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和《红花侠》曾多次被改编成面向广大观众的电影和电视片，对很多从来没有读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严肃的历史著作的英国人来说，观看这种高度大众化的节目无疑严重扭曲了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认知。在大多数英国人心目中，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与民众暴力和革命法庭的草菅人命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最重要的漫画家们在18世纪90年代创造了这种形象，后来的电影和电视进一步强化了它。所以，在1989年，大不列颠博物馆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举办纪念展，展览被命名为“断头台的阴影下”，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展品中包括大量18世纪90年代出品的漫画、绘画、陶瓷和蜡质模型，它们都在突出恐怖期间法国的暴力行为，以及众多无辜者遭受的痛苦，无论他们是贵族、资产阶级还是平民百姓。最近，为纪念滑铁卢战役两百周年，大不列颠博物馆于2015年举办了题为“波拿巴与英国人”的展览，展品主要是反映英国人英勇抵抗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和他的国内独裁体制的物品。19世纪初英国的漫画家、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们，大概会颇为赞成将这些物品展示给公众的。因此，虽然英国的历史学家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去全面和公正地评论这场革命，但英国文学界忽略了法国大革命取得的既积极又富有建设性的成就。

　　三、英国政界与法国大革命

　　1789年的大革命在法国触发的政治地震造成了深刻的断裂，这有助于解释法国何以在随后的岁月中经历了三次君主制、两次帝国和五次共和国。今天，三色旗依然飘扬在法国的所有公共建筑之上，“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念被镌刻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雕塑上，巴士底日(7月14日)仍然是法国公民们最重要的公共假日之一。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冲击波影响到整个欧洲，英国尤其如此，这一点前文已经指出。这些冲击的影响既深刻又持久，尤其是在英国的政治领域。在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以及埃德蒙·柏克引领的意识形态回应促进了新托利党的形成，它曾经是英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组织。一开始，法国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辉格党的声誉，但后来辉格党对大革命的阐释更为精致，这就使它看起来成为两党之中更具自由色彩的一派，并将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长期支配议会。法国大革命向无政府主义、恐怖和战争的蜕变，再加上英国政府的镇压措施，导致倡导议会改革的激进派斗争在18世纪的最后30年陷于沉寂。当激进主义在英国复兴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时，它已经学会通过宪政改革而非威胁使用革命暴力来进行政治变革。总的来说，这些局面有利于形成一个渐进的演变态势，而这正是英国政治史不同于法国的显著特点，而在法国，政治方向的剧烈转变是经常的事。这就使得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对本国的宪政原则和实践抱有更坚定的信心。

　　到18世纪90年代末，法国大革命和革命战争已经让英国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精英和普通民众相信，不应该继续支持激进的政治变革，而应团结在现有的宪政和社会秩序之下。政府的压制无疑有助于这种局面的形成。在19世纪初，由于漫长的拿破仑战争，英国曾面临入侵和战败的危险，这也强化了上述观念。艰难、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战争强化了威廉·庇特(WilliamPitt)在议会建立并在后来由他的门生领导的政治联盟。他们坚信必须以一切代价挫败拿破仑的野心。联盟在国内采取保守立场，维护现存的宪政和社会秩序。批评者们称联盟为新托利党，而联盟不久也接受了这个称号。托利党人斥责对法战争的反对者不爱国——几乎是要叛国了。在议会内部，它顽固抵制任何要求改革的压力，并且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镇压威胁国内政治稳定的激进宣传者和挑唆民众的人。

　　托利党的理论家和宣传者们也进行漫长的思想战争，以对抗法国的原则，平息国内改革的呼声。埃德蒙·柏克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批判，在1790年可能是过分的，但到19世纪初，托利党的宣传者们几乎一致地接受了他的看法。忠诚派刊物《反雅各宾评论》(Anti-JacobinReview)一直在进行极端保守的宣传，直到1821年。1809年，当自由派舆论再次构成实质性挑战时，几个忠诚派便创办了《季评》，该刊很快就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与国家的捍卫者。它主要的撰稿人，包括罗伯特·骚塞、瓦尔特·司各特和约翰·威尔逊·克罗克，都一致抨击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坚定地支持对法战争，谴责国内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在《季评》看来，法国大革命仍然是对君主制、贵族制、社会秩序和基督教最大的威胁。即使在拿破仑覆灭之后，它的撰稿者依然在表达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法国的榜样将鼓励英国的穷人效仿法国，支持对资产阶级的精英进行暴力革命。英国激进派通常被看作英国的雅各宾派，人们坚定地认为，广受欢迎的激进挑拨者在策划一场阴谋，他们试图在英国掀起革命。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如此富有戏剧性、如此震撼人心又如此意义深远，以致后来被视为从旧制度向新世界转变的分水岭。它无疑对此后的整个法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英国，法国大革命激起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一方期望英国能赶超作为榜样的法国，另一方则非常担心大革命会摧毁英国备受珍视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场革命既影响了英国政府和议会的政策与行动，也影响了英伦诸岛激进派和忠诚派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法国大革命使英国投身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也威胁了英国的海外贸易、殖民地乃至英国的独立生存。在法国大革命不再构成直接威胁很久之后，它仍是英国社会内部辩论和争吵的话题，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若要认识法国大革命何以对英国产生持久影响，何以长期盘桓在英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就必须考察英国历史学家们是如何研究和解释这场革命的，它是如何被各种文化媒介再现的，以及它如何影响了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者们的立场和基本原则。

　　一、英国史学界和法国大革命

　　从19世纪初开始，许多著名法国历史学家都试图阐释、解读和理解1789年大革命的意义，从梯也尔(Thiers)，经米什莱(Michelet)、泰纳(Taine)、马蒂厄(Mathiez)和勒费弗尔(Lefebvre)，一直到孚雷(Furet)。这些历史学家发表了大量论著，但他们对革命的解释大为不同。在法国学者关于大革命的著作中，大多数最有影响、最富争议的作品都已被译成英文，它们对英国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不过，这些作品并不是被毫无批判地接受。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历史学家们对法国主要的大革命史学者的政治动机和思想偏向是很怀疑的，但是，英国人很少能像奥拉尔(Aulard)那样发现大量的新材料，或者像马蒂厄那样提供全新的解释。尽管英国历史学家可以声称对大革命的态度更为超然，但实际上他们受到的冲击很大，而且他们也相信大革命对英国的确影响巨大。在19世纪，他们大部分都认为，由于旧制度的弊政和腐败，改革的要求是正当的，不过他们又异口同声地批评革命蜕变成了暴力和恐怖。他们倾向于忽视革命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他们通常深信，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犯下了种种愚行和罪过，但往往又忽视外国军事干涉对革命者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他们一边承认大革命的后果影响深远，一边又不太情愿认可其更具建设性的成就。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人中，既有学院派的，也有非学院派的。1807—1847年担任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教授的威廉·史密斯(WilliamSmyth)，是英国第一个试图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冷静研究的学院派学者。他的阅读范围很广——尽管不加批判——涉及各种开始在法国出版的史料，不管是可靠的还是不可靠的。史密斯将大革命的爆发归因于旧制度的弊政和国王财政改革的失败。他同情法国人早期的努力，他们曾尝试建立一个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但他批评革命者：甚至这些早期的革命者也过于轻率地信赖一些虚幻的理论，这些人太相信人类的理性了。尽管他批评路易十六和奥地利人的反革命企图，但又着力强调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愚蠢和罪行。史密斯不认同梯也尔和米涅(Mignet)关于革命滑入恐怖不可避免的观点，也不接受基佐关于伟大原则在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的说法。

　　1825年，保守派诗人和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WalterScott)开始撰写一部拿破仑的传记;1827年，著作终于完成，书名为《拿破仑·波拿巴生平：法国人的皇帝》，共计九卷，一百多万字。在研究拿破仑的生平之前，司各特出版了一部讲述法国大革命前期历史的开场作。他在作品中透露，自己深得埃德蒙·柏克(EdmondBurke)对大革命的敌视观点的启迪。司各特宣扬等级制社会的长处以及他捍卫私有财产的意愿，并深信基督教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他承认，大革命首先是因为旧制度的虚弱和僵化造成的，但他并不接受革命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认为主要的革命者都得到了强有力的群众支持。如果碰上一个能干的君主、一批出色一点的顾问，革命或许不至于滑向暴力和恐怖。司各特十分赞同柏克的看法，抨击革命者鲁莽地援引抽象的自然权利，并且为他们着力创造一个平等社会的尝试而悲叹。他谴责伏尔泰和其他法国哲人，认为他们不知不觉地撩拨起躁动不安的资产者和无法无天的暴民的政治野心。他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塑造成殉道者，并指责吉伦特派过于软弱，雅各宾派则像撒旦一样邪恶。

