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个很时髦的题目，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只对西方的工业化感兴趣，只承认西方的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化的惟一途径。这也是一种风吧，风刮起来也就一下子止不住了。于是，在这些文字里只承认一个结论：只有在西方，工业化才等于现代化。于是，也才有了计划的革命，生产的革命，市场的革命，股票证券的革命，投资的革命，破产的革命，知识经济的革命，思维的革命，教育的革命，学习的革命，以及诸如此类还必然会到来的革命。

　　然而，且不管这些革命将导致怎样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要说的是苏联的工业化毕竟曾经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工业化。所谓最近，是因为我们曾把这种工业化视为真理和神圣，视为人类通向现代化的惟一正确的金光道路，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和歌功颂德地学习、模仿和引进了这种工业化，因而在这种工业化的进程中流去了太多的汗水鲜血，积累了太多的酸甜苦辣。也许，没有对这种最近的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化的深切的和深刻的认识，任何的西方工业化，任何鼓噪起来的革命都不会把我们引上真正的现代化之途。

　　在我看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就一定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真正的工业化必定等于真正的现代化。但我还是同意这样一个结论：苏联的工业化之途并不是现代化之途。不过，我在这里不上想重复这个结论，而要说的是为什么。也许，还是不为许多人所知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苏联的工业化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工业化，而是一种失败的工业化，在苏联这块土地上，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就从来没有使国家的工业真正的工业化过。

　　当年，斯大林在提出苏联的工业化问题时，是首先把这种工业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并说实现了这种工业化就会“把国家引上新的历史阶段”。为了这个工业化，斯大林不惜打倒了自己的一系列战友，指责他们反党反人民反苏反国家，开除出党的开除出党，关监牢的关监牢，枪毙的枪毙。斯大林为自己的工业化付出的代价是他的死魂也承担不起的重负。

　　那斯大林的工业化究竟是个什么工业呢?其实简单得很，归结起来只有三条：一是必须新建“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二是必须建立“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新的国防工业;三是必须建立“为了社会主义在农村的胜利所必需的”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斯大林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三点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就会由此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他并且把这种“工业化”的时期圈定在1926-1929年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个字面上好话说尽、而根本上和国家的长远规划(更不用说什么国家的现代化了)没有什么关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斯大林在他的全部考虑中根本就没有将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和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在这种决策中，只是用了“现代化”这个词来形容“农业机器制造厂”。他从来没有说过“现代化的工业化”这个概念，这期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国家的现代化”。斯大林只承认一点，只实行一点，那就是“国防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辞藻，尤其是出自斯大林这个圣人之口，这辞藻的迷人和鼓动就具有特别的分量。似乎没有了这种“国防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工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农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天下。我们且不说先该有国防的发展和发达，还是先该有整个的国民经济发展和发达、谁为本谁为次谁推动谁的问题。在这里，斯大林至少混淆了两个概念：一是将一切为了国防和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另一是将国防工业和重工业混淆起来，将工业的重工业化、国防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混为一谈。

　　时间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最公正和最无情的标尺。这把尺子可以衡量任何人，即便是斯大林这样的曾经想要驾驭并要让时间听从自己命令的人。我在这里要将时间稍微地延伸一下，即从1926-1929年向后推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第一个(以及后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被斯大林说成是发挥工业化成果的伟大计划，是工业化在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时期。在我的根据事实而形成的思维逻辑里，从1926年起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这段时期应是苏联历史上较为准确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关于这个时期，自上而下蓄意编造的神话，自下而上谋士文人加工的著作，多得山般高海水般难计其量、什么林立的烟囱到处在喷出浓烟，什么高耸的脚手架到处在拔地而起，什么每时每刻都有新工厂投产，什么几十家大企业成了苏联工业化的标志，什么无产阶级的觉悟、火热的激情、高昂的斗志、热火朝天的竞赛运动，什么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人们，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这个国家工业全面发展和全速向前推进的运动，是显示这个国家美好现实和光辉未来的历史进程。

