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三十年代大饥荒中死难的同胞，成为乌克兰每年不可缺的全国性活动。80余年前，曾获“欧洲粮仓”美称的乌克兰有数百万人殒命于这场人为的大饥荒。

　　2003年纪念苏联时期发生的大饥荒70周年时，乌克兰国会和一些社团向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撤销1933年授予《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杜兰蒂的这个奖项，迫使这个委员会重审60年前的那个决定，因为杜兰蒂在大饥荒的新闻报道中故意撒下弥天大谎。

　　2008年纪念大饥荒65周年时，乌克兰政府向两个已经去世的英国记者缪格里奇和琼斯颁发自由勋章，表彰他们对那场可怕的人祸的真实报道。

　　近年，各种媒体和相关研究机构纷纷赞扬缪格里奇和琼斯，把杜兰蒂当作新闻史上的反面教材向读者引介。这个重大的新闻史案例中，荣誉和批判都来得太晚，谎言传播者生前风光无限，功成名就，真相披露者长期默默无闻，荣誉却在死后才得到追认，但不管怎么说，正义的审判总算到来了!三个西方记者的生前死后，值得今天的人们深长思考。

　　杜兰蒂：因谎言而成名的美国记者

　　1933年11月，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派出以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为首的代表团去美国签署建交协议。在纽约商界为苏联贵宾举办的盛大招待会上，当宴会的主持人在念到与会的显贵中一个瓦尔特.杜兰蒂的名字，并介绍他是“为我们这个城市服务的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时，全场起立，掌声如潮。

　　杜兰蒂是英国人，受雇于《纽约时报》，担任派驻莫斯科的记者。从20年代早期开始，他有关苏联的报导成了很多人了解苏联的最重要渠道，甚至对于刚上台的罗斯福政府在承认苏联的决策中都有一定作用。1932年杜兰蒂为此获得了创办不久的普利策奖，成了《纽约时报》第一个获得这项奖的记者。在对苏联的研究尚未成为专门学问的时代，杜兰蒂不但是个记者，而且俨然成了苏联问题的权威。

杜兰蒂

　　然而，今天人们都知道，杜兰蒂当年用美国头牌大报记者的身份，掩盖大清洗和大饥荒下苏联的真相，制造出一个虚假的，迎合美国左派和自由派幻想的“Socialism理想国”。

　　杜兰蒂的驻苏记者生涯，从一开始就是和饥荒联系在一起的。1921年他被派到苏联(当时还叫苏俄)，首先报道的就是这个国家严重的饥荒。但当时报道饥荒是苏俄政府允许的，因为在官方宣传中，饥荒是由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造成的，和列宁实行了三年的以剥夺农民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关。1921年开始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需要西方的粮食和其他援助，所以要通过西方媒体来传播饥荒的场面。列宁甚至通过高尔基建立了一个非官方委员会，向西方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得到粮食，药品和衣物。

　　美国的救济署很快同意提供援助，不过提出允许西方记者进入俄国采访，把了解到的灾情报导回国内，这样公众才能支持由政府和慈善机构组织的救济活动。杜兰蒂就是这样去的俄国并成为常住记者。

　　但到了30年代初，既没有世界大战也没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大饥荒完全是由斯大林的集体化和对农民的又一轮剥夺造成的。苏联官方宣传不但隐瞒大饥荒，而且向世界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不少西方人信以为真，也给正面报道苏联的西方媒体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读者群。但纸里包不住火，1933年，国际新闻界有关苏联大饥荒的流言使得纽约时报总部催促一直回避报导这件事的杜兰蒂，要他调查新闻来源。这时杜兰蒂的报导中开始出现食品短缺，营养不良和部分地区人口减少的消息，他甚至给出了一个200万左右人被饿死的估计。

