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亚洲的留学运动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而且是探寻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重要渠道。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留学运动和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均含此双重目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在19世纪已沦为英、法、荷、美的殖民地，因而其为数有限的留学活动主要指向所属“宗主国”。但是，在近代化中脱颖而出的日本，一战击败中国，再战打败俄国，跻身世界五强，成为亚洲各国追慕的“楷模”。于是，中国、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等国的精英纷纷转向日本留学，幻想“同洲同种”之日本支持本国革命或民族解放。他们的行为虽获得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团体或个人的一些支持，如接受留学，或协助成立革命团体，如中国同盟会、越南公宪会、亚洲和亲会等，但是，若日本政府接到留学生所属国政府或“宗主国”的镇压请求且日本的利益要求被满足，日本便毫不留情地将这些留学生“出卖”，越南“东游运动”在1909年的夭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此后，东南亚留日学生人数总体不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3年、1944年从东南亚占领区选拔了两期，共205名“南方特别留学生”，以培养配合其实施军政统治的“协力者”。

　　战后，有些日本学者虽不否认日本侵占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意图”，但他们认为日军占领东南亚使西方殖民者威信扫地，吸收当地人参加行政管理，训练青年学生和选派“南方特别留学生”，促进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正当化”日本侵略战争。一些日本记者、学者通过采访个别原“南方特别留学生”，以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经历肯定战时留日生活，传达他们对日本学校和日本人的“感谢”，高度评价“南方特别留学生”制度，间接佐证“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事实真是如此吗?“南方特别留学生”在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随着“南方特别留学生”相关工作者的回忆录的出版，一些原“南方特别留学生”的留学日记的公布与翻译，日本学界在“南方特别留学生”的史实还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中国学界，虽有人关注这一问题，但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未及叙述“南方特别留学生”的选拔培训、赴日经过、留学生活、战后归国、职业履历等重要内容。故此，笔者拟通过梳理“南方特别留学生”的来龙去脉，探讨他们被招收赴日留学与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以揭示“解放战争史观”的荒谬与虚伪。

　　选拔培训与赴日留学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短短半年时间，便占领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缅甸等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但由于战线过长、补给不足、兵力有限，所谓占领也只是占据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市、港口而已。例如，驻守爪哇岛的日军第十六军仅有1.5万人，即使加上军属和海军，也仅仅2.5万人，而当时爪哇岛有5000万人，日军仅为当地人口的二千分之一。更关键的是，他们时刻面临着来自澳大利亚的盟军进攻，因此不得不将当地民政，甚至维持治安等大部分工作委托给印尼人负责。为培养配合日军进行军政统治的“协力者”，日军一方面就地开办学校、普及日语;另一方面决定选拔当地学生赴日留学，培养高级亲日人才和掠夺东南亚资源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日军大多选拔东南亚各地名门望族和权势人物的子弟赴日留学，既以此结交当地实力家族，又以此作为“人质”迫使他们服务于日本的军政统治。

　　1943年2月，大东亚省南方事务局文化课课长东光武三邀请外务省外围团体之国际学友会的辅导部部长金泽谨，商谈如何接收和培养陆军、海军选拔的“南方特别留学生”。金泽谨根据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经验，认为对这些特别留学生仅仅施以一年培训则时间太短，建议至少两年半至三年，每期人数一百名左右，完全由他们负责教育培训。此建议获得大东亚省批准。随后，以大东亚省南方事务局文化课为中心，由外务省、文部省、情报局、陆军省、海军省、国际学友会代表参加的联络协议会成立，由其制作具体的留学生接收计划与相关议程。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即1941年11月26日的《关于占领地实施军政的陆海军中央协定》，陆军军政管理香港、菲律宾、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之英属婆罗洲、缅甸，海军军政管理荷属婆罗洲、苏拉威西、摩鹿加群岛、大巽他群岛、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关岛。因此，陆军、海军分别向所辖占领区发出选拔留学生的命令。例如，陆军省军务局向马尼拉的军政监部发去电报，命令“选拔14—20岁的有为青年20—25名，教授某种程度的日本相关基础知识，并进行训练，尽早送往日本”。

