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沈建光，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本文首发于《同舟共进》2017年第12期

　　【在北欧，劳动是一种需求】

沈建光

　　花满楼：众所周知，前几年欧洲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对北欧地区的影响似乎并不是很大，您怎么看?

　　沈建光：我觉得北欧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这和北欧五国相对独立的地位有关。五国中，只有芬兰在欧元区内部，其它的像瑞典、丹麦、冰岛并没有加入欧元区，挪威甚至连欧盟都没有加入，但它们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合作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看看其它欧洲国家的情况，德国也基本没有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西班牙的情况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希腊的情况是大量债务危机，居民工作少、休假多。北欧国家和德国的情况比较像，他们的居民没有南欧居民的那种“借钱消费”习惯，也没有出现房地产泡沫。北欧虽然看起来生活休闲，对个人生活质量的保护措施也非常多，但实际上北欧人是非常重视工作的，这使得整个社会保有一定量的储蓄。因此，北欧基本上没有“次贷”这种事情，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中产，这种模式就是个人不需要储蓄，政府帮你储蓄。当然，这里的储蓄有点强制的意味，就是政府把税收提得很高，强制你交税，然后实现教育、医疗、保险全覆盖。我在北欧生活的时候，发现老百姓手上的现金不多，你不需要存钱养老，不需要存钱看病，不需要存钱烦恼孩子的教育……这些都由政府帮你出，你要做的就是必须工作和交税。

　　花满楼：这些年欧洲面临不少挑战，比如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闹独立……舆论普遍认为，欧洲现在比较迷茫，但北欧社会似乎格外稳定，北欧是如何做到的?

　　沈建光：从经济角度说，欧洲的迷茫是由量化宽松造成的。当面临经济危机时，欧洲有些国家的解决办法不是从改革入手，而是靠央行印钞票，在美国，这个情况也很严重，它们都试图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欧美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有共性的。靠印钞票解决问题的后果之一，就是老百姓的工资没怎么涨，但资产的价格暴涨。资产价格暴涨，获益的是本来就是资产丰富的有钱人，有房产、有股票的人越来越有钱。但靠工资吃饭的普通老百姓本来就很少在资本市场里投资，这么一来，他们在资产分配中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甚至造成社会割裂。

　　欧美近年出现的很多“黑天鹅事件”可以说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比如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件事背后，就可以明显看到民粹主义的影子。普通老百姓会想自己为什么拼命挣钱却还难以致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富人越来越有钱，他们觉得社会不公平，所以要选出反建制的人，选那些打着改变旗号的人，即便这些人未必真的会改变现状。

　　但类似的情况在北欧没有出现，因为北欧的社会收入分配是相对平均的，这也是高福利社会的一个好处，社会整体上比较平和，没有贫富差距造成的大规模不满情绪，所以北欧在政治上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动荡。另外，我觉得这与宗教也有一定关系，北欧信仰的都是新教，也就是路德教，新教强调勤奋工作、锐意进取、不能依赖。

　　为什么现在移民、难民会成为一个挑战?主要是因为一些移民和难民受的教育跟当地人不一样，导致理念也不一样，那些移民或难民可能就认为，“高福利”等于我可以白享受，可以不工作就拿钱，是“养懒汉”的。这种思维跟当地的文化传统、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导致了冲突。我的亲身体会是，北欧的高福利是建立在人人勤奋工作基础之上的，而这又与公民的觉悟、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虽然福利好，但大家都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他们不认为当懒汉是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

　　我在芬兰工作过一段时间，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向公司请三天以内的病假是不需要出示任何证明的，只要跟公司说我生病了，不舒服，在家里休息，根本不需要谁来证明。如果这个制度放在其它文明程度一般的国家里，你想想会怎么样?有些人会觉得太好了，那我三天两头就说生病了，就可以不用上班还有工资领了。但在北欧，我几乎没发现有人滥用这个制度。马克思曾说，劳动是人的第一需求，我觉得北欧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开玩笑地说，北欧可能正处于“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所以我不赞同福利制度是在“养懒汉”的说法。所谓的懒汉，是连他自己心里都觉得不受束缚的，我想，没有任何制度能堵住那些存心想只拿钱不工作的人。北欧的高福利不仅只有福利，它是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福利与教育同步，而这个教育体系就是教育你不要偷懒。