　　然而，是这样吗?现在，哪些过去不为人知的绝密文件、记录、档案在不断地向世人揭示出这一运动和进程的另一个方面，也许是最为实质的一个方面，从而令当今的人们发生困惑，不得不去进行另一种思考。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计划?多年来，由于这个“工业化”顶的是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披的是十月革命的红色大旗，所以实施这种“工业化”的计划就被看得特别的神圣，是一项全面改造和发展工业的史无前例的计划。事实上，在这个被神圣、史无前例、社会主义和红色大旗所包裹着的计划的核心确是一目了然的，它单纯、简单和明白得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就是集中全部力量生产弹药、枪支、飞机、大炮和坦克!这完全是一个准备战争和准备在近期内打仗的计划。有人说，这不可能，1926年已经远离了国内战争，而且在近期内无法预见到会发生另一场战争。然而，尽管你可以这样分析，但我们却不能无视事实，因为历史的基石不是分析，而是事实。

　　事实是，从1926年的秋天起，关于工业的恢复、改造和发展，也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计划就是以生产军火武器为惟一内容的。集中体现了这一计划内容的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1927年4月5日的一份报告——《发展军事工业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承认苏联军事工业的能力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并明确要求首先要使国家的军工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因此，国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恢复兵工厂的生产，生产的品种有步枪、机枪、火炮零件、炸药、雷管、有毒滑雪物品和飞机。不仅在“纯”军工厂生产武器弹药，而且在民用工业中不断扩大生产武器弹药的数额。全国的形势是，几乎在军工的和能从事这种生产的民用工厂中都展开了武器弹药的生产，是十足意义上的全国一片备战的生产。

　　仅仅名正言顺的“国防支出”在1926/1927年就是7.8亿卢布，1927/1928年增加到10亿卢布，它们在预算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就从15.4%增加到了17.3%。1928/1929年又在原有的数字上增加了1.35个亿。武器弹药的研制费用，民用企业中的军工生产费用，各种国防基金的费用和在国外购买武器、战略原料和引进新武器样品的费用，所有这一切隐蔽的国防支出都还没有计算在内。而从这时起的苏联“工业化”传统就是，隐蔽的国防支出比亮在账面上、公诸世人之前的国防支出要大出去许多许多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隐蔽的国防支出是苏联国家财政中愈积愈多、愈背愈沉的“黑色影子经济”。

　　因此，苏联迅速恢复了俄国遗留下来的军工厂的生产：生产步枪和机枪的热诺夫兵工厂和土拉兵工厂，生产弹药的卢甘斯克弹药厂、乌里扬诺夫斯克弹药厂和波多尔斯克弹药厂，生产火炮零件、炸药、雷管的列宁格勒兵工厂、平扎兵工厂和萨马拉雷管厂。为了管理这些军工工厂和军工生产，也就是说为了顺利实施这种“社会主义工业，从1926年12月起就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了5个军工托拉斯：火炮武器托拉斯，弹药雷管托拉斯，军事化学托拉斯，机枪武器托拉斯和航空托拉斯，并随着经济的不断武器弹药和国防化，这种托拉斯就不断地进行改组和完善。

　　当领导人把枪支弹药武器的生产视为工业化的中心内容时，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经济绑在了一辆待命而战的战车上了。这种以武器弹药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但领导人认为还不够快，还要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当成一个“战时动员经济”来考虑和安排。还在1925年5月的中央全会上，掌管军事工作的伏龙芝就呼吁把国家的经济“迅速地和有计划地从和平状态转向军事状态”，他称“这是国家和军队领导机构最复杂和最重大的任务之一”。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从1927年6月就开始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备战，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为使全国经济的军事化和国防化成立了“中央动员机构”，随后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令各部作动员工作。

　　这种“社会主义工业化”所掀起的武器弹药的生产高潮就是苏联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和背景。这时，苏联最高决策人的概念十分的明确：“五年计划应是一个战时的国民经济计划”。考虑这个计划的基本出发点有三：一是对苏联武装入侵的不可避免性和动员一切资源来保卫苏联的国防;二是工业化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苏联的国防能力，工业的区域部署应符合战略安全，冶金，尤其是有色冶金应保证国防的需要，农业的发展主要应是迅速解决国防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问题;三是任何一种储备的建立都要全面考虑国防的需要。1928年12月下旬，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动员计划。1929年7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计划，认为它所列出的各项指标还低，还不符合需要，它所战时的技术基础还很弱，物质保证远远不够，国防的物资储备很不足，对于应付战时的生产准备很不充分。政治局要求修改计划，并在自己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时武装部队发展的硬性指标：军队的人数要达到近65万人(和平时期)，300万人(动员时期)，服役的飞机2000架战斗机，预备队500架，储备1000架;服役的坦克1500辆，预备队1000——2000辆，储备1500辆;中口径和大口径炮9348门，小口径炮3394门。政治局的指示说得十分的清楚，苏联的武装部队“在人数上，在最主要的战场上应不少于我们设想的敌人，在技术上，要在两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武器——飞机、大炮和坦克上比敌人更强大”。