　　就在此时，出乎意料的是苏联官方在严禁其他西方记者离开莫斯科采访的同时，给了杜兰蒂去传说中发生饥荒的地区采访的通行证。1933年九月，杜兰蒂开始了他的调查采访，跟踪报导发表在《纽约时报》。他先去了北高加索，发表了三篇报导，从标题上读者们就可以感到开朗和乐观，例如”苏维埃正在赢得农民的信念”，”苏维埃公社的农民正在致富”，”北高加索物产富饶”。他斥责传播苏联饥荒消息的西方记者根本没有调查研究，他原来作出的200万人饿死的估计也必须收回。

　　其实美国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天，都不断产生“杜兰蒂式”的记者和学者，他们为斯大林们的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只不过有些人没有经历这样的机会遭遇声败名裂。当然，对某些美国记者来说，倒不一定纯粹为了意识形态去撒谎，苏联和斯大林因为封闭和神秘，在欧美社会具有极高“新闻出版价值”，就如同今天报道朝鲜一样，能够搭上这条线，很容易成大名或赚大钱。讨好斯大林，可以获得长期的签证，可以获得其它记者无法得到的一些“采访特权”，为他们在欧美社会成名铺就康庄大道，他们的报道经过一定的删改，还可以被苏联媒体“进口转内销”，作为赞颂伟大领袖和优越制度的证据向国人灌输。

　　宣传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注意，怎样在西方培养这样的“老朋友”呢?一定就要“专治各种不服”才行，伊朗巴列维、南越吴庭琰、古巴的巴蒂斯塔之流都没有资格获得这样的“老朋友”，因为他们“专被各种不服所治”，架子太小，不够神秘，太喜欢表现得亲近记者，这种情况下杜兰蒂们就是你的敌人而非你的朋友了。

　　当某位杜兰蒂花费一年时间，耗尽心思进行优秀表现，写了很多令苏联意识形态官员满意的作品，当然也不时得到他们的一些“指点与纠正”，终于获得一次(采访)伟大领袖接见的机会。某个夜晚，这位外国“老朋友”在数名表情庄重的官员陪同下，坐着专车绕上几十公里，进入幽深的宫殿，经过警卫森严的重重回廊，走过一间间气氛凝重的大厅，，一扇扇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终于在一间温馨的小屋里见到了伟大领袖，领袖站起身微笑着与对方握手时，对方经过如此长久的气氛洗礼，很容易就有了“触电”的感觉，随后一股暖流注入体内。当领袖以几个小玩笑作为开场白或者嘘寒问暖几句，对方就彻底被“征服”了，立即对此前听过的各种传闻有了低触，“他原来是如此地和蔼可亲”!

　　到了乌克兰，杜兰蒂在报道中承认有大规模的饥荒，但主要原因不是集体化，而是来自国际上的威胁：由於日本帝国主义威胁苏联的远东地区，去年苏联不得不从乌克兰调运大量粮食去东部边境，供应那里的军队。粮食调得太多了，影响了乌克兰农民的口粮。

　　杜兰蒂的这次采访持续了10天，到了最后几天，杜兰蒂的报导又开始回到最初几天的乐观态度：总的来说，虽然有饥荒，有个别饿死人的现象，有政府政策的失误，也有农民的消极抵抗，但农村青年是站在政府一边的，克里姆林宫正在赢得这场集体化战斗的胜利。

　　然而，回到莫斯科之後不久，杜兰蒂以英国公民的身份给英国驻苏联大使馆写了一份内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描绘了一幅和他的公开报导完全不同的阴森可怖的图景。他说在他所到之处，干部们几乎都被赶下乡去推行集体化和监督农民生产，但到处都可以看到长满了荒草的农田。他对饿死人数的估计是：在伏尔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地区就起码死了3百万人。在乌克兰情况更糟，人们就象苍蝇一样死去，很多农舍大门洞开，可以看得见里面的骨瘦如柴的尸首。

　　《纽约时报》一个流动通讯员这时来到莫斯科，当她听到杜兰蒂私下提到在乌克兰有上百万人饿死时大为吃惊，问道：“瓦尔特，你不是开玩笑吧?真的有几百万吗?”杜兰蒂说：“当然不是开玩笑，我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接下来，在这个“内部场合”，他说了一句所有在场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不过他们都是俄国人”。

