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可以忍，杰弗逊唯一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就是升迁考评。笔试占40%，领导评语占60%，意味着黑人也就没什么指望了。

　　但上进的杰弗逊不甘心，1958年，他和好朋友提尔蒙·奥布莱恩在又一次遭歧视落榜后，开始组织下班后的培训班，同13位报名的其他黑人警员一起，他们立志做到笔试满分。半年时间所有人不准喝酒，缺课两次就开除，最终，包括他俩在内的15人里最终有12个成功获得升职资格。

　　1968年，官至警监的奥布莱恩受命招募更多黑人警员，图为他在街头张贴考试通知。同年他被任命为第13分局局长。

　　靠个人奋斗克服制度障碍的人生经验，使得杰弗逊对自己的黑人同胞多了一份恨铁不成钢的怒气，「你自己不努力，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到种族问题上」。

　　这种怒气从警界高层传递到了普通黑人警察，他们也对三天两头就得来局里喝茶的底层黑人痛心疾首。

　　主流民权人士惊讶地发现，在他们呼吁警方雇用更多黑人的目标逐步实现之后，相当数量的黑人警察对自己穷兄弟们的态度并没有好多少。

　　1966年，密歇根大学一项针对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特区的调查显示，有近三成的黑人警员「种族偏见较深或很深」。典型言论如，「作为黑人，我跟你讲，这些黑鬼们野得很，还特别邋遢。我们家小时候也不富裕，但妈妈从来都教育我们干干净净，家里也打理好」;「黑人能干的工作不少啊，但这些蠢货根本不想动，也不好好念书，都指望饭来张口」。

　　那些说话没这么直接的，也坦承对黑人犯罪「绝不手软」，尤其受害者是为人正派的「体面同胞」时，出于对社区的责任心，他们下手并不比白人同僚轻。

　　看到在公共场所醉酒失态、举止轻浮的黑人，警员们普遍表示这是给我们丢脸，就此直接上去一通拳脚教育的也不乏其人。当黑人尝试诉诸同胞情谊时，黑人警察们的回答是：「我不是你兄弟，我是警察」。

　　圣迭戈、费城等地的研究者也都发现类似的倾向，甚至有的黑人还觉得白人警察更好一些，很多小事他们懒得管，在他们面前反倒不会老是挨打。

　　除了保守的职业文化，喜欢当警察的人天然更愿意强调自律、正派之外，当时的黑人选这一行最直接的激励其实很简单：警察是他们可能的职业选择里，待遇福利最好的之一。

　　跟另一个美国离婚

　　毒品战争最重要的一次升级，来自于1980年代的新型毒品「快克可卡因」(crackcocaine)。

　　快克由普通的粉末可卡因混合苏打碱，溶于水后加热蒸干制备。块状，可以熏烤吸入，因而见效更快且猛，但持续时间短。不难想象，对上瘾的贫穷黑人来说，这是何等残酷的诱惑。

　　大敌当前，华盛顿市议会迅速被要求重刑禁毒的呼声淹没。

　　吸取了失败教训的大卫·克拉克，这次顺应民意和大趋势，第一个站出来筹备修法，加重对毒品犯罪的量刑。

　　但白人终究对黑人面临的问题紧迫性认识不足。他的提案在1981年出炉后，被刚刚卸任局长的布特尔·杰弗逊批评，后者认为，不光要延长最高刑期，还要设置强制最低刑期，限制检察官和法官考虑量刑时的自由空间。

　　强制最低刑期在美国刑事司法史上备受争议，于是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杰弗逊和另一位黑人议员坚持这么做能震慑犯罪，而且缩小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对无权无势的黑人更公平;而联邦检察官，一个白人，在取得司法部批准后，作证表示反对，认为会打乱控辩及法官三方的平衡，大幅增加监狱人口。

　　通常从下午6点开始，这一整条街都是露天的毒品交易市场。毒贩会在马路上拦车;右边是排着队的成瘾者，高峰时一个贩卖点有三四百人之多。

　　正反双方拉锯一年后，杰弗逊将他的提案诉诸公投，最终以73%的压倒性优势得以通过。接下来的两年，毒品案件数量增长了近两倍，到处是坐过牢或即将面临坐牢的黑人。

　　监狱开始成为这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主题。

　　1975年1月，华盛顿自由派民权律师大卫·克拉克在该市议会上提出大麻非罪化。

　　在这个黑人占总人口六成、13名议员中有11个是黑人的首都特区，克拉克是仅有的两名白人议员之一。而他这么做，恰恰是为了让那些因吸食大麻频繁关进监狱的黑人同胞得以解脱，可他没想到，这项设身处地为黑人着想的提案却遭到黑人领袖们的强烈反对。

　　克拉克主张大麻非罪化的理由很简单：

　　第一，大麻没什么危险。1970年，尼克松曾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评估大麻的危害，经过2年50多项研究，数十次听证会，且多名成员亲自尝试后，委员会向总统报告大麻成瘾性很小，对他人不造成危险;

　　第二，抽大麻的黑人太多了，1975年特区警察局以大麻相关的罪名抓捕了3002人次，其中80%是黑人。就算不用坐牢，被捕记录也会跟着人一辈子，找工作、申请福利、助学贷款都很麻烦。

　　克拉克有理有据的提案，在黑人议员看来却没安什么好心。不过，他们的反对意见却有种族歧视之嫌：大麻非罪化保护的是你们白人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今天要是能合法抽大麻了，怎么能保证他们明天不去找海洛因?