　　近代亚洲的留学运动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而且是探寻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重要渠道。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留学运动和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均含此双重目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在19世纪已沦为英、法、荷、美的殖民地，因而其为数有限的留学活动主要指向所属“宗主国”。但是，在近代化中脱颖而出的日本，一战击败中国，再战打败俄国，跻身世界五强，成为亚洲各国追慕的“楷模”。于是，中国、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等国的精英纷纷转向日本留学，幻想“同洲同种”之日本支持本国革命或民族解放。他们的行为虽获得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团体或个人的一些支持，如接受留学，或协助成立革命团体，如中国同盟会、越南公宪会、亚洲和亲会等，但是，若日本政府接到留学生所属国政府或“宗主国”的镇压请求且日本的利益要求被满足，日本便毫不留情地将这些留学生“出卖”，越南“东游运动”在1909年的夭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此后，东南亚留日学生人数总体不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3年、1944年从东南亚占领区选拔了两期，共205名“南方特别留学生”，以培养配合其实施军政统治的“协力者”。

　　战后，有些日本学者虽不否认日本侵占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意图”，但他们认为日军占领东南亚使西方殖民者威信扫地，吸收当地人参加行政管理，训练青年学生和选派“南方特别留学生”，促进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正当化”日本侵略战争。一些日本记者、学者通过采访个别原“南方特别留学生”，以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经历肯定战时留日生活，传达他们对日本学校和日本人的“感谢”，高度评价“南方特别留学生”制度，间接佐证“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事实真是如此吗?“南方特别留学生”在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随着“南方特别留学生”相关工作者的回忆录的出版，一些原“南方特别留学生”的留学日记的公布与翻译，日本学界在“南方特别留学生”的史实还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中国学界，虽有人关注这一问题，但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未及叙述“南方特别留学生”的选拔培训、赴日经过、留学生活、战后归国、职业履历等重要内容。故此，笔者拟通过梳理“南方特别留学生”的来龙去脉，探讨他们被招收赴日留学与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以揭示“解放战争史观”的荒谬与虚伪。

　　选拔培训与赴日留学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短短半年时间，便占领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缅甸等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但由于战线过长、补给不足、兵力有限，所谓占领也只是占据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市、港口而已。例如，驻守爪哇岛的日军第十六军仅有1.5万人，即使加上军属和海军，也仅仅2.5万人，而当时爪哇岛有5000万人，日军仅为当地人口的二千分之一。更关键的是，他们时刻面临着来自澳大利亚的盟军进攻，因此不得不将当地民政，甚至维持治安等大部分工作委托给印尼人负责。为培养配合日军进行军政统治的“协力者”，日军一方面就地开办学校、普及日语;另一方面决定选拔当地学生赴日留学，培养高级亲日人才和掠夺东南亚资源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日军大多选拔东南亚各地名门望族和权势人物的子弟赴日留学，既以此结交当地实力家族，又以此作为“人质”迫使他们服务于日本的军政统治。

　　1943年2月，大东亚省南方事务局文化课课长东光武三邀请外务省外围团体之国际学友会的辅导部部长金泽谨，商谈如何接收和培养陆军、海军选拔的“南方特别留学生”。金泽谨根据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经验，认为对这些特别留学生仅仅施以一年培训则时间太短，建议至少两年半至三年，每期人数一百名左右，完全由他们负责教育培训。此建议获得大东亚省批准。随后，以大东亚省南方事务局文化课为中心，由外务省、文部省、情报局、陆军省、海军省、国际学友会代表参加的联络协议会成立，由其制作具体的留学生接收计划与相关议程。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即1941年11月26日的《关于占领地实施军政的陆海军中央协定》，陆军军政管理香港、菲律宾、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之英属婆罗洲、缅甸，海军军政管理荷属婆罗洲、苏拉威西、摩鹿加群岛、大巽他群岛、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关岛。因此，陆军、海军分别向所辖占领区发出选拔留学生的命令。例如，陆军省军务局向马尼拉的军政监部发去电报，命令“选拔14—20岁的有为青年20—25名，教授某种程度的日本相关基础知识，并进行训练，尽早送往日本”。

