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大越国先后经历了改朝换代与蒙元入侵。1225年，陈守度篡李建立陈朝(1225-1400年)。陈朝建立后相继遭到了蒙古铁骑的三次入侵(1258年，1285年，1288年)。但陈朝的顽强抵抗，加上恶劣的气候、复杂的地形，阻止了全世界最强大的蒙古军向中南半岛扩张的企图。小小的陈朝击败了庞大的大陆帝国。元军战败的消息甚至传到了遥远的波斯，伊儿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在《史籍》中记载，“他们(陈朝)的军队突然从海上、森林里和山上的埋伏中出来了，击溃了正忙于抢劫的脱欢的军队。”

　　1400年，外戚胡季犛篡陈自立，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篡陈事体传到明朝，明成祖决定“兴灭继绝”。“顷因胡政之烦苛，致使人心之怨叛”，永乐五年，明军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顺利俘获胡季犛，将安南之地重置为交趾布政使司(省)，划入版图之内。名义上，明朝在交趾“革去夷俗，以复华风”，但派来的官吏大多“牧民者不知抚字，理刑者不明律意”，甚至“重科厚敛，山泽靡有孑遗”，致使“郡县激变，盗贼所在蜂起”。

　　先是陈朝宗室相继起兵(后陈朝，1407-1413年)，接着黎利在兰山“愤北寇以举兵”(1418年)，“当义兵初起之时，正贼(指明朝)势方张之日”;不过数年之后，明朝的统治已经局限在升龙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明宣宗即位后，一方面已有弃守安南之意，另一方面也派兵援救安南，意图在取得军事胜利的条件下体面撤军。结果也无法如愿，“两路救兵，既不旋踵而俱败;各城穷寇(指明军)，亦相解甲以出降”，终于被迫放弃安南(1428年)，承认黎利重建“大越”。

　　晚明时期的茅元仪为之痛心疾首，认为“宣帝之弃安南，此我朝大业之首亏也”。

　　而在“复我国于明僭之余，取天下于明人之手”后，黎利的谋士阮廌撰写了越南汉文名篇《平吴大诰》，以彰其功。这篇1500字的雄文开篇就是“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可以说是把越南统治者南北朝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了。

　　宗藩之间

　　经历了绵延二十多年的战争洗礼后，后黎朝对明朝表现得较为恭顺，“数十年来，职贡必修，传世必请，君命之临必畏，天使之辱必敬，亦不敢踵宋元之故辙”。后黎朝在名义上承认自己是明朝的藩属，由明朝遣使颁布册封诏书、赐予印玺。其中印玺最为重要，乃是王国合法权力的象征。明朝“赐安南镀金银印，驼纽，方三寸，文曰‘安南国王之印’”。

　　越南阮朝时的士兵

　　但这一切只是应付紫禁城的表面文章，后黎朝不但面对中南半岛其他国家时候仍旧以“莅中夏，抚外夷”自诩，明确制定了《土官欠朝贺礼例》和《诸藩使臣朝贡京国令》(1476年)及《藩酋朝贺例》(1478年)，企图构建以大越国为中心的亚宗藩体系，甚至对明朝也开始自称“中国”：在后黎朝草创之初，安南人称明军为“吴贼(因朱元璋称过吴王)”;称明人为“吴人”或“唐人”;称明朝为“明国”，而自称“中国”。在其国内，后黎朝也并不使用明朝所颁赐的历法与印玺，而使用本国的称号、纪年与国玺，以显示其与明朝的平等关系。

　　文化交流

　　但这并不是说，安南对明朝的态度就是貌合神离了。在这一时期，宗藩之间的交流其实也是相当密切的。

　　1466年，黎圣宗仿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置尚书、左右侍郎，属官有郎中，员外郎，司务，皆与明制无二。黎朝于1483年参考《大明律》制定了《洪德法典》，形成越南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法典，一直被后来越南统治者沿用到18世纪末。

　　与此同时，后黎朝效法明朝，独尊儒学。黎朝的使者利用朝贡的机会，在中国遍买经传诸书。并请求明朝赐书。黎仁宗时，曾派使臣入贡，要求用土产香料交换药材和儒家经典等书籍。在当时的中越边贸中，从中国运去的货物中，书籍占很大的部分。因此，大量儒书传入越南。在中国的印刷术传入越南后，越人还大量翻刻儒家典籍。

