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此时在西乡隆盛的思想中，只有藩国概念，没有日本概念;只有藩主概念，没有天皇概念。

　　1854年对西乡隆盛来说是人生的关键一年。1月21日，他作为岛津齐彬的随从，参加去江户的“参谨交待”。日本天皇住在京都，是名义上的首都，幕府将军住在江户，是真正的政治中心，真正的首都，明治维新后才改名为东京。幕府要控制各藩，规定各藩藩主的妻子和孩子要长期住在江户，藩主自己也要定期到江户向幕府将军“参谨交待”，其实就是一种人质制度。1月21日，岛津齐彬一行出发离开鹿儿岛，岛津齐彬乘轿，其他人步行。这是26岁的西乡隆盛第一次离开萨摩藩。3月5日，他们在神奈川休息，亲眼看到了强迫日本开国的美国“黑船”。美国军舰的巨大威力，使西乡隆盛大为震惊。

岛津齐彬

　　3月6日，他们到达江户。江户是大都市，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参谨交待这种人质制度要求各藩藩主都在此有住宅，家属、随员都定期住此，必然彼此交流、交换各种消息，使政治信息高度流动。他们的消费，又使江户的经济、文化远较京都繁荣。江户的繁荣、信息的灵通、思想的活跃使西乡隆盛大为震奋，他开始与其他藩各种人物交往。在江户随岛津齐彬住了三年，最重要的是接触到“水户学派”，使他眼界大开，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水户学派”的中心思想是天皇至尊，直接受中国儒学影响形成的学派。明朝灭亡，明儒朱舜水曾经几次渡海赴日，希望得到日本江户幕府的支持，帮助复明。但日本当时的闭关政策令朱舜水希望落空，南明灭亡后，朱舜水复明希望最后破灭，定居日本。他的学问文章得到了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的推崇，德川光圀以朱舜水为师，请他到江户讲学。朱舜水提倡的儒家“尊王”、“皇权神圣”思想成为“水户学”的核心内容。

　　此前日本没有正式史书，德川光圀受朱的点拨，开始编写《大日本史》。这部史书是依朱舜水的史观来编写的，并受朱的具体指导。当时“朱子学”也早已传到了日本，朱子《纲目》正名分之精神也深入人心，《大日本史》的核心思想是尊崇神道和儒教，认为日本的皇统可以追溯到时间之初，且从未中断，天皇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代。主张对内以天皇为中心，对外以日本为中心。《大日本史》字里行间表达的就是“尊王攘夷”和“大义名分论”，这对后来日本的“倒幕运动”影响深远，明治维新最著名的口号尊王攘夷，就是直接从水户学派而来。《大日本史》经许多代、许多历史学家参与编写，历时二百余年，直到明治维新政府成立后才最后编撰完成，“皇国史观”，也由此而来。

　　在江户的三年，西乡隆盛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生活全都围绕着“水户学派”展开，他加入了一个定期学习的小组，与许多来自日本其他各藩热衷水户学派的家臣结识，逐渐形成了一个人际关系网络。这个人际网络，对他后来的政治活动至关重要。他认识了一些有学问有思想的老师与同道，深受影响。此前他对日本、天皇几乎没有认识，从未将日本作为一个“皇国”。接触、接受水户学派后，他越来越经常提到天皇，并以此来构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这三年，他在江户四处奔走联络，广结各路杰出人物，十分活跃，逐渐成为小有名声的改革派人物。1856年，幕府在继承人问题上发生“将军继嗣”危机，幕府内各种政治力量与各藩互动，都想把“自己人”推上去。水户藩出于自己的利益支持一桥庆喜，需要得到强藩萨摩藩岛津齐彬的支持。一些水户藩藩士与西乡隆盛已成好友，知道他现在与岛津齐彬关系密切，恳请他去说服岛津齐彬支持一桥庆喜。得此请求，西乡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他也能参与其中，说明自己已经“是个人物”了。不安的是，如果岛津齐彬拒绝，自己该取何态度?是作为家臣忠于岛津齐彬，还是忠于水户藩的朋友?而且从“日本”的角度考虑，他也认为一桥庆喜确实比别人继承将军职位更为合适。

