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1960年的安保斗争到池田政权成立，从收入倍增计划到东京奥运会，再到池田病倒的四年多时间，是“战后”这一时代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几年。而且，池田提出的“收入倍增”已不单单是国家政策，它更是巧妙地转移了这个时代大众的日常意识的言语，也是欲望之结。当时，和大平正芳一起在池田手下协助推行收入倍增政策的宫泽喜一后来就这样回顾了“大家的月薪翻一番计划”的政治意义。

　　(我们也)认为，如果采用凯恩斯式的方法的话，收入翻倍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日本具备了这种条件。有很多优秀的劳动力闲置着，还有无数基础设施等着去建设，两者的乘数效应当然会使收入倍增。将这种情况说成月薪翻番并弄成一个政治课题是池田先生的伟大之处。换句话说，在凯恩斯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他那里就升级成一种个性了。这就是池田先生所做的工作。(“从安保到经济”，经济学家编辑部编《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证言》，日本经济评论社，1999年)

　　池田凭借其作为政治家的独特直觉给时代赋予了口号。口号一旦得到权威认可，成为国家政策并在社会上成立之后，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其意义会扩散，并开始将人们席卷进来。

　　的确，没有什么口号比“收入倍增”更能激起想要从“战后”起飞的日本人的欲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也好，国土的功能性重组也好，与大多数老百姓无关。但如果是“让大家的月薪翻倍”的话，任何人都会感兴趣，还会产生自己也加入游戏的想法。而且，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可以预测这个口号实现的状态，所以预言就自动实现了，甚至连其前途也得到了保证。虽然这是一种修辞法，但正是这种修辞法使得时代的决定性瞬间发生了转移。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仅是吸引大众的政治咒语，虽然它在已经产生的经济趋势下坐享其成。与此同时，由于它被置于国家政策的核心地位，因此还起到了规划、引导60年代的各种国家政策的作用，如产业结构和布局政策，以及资源能源政策和劳动政策，等等。特别是这一计划中，道路、港湾、工业用地和用水等社会资本的投入不够被认为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显示出有必要在国内已经具有潜力的工业化地区重点进行设备投资，使其成为经济急速扩张的基础。

　　就这样，在连接京滨、中京、阪神和北九州这四大工业地带的带状地区的中间位置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新工业地带的方针出炉了。这就是太平洋带状地区的最初设想，在这里，从旧版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向新版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发展的战后国土开发政策的基础已经形成。在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之前，50年代全国性国土开发的中心不是工业布局，而是水力、粮食和以煤炭为中心的资源开发。另一方面，各地方自治体则在推进诸如东京湾和濑户内海等地的填海造地计划。但是，将这些地方层面上的动向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管理的国家计划，是在从收入倍增计划发展到太平洋带状地区设想，然后进一步发展到旧版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这一开发政策的推移中才首次确立的。

　　就这样，与收入倍增计划齐头并进的60年代后地域开发的时代开始了。对于以倍增计划为基础而提出的太平洋带状地区的设想，被排除在这一地区之外的地方纷纷表示不满，于是，政府在1962年将全国分为“过密地区”、“整修地区”和“开发地区”这三种类型，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采用据点开发方式制定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俗称旧全综。自此以后，就形成了一种国土开发的趋势，即对东京大阪等过密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进行重新部署，同时着眼于全国，在开发落后的地区部署大规模的产业据点。

　　在旧全综中，60年代前半期围绕着对新产业都市的指定，地方自治体之间展开了热情的招揽大战，另一方面，以筑波学园城市、鹿岛联合企业、水岛工业地区等为代表的大规模的新城市和工业地区先后建成。接着，自1969年起开启了新版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新全综)，197年开始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G三全综)，1987年又开始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四全综)，就这样，从60年代到80年代，经济增长与国土开发构成了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日本人的心性和整个列岛的景象。

