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访学哈佛之前为了练习英文听说能力，就曾经在网上聆听哈佛政府系名教授桑德尔的通识大课《公正》，深深为之折服——面对上百人的大课堂(在哈佛鼎鼎有名的纪念堂大厅授课)，从一些充满争议和分歧的社会政治议题切入，援引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展开激辩。桑德尔教授既是一个课堂的主持者，又是一个高质量讨论话题的激发者和引导者，同时还是讨论的平等参与者，这三重身份在他不紧不慢游刃有余的操持下自由切换，相摩相荡，激发出无尽的智识趣味与思想灵感。在这种课上，我们才感觉到哈佛的校训“真理”(Veritas，1643年)绝非一句空词，而是真真切切地落实到课堂之中，与此相应的是爱默生楼顶上的一句别有意味的箴言：“WHAT IS MAN，THAT THOU ART MINDFUL OF HIM”(人类何为，值得您如此眷顾?!)。这句话显然是让成长在哈佛园的知识精英永远保持一颗悲悯和谦卑的心灵。所谓教学相长，莫过于此，教授并不自认为真理的掌握者和代言人，而是与一群年轻而卓越的爱智者在哈佛园孜孜以求的探索者。

　　遗憾的是我在美国这一年，正值桑德尔教授学术休假，未能旁听其名闻天下的大课(但后来有一个特殊的机缘聆听其与一个中国学者对谈，现场感受到了桑德尔作为哈佛名教授没有任何智识上的傲慢和身份上的清高，打开心扉聆听来自中国的学者和学生的有关正义、平等诸话题的提问和发言，并作出坦率而敏锐的回应，算是弥补了这个缺憾)。

　　出国前一个曾在美加等国师从名师留学也曾在哈佛访学的同事谆谆告诫，到了哈佛一定要克服英文障碍去旁听面向本科生的大课，认为那才是哈佛的精华所在。因此去年秋天哈佛开学前夕，我在选课市场上也shopping了好一阵，先后以“知识分子”“阅读史”“中国研究”等为关键词进行课程检索，很偶然地发现了历史系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是对最杰出教授的聘请，据说全校只有二十四位)Ann Blair开设了一门有关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直至当下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的本科生课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上课前一晚深夜(因为之前好些同来访学的学者或学生申请旁听一些课程没被允许，弄得我已经有点忐忑和意兴阑珊了)给教授的邮箱发了一封希望旁听课程并自我介绍身份和研究兴趣的邮件(因我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计划就是一项关于民国时期的书籍史和审查体系的课题)，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才想起检查邮件，发现教授在深夜就给我回信欢迎我去旁听课程并建议我在第一次课后自我介绍。这时候离教授下课也仅剩不到一个小时了，我赶快洗漱，安排孩子吃好早餐，将他托付给同来访学的一个朋友就步履匆匆地赶到哈佛园里的一栋古色古香的Sever Hall的202室，这时离下课只有十分钟了，我站在教室门外聆听了一会极为汗颜，后来鼓足勇气厚着脸皮推门进去旁听了最后的五分钟。等教授下课后就跟她见面，稍微自我介绍了一下，并表示歉意。就这样开始，我风雪无阻地坚持听完了整个学期的书籍史和阅读史课程。

