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解释

　　对于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 人们已经提出了种种解释。 新保守主义者喜欢强调知识分子的集团利益。 尽管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状况不错，但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他们的权势会更大， 经济状况会更好。市场社会不存在中央集权，如果说有谁掌握权力或有可能获得这种权力的话， 那只能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这是物质财富的回报，当然归他们所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文知识分子将主宰政府的官僚机构，提出政策，阐述政策，监督政策的执行。 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不足为奇， 他们觉得这个想法很诱人。(回想一下柏拉图在《共和国》中的描绘，在他看来，最好的社会就是哲学家统治的社会。 )

　　然而， 这种根据知识分子的集团利益作出的解释本身实在难以令人满意。 即便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符合知识分子的集团利益 (先不管这一期望中包含了多少幻想)，推动这一漫长的转型过程本身未必符合每位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在讨论资本家行为时，新保守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们都忽视了人是按照个人利益而不是集团或阶级利益行动的这一事实。正是出于每一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当有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建设一个更有利的社会时，有的却犹豫退缩。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给出一个更有区辨度的解释。 如果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因而更乐意读到赞美社会主义如何好， 指责资本主义如何坏的论述，那么，他们本身便形成了一个买卖这种言论的现成的、庞大的市场，为满足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生产出这种语词商品，以供其他知识分子消费。

　　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了知识分子偏爱社会主义社会的另一个理由。知识分子认为，社会是按照某个计划、某个理念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理念是人文知识分子最拿手的东西， 因此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赋予知识分子的专业才能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体现理念。知识分子怎么会看不出这样的社会诱人、有价值呢? 诚然，我们可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所秉持的理念，譬如，自由与个人权利， 但这些理念所描述的是自由的过程，而不是自由的最终模式。为了赋予社会以某种组织形式， 意识形态将某种理念确立为社会的核心， 从而符合以理念为业的知识分子的特殊趣味(除非这个理念令人厌恶)。

　　另一个解释则强调知识分子活动的动机与市场社会中得到最高荣誉、 获得最丰厚报酬的人士活动的动机之间的对比。按照这种解释，资本家的活动是受自私的贪婪所驱动的， 他们就只有这一个目的， 而知识分子的活动则出于对理念的爱。 事实上，这种对比是言过其实了。 资本家也可能是为了支持他所喜欢的慈善活动或为了某种理想而赚钱。 企业家的活动可能是为了这一活动本身内在的回报，为了取得控制权，为了证明自己的才能，为了获得成就感。 诚然，这些活动可能带来外在的回报， 但抱着纯粹艺术动机的小说家也可能获得高额的版税。而且，知识分子活动本身是否总是在纯粹的内在回报的驱动下进行的? 据说，(男性) 作家之所以写作，是为了赢得名声和美丽女性的芳心。而在知识界， 竞争动机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销声匿迹。 牛顿和莱布尼兹曾为谁发明了微积分争斗不已，克里克、沃森与鲍林也曾为第一个发现DNA结构你追我赶。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成功人士的动机未必总比知识分子的动机更低俗， 但我们也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回报总是更容易落入那些满足了市场需要的人的囊中， 落入那些满足了消费者需要的成功而高效的生产商手里。 某些小说家和画家的收入很高，这表明，知识分子也能满足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 但市场未必会给那些知识上最有价值的作品以应有的回报，它所推崇的是(部分)公众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没多大价值， 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内涵。市场就其本性而言，对于知识的价值是中性的。 如果知识上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最高报酬，人们就会认为这是错误的，但即使这是错误的，也不是市场的错，而是掏钱购买的公众通过市场表达出来的趣味和偏好有问题。 如果更多的人愿意付钱去看罗伯特·雷德福的表演，而不愿来听我的讲座或读我的著作， 那不是市场的错。

　　尽管如此， 当知识分子看到一部自认为没有多大价值的作品却有机会挣大钱时， 会对市场痛恨不已。因为他要经受市场的诱惑，降低自己的标准，以迎合大众的口味，博取成功—或者真的这么做了—他会怨恨这套体制， 诱惑他形成了这种庸俗的动机和情绪 (好莱坞作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我们又想问一下，为什么他不怪罪公众而怪罪市场制度? 为什么他不怨恨一种指引他通过迎合大众的趣味而获得成功的制度?当然这些公众比起他来更愚钝，见识短浅，趣味低俗，智力水平不及他本人(但在市场中， 绝大多数生产商比绝大多数消费者更了解产品及产品的合格标准)。如果知识分子渴望的就是市场的成功， 他们又为什么要对不得不满足市场的需求如此怨天尤人? 他们毕竟可以宁愿得到微薄的外在报酬而坚守自己的行业标准。

