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政治觉悟比较晚的孩子。虽然在“文革”初期我就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但并不是领头儿的，只是跟着走。从派性上分，我属于“老红卫兵”，也没闹多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我串联第一站就是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当时，地方上的革命热情太高了，听说我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当地学校非要组织我来做报告。要知道，当时“文革”刚开始闹，地方上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闹革命”，整个呼和浩特还是一座平静的城市，基本还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情况，也完全不了解红卫兵是怎么回事。我这个人比较能说，一口气说了三四个小时，一下子就把学生们给说“革命”了。记得当地领导请我们去吃饭，吃完饭回来一看，学校里全是标语和大字报！呼和浩特的红卫兵运动就是靠我煽呼起来的。

 

　　然后我们就离开呼和浩特，又去别的城市。每到一地大概都是这么一个路数，先作报告把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经验介绍到地方上去，然后就发动当地红卫兵。一路下来，跟点火似的，教育别人怎么“革命”。等到我11月份回到北京，自己就糊涂了。我妈给抓起来了，我爸也受审查了。我在外边革命革了一圈，最后我们家被革命了。命运如此不公，我的心情自然很坏，就跟很多老红卫兵一样，成了逍遥派。所谓逍遥派就是顶着红卫兵的帽子到各地串联玩儿。这回就不是去革命，主要是旅游了。

 

　　少年时代

 

　　当“革命”的高潮退去，我又回到了北京。1968年2月，赶上部队有招兵的名额，我就当兵了，被招到航一师当了一名航空兵地勤，也就是修飞机。为什么去航空兵呢？两年前的1966年，我16岁，当时空军到我们北京四中来招飞行员。四中都是干部子弟，成分比较好，有当飞行员的机会。全校有大概100多人参加体检，就我一个合格的。可惜还没等到入伍，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1968年2月，我就又去了空军，只是改为地勤人员。

 

　　毕竟我是四中毕业的，同期入伍的战友，好些是工农兵，小学的也有，初中的也有，文化水平都没我高。不到一年，我在部队就崭露头角，成了骨干。我们师师长飞的那架轰炸机，指定由我当组长的地勤组专门负责，这充分说明领导对我的信任。

 

　　当时，我们师长很器重我，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沈啊，你就是航空兵的未来！”我当时是很骄傲的，所以也非常刻苦，部队晚上9点熄灯，我就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儿里看资料、学习。我要在部队好好干，现在也该混个空军少将、中将了。

 

　　结果天不遂人愿，突然有一天，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真是晴天霹雳！指导员找我谈话，只说“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我离开部队时，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记下的两大本技术笔记送给继任者。

 

　　航空兵沈志华

 

　　复员后，我被分到石景山发电厂锅炉车间。从修飞机到烧锅炉，这打击真是太大了！复原的第二年，部队上挺关心我的一个指导员来北京办事，特意找到我。我这才知道自己被人诬告了。原来，我哥哥的一个同学，因为是“联动”分子被抓了，他为了立功表现，供认我曾经杀过人。这个情况传到部队，部队就派人来北京调查、核实，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但是形成了一叠很厚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就落到我的档案里了。当时，部队就研究，认为没有真凭实据，不好下结论。可万一这小沈真是个杀人犯，那怎么办呢？所以让他复员吧！我至今感谢这位指导员，当时他说“小沈啊！那些材料在你的档案里不拿出去，你一辈子就没有出头之日了”，他还把诬告我的那人的名字告诉了我。我就多方打听，终于把那人找到了，那个人很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为了脱困不得不指认几个人，也是万般无奈。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只要求他帮我解决档案的问题。最后，他当着我的面给石景山发电厂政治处写了封澄清信，说明我没有问题。

 

 

　　虽然证明了我不是杀人犯，可我也不可能再当兵了，所以心情还是很糟。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消沉。这时我父亲说了一句让我受用终生的话：“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你要好好学习。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所以你现在需要积累，需要学习。”之后，我又振作起来，白天上班，晚上自学数理化。

 

