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部叙述20世纪初英国约克郡贵族格兰森家族故事的古典电视剧《唐顿庄园》在英国独立电视台播出后，掀起了英国乃至全球收视热潮，囊括了艾美奖、金球奖、英国国家电视奖、广播新闻协会最佳剧集等数十项大奖，成为史上获奖最多的电视剧之一。这部古典风格的贵族家庭剧，同时也是一部反映贵族与英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剧，从中可以窥见英国贵族是怎样炼成的。

　　英国贵族自公元五世纪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开始形成一直延续至今，期间虽几度沉浮，但贵族阶层却从未中断且屡次焕发出新生命力。在众多危急时刻，他们引领国家走出困境，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对本国历史推动作用最大的阶层，在世界史中绝无仅有。故有学者称，若读不懂英国贵族，则无法理解英国历史。

　　英国贵族最让人称奇的是，作为农耕文明产物的阶层，在英国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两次重大的自我改革，成功应对了社会转型，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获得新发展。17—18世纪在英国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中，贵族通过改革放弃原先享有的经济特权，他们和新兴商业阶层共同承担起国家经济和税收责任，借此获得新的合法性并巩固了统治阶级地位。通过贵族领导下的光荣革命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对外战争，英国社会空前繁荣并成为世界霸主。而当时的法国贵族，不仅拒绝承担税收责任，更通过一系列举措强化其经济特权，最终招致民众的极度愤恨并引发法国大革命。此后法国内乱持续长达一个世纪，法国贵族也成为数次革命中的众矢之的，最终消亡。

　　19世纪英国由现代商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面对日益强大的工业资本家和工人阶层对政治权利的诉求，贵族通过前后三次议会改革和数次小调整，逐渐将权力下放并基本放弃其政治特权，从而保存其文化和精神领袖地位。在数十年的去政治特权化进程中，贵族表现出的务实、自我克制、审慎和智慧，赢得了社会民众的信任。尽管政治特权已被基本清除，但国家领导阶层仍大部分来自贵族，且贵族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并征服了新兴中产阶级甚至底层民众。而当时的德国贵族，面对已工业化的德国社会却不愿放弃其政治特权，为维持统治而诉诸军国主义，最终将德国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英国贵族在现代化转型中能够不被淘汰，既与其始终坚守自身存在价值并不断赋予其时代意义有关，同时又与英国贵族制度的特点密切相关。

　　首先，英国特色的贵族财产和爵位继承制度确保了贵族制度的延续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原先众多贵族子女可共同继承财产，但从12—13世纪开始，贵族继承制度的设计和相关法令的颁布，彻底改变了英国历史发展轨迹。英国财产法中，将财产分为物的财产权和人的财产权，前者主要包括世袭土地和爵位等，后者主要包括动产等。对于物的产权严格按照法律实行长子继承制，女性继承人完全被排除在外，人的产权则可由子女共同继承。而1285年颁布的《限嗣继承条例》规定，贵族不得转卖属于条例规定适用的土地，或通过遗嘱方式指定继承人，只能由家族直系后裔继承(不一定是长子)，若无直系后裔则由旁系后裔继承，其目的是确保土地永远留在本族之内。这就避免了大地产因被众多子女继承而碎化的可能，维持了贵族家族土地保有量和贵族阶层的稳定。同时该制度也确保了贵族对国家的忠诚，资本和金钱可随意流动，但土地属不动产且和爵位绑定，被土地和爵位绑定的英国贵族，无法与新兴中产阶级和资本家一样随意移动或移居国外，若如此他们将一无所有。

　　其次，在家庭关系和贵族培养方面，明确且严格的继承制增进了家庭内部团结，培养出较优秀的贵族领导者。长子继承制和《限嗣继承条例》等的存在，排除了贵族家庭继承问题的不确定性，减少了家庭内部继承纠纷或争斗。贵族家庭从小就对其不同子女进行不同的教育和人生规划，子女之间相互合作和支持。对家族土地和爵位继承人的教育，首要目标是塑造其责任感，即对家族延续、荣耀、发展和对国家的使命感，能够胜任领导者角色。这种贵族教育并不一定强调高深的知识和文化教育，但特别强调品格和责任感的塑造，对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关心和经验以及对领地事务的熟悉。英国贵族普遍持有“社会有机体”思想，即社会各阶层是一种共生关系，若共生关系被打破，则每个阶层都会受到伤害。这体现在贵族教育中，强调对佃农不过分压榨，同时也乐意承担与其地位和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这一点和法国贵族对平民拼命压榨却又挖空心思逃避社会责任形成鲜明对比。而对非爵位继承人则强调技能教育，为将来独立谋生或为家族做具体事务做准备。