　　1856年4月12日，对西乡来说确实是一个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日子。他的主人岛津齐彬正式召见他，听取他对将军继承人的意见。藩主就国家大事听取自己意见，确实是第一次，说明自己已经非同一般。更有意义的是，这事实上是他第一次从带有“日本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隐约有不仅是藩主家臣的体验。当他说出自己观点后，岛津齐彬的态度模棱两可，未明确表态，西乡隆盛对此惴惴不安。好在几天后，岛津齐彬告诉他，自己早在暗中与他人一起支持一桥庆喜，这种“忠于谁”的问题迎刃而解。虽然这次因岛津齐彬的观点与自己一致未发生“忠于谁”的矛盾，但在更深的层面，其实潜藏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日本国家建构中，武士应当忠于谁?过去从不存在这个问题，忠于藩国就是最大的忠与义，而忠于藩主就是忠于藩国。但历史马上就会向他、向全体日本人，提出这个“忠于谁”的问题。

　　这些经历，使西乡隆盛开始有超越藩、在藩之上的“日本”、“日本-神之国”的观念。但在1856年的时候，这个“神之国日本”还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观念，还不是一个有国家军队、国家法庭、国家货币等国家职能的政治实体。“藩国”与“日本国”的矛盾在现实中暂未明显表现出来，但水户学派对“天皇”、“日本-神之国”的观念建构一旦落实到政治实践上，必然要将忠于谁的问题提出来。

　　说起明治维新的功臣，最有名的恐怕就是西乡隆盛了。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明治维新三杰”，他排名居首。他是明治维新的最大功臣，却又在1877年，明治政府成立近十年后成为叛军首领，与政府军战败身亡，成为反贼叛国贼。但十余年后，他又被大赦，且撤销叛乱罪名，恢复名誉，并被追赠国正三位，后来又为他建立一座铜像，表示纪念。

　　一生如此跌宕起伏、落差巨大，缘于他的浪漫情怀与时代的矛盾。

　　一

　　1827年12月初，西乡隆盛出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萨摩藩是一个大藩，位于日本西南，与琉球国接近。日本长期闭关锁国，但萨摩藩主岛津家却悄悄与外国、主要是琉球往来，甚至长期通过走私获取高额利润。萨摩藩主对荷兰的一些西方技术也不乏兴趣，所以萨摩藩较为开明，不少新事物都是通过萨摩藩传入日本的。

西乡隆盛

　　1851年，藩主岛津久光之子岛津齐彬逼父让位，成为萨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齐彬对西方技术更感兴趣，首先采用西式练兵方法，并以鹿儿岛地区为中心开始兴建日本第一个近代西式工厂群的建设、可以称为日本“洋务运动”的“集成馆事业”，生产新式武器和民用物品。岛津齐彬是领导萨摩藩执行富国强兵政策、最终在幕末崛起的领袖人物，并培养出了诸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等一批后来发动明治维新的英才　

　　西乡隆盛的父亲是一个低级武士。武士分十个阶层，他父亲是属于第八，倒数第三的阶层，是一个小小的税吏，家有七个子女，十分贫穷，好几个子女盖一床被。所有子女必须干活，西乡隆盛老大，干活最重最累。他父亲曾向人借不少钱，直到20多年后的1872年，西乡隆盛当上明治政府高官，才开始还钱。

　　与所有武士孩子一样，从六七岁起，西乡隆盛就开始受严格的武士道训练。萨摩藩的武士训练传统除刀剑术外，还有毛骨悚然的“取腥物”。就是武士学校的学员抢死刑犯的尸体，谁第一个咬下尸体的耳朵或手指者，谁就第一个拿真刀剌向尸体，然后其他人轮流。因为训练时都是用木制武士刀拼打，这时可以体验刺、砍肉体的真实感觉。与之相反的是，武士在校还必须学弹琵琶。一则野蛮之极，一则典雅之极，或许想通过这种迥然不同的“两极教育”培养武士魂吧。

　　在武士学校，学生们还要严格学习儒家经典。中国朱熹的“四书五经”是唯一经典，不许学其他学派。对朱子学，西乡隆盛学得很好，不过这时阳明学派也传入日本，虽在学校被禁止学习、传授，但有仍有人偷学。他的老师就偷学阳明心学，甚有心德，“阳朱阴王”。西乡隆盛也开始偷偷学习阳明学，强调心力、主观意志、注重行动。但他并不完全否定朱子学，自称是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中间立场。

