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庇特”(Jupiter)导弹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开发的一型“中程弹道导弹(IRBM)”，用于部署在北约欧洲盟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与苏联达成秘密协议，以拆除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为代价换取苏联撤走古巴导弹。随后，美、土两国在撤离导弹的方式和补偿方案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矛盾，这反映出冷战时期美国及其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着眼点和利益诉求方面存在分歧。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土耳其“朱庇特”导弹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放在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框架内展开的，也有部分学者在研究美土关系时有所涉及。总体而言，学界对美国撤离“朱庇特”导弹决策中关于土耳其因素的考虑，特别是美土交涉过程，缺乏专门论述，有关这一事件对美土关系的影响着墨较少。笔者通过解读史料发现，美苏之间的“导弹交易”行为破坏了土耳其对美国的信任，而后美国在补偿条件上未能满足土耳其的要求，加深了两国间的信任危机，促使土耳其重新审视过往的“亲西方”对外政策。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美国、苏联和土耳其的档案文献，对美国撤离“朱庇特”导弹的决策及美土交涉过程做完整梳理，探究美土在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根源及其造成的影响。

　　一、“朱庇特”导弹的部署与早期替代方案

　　20世纪50年代，随着导弹技术的进步，美国和苏联都意识弹道导弹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将其作为重点开发项目。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了“雷神”(Thor)、“朱庇特”(Jupiter)两种中程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主要部署在欧洲盟国。在苏联率先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后，为了弥补所谓的“导弹差距”和满足北约盟国分享核武器控制权的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加快推进中程弹道导弹的部署计划。1957年12月，北约在巴黎首脑会议上正式做出了部署中程导弹的决议。

　　中程导弹计划出台伊始，土耳其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北约巴黎首脑会议上，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AdnanMenderes)表示，“中程导弹和其他种类的核武器应该尽可能多地被部署在所有的北约国家”。外长佐鲁(FatinZorlu)认为，“拥有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唯一方式”。土耳其军方也热切期盼引进中程导弹。土耳其之所以迫切希望引入中程导弹，主要有军事、政治和心理三方面的考虑。在军事层面，土耳其希望通过引入威慑性武器缓解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改善安全环境;在政治层面，中程导弹作为一种政治象征，能够提升土耳其在北约中的地位，密切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以此获得西方阵营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心理层面，“朱庇特”导弹象征着北约盟国对土耳其的安全保证，能给土耳其政府和民众带来安全感。

　　事实上，最初在商讨部署中程导弹候选国家的时候，土耳其并不是优先的选择对象。时任美国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LaurisNorstad)曾担忧“将中程导弹部署在苏联边境地区可能会刺激苏联，并引发其他欧洲国家的焦虑情绪”，况且土耳其也不具备维持弹道导弹运转所需的工业基础。应当说，土耳其方面的强烈意愿对导弹最终部署在本国境内起了推动作用。经过多轮谈判，1959年9月18日，土耳其正式签署了部署导弹的协议。依照协议，土耳其将接受15枚“朱庇特”导弹，导弹归土耳其所有，核弹头由美国控制，只有在得到北约授权并经过美、土两国政府批准，导弹才能使用，部署工作按计划将于1961年底完成。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军事技术的提高、军事战略的转变和政治层面的顾虑，在土耳其“朱庇特”导弹基地建设尚在进行之时，美国便已考虑放弃该计划。在美国的弹道导弹发展计划中，洲际弹道导弹才是核心，中程导弹只是弥补前者数量和技术上不足的“权宜之计”。作为第一代中程导弹，“朱庇特”所采用的技术理念并不先进，存在着发射准备时间长、易被摧毁等缺陷。随着导弹技术的突飞猛进，“朱庇特”很快濒临落伍。在战略层面，中程导弹计划脱胎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主要用于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继任的肯尼迪政府的军事战略更为强调二次核打击能力，以“北极星”(Polaris)为代表的海基弹道导弹由于生存能力强而受到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青睐。此外，在土耳其部署“朱庇特”导弹对苏联西南腹地构成了严重威胁，招致苏联方面的严厉指责。美国也有分析人士意识到在土耳其建设导弹基地可能会刺激苏联将核武器部署在美国的周边，尤其是古巴。

　　“朱庇特”(Jupiter)导弹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开发的一型“中程弹道导弹(IRBM)”，用于部署在北约欧洲盟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与苏联达成秘密协议，以拆除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为代价换取苏联撤走古巴导弹。随后，美、土两国在撤离导弹的方式和补偿方案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矛盾，这反映出冷战时期美国及其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着眼点和利益诉求方面存在分歧。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土耳其“朱庇特”导弹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放在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框架内展开的，也有部分学者在研究美土关系时有所涉及。总体而言，学界对美国撤离“朱庇特”导弹决策中关于土耳其因素的考虑，特别是美土交涉过程，缺乏专门论述，有关这一事件对美土关系的影响着墨较少。笔者通过解读史料发现，美苏之间的“导弹交易”行为破坏了土耳其对美国的信任，而后美国在补偿条件上未能满足土耳其的要求，加深了两国间的信任危机，促使土耳其重新审视过往的“亲西方”对外政策。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美国、苏联和土耳其的档案文献，对美国撤离“朱庇特”导弹的决策及美土交涉过程做完整梳理，探究美土在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根源及其造成的影响。