　　汉文化在越南社会各个领域已根深蒂固。以边藩自立的大越国尽管远离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却全方位模仿和移植了中国文化、经济、政治制度。

　　崇左与越南毗邻，但中越边境山水相连，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居住在国境线两侧的越南岱依-侬族与中国壮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有血亲、姻亲关系的人不少。两国边民并不为国界所阻，仍然来往密切，交流频繁。而这只是两千多年来，中越之间剪不清理还乱的密切关系的一个小小缩影……

　　华风南渐

　　传统上，岱依-侬族称呼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为“交(Keo)人”。这个名称来自历史上的“交趾(阯)”。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南方曰蛮，雕题交趾”，交趾注曰“足相向”，就是盘腿。

　　最初的“交趾”指的是南岭以南。秦末动乱中，南海尉赵佗割据岭南，建立了持续几达一个世纪的南越国。越南人对“南越”的心态非常矛盾，在封建时代，南越被看作越南“自己”的政权，就连19世纪初期阮福映向嘉庆皇帝求取国号时最初要的也是“南越”。但赵佗(河北正定人)终究是“北人”，于是越南的历史被追溯到了更为久远的时代，到了现代越南历史教科书里，雄王已经成为越南的历史始祖，而赵佗则成了阴险的北方侵略者。这样的变化，一如朝鲜半岛上尊檀君而弃箕子，更多出于民族主义考量，更何况追根溯源的话，雄王“其始祖出于(炎帝)神农氏之后”，同样来自中原。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三路发兵，灭亡南越，在其故地设置7郡，其中的交趾(治在龙编，今河内东北)、九真(治在胥浦，今清化)、日南(治在西卷，今广治)三郡在今天的越南境内。这标志着越南的历史进入了“郡县时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称“北属时期”)。

　　刀兵相见

　　经过一千多年中国文化的浸润，汉文化在越南社会各个领域已根深蒂固。以边藩自立的大越国尽管远离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却全方位模仿和移植了中国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李朝(公元1010-1225年)的官制分文武两班，各九品，地方有知府、判府、知州，中央还有太师、太傅、太尉、太保的重职。1070年，李朝又在升龙城建立文庙，并在五年后首开科举，此后科举考试成为历朝取士的重要途径，其内容、形式和组织方法皆师法中国，在越南八百多年的科考史中，进士多达2898人，其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间甚至晚至1919年，彼时连中国都已废除科举多年。

　　另一方面，正如近代越南历史学家陈重金在著作《越南历史》中所言，“中国统治我国1000多年，有时还派40多万兵，则必然是我们旧的苗裔已与中国人混血之后，才形成了今天的越南人”。这种融合到了如此深入的地步，以至于越南历史上多位“自主封建王朝”的建立者，亦都是华人后裔：如李朝(1009-1225年)建立者“本闽人”、陈朝(1225-1400年)建立者“本福州长乐邑人”、胡朝(1400-1407年)建立者“先祖本浙江人”、莫朝(1527-1592年)建立者祖籍广东东莞……

　　这就使得“大越”的统治者产生了类似南北朝的心态，认为自己与中国(“北朝”)是同属于“华夏”的大小国，并没有从属关系。这当然会与自认“天下共主”的中原王朝主导的宗藩秩序产生冲突，导致双方最终不得不刀兵相见。

　　早在980年，宋朝就与“大越”发生了军事冲突。宋军虽然获得了“破贼军万五千众于白藤江口”的大胜，终于困于“会炎瘴，军士多死者”而不得不撤军，最后也只能以“谓之瘴海，得之如获石田”的说法自寻台阶了。

　　到下个世纪，野心膨胀的李朝竟也妄图吊民伐罪，以王安石“行青苗助役之法，荼毒生民”为借口，大举入寇宋朝。结果在战场获胜的宋军仍旧囿于不习南方水土，“冒暑涉瘴，死亡过半，存者皆病瘁”而功败垂成。而战后越方在归还宋朝的俘虏里20岁以上皆刺“投南朝”字样，实质也隐含着与宋朝平等并立但同属于华夏文明的意味。

　　十三世纪，大越国先后经历了改朝换代与蒙元入侵。1225年，陈守度篡李建立陈朝(1225-1400年)。陈朝建立后相继遭到了蒙古铁骑的三次入侵(1258年，1285年，1288年)。但陈朝的顽强抵抗，加上恶劣的气候、复杂的地形，阻止了全世界最强大的蒙古军向中南半岛扩张的企图。小小的陈朝击败了庞大的大陆帝国。元军战败的消息甚至传到了遥远的波斯，伊儿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在《史籍》中记载，“他们(陈朝)的军队突然从海上、森林里和山上的埋伏中出来了，击溃了正忙于抢劫的脱欢的军队。”