　　1844年，17岁的他子承父业，在衙门里当个小税吏，一个小当差无多少权，但也无多少事。如果不是萨摩藩陷入长期血腥的藩主争夺战中，或许他就这样平淡地度过一生。经过多年血腥政争后，岛津齐彬最后强迫其父退位，让位于他。但多年血腥政争使岛津齐彬的高层亲信也被反对者清洗得差不多了，可用之人所剩无几。西乡隆盛的父亲是支持岛津齐彬的，但级别较低，并未卷入政争。他的职位更低，更无卷入政争的资格。由于无人可用，岛津齐彬只能眼光向下，启用下层，发现西乡隆盛级别低但还能干，且未参与政治斗争，使用他不会引起反对派的强烈反对，西乡隆盛开始进入岛津齐彬的视野。

　　二

　　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此时在西乡隆盛的思想中，只有藩国概念，没有日本概念;只有藩主概念，没有天皇概念。

　　1854年对西乡隆盛来说是人生的关键一年。1月21日，他作为岛津齐彬的随从，参加去江户的“参谨交待”。日本天皇住在京都，是名义上的首都，幕府将军住在江户，是真正的政治中心，真正的首都，明治维新后才改名为东京。幕府要控制各藩，规定各藩藩主的妻子和孩子要长期住在江户，藩主自己也要定期到江户向幕府将军“参谨交待”，其实就是一种人质制度。1月21日，岛津齐彬一行出发离开鹿儿岛，岛津齐彬乘轿，其他人步行。这是26岁的西乡隆盛第一次离开萨摩藩。3月5日，他们在神奈川休息，亲眼看到了强迫日本开国的美国“黑船”。美国军舰的巨大威力，使西乡隆盛大为震惊。

岛津齐彬

　　3月6日，他们到达江户。江户是大都市，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参谨交待这种人质制度要求各藩藩主都在此有住宅，家属、随员都定期住此，必然彼此交流、交换各种消息，使政治信息高度流动。他们的消费，又使江户的经济、文化远较京都繁荣。江户的繁荣、信息的灵通、思想的活跃使西乡隆盛大为震奋，他开始与其他藩各种人物交往。在江户随岛津齐彬住了三年，最重要的是接触到“水户学派”，使他眼界大开，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水户学派”的中心思想是天皇至尊，直接受中国儒学影响形成的学派。明朝灭亡，明儒朱舜水曾经几次渡海赴日，希望得到日本江户幕府的支持，帮助复明。但日本当时的闭关政策令朱舜水希望落空，南明灭亡后，朱舜水复明希望最后破灭，定居日本。他的学问文章得到了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的推崇，德川光圀以朱舜水为师，请他到江户讲学。朱舜水提倡的儒家“尊王”、“皇权神圣”思想成为“水户学”的核心内容。

　　此前日本没有正式史书，德川光圀受朱的点拨，开始编写《大日本史》。这部史书是依朱舜水的史观来编写的，并受朱的具体指导。当时“朱子学”也早已传到了日本，朱子《纲目》正名分之精神也深入人心，《大日本史》的核心思想是尊崇神道和儒教，认为日本的皇统可以追溯到时间之初，且从未中断，天皇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代。主张对内以天皇为中心，对外以日本为中心。《大日本史》字里行间表达的就是“尊王攘夷”和“大义名分论”，这对后来日本的“倒幕运动”影响深远，明治维新最著名的口号尊王攘夷，就是直接从水户学派而来。《大日本史》经许多代、许多历史学家参与编写，历时二百余年，直到明治维新政府成立后才最后编撰完成，“皇国史观”，也由此而来。

　　在江户的三年，西乡隆盛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生活全都围绕着“水户学派”展开，他加入了一个定期学习的小组，与许多来自日本其他各藩热衷水户学派的家臣结识，逐渐形成了一个人际关系网络。这个人际网络，对他后来的政治活动至关重要。他认识了一些有学问有思想的老师与同道，深受影响。此前他对日本、天皇几乎没有认识，从未将日本作为一个“皇国”。接触、接受水户学派后，他越来越经常提到天皇，并以此来构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这三年，他在江户四处奔走联络，广结各路杰出人物，十分活跃，逐渐成为小有名声的改革派人物。1856年，幕府在继承人问题上发生“将军继嗣”危机，幕府内各种政治力量与各藩互动，都想把“自己人”推上去。水户藩出于自己的利益支持一桥庆喜，需要得到强藩萨摩藩岛津齐彬的支持。一些水户藩藩士与西乡隆盛已成好友，知道他现在与岛津齐彬关系密切，恳请他去说服岛津齐彬支持一桥庆喜。得此请求，西乡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他也能参与其中，说明自己已经“是个人物”了。不安的是，如果岛津齐彬拒绝，自己该取何态度?是作为家臣忠于岛津齐彬，还是忠于水户藩的朋友?而且从“日本”的角度考虑，他也认为一桥庆喜确实比别人继承将军职位更为合适。