　　正式修课的大学生只有十来位，旁听的学者大约也有十位左右，包括每次拄着拐杖结伴来旁听的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Ann教授是一个极为温和平易的美国知识女性，她采取的是典型的美国式上课方式，对于这个主题的历史脉络及相应的关键问题都烂熟于心，对于相应的学术研究文献也非常了解，围绕手写本、书籍的出现、印刷技术的更新、书报检查系统的运作、纸质阅读的形成与分化(精英阅读与大众阅读)、电子媒体对书籍和阅读的影响等主题依次展开。每次课都会提前给学生和旁听者发放几页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提纲或者关键性史料。我记得上阅读文化那次课，给每个人发放的是一些打印出来的丰富多样的阅读场景绘画，有不同空间、时间和人物角色沉醉于阅读世界的情景。我拿到的那一张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给已经垂垂老矣卧病在床的祖父朗读的油画画作。有一次讨论早期欧洲书籍的装帧、设计与版本问题，则每个听者发放一本很古老的书(一般都是一两百年前出版的，我拿到的是《哈扎尔辞典》)，让每个人面向其他人简要介绍所持书的“物质层面”的特点，比如书封皮的设计、纸张质地、语言文字的特征、排版方式、有无插图、版权页等。这种形神兼备图文并茂的方式，很贴近书籍史、阅读史的旨趣，让我们不仅仅是在接触和追溯一个抽象的“文化史”，而同时在实质性地触摸和感受“书籍作为物质存在”的变迁史，虚实之间，历史宛然。Ann教授讲授过程中，随时欢迎听者提问或穿插评论，有几个同学极为敏锐，经常能提出极有意思的问题，而因为学生来自不同的印刷文化传统和阅读的谱系，所以问题五花八门，就容易形成多元的“历史理解”与“价值观念”的碰撞和交流。史无定法，学无定见，是为爱智者的自由。Ann教授既将学生引领进入书籍史、阅读史的“历史脉络”以重建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过去，同时也带领学生进入有关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以定位自身在这个学术谱系中的位置，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欢迎学生的提问与评议，形成了一种“进入脉络，独立思考”的课堂氛围。所谓批判性思考的心智与能力也就在这个春风化雨的过程中自然滋长。尤其难得的是，Ann教授也经常带领学生到哈佛的类似中国的善本书库去“触摸”那些躺在书架上的古籍，让学生亲身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书籍的“物质文化特征”，也曾引导学生去观摩和体验活字印刷等“制书的技艺”。她曾专门给我写信推荐了英文世界里有关censorship的经典著作，首推罗伯特·达恩顿的《Censor at Work》，对我的研究极有参考价值。这门课程结束的时候，Ann教授还邀请所有选课和旁听的学生、学者去她位于哈佛街的住宅晚餐聚会。她预订了印度菜肴，还准备了各种点心和水果，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波士顿之夜，但在教授家里的聚谈却是如此的如沐春风，情谊弥漫，从教授家出来踩着积雪穿过哈佛园步行回家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吴宓日记》里记载的吴宓、陈寅恪、汤用彤等百年前的中国留学生与哈佛教授兰曼、白璧德等之间的交游往事，时空交错，唯一不变的是师生之谊，这个夜晚成了我在剑桥这一年最难忘的记忆片段之一。

　　来哈佛的第二个学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212教室旁听了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的大课“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与文化(1000-1800年)”和东亚系名教授王德威先生、李惠仪教授合开的通识课“中国故事：传统与转型”。同一个空间(小教室，对面就是宇文所安等学者的办公室，这栋小楼也曾是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余英时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室所在地)，每周不同的时间，学生也有一些重叠，都是关于中国的大课，确实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互文效应，也彰显了中西学者授课方式的差异。Szonyi教授每次安排了大量的史料文献阅读，同时穿插一些与讨论主题相关的研究著作、时下评论等。每次一个半小时的课程时间极为紧凑，黑板对面是一个大挂钟。Szonyi教授不时看下时间，掌握进度，他的课堂极为生动活泼，富有张力，我称之为苏格拉底式的授课方式，在课堂上他会结合材料和主题抛出一个又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将讨论引向深层次的讨论境地。Szonyi教授掌控课堂讨论的能力真是一流，而同时也特别注重日常生活经验与学术思考的对接。济济一堂的学生同样是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对于传统中国的印象、理解或感知(有些甚至是一片空白!)，本来以为这门课程会比较难调动气氛而略显沉闷，没想到Szonyi教授这个演讲天才和语言大师，在方寸之地纵横捭阖，时而斜坐讲台之上，时而行走课室之中，时而低首饮茶沉思，时而抬头遽然发问(此时此刻往往两眼炯炯有神目光如炬)，有时候讲得兴致盎然甚至激情洋溢。坐满了学生和旁听者的教室略显闷热，他常常讲着讲着就满头大汗，边讲就边脱下外套，动作麻利，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毫无违和感(其情景不由得让我想起15年前的一个秋夜，大学毕业初登讲台的我面向一众新闻系的大一学生讲授中国新闻史课程，因紧张忐忑而大汗淋漓，急切之下居然问同学：我可以脱下外套吗?多年之后仍有学生对此情景津津乐道记忆犹新)。而学期初仍是寒冬未逝，窗外哈佛校园里雪花飘舞，银装素裹，点点滴滴的白雪粘附在玻璃之上，如切如磋出一个历史与文化璀璨一时的朦胧世界。