　　我是老初三，算是有点底子。这个时期我把高中、大学数学都学了。1973年，赶上高考，全北京只有我四门考试门门第一，数学100分。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我们单位，说沈志华你考得太好了，现在就缺你这样的人才。这时命运又给了我一闷棍！我刚要上清华就突然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那年的录取名单整个调了个儿。不但上不了清华，还挨批斗！说我是“白专道路”，不甘心好好当工人，思想落后，学英语是崇洋媚外。最后，我们厂有个四门功课一共考15分的人上了清华。这次真把我气坏了，我一把火把所有书都烧了。

 

　　虽说没能上清华，但我在石景山发电厂还是干得不错。1973年之后，我的文字才能得到厂领导的肯定，把我调到厂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1976年周总理去世，北京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这时候我看了不少书，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四人帮”不大满意。“四五”前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政治谣言，大家都传这些谣言，我属于传得比较积极的，大会小会都说，结果被人盯上了。3月，厂里领导找我谈话：“现在上面查传政治谣言的事情，情况不太好。”厂领导对我还算不错，叫我去避避风头，安排我去广州参加广交会，算是一种保护。结果事情闹大了，我躲也躲不掉。从广州直接被送进了北京半步桥监狱，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

 

　　审讯时，我就明白了，他们是要挖出我的后台，可是我真没后台。刚好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家里就托关系想办法叫我监外执行。我就去唐山参与抢险救灾，回到北京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说来奇怪，我是因为反对“四人帮”获罪，“四人帮”倒台后，我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公安局竟没有我的档案。

 

　　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峰回路转，1977年9月27日的《北京日报》登出一大版消息：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是“四人帮”的人。在他的私人档案柜里搜到了我的档案，上面有“批捕沈志华。张春桥”八个大字。

 

　　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张春桥怀疑我反“四人帮”是有老帅们背后支持，故意传播政治谣言，所以把我当政敌给办了。

 

 

　　水落石出，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可就因为这个事儿，我政审不合格，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看着别人都上大学，我很着急，这时候李P帮了我。时任北京市电管局局长的李P，正在筹办《北京电力报》，局政治部向他推荐了我。李P欣然同意，于是我就拿上调令离开发电厂，到了北京电管局。经过一年努力，《北京电力报》被我折腾起来了。现在的《中国电力报》的前身就是我创办的《北京电力报》。李P对我的工作挺满意，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可是我就是想学习，还是向领导申请要考研究生。领导对我很诚恳，说：“小沈，你在同层干部里头是最年轻的，在这儿干大有前途。但是你要想学习，我们不阻拦；如果你没考上，就在这儿接着干。”结果我一下就考上了社科院世界史所，同时还考上了新华社北京分社。

 

　　当时我经历的事情多了，做事也成熟了很多，于是就问父亲，社科院读研究生和新华社当记者干哪个好？父亲对我说：“你这个个性当记者肯定又得坐监狱，还是搞学问吧！”就这样，我就去了社科院世界史所读书。

 

　　我的人生确实有点坎坷，读研究生这次本来很顺利，偏偏出了两个大岔子。就快发录取通知书了，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书记找我谈话：“小沈，出了点麻烦，你的通知书在我那儿呢，可我不能发给你了。”

 

　　青年时代的沈志华

 

　　原来，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发话了：“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事情的起因是我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后来又被《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到处转载，一时间影响挺大。文章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直“左倾”。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当年，我们是四中的同学。当时邓英淘在北大读经济学，那时候北京搞学问的人不多，圈子不大，所以大家相互都有耳闻。邓英淘也真够意思，他专门为我的事情，在家搞了一个大型聚会。那天晚上七八点，邓英淘把我叫了出来，带我到了邓力群的书房。我推门进去看见邓力群正在阅读材料，他问我是谁，我说我叫沈志华，邓力群说：“我正在看你的文章，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原来，邓力群原先只是听别人说我文章中的观点，没有看全文。于是我们就这篇文章聊了起来，聊得很融洽，聊着聊着，邓力群就问了：“小沈，你父亲母亲干什么工作啊？”我就把家庭背景一说，邓力群还没听完就哈哈大笑，说：“哦，自家的娃嘛！你明天去拿录取通知书吧！”我读研究生的事情就算成了。

 

　　沈志华、李丹慧夫妇探望100岁的邓力群

 