　　再次，在贵族文化塑造和社会影响方面，英国贵族也很强调良好的家风与贵族修养，在建立高门槛的贵族圈文化的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所谓良好家风不仅有对家族继承人的培育，而且还包含家族其他成员的贵族修养，这既体现在与其他贵族交往时所应持有的风度和涵养，又体现在对普通人和仆人所应表现出的礼貌和基本尊重。随着贵族经济地位每况愈下，他们往往需要与新兴富有阶层联姻以确保其经济支撑。而新兴富人阶层虽经济实力雄厚，但大多是暴发户且缺乏良好家风和社会地位，他们既渴望社会地位，又希望与家风良好的贵族家族联姻，以确保其财富和家族长久兴盛。结果在19—20世纪，贵族和新兴富裕阶层的联姻变得非常普遍，贵族获得新的经济基础，新兴富裕阶层获得了社会地位。

　　一战前，英国贵族虽失去了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但其仍是统治国家的重要力量，也以能在危急时刻保卫国家而自豪。但在一战中，战争的现代化和各种新武器的出现，使得19世纪战争中残存的一点骑士风采荡然无存。贵族那种骑马举旗列队冲在最前线的战争方式已被淘汰，而大规模军团作战使得数量众多的普通士兵重要性远超过贵族军人。贵族子弟在战争中的英勇作战虽可歌可泣但也损失惨重，众多贵族家族因失去所有男性继承人而灭绝。战后因英国外部环境日益恶化和团结国内各阶层民众的现实需要，贵族残存的特权被进一步削弱。特别是进入30年代，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界大战，英国社会内部达成一种默契，即以平民为主的军队若为英国赢得战争，则战后英国应成为真正平等的国家。结果就是1945年欧战刚结束，工党立即赢得大选并执政，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体制，而贵族残存的特权也被彻底铲除。

　　虽如此，英国贵族的影响仍深刻持久，如驰名世界的贵族教育，不仅培养出一批批政界、商界和军界精英，而且捍卫并巩固了英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贵族精神。贵族教育是进入精英圈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学阶段尤被看重，牛津、剑桥同窗虽好，但若是伊顿、哈罗的校友则更能激发彼此的亲切感和建立精英人脉。英国文学和艺术界也有深深的贵族文化烙印，众多经典小说和戏剧在内容和语言上都是贵族化的。而由贵族礼仪演变而来的绅士风度，则成为英国乃至西方国家男性所尊崇的基本礼仪规范。英国人举止中所特有的自制谨慎和语言风格的含蓄、雅致甚至晦涩，都是深受贵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而英国人最常用“公平、公正”来评判是非，也源于古代骑士决斗所强调的公平原则。

 　　2010年，一部叙述20世纪初英国约克郡贵族格兰森家族故事的古典电视剧《唐顿庄园》在英国独立电视台播出后，掀起了英国乃至全球收视热潮，囊括了艾美奖、金球奖、英国国家电视奖、广播新闻协会最佳剧集等数十项大奖，成为史上获奖最多的电视剧之一。这部古典风格的贵族家庭剧，同时也是一部反映贵族与英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剧，从中可以窥见英国贵族是怎样炼成的。

　　英国贵族自公元五世纪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开始形成一直延续至今，期间虽几度沉浮，但贵族阶层却从未中断且屡次焕发出新生命力。在众多危急时刻，他们引领国家走出困境，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对本国历史推动作用最大的阶层，在世界史中绝无仅有。故有学者称，若读不懂英国贵族，则无法理解英国历史。

　　英国贵族最让人称奇的是，作为农耕文明产物的阶层，在英国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两次重大的自我改革，成功应对了社会转型，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获得新发展。17—18世纪在英国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中，贵族通过改革放弃原先享有的经济特权，他们和新兴商业阶层共同承担起国家经济和税收责任，借此获得新的合法性并巩固了统治阶级地位。通过贵族领导下的光荣革命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对外战争，英国社会空前繁荣并成为世界霸主。而当时的法国贵族，不仅拒绝承担税收责任，更通过一系列举措强化其经济特权，最终招致民众的极度愤恨并引发法国大革命。此后法国内乱持续长达一个世纪，法国贵族也成为数次革命中的众矢之的，最终消亡。

　　19世纪英国由现代商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面对日益强大的工业资本家和工人阶层对政治权利的诉求，贵族通过前后三次议会改革和数次小调整，逐渐将权力下放并基本放弃其政治特权，从而保存其文化和精神领袖地位。在数十年的去政治特权化进程中，贵族表现出的务实、自我克制、审慎和智慧，赢得了社会民众的信任。尽管政治特权已被基本清除，但国家领导阶层仍大部分来自贵族，且贵族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并征服了新兴中产阶级甚至底层民众。而当时的德国贵族，面对已工业化的德国社会却不愿放弃其政治特权，为维持统治而诉诸军国主义，最终将德国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英国贵族在现代化转型中能够不被淘汰，既与其始终坚守自身存在价值并不断赋予其时代意义有关，同时又与英国贵族制度的特点密切相关。