　　一、“朱庇特”导弹的部署与早期替代方案

　　20世纪50年代，随着导弹技术的进步，美国和苏联都意识弹道导弹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将其作为重点开发项目。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了“雷神”(Thor)、“朱庇特”(Jupiter)两种中程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主要部署在欧洲盟国。在苏联率先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后，为了弥补所谓的“导弹差距”和满足北约盟国分享核武器控制权的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加快推进中程弹道导弹的部署计划。1957年12月，北约在巴黎首脑会议上正式做出了部署中程导弹的决议。

　　中程导弹计划出台伊始，土耳其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北约巴黎首脑会议上，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AdnanMenderes)表示，“中程导弹和其他种类的核武器应该尽可能多地被部署在所有的北约国家”。外长佐鲁(FatinZorlu)认为，“拥有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唯一方式”。土耳其军方也热切期盼引进中程导弹。土耳其之所以迫切希望引入中程导弹，主要有军事、政治和心理三方面的考虑。在军事层面，土耳其希望通过引入威慑性武器缓解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改善安全环境;在政治层面，中程导弹作为一种政治象征，能够提升土耳其在北约中的地位，密切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以此获得西方阵营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心理层面，“朱庇特”导弹象征着北约盟国对土耳其的安全保证，能给土耳其政府和民众带来安全感。

　　事实上，最初在商讨部署中程导弹候选国家的时候，土耳其并不是优先的选择对象。时任美国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LaurisNorstad)曾担忧“将中程导弹部署在苏联边境地区可能会刺激苏联，并引发其他欧洲国家的焦虑情绪”，况且土耳其也不具备维持弹道导弹运转所需的工业基础。应当说，土耳其方面的强烈意愿对导弹最终部署在本国境内起了推动作用。经过多轮谈判，1959年9月18日，土耳其正式签署了部署导弹的协议。依照协议，土耳其将接受15枚“朱庇特”导弹，导弹归土耳其所有，核弹头由美国控制，只有在得到北约授权并经过美、土两国政府批准，导弹才能使用，部署工作按计划将于1961年底完成。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军事技术的提高、军事战略的转变和政治层面的顾虑，在土耳其“朱庇特”导弹基地建设尚在进行之时，美国便已考虑放弃该计划。在美国的弹道导弹发展计划中，洲际弹道导弹才是核心，中程导弹只是弥补前者数量和技术上不足的“权宜之计”。作为第一代中程导弹，“朱庇特”所采用的技术理念并不先进，存在着发射准备时间长、易被摧毁等缺陷。随着导弹技术的突飞猛进，“朱庇特”很快濒临落伍。在战略层面，中程导弹计划脱胎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主要用于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继任的肯尼迪政府的军事战略更为强调二次核打击能力，以“北极星”(Polaris)为代表的海基弹道导弹由于生存能力强而受到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青睐。此外，在土耳其部署“朱庇特”导弹对苏联西南腹地构成了严重威胁，招致苏联方面的严厉指责。美国也有分析人士意识到在土耳其建设导弹基地可能会刺激苏联将核武器部署在美国的周边，尤其是古巴。

　　1961年2月，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原子能委员会(AEC)向肯尼迪总统递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朱庇特”导弹存在种种缺陷，并不能保护北约盟国的安全，反倒可能遭到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建议终止“朱庇特”导弹项目，用携带“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取而代之。“北极星”导弹是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海军开发的一种潜射弹道导弹(SLBM)，在美国的文献材料和学术专著中一般用“北极星潜艇(PolarisSubmarine)”来指代携带“北极星”导弹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文内借用该表述。综合上述考虑，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一方面指令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对土耳其的中程导弹项目进行评估，研究用“北极星”潜艇替换“朱庇特”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也顾及取消部署计划在政治上可能面临的困难，提议“仅向土耳其表达取消部署的意愿，如果土耳其方面表示反对，那么美国不应就此事施压”。肯尼迪指示国务卿腊斯克在中央条约组织(CENTO)会议上同土耳其代表就此事展开接洽。

　　正如美国方面所料，终止“朱庇特”导弹项目的建议遭到了土耳其的坚决反对。当腊斯克向土耳其外长萨佩尔(SelimSarper)提出取消“朱庇特”导弹计划时，萨佩尔的反应相当激烈，他指出土耳其政府递交的“朱庇特”导弹项目预算刚刚得到大国民议会的批准，如果在此时取消该项目，将会使土耳其政府非常难堪。此外，如果在部署“北极星”潜艇之前取消“朱庇特”导弹项目，会动摇土耳其人的意志。因为坐落在土耳其领土上的“朱庇特”导弹代表着美国的安全保障，它对提升土耳其国民的自信心非常重要，而游弋在地中海上的“北极星”潜艇则达不到这种效果。1961年5月12日，土耳其总统古尔塞勒(CemalGursel)指令萨佩尔同诺斯塔德举行会谈。萨佩尔表示，“不能仅从军事的角度衡量‘朱庇特’导弹具有的价值，还应考虑该计划对于土耳其的政治和心理意义”，希望诺斯塔德能够谨慎客观地衡量“朱庇特”导弹所拥有的价值。

　　土耳其方面的不妥协态度，促使美国重新考虑是否应终止“朱庇特”导弹项目。经多方研究后，美国政策设计司(PolicyPlanningStaff)认为，鉴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峰会上的强硬立场，取消中程导弹计划可能会被视为向苏联示弱的表现，而且土耳其方面态度坚决，所以土耳其“朱庇特”导弹计划不应被取消。肯尼迪对此表示认可，“朱庇特”项目的运作得以继续进行，并于1962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