　　两个月以后，苏联和美国建交。杜兰蒂坐着苏联外交代表团的轮船回到了美国。美国左派媒体把他捧为为美苏建交立下不朽功勋的伟大记者，因为他告诉了美国人民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领导坚强有力，人民勇于牺牲，充满了理想主义，虽然生活苦一点，但苦得值得。而且俄国人懂得，除了忍受牺牲，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国家的强盛。杜兰蒂在论证这个个人牺牲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必然关系时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要做鸡蛋馅饼，只能打破鸡蛋。”

　　斯大林时期有很多西方记者和知识分子用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描绘苏联，误导了西方读者。他们或是通过有色眼镜观察苏联，或是不加分析地使用苏联官方的提供的材料，但杜兰蒂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对苏联和斯大林不了解。相反，是因为他对这个体制太了解了。例如他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预言斯大林将打败反对派，成为领袖，并废除新经济政策;在1931 年他就提出了“斯大林主义”这个至今全世界仍在使用的术语。

　　杜兰蒂对苏联的这种敏锐的了解很可能来自他个人品格中和这个体制一拍即合的东西，即犬儒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他和苏联官方宣传机构之间达成了默契。他把报导苏联作为给自己谋取名利的天赐良机，为此不顾基本的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线，把千百万俄国人的生命视若蝼蚁，把自己的名利建立在这些饿殍之上。

　　缪格里奇和琼斯：因真话而青史留名

　　和杜兰蒂相反，当时在莫斯科有两个英国新闻记者，他们对大饥荒的了解不一定比杜兰蒂全面和深入，但他们却把苏联有千百万人已经和正在饿死的真相告诉了世界。

　　缪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是英国作家，也是比较左倾的《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1932年派驻莫斯科。他原来思想左倾，对苏联共产主义很向往。但在苏联待了一阵后，他很快就对这个制度开始失望和怀疑，于是决定对传说纷纭的饥荒展开调查。

　　1933年缪格里奇在未经苏联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偷偷前往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他震惊于亲眼目睹的饥荒惨状。但由于他的调查是“非法”的，而当时西方驻苏记者的报道都要通过苏联官方的通讯渠道向外发送，这是变相的新闻审查，所以他采访得来的消息只能通过他的英国大使馆的关系放在英国外交官的邮袋中送出苏联，发表时还不能署名。

　　1933年3月下旬，《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缪格里奇的三篇采访，其中一篇题为“苏维埃与农民—乌克兰的饥荒”，署名是“一个匿名的观察者”。文章经过了删节，而且没有作者的真实姓名，其可信度和传播效果就打了折扣。不但如此，雇佣他的《曼彻斯特卫报》一些编辑人员还对他对苏联的揭露和批评大为不满，认为是夸张不实。

　　作为莫斯科记者圈子里的同行，缪格里奇对杜兰蒂的为人非常了解，他称后者是“我所见过的最无耻的谎言家”。和因谎言而飞黄腾达人生得意的杜兰蒂相比，缪格里奇当时不但默默无闻，甚至因为在对苏联的看法转变后和《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方针有不同意见，一度生计都有问题。他1934年出版了小说《莫斯科之冬》，其中描绘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真实图景，并讽刺了西方新闻界对苏联一厢情愿的憧憬和偏袒。

　　另一个年轻的英国人琼斯(Gareth Richard Vaughan Jones)对披露苏联的大饥荒做出更重要的贡献。琼斯天资聪颖，通法文、德文和俄文，专长国际事务，30年代初担任英国首相劳合 乔治的顾问，也为一些报刊撰写报道，新闻嗅觉非常敏锐。