　　司各特的作品中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主义偏见并非没有受到挑战。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发表了一篇内容十分充实的评论，他在文中批评了司各特;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Hazlitt)则于1828—1830年匆忙写了四卷本的《拿破仑传》以回应司各特的作品。年轻的哈兹里特当时已经被威廉·葛德文(WilliamGodwin)的激进政治理念所吸引。他后来还撰文抨击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Mackintosh)、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Coleridge)、罗伯特·骚塞(RobertSouthey)和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抛弃了当初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哈兹里特从来不是坚定的民主共和派，但他痛恨神授君主权和土地贵族在整个欧洲行使的统治权。他批评埃德蒙·柏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用心险恶，斥责英国政府对法国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决策;1814—1815年，当波旁君主制在法国复辟时，哈兹里特深感震惊。他尤其赞赏卢梭对法国革命者们的影响。他把革命的起因归结为旧制度的弊端，认为适时的让步本可以避免随后的暴力。大革命之所以会滑入暴力和恐怖，部分原因在于法国人性格中的缺陷(在他看来，法国人过分热衷于抽象观念和漫无边际的推理)，但也源于外来反革命势力对法国内部事务的不正当干涉。哈兹里特不太欣赏罗伯斯庇尔，认为拿破仑才是革命的救星，他赞赏拿破仑给法国带来了稳定和统一。另外，他认为虚伪而报复心重的英国人是导致拿破仑崛起和覆灭的首要责任者。

　　19世纪30年代有两部重要著作问世，其受众很广泛，而且深刻影响了英国民众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意象。早在1829年，保守派的苏格兰律师阿奇巴尔德·阿里逊(ArchibaldAlison)就着手撰写一部法国革命史，并于1833—1842年完成了多卷本的《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15年之间的欧洲史》。到1860年，这部作品已多次再版，并出了供教学使用的缩略版。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它在英国和美国都是卖得最好的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著作。尽管阿里逊竭力保持公正，但他实际上是个公开的保守主义者，并且有意识地努力警示读者过分民主的危险。当然，他承认，法国人有很多理由憎恶旧制度，但他批评有产精英未能抵挡民众暴力。他相信，在旧制度时代的法国，由于缺少广泛而富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遏制绝对主义王权的扩张、挫败1789年之后的民众暴力都是不可能的。既渴望获得权力又被混乱的民主理论搞得晕头转向的不信神者，就是导致革命走向暴力的始作俑者，而暴力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独裁。

　　托马斯·卡莱尔大约与阿里逊同时开始创作他的《法国大革命史》，并于1837年完成了这部三卷本的著作。这是一部更为伟大的批判性的著作，曾长期是英国最著名的有关大革命史的研究著作。虽然它的读者在今天不是很多，但已经成功地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独特看法印在了英国人的脑海中。卡莱尔撰写的只是激起了他最强烈反应的大革命面相。他的这部历史是片段式的，缺少平衡与协调，因为他着意撰写一部绘声绘色的、有关人性的大革命史。他不满于那些喜欢阐发宏大理论而不是注重细节信息的历史学家。他十分依赖于自己的想象，采取了戏剧化的叙事模式，习惯于以第一人称写作，提供了不可胜数的逸闻，刻画出活灵活现——尽管不一定可靠——的人物肖像。他的历史中几乎看不到经济和制度发展，行政和法律改革，法国外省的事件，以及整个欧洲对大革命的反动。卡莱尔关心的是他的文字对读者产生的反响，他要努力让读者看到、听见和感觉到革命的巴黎发生的一切。当他写到断头台被滥用时，在对死亡和恐怖场景的描绘中，他将其笔力发挥到了极致。

　　卡莱尔强调，旧制度存在可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公，这种未能矫正的不公势必导致革命。但他批评宣扬变革的法国哲人和一切试图推行激进改革的革命集团。不过，他并不认为大革命是知识分子策划的阴谋，毋宁说，他是在怜惜而非责难革命领导人。革命初期的改革没能救治法国君主制罹患的病症，在米拉波(Mirabeau)死后，没有人提出过可以切实改善局面的策略。普选和无限的自由等举措是在延续而非终结法国遭受的政治疾患。巴黎的无套裤汉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但是他们的能力实在欠缺，根本无法实现目标。卡莱尔拒绝谴责恐怖，因为他认为恐怖是很多人造成的，不能归咎于少数人。恐怖是对从前法国的各种弊政的严厉惩罚，是摧毁病态、腐败、衰朽的制度的手段。恐怖固然可怕并带有摧毁性，但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甚至是必要的，也许还带来了好的结果。因此卡莱尔没有对大革命的最终意义下定论。在罗伯斯庇尔死后，他对大革命的兴趣也就戛然而止了。他的研究止于1795年。

　　卡莱尔和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其他研究者都使用过一些一手材料，不过，第一个认识到确定大革命史实的难度并以真正的研究方式使用一手材料的英国史学家是约翰·威尔逊·克罗克(JohnWilsonCroker)。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各种伪造的和不可靠的回忆录如潮水般袭来，克罗克是这一浪潮激烈的批评者，他尤其感到愤怒的是那些替阿里逊的大革命史背书的浅薄研究。不过，克罗克从未写出一部完整的著作或一部关于大革命的连续性的历史，其中部分原因是他认识到，现有的资料不足以让人完整地理解大革命。但他为已出版的著作写了大量评论，呼吁提供一手证据，另外，他还就个别问题编纂了个人文集。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克罗克大约有30篇评论发表在保守派刊物《季评》(QuaterlyReview)上。1857年，其中最出色的八篇评论结集为《法国大革命早期史论集》出版。克罗克十分赞赏埃德蒙·柏克，是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敬重君主制和贵族制，厌恶抽象的政治理论，很害怕革命传播到英国，并且仇恨拿破仑。不过，当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论述大革命的最初几年时，克罗克努力克制这些偏见，使其不致对自己的判断造成太大影响。尽管总是对大革命的暴力深感恐惧，但他在后来修改论文时将语调放得更为平和了。他真切地认识到，大革命是由旧制度时代法国人遭逢的巨大的社会、法制和道德怨愤引起的，而且他也认为，1789年的确需要进行某些改革。他相信，路易十六在1789年犯下了严重错误，不过，他同样认为，不可抵挡的民主浪潮最终让所有最能干的政治领导人——从拉法耶特(Lafayette)到丹东(Danton)——的努力全都化为乌有。克罗克公开为恐怖悲叹，但他也承认，罗伯斯庇尔是个能干的人，具有不可腐蚀的正直情操，而且，恐怖的所有罪行并非他一个人的责任。他也认识到罗伯斯庇尔是如何让雅各宾俱乐部变成其权力源泉，如何利用巴黎的民众舆论的。但是，克罗克忽视了卢梭对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对罗伯斯庇尔的动机也缺乏真正的心理学上的理解。克罗克虽然有较为宽阔的视野，但他严重忽视了大革命完成的具有建设意义的法律、行政和宪政改革，他只是提到了外国军事力量干涉法国内部事务后对大革命产生的影响。

　　到19世纪末，一些重要的法国史学家开始推出更有影响力的大革命史论著。这些成果最先是由H.摩尔斯·史蒂芬斯(H.MorseStephens)介绍给英国公众的。在其两卷本的《法国革命史》(1886，1892)中，史蒂芬斯主要概述了法国学者近期的研究，他侧重于叙述大革命在法国国内的演进，但没有对革命本身提出自己的总体性解释。法国人的研究也开始影响其他英国作家和学者的创作。1895—1899年，阿克顿勋爵(LordActon)在剑桥大学作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系列讲座，这些成果于1910年以《法国大革命讲稿》为标题出版。阿克顿本人没有从事一手的研究工作，但他利用了大量法国学者新出版的论著。他在叙述事件进展时，将详细的考证与大胆的推论结合了起来。他尤其长于分析政治行为及其动机，以及评价大革命的主要人物。阿克顿认为，大革命是由很多原因引起的，包括经济因素，但他特别强调法国哲人们的观念和影响，以及稍早的美国革命的榜样作用。他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意义，但并不是因为大革命是由独特的物质上的困境引起的(这是当时法国史学家们强调的一点)，而是因为大革命拒绝既定权威，从原则上为自由而战。不过，在他看来，大革命的事业失败了，因为它忽视了宗教的重要性。虽然他能够赞赏大革命的某些成就，但他谴责革命领导人的罪行和疯狂，尤其为恐怖而悲叹，从这一点来说，阿克顿是当时大多数英国史学家的典型代表。

