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地理类书籍的旁敲侧击不同，战争信息署明确要求美新处在新闻报道中大力宣传美国的民主制度。例如，在《权利法案》纪念日，回顾美国“用宪政保证个人和团体权利的方式”;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向国会做报告时，强调“最高军事长官”也要向“人民中的代表”汇报工作;报道美军重要领导人因殴打士兵受到斥责时，突出这是美国民主制度“名副其实”的范例等。总之，在宣传决策者看来，要让中国民众了解美国制度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必须将抽象的民主概念具体化，展示出民主制在美国社会不同层面的体现。

　　美新处发行的宣传书籍也把美国的政治制度作为宣传重点。诗集《我的国家》热情洋溢地称颂美国为“自由”的国土，自由就是一个“美国的名词”，只要美国有了自由，“到处都有自由”。这极为贴合战争信息署要在对华宣传中彰显“美国特性”(CharacteristicofAmerica)的要求。它把“美国特性”定义为一种“自由”的追求，美国“不仅仅是保护和维持美国人的四大自由，还有帮助全世界的人民建立他们的四大自由”。在这一点上，《我的国家》这本书堪称宣传范本。另一本书《战时美国的民主》则阐释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关键——总统竞选。该书出版于1944年大选之际，在向中国人解释为何在战争危局之中美国还要改选总统时，该书强调“美国人民不怕选举”，“他们知道政府的改组对于战争的进行和国内机构的组织，不会发生基本的改变”，战争中进行大选，“更可以证明民主制度的完善”。可以说，1944年大选为美新处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宣传契机，证明美国人的制度自信。它将大选描述成“民主主义的试验场”，伺机给中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民主课”。

　　美新处不光使用正面材料，偶尔也会翻译一些美国人批评时政的文章投给中文报社，展现美国的言论“自由”。《改进》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美国仍须为民主而奋斗》的文章，声称战时美国行政权扩张，民主制度受到威胁，提醒美国民众要“严防专制倾向”。在中国编辑看来，这样言辞犀利的文章能够公开刊载在《福布斯》(Forbes)杂志上，本身就是美国“民主精神”的最好证明。美新处之所以翻译此类文章，就是要向中国民众表明，公开的制度讨论是成熟民主社会的表现，国民政府也应效法美国，给予公众言论“自由”。

　　在美新处的对华宣传中，先进的科学技术亦得益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战争信息署曾拍摄大量科学短片在中国放映，目的不仅是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展现一个鼓励科技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的美国形象。像《电化农村》、《输油管》和《吉普车自传》这些影片，在中国放映时都受到民众的热议。值得一提的是宣传片《德尼西河谷工程计划》，讲述了田纳西河谷流域的贫苦农民依靠国家扶持和应用新技术实现“美国梦”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宗旨在于表明“发展个人是民主制的第一考虑”，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保证民主制经受挑战，打造“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有尊严、有工作、有希望的世界，一个孩子们即将走进的世界”的重要保障。影片宣传了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NewDealLiberalism)理念，形象地阐释了作为“四大自由”之一的“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内涵。对于战时的中国这样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来说，“新政”对公民个人发展的保障富有吸引力，所以是美国宣传的重点。

　　在科技主题之外，战争信息署还为美国的教育制度拍摄了宣传片，如描写幼儿哺育方法的影片《前进的儿童》，讲述美国人如何教育男孩子的纪录片《儿童的培养》，以及介绍美国高等教育情况的宣传片《安提阿大学》。通过这些影片和其他宣传材料，它想要展现美国的“自由学校体系”如何教育儿童“合理的玩耍”，并向他们灌输“自由的理念”，孩子是“世界的明天”，教育是培养未来公民自由民主意识的重要途径。美新处在中国播放这些宣传片，既可以让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又能借机输出“自由民主”价值观，可谓一举两得。

　　作为中国的战时盟友，仅拥有先进的国家制度不足以取信于中国，美新处除了将美国塑造成“自由民主典范”外，还必须向中国人展示其抗敌决心和战斗实力，凸显美国是一名“国际主义斗士”。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巨大变动，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从中国的同情者变为中国的战斗盟友。为了让中国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认清美国在华军事行动的长期意图，了解美国的“国际承诺”和“战后计划”，“以赢得中国在建立世界安全体系和发展和平关系上最大限度的合作”，战争信息署将阐释“美国的政策”作为对华宣传主题之一，在华发行了一系列宣传材料。

　　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对外交关系发挥着重要影响。近年来，研究美国如何塑造其海外形象和从事争夺人心的“观念之战”的历史经验，成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学的热点，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但是，学界对于冷战前美国政府对外宣传活动的关注相对不足。事实上，太平洋战争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专门建立了官方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OfficeofWarInformation)，在国内动员、团结友邦和对敌心理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有关战争信息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内动员和针对欧洲的宣传上，关于美国对华宣传的探讨不足。现有成果解读了美国对华宣传的政策、机制、活动、媒介和受众，并对它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时中美两国在宣传领域中的冲突与合作。但是，在宣传文本的阐释与分析方面，尚缺乏深度。笔者曾对战争信息署在华塑造的中国形象特点做出过分析，但有关对华宣传中的自我形象及其如何服务于战时美国对华外交的整体战略未涉及。本文结合外交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试图在这些方面进行拓展。