　　从肯尼迪政府放弃取消该项目可以看出，决定“朱庇特”导弹去留的主要因素来自政治层面，一是盟国土耳其的意愿，二是国际局势的变化。正因如此，随着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美国和土耳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改变，“朱庇特”导弹问题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二、美国“导弹交易”决策中的土耳其因素

　　1962年10月16日，当美国确认苏联正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后，华盛顿决策层一方面考虑诉诸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在寻求通过谈判的方式促使苏联放弃在古巴部署导弹。美方很快认识到，相较之于在柏林等问题上做让步，军事价值更低的“朱庇特”导弹无疑是合适的谈判筹码。10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E.Stevenson)最早建议肯尼迪同赫鲁晓夫讨论“导弹交易”问题。肯尼迪在18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和2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均提议对撤走土耳其的导弹问题进行讨论，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McGeorgeBundy)对此表示赞同。24日，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泰勒(WilliamR.Tyler)、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塔尔伯特(PhillipsTalbot)、政策设计司主任罗斯托(WaltW.Rostow)联名向腊斯克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私下同土耳其和意大利政府磋商，敦促两国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在地中海地区海基核力量部署就绪后同意撤走本国的陆基中程导弹。

　　其实，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导弹交易”也存在着颇多顾虑。因为“朱庇特”导弹是依据北约集体决议部署在土耳其的，北约盟国可能会把“导弹交易”视作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而出卖盟国利益的行为，甚至可能造成北约的瓦解。其中，美国最担忧土耳其的反应。先前用“北极星”替换“朱庇特”导弹的提议已经引起土方的强烈不满，如果以牺牲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来换取美国的安全，美土关系势必遭到冲击。美国政策设计司和国务院情报研究室都指出，美国单方面撤走“朱庇特”导弹会对土耳其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可能导致土耳其政府的垮台，甚至会增加土耳其摆脱北约的“中立”主义倾向，或迫使他们考虑缓和同苏联阵营的关系。腊斯克也认为，古巴与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不具有可比性，将消除古巴的威胁与拆除“朱庇特”导弹相连，可能会危及美土关系，并降低土耳其在北约中的地位，因此需要慎重处理以免伤害美国同重要盟国土耳其的关系。为此，腊斯克要求美国驻北约代表芬莱特(ThomasK.Finletter)和驻土耳其大使黑尔(RaymondA.Hare)对撤走“朱庇特”导弹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进行评估。

　　在评估报告中，芬莱特指出，土耳其人将“朱庇特”导弹视为盟国不惜使用核武器保卫土耳其的象征，“朱庇特”导弹落后、易被摧毁的缺陷并不影响土耳其人的上述认识，因而任何撤走导弹的建议都无法得到土耳其人的支持。即使在迫不得已情况下需要撤走导弹，也只能以核裁军的名义进行。对于补偿方案，芬莱特提议组建一支隶属于北约南方司令部的舰艇编队，搭载“北极星A-2”导弹。该舰艇编队将部署在地中海地区，由来自美国、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的混合艇员编队来操控。黑尔也强调，“土耳其是骄傲且勇敢的民族，他们非常厌恶将自己与苏联的傀儡古巴同等看待，特别是这样的观点来自西方阵营”。如果在解决古巴危机的背景下撤走“朱庇特”导弹，势必对美土关系造成冲击，甚至危及北约联盟的稳定。土耳其人可能会感到他们的利益被盟国拿来同敌人妥协，美国将面临失去一个极具军事价值的盟友的风险。他建议，如果必须撤走“朱庇特”导弹，那么这一进程应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并且应提供合适的补偿，包括部署“北极星”潜艇和提供其他军事装备。从二人的报告不难看出，说服土耳其人放弃“朱庇特”导弹非常困难，需要在合理的“框架”内解决并提供补偿。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肯尼迪政府逐渐倾向于采取将土耳其与古巴导弹分开处理的双轨政策，一方面公开表示土耳其导弹同古巴导弹不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私下承认“导弹交易”不可避免，并尝试将撤走“朱庇特”导弹放在其他“框架”内进行。