　　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法国关于大革命的研究和写作变得日益专业化和制度化。这个时候，最出色的大革命史是由大学和高等学校(grandesécoles)的学者的刻苦钻研而撰写出来的，而不再是法国政治家为影响当代事务而创作的。阿尔贝·马蒂厄、乔治·勒费弗尔和阿尔贝·索布尔(AlbertSoboul)大力关注农民和城市无套裤汉的心理世界、罗伯斯庇尔和其他雅各宾派的活动，以及大革命在法国外省的反响。由于强调经济社会因素对大革命的起因和进程的影响，他们确立了一种新的、全面的、具有说服力的大革命阐释。这些一流的法国史学家明显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他们认为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堪称大革命的正统或经典的阐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强调资产阶级在扫荡旧制度的诸多基本特征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在这种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中，无套裤汉平民在协助资产阶级推翻君主制、摧毁封建特权和贵族制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但是他们未能充分发展成为团结统一的工人阶级，因而未能为自己收获更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成果。

　　在数十年间，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面解释主导着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研究大革命的路径。受到影响的英国学者有理查德·科布(RichardCobb)、乔治·鲁德(GeorgeRudé)、奥尔温·赫夫顿(OlwenHufton)、R.B.罗斯(R.B.Rose)和格温·刘易斯(GwynneLewis)。但这种解释首先在英国受到攻击。1954年，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Cobban)教授在伦敦大学的就职仪式上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MythoftheFrenchRevolution)的演讲。他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1964)中更全面地阐发了他的批评。科班对当时流行的大革命的左翼解释提出了好几个重要的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封建主义在大革命之前很久就消失了，不过，1789年之后，法国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城市的无套裤汉不是单一的阶级，而是不同的社会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文职官员而非产业资本家，大革命没有推动而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革命战争肯定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商业。总之，在科班看来，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个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和经济革命。它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最重要的成果是推翻了旧的君主制度并创立了不同形式的政治体制。

　　由于遭到严厉的批评，科班的观点多年来没有对急于捍卫和论证大革命的正统解释(左翼)的历史学家造成多大的冲击。个别英国历史学家开始采纳和发展科班的批评，但是，对所谓的法国大革命的修正主义解释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人是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Furet)。孚雷不同意对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他否认1789年是个重大分水岭，它并不意味着旧世界的摧毁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孚雷还反对历史学家们的下列观点：法国大革命首先关乎法国人民根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阶级斗争在革命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大革命对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贡献很大，而这种经济就是由资产阶级推动和控制的。但孚雷承认大革命是个重大事件，但他相信，当革命以牺牲促进自由的努力为代价而强调平等时，革命的进程就走偏了。大革命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绝对权威，后者将权力赋予国家，但牺牲了公民个体的权利。立法机构自称是人民主权的化身，是其唯一的阐释者，是自己意志的裁决者。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滥用——这种滥用在20世纪的各个极权主义体制中同样可以看到。

　　孚雷参与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辩论，对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历史学家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科班的著作。到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时，人们广泛认为，孚雷及其修正主义盟友已经赢得了这场史学辩论，左翼的大革命解释已经全面败退。1986年、1987年和1988年，三次专题研讨会分别在芝加哥、牛津和巴黎召开，最终的成果是1987—1994年出版的四大卷论文集，题为《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TheFrenchRevolutionandtheCreationoftheModernPoliticalCulture)，文集的作者大部分是修正派历史学家。一位主要在美国活动的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马(SimonSchama)于1989年出版了《公民：法国大革命编年史》(Citizens:AChronicleoftheFrenchRevolution，纽约，1989)。他是最极端的修正派大革命史学家。沙马坚持认为，法国的旧制度充满活力，只要行事温和，它的弱点是可以改进的。大革命摧毁了很多有价值的事物，但没有成就很多善功，因为它更倾向于平等而不是自由，从而怂恿无套裤汉将暴力不断升级。从源头上说，大革命诞生于1789年的暴力，暴力贯穿其整个历程，直到最后被军事独裁终结。在沙马眼中，大革命就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它的核心意义不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而是这样一种信念：无所羁绊的理性和不受约束的人的意志比法治和追寻所有人的正义更为重要。这就使得法国陷入一场滥用权力的灾难，这种灾难后来再现于20世纪的极权主义体制中。

　　沙马的著作在大众出版业界很受欢迎，书的销量很大，但受到学养更好的学院派评论者的严厉批评。尽管法国大革命仍是一种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它依然吸引着英国最为出色和活跃的历史学家们(正如在法国和美国)，但是，最近很多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太狭小，也太专业。人们不愿意提出一个对大革命的新的全面解释。有人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领域已经被碎片化和原子化，这让试图进入这个领域的新学者感到茫然。英国的一些重要历史学家，如柯林·琼斯(ColinJones)、格温·刘易斯和奥尔温·赫夫顿依然在钻研乔治·勒费弗尔和阿尔贝·索布尔感兴趣的课题并继续发表相关论著，但他们已经不囿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了。他们还指出，这两位法国历史学家实际上愿意提出与左翼人士对大革命的解释相龃龉的证据，承认并非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他们也倾向于将兴趣点从巴黎转向外省，从社会冲突转向文化变革，如新的社会习俗的兴起、报刊业的成长和日益增强的公共舆论。威廉·多伊尔(WilliamDoyle)、基思·迈克尔·贝克(KeithMichaelBaker)和柯林·卢卡斯等英国重要的法国革命史专家，通常被认为是修正派阵营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接受弗朗索瓦·孚雷对大革命的全面解释。多伊尔尤其如此，他更为折中、更讲平衡、更富经验主义，也更少侧重于理论。

　　因此，法国大革命一直是英国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无论是英国学院派历史学者还是其他人，他们对其当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都影响着对其大革命的理解和阐释。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英国文学界和政界中，这是下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二、英国文学界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激起了当时英国众多有创造力的文学家的回应，包括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漫画家。他们的回应将持续整个19世纪及随后的岁月。大部分作品于19世纪前半期问世，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不久，但有一些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在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中，有些同情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为法国人的行动辩护，但大部分怀有敌意。两百多年来，那些带有敌意的作品深深影响了英国大众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

　　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激发了英国一些最伟大的诗人，以及许多平庸的韵文作者的响应。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为了回应拿破仑的法国构成的威胁，诗歌连绵不断地问世，数量空前。18世纪90年代，一些重要的英国诗人曾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但拿破仑的侵略政策让他们深信，应该对法国事态的变化表达自己的失望。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从未完全失去对革命原则的同情，但他在19世纪初就不再公开支持这些原则了。他曾被指控参与了1803年的叛乱，这对他无疑是个警告，尽管他被宣告无罪。他的《弥尔顿》(1804—1808)和《耶路撒冷》(1804—1820)等作品仍然反映出激进主义色彩，但这主要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变革来自人的内在的精神转变，而不是来自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人倡导的政治变革。

　　三位年轻的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罗伯特·骚塞和威廉·华兹华斯，在18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最为法国大革命而激动，但到19世纪初，他们都对法国的事态大失所望，其政治原则和创作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1798年，柯勒律治在《法国赋》(FranceanOde)和《孤独中的忧思》(FearsinSolitude)中谴责法国入侵瑞士，并声称英国为反对法国侵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当的。柯勒律治在同年创作的《老水手行》(TheRimeoftheAncientMariner)也许是他最著名的诗歌，他在诗中暗示，人不应该挑战自然的天定秩序，人靠自己的努力也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唯有神的恩典可以实现拯救。他还在《友人》(TheFriend)杂志上抨击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以及它们所启迪的革命原则。尽管柯勒律治仍然承认，所有人都被赋予了理性，并且都应该享有同样的道德地位，但现在他相信，不同的人不应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因为他们不能受惠于同样的经验、才能和教育。另外，他还承认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财产权，由于财产是不平等的，因而政治权利也不应平等。为了创建一个更好的社会，柯勒律治日益转向基督教和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在两首《教友讲道》(LaySermons,1816—1817)中，他敦促英国的中上阶层施加影响力，以提高国民的道德标准，他还攻击当时一些宣扬激进观念的鲁莽煽动者们。在其最著名的小册子《论教会与国家之根本体制》(OntheConstitutionoftheChurchandState，1829)中，柯勒律治强调，《圣经》是更美好社会的追求者的最佳政治向导，并劝告教士和有教养的平信徒共同努力，以巩固英国现存的宪政，捍卫其社会等级制。与埃德蒙·柏克一样，此时的他也成了无神论、政治激进主义和一切重大革新的激烈反对者。他希望保卫地主精英们的权威，并且更加强调义务而非人权。

