕迹”。

　　大部分德国人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对抗这个政权;共产党员阿洛伊斯·菲勒则是例外。对一名汉堡银行家的儿子曼佛列德·弗莱黑尔·冯·施洛德(Manfred Freiherr von Schröder)来说，纳粹是一股追求稳定的力量，并且他在1933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这一年加入纳粹党，施洛德回忆道：“每一件事再度恢复了秩序，并且清清白白;有一种民族解放的感觉，一个全新的开始。”德国人知道，反对这个政权的人被关在集中营里，但是这些集中营被认为是重建秩序和恢复德国威望的必要手段，施洛德再次说道：“自从英格兰的克伦威尔(Cromwell)以来，你从未有过这种体验，最接近的是法国大革命，不是吗?身在巴士底监狱(BastiIIe)里的法国贵族不是那么令人愉快，对吧?所以人们在那个时候说‘噢，英国人在南非发明了它们(集中营)，用在波尔人(Boer)身上’。”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可以忽视涉及和他们相较之下少数同胞性命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的灭绝营，被释放的囚犯被迫签下一纸文件，其中承诺他们绝不会谈论营中的经历，如果违反就会再度被立即逮捕，并送进集中营。

　　人民与宗教

　　纳粹被迫容忍德国境内的宗教活动，但如同马丁·波尔曼大声疾呼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是相互对立的”。希特勒支持此一观点，表示：“总有一天我们会想要在一个位置，那里只有白痴站在教堂的讲坛里向老太婆说教。”纳粹将基督教视为被犹太人玷污的宗教信仰。作为回应，纳粹向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新宗教，以鲜血、土壤、日耳曼民间传说和千年第三帝国为基础，在这点上，纳粹与以前试图给人们一个华丽的全新世俗世界的革命者没什么不同;丝毫不令人讶异，种族优势在这个新“宗教”中占了相当大部分。

　　依然想要精神寄托的纳粹分子创立了一种称为“信神”(Gottgläubig)的宗教，以替代现有教会。此一信仰遭到病态异教徒实践的严重扭曲，纳粹当局正式批准此教派活动，到了1939年“信神”的教徒已超过300万人。纳粹强调异教徒过去的浪漫概念，而在同一时间打压已经建立的教会。纳粹不愿意容忍(就像对家庭一样)在基督教中有一个可替代的权力中心，因此与教堂结合的生活仪式，例如出生、婚姻和死亡，全都招致批判，在这样的攻击中，纳粹甚至改变了历法，以贬低基督教的庆典，并注重非基督教的仪式。因此在1938年时，纳粹禁止在学校中演唱圣诞赞美诗和演出圣诞剧，而在同一时间，圣诞节则被一个新的词汇“圣诞季节”(YuIetide)取代。

　　新教与一体化

　　更极端的纳粹分子看起来打算将纳粹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政策扩大到教会身上，此一政策的目标是将德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放进至高的纳粹机器中，反对此一过程的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就不能信任，而相互结合的纳粹组织就试图把德国人生活中的所有领域一起带进纳粹权威之下。1933年之后，纳粹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以消灭往昔日耳曼国家的传统和特权，并创造一个单一政党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新的权力团体就从这众多新立法之中发展起来，比如党、劳动阵线、党卫军、保防处(SD)和盖世太保。

　　教会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1933年4月时，强硬派的纳粹分子要求立即对所有新教教会进行一体化。德国国内两大教派——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回应莫衷一是，有些人默许纳粹的要求，其他人则坚决反对此一新威胁。纳粹新教徒(时常被称为“积极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以希特勒的形体降临到他们身边，表示上帝认可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主张种族混合是一种错误。基于此一想法，“积极的基督徒”企图通过一项提议，要求担任神职人员的先决条件就是拥有雅利安血统。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牧师接手了宣信教会(Confessional Church)的领导权，并组成一个牧师紧急联盟(Pfarrenbund)以反对这些强硬派。