　　目前，北欧福利制度面临的最大冲击就是难民和移民。北欧国家接收的难民还是挺多的。从人口比例来说，瑞典是全世界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它本身的人口一共就1000万左右，但接收了数十万难民，芬兰也接收了几万。难民涌入容易造成反移民、反难民思潮的兴起，但北欧的社会公平以及相对较小的贫富差距在面对这种思潮时发挥了作用，至少维护了社会稳定。比如芬兰总理尤哈·西皮莱提出把自己郊区的空闲房让给难民住，帮助缓和反难民思潮，鼓励大家为难民分担，这些作为得到了国民的支持。不可否认，难民造成了不少社会问题，特别是有些难民一夫多妻，孩子都十几个，有的则钻福利的空子，先拿到福利，然后再到其它国家去，这些人的到来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这对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有着强烈宗教情怀的北欧国家来说，帮助难民是出于人道主义，即便这会带来一些不稳定或造成财政压力，但也应该去做，这是他们价值观的体现。

　　为了防止一些难民利用福利制度好吃懒做，现在北欧国家也提出了要改革福利制度，比如以前可以领两三年的失业救济金，现在改成了要不停地努力找工作才可以领，这就是根据新情况所做的调整。此外，福利制度的高税收本身也是个问题，近些年，北欧国家一些高收入的人才纷纷前往别的国家生活，就是高赋税的弊端。我觉得好的福利应该和经济需要配合起来。举个例子，像我这样戴眼镜的人，以前在芬兰每年都可以免费配一副眼镜，但其实我并不需要每年都换眼镜。所以，有些福利要适度，有些没有必要的要削减。怎样把福利精准地匹配到需求，还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芬兰教育的成功密码】

　　花满楼：您曾在芬兰留学，芬兰的教育体系有何特别之处?

　　沈建光：我在上海念的小学、中学，本科是在复旦读的，硕士、博士在芬兰读的，在美国读的博士后。我觉得芬兰在幼儿教育方面做的非常有特点。在芬兰，所有孩子一出生就基本由国家承担教育开支，这样一来，孩子的起点都一样，没有穷人富人的差别，在学校里都是一视同仁的，而且芬兰所有学校都是公立的，基本没有私立学校一说。当然，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很高，一是因为国家投入非常多，二是对老师的培养特别重视，在幼儿园、小学，老师至少都要有硕士文凭。自1979年开始，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就定调，中小学老师属“研究型”人才，必须具备硕士学历，这几乎是全球最严苛的规定了，这一点很多国家至今还做不到。

　　芬兰老师的待遇相对较好，收入优渥，职业培训也很丰富。在芬兰，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老师要集中去学习，学校要休课一天。我的小孩在芬兰上幼儿园时，园里实行4个孩子配1个老师，所有课程基本都是小班教学，这直接表明芬兰政府在幼儿教育方面投入巨大，放眼其它地方，哪有免费的幼儿园里还能实现这种配比的?我来香港地区后，也关注过香港的私立幼儿园，收费很贵，也只能实现大概13个孩子配1个老师;在中国内地，一个老师面对的孩子就更多了。1个老师负责4个孩子，能投入到每个孩子身上的精力就会多很多，据我观察，他们对孩子的培养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这是最本质的教育精神。这里没有“一刀切”，也没有应试教育，就是单纯地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兴趣，我认为这是他们的教育之所以成功的秘密，也是最值得借鉴的地方。