　　1856年4月12日，对西乡来说确实是一个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日子。他的主人岛津齐彬正式召见他，听取他对将军继承人的意见。藩主就国家大事听取自己意见，确实是第一次，说明自己已经非同一般。更有意义的是，这事实上是他第一次从带有“日本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隐约有不仅是藩主家臣的体验。当他说出自己观点后，岛津齐彬的态度模棱两可，未明确表态，西乡隆盛对此惴惴不安。好在几天后，岛津齐彬告诉他，自己早在暗中与他人一起支持一桥庆喜，这种“忠于谁”的问题迎刃而解。虽然这次因岛津齐彬的观点与自己一致未发生“忠于谁”的矛盾，但在更深的层面，其实潜藏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日本国家建构中，武士应当忠于谁?过去从不存在这个问题，忠于藩国就是最大的忠与义，而忠于藩主就是忠于藩国。但历史马上就会向他、向全体日本人，提出这个“忠于谁”的问题。

　　这些经历，使西乡隆盛开始有超越藩、在藩之上的“日本”、“日本-神之国”的观念。但在1856年的时候，这个“神之国日本”还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观念，还不是一个有国家军队、国家法庭、国家货币等国家职能的政治实体。“藩国”与“日本国”的矛盾在现实中暂未明显表现出来，但水户学派对“天皇”、“日本-神之国”的观念建构一旦落实到政治实践上，必然要将忠于谁的问题提出来。

　　三

　　西乡隆盛另一个观念的变化和视野的开阔，是突破了主人岛津齐彬的观念，明确主张“开国”。岛津齐彬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但公开反对美国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要求，不赞成开国，西乡隆盛却主张进一步开国。

　　他之所以能有此观念突破，得益于与福井藩士桥本左内的交往。桥本左内是幕末著名志士，在18岁时就认真阅读了魏源的《圣武记》，并写有读后感。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他认真阅读并向他人推荐，对美国和英国部分尤其用心。得益于书中有关美国英国的介绍，他的思想超越其他开国攘夷论者之处在于，他不仅主张仿制西洋武器，而且强调美英等欧美国家是以商立国，强调商业贸易的重要性。他还介绍分析了外贸中出口与进口关系，绝无仅有地提出，不仅出口有利于本国，而且进口也有利于本国。他还尤其难能可贵甚至超越时代地提出，与外国人交易不仅限于物品交易，而“智慧之交易更为重要”。“智慧之交易”就是知识、思想的交流。

　　有感于日本社会的固化，下层难以进入上层，才学之士仅因出身下层而无法担任官职，他破天荒提出应以“选举之法”来选拔任用官员。也明显受到美英的影响。1857年，西乡隆盛曾请求桥本给他写信介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情况，以使他们在幕府和皇室中展开游说工作时有所准备。桥本立即给他回信，介绍有关情况。不幸的是，在1859年“安政大狱”中，桥本也被捕入狱，于当年10月被处死，年仅25岁。对桥本这位对他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朋友，西乡隆盛感念极深，乃至20多年后在反叛政府的西南战争中战死时，他仍将此信带在身边。

　　从1856年起，西乡隆盛终于进入岛津齐彬的核心圈子。在江户与其他藩士来往密切。1857年4月，西乡隆盛随岛津齐彬回鹿儿岛居住，但在政治变动的关键时候，齐彬感到远离政治中心江户信息不灵，迫切需要一个信得过、又有能力的人为他长驻江户。这年10月，深受岛津齐彬信任的西乡隆盛被调回了江户，也就是“驻京办主任”。当时通迅条件非常落后，一个请示要几个星期才能得到回复，所以许多事情西乡只能当机立断，自己做主。由于深得岛津信任，他开始遭人妒忌，有人猛烈攻击他自作主张，所幸几次重大决策事后与岛津齐彬指示一致。据传，有次重大事件他做出决定后不知岛津齐彬会如何决断，高度紧张，事后得知岛津齐彬的指示与他的决策一致，如释重负，掩面哭泣几个小时。