　　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 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 是缘于不成功者的怨恨。 人们通常把自己在其他人获得成功的开放制度中的失败归咎于那种制度本身， 而不是从自身找原因。尽管如此，不成功的商人一般很少怪罪制度本身。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总是怪罪制度而不责怪不欣赏他们的同胞? 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提供给知识分子高度的自由， 使他们享有舒适的社会地位， 他们到底还怪罪这个制度什么，还指望从这一制度中获得什么?

   　知识分子如此反感资本主义，实在令人不得其解。 与之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的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表现出同样强烈的反感。 因此，从统计学角度看，知识分子是个异类。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左翼”。 和其他群体一样，知识分子的观点也是沿曲线分布的。 但就这一群体本身而言，这条曲线在政治上却向左倾斜。 我们所说的反资本主义者的确切比例取决于我们如何画这条曲线，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反资本主义或左翼立场，取决于我们如何区分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群体。但毫无疑问的是，尽管新保守主义者近来吵吵嚷嚷，但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倾向左翼的。虽然知识分子中的左倾比例近来多少有点变化，但较之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相当的群体， 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偏左的。 为什么?

　　本文所谓的知识分子， 并不是指所有具有某种智力水平或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 而是指那些用文字表达观念、 塑造人们可接受的语流，并以此为业的文字工作者，包括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者、报刊记者编辑和许多教授，但不包括那些主要生产和传播量化或数字化信息的人(数字工作者)，也不包括从事视觉传媒、绘画、雕塑、摄影的人士。 从事上述职业的人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没有文字工作者那样强烈。 我称之为文字工作者的人文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学术界、媒体与政府官僚机构。

　　人文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优裕，享受提出、接触、传播、阅读和讨论新观念的充分自由。他们的职业才能为社会所需，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他们为什么还要如此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呢? 事实上，有数据表明，知识分子越富有、越成功，反对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反而越大。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主要“来自左翼”，但也并非完全如此。 叶芝、艾略特、庞德就是从右翼立场出发反对市场社会的资本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 他们塑造着我们对社会的看法和想象，提出值得官僚机构考虑的政策选择，以论文、口号等形式，为我们提供表达思想感情的词语工具。 在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的明确表达与传播的社会(通常被称为“后工业”社会)，他们的反对立场显得尤其重要。

　　如此之多的人文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对此现象我们是否必须给出某种特殊的解释?有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资本主义是坏的、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劣等的，知识分子作为有理智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起而反对它。这种直截了当的解释并不适用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 我们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即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坏的、不公正的、邪恶的、不道德的。不赞同这一点的读者应当注意到：即便是真的信仰也不一定都有某种直截了当的解释，你之所以信仰它，可能并不因为它是真理，而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譬如更容易社会化，更容易适应。

　　我认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方式与态度表明，他们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 并不仅仅因为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真相。 因为当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抱怨(譬如，说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垄断、污染，造成更多的不平等，剥削工人，破坏环境，导致帝国主义，引发战争，或者阻挠人们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迎合人们的欲望，鼓励市场中的不诚实行为，或者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用途而生产，或者为了提高利润而阻碍技术进步， 与传统生活方式断裂，或者导致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遭到驳斥时， 当他们的抱怨被认为逻辑错误或是关于事实、历史或经济学的假设错误时，他们并不因而改变看法。他们只是放弃某个论点，很快转向另一个论点 (“那么怎么解释童工现象，解释资本主义内在的种族主义倾向， 解释妇女压迫、城市贫民窟，为什么在生活简朴的年代我们可以率性而为，今天一切却变得如此复杂，为什么广告诱惑人们去购物”，等等)。在类似的讨论中，他们抛弃一个又一个的论点，但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则是始终如一的。 因为他们的态度不是建立在某个论点或抱怨之上的， 因而不会由于该论点或抱怨被人驳倒就放弃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们对资本主义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敌意导致抱怨，反过来，抱怨又使这种敌对心态显得合情合理。一旦遭到反驳，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某种怨言，但转瞬之间，又会出现几十个类似的怨言， 来证明知识分子敌视资本主义是正当的、合理的。如果知识分子仅仅因为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或错误而反对资本主义，那我们应该不会看到这种深层的敌意。因此，要解释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 解释他们的这种敌视心态，直截了当的答案是不够的。

