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的纳粹高官希姆莱因策划屠杀数百万人而身负累累罪行，但他在与妻儿的私信中展现出的，俨然是一副“顾家男人”和“慈父”的面孔。德国《世界报》等基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报道，曝光了此前少有人知的这一事实。

　　1941年，一名纳粹德国官员和一位囚犯相遇，双方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谈。

　　“你是犹太人吗?”“是的。”

　　“你父母都是犹太人?”“是的。”

　　“你有不是犹太人的长辈吗?”“没有。”

　　“那我帮不了你。”

　　囚犯被处决了，成为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又一个牺牲品。与他对话的德国官员，则是希特勒的死忠、时任纳粹党卫队和秘密警察最高指挥官的海因里希·希姆莱。

　　二战期间，希姆莱掌控着遍布欧洲的死亡集中营，高效而无情地执行着种族灭绝计划。外表斯文、总是戴着圆边眼镜的他声称：“如果希特勒让我枪杀我的母亲，我也会照做不误。”

　　这个刽子手死去近70年后，德国《世界报》等基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报道，让希姆莱的形象重新鲜活起来，呈现出更立体的面貌。他生前留下的数百封信函，曝光了此前少有人知的事实：日常生活中的希姆莱，拥有与其冷血作风不符的“温情”面孔。

希莱姆

　　私信中尽是儿女情长

　　从史学界近3年来整理归档的史料看，希姆莱“是浪漫的幻想家，也是深情的丈夫、热情的情人和模范的父亲”。英国《每日邮报》评述道。在给“娇小、甜美、钟爱的妻子”的一封信中，出身于巴伐利亚州教师家庭的希姆莱，情意绵绵地写道：“我喜欢柏林，因为你在那里。即使你还住在你出生的贫困小村庄里，我也会喜欢你所在的地方。”

　　希姆莱与妻子玛加丽特的初次邂逅是在1927年9月。去往慕尼黑的火车上，于此前两年加入纳粹党的他，向这位金发碧眼、有过一次不成功婚姻的少妇大肆宣扬反犹主义;同年圣诞节，两人便结为伉俪。之后，书信成为他们交流感情的重要渠道。

　　希姆莱将玛加丽特称为“亲爱的、金色的女人”，将自己描述为“优秀而狂野的德国皇家士兵”——尽管体质贫弱、眼睛近视的希姆莱从未真正打过仗。

　　在种族问题上，这对相差6岁的男女立场相近。婚后不到3个月，玛加丽特便开始向丈夫抱怨“犹太人渣”。后者回信称：“可怜的爱人，你不得不为钱财和犹太人打交道……我要是能帮助你该多好!”1928年6月，玛加丽特再次“诉苦”说，“犹太种群会引起你的恐惧”。希姆莱回函称：“不要为犹太人生气，我的好女孩，让我为你分忧。”

　　德国《世界报》指出，希姆莱夫妇早期的书信主要围绕日常琐事，“但从中……已经能够看出一个自居正义的官僚的世界观和自我认知”。

　　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另一点是，希姆莱经常在给妻子的信中自称“野兽”或“野人”，《世界报》引述专家的说法称，这种称谓反映了夫妻间的性幻想。玛加丽特对此坦然接受，还以不无自豪的口吻宣称：“我很高兴遇到了一个邪恶的好人，深爱着他邪恶的妻子。”

　　“亲爱的小爸爸”

　　然而，之后的事实证明，希姆莱对伴侣的感情并不那么专一。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办过养鸡场的希姆莱一跃成为巴伐利亚州警察总监，旋即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于次年晋升为盖世太保的二号人物。

　　随着纳粹得势，希姆莱夫妻愈发频繁地分居两地，只有社交应酬才能让他们聚首。结果，从1938年起，希姆莱就与秘书海德温·波哈斯特发生了地下恋情。

　　尽管公务繁忙，1938年到1944年，希姆莱写给情妇的私信多达200余封。他把海德温称作“我的小白兔”，有时一天两次动笔，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地表达爱意。

　　德国联邦档案馆负责人迈克尔·霍尔曼表示，希姆莱写给海德温的情书多数在一位美国收藏家手中，后者从一位退伍老兵手中得到这些材料，那位老兵则坚称，书信是从柏林的垃圾筒中拣来的。“其中包括一些官方文件，希姆莱一个私生子的出生证明，还有不少之前从未公开的照片，包括他坐在车牌为SS-1(似为‘党卫队一号’)的公务车上。”