　　王德威教授的课则显示出另一种风貌。王先生是中国学生熟知的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形象，台湾出生成长而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王先生身上弥漫着从台湾的中国文化浸染的“君子人格”，为学极勤奋且著作等身。在华裔学者之中，他的中英文写作皆臻上乘，尤其其汉语写作典雅而真切，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温情与雅致，更难得的是王先生虽然名重天下，但从不以此自矜或远人，几乎所有与他有过私下或公开接触的学者、学生都对他赞誉有加，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认同。为人谦和，学问高远，两者居然完美地统一了起来，殊为难得，可以说是独步海内外华人学林。王先生上课与Szonyi教授风格大不一样，王先生讲授为主，注重对古典文学《西游记》现代文学作者比如鲁迅、丁玲、张爱玲等人作品的细读，同时也结合一些相关的影视作品比如《孔乙己》《色戒》的片段，来阐释传统与现代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也条分缕析地解析了左翼作家在作品与人生之间的张力及其困境。王先生上课总是一派斯文，男中音极有磁性，穿着极为得体讲究，头发纹丝不乱，在讲坛后来回走动时步履轻盈，举重若轻，讲课时脸上总是弥漫着微微的笑意，对听者充满了一种自然诚挚的情感，可谓将他念兹在兹的“抒情的传统”原则贯彻到了教学生活之中。他偶尔也会提出一些问题或了解学生对布置阅读书目的进度，有时候碰到学生不太长进或用心的情形，他也不温不火，毫不生气。因为研究领域有重叠，我私下多次向王先生请教，虽然是到了剑桥才结识(之前仅仅是在华师大思勉讲座上见到过一次)，但很投缘，第一次见面聊天很尽兴也极为受益，深深为王先生的为人坦诚、学识渊博和言谈文采斐然所吸引，比哈佛教授常规的office time(一般一刻钟)整整多出了四十五分钟。后来为了一个具体的研究论文，又约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王先生还特地邀请我和另外一个访问学者去哈佛教授俱乐部吃午餐，当时也是窗外大雪纷飞，一片冰天雪地苦寒景象，室内的我们却谈兴甚浓，一腔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难以自禁，有不知老之将至之感。

　　哈佛教授群星璀璨，学问博大精深，作为过客的自己也只能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而已，可就在这些一鳞半爪的课堂记忆与感悟之中，又何尝不是一种静水流深的文化互动而又隐含了哈佛精神最深邃的内涵之一呢!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访学哈佛之前为了练习英文听说能力，就曾经在网上聆听哈佛政府系名教授桑德尔的通识大课《公正》，深深为之折服——面对上百人的大课堂(在哈佛鼎鼎有名的纪念堂大厅授课)，从一些充满争议和分歧的社会政治议题切入，援引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展开激辩。桑德尔教授既是一个课堂的主持者，又是一个高质量讨论话题的激发者和引导者，同时还是讨论的平等参与者，这三重身份在他不紧不慢游刃有余的操持下自由切换，相摩相荡，激发出无尽的智识趣味与思想灵感。在这种课上，我们才感觉到哈佛的校训“真理”(Veritas，1643年)绝非一句空词，而是真真切切地落实到课堂之中，与此相应的是爱默生楼顶上的一句别有意味的箴言：“WHAT IS MAN，THAT THOU ART MINDFUL OF HIM”(人类何为，值得您如此眷顾?!)。这句话显然是让成长在哈佛园的知识精英永远保持一颗悲悯和谦卑的心灵。所谓教学相长，莫过于此，教授并不自认为真理的掌握者和代言人，而是与一群年轻而卓越的爱智者在哈佛园孜孜以求的探索者。

　　遗憾的是我在美国这一年，正值桑德尔教授学术休假，未能旁听其名闻天下的大课(但后来有一个特殊的机缘聆听其与一个中国学者对谈，现场感受到了桑德尔作为哈佛名教授没有任何智识上的傲慢和身份上的清高，打开心扉聆听来自中国的学者和学生的有关正义、平等诸话题的提问和发言，并作出坦率而敏锐的回应，算是弥补了这个缺憾)。