　　有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 认为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一目了然： 智力出众之士都有审时度势、指摘时弊的心理倾向，或者说，创造性活动必然导致拒绝一切既成秩序的怀疑态度。 但为什么人文知识分子比数字工作者更容易左倾?如果说人文知识分子天生爱吹毛求疵，那为什么他们对“进步”的社会计划通常都不加批评? 如果创造性活动是原因，那么，为什么它必然导致怀疑态度， 而不是使知识分子努力从现有的信仰和学说中发现隐而不彰的好处?(但丁、迈蒙尼德、阿奎那所从事的难道不是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为什么怀疑论只针对现有的秩序而不去怀疑那些自以为可以改进这种秩序的替代方案? 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坏的，而知识分子足以认识到这一点， 认为知识分子天生好批判和怀疑，这些想法都过于简单，不能令人满意。这些“解释”过于自圆其说，不能详尽地解释问题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解释。

　　但解释终究是知识分子的解释， 如果看到他们为灵感突发获得的解释沾沾自喜， 我们不应感到吃惊。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对此有两种解释：在一种解释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因素是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在第二种解释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因素适用于所有知识分子， 促使知识分子可能倾向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 但它是否促使所有知识分子都倾向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 这一问题还取决于其他因素。但总体上说，因为它使所有知识分子都更可能反对资本主义， 因此会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 这与晴天更多人去海滩是一个道理。 我们不能预测某个人是否会去海滩—这取决于影响他的所有因素—但天气晴朗提高了人们去海滩的可能性， 从而导致海滩上的总人数增加。我所做的就是第二种解释：找出一个使某些知识分子倾向于反对资本主义， 但并不是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同样有效的因素。

　　以前的解释

　　对于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 人们已经提出了种种解释。 新保守主义者喜欢强调知识分子的集团利益。 尽管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状况不错，但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他们的权势会更大， 经济状况会更好。市场社会不存在中央集权，如果说有谁掌握权力或有可能获得这种权力的话， 那只能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这是物质财富的回报，当然归他们所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文知识分子将主宰政府的官僚机构，提出政策，阐述政策，监督政策的执行。 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不足为奇， 他们觉得这个想法很诱人。(回想一下柏拉图在《共和国》中的描绘，在他看来，最好的社会就是哲学家统治的社会。 )

　　然而， 这种根据知识分子的集团利益作出的解释本身实在难以令人满意。 即便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符合知识分子的集团利益 (先不管这一期望中包含了多少幻想)，推动这一漫长的转型过程本身未必符合每位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在讨论资本家行为时，新保守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们都忽视了人是按照个人利益而不是集团或阶级利益行动的这一事实。正是出于每一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当有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建设一个更有利的社会时，有的却犹豫退缩。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给出一个更有区辨度的解释。 如果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因而更乐意读到赞美社会主义如何好， 指责资本主义如何坏的论述，那么，他们本身便形成了一个买卖这种言论的现成的、庞大的市场，为满足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生产出这种语词商品，以供其他知识分子消费。

　　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了知识分子偏爱社会主义社会的另一个理由。知识分子认为，社会是按照某个计划、某个理念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理念是人文知识分子最拿手的东西， 因此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赋予知识分子的专业才能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体现理念。知识分子怎么会看不出这样的社会诱人、有价值呢? 诚然，我们可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所秉持的理念，譬如，自由与个人权利， 但这些理念所描述的是自由的过程，而不是自由的最终模式。为了赋予社会以某种组织形式， 意识形态将某种理念确立为社会的核心， 从而符合以理念为业的知识分子的特殊趣味(除非这个理念令人厌恶)。