　　而谈到大学教育，我最先想到的关键词是非常自由。在芬兰，最多可以享受10年免费的非义务教育，就是涵盖了从高中到硕士的这10年。什么意思?在这10年内，无论哪一年你想去读书，甚至工作以后再回来读书都可以，你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时间自由安排。芬兰政府给大学生配有专门的津贴，所有的住宿、书本都有学生折扣，即便读技工学校也如此。因此，芬兰的孩子也非常独立，一满18岁就离开家里，完全自立地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发展道路。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留在芬兰读书，比如想去美国的话，政府也会提供各种基金支持。其次，大学老师的素质非常高，我在芬兰留学时，任课老师都出自耶鲁等美国名校。我在赫尔辛基大学读博士时，有一个教授叫本特·霍姆斯特罗姆，他是芬兰人，曾在芬兰任教，后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2016年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当年就是从赫尔辛基大学毕业后用芬兰政府提供的基金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后来我跟着他去了美国做博士后。

　　在芬兰人看来，读书是为了兴趣而不是什么别的目的，而教育则讲求因材施教，强调培养孩子的兴趣和创造力，要做到这些，离不开政府财政的强大保障。正因如此，在芬兰，当老师是一份很让人羡慕的职业，大学教授都属于公务员，基本不担心失业，这反过来也保证了老师能把精力全心全意地花在学生身上。还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当老师待遇虽然不错，但选择做老师的人都是出于喜欢这份职业，报考师范院校也比报考普通大学难得多，录取率仅1/10，出于功利而选择做老师的很少。

　　【北欧也不是乌托邦】

　　花满楼：您能否结合亲身经历谈谈北欧国家的文明程度?

　　沈建光：我在芬兰生活时，手机忘在公共场合的桌上好几次，过了半小时后回去，居然都还在，没有一次被顺手牵羊的;我也掉过钱包，过段时间回头再找也都能找到，真正有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感觉，基本不用担心有人来骗你或是东西被偷，求助的时候，人们也都很愿意帮忙。

　　但北欧也不是乌托邦，每个社会都会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我们还是要辩证地看。现在一提到北欧，大家就联想到“北欧模式”。“北欧模式”的确有优势，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制度有过度自由化的趋势，举个例子，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出租车改革就是失败的案例。2017年夏天，我在瑞典考察，从机场去酒店，搭的是一家正规出租车公司的车，大概花了500元人民币;从酒店回机场时坐了另一辆出租车，同样的路程司机竟要价约合2500元人民币。面对这天价账单，即便叫来警察介入，警察也表示无可奈何，只能照付，否则将面临法律处罚。后来我听闻，在瑞典乘坐出租车“挨宰”的乘客不在少数，甚至有乘客因为拒付天价账单而被通缉。瑞典出租车行业的行业保护广受诟病，这是因为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后，出租车市场取消了准入门槛，并且为了保护司机，允许司机和公司自主定价，并受法律支持。这意味着，乘客一旦搭上出租车，便要接受司机的定价，即便价格明显不合理甚至是三大出租车公司价格的数倍，消费者都无权拒绝。如此倡导行业自由的副作用就是对消费者的保护明显不足，瑞典作为旅游国家，如果“挨宰”的是世界各地的游客，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花满楼：中国可以从“北欧模式”中借鉴什么?

　　沈建光：“北欧模式”在北欧是成功的，但在别的国家是不是仍然可行?这很难讲。毕竟北欧国家比较小，人口也不多。不过，北欧有些做法是可以借鉴的。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认为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该如何解决新的主要矛盾呢?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社会公共福利方面做到更均衡、更平等，其中，幼儿教育应该摆在第一位，重视孩子的安全、营养、健康成长是北欧给我们的首要启示。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应该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而不是把资金都投入在大学教育上。现在中国农村里还有6000万留守儿童，别说优质的幼儿教育，对于他们来说，能一年见上父母一面就不错了。这些孩子的未来怎么办?幼儿教育在人的一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基础都没打牢，怎么能指望这些孩子能顺利成功地进入大学校园呢?我们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够。

　　税收方面我们也一直在学习北欧，针对个人的征税很多，但坦白说似乎只学到了一部分，尚未做到贫富均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税收体制不完善。现在征税征的是工资税，工资越高，交税越多，而一些很有钱的大老板反而不用交这么多税，因为他们的收入大多是财产性收入。在北欧，主要实行综合交税，这样才能真正调和贫富差距。