　　1929年7月，苏共中央最后通过了这个代号为《c-30》的备战工业动员计划，而对世人来说它就是有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其中心内容用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说明：在最短的时期内，建立50-60个大型企业，重点生产飞机和坦克。因此，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就是一个备战的工业动员计划，这个计划的一系列硬性指标——“控制数字”实际上就是苏联参战情况下的军工生产的“控制数字”。因而，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业化、重工业化，而是竭尽全力的武器弹药生产化、国民经济的国防化。

　　过去，人们只常常微词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分重工业化，但不反对这种工业化的速度。他们认为轻重工业的发展比重是可以研究考虑的事，而速度确实万万否定不了的。如果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发展军火工业为中心，就连“重工业化”也还谈不上的话，那速度，斯大林的高速度就恰恰是这个计划的要害之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速度越快，“控制数字”就越高，越难以达到，为此，人民就愈益地勒紧裤带，市场就会愈益地萧条，通货就要愈益地膨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将愈益得严重。高速度就意味着高指标、高投资、高强度、高控制和高失败率。这话怎讲?

　　这就是说，苏联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生产那么多的弹药，那么高指标的飞机、坦克和大炮。钱是个常数，用到军火生产上就不能用到其他的方面去。为了建设50-60个大型企业，拨出的款项占预算投资总额的45%!这就不能不紧缩对其他一切的投资。再加上高额度的国家机构的管理费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生活和提高福利的钱究竟还能有多少?其次是，钱没有来路，就那么多。斯大林曾经夸耀说，苏联的重工业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和提供了资金。这可信吗?这是个常识问题，一是重工业的积累资金本来就周期长，二是斯大林的重工业——生产武器弹药的军火工业怎么会在几年内积累起大规模工业化的资金。一切武器弹药是消耗的，它们除了在瞬间把自己和它们所碰到的一切化为灰烬外，并不能去从事再生产，更不能创造财富。除非，去从事军火生意发财，而当时的苏联还顾不上从事军火生意。所以，资金就不能不高度紧张，越来越紧张。事实上，在这个时期，苏联政府在冻结物价的同时，也冻结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厂企业中一切人员的工资，以保证所有的钱都能用于军火生产。此外，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开始大规模剥夺农业，这就像斯大林自己所说的，强迫农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纳贡”。关于资金，其实，这并不是个信不信的问题，这还是个事实问题，各个军工厂——重工业工厂由于短缺资金常常难以为继，不断地向上级——军事工业总管理局要钱，而总管理局就向国家预算要拨款。如果这些工厂都在大量积累资金，为什么还要这么犯难?

　　为保证生产的高强度，就必然要维持企业中的工作的高强度和实行高控制。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不断增加军工厂的工人的人数，二是不断地将军工厂转为“临时动员工厂”，对其生产、生活和工人实行军事管理和管制，三是实行工厂的24小时工作制，一切人员无权自由辞职和转换工作。这样一种强制管理办法，必然会引起纠纷、矛盾、不满、甚至对抗和冲突。于是，就有了另一项重大措施，就是把高指标计划的完不成看成是人为的破坏，阶级敌人的破坏，紧接着就是在工厂里不断地清除“破坏分子”，不断得查揪“暗藏的敌人”，不断地更换工厂的领导人。当然，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数字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实施时，在军事工业总管理局下属的45家军工厂里有10000名工程师和16500名技术人员，而一年后，经过不断的清查和清除，只剩下了1897名工程师和4329名技术员!