　　上研究生之后，我发现以前学的东西都没白学。我熟读马列，对政治经济学、历史，都比较熟悉。一般考世界史所的学生，大都是学外语出身，很多课他们一遍都听不懂，我不听就会了。所以，我就成了他们的课外辅导员，现在世界史所的所长于沛就曾求教于我。

 

　　我们这一届算是社科院世界史所、甚至是全中国第一届研究生，老师们连答辩怎么搞都不知道。由于我在老师心目中水平比较突出，就准备拿我的论文做试点。答辩预定在1982年5月21日举行，就在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群警察突然涌进我家，把我给铐走了。

 

　　嘿！我摊上大事儿了！这要从美国总统换届说起。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对等”的原则，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争个面子。正好我认识一个在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专门研究当时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问题。交流学习中我们有过几次交往，谈话也挺投机，我还帮他找了一些研究资料。这人就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公安部对他实施了监控，也就把我给捎进去了。不止我一个，一共抓了七八个人。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主要是一起做一些调查研究、查资料。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于是驱逐出境。本来事情已经搞清楚了，美国人也放了，我也就没事了。不想，美国人以此攻击中国“恶意破坏中美关系”，这下逼得中国方面假戏真做，非得把我们一干人等做成“间谍”。我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这下完了！想翻案还得高层开会同意。

 

　　2015年12月15日，专访戈尔巴乔夫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坐监狱了，所以心境上还不算太糟，况且我是为国家荣誉而进来的，也算不委屈。在监狱里没人打扰，其实能做点学问。我的第一部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监狱里写的。没有纸，我看俄国小说里，革命者坐监狱时就拿牙膏皮写东西，我一试，还真行！我又向看守要了套马恩选集，假装整天学马列，其实是在书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后来律师偷偷给我弄进一支钢笔，我又在暖气后面发现了半瓶墨水，到后来家人和同事都给我带写作资料，狱方也不制止。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于沛、马扬、张晓华还帮我搜集和传送资料。最后，我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那帮狱友听得津津有味。我不能叫他们白听，听课就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就这样，长达40万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牢房中诞生了。

 

 

　　1984年5月，我终于出狱。我没有单位，社科院也不可能给我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补发学位。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去做生意。这段时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刚出狱的时候也想过当个体户，摆摊做生意，但我不是这样的人，干不了这样的事儿。后来听说有朋友在深圳发展，深圳英雄不问出身，有很多机会。我也算是走投无路，只好南下去了广州。

 

　　我开始做点儿外贸生意，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些做黄金的朋友。他们看我挺有本事，想拉我一起干，我就劝几个朋友不要干走私这样犯法的事，我说我去弄正规的批文，能得到合法的身份我就跟着一块儿干，不成我也不能干走私。通过各种关系，我见到了北京市黄金管理局的处长，把我这40年的遭遇跟他说了，我非常诚恳地说：“我挣点钱不为发大财，就为能有机会搞学问。”这位处长被感动了，我也顺利拿到了批文。

 

　　90年代起，沈志华斥巨资抢购大批前苏联档案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公司的黄金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在深圳我们牛到什么程度？深圳主管黄金的科长，想要见上面的处长，都得我领着去，我就这样挣了一大笔钱。上世纪90年代初，这笔钱大概有四五十万。老实说，做生意赚钱这事还真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看账，哇！多了几万，再一看，又多了几万，那是相当得意，也有成就感。但我还是有学术追求。我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只要赚到一笔够我后半辈子不愁吃喝、够买档案，够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开会的钱，我就停了。

 

　　跳出钱眼，重回学界

 

　　我考虑有了这笔巨款，可以安心做学问了。1991年，我回到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离开学术界已经十年，我只好就从参与一些文化项目入，手搞了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开始是跟人合作，我只管编辑内容，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我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

 

　　我在南方做过几年生意，还算懂点营销，所以《资治通鉴》发行的时候，我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钱上了新闻联播。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这几招一用，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在弗吉利亚大学。2011年，沈志华在华东师大联合多家大学创办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以白话《资治通鉴》为突破口，我又回到了学界。我拿出一笔钱，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但是，总是做这样的文化项目不解渴。1994年，在深圳举办的那个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我就提出“抢档案”的事情。当时，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先是去苏联，后来又去美国，这一圈儿下来，我终于杀回学术界了，也就不想别的，安心做学问了。