　　此外，中国这些年在官员制度改革尤其是反腐方面也从北欧汲取了经验。北欧是全世界腐败最少、任用最透明、官员最廉洁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监督体系，媒体监督力度大，法律体制相当健全，谁都别存有侥幸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务员工作本身有很好的保障，待遇也不错，不必通过其它途径生财。有个例子我印象很深：芬兰某个官员去参加某公司的一个会议，会议地址在一个滑雪胜地里，去了当然就免不了滑雪了，滑雪钱由那家公司帮他付了。若是按照我们以前的理解，这都很“正常”对吧?结果，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这个官员就因为这区区几百欧元被冠上“贪污”罪名，被逮捕判刑了。可见，北欧国家对官员的廉洁看得非常重，针对官员的信息也非常透明，任何记者都可以去查看关于官员的信息，参加了什么活动，吃了什么饭，喝了什么酒，事无巨细，都能查阅。

　　北欧的医疗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看来，它的医疗和教育是一样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均等化。我的第一个孩子在芬兰出生，在芬兰公立医院里生孩子是免费的，环境还特别好，妇产科一天大概接待五六个人，产妇住的都是单间，医生和护士对产妇和新生儿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国内的三甲公立医院，每天都得接待几十个产妇，还常常没有床位，这样的事情在北欧完全没法想象。我的妻子剖腹产，按规定可以在医院待满一个星期，这一周里，医生、护士每天都来探望，出院结账，7天总共花费了200欧元，全是我们自己的伙食费。护士跟我说，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即便你是总统也没有任何特权，照样要排队。只要轮到你了，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官员还是平民，都一视同仁，都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因此也就不存在“看病贵”“看病难”一说。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挪威的一个环境部长，上任第一天自己骑自行车去上班，门卫还以为他是新来的清洁工，把他拦下。这些都反映出北欧国家里深入人心的人人平等观念。

 　   访谈嘉宾：沈建光，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本文首发于《同舟共进》2017年第12期

　　【在北欧，劳动是一种需求】

沈建光

　　花满楼：众所周知，前几年欧洲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对北欧地区的影响似乎并不是很大，您怎么看?

　　沈建光：我觉得北欧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这和北欧五国相对独立的地位有关。五国中，只有芬兰在欧元区内部，其它的像瑞典、丹麦、冰岛并没有加入欧元区，挪威甚至连欧盟都没有加入，但它们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合作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看看其它欧洲国家的情况，德国也基本没有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西班牙的情况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希腊的情况是大量债务危机，居民工作少、休假多。北欧国家和德国的情况比较像，他们的居民没有南欧居民的那种“借钱消费”习惯，也没有出现房地产泡沫。北欧虽然看起来生活休闲，对个人生活质量的保护措施也非常多，但实际上北欧人是非常重视工作的，这使得整个社会保有一定量的储蓄。因此，北欧基本上没有“次贷”这种事情，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中产，这种模式就是个人不需要储蓄，政府帮你储蓄。当然，这里的储蓄有点强制的意味，就是政府把税收提得很高，强制你交税，然后实现教育、医疗、保险全覆盖。我在北欧生活的时候，发现老百姓手上的现金不多，你不需要存钱养老，不需要存钱看病，不需要存钱烦恼孩子的教育……这些都由政府帮你出，你要做的就是必须工作和交税。

　　花满楼：这些年欧洲面临不少挑战，比如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闹独立……舆论普遍认为，欧洲现在比较迷茫，但北欧社会似乎格外稳定，北欧是如何做到的?