　　罗伯特·骚塞走过了相似的思想历程，从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赞赏到捍卫英国的宪政和社会结构。他始终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旧制度的弊政和腐败的必要回应，但他觉得雅各宾恐怖是对权力的可怕滥用，拿破仑的军事野心是不可容忍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信心最初因为雾月政变而动摇，但直到1803—1805年英国面临法国入侵的威胁时，他才成为反法战争坚定的支持者。1808年的西班牙起义更使他深信，英国必须对法国进行全面战争。这种对战争的态度激励他创作了一些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他两卷本的《纳尔逊传》(LifeofNelson,1812—1813)对战争中的这位英国海军英雄进行了无以复加的赞美，该著大获成功，并一直再版至今。随后，骚塞又出版了三卷本的《半岛战争史》(HistoryofthePeninsularWar,1823—1832)以及《英国海军司令传记》(LivesoftheBritishAdmirals,1833)系列的第1卷。虽然骚塞被封为“桂冠诗人”，但他更因为散文创作而知名。在重要的保守派刊物《季评》上，他是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随笔和评论作者之一。他一直关注贫苦劳动阶级所处的困境，主张创办公共工程以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对国家济贫体系的开支，建立国民教育体系，但他强烈反对激进的政治改革。他还曾投身反对议会改革的运动，要求对激进派报刊严加审查。

　　威廉·华兹华斯是这三位诗人朋友中最出色、最高产的一位，他也经历了类似的政治轨迹：从同情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原则到对革命理念采取保守立场。他在其最长和最富影响力的诗篇之一《序曲》(ThePrelude)中追述了自己的政治历程。在这部诗体自传中，华兹华斯承认，鉴于旧制度的弊端和腐败，法国的改革者们有理由去改进法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但他们温和改良的努力因为外国的军事干预而遭受挫折。反革命的企图导致雅各宾专政和恐怖。华兹华斯虽然对此感到痛心，但他试图理解事态发展背后的动因，并且没有放弃重回温和的政治改革的希望。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支持对法战争的，是拿破仑的崛起，他入侵英国的企图，以及他对威尼斯和西班牙独立的摧毁。他在小册子《辛特拉协定》(TheConventionofCintra,1809)中批评这个协议对法国太宽大，随后他又在诗歌《远游》(TheExcursion,1812-1814)中庆贺拿破仑的失败。晚年，他认为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谴责是正确的，他成了英国宪政、英格兰教会和土地精英统治的坚定捍卫者。在其未完成的诗作《隐士》(TheRecluse)中，他强调传统的重要性，认为宗教和自然才是促进道德更新的最佳手段。像柯勒律治和骚塞一样，他也悲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济后果和对社会的破坏，倡导以国民教育制度——如在《远足》第9章中——来寻求改进。但是，他反对议会改革。

　　就在柯勒律治、骚塞和华兹华斯日渐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失去热情时，两位更年轻的诗人，珀西·比西·雪莱(PercyByssheShelley)和乔治·戈登·拜伦爵士(GeorgeGordonLordByron)却试图让英国人保持对法国大革命早期激进原则的赞赏之情。雪莱早年就是个政治激进派，并因为发表无神论观点和攻击基督教而被驱逐出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他沉迷于威廉·葛德文的政治观点，虽然已经结婚，但他还是跟葛德文的女儿玛丽(Mary)一起私奔了，此后就过着非同寻常的个人生活。雪莱在自己的第一篇重要诗作《仙后麦布》(QueenMab,1813)中攻击君主制、贵族制和宗教，抗议对穷人的剥削，并设想创立一个新的黄金时代。1817年，他匿名发表《推进选举改革之建议》(AProposalforPuttingReformtotheVote)，这本小册子建议英国人民就议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在诗歌《伊斯兰的反叛》(TheRevoltofIslam,1818)中，雪莱对法国大革命蜕变为暴力表达了失望之情，但他仍然希望，政治进步可以通过更为渐进与和平的手段实现。在另一部名为《改革的哲学观》(APhilosophicalViewofReform,1819)——但雪莱没有打算出版——中，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更为积极，并表达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英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期望，并希望英国在更遥远的未来成为一个平等主义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向暴力和恐怖的转变似乎让他相信，草率进行激进的改革是危险的，不过他仍然对人类的美好未来抱有明确的希望。在诗体戏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Unbound,1820)中，雪莱展现了一幅宏大愿景：进步力量终将引领人类进入自由的黄金时代。1819年，曼彻斯特的一场激进派群众集会被强制驱散，为了回应这一事件，雪莱创作了《暴政的假面》(TheMaskofAnarchy)，他敦促英国人民从麻木中奋起，砸碎他们的锁链，为政治自由而奋斗。他将作品送去印刷，但直到1832年他死后10年该作品才出版。

　　法国大革命没有对拜伦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不过他还是可以被视为18世纪90年代初英国的文学雅各宾派的继承人，这是因为他对理性力量的信念、对君主制政府的仇恨、对个人自由的热爱，以及对政治上受压迫者的同情。虽然他被其对手视为无政府主义和骚乱的支持者，但实际上他从来不赞成在英国来一场革命，而且他厌恶威廉·科贝特(WilliamCobbett)和亨利·亨特(HenryHunt)之类的政治煽动家，他期待的只是一场温和的议会改革。但是，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总是表现得像个宣扬叛乱的使徒和一切建制性权威的反抗者。尽管他不是很信赖平等或民主，但他的确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与统治者限制其臣民的所有企图。在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HaroldsPilgrimage,1812)第3篇中，拜伦表达了他对伏尔泰和卢梭观念的同情。在第四篇中，他运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想象来构建关于美好未来的意象。他赞赏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原则，谴责欧洲全体君主对革命的抵制。他甚至攻击英国的反拿破仑战争，为1814—1815年波旁王朝的复辟和整个欧洲旧制度的强化而悲叹。在诗歌《唐璜》(DonJuan,1819-1824)中，拜伦激烈抨击柯勒律治、骚塞和华兹华斯的政治背叛，攻击英国贵族阶层的虚伪、残忍和懒惰。他于1816年开始流亡，并希望在一场革命胜利后凯旋，但他的希望破灭了。失望之余，他在1821年创作了两部诗体剧《马里诺·法列罗》(MarinoFaliero)和《福斯卡里父子》(TheTwoFoscari)，作品描绘了共和派革命者的失败过程，以及其他人是如何致力于重大政治变革的。

　　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一大批英国作家的小说创作，他们有的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有的反对。到19世纪初，英国已经没有公开的雅各宾小说或反雅各宾小说问世了。威廉·葛德文1805年出版的《薪柴或感觉化的新人》(Fleetwood:Or,theNewManofFeeling)，可以视为对卢梭的教育理念的批判，作品的确描绘了一个伟大的公民自由时代的逝去，但背景是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在1817年创作的压卷之作《曼德维尔》(Mandeville)中，葛德文描写了革命暴行和数次国内动乱对个人造成的心理冲击，但故事的背景仍然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在这两部小说中，葛德文都不再对政治变革持乐观看法了。弗朗西斯·伯尼(FrancesBurney)最后的小说《漫游者：女性的困境》(TheWanderer:Or,FemaleDifficulties,1814)以很大篇幅来描绘19世纪初妇女在英国社会面临的困境，不过女主人公是从革命的法国逃过来的——为了将自己的监护人从断头台上救下来，她曾被迫嫁给了一个法国官员。在英国，为了博得阿尔伯特·哈雷(AlbertHarleigh)的欢心，她又不得不面临一个对手的竞争，这个女人在法国接受教育，受到危险的道德原则的毒害，举止行为相当放荡。最终，她对毫无约束的自由的信念导致她采取非理智的行动，这种蔑视英国社会成规的做法导致她在道德上受到诟病。她成了自己欲望的奴隶，丧失了廉耻心，也没有能让哈雷接受她的极端看法。