 

　　我是政治觉悟比较晚的孩子。虽然在“文革”初期我就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但并不是领头儿的，只是跟着走。从派性上分，我属于“老红卫兵”，也没闹多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我串联第一站就是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当时，地方上的革命热情太高了，听说我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当地学校非要组织我来做报告。要知道，当时“文革”刚开始闹，地方上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闹革命”，整个呼和浩特还是一座平静的城市，基本还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情况，也完全不了解红卫兵是怎么回事。我这个人比较能说，一口气说了三四个小时，一下子就把学生们给说“革命”了。记得当地领导请我们去吃饭，吃完饭回来一看，学校里全是标语和大字报！呼和浩特的红卫兵运动就是靠我煽呼起来的。

 

　　然后我们就离开呼和浩特，又去别的城市。每到一地大概都是这么一个路数，先作报告把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经验介绍到地方上去，然后就发动当地红卫兵。一路下来，跟点火似的，教育别人怎么“革命”。等到我11月份回到北京，自己就糊涂了。我妈给抓起来了，我爸也受审查了。我在外边革命革了一圈，最后我们家被革命了。命运如此不公，我的心情自然很坏，就跟很多老红卫兵一样，成了逍遥派。所谓逍遥派就是顶着红卫兵的帽子到各地串联玩儿。这回就不是去革命，主要是旅游了。

 

　　少年时代

 

　　当“革命”的高潮退去，我又回到了北京。1968年2月，赶上部队有招兵的名额，我就当兵了，被招到航一师当了一名航空兵地勤，也就是修飞机。为什么去航空兵呢？两年前的1966年，我16岁，当时空军到我们北京四中来招飞行员。四中都是干部子弟，成分比较好，有当飞行员的机会。全校有大概100多人参加体检，就我一个合格的。可惜还没等到入伍，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1968年2月，我就又去了空军，只是改为地勤人员。

 

　　毕竟我是四中毕业的，同期入伍的战友，好些是工农兵，小学的也有，初中的也有，文化水平都没我高。不到一年，我在部队就崭露头角，成了骨干。我们师师长飞的那架轰炸机，指定由我当组长的地勤组专门负责，这充分说明领导对我的信任。

 

　　当时，我们师长很器重我，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沈啊，你就是航空兵的未来！”我当时是很骄傲的，所以也非常刻苦，部队晚上9点熄灯，我就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儿里看资料、学习。我要在部队好好干，现在也该混个空军少将、中将了。

 

　　结果天不遂人愿，突然有一天，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真是晴天霹雳！指导员找我谈话，只说“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我离开部队时，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记下的两大本技术笔记送给继任者。

 

　　航空兵沈志华

 

　　复员后，我被分到石景山发电厂锅炉车间。从修飞机到烧锅炉，这打击真是太大了！复原的第二年，部队上挺关心我的一个指导员来北京办事，特意找到我。我这才知道自己被人诬告了。原来，我哥哥的一个同学，因为是“联动”分子被抓了，他为了立功表现，供认我曾经杀过人。这个情况传到部队，部队就派人来北京调查、核实，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但是形成了一叠很厚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就落到我的档案里了。当时，部队就研究，认为没有真凭实据，不好下结论。可万一这小沈真是个杀人犯，那怎么办呢？所以让他复员吧！我至今感谢这位指导员，当时他说“小沈啊！那些材料在你的档案里不拿出去，你一辈子就没有出头之日了”，他还把诬告我的那人的名字告诉了我。我就多方打听，终于把那人找到了，那个人很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为了脱困不得不指认几个人，也是万般无奈。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只要求他帮我解决档案的问题。最后，他当着我的面给石景山发电厂政治处写了封澄清信，说明我没有问题。

 

 

　　虽然证明了我不是杀人犯，可我也不可能再当兵了，所以心情还是很糟。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消沉。这时我父亲说了一句让我受用终生的话：“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你要好好学习。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所以你现在需要积累，需要学习。”之后，我又振作起来，白天上班，晚上自学数理化。

 

