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选择与当年鲁迅劝少年少读或不读中国古书，多读洋书，真有异曲同工之妙。福泽谕吉在一些著作里这样说过，虽然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往来，但现在古旧的中国对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假如他们那里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也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他说这乃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所以“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这就是我们后来定论的“脱亚入欧”。

　　有意思的是他晚年写《福翁自传》，再次提到中国。他说“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100多年过去了。我们清楚这个问题吗?我们认可福泽谕吉这个具有历史穿透性的设问吗?

　　既然古旧的东方没有图新的助燃剂，那只能不恋旧情地“入欧”了。于是废除古旧与迂腐就是文明。当时的日本人恐怕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当时日本人眼里，穿鞋进屋是文明，吃牛肉是文明，大街上撑伞走路是文明，而主管教育的森有礼说废除汉字也是文明。

　　更有甚者，在1887年，时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在官邸举行了一场明治时代最为大型的化妆舞会，狂欢乱舞一个晚上，在日本人看来那就更文明了。虽然这些都遭遇到福泽谕吉的批评，说外在文明易，内在文明难。此话当也不假，但先外后内，恐怕也是逻辑程序的自然使然吧。

　　这就如同谷崎润一郎在夕阳西下的池边，一边抚摸松子夫人的肌肤，一边憧憬西洋女人肌质之白暂，以此生出淫心。这也像日本在公元414年引进韩医方，在513年引进汉医方。但在1685年发现”兰学”(指荷兰的学问)的医学书对人体的描述更为精准，于是弃韩医与汉医，全面引进西方医学。1774年终于出版了日本自己的《解体新书》。这样来看，那个时候若不与古旧的中国为伍就属文明的话，废除农历年过洋历新年，也就是“文明开化”的逻辑先声了。日本相较其他汉字文化圈国家更早脱离了农业经济社会，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农历的概念也几乎消失。

　　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在《靖国问题》一书中说过，日本人自明治以来无论战前战后，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脱亚入欧”的思想。而另一位著名学者丸山真男则认为日本“杂居性”思想，有一种容易引进和结合的轻率，带有碎片化。

　　但现在看来，恰恰是这种“轻率”与“碎片”，使得日本能少有负担地认真地做成一件事，只要这件事是朝着姗姗来迟的文明这一面的，就具有了意义并带来了收获。你看，废除旧历启用新历，怎么看都是“轻率”之举，但引出的则是迈向世界文明的逻辑先声。用丸山真男的话说就是“淳风美俗”不过是结核病菌的阴性反应而已。或者用福泽谕吉的比喻，面对西方文明，只能先染上麻疹来培养自己的免疫力。或者如同中国文化研究大家竹内好，他在鲁迅身上看到了“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一切”的醒来的奴隶。

　　实际上，进入20世纪，中国至少有两次要废除农历新年改公历新年。一次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颁令废除旧历。当然是受革命运动影响的一个结果。弃旧图新，走天下文明之路。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原因很多，但保守势力太强是个主因。也就是说当时的百姓诚如鲁迅所言，就是要在家门口放上乘凉的小木凳。谁不让放，就与谁打破头。

　　元旦期间各消费品牌都会推出福袋，抢福袋就成了1月1号最热闹的活动

　　再有一次就是文革中的1967年，当时以“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和“移风易俗”为口号，想要废除农历新年。但这次绝不是要走天下文明之路的“逻辑先声”，而是为了要消灭一切文明之举的最后落锤。有点类似前几年阿富汗塔利班炸掉大佛的“灭绝文明”的行为样式。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春节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在世界上受到的认同度显然有所增强。有的国家首脑还专门发贺电，祝贺所在国的华侨华人过春节。但若冷静地不带色彩的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金钱效应“外压”的一个结果，或者是看中我们有钱了，有钱人脾气大且任性，为了顺顺你的脾气，哄着你来爆买的一个产业对策而已。

　　过年了。

　　2月16日是大年初一。

　　当天的初次见面，当然要说“新年好”。虽然距跨年已经过去一个半月，那时的太阳与今晚的月亮，那时的敲钟声与今晚的爆竹声，隆隆远去而又慢慢逼近，我们却还在说“新年好”。不感觉有些尴尬或有些怪怪的吗?这一个半月，特朗普也不知已发了多少回脾气，骂了多少人;这一个半月，有战事的地方也不知死了多少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后压台曲《拉德斯基进行曲》，再是激昂的绕缭，也渐行渐远了。然而，我们还在说：新—年—好。