　　1400年，外戚胡季犛篡陈自立，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篡陈事体传到明朝，明成祖决定“兴灭继绝”。“顷因胡政之烦苛，致使人心之怨叛”，永乐五年，明军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顺利俘获胡季犛，将安南之地重置为交趾布政使司(省)，划入版图之内。名义上，明朝在交趾“革去夷俗，以复华风”，但派来的官吏大多“牧民者不知抚字，理刑者不明律意”，甚至“重科厚敛，山泽靡有孑遗”，致使“郡县激变，盗贼所在蜂起”。

　　先是陈朝宗室相继起兵(后陈朝，1407-1413年)，接着黎利在兰山“愤北寇以举兵”(1418年)，“当义兵初起之时，正贼(指明朝)势方张之日”;不过数年之后，明朝的统治已经局限在升龙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明宣宗即位后，一方面已有弃守安南之意，另一方面也派兵援救安南，意图在取得军事胜利的条件下体面撤军。结果也无法如愿，“两路救兵，既不旋踵而俱败;各城穷寇(指明军)，亦相解甲以出降”，终于被迫放弃安南(1428年)，承认黎利重建“大越”。

　　晚明时期的茅元仪为之痛心疾首，认为“宣帝之弃安南，此我朝大业之首亏也”。

　　而在“复我国于明僭之余，取天下于明人之手”后，黎利的谋士阮廌撰写了越南汉文名篇《平吴大诰》，以彰其功。这篇1500字的雄文开篇就是“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可以说是把越南统治者南北朝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了。

　　宗藩之间

　　经历了绵延二十多年的战争洗礼后，后黎朝对明朝表现得较为恭顺，“数十年来，职贡必修，传世必请，君命之临必畏，天使之辱必敬，亦不敢踵宋元之故辙”。后黎朝在名义上承认自己是明朝的藩属，由明朝遣使颁布册封诏书、赐予印玺。其中印玺最为重要，乃是王国合法权力的象征。明朝“赐安南镀金银印，驼纽，方三寸，文曰‘安南国王之印’”。

　　越南阮朝时的士兵

　　但这一切只是应付紫禁城的表面文章，后黎朝不但面对中南半岛其他国家时候仍旧以“莅中夏，抚外夷”自诩，明确制定了《土官欠朝贺礼例》和《诸藩使臣朝贡京国令》(1476年)及《藩酋朝贺例》(1478年)，企图构建以大越国为中心的亚宗藩体系，甚至对明朝也开始自称“中国”：在后黎朝草创之初，安南人称明军为“吴贼(因朱元璋称过吴王)”;称明人为“吴人”或“唐人”;称明朝为“明国”，而自称“中国”。在其国内，后黎朝也并不使用明朝所颁赐的历法与印玺，而使用本国的称号、纪年与国玺，以显示其与明朝的平等关系。

　　文化交流

　　但这并不是说，安南对明朝的态度就是貌合神离了。在这一时期，宗藩之间的交流其实也是相当密切的。

　　1466年，黎圣宗仿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置尚书、左右侍郎，属官有郎中，员外郎，司务，皆与明制无二。黎朝于1483年参考《大明律》制定了《洪德法典》，形成越南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法典，一直被后来越南统治者沿用到18世纪末。

　　与此同时，后黎朝效法明朝，独尊儒学。黎朝的使者利用朝贡的机会，在中国遍买经传诸书。并请求明朝赐书。黎仁宗时，曾派使臣入贡，要求用土产香料交换药材和儒家经典等书籍。在当时的中越边贸中，从中国运去的货物中，书籍占很大的部分。因此，大量儒书传入越南。在中国的印刷术传入越南后，越人还大量翻刻儒家典籍。

　　另一方面，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商民受经济利益驱动，大批下海通商贸易。明清鼎革之际，中原扰攘，明遗臣不愿仕清，更是纷纷南投，其中一支被安置在“沃野千里”的东浦(今天的湄公河三角洲)。虽然此地肥田沃土，但当华人相率而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时，这里仍属于“地虽广，人未众”，多数为“多数泽林莽”的荒蛮之地。而“其出力垦者，惟唐人为勤”，是华人移民把湄公河三角洲变成了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稻谷单产最高的地方，单位面积产量可达100到300倍。这是前近代时期的最高纪录。

