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坑杀”一说《史记》中屡见。《白起王翦列传》叙秦赵长平之战，赵国40万兵士降秦，而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这通常解释为以欺骗手段将40万人活埋。白起坑降卒一事很著名。比这更著名的，是秦始皇的“坑儒”。《秦始皇本纪》，叙秦始皇将460多个儒生“皆坑之咸阳”，这也一直被解释为将460多个读书人活埋。其他，如《项羽本纪》，说“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是将数十万人同时活埋，很难想像。我以为，这关键是对“活埋”的“活”字如何理解。如果把“活”理解成活蹦乱跳、生龙活虎，那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是误解。我的想法是，白起也好，项羽也好，都是在用刀、剑、箭等兵器对几十万兵卒粗略打击后，再行掩埋。几十万人，完全不打击，在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情况下掩埋，很难。而将几十万人一个一个地杀死后再埋，不但很费事，也无必要。只要将这些士兵击杀得不能反抗，如同死物，便可以了。一阵乱射，一番乱捅乱砍后，几十万人全都倒下了。有的固然当场咽气，更多的人，则可能只是不同程度地受伤，在喘息着、呻吟着、哀嚎着。这时候，再来掩埋，就很容易了。而只要还有些人没有完全死去，这种掩埋就在一定意义上是“活埋”。这说的是大规模地“坑”的情形。至于秦始皇“坑”460多个儒生，那是完全可以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本来没有资格谈论古代的问题。忽然斗胆对此问题发议论，是最近看了一点斯大林时期乌克兰大饥饿的资料引起的。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翻阅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可知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本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这种“军事共产主义”于是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沈志华主编的书中说，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然而，“新经济政策”才是在严重危机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列宁不喜欢它，继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当危机似乎度过，当局势已经稳定，当对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当专政的锁链已锻造得更坚固，当人们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冲动，“新经济政策”就该废除了。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始，斯大林们就想着早日废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终于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于是，重新实行的，还不是此前作为“列宁模式”的“军事共产主义”，而是比“列宁模式”更严酷、更无视人民生存权利的“斯大林模式”。

　　乌克兰饿死了700万人的惨剧，就是在“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后发生的。1932年12月，斯大林在乌克兰地区发起了一场实质是种族灭绝的行动。先是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富农，成了“阶级敌人”。继而宣布没收该地区的所有粮食和生产资料。每一粒粮食，包括种子，都收归公有。所有家具，所有牲畜，都被夺走。无数支搜粮队在乌克兰地区横冲直撞。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墙角、床底、屋顶，所有可能藏匿几粒粮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走。于是，饥饿很快来临。饿得要死的乌克兰人试图逃往外地，但决无可能。乌克兰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一些饿得发疯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将他们打死。饥饿的人们大量聚集在铁路两侧。道路虽然被封锁，但这毕竟是道路，毕竟是有可能成为生路的道路啊!然而，他们终于成堆成堆地死在铁路两侧。许多人死了，两眼还顺着铁轨望着远方。

乌克兰大饥荒中的儿童

　　搜粮队走了。搜尸队来。或许，是搜粮队直接变成了搜尸队。他们之所以是“搜尸”而不是“收尸”，是因为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到200克面包。而这在那时的苏联是很大的诱惑。于是他们便十分积极地搜寻尸体。他们把那些皮包骨的尸体，像垃圾般地扔进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当他们搜尸时，那些还有一口气的人，那些饿得鼓胀的肚皮还在起伏着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样扔进了坑中。毕竟，搜尸队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面包。有时候。那还活着并且还有最后一丝气力的人哀求搜尸队：“我还没有死!我想活!”搜尸队的回答是：“今天就走吧，省得我们明天再来!”一位幸存者哽咽着描述她目睹的情景：当搜尸队离开万人坑时，那上面覆盖的泥土还在蠕动。

　　希特勒于1933年1月登上总理宝座。当希特勒开始手握大权时，正是乌克兰大饥饿发生之时。斯大林用这种手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灭了数百万乌克兰人，这给了希特勒巨大的启发。斯大林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希特勒的引领者、教导者。当然，斯大林并不仅仅是希特勒的引领者和教导者。顺便说一句，斯大林从乌克兰抢夺的粮食，出口到了西方，换取斯大林需要的外汇，总计有数百万吨。

