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的国政选举中，以养老金为首的社会保障问题上升为执政者们最关心的议题，差距问题也成为争论焦点，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与不安实属结构体制

　　上的问题，要想通过个人解决是很困难的，只有通过政治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到底发生了什么?关于社会保障与雇佣，人们对政府究竟有什么样的要求?日本的政治又将如何解决人们的生存困境?

　　日本的政治与社会正陷于一种极其胶着的状态，这是我们最先察觉到的一个事实。首先是政治无法脱离窘境。进入21世纪之后的几年里，在前首相小泉的积极倡导下，日本掀起了改革热潮。许多人期待通过市场改革彻底清除一直以来困扰着日本社会的利权，使日本再现活力。但是经过小泉、安倍两届政权的改革，人们逐渐意识到差距的扩大与生活的不安。高喊改革口号已很难再赢得人们的信赖。尽管如此，人们也不希望恢复以往的利益诱导型政治。

　　如上所述，在缺乏长远考量的状态下，日本政治变成了不断忙于提升当前支持率、政敌之间争锋相对的政治。

大阪城公园里野餐的日本妈妈

　　面对这样的政治，人们在感到不安的同时也抱有不满，社会舆论本身又充满了矛盾。在这里介绍一下笔者于2007年秋季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的结果。在被问到“日本将来应变成什么样的社会”时，58.4%的人选择了“像北欧一样重视福利的社会”。另外，31.5%的人期待着“像以前那样重视终身雇佣的社会”，只有6.7%的人回答“像美国一样重视竞争与效率的社会”。

　　但是，当被问到如果就以这些方向为目标的话，作为出发点的日本体制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时，选择“像北欧样重视福利的社会”的人中，将近三成回答“应减弱官方的力量”。当被问到“应如何确保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时，同样有46%的人提出了“进行彻底的行政改革”。由此可以看出，人们似乎在期待通过“小政府”的出现来实现北欧式的福利国家。尽管不论从公共支出的数目来看还是从公务员的人数来看日本都已经是小政府了。

　　说得再通俗一些的话，其实是“对行政充满不信任感的福利意向”在社会舆论中已根深蒂固。媒体也有同样的倾向，当“工作穷人”等问题受到关注后，媒体会博取同情、请求支援;而当政府预算中的支出并未减少时，又提出“阻碍了改革”等来忠告政府。

　　很明显，社会舆论和媒体的这种倾向与政治的停滞不前是紧密相连的。在保障体系(safety net)不断瓦解的同时，对行政的强烈不信任感也在不断加深，日本的政治与社会陷入了停滞状态。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无论提出何种解决方案，在此之前都有必要解明这种胶着状态是如何产生的。本书将从福利政治的视点探讨、思考战后日本的生活保障与民主主义。在战后的日本，人们的生活保障是以怎样的形式实现的?政府向人们承诺了什么?这种承诺又实现到了何种程度?

　　生活保障由社会保障和雇佣保障构成。但日本的生活保障却是在抑制社会保障支出的情况下，由公共事业和行业保护对工作进行分配而实现的。因此，政府对于社会保障中收入的再分配，不得不制定明确的规则。而工作的分配却由带有裁量性的行政机构和政治家通过斡旋来进行，从而导致各种利权的增殖。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当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加深时，执政党就会承诺率先推进行政改革，而另一方面执政党又继续进行利益诱导。

　　其后，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这种工作分配机制陷入了机能不全的处境。同时，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基本公共保障的必要性也越发显现出来。但当时人们已失去了对行政的信任，也已感觉不到税收在不断地支持人们的生活。就这样，舆论中“对行政充满不信任感的福利意向”日益强烈。

　　无论如美国一样重视市场，还是像瑞士一样重视再分配，在福利和雇佣政治中一些公共理念不可或缺。现在日本的胶着状态首先是由政治造成的，因此要想找到突破途径，摆脱分裂的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福利政治——日本的生活保障与民主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

 　　在很久以前的日本，很难说社会保障、福利是活跃在一线的工薪阶层以及大学生们所关心的话题。在雇佣和家庭都相对稳定的年代，虽然社会保障、福利一般都指“好事”，但他们也认为将其与自己挂钩为时尚早。

　　但是，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近年来，几乎没有大学生会再认为只要设法拿到内定指标、挤进一家稳定的公司、成立幸福的家庭，剩下的事就顺理成章了。2004年由经济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日本经团联”)举办的“高级管理层的问卷调查”(以2019家企业为对象)的数据显示，“今后以长期雇用为中心”的企业仅占29%。少数的精英职场充满压力，因过度劳累造成的劳动灾害认定在不断增加。