　　一、对华宣传与美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必要性

　　国家形象是一国的自我认知和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相结合的产物，是关于一国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印象。一般来说，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营造有利于外交的舆论氛围，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反之，将导致外国民众对其产生排斥心理，甚至敌视态度。美国政治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曾谈道，“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世界的模样，而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模样，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换句话说，外交决策者并非针对客观“事实”(fact)进行回应，而是依据他们对情况的“印象”(image)做出反应。因此，营造良好的海外形象，利用文化和观念的力量改变国际舆论环境，是现代国家外交的重要内容。

　　对外宣传是国家树立海外形象的重要方式之一。一国通过操纵各种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对信息进行筛选、拼接乃至修改，能够塑造一种有利于本国国际交往的国家形象。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摩根索认为，宣传是一种新的“实施对外政策”的手段，因为“国际舞台上的强权斗争”不仅是军事争霸或争夺政治优势，还是一场“争夺人心的斗争”。因此，“一国的强权不仅取决于外交艺术和武装部队的实力，也取决于它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政策对别国的吸引力”。摩根索所谓的“对别国的吸引力”与国际关系学家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不谋而合，他们都强调通过一国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的吸引力对他国行为造成影响，而宣传是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手段。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官方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就是一个通过塑造国家形象影响中美关系的典型案例。美国对日宣战后，为了鼓舞中国人的战斗士气和促进战时中美合作，战争信息署在中国相继设立了重庆、昆明、桂林、南平、永安、成都、西安和贵阳八个地方办事处，通称“美国新闻处”(以下简称“美新处”)，利用报纸杂志、宣传册、海报、书籍、图片、幻灯影片、电影和广播等媒介，在国统区和沦陷区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和对日心理战。20世纪40年代，当大部分中国民众对美国和美国人尚无清晰概念时，战争信息署在形成中国人的“美国印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战时在华塑造美国正面形象有诸多必要性。

　　其一，可以抵制日本长期以来的反美宣传。据一份上海中文报纸的美籍出版商称，在美国官方宣传机构进驻中国之前，“适宜的美国新闻一直都没有在中文报刊上得到充分报道”，只有少数在华美国人用英文和中文进行自由出版，还因此遭到汪伪政权的驱逐和暗杀。而“日本控制下的中文报纸多年来一直激烈地灌输着对白种人的仇恨，特别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与美国不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就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有预谋的反美宣传，大肆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宣称“白人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给有色人种应得的东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一步离间中美关系，甚至在华散发印有“包藏侵略东亚的白面鬼美空军”、“美国航空员玩弄女人之影”内容的传单。他们的宣传目标，是向中国人描绘一幅“富有的美国人进入这一地区后将占有最好的食物、最好的住所，并导致物资缺乏和通货膨胀”的消极画面。在日本宣传的影响下，一些中国人开始担忧“一种新的美帝国主义”。因此，美新处的作用之一就是揭露日本宣传的虚假。

　　其二，可以促进战时对华外交，推动中美合作。美国参战后，中美两国虽结为同盟，但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战略考量不同，两国政府在实际交往中龃龉不断，美国在华驻兵与中国民众之间也产生了诸多矛盾。这些现实问题加上美国曾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历史记忆，让中国人对美国充满疑虑和戒心。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多次抱怨美国藐视中国，援助微薄，“彼以为已是增加赠予，而实则鄙视我国已极，适足表示其帝国主义之面目也”。显然，这些负面印象阻碍着战时的中美合作，急需美新处的宣传加深中国人对美国意图和政策的理解。

　　其三，可以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树立模版，引导其向亲美的方向发展。罗斯福总统不仅要帮助中国战胜共同的敌人日本，还寄望于让中国在战后发展成亲美的东亚大国。战争信息署致力于在思想上“改造”中国，让中国人全面认识美国和世界，并且“长期地改造他们自己、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他们的世界形势”。美新处的目标是促进中国人思想上的“美国化”，推动其走上一条“亲美”之路。

　　在这几种因素的驱使下，战争信息署制定了详细的对华宣传计划，旨在短期内推动对日战争进程、促进中美合作，长期内向中国灌输建立战后和平的国际合作理念，推动中国加入“世界共同体”，并为国民政府“改革”引入美式理念与制度。这与战时美国整体的对华政策保持一致，宣传成为推进美国外交的一大助力。

　　二、“民主典范”与“国际主义盟友”：被鼓吹的“美国形象”