　　葛德文和伯尼最后的小说受到很多批评，也没有能吸引当初喜欢他们作品的众多读者。19世纪初，两位最受推崇、读者最广的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Austen)和瓦尔特·司各特虽然看似忽略了法国大革命，但他们在宣扬保守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价值观方面要成功得多。简·奥斯汀的散文风格受到众多文学评论家的赞赏，但她过分局限于英国乡间绅士阶层小范围的日常生活、求爱礼仪和婚姻安排，因而也受到批评。批评家们还指责她蓄意忽视其女主人公生活的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初宏大的政治背景。不过，一些赞赏者指出，这些批评家没有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和对法战争是如何影响简·奥斯汀的文学创作的。她的主要人物每次试图对其地方社区行使仁慈的家长制统治，或努力维持社区内部的稳定与团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地暴露了作者的立场。另外，士兵、水手和民兵军官曾出现在她的数篇小说中。在《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Park,1814)中，皇家海军军官的举止行为受到小说中那些有望得到读者赞赏的角色们的推崇。在小说《艾玛》(Emma,1815)中，同名主人公的两位追求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乔治·奈特里(GeorgeKnightly)拥有英国人传统的美德：正直、坦率和强烈的责任感;而另一位弗兰克·丘吉尔(FrankChurchill)则沉浸于法国式的做派和表面文章，为人不够磊落，而且缺少内涵，任性乖张。艾玛最终认识到丘吉尔的弱点和奈特里的长处，这标志着她的逐渐成熟和对品格判别力的提升。

　　19世纪初，瓦尔特·司各特的诗歌和小说销售量最好。他在这两类文学作品中都表达了自己对法国的军事入侵的强烈反对和对保守价值观的坚定支持。他最受欢迎的诗歌《末代行吟诗人之歌》(TheLayoftheLastMinstrel,1805)、《马密昂》(Marmion,1808)和《湖上美人》(TheLadyoftheLake,1810)，虽然描绘的是16世纪英格兰与苏格兰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但歌颂早期的尚武精神旨在团结英国人一致对抗拿破仑的法国。他强调的是战争的光荣而非恐怖，以便鼓舞英国人民同法国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当司各特转向小说创作时，他同样成功地赢得了众多读者，而且他采用的是相同的方式，即书写过去以影响当时英国舆论。他的几乎所有小说，从《威弗莱》(Waverley,1814)到《拉美穆尔的新娘》(TheBrideofLammermoor,1819)，都以叛乱和内战为背景，但故事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苏格兰。只有《古董家》(TheAntiquary,1816)取材于较近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即英国受到入侵威胁时。但在所有这些小说中，司各特的主人公都是扮演某种骑士角色，而骑士风范曾是埃德蒙·柏克十分欣赏的。所有这些角色都十分智慧，懂得为了追求和平、促进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良好关系，应该摈弃狂热，远离危险的领导人。司各特试图揭示，在和平时代，社会和思想差异是危险的，而在内部动荡的时代则是危险的幻觉。

　　玛丽·雪莱(Mary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因》(Frankenstein,1819)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作为威廉·葛德文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的女儿和珀西·雪莱的情人和妻子，玛丽深受乐观主义的信徒的影响。这些人深信人类理性的价值，致力于宣扬政治自由。但在《弗兰肯斯坦因》中，玛丽对这些影响进行了明白无误的回应，她写出了一部十分悲观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因》探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理性主义的信徒是如何创造出极度骇人、暴力，又让人意外的结局的。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因博士被描写成一个雄心勃勃的理性人，竭力以一些欠考虑和不负责任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不可能的目标。他从藏骸所和乞丐坟墓中偷来一些人的残躯，想用它们来制造一个新的高级人种。这一点与法国大革命早期危险的乌托邦抱负之间存在相当明确的关联。弗兰肯斯坦因出生于日内瓦，那里是卢梭的家乡，他那些危险的实验是在因戈尔施塔特进行，当年的光照派(Illuminati)曾在这里策划一场席卷全欧洲的暴力革命，因此他们的邪恶阴谋被认为是从这里开始的。弗兰肯斯坦因博士致力于通过理性实验来创造更高级的新人类，但是他的努力就像雅各宾派的做法一样，最后以灾难收场，他的新创造物变成了凶残的复仇怪物，并对其创造者及其关爱的人造成可怕的伤害。不过，小说的另一层政治隐喻却不是那么明显。怪物被造出来后，不久就要求获得人权和公民权了。他还要求他的创造者弗兰肯斯坦因博士给他造一个女伴。当这个要求被拒绝后，怪物还被法国流亡贵族家庭拒之门外，于是他感到日益孤独，缺乏关爱和被人离弃。他就像被人疏离的革命者一样，在痛苦之中诉诸暴力和恐怖。最终的结局是博士和他的创造物相互摧毁。《法国大革命》根本原则中的缺陷无疑影响了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因》。

　　残忍、不公和暴力行为也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的小说《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1859)赋予法国革命者的基本特征。狄更斯受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影响很大，这部小说在塑造英国民众对恐怖期间法国事态的看法方面很可能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狄更斯在书中描绘了巴黎无套裤汉的粗野本能和残忍行径。他并没有以文明、平和的英国人去比照反复无常、性情暴戾的法国人，因为他暗示，在伦敦社会的表面之下，革命的局势正如沸水翻腾。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就会发现，狄更斯担心，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一个腐败、不公正和冷漠的政府都能引发被压迫民众的暴力革命，不过，当断头台开始运转，革命法庭粗暴地判处无辜者死刑时，大多数读者更容易注意到巴黎的暴力。认真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尽管狄更斯没有提到法国大革命实现的任何一项建设性改革，他还是传达了这样一种暗示：法国大革命可能有一些积极的东西。于是，当他那位并不完美的主人公西德尼·卡尔顿(SidneyCarton)准备在断头台上终结自己碌碌无为一生，以挽救品德高尚的查尔斯·达尔奈(CharlesDarnay)时，他仿佛看见邪恶在逐渐消散，人民追求解放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像卡莱尔一样，狄更斯似乎相信，或至少是希望，法国大革命将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再生力量，这种力量将服务于造福人类的伟大进程。但在很多读者看来，卡尔顿最后的行为更像是临终前的宗教皈依，这将引领他走向永生。

　　《双城记》虽然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在塑造英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方面，它比其他任何著作的影响都要大。说来有些荒诞的是，这部分是因为很多读者没有领会到狄更斯试图给出的那些更为微妙的看法。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如下的事实：这部小说被其他媒体改编，它们放大了那些更为戏剧化的方面，忽略了伦敦有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强调西德尼·卡尔顿具有几乎与基督类似的牺牲精神。早在1860年，小说就被搬上了伦敦的戏剧舞台。后来它又被约翰·马丁·哈维(JohnMartinHarvey)改编成一个更为夸张的剧目《唯一的出路》(TheOnlyWay)，四十年的时间里，此人在英国和加拿大各地扮演西德尼·卡尔顿的角色。1917年，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制作了一部默片电影《双城记》。1925年，约翰·马丁·哈维扮演了电影版的西德尼·卡尔顿。1935年，英国电影明星罗纳德·科尔曼(RonaldColman)出演米高梅公司的卡尔顿角色。电影对法国大革命表达了一些同情，但电影中的暴力依然显得势不可挡，而且电影的高潮最后集中于卡尔顿个人牺牲的英勇和高贵之上，而不是革命可能也能产生善的暗示。1958年，另一位英国超级影星德克·博加德(DirkBogarde)在兰克电影公司(RankOrganization)的新片中出演卡尔顿。这部新片更加强调大革命的暴力，丝毫没有去尝试理解发生在法国的事件的政治意义。格拉纳达电视台(GranadaTV)对《双城记》原作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改编，推出了微型系列片并制作成DVD。在所有这些改编版本中，西德尼·卡尔顿最后的个人牺牲都被保留了下来，而他最后的话语和形象则被改为道德训诫而非政治宣言。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更为夸张、更富政治偏见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出现在英国公众眼前，这就是埃慕斯卡·奥希兹男爵夫人(BaronessEmmuskaOrczy)的小说及由其改编的电视和电影。奥希兹在小说《红花侠》(TheScarletPimpernel)中描绘了其虚构的主人公珀西·布莱克尼(PercyBlakeney)爵士在恐怖期间营救要被送上断头台的贵族们的故事。布莱克尼和朋友们屡次智斗邪恶又愚蠢的法国官僚肖维兰(Chauvelin)，把营救出的囚犯带到英国。与恐怖法国的邪恶与暴力相比，英国仍然有真正的自由和正义。法国只是被简单地描写为一个被暴力和邪恶笼罩的国度，很多无辜的个人时刻有被处决的危险。《红花侠》最初于1905年在伦敦的剧院上演，随后演了超过两千场，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舞台剧目之一。奥希兹男爵夫人很快就把自己的剧本改写成小说。这本小说太受追捧，1908—1940年就出版了11部续集，被翻成16种语言。从1917年起，根据这些小说拍摄了好几部默片和有声电影。最著名的改编是1934年的电影，著名英国影星莱斯利·霍华德(LeslieHoward)在片中扮演男主角珀西·布莱克尼爵士。布莱克尼的虚构传记《红花侠的生平和功勋：一个洒脱的冒险家》(LifeandExploitsoftheScarletPimpernel:AGayAdventurer)于1935年在纽约出版。它的作者是约翰·布莱克尼(JohnBlakeney)，这是奥希兹男爵夫人的儿子约翰·奥希兹·巴斯托(JohnOrczyBarstow)的笔名，他母亲为这部书写了前言。1950年、1955—1956年、1960年、1982年，以及1999—2000年，英国多次上映了《红花侠》的电视片。百老汇于1997年上演了其音乐剧。