　　然而，高指标、高投资、高强度、高控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并没有达到它预期的高速度。在那时铺天盖地得只许报喜不许报忧的宣传中，当然只能有情绪的高涨、人心的振奋和红旗漫卷西风的气概。然而，这一切都是对老百姓而言。可事实上，那些主管军工生产的部门，那些监督军工生产的部门是最了解实情的：一份又一份的致最高当局的报告里所说的都是计划完成的百分比很低，或计划远远没有完成……所要求的就是问“怎么办?”斯大林和其他苏联最高领导人明晰吗?他们是最明晰的，只不过最明晰的人却要让最不明晰的人越发地糊涂起来。否则，“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无法进行下去，那种领导人要求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速度就无法维持下去。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四年零三月完成”，它的高速度曾使许多人欣喜若狂。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些人制造的神话和另一些人愿意相信的神话。此外，这种工业化并不等于是重工业化，在加强和保卫国防的重工业化的旗帜下所掩盖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纯军火工业性质和纯备战性质，那种热火朝天，那种替代一切的军工生产的后面是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着军事工业化深渊的处境。这种经济的军事工业化愈是向前发展、发展的速度愈高和愈是不可遏制，苏联的经济发展就愈是积重难返，苏联就愈是远离世界发展的真正现代化进程。苏联其后的历史进程可悲地证明了这一点。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毕竟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一页篇章，尽管它并没有把人类引向所设想和预期的辉煌。对于后人来说，前人的成功和失败同样都是宝贵的。咂摸咂摸这杯凉透了的浓茶还是有意思的，倒掉了未免可惜。

　　有了生产武器弹药的军工厂并不等于就有了工业化，有了军工厂并不等于就能实现现代化，有了军事工业化并不等于就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民用工业能生产军用物资不等于就是工业化，有了军工工业并不等于就有了重工业，有了重工业在投资上的绝对比例并不等于就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所有这一切过去都隐藏在令人眩晕和王二起敬的速度之中。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速度是近乎疯狂的。现在疯狂已经远去，疯狂已经消失于永恒之中。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他的高速度却回音尚存，它曾激起的欢愉和理想之光留给后人的遗产是沉重的：速度可以是赞美诗，也可以是预言的悼词。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个很时髦的题目，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只对西方的工业化感兴趣，只承认西方的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化的惟一途径。这也是一种风吧，风刮起来也就一下子止不住了。于是，在这些文字里只承认一个结论：只有在西方，工业化才等于现代化。于是，也才有了计划的革命，生产的革命，市场的革命，股票证券的革命，投资的革命，破产的革命，知识经济的革命，思维的革命，教育的革命，学习的革命，以及诸如此类还必然会到来的革命。

　　然而，且不管这些革命将导致怎样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要说的是苏联的工业化毕竟曾经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工业化。所谓最近，是因为我们曾把这种工业化视为真理和神圣，视为人类通向现代化的惟一正确的金光道路，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和歌功颂德地学习、模仿和引进了这种工业化，因而在这种工业化的进程中流去了太多的汗水鲜血，积累了太多的酸甜苦辣。也许，没有对这种最近的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化的深切的和深刻的认识，任何的西方工业化，任何鼓噪起来的革命都不会把我们引上真正的现代化之途。

　　在我看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就一定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真正的工业化必定等于真正的现代化。但我还是同意这样一个结论：苏联的工业化之途并不是现代化之途。不过，我在这里不上想重复这个结论，而要说的是为什么。也许，还是不为许多人所知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苏联的工业化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工业化，而是一种失败的工业化，在苏联这块土地上，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就从来没有使国家的工业真正的工业化过。

　　当年，斯大林在提出苏联的工业化问题时，是首先把这种工业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并说实现了这种工业化就会“把国家引上新的历史阶段”。为了这个工业化，斯大林不惜打倒了自己的一系列战友，指责他们反党反人民反苏反国家，开除出党的开除出党，关监牢的关监牢，枪毙的枪毙。斯大林为自己的工业化付出的代价是他的死魂也承担不起的重负。