　　为了实现美国对华宣传目标，推动对华外交，战争信息署着重塑造作为“自由民主典范”、“国际主义斗士”和“中国人的忠实盟友”的美国形象，并试图让中国人接受、喜爱和效仿他们所描绘的美国图景。

　　颂扬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将其打造成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典范”，是战争信息署对华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二战时期的美国正值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盛行之际，其信奉者认为，美国不仅要充当全世界的“榜样”和“典范”，还要向外输出民主，用美式观念和制度改变国际社会。罗斯福总统和战争信息署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该理念的信徒。战争信息署主张，要让中国进行“民主化”和“现代化”改革，首先必须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一幅真正的民主制在其他地区运作的画面”。因此，它从历史、地理、政治、科技和教育等角度，向中国民众全面展示了美国制度的优越性。

　　美新处先后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美国历史和地理的书籍。表面上看，它们并无“政治”色彩或“宣传”意味，实际上都在潜移默化地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制。例如，《美国史》一书就将美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描述成“有关自由民主的成长之令人愉快的故事”。它把北美殖民地的建立解释成北美移民追求宗教自由的结果，把美国独立解释为追求政治自由的结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解读为民主国与轴心国间的生死之争，但在讲述贩卖黑人奴隶和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时，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与“自由”的主叙事毫无冲突。可见，战争信息署挑选这样一本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史书在中国低价出售，甚至免费发放，是为了用生动的史实向中国人解释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并阐释美国参与当前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人类自由而战，而非图一己私利，在这种历史叙事中将美国与遥远的东方主战场联系在一起。

　　美新处还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美国地理述略》，向读者介绍美国的地质地貌和农业史，并特意将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解释穿插其中。它在介绍美国东北部的地理状况时，特意阐释了“美国梦”的含义，即“相信最卑微的人都能凭他自己的努力，为全家获得安稳无忧的生活”，并坚信下一代的生活更“优裕安乐”。它还从文化层面界定了美利坚民族的“国家认同”，称虽然美国是移民国家，但是千百万新人缔造了“一个新民族”，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是一个总文化类型的一部分，受同一套法律所管辖”，其政治根基建立在“五十个州自愿结合的联邦之上”。这些地理图册上的旁白将美利坚民族的特性彰显于纸上，战争信息署利用它传达的信息是，美国的国家认同并非基于地理或族群血缘，而是基于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文化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就是凝结美利坚民族的基础。

　　与历史地理类书籍的旁敲侧击不同，战争信息署明确要求美新处在新闻报道中大力宣传美国的民主制度。例如，在《权利法案》纪念日，回顾美国“用宪政保证个人和团体权利的方式”;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向国会做报告时，强调“最高军事长官”也要向“人民中的代表”汇报工作;报道美军重要领导人因殴打士兵受到斥责时，突出这是美国民主制度“名副其实”的范例等。总之，在宣传决策者看来，要让中国民众了解美国制度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必须将抽象的民主概念具体化，展示出民主制在美国社会不同层面的体现。

　　美新处发行的宣传书籍也把美国的政治制度作为宣传重点。诗集《我的国家》热情洋溢地称颂美国为“自由”的国土，自由就是一个“美国的名词”，只要美国有了自由，“到处都有自由”。这极为贴合战争信息署要在对华宣传中彰显“美国特性”(CharacteristicofAmerica)的要求。它把“美国特性”定义为一种“自由”的追求，美国“不仅仅是保护和维持美国人的四大自由，还有帮助全世界的人民建立他们的四大自由”。在这一点上，《我的国家》这本书堪称宣传范本。另一本书《战时美国的民主》则阐释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关键——总统竞选。该书出版于1944年大选之际，在向中国人解释为何在战争危局之中美国还要改选总统时，该书强调“美国人民不怕选举”，“他们知道政府的改组对于战争的进行和国内机构的组织，不会发生基本的改变”，战争中进行大选，“更可以证明民主制度的完善”。可以说，1944年大选为美新处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宣传契机，证明美国人的制度自信。它将大选描述成“民主主义的试验场”，伺机给中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民主课”。

　　美新处不光使用正面材料，偶尔也会翻译一些美国人批评时政的文章投给中文报社，展现美国的言论“自由”。《改进》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美国仍须为民主而奋斗》的文章，声称战时美国行政权扩张，民主制度受到威胁，提醒美国民众要“严防专制倾向”。在中国编辑看来，这样言辞犀利的文章能够公开刊载在《福布斯》(Forbes)杂志上，本身就是美国“民主精神”的最好证明。美新处之所以翻译此类文章，就是要向中国民众表明，公开的制度讨论是成熟民主社会的表现，国民政府也应效法美国，给予公众言论“自由”。