　　大东亚省据此向东南亚占领区发出《特别留学生铨衡要项》，具体规定选拔特别留学生的年龄限制、日语程度、学历要求、学业科目等标准，由当地陆军、海军负责所辖占领区的特别留学生选拔事务，由大东亚省的派出机构专门负责泰国特别留学生的选拔。由于日军在东南亚各地军政统治方式不同，选拔特别留学生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例如，缅甸、马六甲州通过报纸、广播进行招募，爪哇、除马六甲州外的马来亚、苏门答腊、北婆罗洲等由军政监部推荐候选者。选拔考试时，菲律宾由4名政府官员组成选考委员会，日本大使馆、军政监部官员列席选考;缅甸由4名政府官员与3名日本顾问共同组成选考委员会;爪哇、苏门答腊则直接由军政监部部长担任选考委员会委员长进行选考。但是，选考只是形式，出身才是关键。陆军省在1943年的选拔特别留学生指令中，规定尽可能选拔出身名门望族者，在1944年的指令中虽没有这一规定，但实际上仍优先考虑名门望族出身者。根据各地分配名额所选之特别留学生，须在当地的“兴亚训练所”，或“官员养成所”，或“教员养成所”，或其他学校内进行培训。培训教官主要是军政监部官员或日本大使馆官员，培训内容主要为日语、日本精神、日本风俗、日本历史、大东亚地理、东洋历史等，除了奴化教育和崇日、亲日教育外，实在看不出任何促进当地民族解放或国家独立的内容。

　　完成三个月左右的培训后，特别留学生踏上了极度危险与艰辛的赴日之旅。1942年6月，美军在中途岛击败日本海军，取得太平洋战场的主导权。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后，美军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制空权与制海权，开始战略反攻，此时的日本舰船成为美国海军的主要攻击目标。1943年6月30日，来自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柬埔寨的第一期“南方特别留学生”50人，搭乘日船“阿波丸”经过危险重重的东南亚海域去往东京。该船于1945年4月1日深夜途经台湾海峡时，被美军潜水艇鱼雷击中沉没。全体乘员2045人中仅一人生还。1943年7月底，来自苏拉威西、南婆罗洲、塞兰岛(含巴厘岛)等地的21名“南方特别留学生”，搭乘货船“香久丸”从苏拉威西岛出发，历经一个多月的漂泊于9月6日抵达东京。他们在闷热的夏季与舱底的咸鱼睡在一起，每人每天一杯水，也不能洗澡，这对于习惯每天洗几次澡的“南方特别留学生”而言痛苦难耐。为躲避美军潜水艇攻击和避免全被击沉，11艘货船彼此间隔一定距离。就在台湾海峡，“香久丸”前的一艘货船被鱼雷击中沉没，当他们到达这片海域时已看不到沉船碎片，只有漂浮在海面上的重油。随时葬身鱼腹的危险时刻萦绕在他们身边，这种恐惧感直到他们登陆日本列岛才略有放松。

　　历经艰辛到达日本的第一期两批留学生71名，加上菲律宾选派的一般留学生17名和警官留学生10名，以及爪哇另派的4名和缅甸另派的2名，共计104名。1944年，日军又从泰国、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缅甸、菲律宾、北婆罗洲选拔了101名，两期“南方特别留学生”合计205名。但是，江上芳郎将泰国的12名留学生划归第一期，即第一期留学生是116名，而第二期为89名，总数不变，仍是205名。其实，泰国仅仅选拔了一期，在时间上属于1944年度。故而，笔者根据时间关系，暂且将其置于第二期。这两期“南方特别留学生”的来源地分布为：马来亚12名，苏门答腊16名，爪哇44名，苏拉威西11名，南婆罗洲7名，北婆罗洲2名，巴厘岛与塞兰岛合计3名，缅甸47名，菲律宾51名，泰国12名。由此可见，“南方特别留学生”主要来自菲律宾、缅甸和爪哇，三地的特别留学生合计占总数的近70%。

　　实际上，除这些特别留学生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还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从东南亚各地招募留日学生。一是延续战前东南亚各地赴日留学的途径继续招募留日学生。根据国际学友会的“月次报告”，泰国、印度、菲律宾、法属印度支那、印尼等地，偶有学生赴日留学，只是人数极少。二是协议留学。1942年1月19日、6月23日，国际学友会分别与泰国、法属印度支那文教当局签订“学生交换协定”和招收留学生协议，均规定每年交换留学生3名以内，招收留学男生5名、女生2名，但一般情况下达不到规定人数。三是招募人数很少的奖学金留学生。因此，他们不仅没有行前集体培训，而且留日生活较为自由。日本政府和学校虽关注这些留日学生，但相较而言，更为重视人数更多、规模更大、希望将其培养成日军军政统治“协力者”的“南方特别留学生”。无论在当地的选拔考试、行前培训，还是赴日后的接待安排、住宿分配、课堂学习、选择学校、日常生活等方面，日本政府均布置周密，严格管理，不仅使“南方特别留学生”的留学生活单调乏味、犹如牢笼，他们还要被灌输所谓“日本精神”和军国主义思想。