　　那斯大林的工业化究竟是个什么工业呢?其实简单得很，归结起来只有三条：一是必须新建“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二是必须建立“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新的国防工业;三是必须建立“为了社会主义在农村的胜利所必需的”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斯大林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三点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就会由此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他并且把这种“工业化”的时期圈定在1926-1929年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个字面上好话说尽、而根本上和国家的长远规划(更不用说什么国家的现代化了)没有什么关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斯大林在他的全部考虑中根本就没有将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和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在这种决策中，只是用了“现代化”这个词来形容“农业机器制造厂”。他从来没有说过“现代化的工业化”这个概念，这期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国家的现代化”。斯大林只承认一点，只实行一点，那就是“国防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辞藻，尤其是出自斯大林这个圣人之口，这辞藻的迷人和鼓动就具有特别的分量。似乎没有了这种“国防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工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农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天下。我们且不说先该有国防的发展和发达，还是先该有整个的国民经济发展和发达、谁为本谁为次谁推动谁的问题。在这里，斯大林至少混淆了两个概念：一是将一切为了国防和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另一是将国防工业和重工业混淆起来，将工业的重工业化、国防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混为一谈。

　　时间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最公正和最无情的标尺。这把尺子可以衡量任何人，即便是斯大林这样的曾经想要驾驭并要让时间听从自己命令的人。我在这里要将时间稍微地延伸一下，即从1926-1929年向后推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第一个(以及后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被斯大林说成是发挥工业化成果的伟大计划，是工业化在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时期。在我的根据事实而形成的思维逻辑里，从1926年起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这段时期应是苏联历史上较为准确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关于这个时期，自上而下蓄意编造的神话，自下而上谋士文人加工的著作，多得山般高海水般难计其量、什么林立的烟囱到处在喷出浓烟，什么高耸的脚手架到处在拔地而起，什么每时每刻都有新工厂投产，什么几十家大企业成了苏联工业化的标志，什么无产阶级的觉悟、火热的激情、高昂的斗志、热火朝天的竞赛运动，什么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人们，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这个国家工业全面发展和全速向前推进的运动，是显示这个国家美好现实和光辉未来的历史进程。

　　然而，是这样吗?现在，哪些过去不为人知的绝密文件、记录、档案在不断地向世人揭示出这一运动和进程的另一个方面，也许是最为实质的一个方面，从而令当今的人们发生困惑，不得不去进行另一种思考。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计划?多年来，由于这个“工业化”顶的是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披的是十月革命的红色大旗，所以实施这种“工业化”的计划就被看得特别的神圣，是一项全面改造和发展工业的史无前例的计划。事实上，在这个被神圣、史无前例、社会主义和红色大旗所包裹着的计划的核心确是一目了然的，它单纯、简单和明白得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就是集中全部力量生产弹药、枪支、飞机、大炮和坦克!这完全是一个准备战争和准备在近期内打仗的计划。有人说，这不可能，1926年已经远离了国内战争，而且在近期内无法预见到会发生另一场战争。然而，尽管你可以这样分析，但我们却不能无视事实，因为历史的基石不是分析，而是事实。

　　事实是，从1926年的秋天起，关于工业的恢复、改造和发展，也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计划就是以生产军火武器为惟一内容的。集中体现了这一计划内容的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1927年4月5日的一份报告——《发展军事工业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承认苏联军事工业的能力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并明确要求首先要使国家的军工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因此，国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恢复兵工厂的生产，生产的品种有步枪、机枪、火炮零件、炸药、雷管、有毒滑雪物品和飞机。不仅在“纯”军工厂生产武器弹药，而且在民用工业中不断扩大生产武器弹药的数额。全国的形势是，几乎在军工的和能从事这种生产的民用工厂中都展开了武器弹药的生产，是十足意义上的全国一片备战的生产。

　　仅仅名正言顺的“国防支出”在1926/1927年就是7.8亿卢布，1927/1928年增加到10亿卢布，它们在预算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就从15.4%增加到了17.3%。1928/1929年又在原有的数字上增加了1.35个亿。武器弹药的研制费用，民用企业中的军工生产费用，各种国防基金的费用和在国外购买武器、战略原料和引进新武器样品的费用，所有这一切隐蔽的国防支出都还没有计算在内。而从这时起的苏联“工业化”传统就是，隐蔽的国防支出比亮在账面上、公诸世人之前的国防支出要大出去许多许多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隐蔽的国防支出是苏联国家财政中愈积愈多、愈背愈沉的“黑色影子经济”。