　　另一个解释则强调知识分子活动的动机与市场社会中得到最高荣誉、 获得最丰厚报酬的人士活动的动机之间的对比。按照这种解释，资本家的活动是受自私的贪婪所驱动的， 他们就只有这一个目的， 而知识分子的活动则出于对理念的爱。 事实上，这种对比是言过其实了。 资本家也可能是为了支持他所喜欢的慈善活动或为了某种理想而赚钱。 企业家的活动可能是为了这一活动本身内在的回报，为了取得控制权，为了证明自己的才能，为了获得成就感。 诚然，这些活动可能带来外在的回报， 但抱着纯粹艺术动机的小说家也可能获得高额的版税。而且，知识分子活动本身是否总是在纯粹的内在回报的驱动下进行的? 据说，(男性) 作家之所以写作，是为了赢得名声和美丽女性的芳心。而在知识界， 竞争动机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销声匿迹。 牛顿和莱布尼兹曾为谁发明了微积分争斗不已，克里克、沃森与鲍林也曾为第一个发现DNA结构你追我赶。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成功人士的动机未必总比知识分子的动机更低俗， 但我们也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回报总是更容易落入那些满足了市场需要的人的囊中， 落入那些满足了消费者需要的成功而高效的生产商手里。 某些小说家和画家的收入很高，这表明，知识分子也能满足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 但市场未必会给那些知识上最有价值的作品以应有的回报，它所推崇的是(部分)公众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没多大价值， 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内涵。市场就其本性而言，对于知识的价值是中性的。 如果知识上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最高报酬，人们就会认为这是错误的，但即使这是错误的，也不是市场的错，而是掏钱购买的公众通过市场表达出来的趣味和偏好有问题。 如果更多的人愿意付钱去看罗伯特·雷德福的表演，而不愿来听我的讲座或读我的著作， 那不是市场的错。

　　尽管如此， 当知识分子看到一部自认为没有多大价值的作品却有机会挣大钱时， 会对市场痛恨不已。因为他要经受市场的诱惑，降低自己的标准，以迎合大众的口味，博取成功—或者真的这么做了—他会怨恨这套体制， 诱惑他形成了这种庸俗的动机和情绪 (好莱坞作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我们又想问一下，为什么他不怪罪公众而怪罪市场制度? 为什么他不怨恨一种指引他通过迎合大众的趣味而获得成功的制度?当然这些公众比起他来更愚钝，见识短浅，趣味低俗，智力水平不及他本人(但在市场中， 绝大多数生产商比绝大多数消费者更了解产品及产品的合格标准)。如果知识分子渴望的就是市场的成功， 他们又为什么要对不得不满足市场的需求如此怨天尤人? 他们毕竟可以宁愿得到微薄的外在报酬而坚守自己的行业标准。

　　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 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 是缘于不成功者的怨恨。 人们通常把自己在其他人获得成功的开放制度中的失败归咎于那种制度本身， 而不是从自身找原因。尽管如此，不成功的商人一般很少怪罪制度本身。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总是怪罪制度而不责怪不欣赏他们的同胞? 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提供给知识分子高度的自由， 使他们享有舒适的社会地位， 他们到底还怪罪这个制度什么，还指望从这一制度中获得什么?

　　知识分子的学校教育

　　如今的知识分子无不期望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最有权势、收入最高的人。知识分子觉得他们配得上如此荣宠。然而大体说来，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如此礼遇知识分子。 米塞斯曾经解释过，相对于工人阶层，知识分子有一种特别的怨恨情绪， 他们的社会交际对象通常是成功的资本家，与这个集团相比，他们常常为自己低下的地位而感到屈辱。然而，即使那些没有类似社交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怨恨情绪，所以，仅从社会交际的角度进行解释是不够的。运动员和舞蹈教练也想变成富翁，也有类似的社交经验，却并没有如此明显的怨恨情绪。

　　那么， 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觉得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最高的礼遇，如果不能如愿，便怨声载道呢?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为社会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社会理应根据他们的价值和贡献给予相应的回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实行“按照贡献或价值分配”的原则。 在自由社会中，除了个人天赋、祖上遗产和运气，市场只青睐那些能捕捉到并满足他人需求的人，至于获利的多少， 则取决于需求的大小和竞争的供应商的数量。所以，失败了的商人和工人并不会像人文知识分子那样怨恨资本主义。 惟有优越感未得到社会认可，特权不被社会承认，才会在知识分子心中形成那种深层的怨恨。

　　为什么人文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为什么他们认为应当按照价值进行分配?请注意，他们并不是非要后一种分配原则，他们也曾提出过其他的分配原则，譬如平均分配，按照道德品行进行分配，或按需分配。一个社会即使强调公正，也未必一定要实行某种分配模式。分配的正义在于， 它产生于公平获得的财产与服务的公平的自愿交换过程。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公正的，但结果不必符合某种分配模式。 那么，为什么人文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最有价值， 接受按价值分配的原则?