　　与此同时，苏联也考虑以撤走古巴导弹换取美方的某些让步，其中就包含撤走“朱庇特”导弹。1962年10月27日，赫鲁晓夫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发了致肯尼迪的信件，公开要求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换取苏联撤走古巴导弹。赫鲁晓夫的公开声明遭到了土耳其方面的谴责，也给“导弹交易”制造了困难。美国一直希望在秘密的条件下同苏联做交易，如果在公开的条件下接受苏联的条件，北约联盟和美土关系的稳定必将受到冲击。肯尼迪承认，赫鲁晓夫的公开信使撤走土耳其导弹变得非常困难，他们已经无法同土耳其私下讨论“朱庇特”导弹问题。但是，此时古巴导弹基地建设已经接近完工，接着又发生了U-2侦察机被击落的事件，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事态的紧急迫使美国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在27日的执委会上，美国政府各部门对如何应对古巴导弹危机以及是否撤走“朱庇特”导弹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麦乔治·邦迪等人提醒总统撤走土耳其导弹对美土关系造成的损害，然而肯尼迪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美苏之间的军事对抗，因为他意识到“导弹交易”虽然会造成美国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会出现暂时破裂，但这总好过发动一场战争。麦克纳马拉认为，撤走导弹对土耳其的安全是有利的，因为保留“朱庇特”导弹，土耳其将会遭到苏联的进攻，美国不应当给苏联这样的机会。为了减少对美国声誉造成的损害，肯尼迪甚至提议，让土耳其或其他北约国家公开提出用土耳其导弹同古巴导弹做交易。不过，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W.Ball)认为，暂时不要向土耳其人提及撤走导弹一事，以免引起土耳其人的激烈反应。腊斯克也表示，撤走土耳其导弹应放在北约框架内解决，不要与古巴导弹问题联系在一起。经权衡利弊，美国决策层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动用军事手段摧毁古巴的导弹基地风险过大，通过“导弹交易”来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为了安抚土耳其政府，肯尼迪同日指示黑尔大使向土耳其外长埃尔金(FeridunErkin)致电转达美国的立场。声明古巴和土耳其导弹基地没有可比性，美国已经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导弹交易”方案，承诺在征得土方同意之前不会有任何涉及土耳其的行动。同时，在电报中也释放出试探性信息，指出土耳其面临苏联军事报复的风险，如果土方希望在北约框架内用更先进的武器替换“朱庇特”导弹，那么美国准备用部署在东地中海的“北极星”潜艇来保护土耳其的安全，最终的决定权在土耳其手中。

　　27日晚，美国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F.Kennedy)接受总统指令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Dobrynin)举行了秘密会谈。在会谈中，罗伯特·肯尼迪承诺“美国会在4至5个月内撤走土耳其的导弹，但是需要在北约框架内完成一些程序”，他强调“当前关于土耳其的问题需要保密”。28日，赫鲁晓夫在致肯尼迪的信中表示同意撤走苏联在古巴的导弹，而在该信中并未提及土耳其导弹的事项。同日，赫鲁晓夫还向肯尼迪递交了一封密信，对肯尼迪总统不希望公开讨论土耳其导弹问题的立场表示理解。随后，苏联拆除了古巴导弹基地，历时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最终以非军事手段得到解决。

　　在“导弹交易”决策期间，华盛顿决策层虽探讨过此举对盟国土耳其的影响，但是美国自身的利益显然是更优先的考虑。为避免事态复杂化，美国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与土方沟通，造成美土彼此间不能理解对方的意图。华盛顿依照自己意志设定撤走“朱庇特”导弹的框架，与土耳其的意愿相去甚远。

　　三、土耳其对撤离“朱庇特”导弹的态度

　　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土耳其政府立即表态支持美国的行动。1962年10月23日，土耳其总理伊诺努(IsmetInonu)致信肯尼迪，表示土耳其完全支持美国在危机期间所采取的行动，并准备给予美国一切必要的帮助。总统古尔塞勒强调：“美国是土耳其的朋友和盟友，我们必须支持美国在古巴危机中的立场，并尊重北约联盟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土耳其社会各界也普遍表达了对美国的支持，主要反对党正义党对土耳其政府支持美国的决定表示赞同，认为这符合土耳其对盟友的责任以及本国在北约中的地位。可以说，土耳其政府和社会都非常信任美国这个盟友，不相信美国会做出有损于北约团结的事情。

　　虽然美国决策层在探讨“导弹交易”时并未向土耳其透露相关信息，但是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将土耳其与古巴导弹基地联系起来。1962年10月25日，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Lippmann)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解决(古巴)僵局的途径，是肯尼迪撤回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换取赫鲁晓夫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媒体的声音引发了土耳其方面的不满，担忧这是西方国家政府释放出的信号。土耳其认为，他们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切实地履行了对盟国的责任，理应受到尊重，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安全利益被拿来同敌国做交换。25日，土耳其驻美大使梅内曼吉奥卢(TurgutMenemencioglu)同塔尔伯特举行了紧急会谈，转达了土耳其政府的意见，对部分美国评论人士将土耳其等同于古巴的论断表示强烈反对。他强调部署“朱庇特”导弹是北约的集体决策，是土耳其履行北约集体安全协议的体现。梅内曼吉奥卢还特别指出，自己的国家曾经为北约和联合国集体安全做出过卓越贡献，他们非常厌恶将土耳其等同于古巴，土耳其的朋友更不应将两者相提并论。同日，埃尔金也向黑尔大使明确表示，“土耳其政府对任何将土耳其导弹与古巴导弹同等对待的做法都深恶痛绝”。在10月29日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土耳其代表指责“某些北约国家媒体受到赫鲁晓夫公开声明的怂恿，鼓吹将‘朱庇特’导弹与古巴导弹相提并论，土耳其政府认为这是非常不幸的”。土耳其驻联合国大使库拉尔(AdnanKural)也向阿德莱·史蒂文森抱怨“涉及土耳其导弹的不严谨且无知的言论不仅存在于中立国家，还存在于部分盟国当中”。他对美国某些媒体持这种意见表示格外关注。