　　因此，苏联迅速恢复了俄国遗留下来的军工厂的生产：生产步枪和机枪的热诺夫兵工厂和土拉兵工厂，生产弹药的卢甘斯克弹药厂、乌里扬诺夫斯克弹药厂和波多尔斯克弹药厂，生产火炮零件、炸药、雷管的列宁格勒兵工厂、平扎兵工厂和萨马拉雷管厂。为了管理这些军工工厂和军工生产，也就是说为了顺利实施这种“社会主义工业，从1926年12月起就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了5个军工托拉斯：火炮武器托拉斯，弹药雷管托拉斯，军事化学托拉斯，机枪武器托拉斯和航空托拉斯，并随着经济的不断武器弹药和国防化，这种托拉斯就不断地进行改组和完善。

　　当领导人把枪支弹药武器的生产视为工业化的中心内容时，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经济绑在了一辆待命而战的战车上了。这种以武器弹药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但领导人认为还不够快，还要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当成一个“战时动员经济”来考虑和安排。还在1925年5月的中央全会上，掌管军事工作的伏龙芝就呼吁把国家的经济“迅速地和有计划地从和平状态转向军事状态”，他称“这是国家和军队领导机构最复杂和最重大的任务之一”。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从1927年6月就开始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备战，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为使全国经济的军事化和国防化成立了“中央动员机构”，随后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令各部作动员工作。

　　这种“社会主义工业化”所掀起的武器弹药的生产高潮就是苏联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和背景。这时，苏联最高决策人的概念十分的明确：“五年计划应是一个战时的国民经济计划”。考虑这个计划的基本出发点有三：一是对苏联武装入侵的不可避免性和动员一切资源来保卫苏联的国防;二是工业化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苏联的国防能力，工业的区域部署应符合战略安全，冶金，尤其是有色冶金应保证国防的需要，农业的发展主要应是迅速解决国防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问题;三是任何一种储备的建立都要全面考虑国防的需要。1928年12月下旬，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动员计划。1929年7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计划，认为它所列出的各项指标还低，还不符合需要，它所战时的技术基础还很弱，物质保证远远不够，国防的物资储备很不足，对于应付战时的生产准备很不充分。政治局要求修改计划，并在自己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时武装部队发展的硬性指标：军队的人数要达到近65万人(和平时期)，300万人(动员时期)，服役的飞机2000架战斗机，预备队500架，储备1000架;服役的坦克1500辆，预备队1000——2000辆，储备1500辆;中口径和大口径炮9348门，小口径炮3394门。政治局的指示说得十分的清楚，苏联的武装部队“在人数上，在最主要的战场上应不少于我们设想的敌人，在技术上，要在两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武器——飞机、大炮和坦克上比敌人更强大”。

　　1929年7月，苏共中央最后通过了这个代号为《c-30》的备战工业动员计划，而对世人来说它就是有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其中心内容用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说明：在最短的时期内，建立50-60个大型企业，重点生产飞机和坦克。因此，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就是一个备战的工业动员计划，这个计划的一系列硬性指标——“控制数字”实际上就是苏联参战情况下的军工生产的“控制数字”。因而，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业化、重工业化，而是竭尽全力的武器弹药生产化、国民经济的国防化。

　　过去，人们只常常微词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分重工业化，但不反对这种工业化的速度。他们认为轻重工业的发展比重是可以研究考虑的事，而速度确实万万否定不了的。如果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发展军火工业为中心，就连“重工业化”也还谈不上的话，那速度，斯大林的高速度就恰恰是这个计划的要害之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速度越快，“控制数字”就越高，越难以达到，为此，人民就愈益地勒紧裤带，市场就会愈益地萧条，通货就要愈益地膨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将愈益得严重。高速度就意味着高指标、高投资、高强度、高控制和高失败率。这话怎讲?

