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日本有一条新闻，令国内也很震惊，那便是高知县立大学将馆藏3万8132册图书与杂志(其中书籍2万5432册，杂志1万2700册)烧掉的事件。此事一经媒体披露，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新闻称，高知县立大学去春以来建成永国寺新校区，其中新建的图书馆面积虽大于旧图书馆，但开辟了一些讨论室、学习室，故而书库容量并未超过旧馆。考虑到将来藏书还会增多，校方及馆方经过了四年左右的讨论，在全校教员的反复确认之下，决定废弃一批破损程度严重或重复的书籍与杂志，运至高知市清扫工厂焚烧，前后历时三年，凡13次。图书馆处理不要的藏书，即放出“除籍本”，或卖至二手书店，或无偿赠出，都是常有的事。问题在于“焚书”，实在过于惊悚，日本社会普遍认为这是文化堕落、道德沦丧的野蛮行为。

　　其实去年京都图书界也有一桩类似的事件，右京中央图书馆在不与遗属商讨的情况下，擅自废弃了桑原武夫寄赠的10421册藏书。桑原武夫(1904-1988)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之子，家学渊源，自小也受内藤湖南、西田几多郎等父执辈硕学的影响，后专攻法国文化、文学，战后与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今西锦司等同辈学者成为“新京都学派”(与战前“京都学派”相对)的核心存在。

　　1988年，桑原家遗属将桑原武夫的藏书寄赠于新开馆的京都市国际交流会馆，馆方专设“桑原武夫纪念室”，将这批藏书对外公开。2008年，京都右京中央图书馆开馆，国际交流会馆的藏书转移至新馆。但新馆空间不够，且不少藏书与新馆所藏有重复之处，又被转移至京都伏见区的向岛图书馆书库，据说装了四百个纸箱。2015年，向岛图书馆向右京中央图书馆提出，书库空间紧张，想处理此批藏书。时任右京中央图书馆的副馆长认为，也不曾有人关心是否是桑原旧藏，既然有重复本，那废弃也无妨。且已编有藏书目录，可以应对外界的询问。2017年2月，有市民联系右京中央图书馆，称想阅览桑原旧藏。馆方职员答曰“已废弃”。市民遂联系市教育委员会，此事才得以发觉，且“废弃”并非是卖出或散出，而是送进了废纸回收站。相关职员得到降职减俸的处分，并向遗属谢罪，而此事影响甚为恶劣，如今也常能听人谈起。

　　网上有人讲，既是桑原武夫旧藏，那卖给旧书店，一本至少十万块吧!太可惜了。类似看法，在最近高知县立大学图书馆事件中也常见到。但这显然不是了解书籍的人讲出来的话。先看桑原旧藏，其中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已寄赠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凡1047册。看网上公开的右京中央图书馆桑原旧藏目录，似以普通书为主，的确并非罕见珍籍。就算是桑原旧藏，若无藏书印、笔记等特殊情形，在旧书市场也仅是普通书而已，甚至旧书店都不愿意回收。

　　右京中央图书馆这类机构的性质是市民图书馆，由市民团体运营，经费并不充裕。据日本《图书馆法》规定，图书馆是“收集、整理、保管图书、记录等其他必要资料的设施，供一般公众利用，以资教养、调查研究、娱乐等目的”。一般市民不能认识到“桑原武夫旧藏”的价值，而这些藏书也长期不被市民关注，在馆方看来，自然形同“没有价值”，不如买些畅销书充实书架，“供一般公众利用”。

　　同样，高知县立大学面对大量重复本，虽也有明治年间出版、现在市场已罕见的书籍，但并不能算“珍本”，有的只是“普通本”而已，且已有电子本，那么作出“废弃”的决定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平常在旧书店买书，常常能遇到图书馆的“除籍本”，有的扉页留着该馆印章，书脊还贴着馆方编号;有的则被挖去藏书章，或黑笔涂去机构名称，不知具体来处。据我所知，不少研究室每年也会处理一些杂志和不要的普通书，先让大家挑选一阵，剩下实在不要的，若有钤印，也不会卖入附近旧书店。因为总觉得某机构的旧藏流入市场，哪怕只是普通杂志，也有些“不好看”。因此，都是低调处理罢了。反过来想，我们平时买旧书，若遇某学者旧藏，会觉得是美事。而若遇某机构旧藏，难免下意识猜测：这个图书馆居然卖书?到底怎么回事?