　　而且，在这种国家层面上的开发政策作为一个系统得以确立的情况下，中央机关与地方行政在政策立案和运用上的垂直领导体制也得到了贯彻。后来，下河边淳在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道：“不管好还是不好，60年代都是中央主导型的。50年代在建设大坝、防洪和进行农业开发时，开发这件事在中央机关是没人理会的，都是地方公共团体在主导。……进入新产业都市的时代之后情况就变了，变成国家主导型了。”(“寄托在新全综上的梦想”，《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证言》)也就是说，在1960年代初期，设定了“收入倍增”这个被大众接受的国家目标，同时，与该政策联动的国土开发的框架也设定好了，那就是“太平洋带状地区(集中化的矢量)”与“新产业都市(分散化的矢量)”的折中。而且，为了实现这个开发项目，庞大的资源被动员起来，形成了一种地方不得不接受中央介入的态势。

　　后藤道夫将这种通过国家的大力介入推进国土开发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称为“以自由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为前提的开发主义体制或国家”，并强调，“在急速的重化学工业化过程中，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国家介入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是独特的”(“座谈会战后开发主义国家”，《Politik》第五号，旬报社，2002年)。中央机关的官僚们在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亲所未有地加强了对经济界和地方上的开发政策的“指导”力。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世博会与战后日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凭借寅次郎系列影片而家喻户晓的山田洋次在1970年导演了一部杰作《家族》。主人公风见精一(井川比佐治饰)和妻子民子(倍赏千惠子饰)在位于长崎附近海面上的煤矿岛——伊王岛干承包活，贫苦度日，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是年迈的父亲源藏(笠智众饰)，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然而煤矿马上就要关闭了，出于对这种生活的绝望，风见决定移居到北海道的开垦村去。一家人在岛上众人的送行中坐轮渡到了长崎，再从长崎坐火车一路向东。

　　从车窗里看到的是经济一味高速增长的工业立国的景象。九州农村风景的前方是八幡制铁所的巨大工厂群与烟囱，接着是濑户内海沿岸正在发展的联合企业。他弟弟是联合企业的员工，在福山工作，一家人住在2DK的公司宿舍里，他弟弟开小轿车上下班。精一他们原本打算把父亲源藏交给弟弟照看，但是公司宿舍很小，容不下父亲，结果只好带着父亲一起前往北海道。

　　不久，一家人下了山阳本线，到了大阪。眼前的街道大概是梅田的地下街吧，面对从这里经过的喧嚣人群，茫然的一家人疲惫不堪，在车站大楼的饭馆里休息。离新干线开车还有三个小时左右，妻子提议去参观世博会。公公点头道：“是哦，大阪好像是在开博览会。”妻子回答说：“不是博览会，是世博会。”在她心目中，“世博会”不是“博览会”，而是更特别的一种东西。

　　一家人来到了位于千里的世博会场的入口处，但新干线的开车时刻已经临近了。结果，慑于会场中的汹涌人流，他们只是在入口附近伸头往会场中看了几眼就前往新大阪车站了。但即便如此，太阳塔、自动人行道、单轨电车、庆典广场附近的人山人海等景象还是展现在了一家人眼前。

　　“世博会”充斥在大阪的大街小巷。儿童午餐上插着印有世博标志的小旗，街上则播放着世博歌曲。“世博会”被当成无比辉煌的文明盛典，庞大数量的人群被其来路不明的“巨大规模”所吸引，洪水般地涌向会场。

　　贫穷可怜的人们在这股浊流的席卷下疲惫不堪。被民子抱在怀里的婴儿早苗从一家人离开世博会场坐上新干线时起样子就不对劲，到了东京之后病情突变，发起了高烧，并伴有痉挛。一家人到处找急救医院，但医院都冷漠无情，结果早苗没能接受充分的救治，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他们的艰难之旅此后仍在继续，但从本书的观点来看，故事讲到这里应该足够了：大阪世博会的辉煌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会场中四处涌动的人的浊流，在被热闹的幻想激发出的激昂热情中遭到践踏的贫苦人生以及失去的幼小生命。1970年是战后日本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山田洋次的《家族》对其中某个瞬间的日本列岛和日本人的表情进行了精彩的解剖，我不知道有哪部作品在这点上可以超过他。