　　首先，英国特色的贵族财产和爵位继承制度确保了贵族制度的延续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原先众多贵族子女可共同继承财产，但从12—13世纪开始，贵族继承制度的设计和相关法令的颁布，彻底改变了英国历史发展轨迹。英国财产法中，将财产分为物的财产权和人的财产权，前者主要包括世袭土地和爵位等，后者主要包括动产等。对于物的产权严格按照法律实行长子继承制，女性继承人完全被排除在外，人的产权则可由子女共同继承。而1285年颁布的《限嗣继承条例》规定，贵族不得转卖属于条例规定适用的土地，或通过遗嘱方式指定继承人，只能由家族直系后裔继承(不一定是长子)，若无直系后裔则由旁系后裔继承，其目的是确保土地永远留在本族之内。这就避免了大地产因被众多子女继承而碎化的可能，维持了贵族家族土地保有量和贵族阶层的稳定。同时该制度也确保了贵族对国家的忠诚，资本和金钱可随意流动，但土地属不动产且和爵位绑定，被土地和爵位绑定的英国贵族，无法与新兴中产阶级和资本家一样随意移动或移居国外，若如此他们将一无所有。

　　其次，在家庭关系和贵族培养方面，明确且严格的继承制增进了家庭内部团结，培养出较优秀的贵族领导者。长子继承制和《限嗣继承条例》等的存在，排除了贵族家庭继承问题的不确定性，减少了家庭内部继承纠纷或争斗。贵族家庭从小就对其不同子女进行不同的教育和人生规划，子女之间相互合作和支持。对家族土地和爵位继承人的教育，首要目标是塑造其责任感，即对家族延续、荣耀、发展和对国家的使命感，能够胜任领导者角色。这种贵族教育并不一定强调高深的知识和文化教育，但特别强调品格和责任感的塑造，对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关心和经验以及对领地事务的熟悉。英国贵族普遍持有“社会有机体”思想，即社会各阶层是一种共生关系，若共生关系被打破，则每个阶层都会受到伤害。这体现在贵族教育中，强调对佃农不过分压榨，同时也乐意承担与其地位和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这一点和法国贵族对平民拼命压榨却又挖空心思逃避社会责任形成鲜明对比。而对非爵位继承人则强调技能教育，为将来独立谋生或为家族做具体事务做准备。

　　再次，在贵族文化塑造和社会影响方面，英国贵族也很强调良好的家风与贵族修养，在建立高门槛的贵族圈文化的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所谓良好家风不仅有对家族继承人的培育，而且还包含家族其他成员的贵族修养，这既体现在与其他贵族交往时所应持有的风度和涵养，又体现在对普通人和仆人所应表现出的礼貌和基本尊重。随着贵族经济地位每况愈下，他们往往需要与新兴富有阶层联姻以确保其经济支撑。而新兴富人阶层虽经济实力雄厚，但大多是暴发户且缺乏良好家风和社会地位，他们既渴望社会地位，又希望与家风良好的贵族家族联姻，以确保其财富和家族长久兴盛。结果在19—20世纪，贵族和新兴富裕阶层的联姻变得非常普遍，贵族获得新的经济基础，新兴富裕阶层获得了社会地位。

　　一战前，英国贵族虽失去了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但其仍是统治国家的重要力量，也以能在危急时刻保卫国家而自豪。但在一战中，战争的现代化和各种新武器的出现，使得19世纪战争中残存的一点骑士风采荡然无存。贵族那种骑马举旗列队冲在最前线的战争方式已被淘汰，而大规模军团作战使得数量众多的普通士兵重要性远超过贵族军人。贵族子弟在战争中的英勇作战虽可歌可泣但也损失惨重，众多贵族家族因失去所有男性继承人而灭绝。战后因英国外部环境日益恶化和团结国内各阶层民众的现实需要，贵族残存的特权被进一步削弱。特别是进入30年代，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界大战，英国社会内部达成一种默契，即以平民为主的军队若为英国赢得战争，则战后英国应成为真正平等的国家。结果就是1945年欧战刚结束，工党立即赢得大选并执政，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体制，而贵族残存的特权也被彻底铲除。

　　虽如此，英国贵族的影响仍深刻持久，如驰名世界的贵族教育，不仅培养出一批批政界、商界和军界精英，而且捍卫并巩固了英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贵族精神。贵族教育是进入精英圈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学阶段尤被看重，牛津、剑桥同窗虽好，但若是伊顿、哈罗的校友则更能激发彼此的亲切感和建立精英人脉。英国文学和艺术界也有深深的贵族文化烙印，众多经典小说和戏剧在内容和语言上都是贵族化的。而由贵族礼仪演变而来的绅士风度，则成为英国乃至西方国家男性所尊崇的基本礼仪规范。英国人举止中所特有的自制谨慎和语言风格的含蓄、雅致甚至晦涩，都是深受贵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而英国人最常用“公平、公正”来评判是非，也源于古代骑士决斗所强调的公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