　　《双城记》和《红花侠》曾多次被改编成面向广大观众的电影和电视片，对很多从来没有读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严肃的历史著作的英国人来说，观看这种高度大众化的节目无疑严重扭曲了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认知。在大多数英国人心目中，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与民众暴力和革命法庭的草菅人命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最重要的漫画家们在18世纪90年代创造了这种形象，后来的电影和电视进一步强化了它。所以，在1989年，大不列颠博物馆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举办纪念展，展览被命名为“断头台的阴影下”，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展品中包括大量18世纪90年代出品的漫画、绘画、陶瓷和蜡质模型，它们都在突出恐怖期间法国的暴力行为，以及众多无辜者遭受的痛苦，无论他们是贵族、资产阶级还是平民百姓。最近，为纪念滑铁卢战役两百周年，大不列颠博物馆于2015年举办了题为“波拿巴与英国人”的展览，展品主要是反映英国人英勇抵抗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和他的国内独裁体制的物品。19世纪初英国的漫画家、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们，大概会颇为赞成将这些物品展示给公众的。因此，虽然英国的历史学家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去全面和公正地评论这场革命，但英国文学界忽略了法国大革命取得的既积极又富有建设性的成就。

　　三、英国政界与法国大革命

　　1789年的大革命在法国触发的政治地震造成了深刻的断裂，这有助于解释法国何以在随后的岁月中经历了三次君主制、两次帝国和五次共和国。今天，三色旗依然飘扬在法国的所有公共建筑之上，“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念被镌刻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雕塑上，巴士底日(7月14日)仍然是法国公民们最重要的公共假日之一。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冲击波影响到整个欧洲，英国尤其如此，这一点前文已经指出。这些冲击的影响既深刻又持久，尤其是在英国的政治领域。在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以及埃德蒙·柏克引领的意识形态回应促进了新托利党的形成，它曾经是英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组织。一开始，法国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辉格党的声誉，但后来辉格党对大革命的阐释更为精致，这就使它看起来成为两党之中更具自由色彩的一派，并将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长期支配议会。法国大革命向无政府主义、恐怖和战争的蜕变，再加上英国政府的镇压措施，导致倡导议会改革的激进派斗争在18世纪的最后30年陷于沉寂。当激进主义在英国复兴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时，它已经学会通过宪政改革而非威胁使用革命暴力来进行政治变革。总的来说，这些局面有利于形成一个渐进的演变态势，而这正是英国政治史不同于法国的显著特点，而在法国，政治方向的剧烈转变是经常的事。这就使得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对本国的宪政原则和实践抱有更坚定的信心。

　　到18世纪90年代末，法国大革命和革命战争已经让英国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精英和普通民众相信，不应该继续支持激进的政治变革，而应团结在现有的宪政和社会秩序之下。政府的压制无疑有助于这种局面的形成。在19世纪初，由于漫长的拿破仑战争，英国曾面临入侵和战败的危险，这也强化了上述观念。艰难、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战争强化了威廉·庇特(WilliamPitt)在议会建立并在后来由他的门生领导的政治联盟。他们坚信必须以一切代价挫败拿破仑的野心。联盟在国内采取保守立场，维护现存的宪政和社会秩序。批评者们称联盟为新托利党，而联盟不久也接受了这个称号。托利党人斥责对法战争的反对者不爱国——几乎是要叛国了。在议会内部，它顽固抵制任何要求改革的压力，并且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镇压威胁国内政治稳定的激进宣传者和挑唆民众的人。

　　托利党的理论家和宣传者们也进行漫长的思想战争，以对抗法国的原则，平息国内改革的呼声。埃德蒙·柏克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批判，在1790年可能是过分的，但到19世纪初，托利党的宣传者们几乎一致地接受了他的看法。忠诚派刊物《反雅各宾评论》(Anti-JacobinReview)一直在进行极端保守的宣传，直到1821年。1809年，当自由派舆论再次构成实质性挑战时，几个忠诚派便创办了《季评》，该刊很快就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与国家的捍卫者。它主要的撰稿人，包括罗伯特·骚塞、瓦尔特·司各特和约翰·威尔逊·克罗克，都一致抨击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坚定地支持对法战争，谴责国内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在《季评》看来，法国大革命仍然是对君主制、贵族制、社会秩序和基督教最大的威胁。即使在拿破仑覆灭之后，它的撰稿者依然在表达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法国的榜样将鼓励英国的穷人效仿法国，支持对资产阶级的精英进行暴力革命。英国激进派通常被看作英国的雅各宾派，人们坚定地认为，广受欢迎的激进挑拨者在策划一场阴谋，他们试图在英国掀起革命。

　　由于托利党坚守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再加上他们领导英国取得了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其威望由此提高，之后的托利党内阁经受住了19世纪10年代严峻的激进派挑战并一直掌权到1830年。19世纪20年代后期，当该党因授予新教异议者和罗马天主教徒平等的政治权利一事而开始分裂时，极端的托利党人仍然对国内的革命威胁万分警惕。当法国的波旁复辟王朝在1830年的革命中被推翻时，这种恐惧更是有增无减。1831年，辉格党政府提交了一份对英国的选举制度进行有限改革的法案，此时已成为议员的约翰·威尔逊·克罗克在发言和文章中表达了他的恐惧：他认为议会正在重复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贵族精英曾经犯下的危险错误。在他看来，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主要是因为法国贵族精英的错误，他们在面对法国中下阶层的政治挑战时表现得太软弱。克罗克竭力警告英国的精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他的恐惧被认真地考虑过，不过，他的态度太夸张了，因为这个法案是个很温和的措施，而且，议会外的改革者尽管受到1830年法国革命的鼓励，但他们并不想去复制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发生的一切。

　　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和革命战争几乎摧毁了辉格反对派。当时，该党的大量成员反对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JamesFox)及其最亲密的伙伴提出的自由主义观念，转而接受威廉·庇特的提议，支持后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同法国人的原则做斗争。忠诚于福克斯的辉格党人直到1830年才在议会下院占据多数，这种长期的失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对待法国人的态度。不过，早在1802年，当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Jeffrey)等人创办《爱丁堡评论》时，自由主义在受教育的有产者阶层中便有了微弱的复苏迹象。从这时候开始，这份活跃的期刊就开始挑战英国保守派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人怂恿了反对旧制度的密谋，进而导致了1789年的革命。《爱丁堡评论》的撰稿者们强调，引发广泛的民众骚动并最终导致暴力革命的，是专制的旧制度的弊政和腐败，是路易十六和法国贵族没有适时做出重大让步。如果英国的托利党政府不倾听来自中下层人民的合理控诉，它也有触发类似的暴力革命的危险。《爱丁堡评论》虽然始终对大革命的恐怖持批判立场，但它的作者经常抨击英国保守派支持镇压性的立法、反对一切温和的改革诉求。他们坚持认为，法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支持革命，是因为他们在旧制度下基本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之外。法国社会即使是在拿破仑时期，也比英国社会更加看重个人成就，拿破仑的军队可以说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因为它摧毁了欧洲某些最具压迫性的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制度。

　　在取得文学和商业上的成功后，《爱丁堡评论》在1809年左右开始对议会内部的辉格党人产生影响。议会中的辉格党人与该杂志的撰稿人开始一起批评政府在对法战争中的行径，控诉托利党大臣们在国内推行腐败政策。政府大臣、军事供应商和金融投机分子被指控在战争中自肥，但这些大臣们却催促英国人民在一场没有必要和并不成功的冲突中抛洒鲜血、浪费钱财。《爱丁堡评论》的一些作者还开始提出对选举制度进行有限改革的问题，这走在了议会中的辉格党人前面，因为类似的策略曾在18世纪90年代给辉格党造成了重大的政治挫败，此后他们才鼓足政治勇气重新燃起对议会改革的兴趣。温和的议会改革行动是由下议院的一批激进派议员推动的，他们在院外的支持者还有自由派周刊《审查者》(Examiner)，李·亨特(LeighHunt)在1808—1821年担任该期刊的主编。亨特面向的是受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他拒绝从自然权利学说为改革找依据，并指责法国的雅各宾派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大革命期间，他们摧毁了一切旨在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努力。他是个公然的沙文主义者，鼓吹英国人的美德，并将它与法国人的不道德进行比较。他声称要捍卫自由的英国人的历史权利，应努力恢复英国宪政的真正原则。他更倾向于抨击统治精英的腐败，而非倡导任何具体的议会改革措施。