　　我是老初三，算是有点底子。这个时期我把高中、大学数学都学了。1973年，赶上高考，全北京只有我四门考试门门第一，数学100分。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我们单位，说沈志华你考得太好了，现在就缺你这样的人才。这时命运又给了我一闷棍！我刚要上清华就突然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那年的录取名单整个调了个儿。不但上不了清华，还挨批斗！说我是“白专道路”，不甘心好好当工人，思想落后，学英语是崇洋媚外。最后，我们厂有个四门功课一共考15分的人上了清华。这次真把我气坏了，我一把火把所有书都烧了。

 

　　虽说没能上清华，但我在石景山发电厂还是干得不错。1973年之后，我的文字才能得到厂领导的肯定，把我调到厂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1976年周总理去世，北京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这时候我看了不少书，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四人帮”不大满意。“四五”前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政治谣言，大家都传这些谣言，我属于传得比较积极的，大会小会都说，结果被人盯上了。3月，厂里领导找我谈话：“现在上面查传政治谣言的事情，情况不太好。”厂领导对我还算不错，叫我去避避风头，安排我去广州参加广交会，算是一种保护。结果事情闹大了，我躲也躲不掉。从广州直接被送进了北京半步桥监狱，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

 

　　审讯时，我就明白了，他们是要挖出我的后台，可是我真没后台。刚好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家里就托关系想办法叫我监外执行。我就去唐山参与抢险救灾，回到北京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说来奇怪，我是因为反对“四人帮”获罪，“四人帮”倒台后，我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公安局竟没有我的档案。

 

　　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峰回路转，1977年9月27日的《北京日报》登出一大版消息：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是“四人帮”的人。在他的私人档案柜里搜到了我的档案，上面有“批捕沈志华。张春桥”八个大字。

 

　　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张春桥怀疑我反“四人帮”是有老帅们背后支持，故意传播政治谣言，所以把我当政敌给办了。

 

 

　　水落石出，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可就因为这个事儿，我政审不合格，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看着别人都上大学，我很着急，这时候李P帮了我。时任北京市电管局局长的李P，正在筹办《北京电力报》，局政治部向他推荐了我。李P欣然同意，于是我就拿上调令离开发电厂，到了北京电管局。经过一年努力，《北京电力报》被我折腾起来了。现在的《中国电力报》的前身就是我创办的《北京电力报》。李P对我的工作挺满意，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可是我就是想学习，还是向领导申请要考研究生。领导对我很诚恳，说：“小沈，你在同层干部里头是最年轻的，在这儿干大有前途。但是你要想学习，我们不阻拦；如果你没考上，就在这儿接着干。”结果我一下就考上了社科院世界史所，同时还考上了新华社北京分社。

 

　　当时我经历的事情多了，做事也成熟了很多，于是就问父亲，社科院读研究生和新华社当记者干哪个好？父亲对我说：“你这个个性当记者肯定又得坐监狱，还是搞学问吧！”就这样，我就去了社科院世界史所读书。

 

　　我的人生确实有点坎坷，读研究生这次本来很顺利，偏偏出了两个大岔子。就快发录取通知书了，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书记找我谈话：“小沈，出了点麻烦，你的通知书在我那儿呢，可我不能发给你了。”

 

　　青年时代的沈志华

 

　　原来，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发话了：“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事情的起因是我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后来又被《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到处转载，一时间影响挺大。文章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直“左倾”。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当年，我们是四中的同学。当时邓英淘在北大读经济学，那时候北京搞学问的人不多，圈子不大，所以大家相互都有耳闻。邓英淘也真够意思，他专门为我的事情，在家搞了一个大型聚会。那天晚上七八点，邓英淘把我叫了出来，带我到了邓力群的书房。我推门进去看见邓力群正在阅读材料，他问我是谁，我说我叫沈志华，邓力群说：“我正在看你的文章，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原来，邓力群原先只是听别人说我文章中的观点，没有看全文。于是我们就这篇文章聊了起来，聊得很融洽，聊着聊着，邓力群就问了：“小沈，你父亲母亲干什么工作啊？”我就把家庭背景一说，邓力群还没听完就哈哈大笑，说：“哦，自家的娃嘛！你明天去拿录取通知书吧！”我读研究生的事情就算成了。

 

　　沈志华、李丹慧夫妇探望100岁的邓力群

 

