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参观了桂离宫。

　　老早就想欣赏一下这座皇家庭园，但因为是皇家的，门票免费，却需要抽签。据说战败前，从六位、勋六等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参观。这回预约的是酷暑时节，竟然收到了许可通知。兴冲冲专程去一趟京都，在规定的时间、沿规定的路线走一圈，最后的印象是看过了。有一些日本景点，我常常疑惑去实地看看，还是在电脑上看几眼图片就足矣了呢。

　　京都多园林，为什么偏要看桂离宫呢?因为在加藤周一的著书里读到这样的话，他说：“日本文化里固有的自然感情，或者不如说自然意识，在观察、感受性、表现力的所有展开上丰富地、综合地、本质地表现，不是在文学作品之中。不是的，不如说是在庭园，大概可以说尤其在桂离宫的庭园。”

　　我领会这句话的意思：不见识一下桂离宫，怎么能知道日本文化里固有的自然感情或者自然意识呢?

　　桂离宫本来是亲王八条宫(后来称桂宫)家的别墅，两代人费时半个世纪，大约在1646建成了现在的样子。初衷或许要重现《源氏物语》中所写，光源氏在这一带营造游乐之所“桂殿”。二百多年后，明治年间桂宫家绝户，别墅归宫内省管辖，称之为桂离宫。它是回游式庭园，有池有泉，以前桂川的河水流入池中，现今一半以上的水量来自井水。周围的环境变化，叫“书院”的房屋前一片苔藓也不见了。有四栋茶室，叫松琴亭、赏花亭、笑意轩、月波楼，葱茏绿色中石块铺路，石板架桥，柴扉茅檐，看着像无印良品。这就是伊东忠太说的“极尽幽雅”。他是建筑家，搭建了日本建筑史的框架。起初日本把Architecture译为“造家”(盖房子)，他提议改作“建筑”。19世纪末参与编撰《稿本日本帝国美术略史》，对桂离宫做出这么一句评价。

　　我若用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来描述，言外也自有情趣、余韵，只怕传达的就不是日本的幽雅之美。不过，说来人对良辰美景的看法和感受都差不多，所用形容词不同罢了，但我们有汉字本家的气魄，爱照搬日本词语，要么莫名其妙，要么强作解人。自古中国人东渡日本非常多，特别是僧侣，都是来传经送宝，对于日本本身不注意，几无发现。总是从日本看见中国文化，当然令人家不爽，而西方人看见的是日本，一般不会去中国寻根。

　　就说这位德国人，叫布鲁诺·陶特，看了看桂离宫，说是有悦目之美，美得他都想哭。这下子惊动日本。他在日记中记下：好像我可以自负是桂离宫的“发现者”。原来在他之前，虽然伊东忠太等人也评价过桂离宫，却无人理会。江户时代对桂离宫的评价并不高，1780年刊行的导游书《都名胜图绘》就没有介绍它。日本人和什么，什么和日本人，是常见的文化考察性标题。日本人之于桂离宫，也有个认识过程。

　　好像是亡命，应民间建筑团体的邀请，1933年布鲁诺·陶特(1880-1938)来日本，居留三年半，转往土耳其。他是建筑家，当然最关注造型文化。抵达日本第二天就被领去参观桂离宫，看出它是“日本最终而最高的建筑亮点”，创造了“世界最美的不均衡之美”(在《什么是建筑》一书中他说：“世界靠‘均衡’互相关联”，“建筑从始到终围绕‘余地’”)。著书立说，接连出版《日本》《日本文化私观》(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日本文化私观》就是打这儿来的，批判陶特的日本文化论，但其实，两人只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看日本文化)《重新发现日本美》等书，后来日本还给他出版了六卷的全集和五卷的著作集。日本人谢他捧他，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对桂离宫一点都不关心，让它就那么默默地遗留在京都西郊。发现桂离宫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外国人，犹太人建筑家陶特。他发现以后，桂离宫才作为美的典型君临日本人的心。

　　陶特的“发现”使桂离宫广为人知，也是赶上了时候。一是那时候，日本自近代以来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日本打开了国门，自愧野蛮，要文明，要开化，祖宗留下的东西统统弃之如敝屣。例如浮世绘，当作废纸包装出口的陶瓷器，欧洲人见了惊艳，日本人这才四下里捡回来，当成不得了的传统艺术，可劲儿张扬对印象派美术的影响。西方人点头，便一哄而起，乃至生出些民族骄傲，还矜持起来，终归少了点文化自信，也像是东方的悲哀。二是那时候正好勃兴现代主义。守旧的人批评现代主义建筑不加装饰，过于简单，陶特恰好从日本建筑发现了最大简单中的最大艺术，桂离宫成为现代主义之前卫。