　　在美新处的对华宣传中，先进的科学技术亦得益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战争信息署曾拍摄大量科学短片在中国放映，目的不仅是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展现一个鼓励科技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的美国形象。像《电化农村》、《输油管》和《吉普车自传》这些影片，在中国放映时都受到民众的热议。值得一提的是宣传片《德尼西河谷工程计划》，讲述了田纳西河谷流域的贫苦农民依靠国家扶持和应用新技术实现“美国梦”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宗旨在于表明“发展个人是民主制的第一考虑”，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保证民主制经受挑战，打造“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有尊严、有工作、有希望的世界，一个孩子们即将走进的世界”的重要保障。影片宣传了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NewDealLiberalism)理念，形象地阐释了作为“四大自由”之一的“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内涵。对于战时的中国这样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来说，“新政”对公民个人发展的保障富有吸引力，所以是美国宣传的重点。

　　在科技主题之外，战争信息署还为美国的教育制度拍摄了宣传片，如描写幼儿哺育方法的影片《前进的儿童》，讲述美国人如何教育男孩子的纪录片《儿童的培养》，以及介绍美国高等教育情况的宣传片《安提阿大学》。通过这些影片和其他宣传材料，它想要展现美国的“自由学校体系”如何教育儿童“合理的玩耍”，并向他们灌输“自由的理念”，孩子是“世界的明天”，教育是培养未来公民自由民主意识的重要途径。美新处在中国播放这些宣传片，既可以让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又能借机输出“自由民主”价值观，可谓一举两得。

　　作为中国的战时盟友，仅拥有先进的国家制度不足以取信于中国，美新处除了将美国塑造成“自由民主典范”外，还必须向中国人展示其抗敌决心和战斗实力，凸显美国是一名“国际主义斗士”。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巨大变动，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从中国的同情者变为中国的战斗盟友。为了让中国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认清美国在华军事行动的长期意图，了解美国的“国际承诺”和“战后计划”，“以赢得中国在建立世界安全体系和发展和平关系上最大限度的合作”，战争信息署将阐释“美国的政策”作为对华宣传主题之一，在华发行了一系列宣传材料。

　　美新处的工作人员派克(GrahamPeck)绘制了一系列以鸟类战争为主题的政治漫画，通俗易懂地展现了美国对待这次大战的态度。漫画描述了一只白鸟受到黑鸟的突然袭击后，蓄积力量，最终与小伙伴们共同战胜黑鸟家族，迫使它们举着“日本国旗”向穿着“美式军服”的白鸟家族缴械投降。据派克回忆，这些政治漫画“为的是反驳当时流行的对美国的嘲弄”。漫画表达了，以前美国只“在口头上声援中国和只是在道义上批评日本是愚蠢的，它向人们解释，美国需要时间准备反攻，美国的力量必将强大到足以击败日本的程度”。派克让美国及其盟友化身为代表正义的白鸟，将日本和轴心国比喻成邪恶的黑鸟，简化了太平洋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并展现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心。他试图通过漫画让中国民众了解，美国最初的谨慎小心并非胆小怕事，而是在等待一击即中的机会。这70张政治漫画被美新处制成幻灯影片，在中国内地的各大站点放映。

　　1943年，美新处还出版了共和党领袖之一威尔基(WendellLewisWillkie)所撰的《天下一家》，该书“成为当时全国的畅销书”。《天下一家》是威尔基1942年作为总统特使环球访问时所写的印象合集，体现了他个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读。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他在书中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他批评陈旧的帝国主义外交方式，宣称“一些国家统治其他国家的那种帝国，势必结束”;第二，他不赞同美国“先欧后亚”的战争政策，认为美国在对外援助问题上应一视同仁;第三，他提出了对战后世界的设想，即“天下一家”。威尔基毫无保留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立场，以及他对中国战场所做贡献的公允评价，得到中国民众的一致好评。美新处宣传此书的目的在于，要将中国人的注意力从对美不满转移到对战后“天下一家”的美妙憧憬中去。实际上，威尔基所谓的“天下一家”，指的是全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上，结成一个国际和平联盟，以保证弱小民族不受大国欺侮，共享和平与繁荣。这与儒家的“天下大同”有着相似之处，强调的都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世界共同体”，因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容易产生共鸣。

　　1945年，美新处又出版了前任副总统华莱士(HenryAgardWallace)所著《美国在太平洋的任务》一书，专门阐释了美国的亚洲政策。华莱士认为，“日本破坏了亚洲和太平洋上的旧式帝国殖民地的型范”，“中国寖假成为西伯利亚边界以南亚洲东部最大的强国”，以及“苏联比以往更加变成一个真正的太平洋列强”，这三大因素构成了战后太平洋“新形势”的基本特点。在未来的亚洲政策中，美国必须重新审视这一“新形势”。华莱士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在战后亚洲拥有的特殊地位，称“一个自由的强盛的中国，可以充当太平洋区一个极其有利的安全因素”。他对战后中国将成为亚洲领袖的看法与罗斯福非常接近，二者都认为中国和苏联将成为战后亚洲和平的基石，美国必须与之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美新处印发这本小书，一方面是向国民政府强调中苏合作共同抗日、扩大“自由亚洲”区域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中国人可以接受美国对其战后大国地位的设定，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从美新处精心挑选的这些政策书籍可以看出，它们大多宣扬的是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理念，倾向于突出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在阐释美国外交政策和提出个人见解的同时，向中国读者展现一个积极促进国际合作、追求世界和平的“美国领袖”形象。