　　最想打毒品战争的是黑人

　　这种恐惧和不信任有其历史背景。50年代中期，海洛因开始在美国城市里泛滥，其中贫穷的黑人社区境况最为惨烈，到60年代末成瘾人数更是爆炸式增长。

　　仅在1970年，特区据估计就从5000人增至18000人，到第二年年中，数字已经是当时全英国海洛因成瘾人数的15倍。

　　政府的对策，是今天已被各国广泛采用的「美沙酮维持治疗」，即设立门诊，为吸食海洛因两年以上的人免费提供美沙酮，缓解戒断反应。

　　虽然这种替代镇静剂的成瘾性也比较强，但由专业人员控制用量，其生理危害远小于海洛因，而且吸食者也不用再为毒资、毒债去谋财害命了。假以时日，海洛因市场自然就会萎缩。

　　这个完全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的解决方案，黑人活动家们却不接受。1969年，民权运动高潮刚过，不乏激进派认为这是白人不甘心，想要趁虚而入，靠提供成瘾物质继续控制黑人。真想解决问题，还得同胞们行动起来，忍痛戒毒。

　　要是同胞忍不了、不配合怎么办?那就只能来硬的了。好不容易看到了我们的出头之日，绝不能允许年轻人毁在毒品上。拒绝治疗的瘾君子、屡教不改的毒贩，常常会被告发给警察，或被组织截住一通拳脚。

　　多数不这么阴谋论的黑人领袖，也对维持疗法没什么好感。在黑人社区同样深陷海洛因危机的底特律、纽约哈勒姆，从教会领袖、社区组织到地方黑人报章，毒品是全民公敌，毒贩是过街老鼠，这些「出卖同胞灵魂给白人毒枭的黑脸叛徒」，与之武装斗争都不为过。

　　对第一批黑人政客来说，「毒品犯罪零容忍」自然也就成了最得民心的议程，比「开门诊给人换毒」好听多了。

　　就这个当口，白人大卫·克拉克站出来辨析「大麻虽然也是毒品，但不必入刑」，就显得很不识时务。

　　虽然在他和另一位白人法官的积极推动下，法案第一次表决通过，但紧接着，极有号召力的黑人教会介入，直接找到市议会主席，要求他把第二次投票议程压下。如果拒绝，连任就不要想了;况且即使第二次也通过，法案送到与教会关系非常好的市长华盛顿手里，很有可能被一票否掉，此时拒绝也就是白搭个前程。

　　至此，首都人民、尤其是黑人作出了选择：拥抱毒品战争。不到10年后，更强大的新型毒品到来，这些沉重的种族、政治、历史底色，依旧挥之不去。

　　我是警察，不是你的homie

　　今天美国左派提起为什么黑人的监禁率比白人高这么多，通常会提起美国司法的种族歧视色彩。

　　但是他们大概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毒品战争中，黑人警察对自己的同胞下手更狠?

　　现年93岁的老警察布特尔·杰弗逊的经历最具说服力。

　　1948年，23岁的杰弗逊在种族隔离刚刚有所松动的特区警察局参加招聘考试时，虽然还带着二战老兵的自信，下定决心「在白人的游戏里打败他们」，但他仍绝不敢想象，整整三十年后，自己会创造历史，成为华盛顿第一位黑人警察局长。

　　当时的特区警察局，白人警员总数占到90%，允许你进来，不代表就让你工作愉快。大多数白人拒绝与黑人搭档，觉得「没人愿意听黑鬼警察的话，搭档也没用」，「黑鬼天生汗腺发达，一天洗四十个澡也洗不干净，上头要让我跟他们搭档巡逻，我就请病假」。

　　这些都可以忍，杰弗逊唯一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就是升迁考评。笔试占40%，领导评语占60%，意味着黑人也就没什么指望了。

　　但上进的杰弗逊不甘心，1958年，他和好朋友提尔蒙·奥布莱恩在又一次遭歧视落榜后，开始组织下班后的培训班，同13位报名的其他黑人警员一起，他们立志做到笔试满分。半年时间所有人不准喝酒，缺课两次就开除，最终，包括他俩在内的15人里最终有12个成功获得升职资格。

　　1968年，官至警监的奥布莱恩受命招募更多黑人警员，图为他在街头张贴考试通知。同年他被任命为第13分局局长。

　　靠个人奋斗克服制度障碍的人生经验，使得杰弗逊对自己的黑人同胞多了一份恨铁不成钢的怒气，「你自己不努力，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到种族问题上」。

