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就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形式主义弊病，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泛滥成灾。形式主义的大量存在，不仅不利于苏联政治的健康运行，而且也成为苏联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甚至可以说，它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对苏联政治生活的考察，形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形式主义

　　苏联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划分与配置、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应当说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的，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这些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结构，却无相应的功能或功能不全，甚至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之下行起了违背民主的做法。例如，按照“议行合一”原则而构建的苏维埃制度，到最后却变成了如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鲍·托波尔宁教授所说的“婚礼上的闲人”。

　　政治过程的形式主义是政治结构形式主义的结果。政治过程形式主义最为典型和集中的表现就是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形式化，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实并不是基于民众自觉的政治活动，而是被动员起来的，有时甚至是强迫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学者乔治·肖夫林在谈到“斯大林主义的仪式”时说道：“成千上万的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庆祝党认为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参加为表示支持和平或仅仅为欢迎某个来访贵宾而举行的集会。这些游行集会的目的在于给人一种群众参与的印象”。虽然这种被安排的政治参与对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劳苦大众具有一定积极的政治意义，可以培养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徒有其表的、形式化的政治参与产生了负面的政治效果。

　　脱离客观实际的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是政策的意识形态至上性。意识形态是一个执政党的基本理念，而政策则是意识形态在具体实践领域里的反映。政策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本无可厚非，但在苏联却变成了一种缺乏弹性的、绝对化的制度性要求，只有符合了意识形态的框框才允许出台，至于政策的真实有效性则退居到次要地位了。

　　例如，在1929年底，斯大林不顾具体国情，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强制在农村推行全盘集体化政策，进而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允许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农阶级存在的，消灭富农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因此，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就是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政策给当时的农村与农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又如，进入20世纪50年代，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分离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发展形势了，但是，斯大林依然相信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经济核算单位越大，就越是社会主义，因此，仍然坚持合并集体农庄，使其规模扩大一倍多。

　　藐视人民群众的唯上主义

　　苏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级鲜明的科层制官僚体系，而干部任命制、终身制更是强化了官僚体系的等级结构。由于上级掌握着对下级干部的录用、晋升与奖惩的权力，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只是名义上的，这就在苏联直接促成了唯上的官场文化，即只对上负责，并赋以政治忠诚，而对下、对群众可以不负责(尽管在官员的政治言辞里到处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官员对上级领导的逢迎拍马、讨好献媚就成了苏联政治生活中一道特殊的“政治景观”，其极致的表演则是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

　　这样，官员要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忠诚，却摇身一变而成了对领导人的人格化的政治忠诚。当然，这种政治忠诚还是要打上党和人民的印记的。但这种人格化的政治忠诚也不是纯粹的，掩盖在其背后的仍然是私利的目的。

　　应当说，在苏联政治体制的设置中，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其特定的职责，但是，这种看起来各司其职、各司其责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却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唯上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唯上主义的刺激下，整个官僚队伍中会形成不同的宗派体系，例如，地方派、部门派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因裙带关系出现的“官僚氏族集团”等;在下级官员之间，除了争相对上级领导献媚之外，还会表现出对上级的政治依附心理和工作主动性的丧失，表现出为了官位与权力而彼此明争暗斗，表现出不讲原则的相互扯皮、推诿、不负责任、效率低下等官僚主义的怪现象。这种官僚主义的现象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即现端倪。例如，1922年2月，莫斯科消费合作社为了解决饥荒问题，决定从国外进口罐头，但是由于与外贸部扯皮一个多月仍不能做出决定，到最后只好提交政治局加以裁决。还有像是否增加运粮的车皮和存放粮食的库房、干部休养所的归属问题、是否允许出售外国书籍、谁出国购买机车问题等十分细小的问题都要由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定夺。列宁对此十分反感，并抱怨说：“有些具体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了。”

　　不着边际的务虚主义

　　由于苏联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崇奉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了弥补这种差距，苏联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例如，苏联在1928-1937年的两个五年计划里就建成了工业化国家，并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这种以牺牲个人消费为代价、以政治承诺和政治动员为抓手的、命令型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条偏颇的道路，它不仅没有带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均衡发展，也没有带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相应跟进。这种发展模式在初期还能够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承诺一直未能得到兑现，人们的革命热情必然处于衰退之中。但这种命令型发展模式犹如上了发条一般延续了下来，而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动员也得以延续，因为假如离开了政治动员，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的运行就如缺少了润滑剂。

