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者的灵魂是孤独的。被性侵者的灵魂也是孤独的。同在一个孤独的空间，即便是来自陌生人的触摸，也令被触摸者获得了某种存在的慰藉。大江健三郎发问：你以为那个被侵女子是耻辱的欢愉吗?是受虐的欢愉吗?是不得已的欢愉吗?都错了。其实每个人都活在对性的渴望之中。这个渴望有可能用变态的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不，J的流氓性侵却被女人们转换为满足某种存在感的可以接受的一途一景，倒也令我们无语。这就表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性人”。男人需要女人态度里的一种虚伪。女人需要男人行为中的一种无奈。而对性人的男女双方而言，如果觉得自己被别人偷看，就可以发现这个偷看者的灵性。

　　当然，性侵有被抓的可能性。然而恰恰是有可能被抓的这么一种心理状态，才是“我还活着”的一种自醒状态。性侵者的主体性，表现在将自己对象外的每个人身上。因此从表面看性侵者猥亵的是他人，但本质的看猥亵的恰恰是他自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日本被性侵者之所以也少有告发，之所以隐忍为上，并不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崇高使然，而是在于一旦告发，看上去是在寻求自我拯救，但其结果看，则自己这辈子很有可能不再是男人的视线对象，甚至也不再是女人的视线对象。如勇敢告发自己遭遇强奸的美女记者伊藤诗织，现在就面临着非常尴尬的不利局面。这样看无疑是自在之死，主体性之死。

　　这也就是说，性人(男人或女人)只有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才具有更强力的存在感。人沦为性人，或高调宣称我们都是性人，毫无疑问，这其中隐含着个人的挣扎和反抗。只是这种挣扎和反抗，在孤独无助，虚无迷幻的现代社会必定是失败。而失败又加剧这种性人角色的重塑，就越想扮演好自己的性人角色从而彰显存在。“我们都不过是醉鬼。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出于爱情，只是出于本能的情欲。”这正如《性人》小说里，J的妻子蜜子，在与男人不伦的时候，有气无力地述说着的呓语。

　　在当今日本，性人不再是政治之人，也不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人，甚至也不再是性别上的男人和女人。性人将自己的性别角色加以彻底的模糊，使得人人得以以双性的面目出现，并将所谓的意义与爱情击得粉碎。笔者以为这才是日本性文化的一个最大看点，也是大江健三郎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

　　这么一种刷存在感的性人角色，在江国香织的《东京塔》里，则表现为一切依循快乐原则行事。这位美女作家为我们娓娓道来的是雨中东京塔令人伤感，并在这伤感的景色中发酵而成的男女情色故事。既不是感官上的香艳直露，也不是绝口不提的儒雅风流。二位女人都38岁了，而且都成家立业，生活稳定。二个男儿都是18岁的高中生。有的是时间与精力。诗史/透。喜美子/耕二。前者的一对知性些，风雅些。后者的一对野性些，激情些。当然是属于不伦系列的物语。而且是角色颠倒的不伦。不缺失性体验的熟女们，主动求欢于青春大男。这里无关乎道德，无关乎纲常，一切以肉体愉悦为最高最大。

　　这么一种刷存在感的性人角色，在村上春树的《1Q84》里，则表现为一种难以忘怀的“婴幼记忆”。如村上的笔墨落于天吾之际，说天吾最早的情色记忆是在一岁半的时候。母亲脱去衬衣，解开白色衬裙的肩带，让一个不是他父亲的男人吸着乳头。这个男人比父亲“高大年轻，容貌也端正。”母亲闭上眼睛，大口喘息，脸上露出忘情的神色。天吾认为母亲的这种神情与他年长的女友迎来高潮时的表情，非常相似。

　　从性不再是自然行为而是一种文化行为来看，如今的metoo运动的意义，笔者以为恰恰不在于翻脸亮相而在于同处一个屋檐下，如何确认自己作为性人的身份角色才是最为重要的。