　　留学生活与奴化教育

　　“南方特别留学生”到达东京后，首先被带领集体遥拜皇居，接受日本军国主义熏陶与教育。例如，1943年9月5日，“香久丸”到达大阪，“南方特别留学生”随即换乘汽车，翌日到达东京站。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三浦勇助司政官带领这21名留学生从东京站到皇居的二重桥前，列队整齐。三浦不会印尼语，便通过其中一名留学生翻译说：“我们现在位于皇居的宫城前，准备宫城遥拜，致辞之后，我喊万岁，大家都举起手来喊万岁!”于是，三浦带着这些留学生反复举起手来喊“万岁”、“万岁”、“万岁”。“南方特别留学生”虽在各地的“兴亚训练所”接受过“日本精神”训练，但对于向日本天皇居住的宫城进行遥拜的仪式仍不太理解。对此，“南方特别留学生”帕涅说：“当然，喊‘万岁’还是第一次。我们明白日本的国王——天皇陛下居住在宫城，但对着遥拜能说明什么呢?对着喊‘万岁’，我也不太理解。”

　　随后，“南方特别留学生”被分别安排入住国际学友会的宿舍——“本乡寮”，或入住国际学友会委托其他协会提供的不同名称的“寮”。寮的分配大致以文化或国别为准，如马来亚、苏门答腊与菲律宾的一般留学生居住东京都目黑区本乡町(今目黑区碑文谷)的国际学友会本乡寮，爪哇的留学生居住目黑区中目黑的南洋协会第一寮，缅甸的留学生居住神田区(今千代田区)猿乐町的缅甸协会孔雀寮，菲律宾的警官留学生居住淀桥区(今新宿区)东大久保町的菲律宾协会比岛学生寮，苏拉威西、婆罗洲、塞兰岛的留学生居住丰岛区高田本町的新兴亚会大东亚寮。为尽快培养掌握日本“学艺”和接触日本国民性“真髓”的“南方特别留学生”，使之回国后带领当地人“协助”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大东亚省还决定购置土地，建设新的设施，改善他们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南方特别留学生”每天6时起床，6时半点名，然后分别乘坐电车，从各个宿舍寮到位于目黑区中目黑的国际学友会的日本语学校学习，主要是接受为期约十个月的日语强化训练和日本风俗习惯的培训，为以后入学日本各地专门学校和大学奠定基础。他们每天到日本语学校后，各班整齐列队，高举日彰旗，齐唱《君之代》，祈愿“大东亚战争必胜”。上午9时，他们开始上课，课间活动时间接受柔道、剑道等武术训练。放学后，他们直接回宿舍。晚上10时，他们准时关灯睡觉。其作息十分规律。在日本语学校期间，学校组织他们参观歌舞伎、日本相扑、美术馆、博物馆等，进行多摩川行军、井之头公园行军训练，到东宝剧场观看演出和电影。尤其是，每月的第一、第三个星期六，学校专门举办电影放映会，还组织他们参拜御陵、神社、游就馆、国防馆，安排他们到工场、农村等处社会实习和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科研机构观摩。8月21日至9月10日，学校组织他们到新澙县的国际学友会的夏季训练寮进行夏季合宿训练。10月15日，举办日本语学校体育大会。菲律宾留学生迪·阿西斯参加运动会后感觉这是发扬各民族精神的场所，是在日本人与东亚人之间发扬“菲律宾精神”，发誓为菲律宾独立而奋斗;但是，1944年3月，他在东京三越剧场观看了反映菲律宾巴丹半岛战斗的电影《攻击那面旗帜》，认为其中一些画面对菲律宾没有“好意”，这更刺激了他的民族主义情感。

　　1944年4月、1945年4月，第一、二期“南方特别留学生”经过在日本语学校的学习毕业后，日本政府根据他们的入学志愿、日本语学校的成绩和文部省实施的学科考试成绩，综合决定他们的入学学校。“南方特别留学生”不太适应东京相对寒冷的气候，不少人更愿意选择中国、四国、九州各地气候相对温暖的地方学校。“二战”后期，美军经常空袭东京，为防止这些外国人泄密和遭遇不测，日本政府希望将“南方特别留学生”疏散至各个地方学校。总体而言，他们入学的学校多为各地农林、经济、工业、矿山、水产等专门技术学校，这也符合日本政府培养东南亚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专门人才的直接诉求。因为选拔“南方特别留学生”之初，大东亚省规定他们留日学习的专业主要为机械学、农林学、应用化学、医药学等理工科。