　　尽管政治动员并不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但在苏联它却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越来越不着边际。可以说，苏联政治动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发动群众运动、树立典型、各种形式的竞赛与表彰等。但在诸多的形式中，会议可谓是苏共最擅长的政治动员模式。从会议的本质看，它是用来商议重大事项的，同时，参加会议的主体应是平等的。但苏联的会议多变成了传达领导的讲话、指示与号召，学习官方文件，下达任务的场所。尽管会议越来越程式化、空洞化，但是，官员们却乐此不疲。因为只要开了会，他们就是在做事，自然也就好向上级交代。姑且不论会议的内容与效果如何，但认认真真走过场，即使造点声势、搞点排场、多花一些公帑、说些“假大空”的话、玩些数字游戏等，那也是不会得咎于上级的。于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的熏陶下，官员们都变成了演说家、宣传家、空谈家和“秀场”高手，他们熟练掌握了一套“假大空”的政治言辞，但也因此，他们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政治言辞的抽象主义

　　与上述情况的起因相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其崇奉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使得苏共在执政过程中，一时难以依靠具体的政策来赢得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支持，只能较多地求助于教条化的、向人们描绘了美好未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运用抽象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符号和情感，唱一些好听的、空泛的高调，许下一些遥不可及的诺言，以此作为赢得群众认同和支持的武器。

　　例如，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向共产主义过渡”(1939年)的理论，赫鲁晓夫提出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1959年)的理论。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理论的调门是越来越高，距离现实却是越来越远。尽管勃列日涅夫以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赫鲁晓夫的建设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似乎向后作了退却，但并没有拉近和现实的距离。

　　值得指出的是，在苏联抽象的政治言辞里，还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例如，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际，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把政府称作“人民委员会”，部长称作“人民委员”，因为这样的称呼更具有革命色彩。列宁提出把“带有侮辱的意思”的“雇农”改称“农业工人”。在“大清洗”期间，几乎所有的逮捕和枪决都是以“党和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又如，苏联很多城市都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如把彼得堡改为“列宁格勒”、把辛比尔斯克改为“乌里扬诺夫斯克”、把伏尔加格勒改为“斯大林格勒”等，同时，还有许多工厂、车间也多以“红色”意味的名称命名。这一类革命性的政治言辞当属典型的形式主义作风。

　　形式主义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政治后果

　　客观地说，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带来的更多的是难以估量的负面的政治后果。具体来看，主要有：

　　民众对政治冷漠，整个社会弥漫着犬儒主义的气氛。一方面，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形式化的直接后果是，政府与民众缺乏交流而彼此隔膜，民情、民意难以表达，即使有所表达，也常常被隔绝于政府的政策过程之外。民众的政治参与屡遭挫折，难免会产生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不满，并对自己的政治效能产生怀疑，并对政治心灰意懒。另一方面，从国家领导人那里，民众只能批发到大量空洞的高调和很少能够兑现的许诺，而且国家领导人在要求民众忍受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痛苦和损失时，以他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却在一边玩法弄权，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甚至为一己之权力和私利不惜大搞政治阴谋，进行残酷的权力斗争。日益让人对政治心生厌恶，难以树立起对政治的信心。

　　整个国家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进而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形式主义之下的教条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苏共所崇奉的理论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人们只能遵从它，而不能怀疑它。对此，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一个极其公式化的‘模式’。它是建立在不允许对之进行再认识的意识形态、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之上的。斯大林对这些原则和规范的解释更使它们成了僵硬的教条。这是半宗教式的信条，它完全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并无情地镇压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方面不能听命就范的所有人”。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创新。勃列日涅夫可谓保守的典型。俄国学者格·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评价勃列日涅夫的：思想保守、墨守传统;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勃列日涅夫(以及像他一样的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使得苏联社会进入了“停滞”的时期。

　　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绝。苏联的官僚队伍当中盛行的唯上主义，可以说是官员贪污腐败的温床。在列宁时期苏联已出现腐败现象，列宁把“贪污受贿”看作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三大敌人”之一，并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队伍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一阶层被认为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因素。

　　当然，形式主义带来的政治后果不止于上述的三个方面，还有诸如政治信息的传递不规范、不透明，以至于人们挖空心思去揣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和政策取向，从而在造成政治运行成本高昂的同时，也导致小道消息、政治流言的盛行;人们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从而造成国民人格的分裂与政治上的伪善等。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苏联政治生活中形式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在反对形式主义的今天，我们谨记邓小平同志的话是有益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苏联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就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形式主义弊病，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泛滥成灾。形式主义的大量存在，不仅不利于苏联政治的健康运行，而且也成为苏联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甚至可以说，它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对苏联政治生活的考察，形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形式主义

