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断而言，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时代以来，一千二百年间天皇的葬礼其实都与佛教的僧尼关系密切。然而，明治天皇的葬礼打破了这种传统习惯，大正天皇的葬礼也效仿了明治天皇，昭和天皇的葬礼也摒弃了佛教僧倡继续采用了神道仪式，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明治的变革并不局限于以“王政复古”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在天皇遗体的处理方法方面也显示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的“王政复古”不仅急剧地改变了传统的仪式，甚至还强制人们改变此前的传统观念。首先，让我们的论述从明治天皇的葬礼开始。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七月三十日零时四十三分，明治天皇驾崩。此时，新天子才刚刚结束践祚仪式。为了安置明治天皇的遗体，天亮时搭建了殡宫。

　　明治天皇的遗体在殡宫内停留了四十五天，接受皇族和文武百官的告别。九月十三日下午八时，载有天皇遗体的灵车穿过二重桥，驶向位于青山的斋场。也就是说，在八九月的盛夏时节，明治天皇的遗体在殡宫内停放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青山斋场的送葬仪式结束后，明治天皇的遗体被立刻装上火车运抵京都的桃山御陵，并于当地埋葬。

　　京都，明治天皇陵

　　需要注意的是，在送葬仪式举行期间佛教僧侣没有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因为，国家神道已经被确立为明治国家的支柱，地位不容动摇。神佛分离政策把佛教完全排除在了国家祭祀范围之外。

　　可是，如果在此让时间倒退半个世纪左右的话，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我们不妨以明治天皇的父皇孝明天皇的葬礼为例。

　　孝明天皇驾崩的时间是庆应二年(186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庆应三年(1867年)一月九日时任皇太子——后来的明治天皇——在宫中的小御所举行践祚仪式。一月十日京都泉涌寺的僧侣进宫，从申刻(下午四时)开始在清凉殿为孝明天皇举行入殓仪式。在泉涌寺寻玄长老的带领下，众僧在道场内为死者诵经祈福。一月十七日孝明天皇的遗体被埋葬在泉涌寺御陵内，为其主持葬礼的依然是寻玄住持。

　　我们在孝明天皇的葬礼中发现殡宫仪式不见踪影，而在入殓和下葬仪式中均有佛教僧侣的参与。并且，这种情况还不只限于孝明天皇。明治维新之前的历代天皇都是经由佛教僧侣之手，踏上通向冥界的旅程。

　　在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孝明天皇的埋葬地点泉涌寺。该寺现在位于京都市东山区泉涌寺山内町，是真言宗大本山之一，据说创立者是空海，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泉涌寺在历史上大放光彩的时期是在镰仓时代以后。承久之变(1221年)后，四条天皇以两岁之龄即位，在位十年后不幸夭折(1242年)。不过，与皇室关系密切的佛教各派寺院忌惮幕府的势力，拒绝为天皇举行葬礼。当时负责葬礼工作并在寺庙的地皮上修建月轮陵安葬天皇的正是泉涌寺。

　　从此泉涌寺便成为皇室正式的菩提寺，被称为“御寺”。江户时代以后，历代皇后和贵族也都安葬在该寺内，他们的牌位也被供奉在此。与此相应的是，宫中也修建了土仓结构的佛堂，称为“御黑户”(黑户御所)，内部安放了佛像，供奉着历代天皇和皇后的牌位。

　　但是，明治四年(1871年)八月所有历代天皇和皇后的牌位以及宫中的佛像和佛具都被切断了和皇室的联系，并被转移到泉涌寺和般舟院内。这是明治政府推行神佛分离政策的结果，宫中的“御黑户”也被移建至泉涌寺的御座所内。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从泉涌寺手中收回了天皇、皇后和皇族的佛式墓地，置于宫内省诸陵寮的管辖下。

　　上面我们叙述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历代天皇都是经由佛教僧侣之手被送入冥界的情况，下面将对此进行深入考察。