　　沈建光：从经济角度说，欧洲的迷茫是由量化宽松造成的。当面临经济危机时，欧洲有些国家的解决办法不是从改革入手，而是靠央行印钞票，在美国，这个情况也很严重，它们都试图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欧美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有共性的。靠印钞票解决问题的后果之一，就是老百姓的工资没怎么涨，但资产的价格暴涨。资产价格暴涨，获益的是本来就是资产丰富的有钱人，有房产、有股票的人越来越有钱。但靠工资吃饭的普通老百姓本来就很少在资本市场里投资，这么一来，他们在资产分配中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甚至造成社会割裂。

　　欧美近年出现的很多“黑天鹅事件”可以说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比如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件事背后，就可以明显看到民粹主义的影子。普通老百姓会想自己为什么拼命挣钱却还难以致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富人越来越有钱，他们觉得社会不公平，所以要选出反建制的人，选那些打着改变旗号的人，即便这些人未必真的会改变现状。

　　但类似的情况在北欧没有出现，因为北欧的社会收入分配是相对平均的，这也是高福利社会的一个好处，社会整体上比较平和，没有贫富差距造成的大规模不满情绪，所以北欧在政治上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动荡。另外，我觉得这与宗教也有一定关系，北欧信仰的都是新教，也就是路德教，新教强调勤奋工作、锐意进取、不能依赖。

　　为什么现在移民、难民会成为一个挑战?主要是因为一些移民和难民受的教育跟当地人不一样，导致理念也不一样，那些移民或难民可能就认为，“高福利”等于我可以白享受，可以不工作就拿钱，是“养懒汉”的。这种思维跟当地的文化传统、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导致了冲突。我的亲身体会是，北欧的高福利是建立在人人勤奋工作基础之上的，而这又与公民的觉悟、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虽然福利好，但大家都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他们不认为当懒汉是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

　　我在芬兰工作过一段时间，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向公司请三天以内的病假是不需要出示任何证明的，只要跟公司说我生病了，不舒服，在家里休息，根本不需要谁来证明。如果这个制度放在其它文明程度一般的国家里，你想想会怎么样?有些人会觉得太好了，那我三天两头就说生病了，就可以不用上班还有工资领了。但在北欧，我几乎没发现有人滥用这个制度。马克思曾说，劳动是人的第一需求，我觉得北欧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开玩笑地说，北欧可能正处于“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所以我不赞同福利制度是在“养懒汉”的说法。所谓的懒汉，是连他自己心里都觉得不受束缚的，我想，没有任何制度能堵住那些存心想只拿钱不工作的人。北欧的高福利不仅只有福利，它是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福利与教育同步，而这个教育体系就是教育你不要偷懒。

　　目前，北欧福利制度面临的最大冲击就是难民和移民。北欧国家接收的难民还是挺多的。从人口比例来说，瑞典是全世界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它本身的人口一共就1000万左右，但接收了数十万难民，芬兰也接收了几万。难民涌入容易造成反移民、反难民思潮的兴起，但北欧的社会公平以及相对较小的贫富差距在面对这种思潮时发挥了作用，至少维护了社会稳定。比如芬兰总理尤哈·西皮莱提出把自己郊区的空闲房让给难民住，帮助缓和反难民思潮，鼓励大家为难民分担，这些作为得到了国民的支持。不可否认，难民造成了不少社会问题，特别是有些难民一夫多妻，孩子都十几个，有的则钻福利的空子，先拿到福利，然后再到其它国家去，这些人的到来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这对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有着强烈宗教情怀的北欧国家来说，帮助难民是出于人道主义，即便这会带来一些不稳定或造成财政压力，但也应该去做，这是他们价值观的体现。

　　为了防止一些难民利用福利制度好吃懒做，现在北欧国家也提出了要改革福利制度，比如以前可以领两三年的失业救济金，现在改成了要不停地努力找工作才可以领，这就是根据新情况所做的调整。此外，福利制度的高税收本身也是个问题，近些年，北欧国家一些高收入的人才纷纷前往别的国家生活，就是高赋税的弊端。我觉得好的福利应该和经济需要配合起来。举个例子，像我这样戴眼镜的人，以前在芬兰每年都可以免费配一副眼镜，但其实我并不需要每年都换眼镜。所以，有些福利要适度，有些没有必要的要削减。怎样把福利精准地匹配到需求，还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芬兰教育的成功密码】

　　花满楼：您曾在芬兰留学，芬兰的教育体系有何特别之处?