　　这就是说，苏联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生产那么多的弹药，那么高指标的飞机、坦克和大炮。钱是个常数，用到军火生产上就不能用到其他的方面去。为了建设50-60个大型企业，拨出的款项占预算投资总额的45%!这就不能不紧缩对其他一切的投资。再加上高额度的国家机构的管理费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生活和提高福利的钱究竟还能有多少?其次是，钱没有来路，就那么多。斯大林曾经夸耀说，苏联的重工业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和提供了资金。这可信吗?这是个常识问题，一是重工业的积累资金本来就周期长，二是斯大林的重工业——生产武器弹药的军火工业怎么会在几年内积累起大规模工业化的资金。一切武器弹药是消耗的，它们除了在瞬间把自己和它们所碰到的一切化为灰烬外，并不能去从事再生产，更不能创造财富。除非，去从事军火生意发财，而当时的苏联还顾不上从事军火生意。所以，资金就不能不高度紧张，越来越紧张。事实上，在这个时期，苏联政府在冻结物价的同时，也冻结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厂企业中一切人员的工资，以保证所有的钱都能用于军火生产。此外，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开始大规模剥夺农业，这就像斯大林自己所说的，强迫农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纳贡”。关于资金，其实，这并不是个信不信的问题，这还是个事实问题，各个军工厂——重工业工厂由于短缺资金常常难以为继，不断地向上级——军事工业总管理局要钱，而总管理局就向国家预算要拨款。如果这些工厂都在大量积累资金，为什么还要这么犯难?

　　为保证生产的高强度，就必然要维持企业中的工作的高强度和实行高控制。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不断增加军工厂的工人的人数，二是不断地将军工厂转为“临时动员工厂”，对其生产、生活和工人实行军事管理和管制，三是实行工厂的24小时工作制，一切人员无权自由辞职和转换工作。这样一种强制管理办法，必然会引起纠纷、矛盾、不满、甚至对抗和冲突。于是，就有了另一项重大措施，就是把高指标计划的完不成看成是人为的破坏，阶级敌人的破坏，紧接着就是在工厂里不断地清除“破坏分子”，不断得查揪“暗藏的敌人”，不断地更换工厂的领导人。当然，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数字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实施时，在军事工业总管理局下属的45家军工厂里有10000名工程师和16500名技术人员，而一年后，经过不断的清查和清除，只剩下了1897名工程师和4329名技术员!

　　然而，高指标、高投资、高强度、高控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并没有达到它预期的高速度。在那时铺天盖地得只许报喜不许报忧的宣传中，当然只能有情绪的高涨、人心的振奋和红旗漫卷西风的气概。然而，这一切都是对老百姓而言。可事实上，那些主管军工生产的部门，那些监督军工生产的部门是最了解实情的：一份又一份的致最高当局的报告里所说的都是计划完成的百分比很低，或计划远远没有完成……所要求的就是问“怎么办?”斯大林和其他苏联最高领导人明晰吗?他们是最明晰的，只不过最明晰的人却要让最不明晰的人越发地糊涂起来。否则，“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无法进行下去，那种领导人要求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速度就无法维持下去。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四年零三月完成”，它的高速度曾使许多人欣喜若狂。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些人制造的神话和另一些人愿意相信的神话。此外，这种工业化并不等于是重工业化，在加强和保卫国防的重工业化的旗帜下所掩盖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纯军火工业性质和纯备战性质，那种热火朝天，那种替代一切的军工生产的后面是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着军事工业化深渊的处境。这种经济的军事工业化愈是向前发展、发展的速度愈高和愈是不可遏制，苏联的经济发展就愈是积重难返，苏联就愈是远离世界发展的真正现代化进程。苏联其后的历史进程可悲地证明了这一点。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毕竟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一页篇章，尽管它并没有把人类引向所设想和预期的辉煌。对于后人来说，前人的成功和失败同样都是宝贵的。咂摸咂摸这杯凉透了的浓茶还是有意思的，倒掉了未免可惜。

　　有了生产武器弹药的军工厂并不等于就有了工业化，有了军工厂并不等于就能实现现代化，有了军事工业化并不等于就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民用工业能生产军用物资不等于就是工业化，有了军工工业并不等于就有了重工业，有了重工业在投资上的绝对比例并不等于就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所有这一切过去都隐藏在令人眩晕和王二起敬的速度之中。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速度是近乎疯狂的。现在疯狂已经远去，疯狂已经消失于永恒之中。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他的高速度却回音尚存，它曾激起的欢愉和理想之光留给后人的遗产是沉重的：速度可以是赞美诗，也可以是预言的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