　　从“南方特别留学生”的入学学校和选择专业看，与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的法学、政治、历史、文学等专业不多，这在第二期“南方特别留学生”中更为明显。即使在这些专门技术院校中，一些日本教授仍喋喋不休地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受到“南方特别留学生”的批评和抗议。例如，仓泽爱子采访了6位原“南方特别留学生”，其中一位是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印尼留学生萨姆·沙迪。他证实，有学生认为日本教授的讲义“仅仅是学习与日语和日本国体相关”的无聊内容，也有人对教师的恶劣态度感到愤怒，还有人因为吃不饱而向县知事提出抗议。如果说专业限制、教学内容过于“日本化”而引起这些留学生不满，是与源自他们抱着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以服务于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根本追求产生了冲突;那么，“南方特别留学生”在日本特高警察和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被几乎丧失人身自由式的严格管理，则是一些留学生对日不满、产生抵触情绪的直接原因。

　　其实，自“南方特别留学生”踏入日本列岛的那一刻便受到严密监视。例如，他们居住的国际学友会本乡寮，门口右侧是出入登记表，左侧悬挂“谢绝会客”牌，严禁留学生与外界接触。原本负责照顾留学生的上远野宽子被赋予监督留学生活动的特殊使命。她的房间置于可以清楚看到留学生出入的门口左前方。大东亚省工作人员命令她：“对于女性来信，要拆开检查”。尽管上远野相信他们，从未私拆他们的信件。然而，他们除了上学、放学外，不得私自参加任何活动;若有任何规定外的活动，应立即由所属之宪兵队向陆军省报告。他们外出实行许可制。国际学友会的金泽谨根据陆军省要求，每天早晨电话汇报“南方特别留学生”的活动，以便确认。“南方特别留学生”在其他寮内的生活均受如此严密监控。

　　“南方特别留学生”分别入学日本各地学校后，各地方政府、接受学校、当地军警特联合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例如，“南方特别留学生”入学的主要学校之宫崎农林专门学校，在欢迎第一期留学生入校之前的1944年2月制定了《南方特别留学生教育纲要》。3月27日，以宫崎农林专门学校吉田安喜雄校长为首的教授团队、宫崎县知事、县议会议长、联队区司令部将校、县特高课课长等参加的恳谈会在宫崎县公会堂召开，会议决定的教育方针如下：1.与日本学生同样接待;2.“南方特别留学生”外出时，日本学生不要以好奇的目光围观或追逐;3.注意他们与女性的交往。这个恳谈会由与留学生教育相关的学校教师，甚至地方政府官员出席可以理解，但军队干部、特高课课长一同出席，恰恰反映了他们监控“南方特别留学生”的特殊意味。每名“南方特别留学生”与两名日本学生一组同居一室，学习同样的课程，但他们第一年的重点是学习日语和农学基础知识，第二年与日本学生一起学习农科、畜产科、兽医科等。即使如此，他们与日本市民的交流、联欢等也被宪兵队严密监视。例如，宫崎县第一高等学校一名女生，因为与这些留学生练习英语会话，所以经常结伴出游，结果遭到一直尾随跟踪的宪兵逮捕和训斥。原广岛文理科大学的几位工作人员都证实，当时学校严禁日本女性与“南方特别留学生”交往。日本特高警察和宪兵特务对“南方特别留学生”的常态化监视使不少日本人对他们敬而远之。

　　“南方特别留学生”在课堂上听着大谈日本国体的无聊内容;在军事训练中，他们每当经过神社、神宫时必须以“捧枪”仪式表示敬意;在生活中，他们遭受特高警察和宪兵特务的跟踪与监视，他们既无法与当地人充分、自由地交流，也难以学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找到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途径，还要时刻面临着空袭、饥饿、疏散和死亡的威胁。爪哇的苏隆·卢松焦入学陆军士官学校不久，在从日光的修学旅行返程中遭遇美国军机扫射而死;马来亚的萨义德·曼松已入学熊本医科大学医学部，但因患结核病，且在医院遭遇空袭，几经转院导致病情恶化而死;在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马来亚留学生尼库·约瑟夫和萨义德·奥马尔遭遇原子弹爆炸而死。尽管个别“南方特别留学生”在日期间受到普通日本人的“好意”，或者通过留学日本而感受到日本人的“顽强”精神，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仍是大部分“南方特别留学生”潜意识之中的更高追求。例如，有的“南方特别留学生”回国后投入对日作战，有的在日本投降后又参加反对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