　　沈建光：我在上海念的小学、中学，本科是在复旦读的，硕士、博士在芬兰读的，在美国读的博士后。我觉得芬兰在幼儿教育方面做的非常有特点。在芬兰，所有孩子一出生就基本由国家承担教育开支，这样一来，孩子的起点都一样，没有穷人富人的差别，在学校里都是一视同仁的，而且芬兰所有学校都是公立的，基本没有私立学校一说。当然，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很高，一是因为国家投入非常多，二是对老师的培养特别重视，在幼儿园、小学，老师至少都要有硕士文凭。自1979年开始，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就定调，中小学老师属“研究型”人才，必须具备硕士学历，这几乎是全球最严苛的规定了，这一点很多国家至今还做不到。

　　芬兰老师的待遇相对较好，收入优渥，职业培训也很丰富。在芬兰，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老师要集中去学习，学校要休课一天。我的小孩在芬兰上幼儿园时，园里实行4个孩子配1个老师，所有课程基本都是小班教学，这直接表明芬兰政府在幼儿教育方面投入巨大，放眼其它地方，哪有免费的幼儿园里还能实现这种配比的?我来香港地区后，也关注过香港的私立幼儿园，收费很贵，也只能实现大概13个孩子配1个老师;在中国内地，一个老师面对的孩子就更多了。1个老师负责4个孩子，能投入到每个孩子身上的精力就会多很多，据我观察，他们对孩子的培养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这是最本质的教育精神。这里没有“一刀切”，也没有应试教育，就是单纯地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兴趣，我认为这是他们的教育之所以成功的秘密，也是最值得借鉴的地方。

　　而谈到大学教育，我最先想到的关键词是非常自由。在芬兰，最多可以享受10年免费的非义务教育，就是涵盖了从高中到硕士的这10年。什么意思?在这10年内，无论哪一年你想去读书，甚至工作以后再回来读书都可以，你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时间自由安排。芬兰政府给大学生配有专门的津贴，所有的住宿、书本都有学生折扣，即便读技工学校也如此。因此，芬兰的孩子也非常独立，一满18岁就离开家里，完全自立地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发展道路。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留在芬兰读书，比如想去美国的话，政府也会提供各种基金支持。其次，大学老师的素质非常高，我在芬兰留学时，任课老师都出自耶鲁等美国名校。我在赫尔辛基大学读博士时，有一个教授叫本特·霍姆斯特罗姆，他是芬兰人，曾在芬兰任教，后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2016年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当年就是从赫尔辛基大学毕业后用芬兰政府提供的基金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后来我跟着他去了美国做博士后。

　　在芬兰人看来，读书是为了兴趣而不是什么别的目的，而教育则讲求因材施教，强调培养孩子的兴趣和创造力，要做到这些，离不开政府财政的强大保障。正因如此，在芬兰，当老师是一份很让人羡慕的职业，大学教授都属于公务员，基本不担心失业，这反过来也保证了老师能把精力全心全意地花在学生身上。还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当老师待遇虽然不错，但选择做老师的人都是出于喜欢这份职业，报考师范院校也比报考普通大学难得多，录取率仅1/10，出于功利而选择做老师的很少。

　　【北欧也不是乌托邦】

　　花满楼：您能否结合亲身经历谈谈北欧国家的文明程度?

　　沈建光：我在芬兰生活时，手机忘在公共场合的桌上好几次，过了半小时后回去，居然都还在，没有一次被顺手牵羊的;我也掉过钱包，过段时间回头再找也都能找到，真正有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感觉，基本不用担心有人来骗你或是东西被偷，求助的时候，人们也都很愿意帮忙。