　　桂离宫究竟怎么美?明治、大正时代曾强调它的技巧之美，例如掩盖钉子屁股的物件做成银花金叶的水仙花。1920年代以后评价一变，把这份美归给东照宫，并加以贬斥，而桂离宫变成简素之美的典型，不讲究装饰。陶特以后的桂离宫论一味地强调简素，例如史学家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中说到桂离宫，“彻底甩掉装饰性要素，只是在作为生活场所的功能性和力学构造美上倾注最大的力气”。日本人认定简素是日本美，桂离宫是简素的典型。文化要自立，写日本文化论的人要挖掘出日本的原像，也就是未受中国影响的日本像，得到的是原始性简素。例如，芳贺矢一著有《国民性十论》，说很多神社依然不放弃往昔的单纯的白木造，未加论证，便断定这种单纯装饰是“日本固有”的，而绚烂豪华的设计是从海外带入日本的文化。不施加修饰的质朴的匠心是日本的，华丽的东西非日本，成为近代以来日本文化论的套话，也形成全民共识。

　　1970年以后日本经济从复兴到起飞，有了底气，又有人重新主张桂离宫的装饰主义。美，人人赞赏，有时是人云亦云，像皇帝的新衣，有时甚至像暴力，不许不跟着崇尚。艺术有形式，形式因时代而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但有时也不过是后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颇有些日本建筑家听了这种定论乃至传说不服气，认为早就有日本建筑家告诉过日本人日本古建筑中真正像日本的建筑，而且，若没有日本建筑家的帮助，陶特不可能发现日本美。伊东忠太也说过：一个把桂离宫等建筑和帕特农神庙同等地比较的人不是了不起的建筑家。又有人说：有心的建筑家不用等陶特教，就应该知道伊势神宫和桂离宫的建筑是超越古今的绝世之作，因陶特的著书才认识桂离宫的建筑之好，真是太愚蠢，日本人的，大大失格!然而，这些说法就好像麻雀的嘁嘁喳喳，陶特是一声鹤唳，让那些对西方文化抱有劣等感的日本知识人大为高兴。

　　谁先发现桂离宫之美是一桩公案，但问题似乎更在于桂离宫到底美不美。有个叫井上章一的建筑史专家，公然说他看了桂离宫无动于衷，不明白好在哪里。身为京都人，却爱说京都的坏话，很有点另类，但读了他的书，觉得他说的也不错。他写过一本《编造的桂离宫神话》，破坏人家心里的偶像，招来一片骂声是自然的。他说：“现在，桂离宫作为日本美的典型君临日本文化史。但它并不是从创建之时就拥有这样的地位。达至获得现在的评价有种种历史经纬。偶发性事件也在高涨价值认识上帮了忙。桂离宫在这些事件互相纠缠中提高其评价。”他就是写这个历史经纬，至于美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属于怪力乱神。全书有三部分，一是布鲁诺·陶特，二是编造的形象，三是美学与故事来历。第三部分很有趣，他收集了一百零二册江户时代以来出版的京都导游书，考察分析桂离宫的名声和人气的演变。

　　布鲁诺·陶特说日本人用“眼睛思维”。这一点似乎更表现在饮食上，好看不好吃。日本的庭园收拾得干净，修理得精致，整个是加工而成的自然。加藤周一也说过，从自然的风景中去除不相宜的偶然性配置，使构成风景的各要素各自发挥固有的美，这才是庭园。而且，用理性可以解释的要素为固有的自然风景添加自然风景所没有的或者此处自然风景所没有的景物。

　　可见，庭园并不是原有的自然环境，术业有专攻，所以有叫作庭师(园丁)的工匠。看似简素，造园的手法却是加法多于减法。所谓借景，才可能原封不动地借用大自然。庭园乃艺术，是模仿自然。比起以树木、石头和水为主的庭园，我更喜爱枯山水庭园，这是日本人的一大创作。砂石上修整的纹理，象征波浪，但是以砂石为素材，这种象征就极为抽象。枯山水是画，人与风景相对，不能置身其间，游走其间。龙安寺的枯山水局限在围墙之中，恐怕这景致看久了，要么入定，要么睡过去。枯山水庭园的素材堪称极简，所表现的内容丰富与否，全凭观赏者的想象。像当代美术作品一样，画家和评论家话痨般解释，观众顺着他们的解释发挥想象力。每每说到禅，玄之又玄。禅追求简素，兜了一圈儿又回到中国文化的阴影里。

　　“大有变化的是京都有名的庭园不再是安静的场所了。”这话是已故评论家、小说家、医学博士加藤周一四十年前说的，现而今更加不安静自不必说，况且“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乘新干线来到京都，车站是宏大的现代化建筑，对面有一个小丑似的白塔，第一眼就破坏了关于京都的古都印象。上到车站楼顶，四望地形：三面是山，即东山、北山、西山，南面是大阪平野，城市座落在盆地之中，冬冷夏热。广场上有很多巴士亭，永远挤满人。陶特说，由于只引进了欧美的表面，严重缺乏怎么样设计日本的组织性，站前广场就变成“丑恶的堆积”。无论到哪里，若不想扫了游兴，那就赶紧离开站前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