　　出国前一个曾在美加等国师从名师留学也曾在哈佛访学的同事谆谆告诫，到了哈佛一定要克服英文障碍去旁听面向本科生的大课，认为那才是哈佛的精华所在。因此去年秋天哈佛开学前夕，我在选课市场上也shopping了好一阵，先后以“知识分子”“阅读史”“中国研究”等为关键词进行课程检索，很偶然地发现了历史系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是对最杰出教授的聘请，据说全校只有二十四位)Ann Blair开设了一门有关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直至当下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的本科生课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上课前一晚深夜(因为之前好些同来访学的学者或学生申请旁听一些课程没被允许，弄得我已经有点忐忑和意兴阑珊了)给教授的邮箱发了一封希望旁听课程并自我介绍身份和研究兴趣的邮件(因我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计划就是一项关于民国时期的书籍史和审查体系的课题)，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才想起检查邮件，发现教授在深夜就给我回信欢迎我去旁听课程并建议我在第一次课后自我介绍。这时候离教授下课也仅剩不到一个小时了，我赶快洗漱，安排孩子吃好早餐，将他托付给同来访学的一个朋友就步履匆匆地赶到哈佛园里的一栋古色古香的Sever Hall的202室，这时离下课只有十分钟了，我站在教室门外聆听了一会极为汗颜，后来鼓足勇气厚着脸皮推门进去旁听了最后的五分钟。等教授下课后就跟她见面，稍微自我介绍了一下，并表示歉意。就这样开始，我风雪无阻地坚持听完了整个学期的书籍史和阅读史课程。

　　正式修课的大学生只有十来位，旁听的学者大约也有十位左右，包括每次拄着拐杖结伴来旁听的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Ann教授是一个极为温和平易的美国知识女性，她采取的是典型的美国式上课方式，对于这个主题的历史脉络及相应的关键问题都烂熟于心，对于相应的学术研究文献也非常了解，围绕手写本、书籍的出现、印刷技术的更新、书报检查系统的运作、纸质阅读的形成与分化(精英阅读与大众阅读)、电子媒体对书籍和阅读的影响等主题依次展开。每次课都会提前给学生和旁听者发放几页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提纲或者关键性史料。我记得上阅读文化那次课，给每个人发放的是一些打印出来的丰富多样的阅读场景绘画，有不同空间、时间和人物角色沉醉于阅读世界的情景。我拿到的那一张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给已经垂垂老矣卧病在床的祖父朗读的油画画作。有一次讨论早期欧洲书籍的装帧、设计与版本问题，则每个听者发放一本很古老的书(一般都是一两百年前出版的，我拿到的是《哈扎尔辞典》)，让每个人面向其他人简要介绍所持书的“物质层面”的特点，比如书封皮的设计、纸张质地、语言文字的特征、排版方式、有无插图、版权页等。这种形神兼备图文并茂的方式，很贴近书籍史、阅读史的旨趣，让我们不仅仅是在接触和追溯一个抽象的“文化史”，而同时在实质性地触摸和感受“书籍作为物质存在”的变迁史，虚实之间，历史宛然。Ann教授讲授过程中，随时欢迎听者提问或穿插评论，有几个同学极为敏锐，经常能提出极有意思的问题，而因为学生来自不同的印刷文化传统和阅读的谱系，所以问题五花八门，就容易形成多元的“历史理解”与“价值观念”的碰撞和交流。史无定法，学无定见，是为爱智者的自由。Ann教授既将学生引领进入书籍史、阅读史的“历史脉络”以重建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过去，同时也带领学生进入有关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以定位自身在这个学术谱系中的位置，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欢迎学生的提问与评议，形成了一种“进入脉络，独立思考”的课堂氛围。所谓批判性思考的心智与能力也就在这个春风化雨的过程中自然滋长。尤其难得的是，Ann教授也经常带领学生到哈佛的类似中国的善本书库去“触摸”那些躺在书架上的古籍，让学生亲身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书籍的“物质文化特征”，也曾引导学生去观摩和体验活字印刷等“制书的技艺”。她曾专门给我写信推荐了英文世界里有关censorship的经典著作，首推罗伯特·达恩顿的《Censor at Work》，对我的研究极有参考价值。这门课程结束的时候，Ann教授还邀请所有选课和旁听的学生、学者去她位于哈佛街的住宅晚餐聚会。她预订了印度菜肴，还准备了各种点心和水果，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波士顿之夜，但在教授家里的聚谈却是如此的如沐春风，情谊弥漫，从教授家出来踩着积雪穿过哈佛园步行回家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吴宓日记》里记载的吴宓、陈寅恪、汤用彤等百年前的中国留学生与哈佛教授兰曼、白璧德等之间的交游往事，时空交错，唯一不变的是师生之谊，这个夜晚成了我在剑桥这一年最难忘的记忆片段之一。