　　阐释美国政策之余，美新处还突出报道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贡献，用事实证明它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和“世界战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支援了英、苏、法、中等38个同盟国家，援助总额超过500亿美元，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是，中国获得的15亿美援，仅占租借总额3.2%，远远少于英帝国所占64.65%和苏联所占23.2%，与其作为东方主战场承担的战争责任不成正比，国民政府对此多有抱怨。为了安抚中国民众的失望情绪，美新处既要展现美国援助中国的决心，还要展示其援助中国的实力。为此，美新处实时报道国内积极备战、生产能力巨大的新闻，如《美国战费达二千余万万》，《美国造船力增》和《美总统报告物资租借情形》等。它还招募优秀的海报画师，以美国的武器为题，创作了大量中文海报。如《美国最新的轰炸机》、《战机万架，扫荡三岛》以及“V”字系列彩色海报，用庞大数字和具象的飞机战队展现出美国强大的生产力，简单而醒目。美新处还就这一主题在中国发行了多种中文宣传册，如《十八万五千架军用飞机》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向中国读者描绘了美国各式飞机的外貌和专长，《最后胜利之武器》介绍了美国最新研发的巨型轰炸机“飞行堡垒”。为了证明美国拥有绝对的实力优势，战争信息署甚至制作画册，用大量图形、表格和漫画比较美日两国资源储备能力的指标，向中国民众证明美国必然战胜日本。

　　二战时期美军的主战场在欧洲和太平洋，驻华美军数量并不多。为了让中国人了解美军对这场世界大战做出的整体贡献，建立中国军队与美军共进退的同盟情谊，美新处还向中国民众积极宣扬美军在国际战场上的英勇事迹。比如，介绍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布拉德利(OmarN.Beadley)将军的英雄事迹，发表艾略特对太平洋战争评论的文章，报道中美联军在胡康河谷的战斗等。美新处还在珍珠港事件三周年的纪念日里，翻译出版了《美国作战三年》一书，向中国民众全面详尽地介绍美国人的国内动员与海外战斗情景。它希望中国民众认识到，美国在全球战场上获得的每一场胜利都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战争信息署还为美军拍摄了更为直观的宣传片。在华播放的此类影片中，有记录美军登陆塔拉瓦岛的《塔拉瓦之战》，介绍美国伞兵部队训练及作战的《伞兵》，报道美军在英国作战情况的《南国佳人号》等。彩色影片《女战士》记录了美国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的真实情景，影片中可以清楚地听到机组人员间的传令对话，机枪手扫射敌机子弹发出的声音，仿若身临其境。一场战役结束后，这些勇猛的战士变成了亲切活泼的小伙子，在航母上喝啤酒，吃冰激凌，看电影，游水嬉戏，还有牧师为他们做弥撒，倾听祷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依然体现在战争中，与惨烈的战场形成对比。影片将美军士兵描述成有血有肉的鲜活个体，他们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是因为服役期间得到优越的物质待遇和精神关怀，身心处于最佳状态。但是，为了凸显战绩，这些宣传片只展现美军光彩的一面，刻意弱化了战争的残酷和其曾经遭受的失败。

　　美新处不仅致力于在华宣传美国的国际作为，加深中国人对美国国际主义政策的理解，还要让中国民众认识到，美国人是他们可以信赖的“忠实盟友”。由于观念和立场上的差异，战时中美无论是领导人之间，还是中国民众与驻华美军之间，都存在诸多摩擦。除了蒋介石与史迪威(JosephStilwell)不和之外，一些中国官员也认为，为了满足驻华美军的需求，中国做出了“非同寻常的牺牲”。云南省长云龙曾抱怨，在昆明“盟友们消费的东西相当于8个或10个中国人”，长此以往，“所有的牛都会被吃光的”。普通民众对驻华美军飞扬跋扈的作风也有看法，特别是美军吉普车轧死或撞伤中国人扬长而去的事件时有发生，引起国人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信息署认为，只有向中国人介绍驻华美军的组织和行动，特别是“组成军队的典型的美国小伙子”，才能让中国人理解他们的“习惯、动机、行为方式”，让其意识到“某种社会和政治模式及实践是可取的”，进而“欣赏美国的基本理念和生活方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新处首先成功塑造了“飞虎队”的神话。“飞虎队”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别称，由退役美军军官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担任指挥员。1942年7月4日解散后，其主力队员组成了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以及后来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自改编之日到战争结束，“飞虎队”总共击落敌机2，900余架,击沉击伤舰艇44艘、商船223万吨，同时肩负掩护“驼峰航线”的战略空运以及支援中国远征军收复缅北、滇西失地的重任。可以说，它是战时美国援华努力的代表。如何充当美国驻华空军的扬声器，将“飞虎队”的作为告知中国民众，使之产生比实际影响力更大的心理效应，是美新处考虑的内容。