　　在该片中，通过纵贯列岛的外景拍摄，关注了对于战后日本来说，何谓“经济高速增长”这一问题。一方面是从九州的煤矿小镇到北海道的开垦村的人生轨迹，另一方面是在国土上重新分布的联合企业和大阪世博会的景象。大阪世博会所庆祝的经济增长的梦想在吞没了无数大众欲望的同时，还拒绝了众多贫穷的人生，碾碎了脆弱的生命，将山野变成了用混凝土打造的城市。

　　世博会开幕式的影像是这一过程的高调宣言，它大概会作为象征着战后日本“成功”的情景而在媒体中不断出现吧。但是，这种影像所掩盖的是电影中只在世博会场入口附近往里看了几眼就不得不返回车站的一家人那样的人们的人生，以及这些人们的眼中所看到的列岛的景象。如今，要想重新审视战后日本的世博会历史，我们的目光就必须要能够到达这些人所看到的历史的层面。

　　1970年这个年份对于日本的战后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这一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了73兆日元，达到了十年前的4.6倍。

　　50年代中期的神武景气，50年代末期开始的岩户景气，还有从60年代中期持续到1970年的伊井诺景气，日本经济在长期的繁荣中完成了质变。这期间，矿业和工业生产增加了2.6倍，出口总额增加了3.8倍，特别是工业生产中的金属加工机械的产量增加了2.2倍，轿车产量增加了18.3倍，合成纤维织物产量增加了5.5倍，都有大幅增长。同一时期，煤炭和棉织物产量减少到原来的八成左右，因此产业的基础大大地向重化学工业倾斜了。第一产业人口的比重从15.2%降到了7.5%，少了一半，而第三产业人口的比重从47.5%增加到了54.7%。席卷全国的城市化、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和农村人口过于稀少等情况表明，人们的生活基础在整体上发生了质的改变。

　　同一时期，人均国民收入从387美元增加到了1515美元，增长了两倍以上，即使将物价上涨因素计算在内，日本人“变富裕了”也是事实。战后日本的这种经济高速增长从1955年开始，就算持续到1973年，60年代的十年也是明显的高峰期，这毫无疑问。

　　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1970年。虽然大学纷争的火种仍有残留，但这一年还是在大众对“世博会”的兴趣以及媒体的节日狂欢中度过了。从十年前的政治状况来看，这是令人惊异的变化。

　　今天我们回顾起来可能会觉得不言自明，但绝非如此。实际上一直到50年代后半期为止，战后日本社会的政治状况都是充满斗争的。1960年是这种政治上的纠葛达到顶点的年份，三井三池煤矿的无限期罢工和安保斗争都空前高涨。

1960年，安保运动中的东京

　　然而，在经过了这些抗争之后，池田政权于这一年7月成立，他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国家政策的核心，于是日本社会走上了经济主义(=去政治化)路线。池田勇人巧妙地抓住了因为安保斗争的后遗症而露出疲态的大众的政治意识，将人们拉进了“收入倍增的梦想，一举增大了人们对“富裕”的渴望。日本经济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就实现了年均8.5%的经济增长率，人们开始觉得美国占领期的现实突然成为了过去。因此，在“已经不是战后了”这句欺骗性的口号诞生后，就已经打下了“收入倍增”被大众接受的基础。

　　总之，从1960年的安保斗争到池田政权成立，从收入倍增计划到东京奥运会，再到池田病倒的四年多时间，是“战后”这一时代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几年。而且，池田提出的“收入倍增”已不单单是国家政策，它更是巧妙地转移了这个时代大众的日常意识的言语，也是欲望之结。当时，和大平正芳一起在池田手下协助推行收入倍增政策的宫泽喜一后来就这样回顾了“大家的月薪翻一番计划”的政治意义。

　　(我们也)认为，如果采用凯恩斯式的方法的话，收入翻倍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日本具备了这种条件。有很多优秀的劳动力闲置着，还有无数基础设施等着去建设，两者的乘数效应当然会使收入倍增。将这种情况说成月薪翻番并弄成一个政治课题是池田先生的伟大之处。换句话说，在凯恩斯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他那里就升级成一种个性了。这就是池田先生所做的工作。(“从安保到经济”，经济学家编辑部编《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证言》，日本经济评论社，1999年)