　　江户为他提供了成为历史风云人物的一个平台。

　　四

　　正当西乡隆盛准备大展鸿图时，岛津齐彬于1858年7月十分可疑的暴病身亡，被岛津齐彬逼迫让位的岛津久光重新掌权，西乡隆盛顿失靠山。祸不单行，紧接着幕府制造“安政大狱”，江户的活跃人物西乡隆盛也在通缉之列，他曾跳海自杀未遂。与幕府也有矛盾的岛津久光不愿将西乡隆盛交给幕府，作为妥协，将他流放一偏僻小岛，开始还将其关在小笼中，备受磨难。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尤其是在萨摩藩很有地位的大久保利通的努力下，岛津久光下令召回西乡。被流放六年后，他回到鹿儿岛，并被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

　　1864年7月，幕府对坚决反对幕府的长州藩进行镇压。萨摩、长州两强藩一直矛盾重重，西乡遵从岛津久光之命，参与镇压长州藩的活动，在战斗中负伤，因而受到褒奖。但9月他在大阪会见了幕府的海军司令胜海舟，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幕府的腐朽和没落，思想发生转变，对“征长”不再积极。胜海舟对西方十分了解，作为幕府高官对幕府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不主张“征长”，甚至主张“倒幕”。胜海舟的见识与胆识、尤其是对国际国内政治洞察力使西乡非常佩服，产生了敬畏之情。他说自己开始还想反驳胜海舟，但后来自己不得不低头。胜海舟有一种英雄的气质，自己完全被胜海舟所吸引。此前他认为无论今后日本政体如何，幕府都应有重要地位，但胜海舟指出幕府已无可救药，应当推翻，今后的日本应当是各藩的联合。

　　当幕府再次组织军队讨伐长州藩时，西乡隆盛仍被任命指挥征长讨伐军。在强敌面前，长州藩内部分裂，最后表示愿意投降，而幕府内部也有分歧，对征长已不积极的西乡隆盛抓住和平机遇，建议结束战争，并于1864年12月末解散征长军。

　　这是他的巨大成功，1865年5月他被授予“大番头”职位。“大番头”是萨摩藩第四高官位。1866年9月，他又被正式接纳为家老中的一员。家老是各藩最高议政、资政机构，是大名的重臣，统帅家中的所有武士，总管家中一切事务，一藩只有数名，通常为世袭。

　　一名出身卑微的办事小吏，最终正式成为萨摩藩最高领导层中的一员。

　　征长战争后，西乡隆盛已考虑“日本”的未来，开始产生与长州藩联手“倒幕”的念头。但萨摩藩与长州藩两强藩长期不和，刚刚又发生“征长”战争，联手并非易事。此时，来自土佐的坂本龙马开始积极促成两藩和解，进而结成联盟。坂本龙马与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熟悉，与长州藩的木户孝允也是好友。1865年夏，仍在悄悄备战的长州藩极需外国先进武器，萨摩藩与美国商人一直有秘密关系，进口大量美国武器。在坂本龙马的调停下，西乡决定将从美商购买的枪炮转卖给了长州藩，主动示好，两藩关系开始缓和。1866年1月，西乡、大久保在京都与木户孝允秘密会晤，经过复杂的谈判，签署了由六项内容构成的盟约，最终形成了倒幕主力的“萨长联盟”。

　　两强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讨幕运动由此而获得很大进展。后来正是以萨长两军为骨干的军队击败了幕府军，幕府将大权奉还于天皇，开启了日后明治维新的契机。

　　1867年1月19日，明治天皇继承皇位。天皇的变动，使倒幕派认为机会来临，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倒幕活动。积极促进萨长联盟的坂本龙马，是倒幕派重要人物，考虑到未来日本作为国家的建构，他在1867年6月提出了“船中八策”，主张建立一个以朝廷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实行上下两院的议会政治，制定宪法，设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军队。他是最早有“日本”观念的武士之一，所以一直不希望武力讨幕，避免日本发生内战。他认为如果幕府认识到萨长联盟的力量，主动把政权归还朝廷，就没有必要武力倒幕了。