　　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 知识分子便告诉我们，他们的活动是最有价值的。 柏拉图说，理性比勇气和欲望更重要， 哲学家注定了应该成为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则主张，知识分子的沉思是最高级的活动。这也就难怪，现在保存下来的文字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毕竟，做出评价，记录评价，并用理性支持这些评价的，正是知识分子。他们无异于是王婆卖瓜。那些将其他活动，譬如打猎、角斗，或沉溺于肉欲享乐，看得比思考活动更有价值的人，根本没有心思留下文字记录。 只有知识分子才费心搞出某种谁最优秀的理论。

　　是什么因素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高人一等的想法?我要特别强调一种制度：学校教育。由于书本知识越来越重要，学校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普及开来， 大群年轻人聚集在教室里念书， 学习书本知识。 在塑造年轻人的观念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影响大概仅次于家庭，而且，几乎所有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家伙都进过学校，并且都是佼佼者。跟别人一比，他们觉得自己是优胜者。 他们总是受到表扬，获得奖赏，他们是老师的宠儿。他们怎能不把自己视为高人一等?每天他们都能看到， 别的同学在理念思考与反应能力上与他们的差距。学校教育告诉他们，他们是高人一等的。

　　学校教育也向他们展示并教给他们按 (智力)能力分配奖赏的原则。 智力能力高的，获得奖赏、 老师的笑脸和高分。 在学校的社会等级中，最聪明的学生构成校园的上层阶级。尽管从来没人给他们上过这一课， 但从学校教育中知识分子得出结论，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他们更有价值，也坚信靠这种更高价值，他们理应获得更多报酬。

　　然而， 外界的市场社会给他们的却是另一种教育。 最大的奖赏并没有给那些最能言善辩的聪明人。在市场中，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技能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在学校中，他们总觉得自己最有价值，最应该也最有资格受到褒奖，而资本主义社会却剥夺了他们自己觉得“理应”获得的报酬，他们怎能不怨气冲天呢?这也就难怪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抱着一种深深的敌意，当然，具体表现出来却会有种种冠冕堂皇的其他理由， 即使这些理由是不充分的。

　　说知识分子觉得自己理应受到全社会的最高奖赏(财富、地位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知识分子认为这些东西是他们最看重的。 他们也许更看重智力活动本身固有的价值或流芳百世。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应从社会得到最高的奖赏， 他们完全配得上最多和最好的奖赏，即使他们根本瞧不起这些东西。我并不想特别强调这些奖赏非得进知识分子的腰包， 甚至非得由个人获得。只要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们就有权利为知识活动没有得到最高尊重和奖赏而心怀怨恨。

　　知识分子期望整个社会始终像学校那样，期望在这个环境中他们照样出类拔萃， 照样得到赏识。 但学校里的奖赏标准与社会上的标准如此不同，于是，从学校走出来的佼佼者未来进入社会后，通常都要经历一种心理挫折感。那些在校园等级制度中处于顶层的学生觉得， 他们不仅在校园的小社会中， 也能在更大的社会中有资格处于顶层，但进入社会后，如果得不到如他们所期望的地位，他们就心生怨恨。 因此，是学校教育制度在知识分子心中制造了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当然，更多的是在人文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出了反资本主义情绪。为什么主要跟数字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没有产生同样的情绪呢? 我想是这样的：那些在数字方面有天赋的孩子，虽然也能在感兴趣的科目中考得高分， 得到老师的赏识， 但与在人文学科方面有天赋的孩子相比，却较少获得老师面对面的关注和称赞。能说会道的技巧， 使那些具有人文天赋的孩子更容易获得老师本人的关爱， 而正是这种格外的关爱，使他们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应始终受到关注。

　　还要补充说明一点。 在正式的官方校园社会中，(未来)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成功者，其奖赏是由中心权威的教师分配的。 而在教室、走廊、学校操场上，还有另一个非正式的社会群体，在这些场合，奖赏则不是由某个指导中心分配的，而是由同学们一时的兴致和好恶进行分配，在这些场合，知识分子的表现却并不怎么样。