　　在美新处的大力宣传下，“飞虎队”领袖陈纳德被塑造成英勇无畏的“美国英雄”。大量来自昆明空军基地的一手信息，经美新处编辑发表在中国本地报刊上，如“驻华美空军实力益强”、“陈纳德将军称赞中美合作”、“陈纳德谈战局”等，这些报道让他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将领。就连威尔基也不由地感叹，陈纳德“在中国的人望为任何人所不及”。美新处出版的《美国将星录》一书还专门介绍了陈纳德的英雄事迹，将其描绘成钢铁硬汉，称他拥有“最坚强的人类面貌”，让人联想到“猛鹫”。

　　美国驻华空军的英勇事迹也是美新处报道的重点。1943年12月，昆明办事处冲洗了146张新闻照片，其中80%是关于第十四航空队的，主题涉及轰炸台湾、港口突袭、陈纳德和斯特拉特迈耶(Stratemeyer)、“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的第一杯啤酒”、“第十四航空队的圣诞老人”等。出于军事保密原则，诸多作战细节不能立即对外披露。但是，为了激发中国民众对美军的兴趣，保持高曝光率，美新处巧妙地将“飞虎队”的日常生活纳入镜头，变成中国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美新处的作家还将“飞虎队”的活动和成就写成特稿，不仅在中文报纸上广为刊登，还大量空投到沦陷区。昆明美新处抓住普通老百姓爱占小便宜和猎奇的心理，特制了一种日历，将“飞虎队”的赫赫战绩写在上面，于新年期间免费分发。

　　经过美新处的大力渲染与中国民众的口耳相传，“飞虎队”的故事已幻化成神奇的传说。派克的回忆录中曾收录了一副他的画作，形象地展现了中国民众眼中的“飞虎队”形象：一条翱翔在天空中的巨型鲨鱼。显然，美新处的宣传激发了中国民众对美国驻华空军的想象和信赖。

　　然而，“飞虎队”并不是唯一一支驻华美军。据统计，太平洋战争时期，驻华美军最多时超过十万人，其中包括陆军航空兵、空运部队、地面保障和后勤保障部队，以及各类军事顾问等。为了保证这些人员在华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美新处需要塑造整体的在华美军形象。为此，战争信息署提出两个宣传要点：第一，要强调美军是中国的“解放者”而非帝国主义占领者;第二，要突出中美并肩作战的合作情谊。美新处在实际宣传中常常把二者糅合在一起，将美方形象塑造得略高于中方，美国士兵总是以“兄长”、“指导者”、“救助者”和“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士兵身旁，与他们共同完成抗击日寇的任务。

　　美新处印制了大量海报，刻画正在帮助中国的美国“兄弟”形象。比如，美国士兵教授中国战士使用冲锋枪;高大的美国士兵搀扶着虚弱的中国伤兵;中美士兵亲切地握手交谈等。即使在呼吁中国民众救助美国飞行员的海报中，美国军人也是作为中国人的“解救者”出现。这是美国对华宣传的基本逻辑：即美国人是中国人的盟友，他们来到中国是为了援华抗日，帮助他们即为自救。

　　除了海报，美新处发放的宣传册也流传甚广。派克曾被美新处派往缅北前线实地调研，他所撰写的战地报告《缅北行——缅战是怎样打胜利的?》，是“缅北十五个月对敌作战第一篇有系统的记述与分析”，对中国民众了解战争进程以及中美联军的合作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缅北战役的胜利主要取决于美国“毫无限制”的军火援助和美式装备、美军将领的英明决策，以及中国军队自身的“进攻精神”。另一本宣传册《怒江战役述要》突出了美方扮演的“领导者”和“训练者”身份。它描绘了一幅美军参谋团全程指导中国远征军出征的景象，从作战计划到士兵训练，从武器的使用到后勤保障，从医疗救护到物资运输，美国提供的指导与协作几乎无处不在。无疑地，这些宣传材料夸大了美援对中国战局的影响力，其目的是让中国人相信美国援助中国的能力与诚意。

　　总体而言，美新处在中国人面前极力展现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友邦：它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值得中国膜拜与效仿;它是富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正义之邦”和“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正在为人类的“自由”而奋战;它还是“中国人的忠实盟友”，值得中国人民信赖与合作。显然，美新处对美国在华形象的塑造经过了精心描画，其试图掩盖的内容更加值得深究。

　　三、种族问题：被掩盖的“美国形象”

　　为了避免中国人对美国产生负面看法，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只选取有利于塑造美国正面形象的内容，刻意掩盖了国内社会弊端，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贫富分化等，只将黑人、妇女、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光鲜亮丽的一面纳入镜头，制造了一个“完美社会”的假象。