　　日本欢度元旦

　　阴历与阳历，农历与公历。过农历新年与过公历新年，同样是岁岁年年都不同，同样是在时间的匀速中，期盼大地回春与生命复归。从这一意义上说，都属文明体的不同文明形态，虽然前者是古旧，如同一袭长袍在身;后者是新象，如同Armani西服在身。

　　日本，原本也是过农历新年的。这是因为日本从7世纪末开始使用中国历法。这显然是中国化的一个结果。但在明治维新(1868年)后的五年，即1873年，明治政府采用公历，废除了农历。也就是说，日本从这一年开始，1月1日就是过年了。中国《尚书》说：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而日本人的聪明做法在于，将原本公历的1月1日，导入了新旧不同的元素：元旦/正月/元日。而且，日本人将一月份还称之为“睦月”，读音为“むつびつき/mutubituki”，带有家人亲友团圆和睦过新年之意。

　　在日本，元旦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很多人利用这个时间回乡，所以日本车站、机场人都会非常多。

　　明治政府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改变?当然说法颇多，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明治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才促使改历的。因为当时的官吏领取的都是按月发放的“月俸”，但阴历每隔几年就有一次闰月，那就要发放13个月的薪酬。当然，本文不在这里讨论这个说法是否可信。笔者的兴趣点倒在于，从当时“文明开化”这个大背景看，日本不再过农历年(春节)，是否有其逻辑的先声?

　　请注意我这里使用的“逻辑先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强调不是说不过农历年(春节)就一定是日本文明化和近代化的一个因。反过来，也不是说实现文明化与近代化的一个果，就一定要放弃过农历年(春节)。这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认定日本废除农历新年就为日本带来了新生。但问题的趣点在于，如果你再往深处思考的话，这个所谓的“新生”，其内在化的一个要求则必定是弃旧图新。这就像海浪欲来时的涟漪，梅果熟透前的嘀嗒落地声一样，属于逻辑先声，或春江水暖。

　　日本新年时有由绳子製成的装饰品“注连绳”摆放在门口，用以驱除邪灵。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熟知的福泽谕吉。这位仍然在日本最高币值——一万日币上留有头像的启蒙思想家，不是说他有多么伟大，而确实是他智慧地看出了新文明的诞生与逻辑先声(春江水暖)之间的关系。这位把《左传》通读了11遍的汉学家，不能说一开始就不喜欢中国的。然而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反叛汉学的道路。

　　这是因为，他感到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进入。“我已下定决心愿尽一切努力，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后生拯救出来。”在西方文明与中国古文明之间，福泽选择了前者。

　　12月31日在日本传统中被称为“大晦日”。每年这个日子的晚上，所有日本知名的寺庙都会举行敲钟仪式，很多人都会去到离自己家近的寺庙去聆听钟声，据说新年夜的108个钟声能够排解人生中的108种烦恼。

　　这一选择与当年鲁迅劝少年少读或不读中国古书，多读洋书，真有异曲同工之妙。福泽谕吉在一些著作里这样说过，虽然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往来，但现在古旧的中国对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假如他们那里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也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他说这乃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所以“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这就是我们后来定论的“脱亚入欧”。

　　有意思的是他晚年写《福翁自传》，再次提到中国。他说“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100多年过去了。我们清楚这个问题吗?我们认可福泽谕吉这个具有历史穿透性的设问吗?

　　既然古旧的东方没有图新的助燃剂，那只能不恋旧情地“入欧”了。于是废除古旧与迂腐就是文明。当时的日本人恐怕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当时日本人眼里，穿鞋进屋是文明，吃牛肉是文明，大街上撑伞走路是文明，而主管教育的森有礼说废除汉字也是文明。

　　更有甚者，在1887年，时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在官邸举行了一场明治时代最为大型的化妆舞会，狂欢乱舞一个晚上，在日本人看来那就更文明了。虽然这些都遭遇到福泽谕吉的批评，说外在文明易，内在文明难。此话当也不假，但先外后内，恐怕也是逻辑程序的自然使然吧。