　　当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时，他在那里做追踪报道。甚至和希特勒乘坐同一架飞机前往法兰克福参加后者就任德国总理的仪式。他曾经于1930，1931和1932年3次前往苏联，对正在开展的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农村粮食严重短缺已经有所了解，并反映在他的系列报道中。例如1931年4月他发表于《西方邮报》上的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俄国农民的逆来顺受是英国人不能容忍的”和“俄国工人的幻灭—由食物短缺导致的对‘五年计划’的反抗”。1932年10月他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的报道题目就是“还有汤喝吗?–俄国在饥饿中面临严冬”。

　  1933年3月琼斯又一次前往苏联的乌克兰。3月29日，在德国的柏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多家西方报刊，他对自己乘坐火车经过乌克兰的城镇乡村时看到的令人触目惊心的饥荒景象和与当地农民的接触和交谈做了介绍。他的这些介绍在大西洋两岸同时由多家著名报纸刊出，轰动一时。《纽约晚邮报》的标题是“饥饿魔爪下的俄国–数百万农民正在被饿死”，《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标题是“俄国正在经历的饥荒和1921年一样严重”。

　　仅仅两天后，《纽约时报》刊出了杜兰蒂对琼斯的反驳。杜兰蒂一年前刚刚因为对俄国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如果琼斯的所见所闻属实，那等于是说他不配得这个奖，因为琼斯的结论也是建立在他对苏联前三年情况的了解上的。杜兰蒂强调琼斯这次在苏联只待了三周，走马观花，就凭在铁路沿线看到的一些有限景象就做出全局性的判断。

　　杜兰蒂为自己辩护的策略很巧妙，他不否认俄国有粮食问题，只说被琼斯夸大了。他文章的题目就是“俄国是有人挨饿，但不是饿得要死”(Russians Hungary, But Not Starving”)。他的叙述策略也很巧妙，向人们显示他比琼斯对俄国更有全面的了解：“由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导致的死亡确实有，但苏维埃社会很牢固”，“大城市粮食有保障”，“乌克兰，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下游遭受粮食短缺”，“俄国和在俄国的外国观察家看不到任何灾难的预兆”—这就是说真正了解情况的人会同意俄国有粮食短缺，但却会认为琼斯的结论是耸人听闻。

　　5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了琼斯的回应文章。琼斯简要介绍了导致自己得出乌克兰正在发生大饥荒的结论的资料来源。文章结尾，他讽刺而愤懑迪说：“可不可以让我表达对苏联外事机构掩盖真相之技巧的祝贺?那些待在莫斯科衣食无忧的家伙只会掩盖一个真正的俄罗斯”。

　　琼斯对苏联真相的报道引起的轩然大波使得苏联把他列入不受欢迎的记者名单，从此不让他入境。而在西方新闻界，尽管他的观察和观点被广泛报道，但并没有形成对杜兰蒂的苏联报道的颠覆性挑战，后者依然风光无限。也就是说，西方媒体让琼斯和杜兰蒂二者并存。但因为琼斯是以谎言揭露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种名义上的中立又何尝不是对他的一种冷遇和漠视?

　　乌克兰在上世纪20和30年代的两次大饥荒皆为人祸所导致，曾经的“欧洲粮仓”在沙俄时代不仅能喂饱整个俄罗斯，还让俄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暴力集体化是30年代初大饥荒的主因，灾情发生后，斯大林还派出军队封锁要道，严禁物资运进乌克兰，也不准灾民外出逃荒，所以今天的乌克兰总想把这次大饥荒视为“种族灭绝”，俄罗斯承认这次大饥荒但不赞同如此定性，因为在当时在俄罗斯很多地方同样暴发了大饥荒，只不过乌克兰作为“粮仓”，被搜括得更厉害，成为重灾区。

　　琼斯和中国还有一段悲剧性的渊源。离开苏联后，他追寻另一个世界新闻的热点：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1935年他前往中国北部的内蒙地区调查满洲国的情况，于当年8月在那里被身份不明的匪帮绑票后杀害。这桩谋杀案的真正背景和经过，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