　　斯大林在乌克兰的行为，也可以借用司马迁的用语：“坑杀”。万人坑上的泥土还在蠕动，那应该有很多人在挣扎。这不是“坑杀”是什么?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活埋都会有泥土的蠕动。“文革”期间，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曾活埋“地富反坏右”。一位祖母抱着幼年的孙儿站立在坑中，四周有人挥揪填土，飞扬的尘土眯住了祖孙的眼睛。孙儿说：“奶奶，眯眼。”奶奶平静地说：“孩子，一会就不眯了。”当泥土填到胸部时，祖孙二人就会死去。死得静静悄悄。连头顶的泥土都不会蠕动一下。

　　背景：乌克兰大饥荒

　　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 : Голодомор，拉丁字转写：Holodomor)，是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虽然同一时期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词通常用来特指在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

　　当代学者大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乌克兰历史学家说，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共产党干部会议上下达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愿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共产党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尝饥饿的滋味。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说，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时，乌克兰农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 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1900-1990》一书，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目的是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以致于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苏联专家到了50年代都试图在研究的时候纠正30年代到40年代的数字。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气候条件转好，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

　　2死亡人数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700万左右。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1.4%为犹太人，1.1%为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白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于乌克兰大饥荒。

　　3其它后果

　　除了饥荒外，1932年到1933年，苏联还对抱有民族主义观点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进行了清洗。

　　4争论

　　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指出1932年-1933年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

　　2003年10月，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在意大利维亚琴察举行会议并签署声明，要求意大利政府和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乌克兰国会和许多国家的乌克兰人社团对普利策奖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其撤消1932年颁发给《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沃特•杜兰蒂的奖项。沃特•杜兰蒂因对苏联五年计划的系列报道而获得了该奖，但是他在明知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情况下仍对全世界隐瞒了这一惨剧的真相，并且在报道中宣称“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5纪念

　　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也签署法令，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2006年11月25日，乌克兰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议会议长莫罗兹主持了大饥荒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并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烛光哀悼活动。全乌克兰的电视台和电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

 　　古代有“坑杀”一说《史记》中屡见。《白起王翦列传》叙秦赵长平之战，赵国40万兵士降秦，而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这通常解释为以欺骗手段将40万人活埋。白起坑降卒一事很著名。比这更著名的，是秦始皇的“坑儒”。《秦始皇本纪》，叙秦始皇将460多个儒生“皆坑之咸阳”，这也一直被解释为将460多个读书人活埋。其他，如《项羽本纪》，说“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是将数十万人同时活埋，很难想像。我以为，这关键是对“活埋”的“活”字如何理解。如果把“活”理解成活蹦乱跳、生龙活虎，那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是误解。我的想法是，白起也好，项羽也好，都是在用刀、剑、箭等兵器对几十万兵卒粗略打击后，再行掩埋。几十万人，完全不打击，在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情况下掩埋，很难。而将几十万人一个一个地杀死后再埋，不但很费事，也无必要。只要将这些士兵击杀得不能反抗，如同死物，便可以了。一阵乱射，一番乱捅乱砍后，几十万人全都倒下了。有的固然当场咽气，更多的人，则可能只是不同程度地受伤，在喘息着、呻吟着、哀嚎着。这时候，再来掩埋，就很容易了。而只要还有些人没有完全死去，这种掩埋就在一定意义上是“活埋”。这说的是大规模地“坑”的情形。至于秦始皇“坑”460多个儒生，那是完全可以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本来没有资格谈论古代的问题。忽然斗胆对此问题发议论，是最近看了一点斯大林时期乌克兰大饥饿的资料引起的。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翻阅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可知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本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这种“军事共产主义”于是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沈志华主编的书中说，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然而，“新经济政策”才是在严重危机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列宁不喜欢它，继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当危机似乎度过，当局势已经稳定，当对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当专政的锁链已锻造得更坚固，当人们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冲动，“新经济政策”就该废除了。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始，斯大林们就想着早日废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终于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于是，重新实行的，还不是此前作为“列宁模式”的“军事共产主义”，而是比“列宁模式”更严酷、更无视人民生存权利的“斯大林模式”。