　　鉴于土耳其方面的强硬态度，华盛顿以否认“导弹交易”的存在来安抚土耳其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向库拉尔保证不会将土耳其导弹同古巴危机联系在一起，相关事项将在危机解决后在核裁军的框架内进行。在谈判中如果涉及土耳其基地问题，那么在此之前美国将会同土耳其和北约进行充分磋商。美方做出的“不存在所谓导弹交易”，“采取行动前会与土耳其充分协商”的保证暂时安抚了土耳其人的情绪。土耳其对肯尼迪拒绝同苏联进行“导弹交易”的决定表示感谢，但也并未完全打消疑虑。

　　通过土耳其方面的表态可以看出，他们的立场是不接受将自己与古巴相捆绑的“导弹交易”。原因有三：一，“朱庇特”导弹的部署依据的是北约集体决议。土耳其依赖于北约的集体安全协议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如果美国为了本国的安全利益而违反北约集体决议，那么将意味着北约的集体安全原则变得无效;二，土耳其申请加入北约时，曾遭遇来自其他成员国的强大阻力，土耳其一直担忧不能被北约成员国平等对待，如果发生“导弹交易”，会让土耳其人感到自己被北约所抛弃;三，土耳其是拥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国家，他们“为自己不做大国的附庸而感到骄傲”。

　　虽然反对“导弹交易”，但在是否保留“朱庇特”导弹的问题上，土耳其政府的立场已悄然发生变化。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曾发出威胁，要求土耳其拆除“朱庇特”导弹，否则将会成为苏联核打击的目标。与大力推动导弹部署的土耳其民主党政府和军方不同，执政的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并不热衷于利用核武器来保卫国家，他们意识到“军事实力的增强不意味着安全系数的增加，拥有核导弹以及成为北约成员国并不能有效地遏制敌人”。因此，对撤走“朱庇特”导弹的提议不再坚决反对。面对美国释放出的信号，库拉尔表示可以在核裁军框架内讨论拆除土耳其导弹基地的问题。伊诺努在事后回忆当时面临的抉择时称：“美国告诉土耳其领导人他们想撤走‘朱庇特’导弹，因为它们已经濒临淘汰，美国将用‘北极星’核潜艇来取代它们。我们认为美国的建议是合理的，所以接受了他们的提议。”由于美国在公开场合始终不承认“导弹交易”的存在，如能找到合理的“框架”作掩护，那么撤走“朱庇特”导弹是可行的。即便如此，土耳其政府和民众还是从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觉察到了美苏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秘密协议。他们担忧西方盟国在关键时刻会牺牲土耳其的利益，对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保证产生了怀疑。这些因素为日后撤离“朱庇特”导弹的谈判增加了难度。

　　四、美国与土耳其关于撤离“朱庇特”导弹的交涉

　　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国便开始考虑撤离“朱庇特”导弹的具体工作。鉴于土耳其方面对“导弹交易”的反感态度，以及对北约集体安全协议的重视，美国在处理撤离“朱庇特”导弹事务时秉持两个原则。一，在北约框架内解决此事，强调撤走“朱庇特”导弹是北约武器系统的更新换代;二，避免将此事同解决古巴导弹危机联系起来。为了不留下与苏联进行交易的印象，美国并未在危机结束后立即与土耳其商谈撤走“朱庇特”导弹。

　　劝说土耳其同意放弃“朱庇特”导弹的关键是补偿方案。美方知晓“朱庇特”导弹是西方阵营保卫土耳其安全的重要象征，所以替代性的武器也应满足这样的条件。美国考虑的方案是在地中海地区部署隶属于北约“多边核力量”的“北极星”潜艇。相较之于古巴导弹危机前的类似提议，新方案承诺土耳其将以某种形式参与到“多边核力量”计划当中。华盛顿认为，“多边核力量”计划体现了美国与盟国分享核武器控制权的精神，能够填补“朱庇特”导弹带给土耳其人的政治和心理诉求。但是，“多边核力量”计划赋予盟国的武器控制权难以同土耳其对“朱庇特”导弹的所有权和操控权相提并论。根据1959年协议，“朱庇特”导弹(核弹头除外)归土耳其所有，他们通过配属在导弹部队中的人员对导弹实行操控，“任何剥夺他们这种权力的替代方案都会引起土耳其人的抵触”。为满足土耳其人分享武器控制权的诉求，政策设计司提议组建一支由北约南方司令部下辖的临时性“多边核力量”舰队。黑尔大使也进一步指出，要确定土耳其人在舰队的指挥机构和武器的管控系统中所担任的角色。需要说明的是，“多边核力量”计划在当时尚处于筹建阶段，美方并未深入研究土耳其参与该计划的具体细节。

　　美国在1962年12月的北大西洋理事会巴黎会议上，正式向土耳其提出了撤走“朱庇特”导弹的建议。在同土耳其国防部部长桑贾尔(IlhamiSancar)的会谈中，麦克纳马拉转达了美方的立场。1.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导弹交易”方案;2.“朱庇特”导弹在技术上已经落伍，几乎没有军事价值;3.柏林等地可能会在近期爆发危机，保留“朱庇特”导弹可能会使土耳其再次遭受战争风险;4.北约将用“北极星”潜射导弹替代它们。桑贾尔表示会将建议递交至土耳其内阁进行讨论，提出替代方案应该综合考虑军事和政治因素，在军事上应该能够覆盖“朱庇特”导弹所能覆盖的战略目标，在政治上不能损害土耳其军民对盟国的信心，不能给人以土耳其被盟国抛弃的印象。此外，桑贾尔还提议提前交付可以携带核弹头的F-104战斗机。随后，腊斯克在同埃尔金的会谈中也转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与土方的谈判中，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都展现出“站在土耳其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姿态，强调继续保留“朱庇特”导弹可能会在危机发生时给土耳其国家安全带来隐患，而用“北极星”潜艇将其替换是有益的。