　　众所周知，平安时代以来朝野盛行火葬之风，天皇遗体也是付之一炬，化为灰烬。火化后，通常只在墓地修建石塔作为标记。可是，在承应三年(1654年)后光明天皇驾崩后的大葬中废除了火葬的习俗，改行土葬方式。也就是说，天皇遗体的处理方法从火葬变为了土葬。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此后又对天皇遗体的处理表面上是采用火葬法，后面则是采用土葬方式。而且无论哪个阶段，佛教僧侣都参与其中。天皇葬礼中火葬仪式的保留，足以显示出佛教的强大影响力。因为，早在奈良时代文武天皇四年(700年)就已经出现了火化法相宗僧人道昭遗体的事例，佛教的火葬习俗可谓历史悠久。在日本民族独特的自然观和无常观的形成方面，人的死亡与焚烧遗体产生的火葬浓烟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武断而言，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时代以来，一千二百年间天皇的葬礼其实都与佛教的僧尼关系密切。然而，明治天皇的葬礼打破了这种传统习惯，大正天皇的葬礼也效仿了明治天皇，昭和天皇的葬礼也摒弃了佛教僧倡继续采用了神道仪式，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明治的变革并不局限于以“王政复古”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在天皇遗体的处理方法方面也显示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的“王政复古”不仅急剧地改变了传统的仪式，甚至还强制人们改变此前的传统观念。首先，让我们的论述从明治天皇的葬礼开始。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七月三十日零时四十三分，明治天皇驾崩。此时，新天子才刚刚结束践祚仪式。为了安置明治天皇的遗体，天亮时搭建了殡宫。

　　明治天皇的遗体在殡宫内停留了四十五天，接受皇族和文武百官的告别。九月十三日下午八时，载有天皇遗体的灵车穿过二重桥，驶向位于青山的斋场。也就是说，在八九月的盛夏时节，明治天皇的遗体在殡宫内停放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青山斋场的送葬仪式结束后，明治天皇的遗体被立刻装上火车运抵京都的桃山御陵，并于当地埋葬。

　　京都，明治天皇陵

　　需要注意的是，在送葬仪式举行期间佛教僧侣没有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因为，国家神道已经被确立为明治国家的支柱，地位不容动摇。神佛分离政策把佛教完全排除在了国家祭祀范围之外。

　　可是，如果在此让时间倒退半个世纪左右的话，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我们不妨以明治天皇的父皇孝明天皇的葬礼为例。

　　孝明天皇驾崩的时间是庆应二年(186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庆应三年(1867年)一月九日时任皇太子——后来的明治天皇——在宫中的小御所举行践祚仪式。一月十日京都泉涌寺的僧侣进宫，从申刻(下午四时)开始在清凉殿为孝明天皇举行入殓仪式。在泉涌寺寻玄长老的带领下，众僧在道场内为死者诵经祈福。一月十七日孝明天皇的遗体被埋葬在泉涌寺御陵内，为其主持葬礼的依然是寻玄住持。

　　我们在孝明天皇的葬礼中发现殡宫仪式不见踪影，而在入殓和下葬仪式中均有佛教僧侣的参与。并且，这种情况还不只限于孝明天皇。明治维新之前的历代天皇都是经由佛教僧侣之手，踏上通向冥界的旅程。

　　在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孝明天皇的埋葬地点泉涌寺。该寺现在位于京都市东山区泉涌寺山内町，是真言宗大本山之一，据说创立者是空海，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泉涌寺在历史上大放光彩的时期是在镰仓时代以后。承久之变(1221年)后，四条天皇以两岁之龄即位，在位十年后不幸夭折(1242年)。不过，与皇室关系密切的佛教各派寺院忌惮幕府的势力，拒绝为天皇举行葬礼。当时负责葬礼工作并在寺庙的地皮上修建月轮陵安葬天皇的正是泉涌寺。

　　从此泉涌寺便成为皇室正式的菩提寺，被称为“御寺”。江户时代以后，历代皇后和贵族也都安葬在该寺内，他们的牌位也被供奉在此。与此相应的是，宫中也修建了土仓结构的佛堂，称为“御黑户”(黑户御所)，内部安放了佛像，供奉着历代天皇和皇后的牌位。