　　既然流入市场并非美事，那么赠给研究者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实际情况依然不乐观。前些年，有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师联系我们研究室，说有一批资料要送给我们。而研究室早没有放置图书的空间，婉拒之后，那位老师又联系了其他老师，说有许多重要的方志材料，于研究肯定有利，希望我们务必收下。正在犹豫之际，宅急便的推车已一车一车将装满资料的大纸箱送上门。震惊之余也只好硬着头皮将数十箱巨量的资料堆满室内过道与角落，再看箱子上，没有写寄信地址，也没有留电话，想必那位老先生是绝不想退回的意思吧。快递青年也担心极了：“你们不会退回去吧?”后来有老师多方联系，终于得到图书馆的一些空间，收入当中最重要的方志部分，其余图书馆不要的普通本，便堆在研究室里，让我们反复拣选，自行消化。

　　前一阵，日本有一条新闻，令国内也很震惊，那便是高知县立大学将馆藏3万8132册图书与杂志(其中书籍2万5432册，杂志1万2700册)烧掉的事件。此事一经媒体披露，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新闻称，高知县立大学去春以来建成永国寺新校区，其中新建的图书馆面积虽大于旧图书馆，但开辟了一些讨论室、学习室，故而书库容量并未超过旧馆。考虑到将来藏书还会增多，校方及馆方经过了四年左右的讨论，在全校教员的反复确认之下，决定废弃一批破损程度严重或重复的书籍与杂志，运至高知市清扫工厂焚烧，前后历时三年，凡13次。图书馆处理不要的藏书，即放出“除籍本”，或卖至二手书店，或无偿赠出，都是常有的事。问题在于“焚书”，实在过于惊悚，日本社会普遍认为这是文化堕落、道德沦丧的野蛮行为。

　　其实去年京都图书界也有一桩类似的事件，右京中央图书馆在不与遗属商讨的情况下，擅自废弃了桑原武夫寄赠的10421册藏书。桑原武夫(1904-1988)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之子，家学渊源，自小也受内藤湖南、西田几多郎等父执辈硕学的影响，后专攻法国文化、文学，战后与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今西锦司等同辈学者成为“新京都学派”(与战前“京都学派”相对)的核心存在。

　　1988年，桑原家遗属将桑原武夫的藏书寄赠于新开馆的京都市国际交流会馆，馆方专设“桑原武夫纪念室”，将这批藏书对外公开。2008年，京都右京中央图书馆开馆，国际交流会馆的藏书转移至新馆。但新馆空间不够，且不少藏书与新馆所藏有重复之处，又被转移至京都伏见区的向岛图书馆书库，据说装了四百个纸箱。2015年，向岛图书馆向右京中央图书馆提出，书库空间紧张，想处理此批藏书。时任右京中央图书馆的副馆长认为，也不曾有人关心是否是桑原旧藏，既然有重复本，那废弃也无妨。且已编有藏书目录，可以应对外界的询问。2017年2月，有市民联系右京中央图书馆，称想阅览桑原旧藏。馆方职员答曰“已废弃”。市民遂联系市教育委员会，此事才得以发觉，且“废弃”并非是卖出或散出，而是送进了废纸回收站。相关职员得到降职减俸的处分，并向遗属谢罪，而此事影响甚为恶劣，如今也常能听人谈起。

　　网上有人讲，既是桑原武夫旧藏，那卖给旧书店，一本至少十万块吧!太可惜了。类似看法，在最近高知县立大学图书馆事件中也常见到。但这显然不是了解书籍的人讲出来的话。先看桑原旧藏，其中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已寄赠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凡1047册。看网上公开的右京中央图书馆桑原旧藏目录，似以普通书为主，的确并非罕见珍籍。就算是桑原旧藏，若无藏书印、笔记等特殊情形，在旧书市场也仅是普通书而已，甚至旧书店都不愿意回收。

　　右京中央图书馆这类机构的性质是市民图书馆，由市民团体运营，经费并不充裕。据日本《图书馆法》规定，图书馆是“收集、整理、保管图书、记录等其他必要资料的设施，供一般公众利用，以资教养、调查研究、娱乐等目的”。一般市民不能认识到“桑原武夫旧藏”的价值，而这些藏书也长期不被市民关注，在馆方看来，自然形同“没有价值”，不如买些畅销书充实书架，“供一般公众利用”。

　　同样，高知县立大学面对大量重复本，虽也有明治年间出版、现在市场已罕见的书籍，但并不能算“珍本”，有的只是“普通本”而已，且已有电子本，那么作出“废弃”的决定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平常在旧书店买书，常常能遇到图书馆的“除籍本”，有的扉页留着该馆印章，书脊还贴着馆方编号;有的则被挖去藏书章，或黑笔涂去机构名称，不知具体来处。据我所知，不少研究室每年也会处理一些杂志和不要的普通书，先让大家挑选一阵，剩下实在不要的，若有钤印，也不会卖入附近旧书店。因为总觉得某机构的旧藏流入市场，哪怕只是普通杂志，也有些“不好看”。因此，都是低调处理罢了。反过来想，我们平时买旧书，若遇某学者旧藏，会觉得是美事。而若遇某机构旧藏，难免下意识猜测：这个图书馆居然卖书?到底怎么回事?