　　但北欧也不是乌托邦，每个社会都会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我们还是要辩证地看。现在一提到北欧，大家就联想到“北欧模式”。“北欧模式”的确有优势，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制度有过度自由化的趋势，举个例子，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出租车改革就是失败的案例。2017年夏天，我在瑞典考察，从机场去酒店，搭的是一家正规出租车公司的车，大概花了500元人民币;从酒店回机场时坐了另一辆出租车，同样的路程司机竟要价约合2500元人民币。面对这天价账单，即便叫来警察介入，警察也表示无可奈何，只能照付，否则将面临法律处罚。后来我听闻，在瑞典乘坐出租车“挨宰”的乘客不在少数，甚至有乘客因为拒付天价账单而被通缉。瑞典出租车行业的行业保护广受诟病，这是因为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后，出租车市场取消了准入门槛，并且为了保护司机，允许司机和公司自主定价，并受法律支持。这意味着，乘客一旦搭上出租车，便要接受司机的定价，即便价格明显不合理甚至是三大出租车公司价格的数倍，消费者都无权拒绝。如此倡导行业自由的副作用就是对消费者的保护明显不足，瑞典作为旅游国家，如果“挨宰”的是世界各地的游客，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花满楼：中国可以从“北欧模式”中借鉴什么?

　　沈建光：“北欧模式”在北欧是成功的，但在别的国家是不是仍然可行?这很难讲。毕竟北欧国家比较小，人口也不多。不过，北欧有些做法是可以借鉴的。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认为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该如何解决新的主要矛盾呢?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社会公共福利方面做到更均衡、更平等，其中，幼儿教育应该摆在第一位，重视孩子的安全、营养、健康成长是北欧给我们的首要启示。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应该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而不是把资金都投入在大学教育上。现在中国农村里还有6000万留守儿童，别说优质的幼儿教育，对于他们来说，能一年见上父母一面就不错了。这些孩子的未来怎么办?幼儿教育在人的一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基础都没打牢，怎么能指望这些孩子能顺利成功地进入大学校园呢?我们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够。

　　税收方面我们也一直在学习北欧，针对个人的征税很多，但坦白说似乎只学到了一部分，尚未做到贫富均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税收体制不完善。现在征税征的是工资税，工资越高，交税越多，而一些很有钱的大老板反而不用交这么多税，因为他们的收入大多是财产性收入。在北欧，主要实行综合交税，这样才能真正调和贫富差距。

　　此外，中国这些年在官员制度改革尤其是反腐方面也从北欧汲取了经验。北欧是全世界腐败最少、任用最透明、官员最廉洁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监督体系，媒体监督力度大，法律体制相当健全，谁都别存有侥幸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务员工作本身有很好的保障，待遇也不错，不必通过其它途径生财。有个例子我印象很深：芬兰某个官员去参加某公司的一个会议，会议地址在一个滑雪胜地里，去了当然就免不了滑雪了，滑雪钱由那家公司帮他付了。若是按照我们以前的理解，这都很“正常”对吧?结果，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这个官员就因为这区区几百欧元被冠上“贪污”罪名，被逮捕判刑了。可见，北欧国家对官员的廉洁看得非常重，针对官员的信息也非常透明，任何记者都可以去查看关于官员的信息，参加了什么活动，吃了什么饭，喝了什么酒，事无巨细，都能查阅。

　　北欧的医疗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看来，它的医疗和教育是一样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均等化。我的第一个孩子在芬兰出生，在芬兰公立医院里生孩子是免费的，环境还特别好，妇产科一天大概接待五六个人，产妇住的都是单间，医生和护士对产妇和新生儿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国内的三甲公立医院，每天都得接待几十个产妇，还常常没有床位，这样的事情在北欧完全没法想象。我的妻子剖腹产，按规定可以在医院待满一个星期，这一周里，医生、护士每天都来探望，出院结账，7天总共花费了200欧元，全是我们自己的伙食费。护士跟我说，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即便你是总统也没有任何特权，照样要排队。只要轮到你了，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官员还是平民，都一视同仁，都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因此也就不存在“看病贵”“看病难”一说。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挪威的一个环境部长，上任第一天自己骑自行车去上班，门卫还以为他是新来的清洁工，把他拦下。这些都反映出北欧国家里深入人心的人人平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