　　那么，虽然从事非正式工作、打零工也能无忧无虑地生活，但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的待遇差别过大。雇佣环境极其不稳定(precarious)的人群被称为“不稳定无产者”(precarlat)。无论怎么努力工作生活都富裕不起来、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工薪阶层被称为“工作穷人”。2006年国税厅的数据显示，这一人群的数量达到了1022万人，四个工薪人员中就有一个是“工作穷人”，而且其中七成以上是女性。根据2007年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网吧过夜的“网吧难民”有5400人。另外，为了节省在一晚上不到1000日元的网吧、快餐店过夜的“麦当劳难民”也在不断增加。

京都，在桥底搭起帐篷的流浪汉

　　处于困境的不仅仅是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处在育儿期的家庭主妇为了寻找能够共享烦恼、提供建议的伙伴而奔走在各个地区的组织团体之间，她们甚至被叫作“保育吉普赛人”。护理保险的改革导致疗养型病床不断减少，日本医师会预测“护理难民”将达到4万人。

　　在这个表面看来富裕的国家，被叫作“穷人”“难民”的人群却正在增加。有太多的人漠然面对各种“生存困难”，无法持续工作，难以维系与社会的联系。

　　在近年的国政选举中，以养老金为首的社会保障问题上升为执政者们最关心的议题，差距问题也成为争论焦点，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与不安实属结构体制

　　上的问题，要想通过个人解决是很困难的，只有通过政治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到底发生了什么?关于社会保障与雇佣，人们对政府究竟有什么样的要求?日本的政治又将如何解决人们的生存困境?

　　日本的政治与社会正陷于一种极其胶着的状态，这是我们最先察觉到的一个事实。首先是政治无法脱离窘境。进入21世纪之后的几年里，在前首相小泉的积极倡导下，日本掀起了改革热潮。许多人期待通过市场改革彻底清除一直以来困扰着日本社会的利权，使日本再现活力。但是经过小泉、安倍两届政权的改革，人们逐渐意识到差距的扩大与生活的不安。高喊改革口号已很难再赢得人们的信赖。尽管如此，人们也不希望恢复以往的利益诱导型政治。

　　如上所述，在缺乏长远考量的状态下，日本政治变成了不断忙于提升当前支持率、政敌之间争锋相对的政治。

大阪城公园里野餐的日本妈妈

　　面对这样的政治，人们在感到不安的同时也抱有不满，社会舆论本身又充满了矛盾。在这里介绍一下笔者于2007年秋季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的结果。在被问到“日本将来应变成什么样的社会”时，58.4%的人选择了“像北欧一样重视福利的社会”。另外，31.5%的人期待着“像以前那样重视终身雇佣的社会”，只有6.7%的人回答“像美国一样重视竞争与效率的社会”。

　　但是，当被问到如果就以这些方向为目标的话，作为出发点的日本体制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时，选择“像北欧样重视福利的社会”的人中，将近三成回答“应减弱官方的力量”。当被问到“应如何确保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时，同样有46%的人提出了“进行彻底的行政改革”。由此可以看出，人们似乎在期待通过“小政府”的出现来实现北欧式的福利国家。尽管不论从公共支出的数目来看还是从公务员的人数来看日本都已经是小政府了。

　　说得再通俗一些的话，其实是“对行政充满不信任感的福利意向”在社会舆论中已根深蒂固。媒体也有同样的倾向，当“工作穷人”等问题受到关注后，媒体会博取同情、请求支援;而当政府预算中的支出并未减少时，又提出“阻碍了改革”等来忠告政府。

　　很明显，社会舆论和媒体的这种倾向与政治的停滞不前是紧密相连的。在保障体系(safety net)不断瓦解的同时，对行政的强烈不信任感也在不断加深，日本的政治与社会陷入了停滞状态。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无论提出何种解决方案，在此之前都有必要解明这种胶着状态是如何产生的。本书将从福利政治的视点探讨、思考战后日本的生活保障与民主主义。在战后的日本，人们的生活保障是以怎样的形式实现的?政府向人们承诺了什么?这种承诺又实现到了何种程度?

　　生活保障由社会保障和雇佣保障构成。但日本的生活保障却是在抑制社会保障支出的情况下，由公共事业和行业保护对工作进行分配而实现的。因此，政府对于社会保障中收入的再分配，不得不制定明确的规则。而工作的分配却由带有裁量性的行政机构和政治家通过斡旋来进行，从而导致各种利权的增殖。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当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加深时，执政党就会承诺率先推进行政改革，而另一方面执政党又继续进行利益诱导。

　　其后，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这种工作分配机制陷入了机能不全的处境。同时，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基本公共保障的必要性也越发显现出来。但当时人们已失去了对行政的信任，也已感觉不到税收在不断地支持人们的生活。就这样，舆论中“对行政充满不信任感的福利意向”日益强烈。

　　无论如美国一样重视市场，还是像瑞士一样重视再分配，在福利和雇佣政治中一些公共理念不可或缺。现在日本的胶着状态首先是由政治造成的，因此要想找到突破途径，摆脱分裂的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福利政治——日本的生活保障与民主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