　　在美新处刻意掩盖的事实中，包含日裔美国人的战时状况。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日裔移民成为大规模“排日运动”的牺牲品。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将居住在太平洋西海岸的11万日裔美国人迁至西北内陆的11个安置中心进行特殊管制。此举令日裔移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公然侵犯了他们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与美新处宣传的“民主典范”形象严重背离。但是，在美新处向中国展示的宣传材料中，不仅对监禁日裔美国人的事实避而不谈，甚至有时编造谎言企图掩盖。

　　美新处职员有吉辛治(KojiAriyoshi)是美军观察组的一员，战时奉命在延安地区进行宣传和对日心理战活动。他布置的图片展上就有一张描述美国军人“为了那些刚刚在几分钟之前还与美军作战的日本伤兵医治和输血”的照片。他在面向中共和日本战俘的演讲中宣称，“战争打响后，美国政府就将日本人从阵地前线撤回，并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其他的自由。日裔议员仍然被送往美国的市政府，而在美国的日本人依旧拥有言论自由，并向总统表达他们的意见”。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美国人全面排日的事实。美新处在此问题上的虚假宣传，一方面是为了对延安地区的日本战俘进行心理战，诱其归顺;另一方面则是针对中共和大后方民众进行宣传，展示美国对其公民人权的维护，宣扬对亚裔的友善。讽刺的是，有吉辛治本人就是遭到迫害的二代日裔美国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全家都被关进曼萨纳尔安置中心(ManzanarRelocationCenter)。后来因为美军急缺会讲日语的翻译，有吉辛治才被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征用。可见，美新处在对华宣传中有意掩盖其国内政策的不公之处，以维护其在华树立的民主形象。

　　黑人问题也是严格受限的宣传主题。在战争信息署制定的对华宣传指令中，明文规定“严格避免提及美国黑人问题是种族问题”，要把它当作美国“社会或政治性质的问题”，并表明“我们正处于尝试解决的过程当中”。美新处对美国黑人的描述，要呈现“不经意的和实事求是的”状态，在展现黑人参与战争工作的同时，不突出黑人问题。也就是说，它一方面回避种族矛盾，另一方面通过突出黑人对战争工作和国家生活的参与，制造美国国内各个种族同心协力为国而战的宣传效果。在美新处播放的宣传片中，《农夫勃朋》描绘了美国西部一名黑人农民的幸福生活及其对当前战争所做的贡献。影片播放期间，就有中国学生当场质疑勃朋的代表性，称美国黑人“大多数都是穷人，甚至不如我们的农民”，为什么不拍他们?

　　战争信息署在“种族问题”上如此敏感，一是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二是为了避免被日本抓住“把柄”，大作“种族战争”的文章。在德日的反美宣传中，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被称作“民主的伪善”，成为鼓动亚洲人民联手对抗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论据。日本军国主义者把自己包装成“深色种族的捍卫者”，声称“日本是为了所有种族对抗白人种族的事业而战”，这样的宣传论调对中国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甚至是美国的黑人都产生了影响。

　　但是，仅靠遮羞并不能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1882年《排华法》(ChineseExclusionAct)的存在，恰是战争信息署无法掩盖的一处“硬伤”，它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排斥和歧视合法化，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未废止，不仅为战时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还暴露出美国国内制度的不平等，遭到中国舆论界的强烈谴责。一位署名刘钊的中国人写信向美新处表达抗议：“‘礼尚往还’邦交要平等!我们要求贵国取消限制华人法，因为美国对其他国家并不设立法律，唯华人特受侮辱，实在太不公道。”可见，作为官方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的宣传话语与美国政府的对华作为直接挂钩。一旦美国出现言行不一，美新处的立场就变得分外尴尬，它很难劝说中国人跟一个歧视华人的盟友深度合作。

　　中国民众和国民政府的抗议得到国务卿特别顾问亨贝克(StanlyK.Hornbeck)的重视，他已经意识到华人移民问题是美国政府目前必须应对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传统”即是强调“机会平等”和“平等对待”，这一理念贯彻在《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和美国许诺的战后政策上，中国人正“注视”着美国的行动，而“行动比话语更重要也更令人信服”。亨贝克的观点代表着美国国务院在此问题上的整体看法，即废除《排华法》对于鼓励中国盟友、证明美国言行一致具有重要作用，更关键的是，它还能够“抵消敌人散布的关于美国对华态度的虚假宣传”。