　　在19世纪10年代，议会中的辉格党人照例攻击少数为温和的选举改革而战斗的激进派议员。对于议会外的民众激进派，他们的指责更是变本加厉：将这些人斥责为滋生暴力活动的暴民。在这个阶段，辉格党人很担心被托利党人指责为过分同情法国人的原则，这就妨碍了他们对议会改革的思考。不过，到19世纪20年代末，议会中很多更年轻的、有改革头脑的辉格党人确信，自18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英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拒绝授予大城镇的中产阶级有产者以选举权便不再是明智的做法了。例如，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BabingtonMacaulay)就在1827年指出，托利党强硬派拒绝进行温和的议会改革，将可能导致不满的中产阶级与贫困的城市平民结成一个潜在的革命同盟，就像18世纪90年代初的法国那样。麦考莱期望的是没有专制主义的秩序，没有混乱的自由，他相信，只有适时地向拥有财富和才智的中产阶级让步才能避免革命。1828年，辉格党人支持撤销宣誓与结社法案(TestandCorporationActs)以回应新教异见者的诉求，次年，他们又支持罗马天主教徒解放法案，将平等的政治权利扩展到这个宗教群体。当1830年的法国革命迅速扫荡了波旁复辟王朝之后，英国的中产阶级转而支持辉格党最近倡导的温和的议会改革事业。1830—1831年，辉格党在选举中连续获胜，这使他们得以通过一个温和但很重要的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在这场漫长的辩论中，麦考莱等辉格党人敦促议会自身进行改革，以保存英国宪政的基本特征，同时避免激进的变革。麦考莱在他的历史著作《拿破仑和波旁复辟》(NapoleonandtheRestaurationoftheBourbons，1830-1831)中将1789年的大革命描绘成一种必要的恶，但因为根除了更大的恶而存在合理性。尽管伴随着暴力、疯狂和罪行，这场革命仍不失为人类的一大福祉。拿破仑巩固了大革命的某些成就，但要等到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才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封建弊端和旧制度不公正的贵族特权已经被大革命永远废除了，富有或有才华的中产阶级才享有1789年之前被拒绝的合法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法国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进步，最近的1830年革命更是证明，公共舆论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麦考莱的告诫受到了关注，尽管1832年的改革法案让英国的激进派失望，但它表明，当公众舆论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得到恰当的表达时，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可以进行自我改良的。这是英国所有党派的统治精英们得出的经验。

　　到18世纪90年代末，由于政府的镇压，以及忠诚派强烈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法国当局，18世纪90年代初曾热情支持大革命的多数激进派陷于沉寂。在19世纪初的英国，人们对拿破仑独裁体制的敌意，由法国入侵威胁而激起的爱国主义义愤，这些因素导致激进主义的复苏十分艰难。18世纪90年代的一些重要激进派思想家和宣传者纷纷辞世、流亡或放弃原来的事业。其他人则发现很难表达自己的看法。丹尼尔·伊萨克·伊顿(DanielIsaacEaton)因为发表煽动性作品先后于1803—1805年、1812—1813年遭到监禁。托马斯·斯宾塞(ThomasSpence)于1802年出狱，写了几篇激进的小册子，但读者只限于伦敦的一些追随者的小圈子，接着他又于1814年突然死去。威廉·葛德文曾短暂回归政治宣传，但他1815年发表的《致维拉克斯的信》(LetterstoVerax)非常不成功。这本小册子表达了对拿破仑个人能力的赞赏，并希望看到他卷土重来，既然法国人民已经明确拒绝复辟波旁王朝，而且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出来后又重新支持他。葛德文敦促英国不要反对拿破仑的回归，他相信此人能够在自由的政府体制之下担任一位立宪君主。葛德文的第一封通信于1815年5月25日发表在辉格派的《清晨纪事》(MorningChronicle)上。他接着写了第二封信，希望这两封信能以单行册发表。广告中预期的出售日为7月1日，但当拿破仑于6月18日在滑铁卢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葛德文的希望化为乌有。

　　民众激进主义于19世纪10年代初开始复兴，在1821年之前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1830—1832年、1836—1848年的大部分时间，这种运动都很活跃。其中的原因是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经济困难，1815年之后的战后萧条，以及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反复发作的经济危机。一些现代史学者认为，英国在这历次危机中走到了革命的边缘。当时的确爆发过一些范围广泛、规模很大的骚动事件，但其中最严重的事件，如1811—1813年的卢德运动，1830年大量贫困的农业工人的暴力抗议，举行这些抗议的人的主要目标是要获得救助。只有少量事件可以被视为有政治骚乱或武装叛乱的企图，但这些事件规模都很小，领导、协调都很不得力，武器装备也很差。历届政府都使用暗探、线人和奸细，或颁布镇压性的立法来对付这些活动，最后一着是用武力挫败企图通过武力来达到政治目标的鲁莽举动。

　　1812—1850年蓬勃发展的民众激进运动基本上是温和的、和平的，其手段和最终目标是合乎宪政原则的。激进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也懂得法国大革命滑向暴力、恐怖和军事独裁的政治教训。他们明确否认是要掀起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他们并不攻击君主制、贵族制和社会等级。他们也没有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而进行过认真的尝试。他们的努力几乎完全局限于议会改革方面，为的是实现下院的民主化，而且其手段基本是合乎宪政的和平手段，如向议会的群众请愿活动，公开的游行，聚会演讲以表达他们的支持，再就是建立旨在对民众进行政治权利教育的俱乐部和协会。他们的诉求的基本依据是英国的先例，而不是援引任何普遍的自然权利。他们声称，英国曾经有这样一种古老的宪法，全体成年男子都有权选举下议院的人民代表。为了寻找精神源泉，他们把目光投向了17世纪英国的激进派，或者最近的美国爱国者，而不是投向法国大革命。

　　不过，有一些迹象表明，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前期的英国激进派身上留下了某种印记。在1815—1819年的几次政治集会上，出现了三色旗、自由红帽和法国大革命的歌曲。作为回应，政府于1819年颁布六项法案，禁止以后使用类似的革命标志。少数激进派宣传者，如约翰·韦德(JohnWade)和理查德·卡里尔(RichardCarlile)还提醒读者，法国革命者曾在18世纪90年代初造福于法国。大部分宪章派承诺支持人民宪章(PeoplesCharter)，这份文件主张对选举制度进行广泛的改革，其手段是1839—1848年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请愿活动。詹姆斯·布朗泰尔·奥布莱恩(JamesBronterreOBrien)是最有影响力的宪章派宣传家，他相信，英国的激进主义事业可从法国大革命中学到很多经验。他会说法语，并几次访问法国，以搜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资料。1836年，他出版了菲利普·邦纳罗蒂(PhilippeBuonarroti)的《巴贝夫密谋》(HistoryofBabeuf'sConspiracy)的评注版译本。两年后他又发表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生平和性格》(LifeandCharacterofMaximilianRobespierre)，这是他计划中的罗伯斯庇尔传记的第一卷。他没有能完成这一计划，不过他定期主持庆祝罗伯斯庇尔生日的纪念活动。后来他还发表了一篇名为《哀罗伯斯庇尔之死》(ElegyontheDeathofRobespierre，1857)的短小册子和一部内容更充实的《关于不朽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生与死的论述和哀歌》(DissertationandElegyontheLifeandDeathoftheImmortalMaximilianRobespierre,1859)。奥布莱恩从未论及罗伯斯庇尔在恐怖中的角色，他把恐怖归咎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法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为英国卷入战争而叹息。他始终强调，罗伯斯庇尔一直忠实于其民主和平等原则。他还十分赞赏1793年的法国宪法，认为1795年的宪法是对大革命原则的背叛。奥布莱恩对1832年的改革法案(GreatReformAct)大为不满，他很快就对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第二共和国大失所望。他赞扬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敢于运用武力去实现其政治目标，不过他很谨慎地避免向英国的激进派建议采取这种暴力手段。