　　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日本当红电影《小偷家族》。小偷家族里顺手牵羊的善与援交少女长大成人的善，令人有逻辑颠倒的冷颤。影片中，信代以前的职业是援交少女。而治则是她的客人。组合家庭后，同样做过援交的姐姐亚纪有一天问治：你和信代，还会做吗?这是个关键。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夏日的午后，屋里只有信代和治。二人吃完凉面，治很顺手地解下了信代的吊带连衣裙，说了句“好美啊。”然后是信代压在了治的身上，而不是治压在了信代的身上。显然，这时的信代和治，就是以一个“性人”的本来面目，将过去援交时代的角色加以重新置换——从男人支配到回归到女人支配。在中国大陆上映的《小偷家族》，剪掉了激情戏和援交戏的镜头。于是有观众问：这部电影还有看头吗?但纵观影片，饰演信代的安藤樱，其性感不在于是否脱去衣服，而是她的眼神里始终闪烁着“性人”之光。

　　《小偷家族》中文版海报

　　在日本性文化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一直被我们疏忽怠慢。是个什么概念呢?在笔者看来就是“性人”概念。何为“性人”?在回答这个概念的时候，笔者首先想到了伊藤诗织。

　　这位日本女记者去年出版《黑箱》一书。书中讲述自己被性侵的经历。涉嫌性侵的男子是TBS电视台住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51岁。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物语的主线是被上司性侵。二人是在密室里的行为，被称之为“黑箱”。黑箱能透亮吗?现场没有目击者，甚至当事人自己的记忆都显得模糊不清，很难证明事情是在违背意愿下发生的。事后，警察还一个劲地问被害者是否还是处女的问题。这与案情有关吗?警察说有关。警察还找来等身大的“人形”，要被害者回忆并模仿当时的场景以及二人在床上的关键动作。

　　知道怎样打掉一个人的自信心吗?就如同知道怎样迫使一个人弃教吗?踏绘圣母玛利亚与抱着人形上床，本质是趋同的。而“性人”这个概念恰好就是肉体的欢愉与精神的病态，在现代社会的一个巧妙组合。

　　都知道大江健三郎是诺奖获得者。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小说也曾经被纳入日本官能小说的系列。如发表于1963年的《性人》就是日本情色小说的著名文本，也是“性人”这个概念首次被植入日本文化之中。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恐怕不会忘记这样的场景：当28岁的富二代J性骚扰电车里的女孩，那女孩噙着泪水忽然分开了双腿。当J再一次等待这位女孩，只想和她静静呆在一起，然而女孩再也没有出现过。对这位女孩来说，J只是一个色情狂，在这个社会里，他扮演着一个举足经重的病态角色。而她自己与其在无助无念中绝望，还不以一种病态的方式接受这个病态的社会。

　　日本电车的专用女性车厢(图/库索)

　　在日本，痴汉体验是有风险的。但正因为有风险才更显存在感。在日本，痴汉体验是被禁忌的。但正因为被禁忌的东西才是最想尝试的东西。现代社会的“性人”，就是要在与社会的对立与抗争中，获取被人们认同的存在感。可不，有了这一回的痴汉体验，J也就愈发不可收拾。终于有一天在从涉谷出发的大巴上，J又一次出手伸向一位大个女人。他右手抓住车厢内吊环拉手，左手从后面贴在大个女人袜子与紧身衣之间的皮肤上开始游刃。后来他的手腕被女人抓住。一直到下车为止。他想这回恐怕逃脱不了败露的厄运了。但戏剧性的是这位大个女人并没有送他去警察局，而是带着他去了一家简易的小旅馆。这时的J倒反力不从心了。要完成贱民般的侍奉苦役，他从心眼里反感。不过，他也不得不一丝不挂地屈膝跪在这位大个女人的身旁，羞耻绝望地低着头。

　　大江健三郎以职业作家身份登上日本文坛的1960年代，正是日本安保骚动之年。狂热的政治季节终于褪色远去。沉静下来之后，便是色情的放荡和情欲的发泄。大江的这部作品就是诞生在这个时期。频繁地描写露骨而卑猥的性行为，也是大江这个时期小说的一大特色。他冷静地描写情色世界，真实得令人的想象力都有点萎缩。