 　　悼念三十年代大饥荒中死难的同胞，成为乌克兰每年不可缺的全国性活动。80余年前，曾获“欧洲粮仓”美称的乌克兰有数百万人殒命于这场人为的大饥荒。

　　2003年纪念苏联时期发生的大饥荒70周年时，乌克兰国会和一些社团向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撤销1933年授予《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杜兰蒂的这个奖项，迫使这个委员会重审60年前的那个决定，因为杜兰蒂在大饥荒的新闻报道中故意撒下弥天大谎。

　　2008年纪念大饥荒65周年时，乌克兰政府向两个已经去世的英国记者缪格里奇和琼斯颁发自由勋章，表彰他们对那场可怕的人祸的真实报道。

　　近年，各种媒体和相关研究机构纷纷赞扬缪格里奇和琼斯，把杜兰蒂当作新闻史上的反面教材向读者引介。这个重大的新闻史案例中，荣誉和批判都来得太晚，谎言传播者生前风光无限，功成名就，真相披露者长期默默无闻，荣誉却在死后才得到追认，但不管怎么说，正义的审判总算到来了!三个西方记者的生前死后，值得今天的人们深长思考。

　　杜兰蒂：因谎言而成名的美国记者

　　1933年11月，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派出以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为首的代表团去美国签署建交协议。在纽约商界为苏联贵宾举办的盛大招待会上，当宴会的主持人在念到与会的显贵中一个瓦尔特.杜兰蒂的名字，并介绍他是“为我们这个城市服务的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时，全场起立，掌声如潮。

　　杜兰蒂是英国人，受雇于《纽约时报》，担任派驻莫斯科的记者。从20年代早期开始，他有关苏联的报导成了很多人了解苏联的最重要渠道，甚至对于刚上台的罗斯福政府在承认苏联的决策中都有一定作用。1932年杜兰蒂为此获得了创办不久的普利策奖，成了《纽约时报》第一个获得这项奖的记者。在对苏联的研究尚未成为专门学问的时代，杜兰蒂不但是个记者，而且俨然成了苏联问题的权威。

杜兰蒂

　　然而，今天人们都知道，杜兰蒂当年用美国头牌大报记者的身份，掩盖大清洗和大饥荒下苏联的真相，制造出一个虚假的，迎合美国左派和自由派幻想的“Socialism理想国”。

　　杜兰蒂的驻苏记者生涯，从一开始就是和饥荒联系在一起的。1921年他被派到苏联(当时还叫苏俄)，首先报道的就是这个国家严重的饥荒。但当时报道饥荒是苏俄政府允许的，因为在官方宣传中，饥荒是由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造成的，和列宁实行了三年的以剥夺农民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关。1921年开始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需要西方的粮食和其他援助，所以要通过西方媒体来传播饥荒的场面。列宁甚至通过高尔基建立了一个非官方委员会，向西方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得到粮食，药品和衣物。

　　美国的救济署很快同意提供援助，不过提出允许西方记者进入俄国采访，把了解到的灾情报导回国内，这样公众才能支持由政府和慈善机构组织的救济活动。杜兰蒂就是这样去的俄国并成为常住记者。

　　但到了30年代初，既没有世界大战也没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大饥荒完全是由斯大林的集体化和对农民的又一轮剥夺造成的。苏联官方宣传不但隐瞒大饥荒，而且向世界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不少西方人信以为真，也给正面报道苏联的西方媒体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读者群。但纸里包不住火，1933年，国际新闻界有关苏联大饥荒的流言使得纽约时报总部催促一直回避报导这件事的杜兰蒂，要他调查新闻来源。这时杜兰蒂的报导中开始出现食品短缺，营养不良和部分地区人口减少的消息，他甚至给出了一个200万左右人被饿死的估计。