　　此后，土耳其政府部门对撤离导弹的环节进行了讨论，认为如果能够使本国精英阶层相信替代武器更有效，那么做出撤走“朱庇特”导弹的决定将不存在太多障碍。经过磋商，埃尔金提出了关于撤离“朱庇特”导弹的几点意见：首先，要做好舆论准备，应该由美国提出北约准备进行战略调整，这将有助于增强西方阵营的遏制能力，撤走“朱庇特”导弹属于战略调整过程中对武器系统的更新换代;其次，北约将会提供不易被摧毁的现代化武器来保卫土耳其，包括“北极星”潜艇;随后，土耳其将发布撤走“朱庇特”导弹的声明。后来，埃尔金在与内阁成员和军方商谈后提议，撤走导弹的表述应该彰显美土等国合作推进军事现代化，而不应给人以美国提出建议、土耳其被动接受的印象，尤其要避免同古巴危机和“导弹交易”相关联。

　　从桑贾尔和埃尔金等土耳其官员的表态中能够看出，尽管心存顾虑，但土耳其政府已经认同“朱庇特”导弹撤走的决定，并愿就此事与美方沟通。土耳其所坚持的原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合理的框架内解决，二是提供合适的补偿方案，同时还要顾及土耳其的国家荣誉和民众信心，避免引发军民的担忧和舆论的质疑。这已经同美国的立场相近，美方表示会尊重土耳其的意见。

　　土耳其政府考虑接受撤走“朱庇特”导弹的消息，引发了该国各界的广泛争论，并且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自1961年新宪法颁布后，土耳其国内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民主自由氛围，反对党、媒体评论人员和学者，都能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质疑和批评。土耳其主流媒体发表了大量国内知名学者和专栏作家撰写的评论，西方媒体关于“朱庇特”导弹问题的报道也被土耳其报纸广泛转载。有些舆论揣测美苏之间存在某种交易。有些舆论则主张，撤走“朱庇特”导弹会导致土耳其在北约中的地位下降，美国和北约的援助也会随之削减。这些舆论让反对党和公众开始质疑撤离“朱庇特”导弹是否同古巴导弹问题存在关联，更在土耳其社会中引发了关于本国在北约中地位的担忧。舆论的报道和公众的质疑“已经让土耳其外交部门陷入窘境，在没有得到来自华盛顿方面的确切信息的情况下他们不知该如何回应”。受舆论影响，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召开讨论外交政策的临时会议。为此，乔治·鲍尔特意向埃尔金转达了用于应对国会质询的信息：“媒体上关于拆除‘朱庇特’导弹将导致土耳其在北约中地位发生变化的报道，都是猜测性并且是不严肃的。涉及‘朱庇特’导弹的讨论，只是北约对所属武器系统价值的例行评估，而北约武器系统的更新换代将会更有效地保障土耳其的安全。”腊斯克也向安卡拉致信，赞誉土耳其为北约集体安全做出的贡献，保证土耳其将参加到构建中的北约“多边核力量”当中，并表示将派“北极星”潜艇造访土港口以“增强民众的安全感”。他还指出，撤离“朱庇特”导弹是北约武器更新的一部分，并非单独针对土耳其，英国的“雷神”导弹和意大利导弹也将被撤走。黑尔在转交腊斯克信件时也强调土耳其在北约集体安全中起到的“基石般的作用”。在得到美方的保证后，埃尔金在大国民议会参议院外交政策辩论中指出：1.所有涉及“朱庇特”导弹的变更都会放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2.土耳其的安全将会得到充分保障;3.华盛顿曾拒绝莫斯科提出的“导弹交易”方案，美国不会出卖土耳其的利益。此外埃尔金还解释道，媒体上关于撤走导弹会降低土耳其在北约中地位的报道是不可信的。埃尔金的声明虽未引起国会议员的质疑，但国内精英阶层对撤走导弹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忧虑，迫使土耳其政府在参与“多边核力量”的形式方面提高要求。

　　在美土两国围绕撤离“朱庇特”导弹展开的谈判中，土耳其参与“多边核力量”的方式一直是争议的焦点。经过舆论的发酵和大国民议会的辩论，参与“多边核力量”的方式已经被提升至关乎土耳其在北约地位的高度，土耳其方面开出的条件也超出了美国的所能给予的上限。1963年1月18日，土耳其召开由总理伊诺努主持的内阁会议，决定原则上接受撤走“朱庇特”导弹，同时提出由土耳其军官操控“北极星”核潜艇，派遣两批土耳其艇员赴美国接受训练等条件。对此，美国表示不能接受。美国国务院希腊、土耳其和伊朗事务办公室主任约翰·鲍林(JohnW.Bowling)指出，“多边核力量”正在筹划中，不可能为了满足土耳其人的要求而破坏该计划的整体进程，现阶段更不可能将“北极星”潜艇置于外国人操控下，而训练土耳其船员“既没有时间，他们也没有相关经验”。1月23日腊斯克致电黑尔大使，就土耳其人提出的要求做了答复。腊斯克表示，美国欢迎土耳其参与“多边核力量”计划，但是由土耳其人操控“北极星”潜艇将会打乱这一计划的整体安排，是不能接受的。美国将会考虑让土耳其人作为观察员登上“北极星”潜艇。从美方的表态来看，华盛顿不希望土耳其过度参与“多边核力量”计划，能接受的方案仅是让土耳其派遣没有实际意义的观察员登上“北极星”潜艇。即便如此，腊斯克还特别指示，在发布声明时不要使用“进驻”的字样，以免留给土耳其观察员他们可以持续参加潜艇巡航任务的印象。美国军方也“不愿看到任何让土耳其真正参加地中海‘北极星’潜艇编队和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局面出现”，海军甚至“对将来外国人员可能会参加‘北极星’潜艇操作表示愤慨和关切”。由此可见，美国许诺让土耳其参加“多边核力量”，主要目的是劝说其放弃“朱庇特”导弹。由于牵涉到北约整体核部署，关于土耳其人参与“多边核力量”的具体方案始终无法出台，华盛顿各部门对此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美方坚持己见不肯让步的做法令土耳其方面感到失望，加深了美土之间的信任危机。