　　在各方力量运作下，1867年10月，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把权力奉还朝廷。幕府此举的真实目的是想以主动“大政奉还”，避免萨长联盟发动战争，而实权还是在自己手中。虽然幕府有此想法，但这毕竟标志幕末结束，德川家康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江户幕府落下帷幕，不过幕府仍掌握政治主导权。

　　幕府“大政奉还”后，天皇下令各藩主马上前来京都共商国策，可是只有几个藩主响应上京，其他绝大多数的藩主都按兵不动，因为他们并不清楚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怕得罪幕府，不敢贸然行动。面对此局面，倒幕派认为如果再这样下去，朝廷还是只能要求幕府继续掌管政权，朝廷虽然收回政权，却命令不了全国各藩主。坚决倒幕的萨摩、长州两藩认为在这情况下，只能以武力推翻幕府政权，新政府才能顺利成立，天皇才能真正掌权。此时天皇秘密下达了批准他们征讨幕府的手令，但天皇只16岁，且此手令并无天皇印章，所以许多人认为是岩仓具视等反幕府的朝臣假借天皇名义发出的。

　　1868年1月3日，萨、长藩以“王政复古”为旗号公开讨伐幕府，明治天皇召开有倒幕派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出席御前会议，宣布王政复古，恢复天皇亲政，废除幕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并责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交出领地和财产。岩仓具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领袖人物公开号召推翻幕府统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标志明治维新运动开始。

　　1月6日夜间，德川庆喜逃往大阪，集中兵力反扑，内战爆发，决定日本命运的戊辰战争开始。西乡隆盛任大总督参谋，指挥讨幕联军。幕府军队与讨幕军队萨摩、长州军队在京都附近鸟羽、伏见大战。在岩仓具视指示下，大久保利通等暗地制作代表天皇的锦之御旗(当时并没有锦之御旗，据说是按古书制作的)。此举一出，作为朝廷军队的讨幕军士气大振，幕府军成为贼军。德川庆喜逃往江户。3月13-14日，代表幕府的胜海舟和西乡隆盛会谈，决定江户和平开城，繁华的江户免于战火。4月11日，德川庆喜退到水户，他的余部在关东和东北地方继续抵抗。西乡又率讨幕军转战于关东和东北地方，征讨幕藩残余势力，取得节节胜利。战争一直持续到1869年，幕府军在箱馆投降，戊辰战争完全结束。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发布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以各遂其志，人心不倦为要;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天皇亲政，公议众论，开国和亲，吸收西方文化。8月27日举行即位仪式，规定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改变了古代的根据吉凶祸福、轻易改元的做法。1868年7月17日，把江户改名为东京。9月8日，年号由“庆应”改为“明治”，1869年3月正式迁东京。

　　因功勋卓著，西乡隆盛被授正三位官职，赏典禄为两千石，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然而，功成名就的西乡马上陷入矛盾之中。新政府要建立理性、现代的行政机构并不完全符合他的理想，在内政方面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产生分歧;加之他仍有传统“忠义”思想，认为自己功名地位高于萨摩藩主岛津家，有损忠臣的声誉，遂于1870年1月辞职，回鹿儿岛做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在萨摩藩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和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1870年12月18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明治政府一众高官来到鹿儿岛。他们决定建设一个现代的、权力集中的日本，准备废藩置县，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但如果没有萨摩藩的支持，具体说如果没有西乡隆盛的同意，废藩置县很难实现。组建国家军队，西乡是不二之选。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请西乡到中央政府任职。经过几天的商谈劝说，西乡终于同意到中央任职。

　　对废藩置县，他态度暧昧，对建立依靠法制、法规运行的现代行政机构也有保留意见，但同意要建立一支独立于各藩的国家军队。1871年初春，他来到东京，就任明治政府参议，经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反复做工作，西乡最终同意废藩置县。1871年7月，明治政府正式废藩制县。他在新政府主要工作是创办国家军队，于1872年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

　　1871年11月，岩仓具视访欧美代表团出发。众多高官考察欧美，探讨日本究竟应走什么道路，西乡隆盛、大隈重信则留守国内主持政府日常工作。使团出国前有约定，国内各重大事务改革、调整要回国后再进行。