　　就在此时，出乎意料的是苏联官方在严禁其他西方记者离开莫斯科采访的同时，给了杜兰蒂去传说中发生饥荒的地区采访的通行证。1933年九月，杜兰蒂开始了他的调查采访，跟踪报导发表在《纽约时报》。他先去了北高加索，发表了三篇报导，从标题上读者们就可以感到开朗和乐观，例如”苏维埃正在赢得农民的信念”，”苏维埃公社的农民正在致富”，”北高加索物产富饶”。他斥责传播苏联饥荒消息的西方记者根本没有调查研究，他原来作出的200万人饿死的估计也必须收回。

　　其实美国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天，都不断产生“杜兰蒂式”的记者和学者，他们为斯大林们的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只不过有些人没有经历这样的机会遭遇声败名裂。当然，对某些美国记者来说，倒不一定纯粹为了意识形态去撒谎，苏联和斯大林因为封闭和神秘，在欧美社会具有极高“新闻出版价值”，就如同今天报道朝鲜一样，能够搭上这条线，很容易成大名或赚大钱。讨好斯大林，可以获得长期的签证，可以获得其它记者无法得到的一些“采访特权”，为他们在欧美社会成名铺就康庄大道，他们的报道经过一定的删改，还可以被苏联媒体“进口转内销”，作为赞颂伟大领袖和优越制度的证据向国人灌输。

　　宣传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注意，怎样在西方培养这样的“老朋友”呢?一定就要“专治各种不服”才行，伊朗巴列维、南越吴庭琰、古巴的巴蒂斯塔之流都没有资格获得这样的“老朋友”，因为他们“专被各种不服所治”，架子太小，不够神秘，太喜欢表现得亲近记者，这种情况下杜兰蒂们就是你的敌人而非你的朋友了。

　　当某位杜兰蒂花费一年时间，耗尽心思进行优秀表现，写了很多令苏联意识形态官员满意的作品，当然也不时得到他们的一些“指点与纠正”，终于获得一次(采访)伟大领袖接见的机会。某个夜晚，这位外国“老朋友”在数名表情庄重的官员陪同下，坐着专车绕上几十公里，进入幽深的宫殿，经过警卫森严的重重回廊，走过一间间气氛凝重的大厅，，一扇扇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终于在一间温馨的小屋里见到了伟大领袖，领袖站起身微笑着与对方握手时，对方经过如此长久的气氛洗礼，很容易就有了“触电”的感觉，随后一股暖流注入体内。当领袖以几个小玩笑作为开场白或者嘘寒问暖几句，对方就彻底被“征服”了，立即对此前听过的各种传闻有了低触，“他原来是如此地和蔼可亲”!

　　到了乌克兰，杜兰蒂在报道中承认有大规模的饥荒，但主要原因不是集体化，而是来自国际上的威胁：由於日本帝国主义威胁苏联的远东地区，去年苏联不得不从乌克兰调运大量粮食去东部边境，供应那里的军队。粮食调得太多了，影响了乌克兰农民的口粮。

　　杜兰蒂的这次采访持续了10天，到了最后几天，杜兰蒂的报导又开始回到最初几天的乐观态度：总的来说，虽然有饥荒，有个别饿死人的现象，有政府政策的失误，也有农民的消极抵抗，但农村青年是站在政府一边的，克里姆林宫正在赢得这场集体化战斗的胜利。

　　然而，回到莫斯科之後不久，杜兰蒂以英国公民的身份给英国驻苏联大使馆写了一份内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描绘了一幅和他的公开报导完全不同的阴森可怖的图景。他说在他所到之处，干部们几乎都被赶下乡去推行集体化和监督农民生产，但到处都可以看到长满了荒草的农田。他对饿死人数的估计是：在伏尔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地区就起码死了3百万人。在乌克兰情况更糟，人们就象苍蝇一样死去，很多农舍大门洞开，可以看得见里面的骨瘦如柴的尸首。