　　法国大革命中暴力、反叛的一面对更年轻的宪章派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JulianHarney)更有吸引力。他偶尔有这样的暗示：英国的激进派应该效仿法国人的榜样。他赞扬过法国1792年6月20日和8月10日的起义。他在马拉(Marat)身上看到了自己，并且在《伦敦民主派》(LondonDemocrat)上以“人民之友”的名义写作。他建议读者，在英国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该避免18世纪90年代早期法国共和派的错误，但应该效法他们的英雄壮举。在1837年的宪章派大会上，他头戴象征自由的红帽(bonnetrouge)，认为这是战胜暴政的象征，并敦促其他人学习他的榜样。他的建议招来很大的怨愤。1848年法国爆发革命时，哈尼十分兴奋，他表示希望看到1793年法国宪法的恢复。他一直推崇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SaintJust)的观念和事迹，甚至在1850年时还创办了《红色共和派》(RedRepublican)期刊。尽管哈尼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个革命者，但他私下里承认缺乏领导一场革命的勇气和能量。这种判断倒是更符合大多数宪章派的立场。

　　当法国和几个欧洲其他国家在1848年经历革命的时候，宪章运动在那一年造成的政治挑战被相对轻松地规避了。普遍存在的困苦局面和群众对议会改革的支持，还不足以在英国引发一场革命，虽然很多保守派曾担心这有可能是1789年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又一场巨变。自那以后，历史学家们就在思考，为什么经历了大面积的民众生活困苦和严重的社会紧张的英国能在数十年间避免革命。有些人认为，是宗教将英国从革命的威胁中挽救了出来。这个看法曾长期得到历史学家们的普遍支持。人们坚持认为，法国的哲人们以他们的宗教怀疑主义和反教权主义损害了教会和国家的传统权威，相比之下，宗教在英国对维持君主制、贵族制和社会等级制发挥了重大作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建制教会一直在强调服从现有的国家权威的必要性，并教导穷人敬畏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两个教会的福音牧师都更加关心教化其信徒如何获得永生，而不是鼓励他们为尘世的政治变革而斗争。如果个人希望在公共活动中展开行动，他们可以支持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道德十字军行动，或者加入消除邪恶协会(SocietyfortheSuppressionofVice)这样的组织，或者在英国及外邦圣经协会(BritishandForeignBibleSociety)从事传教工作。

　　在挽救英国免遭革命之难的宗教团体中，循道宗或卫斯理宗(Methodism)被认为贡献最大。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勒维(ElieHalévy)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他认为，这场运动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在18世纪后期坚持不懈地宣扬政治保守主义，当卫斯理于1791年去世后，通过年会(AnnualConferences)来领导这场运动的牧师寡头集团继续着他的事业。可以确信的是，在19世纪初，由令人生畏的加贝兹·邦廷(JabezBunting)支配的循道宗牧师领导集团，的确曾反复重申，他们的教友应该忠诚于国王和政府，这体现在该运动年会通过的决议上。这就使得一些历史学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接受阿勒维关于循道宗的政治影响的观点，但有些人对此提出了挑战。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指出，在19世纪初，循道宗信徒从数量上说不足以使英国免于革命，此外，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在某些循道宗势力强大的地方，激进主义同样很强。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尽管循道宗的宗教领导集团毫无疑问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世俗布道者和该运动在地方的世俗领导人也是如此。阿兰·吉尔伯特(AlanGilbert)接受了这个看法，但他的论证更进一步。他认为，循道宗的确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因为地方礼拜堂的独立和世俗布道者的积极角色，使得各地的循道宗信徒可以表达对现存的教会和国家秩序的批评，与此同时，循道宗年会和巡视牧师从宗教方面强调信徒应该为善，就这抑制了可能会推动暴力革命的行为。

　　不过，英国何以避免类似于1789年法国经历的革命，任何试图解释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应局限于阿勒维和其他人强调的宗教因素。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中下层民众，当然并不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平等或民主的社会，但他们的生活环境要比旧制度时代的法国人好得多。君主没有绝对权力，贵族也并不享有一系列的封建特权或者某些税收的豁免权。下议院由数十万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选举产生，而且不能规避舆论的压力。议会代表这个国家的强势利益，它通过很多法律来促进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并表明它是能够改革选举制度的。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那里能提供工商业发展机会，有更好的生活设施，更多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工资。城市使得很多英国人可以接触到不断扩展并不受审查的报刊资讯，而中产阶级还可以组织志愿者协会，这些组织既可以促进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可使他们向议会请愿，或向议员们游说，以便平息各种不满。越来越多的英国工人可以通过下列途径保护自己的利益：加入工会向雇主施加压力，向兄弟互助会缴纳经费，以便自己在失业、受伤、患病或年迈时有所保障。为了改善工业部门穷人们的工作条件，议会通过了很多法案。另外，尽管这个时期的英国经济经历过几次萧条，但整体而言经济是在稳步增长的，穷人的生活水准是在缓慢上升而不是在下降。绝大多数倡导激进变革或组织民众抗议的人并不寻求在英国促成一场暴力革命。最后，英国的统治精英从未像路易十六和法国贵族那样失去勇气与镇定。他们既足够坚定，以致能拒绝做出任何重大让步，但又足够灵活，能够在面临来自下层的巨大压力时适当后退。这个时代被正确地称呼为“改良的时代”(TheAgeofImprovement)。

　　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政治局势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稳定。英国的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越来越强调，与法国相比，英国曾经并且仍然是多么的稳定。他们认为，法国人自1789年以来总是援引抽象的自然权利，与此相对的是，英国总是诉诸自己的古老宪政和英国人实际上已经获得的历史权利。人们广泛认为，自1688—1689年那场温和得多的革命以来，英国已经确立了法治和保护财产权的制度，通过和平、务实和渐进的手段取得了广泛的公民自由。法国人曾对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寄予厚望，但1789年的革命并没有能够兑现这些权利，而且他们此后一直为建立一个能捍卫所有这些权利的稳定政治体制而斗争。英国人坚信，1689年以来，他们已经通过一次次和平运动取得了更多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而且，英国正在和平地逐步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治制度。这就促使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们相信，英国人已经发现了如何推进民主和捍卫个人自由、同时又保持社会稳定的奥秘。他们为此感到十分骄傲。他们经常表达这样的期望：英国的宪政原则和政治实践可以被其他国家模仿，不过他们经常怀疑，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否拥有必需的国民品质或个人素质。他们尤其怀疑法国能否以合理的方式来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人们特别强调柏克的下述观念：对经验、传统和实践智慧的信赖比执着于抽象的理性政府理论更为重要，公正和法治是比行使政治权力更为重要的成果，公民既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当他们思考20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时，他们认为，曾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恐怖期间的愚蠢和罪恶的行为又大规模地出现了。因此，在1989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爆发两百周年，英国哲学家和保守派政治评论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Scruton)写了一篇评论。他赞扬了埃德蒙·柏克对这场革命的批判，称柏克发现了1789年之后的错误与20世纪更令人恐惧的极权主义有一定关系。他的看法并不让人很意外。

　　今天，法国大革命显然还在引起有文化的英国人的极大兴趣。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英国，人们是从不同立场和不同目的去理解大革命，因而他们的看法差异很大。这种现象过去一直存在。学院派历史学家和优秀的大学生对大革命复杂性的认识较为深刻。他们认为，必须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研究大革命;他们懂得，大革命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去阐释;他们还注意到，法国大革命不仅深深影响了经历过这场革命、曾面临它的挑战的那一代人，它还对后世的法国人、欧洲人，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法国大革命还促使有文化的英国人去理解影响整个人类的那些重大问题，如革命与反革命的性质、人权信念产生的力量、个人和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民族主义的发展、宗教与世俗的冲突，以及政治观念和物质利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不过，在普通人眼中，法国大革命的形象较为单一，它对英国公众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询问一个普通英国人对法国大革命有何看法，他大概会完全集中于巴黎的暴力和混乱，会想起街头的暴民、恐怖事件，以及断头台上的杀戮。他可能认识不到法国大革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方面，或者注意不到内外反革命力量对革命进程的影响。很多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者很可能也会想到普通人想到的东西，不过，他们可能对其中的戏剧性、轰动性和骇人场面兴趣较少，而是更相信英国已经很明智地从中学到了政治教训。他们深信，英国明智地避免以暴力来推翻既定制度，避免以基于抽象理性原则的新制度去取代旧制度。他们大概会认为，英国明智地采取了一条务实、平缓和渐近的方式进行政治和宪政改革，最终确保了公民自由，以平和得多的手段推进了民主进程。虽然英国仍面临一些现实的政治难题，例如，如何改革其投票制度，如何改革下议院，议会应该如何正确处理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提出的下放立法主权的诉求，以及其与欧盟机构的关系等，但是，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者可能仍坚持上述政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