　　战后归国与民族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而分散日本各地的“南方特别留学生”闻听此消息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再也不用担心日本特高警察和宪兵特务的监视，“意味着不自由生活的解放”。金泽谨描述了“南方特别留学生”的情绪：“言行谨慎而微妙，仿佛祖国独立就在眼前，他们摆脱了战时统制和委身关系，急于奔向自由世界。”但是，战争结束后，由于陆军省、海军省、大东亚省等原本负责招募“南方特别留学生”机构的解散，从日本各地返回东京的“南方特别留学生”只能找外务省，而外务省却说“现在你们归厚生省、文部省负责”;当他们找文部省时，文部省又对他们说“应该找外务省”，谁也不愿负责“南方特别留学生”事务。后来，陆军士官学校的三十余名“南方特别留学生”和从其他各地返回东京的五十余名“南方特别留学生”被移交给国际学友会负责。不过，国际学友会仅仅为他们提供暂时住宿而没有经济资助。在京都大学等校留学的缅甸“南方特别留学生”认为日本虽然战败，但学术水平没有下降，现在他们反而可以更自由地学习。故他们与日本政府交涉以保证继续留学之学费，结果终成泡影。

　　于是，绝大部分“南方特别留学生”根据重返东南亚的原“宗主国”要求和安排，陆续回国。1945年9月20日，英国驻日占领军向缅甸留日学生传达“尽早回国”指示，约五十名缅甸留日学生从横滨乘船回国。随后，英国安排船只将马来亚、文莱的十余名留日学生运送回国。10月下旬，约五十名菲律宾留日学生在美国占领军的安排下从横滨起航返乡。但是，重返印尼各地的荷兰殖民者正集中力量与1945年8月17日宣布印尼独立的苏加诺等民族解放运动势力激战，荷兰殖民者认为这些留日学生回国反而是个“麻烦”，所以一直没有召回印尼留日学生。1946年5月，盟军总司令部发布命令：“东南亚各国希望回国者，请提出申请。这是回国的唯一机会，此后滞留日本者须自己负责。”印尼的“南方特别留学生”，以及通过奖学金资助、交换留学等途径赴日留学者，总计一百名左右，他们围绕着回国与滞留展开激烈争论。主张滞留者认为，他们赴日留学是为了学习，现在刚刚学习一半，应该等到祖国统一和学有所成后再回国，强调此时在荷兰帮助下回国，等于承认了荷兰对印尼的再统治;主张归国者认为为了祖国独立应回国参加战斗。结果，三四十人乘坐荷兰船从神户港回国，不久，有人乘坐第二艘船回国，最终，约三十名印尼留日学生留在日本继续学习。

　　战后滞留日本的部分“南方特别留学生”，一边兼职赚取学费和生活费，一边继续求学，有人终生留居日本，有人在学业或事业有成后返回祖国发展。例如，印尼留日学生往往精通印尼语、荷兰语、日语、英语，深受盟军总司令部和驻日盟军各部欢迎，兼职为他们口译或翻译文件，也有人在日本放送协会工作，从事日本对外广播与宣传。6名原“南方特别留学生”联合成立贸易公司，利用外国人的特权作中介，赚取日本公司对外贸易的手续费。至少8名原“南方特别留学生”滞留日本后娶日本女性为妻，甚至入籍日本。例如，帕涅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娶日本女性为妻，在日本放送协会工作，以祖国与日本的“联系人”为业，改用妻子姓氏，更名为“藤野平陆”，入籍日本。滞留日本的素海卜，1949年入学东京的慈惠医科大学，并在毕业后获得医师资格，作为内科医生营业，后娶日本女性为妻，1961年他偕日本妻子返回印尼，为祖国医疗事业发展而努力。1941年5月9日，日本、泰国、法国维希政权签订《东京条约》，决定将柬埔寨西北部的马德望等三州割让泰国，而出身马德望州的温萨尼特于1944年3月27日作为泰国“南方特别留学生”抵达日本。战后，温萨尼特受房东夫妇支持，继续留学，入学庆应大学医学部，1950年毕业。1952年1月22日，他在日本拜见了为柬埔寨独立而寻求国际支援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回国后作为外交官长期追随西哈努克亲王，为柬埔寨独立及其对外关系发展四处奔走。