　　苏联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划分与配置、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应当说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的，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这些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结构，却无相应的功能或功能不全，甚至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之下行起了违背民主的做法。例如，按照“议行合一”原则而构建的苏维埃制度，到最后却变成了如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鲍·托波尔宁教授所说的“婚礼上的闲人”。

　　政治过程的形式主义是政治结构形式主义的结果。政治过程形式主义最为典型和集中的表现就是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形式化，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实并不是基于民众自觉的政治活动，而是被动员起来的，有时甚至是强迫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学者乔治·肖夫林在谈到“斯大林主义的仪式”时说道：“成千上万的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庆祝党认为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参加为表示支持和平或仅仅为欢迎某个来访贵宾而举行的集会。这些游行集会的目的在于给人一种群众参与的印象”。虽然这种被安排的政治参与对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劳苦大众具有一定积极的政治意义，可以培养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徒有其表的、形式化的政治参与产生了负面的政治效果。

　　脱离客观实际的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是政策的意识形态至上性。意识形态是一个执政党的基本理念，而政策则是意识形态在具体实践领域里的反映。政策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本无可厚非，但在苏联却变成了一种缺乏弹性的、绝对化的制度性要求，只有符合了意识形态的框框才允许出台，至于政策的真实有效性则退居到次要地位了。

　　例如，在1929年底，斯大林不顾具体国情，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强制在农村推行全盘集体化政策，进而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允许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农阶级存在的，消灭富农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因此，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就是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政策给当时的农村与农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又如，进入20世纪50年代，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分离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发展形势了，但是，斯大林依然相信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经济核算单位越大，就越是社会主义，因此，仍然坚持合并集体农庄，使其规模扩大一倍多。

　　藐视人民群众的唯上主义

　　苏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级鲜明的科层制官僚体系，而干部任命制、终身制更是强化了官僚体系的等级结构。由于上级掌握着对下级干部的录用、晋升与奖惩的权力，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只是名义上的，这就在苏联直接促成了唯上的官场文化，即只对上负责，并赋以政治忠诚，而对下、对群众可以不负责(尽管在官员的政治言辞里到处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官员对上级领导的逢迎拍马、讨好献媚就成了苏联政治生活中一道特殊的“政治景观”，其极致的表演则是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

　　这样，官员要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忠诚，却摇身一变而成了对领导人的人格化的政治忠诚。当然，这种政治忠诚还是要打上党和人民的印记的。但这种人格化的政治忠诚也不是纯粹的，掩盖在其背后的仍然是私利的目的。

　　应当说，在苏联政治体制的设置中，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其特定的职责，但是，这种看起来各司其职、各司其责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却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唯上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唯上主义的刺激下，整个官僚队伍中会形成不同的宗派体系，例如，地方派、部门派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因裙带关系出现的“官僚氏族集团”等;在下级官员之间，除了争相对上级领导献媚之外，还会表现出对上级的政治依附心理和工作主动性的丧失，表现出为了官位与权力而彼此明争暗斗，表现出不讲原则的相互扯皮、推诿、不负责任、效率低下等官僚主义的怪现象。这种官僚主义的现象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即现端倪。例如，1922年2月，莫斯科消费合作社为了解决饥荒问题，决定从国外进口罐头，但是由于与外贸部扯皮一个多月仍不能做出决定，到最后只好提交政治局加以裁决。还有像是否增加运粮的车皮和存放粮食的库房、干部休养所的归属问题、是否允许出售外国书籍、谁出国购买机车问题等十分细小的问题都要由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定夺。列宁对此十分反感，并抱怨说：“有些具体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了。”

　　不着边际的务虚主义

　　由于苏联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崇奉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了弥补这种差距，苏联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例如，苏联在1928-1937年的两个五年计划里就建成了工业化国家，并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这种以牺牲个人消费为代价、以政治承诺和政治动员为抓手的、命令型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条偏颇的道路，它不仅没有带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均衡发展，也没有带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相应跟进。这种发展模式在初期还能够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承诺一直未能得到兑现，人们的革命热情必然处于衰退之中。但这种命令型发展模式犹如上了发条一般延续了下来，而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动员也得以延续，因为假如离开了政治动员，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的运行就如缺少了润滑剂。