　　既然流入市场并非美事，那么赠给研究者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实际情况依然不乐观。前些年，有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师联系我们研究室，说有一批资料要送给我们。而研究室早没有放置图书的空间，婉拒之后，那位老师又联系了其他老师，说有许多重要的方志材料，于研究肯定有利，希望我们务必收下。正在犹豫之际，宅急便的推车已一车一车将装满资料的大纸箱送上门。震惊之余也只好硬着头皮将数十箱巨量的资料堆满室内过道与角落，再看箱子上，没有写寄信地址，也没有留电话，想必那位老先生是绝不想退回的意思吧。快递青年也担心极了：“你们不会退回去吧?”后来有老师多方联系，终于得到图书馆的一些空间，收入当中最重要的方志部分，其余图书馆不要的普通本，便堆在研究室里，让我们反复拣选，自行消化。

　　有一年，收到《京都新闻》记者联系，说京都女子大学法学部有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先生要处理藏书，读到我写的文章，想问问我要不要他的书，或者能否帮他联系中国大学的图书馆，解决他的藏书。

　　约好日期去他研究室，发现架上多是教科书、案例集，还有大量文库本、哲学类书籍。而当时我已离开法学部好些年，已不再需要这些专业书。碰巧有一位在国内工作的师姐在此访学，她之前曾帮学校接收过另一位日本退休教师的藏书，因为国内一些大学还很需要藏书充实架藏，也有较为充裕的空间与资金。遂与她联系，请她一起来看藏书，她很快与自己的学校联系，获得许可，慨然接纳了大部分法学类书籍。剩下的文库本与通俗书，老师恳求我能否收下：“或者你翻翻，不要的话再卖给旧书店吧。我不想自己卖书，没有精力，也不舍得。我送给你，当是赠予爱书人了。”

　　很难办，但我心软，到底也接受了。后来几天，狭窄的居所不断收到书箱，收拾出来费了好大功夫。对我也是警醒：以后买书，必须有明确的方向，不能随意积累。不要的书应尽早放回市场，给更需要的人。这些书我清点了一番，自己需要的少之又少。请可能需要的同学上门挑选了几轮，所幸散出去一些。最后选出很少的一部分、确认没有老师签名或钤印的，才决定卖至旧书店。而辗转多家，均拒而不受，说太过时，不敢收，不如卖废纸。我舍不得，后来旧书店银林堂的老爷爷接受了这批书，当然并不给钱。以旧书行业的观点来看，这些书的确是应当“废弃”的了。

　　但我们是否真的能准确判断书籍的“价值”?今日当作废纸的普通本，会不会对未来的读者或研究者而言，是有价值的史料?有不少研究，以明清以来的日用书、近代以来的通俗书为研究对象，考察当时的书价、普通人的阅读谱系及获得知识的渠道等等，皆有精彩处。我自己也关注近代以来的医学通俗书，的确是印制粗劣的廉价本，在当时却有大量读者，并是传播医学知识不可忽略的载体。这些资料离善本、珍本的标准差着十万八千里，因此全国各大图书馆都搜罗不全。感谢旧书店，常常能让我遇见一二。数年以来，亦略有积累，为我带来不少新知。想到这里，也觉得“价值”二字颇具危险。哪怕是为后人计，也要对自己的“价值标准”慎之又慎。另外一方面，自己也应当尽量减少产出水平低下的出版物，徒劳占据空间，令后人烦恼。

　　高知县立大学焚书事件曝光之后，校方屡发声明道歉。但舆论不会宽恕，本地《高知新闻》也持续发出《现代版焚书坑儒、高知县立大学图书馆烧掉的历史》《烧成灰烬，高知县大是为了县民而烧书么?》之类情绪愤慨的报道。心痛书籍命运之余，勉强有些庆幸：好在还是身在惜书的年代。上月末，高知县立大学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专门讨论这次焚书事件。在人口减少、经济萧条、人文学科衰退、旧书业萎缩的今日，纵是和平年代也有焚书之虞。如何保全书籍，如何唤醒旧书的生命?或许也不是调查委员会能解决的问题。高知县在经济低迷的四国，文化产业平平，旧书行业更是惨淡，因此我看此次焚书事件，总不忍心斥责太多，更多只是悲哀与叹息，仿佛看到了未来某个断面的预演与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