　　来哈佛的第二个学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212教室旁听了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的大课“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与文化(1000-1800年)”和东亚系名教授王德威先生、李惠仪教授合开的通识课“中国故事：传统与转型”。同一个空间(小教室，对面就是宇文所安等学者的办公室，这栋小楼也曾是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余英时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室所在地)，每周不同的时间，学生也有一些重叠，都是关于中国的大课，确实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互文效应，也彰显了中西学者授课方式的差异。Szonyi教授每次安排了大量的史料文献阅读，同时穿插一些与讨论主题相关的研究著作、时下评论等。每次一个半小时的课程时间极为紧凑，黑板对面是一个大挂钟。Szonyi教授不时看下时间，掌握进度，他的课堂极为生动活泼，富有张力，我称之为苏格拉底式的授课方式，在课堂上他会结合材料和主题抛出一个又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将讨论引向深层次的讨论境地。Szonyi教授掌控课堂讨论的能力真是一流，而同时也特别注重日常生活经验与学术思考的对接。济济一堂的学生同样是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对于传统中国的印象、理解或感知(有些甚至是一片空白!)，本来以为这门课程会比较难调动气氛而略显沉闷，没想到Szonyi教授这个演讲天才和语言大师，在方寸之地纵横捭阖，时而斜坐讲台之上，时而行走课室之中，时而低首饮茶沉思，时而抬头遽然发问(此时此刻往往两眼炯炯有神目光如炬)，有时候讲得兴致盎然甚至激情洋溢。坐满了学生和旁听者的教室略显闷热，他常常讲着讲着就满头大汗，边讲就边脱下外套，动作麻利，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毫无违和感(其情景不由得让我想起15年前的一个秋夜，大学毕业初登讲台的我面向一众新闻系的大一学生讲授中国新闻史课程，因紧张忐忑而大汗淋漓，急切之下居然问同学：我可以脱下外套吗?多年之后仍有学生对此情景津津乐道记忆犹新)。而学期初仍是寒冬未逝，窗外哈佛校园里雪花飘舞，银装素裹，点点滴滴的白雪粘附在玻璃之上，如切如磋出一个历史与文化璀璨一时的朦胧世界。

　　王德威教授的课则显示出另一种风貌。王先生是中国学生熟知的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形象，台湾出生成长而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王先生身上弥漫着从台湾的中国文化浸染的“君子人格”，为学极勤奋且著作等身。在华裔学者之中，他的中英文写作皆臻上乘，尤其其汉语写作典雅而真切，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温情与雅致，更难得的是王先生虽然名重天下，但从不以此自矜或远人，几乎所有与他有过私下或公开接触的学者、学生都对他赞誉有加，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认同。为人谦和，学问高远，两者居然完美地统一了起来，殊为难得，可以说是独步海内外华人学林。王先生上课与Szonyi教授风格大不一样，王先生讲授为主，注重对古典文学《西游记》现代文学作者比如鲁迅、丁玲、张爱玲等人作品的细读，同时也结合一些相关的影视作品比如《孔乙己》《色戒》的片段，来阐释传统与现代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也条分缕析地解析了左翼作家在作品与人生之间的张力及其困境。王先生上课总是一派斯文，男中音极有磁性，穿着极为得体讲究，头发纹丝不乱，在讲坛后来回走动时步履轻盈，举重若轻，讲课时脸上总是弥漫着微微的笑意，对听者充满了一种自然诚挚的情感，可谓将他念兹在兹的“抒情的传统”原则贯彻到了教学生活之中。他偶尔也会提出一些问题或了解学生对布置阅读书目的进度，有时候碰到学生不太长进或用心的情形，他也不温不火，毫不生气。因为研究领域有重叠，我私下多次向王先生请教，虽然是到了剑桥才结识(之前仅仅是在华师大思勉讲座上见到过一次)，但很投缘，第一次见面聊天很尽兴也极为受益，深深为王先生的为人坦诚、学识渊博和言谈文采斐然所吸引，比哈佛教授常规的office time(一般一刻钟)整整多出了四十五分钟。后来为了一个具体的研究论文，又约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王先生还特地邀请我和另外一个访问学者去哈佛教授俱乐部吃午餐，当时也是窗外大雪纷飞，一片冰天雪地苦寒景象，室内的我们却谈兴甚浓，一腔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难以自禁，有不知老之将至之感。

　　哈佛教授群星璀璨，学问博大精深，作为过客的自己也只能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而已，可就在这些一鳞半爪的课堂记忆与感悟之中，又何尝不是一种静水流深的文化互动而又隐含了哈佛精神最深邃的内涵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