　　但是，明治四年(1871年)八月所有历代天皇和皇后的牌位以及宫中的佛像和佛具都被切断了和皇室的联系，并被转移到泉涌寺和般舟院内。这是明治政府推行神佛分离政策的结果，宫中的“御黑户”也被移建至泉涌寺的御座所内。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从泉涌寺手中收回了天皇、皇后和皇族的佛式墓地，置于宫内省诸陵寮的管辖下。

　　上面我们叙述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历代天皇都是经由佛教僧侣之手被送入冥界的情况，下面将对此进行深入考察。

　　众所周知，平安时代以来朝野盛行火葬之风，天皇遗体也是付之一炬，化为灰烬。火化后，通常只在墓地修建石塔作为标记。可是，在承应三年(1654年)后光明天皇驾崩后的大葬中废除了火葬的习俗，改行土葬方式。也就是说，天皇遗体的处理方法从火葬变为了土葬。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此后又对天皇遗体的处理表面上是采用火葬法，后面则是采用土葬方式。而且无论哪个阶段，佛教僧侣都参与其中。天皇葬礼中火葬仪式的保留，足以显示出佛教的强大影响力。因为，早在奈良时代文武天皇四年(700年)就已经出现了火化法相宗僧人道昭遗体的事例，佛教的火葬习俗可谓历史悠久。在日本民族独特的自然观和无常观的形成方面，人的死亡与焚烧遗体产生的火葬浓烟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大尝祭(图|维基百科)

　　本来皇位继承仪式是在先帝的死亡记忆尚且鲜活的时期举行，这个即位仪式就是大尝祭。因此，不间断的连贯礼仪程序构成了从丧葬礼仪到即位礼仪的流程。即位一重生仪式是在死亡引发的危机状况下举行的。

　　如上所述，天皇的皇位继承经由大尝祭得以完成。它与先帝遗体处理结束的时间相衔接。遗体处理的结束，说明皇灵与遗体完分离。因为，作为即位仪式的大尝祭，在观念上意味着被历代天皇继承的皇灵自动进入了新帝的体内。所谓即位仪式，是在灵肉分离完成后为了实现皇灵的再次转移而举行的仪式。

　　因此，作为即位仪式的大尝祭的本质是继承先帝身体中永远不变的“皇灵”。换言之，它是通过特定的安魂仪式把从先帝遗体中游离出来的灵威安附到新天子体内的仪式。如此说来，先帝的丧葬礼仪首先需要面对的便是如何分离遗体和灵魂的问题。从死后的殡葬礼仪到埋葬礼仪的全部过程，正是为实现上述目标而慎重考虑的结果。大尝祭的完成必须仰仗这个紧急而又不可或缺的礼仪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大尝祭中其实存在形态各异的古代祭祀礼仪的多重投影，因而不能认为它是某一种观念的产物或是一项统的仪式。关于大尝祭礼，即使有些观点的解释相互交错或矛盾，我们也不能视之为无故之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范例，说明了从深层发掘王权合法性的工作是何等的艰辛。

　　因此，为了把握大尝祭的整体面貌，必须知道它的身后有一个等待我们探索的巨大未知世界。在此背景下，小论仅仅围绕大尝祭礼过程中出现的圣水和天羽衣的主题，注意到了安魂和皇灵的继承问题，接着阐述了天皇寝所内的秘密，试图对天皇的死亡(殡葬)和性(神婚)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以前马克斯·韦伯在讨论亚洲的宗教类型时，运用了“密室”(Klausur——隐秘之处)这一关键概念，对日本的天皇制和中国西藏的喇嘛神权制进行了比较。对此，我将在后文中详述。当然，韦伯的论述并没有展开。此后，我深感有必要把基于灵魂转世观念形成的“神权制”作为理解中国西藏和日本的核心概念，与中国(主要指汉文化地区——译者注)和印度的“东洋的专制”概念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进行思考。并且，我预感比较宗教史视野下的大尝祭研究将成为解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尽管已经有东洋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试图把北亚各民族的即位仪式和日本的大尝祭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护雅夫《游牧骑马民族国家》，大林太良《日本神话的起源》)，但仍有许多类似的尝试和问题留待今后继续进行。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民俗学中的死亡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