　　这就如同谷崎润一郎在夕阳西下的池边，一边抚摸松子夫人的肌肤，一边憧憬西洋女人肌质之白暂，以此生出淫心。这也像日本在公元414年引进韩医方，在513年引进汉医方。但在1685年发现”兰学”(指荷兰的学问)的医学书对人体的描述更为精准，于是弃韩医与汉医，全面引进西方医学。1774年终于出版了日本自己的《解体新书》。这样来看，那个时候若不与古旧的中国为伍就属文明的话，废除农历年过洋历新年，也就是“文明开化”的逻辑先声了。日本相较其他汉字文化圈国家更早脱离了农业经济社会，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农历的概念也几乎消失。

　　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在《靖国问题》一书中说过，日本人自明治以来无论战前战后，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脱亚入欧”的思想。而另一位著名学者丸山真男则认为日本“杂居性”思想，有一种容易引进和结合的轻率，带有碎片化。

　　但现在看来，恰恰是这种“轻率”与“碎片”，使得日本能少有负担地认真地做成一件事，只要这件事是朝着姗姗来迟的文明这一面的，就具有了意义并带来了收获。你看，废除旧历启用新历，怎么看都是“轻率”之举，但引出的则是迈向世界文明的逻辑先声。用丸山真男的话说就是“淳风美俗”不过是结核病菌的阴性反应而已。或者用福泽谕吉的比喻，面对西方文明，只能先染上麻疹来培养自己的免疫力。或者如同中国文化研究大家竹内好，他在鲁迅身上看到了“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一切”的醒来的奴隶。

　　实际上，进入20世纪，中国至少有两次要废除农历新年改公历新年。一次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颁令废除旧历。当然是受革命运动影响的一个结果。弃旧图新，走天下文明之路。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原因很多，但保守势力太强是个主因。也就是说当时的百姓诚如鲁迅所言，就是要在家门口放上乘凉的小木凳。谁不让放，就与谁打破头。

　　元旦期间各消费品牌都会推出福袋，抢福袋就成了1月1号最热闹的活动

　　再有一次就是文革中的1967年，当时以“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和“移风易俗”为口号，想要废除农历新年。但这次绝不是要走天下文明之路的“逻辑先声”，而是为了要消灭一切文明之举的最后落锤。有点类似前几年阿富汗塔利班炸掉大佛的“灭绝文明”的行为样式。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春节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在世界上受到的认同度显然有所增强。有的国家首脑还专门发贺电，祝贺所在国的华侨华人过春节。但若冷静地不带色彩的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金钱效应“外压”的一个结果，或者是看中我们有钱了，有钱人脾气大且任性，为了顺顺你的脾气，哄着你来爆买的一个产业对策而已。

　　如日本的各大商家，今年又早早做好了春节爆买的准备工作，就等我们下飞机下船了。所以这个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农历新年这个文明体自身的一个认同。虽然我们的文化寻根，传统寻根，祖宗寻根，必须指向这个数千年的古旧，因为这个古旧是我们的血脉是我们的情愫是我们的记忆是我们的心魂。

　　但这就如同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1893年)中所说：“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是呀，先生的言下之意再明确不过了，制度不文明，不弃古旧主义，即便有了铁舰铁路又如何?如果我们还是在“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嬉笑中，抵制洋人的节日，文明的回归总是有问题的。

　　所以，鲁迅在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两年，写下《过年》小文，说自己不过旧历年已经23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但“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其言外之意，还有不明的?

　　从文明的禅变来看，旧瓶装新酒并不难，难的是新瓶装旧酒。因为前者是“用”的改变，后者是“体”的改变。而“体”的改变则是伤筋动骨的改变。在这方面，日本堪称修炼士了。你看，日本尽管弃农历用公历(也就是说弃“体”了)，但农历年才有的一些民俗仪式，日本保存得又是最俱全的。

　　笔者墙上挂着日本的挂历，注意查看了一下。行事(仪式)最多的是一月份。共17个民俗仪式。包括1月5日的小寒节气，1月7日的七草节，1月15日的小正月，1月20日大寒节气等。图新，但又不全弃旧，那么一种恰到好处的连带，日本人是做到家了。所以它也是全球还在使用年号的唯一一个国家：

　　2018年——平成30年。

　　与这个图式对应，我们是：

　　新年好——恭喜发财。

　　尽管过了正月十五，时序就是三月了。

　　三月，日本人也称“弥生”。属于万物复苏的季节。

     （原标题《废弃春节，是日本甩开中华走向世界的重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