　　《纽约时报》一个流动通讯员这时来到莫斯科，当她听到杜兰蒂私下提到在乌克兰有上百万人饿死时大为吃惊，问道：“瓦尔特，你不是开玩笑吧?真的有几百万吗?”杜兰蒂说：“当然不是开玩笑，我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接下来，在这个“内部场合”，他说了一句所有在场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不过他们都是俄国人”。

　　两个月以后，苏联和美国建交。杜兰蒂坐着苏联外交代表团的轮船回到了美国。美国左派媒体把他捧为为美苏建交立下不朽功勋的伟大记者，因为他告诉了美国人民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领导坚强有力，人民勇于牺牲，充满了理想主义，虽然生活苦一点，但苦得值得。而且俄国人懂得，除了忍受牺牲，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国家的强盛。杜兰蒂在论证这个个人牺牲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必然关系时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要做鸡蛋馅饼，只能打破鸡蛋。”

　　斯大林时期有很多西方记者和知识分子用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描绘苏联，误导了西方读者。他们或是通过有色眼镜观察苏联，或是不加分析地使用苏联官方的提供的材料，但杜兰蒂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对苏联和斯大林不了解。相反，是因为他对这个体制太了解了。例如他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预言斯大林将打败反对派，成为领袖，并废除新经济政策;在1931 年他就提出了“斯大林主义”这个至今全世界仍在使用的术语。

　　杜兰蒂对苏联的这种敏锐的了解很可能来自他个人品格中和这个体制一拍即合的东西，即犬儒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他和苏联官方宣传机构之间达成了默契。他把报导苏联作为给自己谋取名利的天赐良机，为此不顾基本的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线，把千百万俄国人的生命视若蝼蚁，把自己的名利建立在这些饿殍之上。

　　缪格里奇和琼斯：因真话而青史留名

　　和杜兰蒂相反，当时在莫斯科有两个英国新闻记者，他们对大饥荒的了解不一定比杜兰蒂全面和深入，但他们却把苏联有千百万人已经和正在饿死的真相告诉了世界。

　　缪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是英国作家，也是比较左倾的《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1932年派驻莫斯科。他原来思想左倾，对苏联共产主义很向往。但在苏联待了一阵后，他很快就对这个制度开始失望和怀疑，于是决定对传说纷纭的饥荒展开调查。

　　1933年缪格里奇在未经苏联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偷偷前往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他震惊于亲眼目睹的饥荒惨状。但由于他的调查是“非法”的，而当时西方驻苏记者的报道都要通过苏联官方的通讯渠道向外发送，这是变相的新闻审查，所以他采访得来的消息只能通过他的英国大使馆的关系放在英国外交官的邮袋中送出苏联，发表时还不能署名。

　　1933年3月下旬，《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缪格里奇的三篇采访，其中一篇题为“苏维埃与农民—乌克兰的饥荒”，署名是“一个匿名的观察者”。文章经过了删节，而且没有作者的真实姓名，其可信度和传播效果就打了折扣。不但如此，雇佣他的《曼彻斯特卫报》一些编辑人员还对他对苏联的揭露和批评大为不满，认为是夸张不实。

　　作为莫斯科记者圈子里的同行，缪格里奇对杜兰蒂的为人非常了解，他称后者是“我所见过的最无耻的谎言家”。和因谎言而飞黄腾达人生得意的杜兰蒂相比，缪格里奇当时不但默默无闻，甚至因为在对苏联的看法转变后和《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方针有不同意见，一度生计都有问题。他1934年出版了小说《莫斯科之冬》，其中描绘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真实图景，并讽刺了西方新闻界对苏联一厢情愿的憧憬和偏袒。

　　另一个年轻的英国人琼斯(Gareth Richard Vaughan Jones)对披露苏联的大饥荒做出更重要的贡献。琼斯天资聪颖，通法文、德文和俄文，专长国际事务，30年代初担任英国首相劳合 乔治的顾问，也为一些报刊撰写报道，新闻嗅觉非常敏锐。