　　玛加丽特对丈夫的不忠是否有所察觉?外界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两人的大女儿、1929年出生的古德伦·希姆莱获得的父爱并未因此受到削弱。希姆莱给女儿的昵称是“娃娃”，父女俩每隔几天就通电话，他给她置办了精致的童装，时常手挽手出现在公众集会上……看着爱女一天天长大，希姆莱私人信函的落款，也变成了“亲爱的小爸爸”。

　　希姆莱并非纳粹精英中惟一的“顾家男人”。从现存的资料看，杀人如麻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人之下的赫尔曼·戈林以及巧舌如簧的约瑟夫·戈培尔，都曾宣誓对妻儿的爱，称自己努力攀爬“职业的阶梯”，是为了将更丰厚的薪水袋交给太太，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

　　这些兼具温情和冷酷特质的“双面人”难免让旁观者困惑。正如美国《时代》杂志点评的那样：“对着自己儿女微笑的慈父，怎么能残忍地杀害别人家的孩童呢?”

　　为保护动物写童话

　　在繁多的信函、笔记乃至私人账单中，希姆莱充满矛盾的形象时时浮现于纸上。研究者相信，他和亲人的儿女情长并非作伪，非但如此，他的“爱”还惠及人类以外的物种。

　　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到，通过这些书信，可以看出希姆莱是一个对动物充满同情心的人。他呼吁禁止在医学实验中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以便“唤醒和加强德国最高的道德价值之一——仁慈”。他自豪地表示，德国是“世界上惟一对动物有体面态度的国家”。

　　作为旁证，百忙中的他竟然创作了一本童话书。在故事里，住在德国的老鼠不会被随意杀死，而是被带到法庭上审判，“接受人道对待”。

　　一次，希姆莱严肃地质问以擅长狩猎著称的私人医生克斯滕：“你怎么能享受打猎的乐趣呢?从藏身之处悄悄向徜徉在森林中、手无寸铁、没有害人之心的动物放冷枪呢?这是真正的犯罪。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每一头动物都有自由自在生活的权利。”

　　这番言论出炉的同时，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变本加厉地在纳粹统治区追捕并杀戮犹太人，就针对集中营囚犯的人体实验，希姆莱同样持赞成态度——即便他有轻微的晕血症。

　　悉心掩饰反犹暴行

　　1941年7月7日，即德国军队踏进苏联领土15天后，希姆莱再度给妻子修书，为错过了结婚纪念日道歉。“我很抱歉，缺席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战斗十分激烈。”苏德战争似乎为他提供了合适的借口，不过，据史学家考证，对军事不甚了了的希姆莱，在此期间并没出现在前线，这封信是他从巴伐利亚乡下的别墅寄出的。

　　身为纳粹德国警察系统头目，彼时的希姆莱另有“要务”在身。正是在1941年，将犹太人集体流放到海外的计划搁浅后，一个名为“最终解决”的计划开始在柏林的密室中酝酿。此后两年间，包括奥斯维辛在内的一系列死亡集中营向犹太人露出了獠牙;身为希特勒指定的具体负责者，希姆莱将这场种族灭绝冠以“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荣一页”之称。

　　可是，从新近公开的希姆莱私人信函中，人们几乎找不到涉及反犹暴行的只言片语。最接近真相的描述，是他曾告诉妻子，“我要去奥斯维辛了。吻你，你的海因。”

　　玛加丽特·希姆莱早年曾在日记中写道：“犹太人什么时候能远离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过上快乐的日子?”她并不清楚，丈夫有朝一日会以何等恐怖的方式满足她的愿望。

　　1942年7月15日，希姆莱对奥斯维辛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视察，确认运输囚犯的工具、牢房、停尸间和“人肉炼炉”全部准备停当，他为“最终解决”计划点亮了最后一盏绿灯。

　　在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他依然对此行的细节语焉不详：“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会待在卢布林，奥斯威辛，利沃夫和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打电话……好好爱护我们的小女儿。给你温暖的拥抱和亲吻，你的小爸爸。”

　　英国《每日邮报》称，希姆莱的决策导致600万犹太人遇难;在他的书信中，相关内容却只有一片空白。作为丈夫、父亲和情人，他对妻儿乃至情妇无话不谈，惟独小心翼翼地掩饰着自己和大屠杀的紧密联系，为的是避免“血腥的事实给她们脆弱的心灵带来伤害”。

　　“纳粹分子不是怪物”

