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管理，也讲服务。成立之初，我们一方面对那些在前期办理出国留学中受到经济损害的学生进行登记，在报纸上进行公告，然后到日本去“化缘”。一些中日友好人士对我们这样的机构比较信任，对中国留学生的状况比较同情，于是我们募集了一些钱，回来以“中心”的名义给这些学生一些帮助。

　　当时护照还是很难申领的，但是学生拿着带有“中心”印章的证明，即可顺利地申办护照。境外学费的缴付也是个问题，有关部门特事特办，专门发了一个“红头文件”，特批了一个外汇账号。我们还特别规定，在学生还没有拿到签证时，学费不得汇出。学生们很欢迎，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国外的学校也能理解，因为有我们的担保，学校也不担心签证出来了，学生不交学费。更重要的是，我们一方面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与境外学校积极沟通，尽可能地帮助学校了解中国学生的需求，努力维护中国学生的各方面权益;另一方面，又站在学校的立场上，帮助它们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及学习能力加以评估，使国外学校招收到真正有留学意愿的学生。

　　4同类中介机构雨后春笋般地起来了

　　我们“中心”作为正规途径成立的留学中介机构，确实起到了一个管理、疏导和服务的作用，并在较短时间内使上海地区留学事务逐渐规范起来，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们这种以管理为先的服务方式已不能适应现实需求了。

　　就境外教育市场而言，除了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欧美的一些国家也逐步向中国留学生开放了。像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加拿大、美国等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教育机构对中国留学生的开放呈现一种上升态势。一些优秀的教育资源、一些主流的教育机构，对中国学生越来越给予了关注。

　　中国自费留学生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龄趋向小龄化，多以高中毕业生赴境外上大学及大学毕业生去读研究生为主。学习目的清晰，学习能力较强，对专业的选择有较强的独立性。简单地讲，就是“出国留学”的重心不在“出国”，而在“留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调整：管理越来越往后退了，教育服务、专业化指导放到前面来了。

　　与此同时，一家或者几家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我们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已经有了业态了。不光是上海，在全国范围内也是这样。所以，在20世纪末，我记得国务院当时有一个工作小组，是教育部、公安部组成的，到我们“中心”来了两次，一起研讨留学中介服务工作。后来，教育部就发了两个关于开展合法的留学中介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留学中介服务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

　　5从原来“一边倒”出国，到“海归”

　　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那些人，后来回国时，有一些学生会来看我们，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出发地。当时，我感到他们最大的骄傲是，在国外留下来了;有时是父母来，告诉我们孩子在那里找到工作了，那是非常骄傲的事情。

　　可是，慢慢地，你会发现情况变了。开始有我们的留学生作为国外企业的代表被派回上海工作了，或是作为办事处的首席代表过来了。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他为以国外企业那个身份并能回国工作而骄傲。

　　后来又不一样了，有人直接回来求职了，到“中心”求职的也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上很担心一些优秀的学生出国会造成人才流失，现在这种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了，显示出从容自信的状态。现在有大批优秀的人才学成回归，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更为瞩目了，而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经济中心，其受关注的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最初留在国外到学成即归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不是说有“海归”嘛，其实在“海归”热潮出来之前我们早就感觉到了。当“海归”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的时候，我们已经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了。

　　再后来，是外籍人士的加入了，他们希望到上海、到中国工作。在三四年前加拿大的一个合作院校，由院长带着几个教师，到我们“中心”来招收留学生，我带着他们参观上海市容，还走访国内院校。在招待他们吃晚饭的时候，几位教师对上海赞不绝口，有老师当即向他们的院长申请要在上海留下来工作，后来真的有两位教师在上海工作了一年。还有国外的人才中介机构与我们联系，提出同我们合作，把国外的人才引荐到中国来，我们还在沟通中。

　　1“洋插队”势头不减，因私出入境服务中心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年轻人开始出国留学。当时出国留学人群主要分三类：一是“文革”后的大学毕业生自寻机会。二是公派。三是经历过“土插队”，纷纷自找门路出去“洋插队”。第三类人群学历较低，人数众多，社会各阶层都有。他们以留学为手段，希望通过出国打工，迅速改变个人命运和家庭经济状况，一般选择对中国学生开放、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劳动报酬高的国家。当时这类国家对中国学生要求比较低，只要你有钱，交得起学费就行。如日本劳动力报酬比国内同行业高出10倍以上。中国学生有了高中文凭，被对方一所语言学校录取(门槛非常之低)，即有可能东渡日本。当时社会上不断传某人出国后，不到半年或一年时间，就往家里大笔大笔地汇款，而且是外汇。这类信息很有诱惑力。哪家孩子出国了，家人会非常自豪，周围亲朋好友也会非常羡慕。

　　报名参加托福考试的中国学生

　　这时“黄牛”出现了。所谓“黄牛”，就是有给你介绍国外学校的，也有帮你换外汇的，而且私下把钱带过去。如果用“出国潮”来形容当时的出国留学热，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当时老百姓不像今天这么有钱，为了出国通常要全家动员，家里凑不齐，就只能借，用当时的话叫“砸锅卖铁”。身边人动员起来为一个人出国，一个人出国，又捎着一些人的出国梦想。办理出国手续的过程中，由于缺失正规渠道，状态完全失控，引发很多问题。在日本，为了接纳这批热情空前高涨的中国留学生，就出现了“学店”。这种“学店”没有教学规模，更谈不上教学管理，师资也不能保证。如果办事不顺，学生被拒签，“黄牛”人间蒸发，学费就可能追索无门了。