　　当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时，他在那里做追踪报道。甚至和希特勒乘坐同一架飞机前往法兰克福参加后者就任德国总理的仪式。他曾经于1930，1931和1932年3次前往苏联，对正在开展的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农村粮食严重短缺已经有所了解，并反映在他的系列报道中。例如1931年4月他发表于《西方邮报》上的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俄国农民的逆来顺受是英国人不能容忍的”和“俄国工人的幻灭—由食物短缺导致的对‘五年计划’的反抗”。1932年10月他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的报道题目就是“还有汤喝吗?–俄国在饥饿中面临严冬”。

　  1933年3月琼斯又一次前往苏联的乌克兰。3月29日，在德国的柏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多家西方报刊，他对自己乘坐火车经过乌克兰的城镇乡村时看到的令人触目惊心的饥荒景象和与当地农民的接触和交谈做了介绍。他的这些介绍在大西洋两岸同时由多家著名报纸刊出，轰动一时。《纽约晚邮报》的标题是“饥饿魔爪下的俄国–数百万农民正在被饿死”，《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标题是“俄国正在经历的饥荒和1921年一样严重”。

　　仅仅两天后，《纽约时报》刊出了杜兰蒂对琼斯的反驳。杜兰蒂一年前刚刚因为对俄国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如果琼斯的所见所闻属实，那等于是说他不配得这个奖，因为琼斯的结论也是建立在他对苏联前三年情况的了解上的。杜兰蒂强调琼斯这次在苏联只待了三周，走马观花，就凭在铁路沿线看到的一些有限景象就做出全局性的判断。

　　杜兰蒂为自己辩护的策略很巧妙，他不否认俄国有粮食问题，只说被琼斯夸大了。他文章的题目就是“俄国是有人挨饿，但不是饿得要死”(Russians Hungary, But Not Starving”)。他的叙述策略也很巧妙，向人们显示他比琼斯对俄国更有全面的了解：“由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导致的死亡确实有，但苏维埃社会很牢固”，“大城市粮食有保障”，“乌克兰，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下游遭受粮食短缺”，“俄国和在俄国的外国观察家看不到任何灾难的预兆”—这就是说真正了解情况的人会同意俄国有粮食短缺，但却会认为琼斯的结论是耸人听闻。

　　5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了琼斯的回应文章。琼斯简要介绍了导致自己得出乌克兰正在发生大饥荒的结论的资料来源。文章结尾，他讽刺而愤懑迪说：“可不可以让我表达对苏联外事机构掩盖真相之技巧的祝贺?那些待在莫斯科衣食无忧的家伙只会掩盖一个真正的俄罗斯”。

　　琼斯对苏联真相的报道引起的轩然大波使得苏联把他列入不受欢迎的记者名单，从此不让他入境。而在西方新闻界，尽管他的观察和观点被广泛报道，但并没有形成对杜兰蒂的苏联报道的颠覆性挑战，后者依然风光无限。也就是说，西方媒体让琼斯和杜兰蒂二者并存。但因为琼斯是以谎言揭露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种名义上的中立又何尝不是对他的一种冷遇和漠视?

　　乌克兰在上世纪20和30年代的两次大饥荒皆为人祸所导致，曾经的“欧洲粮仓”在沙俄时代不仅能喂饱整个俄罗斯，还让俄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暴力集体化是30年代初大饥荒的主因，灾情发生后，斯大林还派出军队封锁要道，严禁物资运进乌克兰，也不准灾民外出逃荒，所以今天的乌克兰总想把这次大饥荒视为“种族灭绝”，俄罗斯承认这次大饥荒但不赞同如此定性，因为在当时在俄罗斯很多地方同样暴发了大饥荒，只不过乌克兰作为“粮仓”，被搜括得更厉害，成为重灾区。

　　琼斯和中国还有一段悲剧性的渊源。离开苏联后，他追寻另一个世界新闻的热点：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1935年他前往中国北部的内蒙地区调查满洲国的情况，于当年8月在那里被身份不明的匪帮绑票后杀害。这桩谋杀案的真正背景和经过，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