　　堆积如山的私人信函，涵盖了海因里希·希姆莱后半生中的最重要阶段。不到20年间，他从巴伐利亚乡下的无名小卒崛起为纳粹党重臣，帮助希特勒将死亡散布到整个欧洲，又与带给他荣耀和权势的第三帝国一道走向毁灭。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乔装打扮的希姆莱在逃亡中被盟军逮捕，他随即咬破藏在假牙内的氰化物胶囊，毒发身亡。

　　刽子手逃脱了审判，他留在别墅中的大批文件亦不知所踪，直到近70年后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家银行的保险柜中现身。这些书信是怎样流落海外的?人们说法不一。

　　美国《纽约时报》称，1982年，以色列艺术家和收藏家哈伊姆·罗森塔尔就宣布拥有这些文件，号称自己花了4万美元，从希姆莱和希特勒的联络员卡尔·沃尔夫的副官手中将其购得。以色列媒体则认为，罗森塔尔从布鲁塞尔的跳蚤市场上买来了这些信。而美国《时代》杂志认定，最先从希姆莱故居中起获这些战利品的是两名美军士兵。

　　2007年，钻石商人大卫·拉帕从罗森塔尔手中买下这些信函。最新消息称，一部以希姆莱为主角的纪录片《体面人》将于2014年2月公映，参与制作者包括拉帕之女凡妮莎。

　　至于被希姆莱倾注深情的玛加丽特和古德伦母女，她们在战后的命运不为多数人知晓。2010年，80岁高龄的古德伦因资助“沉默的帮助”组织而再度走进公众视野——该组织致力于为死去和仍然活着的纳粹分子辩护;或许，由此可以推测出，尽管早已抛弃了“希姆莱”这个令人厌恶的姓氏，她仍然对给予自己万千宠爱的“慈父”念念不忘。

　　然而，如德国《世界报》所言，希姆莱的私人信函固然是“纳粹首领最重要的私人资料”，“为研究希姆莱的人格、日常生活和世界观增添了无数细节”，不过，“这些书信无法改变纳粹恐怖统治的整体印象”。英国《每日邮报》则援引“大屠杀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凯仑·波洛克对这些书信的评价称：“纳粹分子不是怪物，他们是人，只是灵魂已经扭曲了。”

 　　冷血的纳粹高官希姆莱因策划屠杀数百万人而身负累累罪行，但他在与妻儿的私信中展现出的，俨然是一副“顾家男人”和“慈父”的面孔。德国《世界报》等基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报道，曝光了此前少有人知的这一事实。

　　1941年，一名纳粹德国官员和一位囚犯相遇，双方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谈。

　　“你是犹太人吗?”“是的。”

　　“你父母都是犹太人?”“是的。”

　　“你有不是犹太人的长辈吗?”“没有。”

　　“那我帮不了你。”

　　囚犯被处决了，成为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又一个牺牲品。与他对话的德国官员，则是希特勒的死忠、时任纳粹党卫队和秘密警察最高指挥官的海因里希·希姆莱。

　　二战期间，希姆莱掌控着遍布欧洲的死亡集中营，高效而无情地执行着种族灭绝计划。外表斯文、总是戴着圆边眼镜的他声称：“如果希特勒让我枪杀我的母亲，我也会照做不误。”

　　这个刽子手死去近70年后，德国《世界报》等基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报道，让希姆莱的形象重新鲜活起来，呈现出更立体的面貌。他生前留下的数百封信函，曝光了此前少有人知的事实：日常生活中的希姆莱，拥有与其冷血作风不符的“温情”面孔。

希莱姆

　　私信中尽是儿女情长

　　从史学界近3年来整理归档的史料看，希姆莱“是浪漫的幻想家，也是深情的丈夫、热情的情人和模范的父亲”。英国《每日邮报》评述道。在给“娇小、甜美、钟爱的妻子”的一封信中，出身于巴伐利亚州教师家庭的希姆莱，情意绵绵地写道：“我喜欢柏林，因为你在那里。即使你还住在你出生的贫困小村庄里，我也会喜欢你所在的地方。”

　　希姆莱与妻子玛加丽特的初次邂逅是在1927年9月。去往慕尼黑的火车上，于此前两年加入纳粹党的他，向这位金发碧眼、有过一次不成功婚姻的少妇大肆宣扬反犹主义;同年圣诞节，两人便结为伉俪。之后，书信成为他们交流感情的重要渠道。