　　面对战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重返印尼的荷兰殖民者不惜以战争顽固地维护其殖民统治，不仅导致部分印尼“南方特别留学生”滞留日本，而且即使返回者也以满腔怒火参加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例如，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57期学习的“南方特别留学生”优卡·赛卡玛，1947年回国后便加入印尼的青年队，英勇地对荷军作战，为印尼独立做出了贡献，且在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成为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左膀右臂，曾任国家情报调查部部长，于1978年被授予四星陆军大将军衔。原本军人出身的穆罕默德·赛勒曼作为“南方特别留学生”赴日后，阴差阳错地入学熊本医科大学专门部，但在1947年回国后立即加入印尼陆军，积极参加独立战争，并成为同是“南方特别留学生”的优卡·赛卡玛的助手，曾任国防部总务部部长，后被授予一星陆军准将军衔。但是，我们也不能高估“南方特别留学生”在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毕竟除印尼之外，美国在1946年7月允许菲律宾独立，英国从20世纪40年代末被迫逐渐退出东南亚，这种适应战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形势的、相对温和的非殖民化政策，并未造成当地居民和殖民者过于激烈的冲突，故回国之“南方特别留学生”或继续求学，或参与本国民主化运动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大多成为东南亚各国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现已确知战后履历的96名“南方特别留学生”中，有曾于1967年至1972年出任英属自治领文莱苏丹国首相的约瑟夫，曾任缅甸商务部部长弗拉·艾、缅甸外交部部长岂·弗拉因，菲律宾保险公司总裁侯赛·德锡德里奥，马尼拉大学校长劳斯·尚托斯，以及马来亚著名的日语教育者拉扎古，还有军官、医生、企业家、技术工作者等，几乎涵盖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法律等各个领域。就职于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领域者占60%，这与日本政府招收他们的培养目标既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又有冲突。日本政府原本是培养配合其实施军政统治的“协力者”，但他们大多成了新独立国家的中坚力量，甚至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做出了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当然，这并非来自日本政府和学校的培养，因为从他们就读的学校和专业看，侧重技术性的理工科;从课堂内容和日常精神熏陶看，主要是宣扬“大东亚战争必胜”、“大东亚共荣”，灌输“日本精神”。他们之所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做出突出成绩，最根本的是他们顺应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大潮流，抓住了东南亚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良好机遇，成为时代弄潮儿;其次是他们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是他们大多出身于东南亚各国名门望族、官宦世家或王室成员，如其中有菲律宾总统劳雷尔的三子马里亚诺·劳雷尔，马来亚王室成员阿卜杜拉，缅甸总理巴莫的长子扎栗等，本身具有平步青云的便利条件，这也是当时日军选拔他们作为“南方特别留学生”的重要标准。

　　当然，每位“南方特别留学生”的家庭出身、战争经历、战后发展轨迹并不相同，对于战时那段特殊留日岁月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其中，有人怀念和肯定战时留日经历。1995年8月，优卡·赛卡玛在亚洲留学生协力会于东京主办的“南方特别留学生战后五十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学到了军人精神、战争技术，从而为祖国独立做出了贡献，衷心感谢陆军士官学校及各位!”当然，这种“感谢”或真诚，或受出席会议的环境使然，其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喜欢日语并长期致力于日语教育工作的马来亚原“南方特别留学生”拉扎古指出，战前马来亚绝大多数人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日本殖民者则在各地设立“兴亚训练所”，培训当地青年，选送优秀者赴日留学，给了他“唯一的学习机会”，因而他赴日后认真学习日本文化。战争结束后，拉扎古返回马来亚从事教育工作。1957年，马来亚与日本建交，两国经贸文化往来日益频繁。他开始在大学中从事日语教育和日本文化宣传工作，并于1983年4月29日被中曾根康弘首相授予四等瑞宝勋章。印尼原“南方特别留学生”马蒂·库普杜拉于1947年回国。随着巴厘岛旅游业的发展，他于1973年在当地开设一家日本语学校，并将留学时所住大东亚寮的“寮训”：“礼仪”、“感谢”、“纪律”、“清洁”、“健康”作为校训。战时日本梦寐以求却未能实现的普及日语和传播日本文化的梦想，反而在战后和平时期的经济交往中得以实现，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有人通过留日生活认识到战时日本国民与日军士兵不同，但他们对日军在祖国更甚于西方殖民者的军政统治强烈不满，以致回国后投身对日作战，这是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的。其中，菲律宾留日学生的反日情绪最浓。据木下昭调查，战前菲律宾的留日学生中，在日本占领菲律宾后，只有一名毕业于名古屋医学专门学校的付里奥·鲁斯，积极配合日军的军政统治，主要是参与日军占领菲律宾期间进行政治宣传的翻译活动。曾在巴丹半岛与日军作战被俘的迪·阿西斯，经历巴丹死亡行军和日军虐待战俘的种种折磨后侥幸活下来，并被推荐为“南方特别留学生”赴日留学。他在日期间虽被日本“天主教东亚亲善妇人会”和其他民间人士的“友善”行为所感动，甚至感激东条英机首相的接见和驻菲律宾日军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返回东京期间到宿舍的探望，但其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抗日的决心从未改变。1944年10月，返回菲律宾的迪·阿西斯出任劳雷尔政权法务部部长副官，后随劳雷尔总统及其阁僚退到碧瑶。1945年3月，他从碧瑶出走，在美军帮助下逃入马尼拉的菲律宾警察部队总部，通过留学期间的日记向美军提供“关于日本的重要情报”。菲律宾独立后，迪·阿西斯成为一名活跃的律师，后成功转战商界，经营房地产、保险、金融等多个领域。他认为当今日本虽声称不当军事大国，但拥有随时可以核武装的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具有侵略周边各国的军事力量。故他对日本的未来走向抱有疑虑。