　　因此， 那种由一个中央控制的分配机制来分配利益和奖赏的制度会令知识分子怦然心动，也就不足为怪了。相反，他们对市场的“无政府和混乱”却是避之惟恐不及。实行中央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相当于由教师主导的分配与操场上和走廊内自发的分配的对立。

　　我的解释并不是说， 学校中学业优秀者大多数都会成为(未来的)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事实上， 校园中绝大部分出类拔萃之辈都是既精通书本知识， 又善于交际， 还强烈地追求快乐、友情、制胜之道，并能按规则游戏(或者看起来是遵守规则)，这样的学生也能得到老师的格外关注和奖赏，进入社会后，他们通常也会干得非常出色 (他们在校园的非正式社会中也表现很棒，所以，并没有全然接受学校正规制度的规范)。 这样的学生并不会滋生出反资本主义情绪。 我的解释指的是那部分在校园(官方体制)　　中居于上层， 而在进入社会后却将经历相当挫折的群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那个预料到自己可能会走下坡路的群体。在进入社会，经历社会地位下降以前，有些聪明的学生就意识到，在进入社会后， 他的地位将不如他现在在校园中的地位，那他就会产生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如果这些学生阅读到反映此类情绪的作品， 或者碰上有这种情绪倾向的知识分子教师， 学校教育不经意间播下的种子， 即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心态，则必然会进一步加强。

　　毫无疑问， 某些人文知识分子在学校时就是难对付的刺儿头，喜欢提问，不讨老师喜欢。那么，他们是否会想，最优秀的应该得到最高奖赏，他们就是最好的，却仅仅因为老师的不喜欢而得不到这种奖赏， 由此对学校制度产生愤恨情绪? 显然， 我们需要更多材料来验证这个假说。

　　但无可争辩的是，一般而言，人们离开校园后所秉持的规范性信仰必然要受学校规范的影响。 学校毕竟是家庭之外孩子们学习行为方式的最主要场所，因此，学校教育为他们进入家庭之外的社会提供了最重要的准备。所以，那些在学校的规范体系中如鱼得水的人会对社会不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社会坚持的是另一套不能保证他们出人头地的规范体系。 如果继续由这些人来塑造社会的自我想象和自我评价， 那我们看到社会在语言文学方面总是自相矛盾也就不令人奇怪了。如果让你来设计社会，你不会刻意地追求什么， 以免人文知识分子调

　　用他们的一切影响力， 一股脑儿地将他们的敌意发泄在社会的各种规范上。我们对那么多人文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心态的解释， 是以某种合理的社会学概括为依据的。

　　当年轻人走出家庭， 进入人生第一个团体或制度中时，如果他获得奖赏，就会把这一制度的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并且期望外部世界也按这些规范运转。 他会觉得自己有资格获得按这些规范所应得的利益，或者(至少)达到在这些规范下所能达到的地位。 而那些在他们人生第一个团体或制度的等级体系中处于上层地位的人，如果在进入外部世界后经历了(或预料到会经历)社会地位的下降，则会在失落感的驱动下，倾向于反对这一社会制度，对其规范心怀敌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条不变的定律。并不是所有经历过社会地位下滑的人都会对社会制度产生敌意。 地位下降只是促使人们敌视社会的一个因素，至于作用的大小，则因人而异。

　　地位的下滑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他比其他社会集团的收益少，或者(虽然没有哪个集团的地位比他高)虽然与之前持平，但跟原先比他低的集团相比，收益相对减少。正是这一类地位下降使他愤怒不堪，觉得受了侮辱。第二类情况相对容易忍受一些，很多知识分子(据他们自己说)还是支持平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鼓吹知识分子的精英统治。 我们的假设关注的是第一类地位下降， 这类情况特别容易引发怨恨和敌意。

　　学校教育体系只传授和奖赏那些与日后的成功相关的技能 (学校毕竟是一个专门的机构)，因此，它的奖励机制与一般的社会截然不同。 这必然导致某些人进入社会后要经历社会地位下降及其带来的痛苦。我在前面说过，知识分子希望社会是学校的同比放大。 现在我们看到了，由挫败失落而生怨恨敌意，乃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学校(作为家庭之外进入社会的第一个专门化社会组织)并不是社会的缩影。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 受过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反对他们的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 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的其他阶层相比， 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比例异乎寻常的高。 与其他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反对其社会的程度相比， 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比例是否也出奇的高，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显然需要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其行政人员的资料; 那儿的知识分子也会对他们的制度产生某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吗?