　　希姆莱将玛加丽特称为“亲爱的、金色的女人”，将自己描述为“优秀而狂野的德国皇家士兵”——尽管体质贫弱、眼睛近视的希姆莱从未真正打过仗。

　　在种族问题上，这对相差6岁的男女立场相近。婚后不到3个月，玛加丽特便开始向丈夫抱怨“犹太人渣”。后者回信称：“可怜的爱人，你不得不为钱财和犹太人打交道……我要是能帮助你该多好!”1928年6月，玛加丽特再次“诉苦”说，“犹太种群会引起你的恐惧”。希姆莱回函称：“不要为犹太人生气，我的好女孩，让我为你分忧。”

　　德国《世界报》指出，希姆莱夫妇早期的书信主要围绕日常琐事，“但从中……已经能够看出一个自居正义的官僚的世界观和自我认知”。

　　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另一点是，希姆莱经常在给妻子的信中自称“野兽”或“野人”，《世界报》引述专家的说法称，这种称谓反映了夫妻间的性幻想。玛加丽特对此坦然接受，还以不无自豪的口吻宣称：“我很高兴遇到了一个邪恶的好人，深爱着他邪恶的妻子。”

　　“亲爱的小爸爸”

　　然而，之后的事实证明，希姆莱对伴侣的感情并不那么专一。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办过养鸡场的希姆莱一跃成为巴伐利亚州警察总监，旋即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于次年晋升为盖世太保的二号人物。

　　随着纳粹得势，希姆莱夫妻愈发频繁地分居两地，只有社交应酬才能让他们聚首。结果，从1938年起，希姆莱就与秘书海德温·波哈斯特发生了地下恋情。

　　尽管公务繁忙，1938年到1944年，希姆莱写给情妇的私信多达200余封。他把海德温称作“我的小白兔”，有时一天两次动笔，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地表达爱意。

　　德国联邦档案馆负责人迈克尔·霍尔曼表示，希姆莱写给海德温的情书多数在一位美国收藏家手中，后者从一位退伍老兵手中得到这些材料，那位老兵则坚称，书信是从柏林的垃圾筒中拣来的。“其中包括一些官方文件，希姆莱一个私生子的出生证明，还有不少之前从未公开的照片，包括他坐在车牌为SS-1(似为‘党卫队一号’)的公务车上。”

　　玛加丽特对丈夫的不忠是否有所察觉?外界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两人的大女儿、1929年出生的古德伦·希姆莱获得的父爱并未因此受到削弱。希姆莱给女儿的昵称是“娃娃”，父女俩每隔几天就通电话，他给她置办了精致的童装，时常手挽手出现在公众集会上……看着爱女一天天长大，希姆莱私人信函的落款，也变成了“亲爱的小爸爸”。

　　希姆莱并非纳粹精英中惟一的“顾家男人”。从现存的资料看，杀人如麻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人之下的赫尔曼·戈林以及巧舌如簧的约瑟夫·戈培尔，都曾宣誓对妻儿的爱，称自己努力攀爬“职业的阶梯”，是为了将更丰厚的薪水袋交给太太，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

　　这些兼具温情和冷酷特质的“双面人”难免让旁观者困惑。正如美国《时代》杂志点评的那样：“对着自己儿女微笑的慈父，怎么能残忍地杀害别人家的孩童呢?”

　　为保护动物写童话

　　在繁多的信函、笔记乃至私人账单中，希姆莱充满矛盾的形象时时浮现于纸上。研究者相信，他和亲人的儿女情长并非作伪，非但如此，他的“爱”还惠及人类以外的物种。

　　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到，通过这些书信，可以看出希姆莱是一个对动物充满同情心的人。他呼吁禁止在医学实验中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以便“唤醒和加强德国最高的道德价值之一——仁慈”。他自豪地表示，德国是“世界上惟一对动物有体面态度的国家”。

　　作为旁证，百忙中的他竟然创作了一本童话书。在故事里，住在德国的老鼠不会被随意杀死，而是被带到法庭上审判，“接受人道对待”。

　　一次，希姆莱严肃地质问以擅长狩猎著称的私人医生克斯滕：“你怎么能享受打猎的乐趣呢?从藏身之处悄悄向徜徉在森林中、手无寸铁、没有害人之心的动物放冷枪呢?这是真正的犯罪。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每一头动物都有自由自在生活的权利。”

　　这番言论出炉的同时，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变本加厉地在纳粹统治区追捕并杀戮犹太人，就针对集中营囚犯的人体实验，希姆莱同样持赞成态度——即便他有轻微的晕血症。