　　这种怒气从警界高层传递到了普通黑人警察，他们也对三天两头就得来局里喝茶的底层黑人痛心疾首。

　　主流民权人士惊讶地发现，在他们呼吁警方雇用更多黑人的目标逐步实现之后，相当数量的黑人警察对自己穷兄弟们的态度并没有好多少。

　　1966年，密歇根大学一项针对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特区的调查显示，有近三成的黑人警员「种族偏见较深或很深」。典型言论如，「作为黑人，我跟你讲，这些黑鬼们野得很，还特别邋遢。我们家小时候也不富裕，但妈妈从来都教育我们干干净净，家里也打理好」;「黑人能干的工作不少啊，但这些蠢货根本不想动，也不好好念书，都指望饭来张口」。

　　那些说话没这么直接的，也坦承对黑人犯罪「绝不手软」，尤其受害者是为人正派的「体面同胞」时，出于对社区的责任心，他们下手并不比白人同僚轻。

　　看到在公共场所醉酒失态、举止轻浮的黑人，警员们普遍表示这是给我们丢脸，就此直接上去一通拳脚教育的也不乏其人。当黑人尝试诉诸同胞情谊时，黑人警察们的回答是：「我不是你兄弟，我是警察」。

　　圣迭戈、费城等地的研究者也都发现类似的倾向，甚至有的黑人还觉得白人警察更好一些，很多小事他们懒得管，在他们面前反倒不会老是挨打。

　　除了保守的职业文化，喜欢当警察的人天然更愿意强调自律、正派之外，当时的黑人选这一行最直接的激励其实很简单：警察是他们可能的职业选择里，待遇福利最好的之一。

　　跟另一个美国离婚

　　毒品战争最重要的一次升级，来自于1980年代的新型毒品「快克可卡因」(crackcocaine)。

　　快克由普通的粉末可卡因混合苏打碱，溶于水后加热蒸干制备。块状，可以熏烤吸入，因而见效更快且猛，但持续时间短。不难想象，对上瘾的贫穷黑人来说，这是何等残酷的诱惑。

　　大敌当前，华盛顿市议会迅速被要求重刑禁毒的呼声淹没。

　　吸取了失败教训的大卫·克拉克，这次顺应民意和大趋势，第一个站出来筹备修法，加重对毒品犯罪的量刑。

　　但白人终究对黑人面临的问题紧迫性认识不足。他的提案在1981年出炉后，被刚刚卸任局长的布特尔·杰弗逊批评，后者认为，不光要延长最高刑期，还要设置强制最低刑期，限制检察官和法官考虑量刑时的自由空间。

　　强制最低刑期在美国刑事司法史上备受争议，于是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杰弗逊和另一位黑人议员坚持这么做能震慑犯罪，而且缩小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对无权无势的黑人更公平;而联邦检察官，一个白人，在取得司法部批准后，作证表示反对，认为会打乱控辩及法官三方的平衡，大幅增加监狱人口。

　　通常从下午6点开始，这一整条街都是露天的毒品交易市场。毒贩会在马路上拦车;右边是排着队的成瘾者，高峰时一个贩卖点有三四百人之多。

　　正反双方拉锯一年后，杰弗逊将他的提案诉诸公投，最终以73%的压倒性优势得以通过。接下来的两年，毒品案件数量增长了近两倍，到处是坐过牢或即将面临坐牢的黑人。

　　监狱开始成为这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主题。

　　当时的黑人警察局长甚至叫响了一个口号：「我们才是最大的帮派」，他从各分局选拔最铁腕的警员，组成「跳车组」和「快速机动组」，警车不做涂装，随机重装突袭露天毒品交易的街角地盘，不用任何理由就可以扣押、搜查在场的所有人。即使没有发现毒品或枪，也少不了给看着不顺眼的「上上课」。

　　连参与行动的警察自己都说，我们「每天都在改写宪法」。90年代前期，警局每年因执法瑕疵败诉，支付的赔偿金平均就有100多万美元。

　　头一年半的时间里，共有46000人次被捕，同等人口规模的美国城市至今无人能敌。

　　最狠的还要数设立「无毒区」，学校、日托、公共娱乐设施、图书馆、公租房、政府机关等方圆300米左右范围内，只要搜出毒品，最高刑期和罚款加倍。

　　对普通人的搜查也要升级。1995年，堪萨斯市警局开始普遍采用所谓「借机搜查」，即借助繁冗的交规条例，从夜行不开车灯，尾灯、车窗破损到车膜颜色深浅、后视镜上挂了东西，警方都能合法要求停车出示相关证件，真实目的是找毒品或枪。

　　在合宪性得到联邦最高法院认可后，这样的基层创新迅速得到推广。随着90年代中后期可卡因危机逐渐消退，特区发起「停火行动」，明说就是针对年轻黑人男性，设立缴枪组，开始采用借机搜查专门对付非法枪支。

　　今天，大规模监禁造成的严重问题已人所共睹，「就像一个美国要和另一个美国离婚」。然而在2014年的一次大范围调查中，仍有近三分之二的黑人认为美国的刑罚还不够重。黑人城市中相似的罪与罚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