　　此外，华人商贩还把当地产品销往第三国。

　　经过华人近二十年胼手胝足，披荆斩棘，东浦己从荒蛮之地成了富庶之区。而这些移民经过数代变迁，与越南妇女不断通婚，逐渐成为一个土生华人族群。到了1826年，越南当局又改“明香社”为“明乡社”，这些明末南迁的华人后裔被正式称为“明乡人”(意即“明人同乡”或“明人乡村”)。“未婚的中国男移民进入印度支那后，常常是娶当地妇女为妻，他们这样做，不仅是由于取得配偶的天然要求，而且由于这种婚姻有利于他们同该国人民经商。安南人与柬埔寨人也极愿与中国人结婚。因为中国人具有稳重、俭朴、勤劳的声誉，同时在当地人中，他们也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较聪明的人”。

　　渐行渐远

　　后黎朝在黎圣宗时代臻于极盛，但进入16世纪就由盛转衰，1528年以后更是出现了两个“南北朝”。先是莫朝占据北方，后黎朝在南方复辟;1592年莫朝被赶到越北高平一隅之后，号称“中兴”的后黎朝再次南北一分为二，北方郑松“挟天子以令诸侯”，南方阮潢与之相埒，自称大越国阮主，中日史籍则称之为广南国。1627-1672年，郑阮大战7次，结果人口多于南方三倍的郑主未能消灭阮主。最后双方约和，以灵江(十分接近北纬17度线)为界，南阮、北郑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二百多年，最终在1771年爆发的西山起义中双双覆灭。1788年末，西山军攻克河内，后黎朝的傀儡皇帝黎维祁向清朝乞援，结果两广总督孙士毅带去的清军在翌年为西山军大败。乾隆皇帝一面承认这是“天厌黎氏”，一面却滑稽地把这场彻头彻尾的败仗算进了他的“十全武功”。

　　公元1802年，阮主后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义(1771-1802年)，统一全国，建立阮朝，今日的“越南”正是其从北京求来的正式国号。但阮朝皇帝在国内更中意的名称其实是“大南”，还制作了“大南天子之玺”，以“大南”与“北朝”平起平坐的姿态尽显无疑。

　　和前代王朝一样，阮朝虽在名义上接受宗藩体系，向清廷称臣，但在国内毫不犹豫地僭越为“皇帝”。在阮朝看来，它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是中国的嫡系正统，而清朝是“以夷变夏”的“夷”，是“闰统”。

　　越南阮朝的顺化紫禁城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阮朝仍恪守“两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一次”的成规，定期派遣使节来中国朝贡。即使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越南明命帝虽感叹“清人懦弱，我知之矣”，还是与清朝保持着正常的宗藩往来。但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前的1850年，阮朝向清政府的朝贡只有13次，远较同样另一个清朝藩属国朝鲜为少。与此相反的是，由于阮朝的建立得到了法国侵略者的帮助，越南朝廷弥漫着对法“亲善”意识，甚至在法国侵略者已经强夺南圻(越南南部)的情况下，阮朝统治者仍在一厢情愿地向侵略者表示“法越一家”!有人就此评论“越南王实际上将其对中国服顺之忱，移向法国”。

　　可惜法国侵略者并不领情，反而步步紧逼。1883年7月，越南嗣德帝薨逝后，嗣位的阮福昇请求由海道来华朝贡请封，但因法军用兵顺化，最终未能成行，这实际上宣告了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标识的中越宗藩关系已经终结。

　　于是，当中法战争最终爆发的时候，阮朝在表面上的表现已是首鼠两端，宣布“中立”。但实际上，阮朝朝廷已经决心投入法国殖民者的怀抱。就在中法战争正在紧张进行的1884年6月6日，阮氏朝廷撇开清朝，与法国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公然宣布越南接受法国保护，还将清廷颁赐的玉玺当众销毁，以示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法国人满意地记载到，这个玉玺的销毁，意味着“中国对安南国长期主张的宗主权的最后显著的痕迹消失了”!之后，阮朝甚至公然四处出告示严惩协助清军的官民和命令抗击清军，遂令清廷陷入“出师护越，越不知感，法又为难”的尴尬处境。最终，随着《中法新约》的签订，越南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法国人成为越南的实际统治者。

　　然而，越南近代以来的抗法战争及其一系列战争也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