　　悉心掩饰反犹暴行

　　1941年7月7日，即德国军队踏进苏联领土15天后，希姆莱再度给妻子修书，为错过了结婚纪念日道歉。“我很抱歉，缺席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战斗十分激烈。”苏德战争似乎为他提供了合适的借口，不过，据史学家考证，对军事不甚了了的希姆莱，在此期间并没出现在前线，这封信是他从巴伐利亚乡下的别墅寄出的。

　　身为纳粹德国警察系统头目，彼时的希姆莱另有“要务”在身。正是在1941年，将犹太人集体流放到海外的计划搁浅后，一个名为“最终解决”的计划开始在柏林的密室中酝酿。此后两年间，包括奥斯维辛在内的一系列死亡集中营向犹太人露出了獠牙;身为希特勒指定的具体负责者，希姆莱将这场种族灭绝冠以“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荣一页”之称。

　　可是，从新近公开的希姆莱私人信函中，人们几乎找不到涉及反犹暴行的只言片语。最接近真相的描述，是他曾告诉妻子，“我要去奥斯维辛了。吻你，你的海因。”

　　玛加丽特·希姆莱早年曾在日记中写道：“犹太人什么时候能远离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过上快乐的日子?”她并不清楚，丈夫有朝一日会以何等恐怖的方式满足她的愿望。

　　1942年7月15日，希姆莱对奥斯维辛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视察，确认运输囚犯的工具、牢房、停尸间和“人肉炼炉”全部准备停当，他为“最终解决”计划点亮了最后一盏绿灯。

　　在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他依然对此行的细节语焉不详：“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会待在卢布林，奥斯威辛，利沃夫和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打电话……好好爱护我们的小女儿。给你温暖的拥抱和亲吻，你的小爸爸。”

　　英国《每日邮报》称，希姆莱的决策导致600万犹太人遇难;在他的书信中，相关内容却只有一片空白。作为丈夫、父亲和情人，他对妻儿乃至情妇无话不谈，惟独小心翼翼地掩饰着自己和大屠杀的紧密联系，为的是避免“血腥的事实给她们脆弱的心灵带来伤害”。

　　“纳粹分子不是怪物”

　　堆积如山的私人信函，涵盖了海因里希·希姆莱后半生中的最重要阶段。不到20年间，他从巴伐利亚乡下的无名小卒崛起为纳粹党重臣，帮助希特勒将死亡散布到整个欧洲，又与带给他荣耀和权势的第三帝国一道走向毁灭。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乔装打扮的希姆莱在逃亡中被盟军逮捕，他随即咬破藏在假牙内的氰化物胶囊，毒发身亡。

　　刽子手逃脱了审判，他留在别墅中的大批文件亦不知所踪，直到近70年后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家银行的保险柜中现身。这些书信是怎样流落海外的?人们说法不一。

　　美国《纽约时报》称，1982年，以色列艺术家和收藏家哈伊姆·罗森塔尔就宣布拥有这些文件，号称自己花了4万美元，从希姆莱和希特勒的联络员卡尔·沃尔夫的副官手中将其购得。以色列媒体则认为，罗森塔尔从布鲁塞尔的跳蚤市场上买来了这些信。而美国《时代》杂志认定，最先从希姆莱故居中起获这些战利品的是两名美军士兵。

　　2007年，钻石商人大卫·拉帕从罗森塔尔手中买下这些信函。最新消息称，一部以希姆莱为主角的纪录片《体面人》将于2014年2月公映，参与制作者包括拉帕之女凡妮莎。

　　至于被希姆莱倾注深情的玛加丽特和古德伦母女，她们在战后的命运不为多数人知晓。2010年，80岁高龄的古德伦因资助“沉默的帮助”组织而再度走进公众视野——该组织致力于为死去和仍然活着的纳粹分子辩护;或许，由此可以推测出，尽管早已抛弃了“希姆莱”这个令人厌恶的姓氏，她仍然对给予自己万千宠爱的“慈父”念念不忘。

　　然而，如德国《世界报》所言，希姆莱的私人信函固然是“纳粹首领最重要的私人资料”，“为研究希姆莱的人格、日常生活和世界观增添了无数细节”，不过，“这些书信无法改变纳粹恐怖统治的整体印象”。英国《每日邮报》则援引“大屠杀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凯仑·波洛克对这些书信的评价称：“纳粹分子不是怪物，他们是人，只是灵魂已经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