　　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留守政府还是迫不及待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重要的，是他主张“征韩”，就是侵略朝鲜，并开始在朝鲜挑事。1873年8月，岩仓具视等还在访问欧美期间，西乡隆盛就在内阁通过了朝鲜派遣决议，事实上征韩。10月14日，岩仓具视等人回国，对西乡擅自做主大为不满，否决了他的征韩方案，西乡隆盛对此大为愤怒，提出辞职，回到家乡鹿儿岛。

　　回岛后，他兴办了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新政策，除了废藩制县，另一个重要的改革是实行“四民平等”，就是打破原来固定、僵化的社会结构。废除原有公卿、大名诸侯称号，改称为华族，武士一律改称“士族”，农、工、商统称为平民，贱民也废除，归于平民。准许华族与平民婚姻，不论什么身份的人都具有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传统身份制度的束缚实际上取消，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虽然废藩置县，但维新前武士的禄米(即家禄)新政府也不能突然全部废除，而只能进行禄制改革，以削减支给的形式由政府持续供给。武士的岁禄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迅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明治政府急缺资金，终于在1876年3月，政府颁布“废刀令”，剥夺了武士的佩刀权;8月做出决定，正式实施全部废除家禄制度的“秩禄处分”，虽然允许他们自由经营商业、农业、工业作为补偿，但武士阶层毕竟丧失了在经济上的特权和地位，沿袭数百年的秩禄制度被彻底废除。

　　“四民平等”使武士的社会地位实际下降，被剥夺佩刀权，使武士大有受辱之感，而秩禄处分则使武士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武士利益受损。这些积极参加倒幕的武士认为自己被明治政府欺骗，愤怒异常，一些地方开始造反活动。1877年1月-1877年9月，萨摩藩以私学校学生为主体的几万武士发动了反政府武装叛乱，推举西乡隆盛为领袖。在忠于政府与忠于利益受损的武士之间，“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选择了武士。

　　西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更根本的原因是，他认为武士阶层才是社会道德的基础。他的选择是对明治政府废除武士阶层的反抗，是对现代化必然带来的商业化的反抗。与其他许多武士一样，他虽然积极参加倒幕，其实并不真正理解倒幕、维新的现代化追求。附提一下，由于他的私学校是武士造反的大本营，所以明治政府长期对私人办学一直态度消极、甚至警惕戒备。

　　武士与明治政府间的这场战争史称西南战争。经过多次激烈战斗，最后他于9月24日战败于鹿儿岛城山，请人“介错”。(切腹是武士道精神的重要内容，但切腹过程太过痛苦，很容易失败，所以很多时候切腹者会委托其信赖者为他“介错”，也就是切腹者自己划上一刀切开腹部之后，由他人立即补上一刀，砍下切腹者的头颅，让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作者注)政府军的总指挥正是他当年的同志、战友、下级山县有朋。由于西乡隆盛是“介错”而亡，其首级一直没有找到，民间甚至盛传他并未死亡，因此一直有种种他现身某处的传说。

　　由功勋最著的明治功臣，突然成为反贼叛国贼。但明治 22年(1889年)，日本政府有颁布宪法大赦了他，撤消其叛乱罪名，恢复名誉，并被追赠国正三位。十年以后，东京上野公园里为他建立了一座铜像供人瞻仰。西乡隆盛的一生充满传奇，那种浪漫色彩和道德精神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被称为“最后的武士”，一直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和民族主义重要的精神象征。

西乡隆盛雕像 

　　尽管威望极高，是新政府的大英雄，但他从根本上持守的是旧式武士哲学，跟不上也理解不了时代的变迁。曾与西乡共事的大隈重信对其评价并不高，他公开说：“西乡到底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领导力，我对此非常存疑。很不幸的是这种疑问后来变为了失望，失望之后又变成了一片痛心。”“他是善于破坏的英雄，却不是善于建设的英雄。”

　　深具浪漫情怀的造反者，在造反成功后最为痛苦或者说最为不幸，因为造反成功后，新政权建立后必须强调稳定和秩序，建立层级行政机构。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的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都与那种浪漫情怀格格不入。明治新政府的幸运就在于它没有让西乡隆盛这个维新大英雄的浪漫情怀所主导，而是理性、冷静甚至冷酷地否定了他。在死去十余年已不再具有现实性之后，再给他恢复名誉，满足了人们对大英雄的精神性需求。对西乡隆盛和明治政府来说，这样的安排可能是历史最好的结局。

        作者原标题为《西乡隆盛——浪漫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