　　性侵者的灵魂是孤独的。被性侵者的灵魂也是孤独的。同在一个孤独的空间，即便是来自陌生人的触摸，也令被触摸者获得了某种存在的慰藉。大江健三郎发问：你以为那个被侵女子是耻辱的欢愉吗?是受虐的欢愉吗?是不得已的欢愉吗?都错了。其实每个人都活在对性的渴望之中。这个渴望有可能用变态的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不，J的流氓性侵却被女人们转换为满足某种存在感的可以接受的一途一景，倒也令我们无语。这就表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性人”。男人需要女人态度里的一种虚伪。女人需要男人行为中的一种无奈。而对性人的男女双方而言，如果觉得自己被别人偷看，就可以发现这个偷看者的灵性。

　　当然，性侵有被抓的可能性。然而恰恰是有可能被抓的这么一种心理状态，才是“我还活着”的一种自醒状态。性侵者的主体性，表现在将自己对象外的每个人身上。因此从表面看性侵者猥亵的是他人，但本质的看猥亵的恰恰是他自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日本被性侵者之所以也少有告发，之所以隐忍为上，并不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崇高使然，而是在于一旦告发，看上去是在寻求自我拯救，但其结果看，则自己这辈子很有可能不再是男人的视线对象，甚至也不再是女人的视线对象。如勇敢告发自己遭遇强奸的美女记者伊藤诗织，现在就面临着非常尴尬的不利局面。这样看无疑是自在之死，主体性之死。

　　这也就是说，性人(男人或女人)只有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才具有更强力的存在感。人沦为性人，或高调宣称我们都是性人，毫无疑问，这其中隐含着个人的挣扎和反抗。只是这种挣扎和反抗，在孤独无助，虚无迷幻的现代社会必定是失败。而失败又加剧这种性人角色的重塑，就越想扮演好自己的性人角色从而彰显存在。“我们都不过是醉鬼。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出于爱情，只是出于本能的情欲。”这正如《性人》小说里，J的妻子蜜子，在与男人不伦的时候，有气无力地述说着的呓语。

　　在当今日本，性人不再是政治之人，也不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人，甚至也不再是性别上的男人和女人。性人将自己的性别角色加以彻底的模糊，使得人人得以以双性的面目出现，并将所谓的意义与爱情击得粉碎。笔者以为这才是日本性文化的一个最大看点，也是大江健三郎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

　　这么一种刷存在感的性人角色，在江国香织的《东京塔》里，则表现为一切依循快乐原则行事。这位美女作家为我们娓娓道来的是雨中东京塔令人伤感，并在这伤感的景色中发酵而成的男女情色故事。既不是感官上的香艳直露，也不是绝口不提的儒雅风流。二位女人都38岁了，而且都成家立业，生活稳定。二个男儿都是18岁的高中生。有的是时间与精力。诗史/透。喜美子/耕二。前者的一对知性些，风雅些。后者的一对野性些，激情些。当然是属于不伦系列的物语。而且是角色颠倒的不伦。不缺失性体验的熟女们，主动求欢于青春大男。这里无关乎道德，无关乎纲常，一切以肉体愉悦为最高最大。

　　这么一种刷存在感的性人角色，在村上春树的《1Q84》里，则表现为一种难以忘怀的“婴幼记忆”。如村上的笔墨落于天吾之际，说天吾最早的情色记忆是在一岁半的时候。母亲脱去衬衣，解开白色衬裙的肩带，让一个不是他父亲的男人吸着乳头。这个男人比父亲“高大年轻，容貌也端正。”母亲闭上眼睛，大口喘息，脸上露出忘情的神色。天吾认为母亲的这种神情与他年长的女友迎来高潮时的表情，非常相似。

　　从性不再是自然行为而是一种文化行为来看，如今的metoo运动的意义，笔者以为恰恰不在于翻脸亮相而在于同处一个屋檐下，如何确认自己作为性人的身份角色才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