　　所以，我们的假设需要进一步细化，使它不能随便哪个社会都可套用。 任何社会的学校教育制度都一定会在不能得到社会最高奖赏的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出反社会的深层心态吗? 可能不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宣称，它的奖赏只针对才能、 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贡献。 在世袭制或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绝不会指望奖赏将会或应当按照个人价值进行分配。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生产了这样的期望，但它分配个人回报的唯一依据是， 你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上其他人的需要， 它只问你经济上的贡献，而不管你的个人价值。但它非常接近于按价值分配奖赏—价值与贡献经常通用—因此， 资本主义社会滋养了学校教育种下的期望。外部社会的风气跟学校里的风气非常接近，而正是这种相似性导致了怨恨。 资本主义社会奖赏个人成就，或宣称如此，因而冷落了自认为最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所以， 知识分子特别痛苦。

　　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起了作用。学生的差异性越大， 学校教育培养出的反资本主义心态越强烈。 如果几乎所有未来的经济成功人士都上独立的学校， 知识分子就不会产生比他们更出类拔萃的心理。 但即使许多上层社会人家的孩子进的是独立的学校，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其他学校还是会招收许多日后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成为企业家之类的学生，而未来的人文知识分子则会满怀怨恨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学业上如何名列前茅，而现在有钱有势的家伙，当初根本就不起眼。社会的开放导致了另一结果：学生们，不管未来是成为人文知识分子，还是从事别的职业， 都不清楚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是怎样的。他们似乎都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获得一切。

　　一个封锁了一切上进之路的社会可以令他们的希望早早破灭。而在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似乎宣称， 那些最有才能和最有价值的人都有望爬到社会的顶层，在学校，他们依靠学业上的出众获得最高地位， 于是他们认为自己正是最有价值，也最有资格得到最高的奖赏的人。然而，到了最后，这些最有信心、最满怀希望的学生却看到， 那些在学校中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的家伙，却爬得比他们还高，抢走了他们觉得本应属于自己的奖赏。 他们由此而对社会心怀怨怼，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的假说已经更精确了。 导致(人文)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 并不是任何一种正规的学校教育， 而是某一特定社会中的正规学校教育。 毫无疑问，这个假设有待进一步具体化，不过现在这样也能说明问题。 我们应该把这一假设交给社会科学家，离开闭门造车的思考，用更广泛的事实和数据来证明。但我们可以指出，在哪些领域， 我们的假说能得出可以验证的结论和预测。 首先，我们可以预料，国家的教育制度越具有精英化倾向， 那儿的知识分子就越容易倒向左倾(法国不就是这样吗? )。 第二，在学校里属于“大器晚成”的学生，一般不会产生那种自以为应获得最高地位的想法，因而，大器晚成的知识分子与少年得志的知识分子相比，产生反资本主义心态的比例较低。第三，我们的假设只局限于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有理由期望进入社会后同样获得成功的社会 (不是印度那样的等级制社会)。 迄今为止，西方社会的妇女还不曾抱过这样的期望，因此，我们可以料想，学业上名列前茅的女学生即使进入社会后地位下降， 也不会像男生那样产生如此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心态。我们还可以预测，男女在就业机会上　　越趋于平等， 女性知识分子越可能表现出与男性知识分子同样的反资本主义心态。

　　有些读者可能怀疑对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心态的上述解释。 不管相信与否，我认为，我已经指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 上面所作的社会学概括从直觉上说是有说服力的。 校园内的部分上层阶级在经历了社会地位下降后，必然会受到某种重大影响， 必然会形成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敌视心态。 如果说影响就是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那么，除此之外，还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从一个难以理解、有待解释的现象入手。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一个解释性因素，(一说出来)是那么明显，以至于我们不　　能不相信，它解释了某些实际现象。

　　有没有解决办法?