　　尽管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但土耳其政府并未阻止撤走“朱庇特”导弹。1963年2月9日，土耳其政府正式批准撤走导弹。但是，军方非常看重“朱庇特”导弹所拥有的价值，导弹的去留势必会影响到土耳其军队的士气，所以军方并未执行政府的决议，而是就撤离导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在2月12日致麦克纳马拉的信件中，桑贾尔代表军方提议将拆除“朱庇特”导弹同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结合起来，并进一步提出交付装备三个中队的F-104战斗机和其他军用物资等条件。由于军队在土耳其政坛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伊诺努担忧撤回信件会“伤害军方的感情”，从而危及政局稳定。而土耳其军方提出的增加交付F-104战斗机数量的要求将会扰乱战斗机的生产安排，与美国的谈判也可能因此陷入僵局。

　　当时已经迫近美苏之间达成的“古巴导弹危机后4至5个月内撤走土耳其导弹”的最后期限，为了避免拆除导弹的进程被拖延，1963年3月12日，麦克纳马拉派遣富有外交经验的军事援助项目(MAP)主任罗伯特·伍德(RobertJ.Wood)作为特使同土耳其军方举行谈判。根据会谈结果，美国承诺提供更多的F-104战斗机并派遣土耳其军官和飞行员赴美国接受训练，配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也将于4月访问土耳其伊兹密尔(Izmir)港，以显示“朱庇特”导弹已经被更为现代化的武器系统所替代。对于土耳其参与“多边核力量”的形式，则交由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继续讨论。此外，伍德再次向土耳其保证他们在美国和北约的计划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允诺美国今后会加快推进土耳其的军事现代化。

　　从伍德同土耳其军方的会谈结果看，美国做出的实质性让步仅是适量增加F-104战斗机的交付数量，其他承诺大多仅具有象征意义或只是口头保证。不过伍德关于推动土耳其军队现代化的保证，起到了安抚土耳其军方的效果，暂时抑制了土耳其军队因为拆除“朱庇特”导弹而造成的意志动摇和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伍德的访问也为拆除“朱庇特”导弹的工作扫清了障碍。1963年4月24日，最后一枚“朱庇特”导弹被拆除并运离土耳其。至于土耳其参与“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方式，由于该计划本身就存在较大争议，所以进展缓慢，最终的解决方案仅是土耳其派遣11名艇员参加实验性质的、被认为具有“多边核力量”雏形的“克劳德·里基茨(ClauldV.Richetts)”号驱逐舰的巡航工作。但“多边核力量”拖沓的论证过程和参与国之间的貌合神离，已经让土耳其逐渐失去兴趣。就在巡航开始前，土耳其政府宣布由于经费原因退出该计划，并召回了“克劳德·里基茨”号上的艇员。至此，土耳其参加“多边核力量”计划的设想完全化为泡影。

　　五、“朱庇特”导弹撤离对美土关系的影响

　　撤离“朱庇特”导弹对美土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主要由两方面因素递进形成，一是对“导弹交易”的猜疑，二是土耳其参与“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前者引发了土耳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怀疑，后者加深了“导弹交易”造成的美土之间的信任危机。“导弹交易”使土耳其领导人认识到，美国对土耳其的安全承诺仅限于与自身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一旦两者相抵触，华盛顿可能会违背诺言。土耳其民众也认为，美国对待他们就像自己的附庸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将土耳其的利益拿来同敌人做交换。不过，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土耳其政府对核武器的“双刃剑”效应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认识到部署核导弹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还可能将自己卷入一场超级大国主导的核战争中。因而，对撤走“朱庇特”导弹的建议不再抵触。事态发展的结果，取决于“朱庇特”导弹之于土耳其的安全、政治和心理价值是否得到弥补，能否让土耳其感到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保证依然有效。从土耳其开出的谈判条件不难看出，他们对替代武器主要有三个要求：1.隶属于北约;2.具有同样的威慑能力;3.“充分参与”到该武器系统的操控当中。“北极星”潜艇基本上符合前两点，如果华盛顿能满足土耳其最为看重的、关于潜艇的操控权方面的诉求，那么或许能够消弭土耳其因为“导弹交易”而引发的对美国的失望与不满。但是，美国基于北约整体战略的考虑，决定了他们无法满足土耳其人的要求，遑论“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最终结局是胎死腹中。美国的许诺口惠而实不至，导致土耳其人因“导弹交易”而产生的不满与未能参与“多边核力量”的失望情绪相互交织，加剧了土耳其的不安全感和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美土同盟出现松动，两国关系虽并未因此而立即破裂，但矛盾不断涌现。