　　尽管政治动员并不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但在苏联它却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越来越不着边际。可以说，苏联政治动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发动群众运动、树立典型、各种形式的竞赛与表彰等。但在诸多的形式中，会议可谓是苏共最擅长的政治动员模式。从会议的本质看，它是用来商议重大事项的，同时，参加会议的主体应是平等的。但苏联的会议多变成了传达领导的讲话、指示与号召，学习官方文件，下达任务的场所。尽管会议越来越程式化、空洞化，但是，官员们却乐此不疲。因为只要开了会，他们就是在做事，自然也就好向上级交代。姑且不论会议的内容与效果如何，但认认真真走过场，即使造点声势、搞点排场、多花一些公帑、说些“假大空”的话、玩些数字游戏等，那也是不会得咎于上级的。于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的熏陶下，官员们都变成了演说家、宣传家、空谈家和“秀场”高手，他们熟练掌握了一套“假大空”的政治言辞，但也因此，他们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政治言辞的抽象主义

　　与上述情况的起因相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其崇奉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使得苏共在执政过程中，一时难以依靠具体的政策来赢得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支持，只能较多地求助于教条化的、向人们描绘了美好未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运用抽象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符号和情感，唱一些好听的、空泛的高调，许下一些遥不可及的诺言，以此作为赢得群众认同和支持的武器。

　　例如，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向共产主义过渡”(1939年)的理论，赫鲁晓夫提出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1959年)的理论。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理论的调门是越来越高，距离现实却是越来越远。尽管勃列日涅夫以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赫鲁晓夫的建设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似乎向后作了退却，但并没有拉近和现实的距离。

　　值得指出的是，在苏联抽象的政治言辞里，还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例如，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际，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把政府称作“人民委员会”，部长称作“人民委员”，因为这样的称呼更具有革命色彩。列宁提出把“带有侮辱的意思”的“雇农”改称“农业工人”。在“大清洗”期间，几乎所有的逮捕和枪决都是以“党和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又如，苏联很多城市都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如把彼得堡改为“列宁格勒”、把辛比尔斯克改为“乌里扬诺夫斯克”、把伏尔加格勒改为“斯大林格勒”等，同时，还有许多工厂、车间也多以“红色”意味的名称命名。这一类革命性的政治言辞当属典型的形式主义作风。

　　形式主义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政治后果

　　客观地说，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带来的更多的是难以估量的负面的政治后果。具体来看，主要有：

　　民众对政治冷漠，整个社会弥漫着犬儒主义的气氛。一方面，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形式化的直接后果是，政府与民众缺乏交流而彼此隔膜，民情、民意难以表达，即使有所表达，也常常被隔绝于政府的政策过程之外。民众的政治参与屡遭挫折，难免会产生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不满，并对自己的政治效能产生怀疑，并对政治心灰意懒。另一方面，从国家领导人那里，民众只能批发到大量空洞的高调和很少能够兑现的许诺，而且国家领导人在要求民众忍受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痛苦和损失时，以他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却在一边玩法弄权，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甚至为一己之权力和私利不惜大搞政治阴谋，进行残酷的权力斗争。日益让人对政治心生厌恶，难以树立起对政治的信心。

　　整个国家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进而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形式主义之下的教条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苏共所崇奉的理论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人们只能遵从它，而不能怀疑它。对此，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一个极其公式化的‘模式’。它是建立在不允许对之进行再认识的意识形态、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之上的。斯大林对这些原则和规范的解释更使它们成了僵硬的教条。这是半宗教式的信条，它完全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并无情地镇压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方面不能听命就范的所有人”。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创新。勃列日涅夫可谓保守的典型。俄国学者格·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评价勃列日涅夫的：思想保守、墨守传统;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勃列日涅夫(以及像他一样的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使得苏联社会进入了“停滞”的时期。

　　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绝。苏联的官僚队伍当中盛行的唯上主义，可以说是官员贪污腐败的温床。在列宁时期苏联已出现腐败现象，列宁把“贪污受贿”看作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三大敌人”之一，并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队伍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一阶层被认为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因素。

　　当然，形式主义带来的政治后果不止于上述的三个方面，还有诸如政治信息的传递不规范、不透明，以至于人们挖空心思去揣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和政策取向，从而在造成政治运行成本高昂的同时，也导致小道消息、政治流言的盛行;人们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从而造成国民人格的分裂与政治上的伪善等。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苏联政治生活中形式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在反对形式主义的今天，我们谨记邓小平同志的话是有益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