　　乌克兰饿死了700万人的惨剧，就是在“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后发生的。1932年12月，斯大林在乌克兰地区发起了一场实质是种族灭绝的行动。先是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富农，成了“阶级敌人”。继而宣布没收该地区的所有粮食和生产资料。每一粒粮食，包括种子，都收归公有。所有家具，所有牲畜，都被夺走。无数支搜粮队在乌克兰地区横冲直撞。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墙角、床底、屋顶，所有可能藏匿几粒粮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走。于是，饥饿很快来临。饿得要死的乌克兰人试图逃往外地，但决无可能。乌克兰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一些饿得发疯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将他们打死。饥饿的人们大量聚集在铁路两侧。道路虽然被封锁，但这毕竟是道路，毕竟是有可能成为生路的道路啊!然而，他们终于成堆成堆地死在铁路两侧。许多人死了，两眼还顺着铁轨望着远方。

乌克兰大饥荒中的儿童

　　搜粮队走了。搜尸队来。或许，是搜粮队直接变成了搜尸队。他们之所以是“搜尸”而不是“收尸”，是因为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到200克面包。而这在那时的苏联是很大的诱惑。于是他们便十分积极地搜寻尸体。他们把那些皮包骨的尸体，像垃圾般地扔进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当他们搜尸时，那些还有一口气的人，那些饿得鼓胀的肚皮还在起伏着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样扔进了坑中。毕竟，搜尸队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面包。有时候。那还活着并且还有最后一丝气力的人哀求搜尸队：“我还没有死!我想活!”搜尸队的回答是：“今天就走吧，省得我们明天再来!”一位幸存者哽咽着描述她目睹的情景：当搜尸队离开万人坑时，那上面覆盖的泥土还在蠕动。

　　希特勒于1933年1月登上总理宝座。当希特勒开始手握大权时，正是乌克兰大饥饿发生之时。斯大林用这种手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灭了数百万乌克兰人，这给了希特勒巨大的启发。斯大林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希特勒的引领者、教导者。当然，斯大林并不仅仅是希特勒的引领者和教导者。顺便说一句，斯大林从乌克兰抢夺的粮食，出口到了西方，换取斯大林需要的外汇，总计有数百万吨。

　　斯大林在乌克兰的行为，也可以借用司马迁的用语：“坑杀”。万人坑上的泥土还在蠕动，那应该有很多人在挣扎。这不是“坑杀”是什么?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活埋都会有泥土的蠕动。“文革”期间，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曾活埋“地富反坏右”。一位祖母抱着幼年的孙儿站立在坑中，四周有人挥揪填土，飞扬的尘土眯住了祖孙的眼睛。孙儿说：“奶奶，眯眼。”奶奶平静地说：“孩子，一会就不眯了。”当泥土填到胸部时，祖孙二人就会死去。死得静静悄悄。连头顶的泥土都不会蠕动一下。

　　背景：乌克兰大饥荒

　　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 : Голодомор，拉丁字转写：Holodomor)，是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虽然同一时期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词通常用来特指在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

　　当代学者大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乌克兰历史学家说，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共产党干部会议上下达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愿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共产党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尝饥饿的滋味。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说，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时，乌克兰农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 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1900-1990》一书，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目的是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以致于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苏联专家到了50年代都试图在研究的时候纠正30年代到40年代的数字。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气候条件转好，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

　　2死亡人数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700万左右。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1.4%为犹太人，1.1%为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白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于乌克兰大饥荒。

　　3其它后果

　　除了饥荒外，1932年到1933年，苏联还对抱有民族主义观点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进行了清洗。

　　4争论

　　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指出1932年-1933年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

　　2003年10月，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在意大利维亚琴察举行会议并签署声明，要求意大利政府和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乌克兰国会和许多国家的乌克兰人社团对普利策奖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其撤消1932年颁发给《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沃特•杜兰蒂的奖项。沃特•杜兰蒂因对苏联五年计划的系列报道而获得了该奖，但是他在明知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情况下仍对全世界隐瞒了这一惨剧的真相，并且在报道中宣称“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5纪念

　　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也签署法令，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2006年11月25日，乌克兰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议会议长莫罗兹主持了大饥荒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并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烛光哀悼活动。全乌克兰的电视台和电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