　　一面是出国留学热潮势头不减，一面是引发众多社会问题。于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团市委出面，成立一个机构，采取社会化方式稳妥地处理这件事情，由此就产生了我们这个“因私出入境服务中心”(下称“中心”)。

　　2门庭若市，连玻璃门窗都被挤碎

　　我们“中心”是1987年开始登台亮相的，从全国来看，是最早的一家。最初，办公地点设在瑞金宾馆对面的“卡门舞厅”，一个沿街面的房子。那个时候，这间大屋子每天挤满18岁到30岁的年轻人，挤不下了，就挤到马路上。有一次，我们的玻璃窗也被挤碎了。在有关部门协调下，我们找到了乌鲁木齐路15弄4号。这是一个独立院落，在弄堂尽头，我们把“中心”搬了过去。

　　周围的居民见“中心”搬来了，也带来了那么多的青年学生，不嫌吵闹，反倒高兴，因为“发财”的机会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每天叫号服务的，好像每天发200个号，排在后面的可能当天就无法办理手续。因此，周围的居民摆小凳子做起了代排队“生意”，而且生意非常好。另外卖茶水的，卖水笔的，生意也不错。有人戏言：出国的还没有发，他们倒先发起来了。

　　当时来办手续的人实在是多，“中心”的社会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打车到“中心”不用报地址，只说去办理出国的地方，就准能找到门了。我们的院子外围着铁栏杆，再配上黑色的大铁门，完全是票证时代出售热门商品地方的那种感觉。

　　3保护中国留学生利益

　　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的指导对我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当时有一个领导小组，组成单位是市教卫办、市外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现为出入境管理局)。这个领导小组指导下的上海市因私出入境服务中心，作用和使命是明显、清晰的。

　　首先，我们合法机构存在，使“黄牛”没有生存空间。真所谓是“修明渠，堵暗道”。其次，我们与招留学生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取得联系，请他们帮助甄别境外学校的真伪和水准;与符合条件的学校建立契约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尽可能保护中国学生的合法权益。

　　我们讲管理，也讲服务。成立之初，我们一方面对那些在前期办理出国留学中受到经济损害的学生进行登记，在报纸上进行公告，然后到日本去“化缘”。一些中日友好人士对我们这样的机构比较信任，对中国留学生的状况比较同情，于是我们募集了一些钱，回来以“中心”的名义给这些学生一些帮助。

　　当时护照还是很难申领的，但是学生拿着带有“中心”印章的证明，即可顺利地申办护照。境外学费的缴付也是个问题，有关部门特事特办，专门发了一个“红头文件”，特批了一个外汇账号。我们还特别规定，在学生还没有拿到签证时，学费不得汇出。学生们很欢迎，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国外的学校也能理解，因为有我们的担保，学校也不担心签证出来了，学生不交学费。更重要的是，我们一方面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与境外学校积极沟通，尽可能地帮助学校了解中国学生的需求，努力维护中国学生的各方面权益;另一方面，又站在学校的立场上，帮助它们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及学习能力加以评估，使国外学校招收到真正有留学意愿的学生。

　　4同类中介机构雨后春笋般地起来了

　　我们“中心”作为正规途径成立的留学中介机构，确实起到了一个管理、疏导和服务的作用，并在较短时间内使上海地区留学事务逐渐规范起来，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们这种以管理为先的服务方式已不能适应现实需求了。

　　就境外教育市场而言，除了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欧美的一些国家也逐步向中国留学生开放了。像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加拿大、美国等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教育机构对中国留学生的开放呈现一种上升态势。一些优秀的教育资源、一些主流的教育机构，对中国学生越来越给予了关注。

　　中国自费留学生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龄趋向小龄化，多以高中毕业生赴境外上大学及大学毕业生去读研究生为主。学习目的清晰，学习能力较强，对专业的选择有较强的独立性。简单地讲，就是“出国留学”的重心不在“出国”，而在“留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调整：管理越来越往后退了，教育服务、专业化指导放到前面来了。

　　与此同时，一家或者几家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我们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已经有了业态了。不光是上海，在全国范围内也是这样。所以，在20世纪末，我记得国务院当时有一个工作小组，是教育部、公安部组成的，到我们“中心”来了两次，一起研讨留学中介服务工作。后来，教育部就发了两个关于开展合法的留学中介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留学中介服务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

　　5从原来“一边倒”出国，到“海归”

　　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那些人，后来回国时，有一些学生会来看我们，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出发地。当时，我感到他们最大的骄傲是，在国外留下来了;有时是父母来，告诉我们孩子在那里找到工作了，那是非常骄傲的事情。

　　可是，慢慢地，你会发现情况变了。开始有我们的留学生作为国外企业的代表被派回上海工作了，或是作为办事处的首席代表过来了。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他为以国外企业那个身份并能回国工作而骄傲。

　　后来又不一样了，有人直接回来求职了，到“中心”求职的也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上很担心一些优秀的学生出国会造成人才流失，现在这种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了，显示出从容自信的状态。现在有大批优秀的人才学成回归，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更为瞩目了，而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经济中心，其受关注的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最初留在国外到学成即归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不是说有“海归”嘛，其实在“海归”热潮出来之前我们早就感觉到了。当“海归”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的时候，我们已经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了。

　　再后来，是外籍人士的加入了，他们希望到上海、到中国工作。在三四年前加拿大的一个合作院校，由院长带着几个教师，到我们“中心”来招收留学生，我带着他们参观上海市容，还走访国内院校。在招待他们吃晚饭的时候，几位教师对上海赞不绝口，有老师当即向他们的院长申请要在上海留下来工作，后来真的有两位教师在上海工作了一年。还有国外的人才中介机构与我们联系，提出同我们合作，把国外的人才引荐到中国来，我们还在沟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