　　结语

　　“二战”时期东南亚的“南方特别留学生”既不同于战前东南亚各地自发的赴日留学生，也不同于战时中国沦陷区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他们带有更为复杂的地域色彩和时代特征。具体而言，一是“南方特别留学生”并非东南亚各地学生的主动赴日留学，而是源自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大东亚省等机构协商一致的招收政策，具有强制性。他们的选拔、培训和赴日留学，均根据陆军省、海军省和大东亚省的指令，由东南亚各地的日军军政监部或直接，或协同当地傀儡政权办理。二是“南方特别留学生”的留学生活与战争形势密切相关。他们在日本各学校既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培训，也被树立“大东亚共荣”、“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还“沐浴”所谓“日本精神”、军国主义思想，更由于防谍需要而时刻处于日本特高警察、宪兵特务的日常化监视之中。这种极端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更甚于对中国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的监控，以致分散于广岛、宫崎、久留米、熊本等地的“南方特别留学生”发起罢课抗议运动。但是，作为日本国费留学生的“南方特别留学生”每月有至少100日元的学费补助，在战争后期经济形势恶化的日本，其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留日学生。三是“南方特别留学生”对战时留日经历的认识复杂多样，甚至截然相反。战前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分属英、法、荷、美等国殖民地，多数“南方特别留学生”既不满和反抗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也难以忍受日本的军政统治，但由于个人情况不同而对留日经历的认知也不尽相同。

　　战后，个别原“南方特别留学生”或从战时留日与战后个人发展的关系，或出于感激战时周围日本人的“善意”，或由于面对采访、官方场合等各种原因，肯定那段留日时光，甚至“感谢”日本学校和“南方特别留学生”制度。因此，个别人成为某些日本记者、学者借以肯定“大东亚战争”的例证。若抛开日本侵略战争和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不论，单就某个人的人生发展而言，或许可以理解他们对战时日本的“肯定”与“感谢”。但是，仅仅举出几个“兴亚训练所毕业生”、“南方特别留学生”的事例，就过高评价日军在东南亚实施日语教育、培养人才的积极影响，那就是以偏概全的“误解”。其实，“南方特别留学生”在日本败降之际大多尚未毕业，除少数人滞留日本继续求学外，绝大多数人根据原“宗主国”之要求归国。他们回国后，一些人积极参与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另一些人服务于本国民主化运动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但这种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并非日本所赐，而是本国精英和民众长期坚持反抗西方殖民者的结果。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亚洲各国先后掀起三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尤其是20世纪初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被列宁誉为“亚洲的觉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本支持日军打败西方殖民者的东南亚各国精英与民众，发现“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且代替西方殖民者的日本侵略者更加凶残，于是发起反日解放运动。因此，“南方特别留学生”回国后参加反对西方殖民者的独立战争，融入战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或成为新独立国家的中坚力量，这本身与是否留学日本无关，而是时代和历史趋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