　　池田凭借其作为政治家的独特直觉给时代赋予了口号。口号一旦得到权威认可，成为国家政策并在社会上成立之后，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其意义会扩散，并开始将人们席卷进来。

　　的确，没有什么口号比“收入倍增”更能激起想要从“战后”起飞的日本人的欲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也好，国土的功能性重组也好，与大多数老百姓无关。但如果是“让大家的月薪翻倍”的话，任何人都会感兴趣，还会产生自己也加入游戏的想法。而且，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可以预测这个口号实现的状态，所以预言就自动实现了，甚至连其前途也得到了保证。虽然这是一种修辞法，但正是这种修辞法使得时代的决定性瞬间发生了转移。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仅是吸引大众的政治咒语，虽然它在已经产生的经济趋势下坐享其成。与此同时，由于它被置于国家政策的核心地位，因此还起到了规划、引导60年代的各种国家政策的作用，如产业结构和布局政策，以及资源能源政策和劳动政策，等等。特别是这一计划中，道路、港湾、工业用地和用水等社会资本的投入不够被认为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显示出有必要在国内已经具有潜力的工业化地区重点进行设备投资，使其成为经济急速扩张的基础。

　　就这样，在连接京滨、中京、阪神和北九州这四大工业地带的带状地区的中间位置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新工业地带的方针出炉了。这就是太平洋带状地区的最初设想，在这里，从旧版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向新版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发展的战后国土开发政策的基础已经形成。在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之前，50年代全国性国土开发的中心不是工业布局，而是水力、粮食和以煤炭为中心的资源开发。另一方面，各地方自治体则在推进诸如东京湾和濑户内海等地的填海造地计划。但是，将这些地方层面上的动向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管理的国家计划，是在从收入倍增计划发展到太平洋带状地区设想，然后进一步发展到旧版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这一开发政策的推移中才首次确立的。

　　就这样，与收入倍增计划齐头并进的60年代后地域开发的时代开始了。对于以倍增计划为基础而提出的太平洋带状地区的设想，被排除在这一地区之外的地方纷纷表示不满，于是，政府在1962年将全国分为“过密地区”、“整修地区”和“开发地区”这三种类型，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采用据点开发方式制定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俗称旧全综。自此以后，就形成了一种国土开发的趋势，即对东京大阪等过密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进行重新部署，同时着眼于全国，在开发落后的地区部署大规模的产业据点。

　　在旧全综中，60年代前半期围绕着对新产业都市的指定，地方自治体之间展开了热情的招揽大战，另一方面，以筑波学园城市、鹿岛联合企业、水岛工业地区等为代表的大规模的新城市和工业地区先后建成。接着，自1969年起开启了新版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新全综)，197年开始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G三全综)，1987年又开始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四全综)，就这样，从60年代到80年代，经济增长与国土开发构成了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日本人的心性和整个列岛的景象。

　　而且，在这种国家层面上的开发政策作为一个系统得以确立的情况下，中央机关与地方行政在政策立案和运用上的垂直领导体制也得到了贯彻。后来，下河边淳在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道：“不管好还是不好，60年代都是中央主导型的。50年代在建设大坝、防洪和进行农业开发时，开发这件事在中央机关是没人理会的，都是地方公共团体在主导。……进入新产业都市的时代之后情况就变了，变成国家主导型了。”(“寄托在新全综上的梦想”，《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证言》)也就是说，在1960年代初期，设定了“收入倍增”这个被大众接受的国家目标，同时，与该政策联动的国土开发的框架也设定好了，那就是“太平洋带状地区(集中化的矢量)”与“新产业都市(分散化的矢量)”的折中。而且，为了实现这个开发项目，庞大的资源被动员起来，形成了一种地方不得不接受中央介入的态势。

　　后藤道夫将这种通过国家的大力介入推进国土开发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称为“以自由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为前提的开发主义体制或国家”，并强调，“在急速的重化学工业化过程中，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国家介入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是独特的”(“座谈会战后开发主义国家”，《Politik》第五号，旬报社，2002年)。中央机关的官僚们在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亲所未有地加强了对经济界和地方上的开发政策的“指导”力。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世博会与战后日本》，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