　　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尤其应该予以反对—他们为什么这么认为—的人一定会欣然接受学校教育的这种不经意后果。 但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 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的规范之间的不和谐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任何社会，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社会， 只要其学校教育制度是专业化的，不与社会一致，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越重要，越有影响力(比如在“后工业社会”)，就越可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各位读者可能都和我一样，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避免知识分子反对社会?当然，有些读者可能更想问的是，如何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避免这一现象。

　　如果学校与整个社会脱节，那么，要使两者保持一致，办法无非有两种。 第一种，尽量使社会与学校规范一致，可以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知识分子置于社会顶层， 或者是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精英社会。但问题仍然是，知识在社会中越重要，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越不可能给出色的学业技能以最高的报酬。 学校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只能偏重某些素质;这些素质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对经济成功有重要作用， 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决定人们最后的社会地位。 消费者并不是根据考试成绩和课堂表现给学生打分的老师。

　　另一种办法看起来不那么难以实现， 就是改变学校，使之适应整个社会的规范，至少不再继续向学生灌输与整个社会背道而驰的规范。如果智力出众的人有资格获得任何东西， 而市场又不提供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干脆承认，他仅仅是智力出众而已。 他们没有资格获得整个社会的最高回报。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学校中恰当地给学生上这一课呢? 光是告诉学生其他素质也能得到经济上的回报，当然是不够的。孩子们是从学校的行， 而不是从学校的言中学习规范，并将这些规范内在化的。 事实上，校园环境的整个社会体系重视许多其他素质的价值，譬如，在操场上，跑得快、跳得高的人最厉害;在走廊上，谁强横谁吃香;在礼堂里，有歌唱天赋的人最神气; 长得漂亮的人则不管到哪儿都备受青睐。不过，学校正式承认的则只是或者说主要是知识上的技能和表现。 因为毕竟孩子们到学校主要就是学习知识。 学校恐怕不大可能把孩子在其他方面的素质放在与知识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位置(我认为，不管在哪所学校，仅仅因为品德优和不旷课就获得奖励， 不过是笑话而已)。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取缔学校体系中的学业等级制度。学校只要一门心思教学生，不对学生排名次， 也不根据他们的学习成绩给他们打分。 社会改良家们不时呼吁取消学校中的考试和分数。 保罗·古德曼指出，考试和分数的作用都是与教育本身的作用毫不相干的东西， 只是为了方便未来的雇主或其他学校的录取委员会，他们完全可以就自己需要了解的内容考试。(很显然，尽管如此，考试和证书也扩大了学生自由选择的范围。 如果学校说某个学生已经修完了学士学位所需要的课程， 雇主就会接受这样的学生，而不具体考察学习要求，这些课程对雇用此人是否有用。)

　　但考试也发挥了教育过程内在的其他功能。通过考试，学生可以通过客观标准了解自己学得如何，与其他同学的差距在哪里(最重要的是，他应当期望自己达到什么水平)。 考试分数也可以帮助人们确定在人生的什么时期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其间要进行怎样的强化。

　　总之，因为考试具有外部信息功能，雇主觉得从那些进行考试、 颁发证书的学校招聘学生更放心，于是，学生也觉得，上这类学校更有利。不管总的社会利益是什么， 人们总是会追求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 没有谁会因为某类学校的教育制度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心理而拒绝从这个学校雇人， 也没有哪个学生会因此而不进这样的学校念书。 尽管通过立法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可以实现取消考试和分数的目标，但成本高昂，收益甚小，因此，这样的法律恐怕也不大可能通过。而且，这样的法律也与强调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资本主义道德不容，至少对于私立学校如此。

　　重新设计学校体系， 不再一味地强调知识技能和学习成绩，这项举措除了社会效益不长，代价高昂，还会带来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我们认为，培养知识能力和特长本身非常重要。但我们所了解的学校体系在培养这些素质的同时，不经意间也在那些最有天赋的学生中间播下了某种反对社会制度的倾向。 如果只能通过限制对个体的可贵素质的培养， 才能维持可取的社会制度的长期稳定，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不同价值间的严峻冲突。

　　对于赞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而言， 聊以自慰的是，这一冲突是普遍的，无论哪个社会都无法避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我们也看到知识分子与社会方向背道而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和人力代价， 通过强制性的再教育、下放农村，试图将知识分子改造得与工农群众一样，但这一努力失败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知识分子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这么严重—我们恐怕不得不与资本主义继续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不管社会如何变化，知识分子毕竟总是拥有最终的话语权。

　　【作者简介】 罗伯特·诺齐克 (Robert Noz-ick，1938-2002)， 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学术著作有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经过省察的人生： 哲学沉思》、《理性的本质》、《苏格拉底的困惑》和《恒在：客观世界的结构》等。本文作者原题为《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 》，由郭建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