　　尼莫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位潜艇艇长，曾获颁功绩勋章(Pour le Mérite);他接着研究神学，并在1924年时被任命为牧师。大约有7000名牧师加入尼莫勒的反对运动，但纳粹的迫害严重贬抑他们的地位。其间，“积极的基督徒”攻击《圣经》旧约和新约中那些被认为遭到犹太教玷污的部分。“积极的基督徒”的政策遭到许多新教教会人士的严厉批评，也遭到像尼莫勒这类人的攻击。到最后，纳粹将新教一体化的企图失败了，但这并不能阻止纳粹迫害宗教领域的反对者，包括尼莫勒在内，他在1937年时遭到监禁，随后被送进集中营。新教教会在1935年公开将所有纳粹种族-民族世界观斥为无稽之谈，结果有700名神职人员被捕，他们倍受羞辱，连公民自由也被限制。尽管纳粹最后没能吞并这些教会，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镇压政策已有效遏止新教运动内的公开反对。

　　天主教会

　　对纳粹来说，天主教会代表更难以应付的反对力量。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多了两项优势：首先，他们的宗教是真正的国际宗教信仰，由梵蒂冈的教宗进行集权领导;其次，天主教徒在德国境内有一个代表其利益的政治性组织，名为中央党(Centre Party)。天主教会希望运用政治影响力来使纳粹对教会事务的干扰转向，因此中央党支持1933年的授权法(这是一个彻底的手段，使纳粹政府可以制定法律而不必经过德国国会批准)，此法构成纳粹合宪的基础，希望这样的支持可以在纳粹对天主教的政策中获得好处。希特勒小心翼翼地不和天主教会对抗，并且用安抚的说法哄骗，使其误以为可以放心。大部分的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是一样，他们毫不关心对所有德国人做出绝对要求的全部纳粹意识形态，而且也未能看出其威胁现存宗教的潜力。

　　到了1936年，天主教会向希特勒提出有关纳粹干预其事务的正式报告。当教会代表法奥哈伯尔(Faulhaber)枢机主教抗议对有遗传疾病的人进行绝育的新法律时，希特勒终于大发雷霆，并告知这位枢机主教不要插手这件事。在法奥哈伯尔与元首冲突的5个月之后，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颁布了一道特别的教皇通谕，标题为《深切的忧虑》(With Deep Anxiety，谴责纳粹对教会的攻击。教宗提醒希特勒，人之所以身为人类，就会拥有面对社会上每一次否定、压制和妨碍的企图而要加以维护的权利。此一教皇通谕由德国所有天主教会的教士宣布，纳粹对此的回应是在国家掌控的媒体中攻击神父、僧侣和修女，之后逮捕了当中一些人，并捏造金融和性犯罪方面的罪名指控他们。戈培尔身为一位前天主教徒，精心策划了这些攻击，并将数百名神父和修女送进集中营里。

　　最后，两个基督教会都无法理解纳粹代表的威胁。当许多个别的神职人员如英雄般地行动时，教会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纳粹接收德国。他们的回应只有发表无力的反对声明，而不是筹划群众抗议活动。教会(和所有的德国人)如果注意到尼莫勒牧师的著名评论，就会做得很好，他说：“纳粹首先对付犹太人，但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对付天主教徒，但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也没有反对;接着他们转向工会会员，但我不是，所以我还是没有反对;最后终于轮到我了，但是再也没有人出来反对了。”

　　至于乡村的日常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一旦纳粹上台，地方市镇首长就遭撤职，反对党也被取缔，任何和左派有关系的休闲俱乐部都被勒令停止营运。此一意识形态的重组和协调(即纳粹一体化)在乡下完成了，且没有受到多少农村传统保守人士的反对。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当局还是会从邻近村庄调来突击队员担任强制执行人员。

　　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和这种影响他们生活的严密管控合作。有些村民会避开纳粹的游行，而当纳粹打算征收赫塞的柯尔勒村自行车俱乐部的脚踏车时，俱乐部人士聚会的小旅馆老板却拒绝交出这些脚踏车，并宣称这些脚踏车都是他自己的;直到战争结束后，他才把这些脚踏车还给原来的车主。此外，当纳粹在柯尔勒首度举办五朔节游行时，他们惊讶地看着分列式竟然在当地妇女高举着的魏玛共和国旗帜前通过。

　　农村生活

　　不过这些藐视或挑战行为都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很快地，纳粹就深入了德国境内的各个村镇，生活改变了。纳粹不断表示他们能够降低失业率，并改善贫穷的状况，因而获得支持。纳粹引进了劳动役(Arbeitsdienst)，替妇女和儿童成立各种组织，并通过欢乐力量旅行团给一般人民提供便宜的假期旅游。在乡间，这些措施吸引到年轻人，只有比较年老的人无法接受。纳粹迎合年轻人的喜好，当新的纳粹结构取代了以家庭为基础的旧式农村生活时，就导致了世代问题，参加纳粹青年组织的年轻人和妇女将他们新的自信带回家中，挑战父母亲的权威。对许多村民来说，当对纳粹国家的忠诚和老一辈的传统结构爆发冲突时，就导致了家庭内部的迷你战争。