　　作为美国海外形象的塑造者和推销者，战争信息署也意识美国对种族歧视的强化必将削弱它在海外匡扶正义的道德立场，甚至失去亚洲盟友的信赖。它在一份备忘录中坦言：“从国际视角来看，美国将很难在国家内部维持肤色屏障的同时，领导黄色的亚洲以及黑色、白色和棕色的南美。”旧金山分部行动情报科还就《排华法》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份报告，特别强调日本人在宣传中如何利用这项法令攻击美国。比如，他们在《时代》(Time)杂志上刊登文章，称：“美国人说他们喜爱和尊敬中国人。但是你能去美国，能成为美国公民吗?不能。……但在‘大东亚共荣圈’里，就没有这样针对你们的歧视。”东京广播电台也在追问中国人：“美国和英国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就没把重庆当做平等的国家对待。重庆怎么能期待美国修改移民法呢?”报告清楚地表明，日本宣传正在利用美国对华人移民的歧视离间中美关系，煽动中国人的仇美情绪，严重损害了美新处苦心树立的美国形象。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也表态支持废除《排华法》。他在1943年10月11日的国会演讲中阐述了他的理由，即允许华人移民美国“对于赢得战争胜利和建立有保障的和平至关重要”，“中国的抗战不仅仅依赖于枪支和飞机，以及在陆上、海上和空中的攻势”，“还基于她的人民的精神及其对盟友的信任”，而我们在这方面“欠中国人的”，必须改正这个“历史性的错误”，并且“让日本的歪曲宣传闭嘴”。简言之，罗斯福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恢复中国对美国的信任;二是改正美国的历史错误;三是修补被日本宣传抹黑的美国形象。这些看法得到美国国内主流舆论的赞同。

　　在美国总统和国务院的支持下，1943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废除《排华法》的议案，取消了对华人移民长达61年的种族歧视，可谓美国民权史上一大进步。这也象征着美国超越种族偏见、开始以平等身份对待华人，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这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与其维护海外国家形象的需求密切相关。为了符合战争信息署在中国积极推广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正面的美国形象，美国政府必须掩盖其缺陷，甚至不得不对其政策做出必要的修正，以保证其海外形象与美国现实相吻合。

　　结论

　　太平洋战争时期，战争信息署塑造的美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推动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中国的传播。1944年美国独立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表示祝贺。《中央日报》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意旨实属相同”，中国和美国的建国精神极为相似，中、美、英、苏四国对于共同实现“国际社会安全制度”承担着“义务和责任”。《新华日报》的编辑称，《独立宣言》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宣言”，现在罗斯福和华莱士不仅要在国内追求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还在国际关系上主张“民主国家和一切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奴隶的世界”。自由派报纸《大公报》也发表过类似观点，称美国作为这场大战中联合国家的“领袖”，正将美国军队开往世界各地，将武器运往各个战场，并联合各国制定了“世界机构的宪章”。可见，这三家报刊虽然政治背景不同，却都对美国的“民主典范”形象和战后国际合作的“领导者”地位表示认同。这说明美新处的“扬美”宣传的确影响了战时中国的主流舆论。

　　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服务于美国政府对华整体外交，其塑造的美国形象也有助于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实现。用国务卿赫尔的话来说，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有二：一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二是“承认并扶植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但是，美国对华外交的手段与其宏大的目标并不匹配。由于轻视东方主战场，战时美国的对华援助远少于欧洲，其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扶持也是口惠而实不至，美国对华外交的目标与其手段脱节。在这种情况下，对华宣传成为填补政策鸿沟、安抚中国盟友的重要方式。战争信息署通过美化美国典范、夸赞美国的战争功绩和夸大美援效力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中国人对美国的疑惧和不满，鼓舞了中国人的战斗士气，促进了战时的中美合作。

　　为了维护其海外宣传的可信性，美国不得不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以符合其塑造的海外形象，《排华法》的废除即是一则典型事例。冷战时期，亦出现过类似因海外宣传需求迫使美国政府修正其国内制度的情况，如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革命”，从一定意义上是对美国在海外、特别是在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其“自由卫士”形象的反思。这说明在复杂的国际互动中，一国的对外宣传常常具有双向作用，它不仅可以影响他国对本国的认知，推动外交政策的实施，亦如回旋镖一般，可能改变本国国内政治。

　　然而，美新处在华塑造的美国形象亦有局限性。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和效果，美国宣传具有高度选择性，其塑造的美国形象与真实的美国并不完全相符，尤其当美国人在华作为与其宣传话语发生冲突后，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战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兴起，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扶蒋反共，中国内战最终爆发。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支持，以及内战时期大量美军在华奸杀淫掠的种种暴行，暴露了美国所谓“民主”政权的“霸道”行径。1948年，美国开始公然扶持日本遏制苏联，引起中国舆论界的强烈抗议，国人战时形成的对美国的好感也丧失殆尽。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北平《周论》中反问，最近四五年来美新处灌输的“美国是中国学生与中国智识分子的朋友……这在一般人早已认为是天经地义……多年朋友，又何必恶言相向呢?”美国政府的言行不一，令战时美新处在华树立的良好形象几近崩塌。可见，战争信息署塑造的美国形象虽然短期内推动了战时的中美合作，但在促进美国对华长期目标——扶持中国成为一个“亲美”的东方大国——上并不如人意。单靠美国的战时宣传，也许可以赢得中国民众对美一时的好感，却无法影响中国人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