　　“朱庇特”导弹事件使土耳其认识到，一味追随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并不完全符合国家利益，土耳其政府随后调整了外交政策。正如中东问题专家库尼霍姆(BruceR.Kuniholm)教授所言：“土耳其对美国承诺的怀疑，始于古巴导弹危机……尽管这并没有立即对美土同盟关系造成灾难性影响，却促使土耳其转向以更加独立、多元的视角来审视涉及本国的问题。”在民主氛围日渐浓厚的背景下，土耳其国内对美国的批评声音逐渐增多。来自舆论及民众的压力，也迫使土耳其政府在涉及本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朱庇特”导弹的撤离成为美土关系发展中的分水岭。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土两国已经很难像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那样遵循团结一致的原则。在塞浦路斯等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感情的问题上，土耳其都坚持立场，不做无原则的让步。土耳其态度的转变，致使美土之间围绕若干问题的矛盾激化。1964年土耳其干预塞浦路斯的举措，遭到了约翰逊总统的严厉批评。1974年土耳其对塞岛的入侵更是招致了美国的军事禁运，两国关系跌入谷底。虽然美土关系的恶化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是美国在撤离“朱庇特”导弹事件中的作为，在土耳其人心中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成为推倒美土同盟关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结语

　　冷战时期，美、土两国因共同的战略利益结成了同盟，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美国向土耳其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军事援助，土耳其则追随美国的冷战战略，在西方的防卫体系中发挥美国所要求的作用。然而，美土同盟是非对称性的同盟关系，两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相差悬殊，彼此间对具体问题的认知，以及在某些领域中的利益诉求分歧明显。美土围绕“朱庇特”导弹撤离引发的纠纷，根源便在于此。作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超级大国和全球性盟国体系中的领导者，美国需要统筹考虑全球战略和盟国的利益诉求，但是两者往往难以兼顾。在审视“朱庇特”导弹去留问题时，美国既要从全局角度考虑撤走导弹换来的政治军事回报，又要顾及此举对盟国土耳其带来的影响，但前者无疑处于优先地位。鉴于土耳其拥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华盛顿不希望美土同盟关系因“朱庇特”导弹的撤离而受到破坏。所以，美方在决策过程中也尊重了土耳其的意愿和诉求，避免将此事与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相关联，并许诺让土耳其加入同样体现核分享精神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不过，在随后关于土耳其参加“多边核力量”谈判的过程中，美国仍然从整体角度加以考量，并未满足土耳其的要求。总之，美国在制定撤离“朱庇特”导弹的决策过程中，关于土耳其利益的考虑从未超出其全球或地区整体战略的框架。

　　对于土耳其而言，更多的是从本国政治和安全的角度审视“朱庇特”导弹的去留问题。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希望得到西方世界的尊重和认同，加之面临强邻苏联的威胁，所以在冷战初期，与西方国家密切合作成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逻辑，土耳其的国家安全也被置于由美国领导的北约的庇护之下。在此背景下引入的“朱庇特”导弹，被赋予了军事、政治和心理等多重意义。如要将其撤走，势必会引发连锁效应。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政府一直强调美国和北约战略完全符合土耳其国家利益。1961年新宪法颁布之前的舆论一致原则，使土耳其精英阶层形成了一种固有观念，即美国是土耳其最可靠的盟友，自己的国家安全依赖于美国和北约提供保障。在这种氛围下，他们担忧撤走“朱庇特”导弹会引发土耳其与美国和北约间关系的变化，它们能否提供土耳其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就令人怀疑。而美国基于全球战略采取的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对策，以及对“多边核力量”的安排，并不能被土耳其人所理解。土耳其依赖美国和北约维护安全的定式思维，还有来自军方与舆论的压力，使得他们提出的补偿条件超出了美国所能够给予的上限。透过美、土两国在撤离“朱庇特”导弹问题上的立场可以看到，美国试图在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与维系美土同盟关系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土耳其则希望他们在北约中的地位和盟国的安全承诺不会因导弹被拆除而削弱。但最终，由于美、土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审视问题的视角迥异，两国的利益诉求无法契合。

　　通过对土耳其“朱庇特”导弹部署和撤离全部过程的审视，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即土耳其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诉求是否因接受“朱庇特”导弹而得到满足，又是否因“朱庇特”导弹的撤离而失去?土耳其将“朱庇特”导弹视为盟国用核武器保卫土耳其的象征，代表着美土同盟关系的牢不可破。但是对美国而言，美土同盟关系须服从于美国的全球和局部战略需要，同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朱庇特”导弹是土耳其追随西方遏制苏联的符号，它的存在加剧了苏联对土耳其的敌视，还险些将土耳其拖入核战争中。而“朱庇特”导弹的撤离，为苏土关系的正常化扫除了一大障碍。随着苏土关系的改善，土耳其面临的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压力反而得到缓解。鉴于土耳其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同超级大国结成同盟，在本国部署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的武器系统，并不意味着该国安全环境的改观，甚至可能导致该地区地缘局势复杂化，使当事国陷入新的安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