　　在第三帝国统治下，农村家庭在抚养和教育儿童方面丧失了大部分功能。学校的教育被扭曲，再加上希特勒青年团的影响，农村儿童所接受的生活观念与之前大大不同。传统上，年轻人会把时间花在农务上，现在，则花在和纳粹青年组织有关的运动和准军事操练上;当年轻人(包含女性)年满18岁时，就会被征召进入劳动和军事单位，而此举就拉大了农村里儿童和父母之间的距离。此外这样的状况也使农村工作发生问题，因为能够帮忙的年轻人都离家去做别的事情了。

　　纳粹为这些改革辩护，表示他们是为每一个人的利益着想，国家就像是一个家庭，而每个人都需要为这个较大的家庭做出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村民来说他们很难反对改变生活方式。1939年战争爆发伊始，男人就被征召上战场服役，村民们就被迫收容(跟英国一样)因盟军轰炸德国大城市而被疏散的都市居民。在德国境内的各个村庄，村长或镇长们担负评估村庄内每户人家的任务，以确定有多少空间可收容被疏散人员;当东线的战争局势开始对德国不利时，大批德国难民向西移动以远离红军，这些人也全都需要可以栖身的地方，这些新来的人就在消极的顺从和无声的愤怒当中被接纳。战争的走向使大部分乡村居民相信第三帝国已经来日无多，结果到了1944年，乡村居民们开始公然反对纳粹当局，并贮存食物，甚至会藏匿逃兵。

　　钢铁般的牢固控制

　　当战争在1945年5月结束时，农村中的生活，比如在柯尔勒，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纳粹已经摧毁了旧秩序，然后盟军又消灭了纳粹。在柯尔勒，差不多每一户家庭都有人在战场上牺牲，这座村落没几个年轻人，却有着数目不相称的老人。重新安置来自东方的难民也改变了乡间农村的结构，因为新来暂住的人们落地生根，并于战争结束后继续在当地生活。妇女也被纳入战争经济体系中，并且不再愿意接受农村家庭的传统角色。最后，当纳粹发动一系列暴力活动，有效摧毁了田园生活的古老结构时，农村居民企图维持以血统和土地(Blut und Boden)为基础的田园生活方式的努力终究失败了。

　　把阴影投射在纳粹德国日常生活上的是希姆莱的党卫军(SS)，一个帝国中的帝国。党卫军是从一小群负责保护希特勒的护卫队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其帝国安全总局(RSHA)由党卫军二级上将(SS-Obergruppenführer)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指挥，对第三帝国的生活造成最深远的冲击;在帝国安全总局辖下最重要的几个部门，包括党卫军中将(SS-Gruppenführer)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指挥的秘密国家警察(即盖世太保)、党卫军中将阿图尔·奈比(Arthur Nebe)指挥的刑事警察(Kriminal Polizei)，还有党卫军少将(SS-Brigadeführer)瓦尔特·施伦堡(WaIter Schellenberg)指挥的国外保防处(Ausland SD)，此即情报部门，以及党卫军少将奥托·奥伦道夫(Otto OhIendorf)指挥的国内保防处(lnland SD)。

党卫军

　　盖世太保是负责搜捕危险分子，并维持纳粹铁腕控制的秘密警察，其逮捕权力完全没有法令限制。盖世太保拥有许多线民担任他们的耳目，例如在一栋大型公寓大楼中，就会有定居在其中的盖世太保线民，负责监视该栋大楼住户的一举一动。盖世太保在1939年时有20000名职员，到了1943年则有100000名线民。一旦被线民告发，就意味着会被拘留，官员们在那里依照法律规定，有权以殴打的方式来取得口供(此一过程一次可能会持续几天，而犯人在意识清醒或模糊之间就会犯错)。惊恐不已的犯人接着就会被送进集中营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会见过他了。盖世太保通过运用恫吓和恐怖，对国家和人民保持严密的控制，鲜有人会对此感到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