　　上研究生之后，我发现以前学的东西都没白学。我熟读马列，对政治经济学、历史，都比较熟悉。一般考世界史所的学生，大都是学外语出身，很多课他们一遍都听不懂，我不听就会了。所以，我就成了他们的课外辅导员，现在世界史所的所长于沛就曾求教于我。

 

　　我们这一届算是社科院世界史所、甚至是全中国第一届研究生，老师们连答辩怎么搞都不知道。由于我在老师心目中水平比较突出，就准备拿我的论文做试点。答辩预定在1982年5月21日举行，就在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群警察突然涌进我家，把我给铐走了。

 

　　嘿！我摊上大事儿了！这要从美国总统换届说起。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对等”的原则，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争个面子。正好我认识一个在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专门研究当时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问题。交流学习中我们有过几次交往，谈话也挺投机，我还帮他找了一些研究资料。这人就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公安部对他实施了监控，也就把我给捎进去了。不止我一个，一共抓了七八个人。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主要是一起做一些调查研究、查资料。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于是驱逐出境。本来事情已经搞清楚了，美国人也放了，我也就没事了。不想，美国人以此攻击中国“恶意破坏中美关系”，这下逼得中国方面假戏真做，非得把我们一干人等做成“间谍”。我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这下完了！想翻案还得高层开会同意。

 

　　2015年12月15日，专访戈尔巴乔夫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坐监狱了，所以心境上还不算太糟，况且我是为国家荣誉而进来的，也算不委屈。在监狱里没人打扰，其实能做点学问。我的第一部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监狱里写的。没有纸，我看俄国小说里，革命者坐监狱时就拿牙膏皮写东西，我一试，还真行！我又向看守要了套马恩选集，假装整天学马列，其实是在书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后来律师偷偷给我弄进一支钢笔，我又在暖气后面发现了半瓶墨水，到后来家人和同事都给我带写作资料，狱方也不制止。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于沛、马扬、张晓华还帮我搜集和传送资料。最后，我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那帮狱友听得津津有味。我不能叫他们白听，听课就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就这样，长达40万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牢房中诞生了。

 

 

　　1984年5月，我终于出狱。我没有单位，社科院也不可能给我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补发学位。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去做生意。这段时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刚出狱的时候也想过当个体户，摆摊做生意，但我不是这样的人，干不了这样的事儿。后来听说有朋友在深圳发展，深圳英雄不问出身，有很多机会。我也算是走投无路，只好南下去了广州。

 

　　我开始做点儿外贸生意，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些做黄金的朋友。他们看我挺有本事，想拉我一起干，我就劝几个朋友不要干走私这样犯法的事，我说我去弄正规的批文，能得到合法的身份我就跟着一块儿干，不成我也不能干走私。通过各种关系，我见到了北京市黄金管理局的处长，把我这40年的遭遇跟他说了，我非常诚恳地说：“我挣点钱不为发大财，就为能有机会搞学问。”这位处长被感动了，我也顺利拿到了批文。

 

　　90年代起，沈志华斥巨资抢购大批前苏联档案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公司的黄金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在深圳我们牛到什么程度？深圳主管黄金的科长，想要见上面的处长，都得我领着去，我就这样挣了一大笔钱。上世纪90年代初，这笔钱大概有四五十万。老实说，做生意赚钱这事还真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看账，哇！多了几万，再一看，又多了几万，那是相当得意，也有成就感。但我还是有学术追求。我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只要赚到一笔够我后半辈子不愁吃喝、够买档案，够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开会的钱，我就停了。

 

　　跳出钱眼，重回学界

 

　　我考虑有了这笔巨款，可以安心做学问了。1991年，我回到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离开学术界已经十年，我只好就从参与一些文化项目入，手搞了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开始是跟人合作，我只管编辑内容，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我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

 

　　我在南方做过几年生意，还算懂点营销，所以《资治通鉴》发行的时候，我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钱上了新闻联播。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这几招一用，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在弗吉利亚大学。2011年，沈志华在华东师大联合多家大学创办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以白话《资治通鉴》为突破口，我又回到了学界。我拿出一笔钱，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但是，总是做这样的文化项目不解渴。1994年，在深圳举办的那个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我就提出“抢档案”的事情。当时，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先是去苏联，后来又去美国，这一圈儿下来，我终于杀回学术界了，也就不想别的，安心做学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