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学界，在日中战争史研究领域有两个倾向，一是把中国民众的抗日运动视为“本质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以此作为日中两国研究者进行讨论的基础；一是重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罪行。伴随国际性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增多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日中战争史研究范式发生转换，学界更为积极地以崭新的视角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及军事等方面重新审视这段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在此背景下，历史问题或许不再只是对过去的反省和道歉，也可能成为国际协商的课题，从而实现研究范式的进一步转换。

 

　　作者简介：（日）波多野澄雄，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

 

　　译者：谭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暨田家炳教育书院讲师

 

　　原文出处：《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

 

　　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宇野重昭1987年时曾在书中写到“对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人来说，客观地将日中战争作为研究主题加以论述是极其困难的”。①为此，宇野试图将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的反抗视为“本质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以此作为日中两国研究者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宇野认为，这一基础之所以可能形成，乃因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皆是在西欧的冲击下，在被迫进行快速近代化的过程中，以领导人动员大众的形式展开的“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意义上说两者具有相同性质。

 

　　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日语(包括日译)发表的关于日中战争(1937-1945)的研究成果(主要为图书)为考察中心，旨在阐明研究者们的各种研究倾向。这些研究者大多为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日本人，其对日中战争研究的态度大体持以下两种立场。一是认同宇野的观点，以克服日中战争研究之困难为立场；另一有力的立场是重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其结果正如今井就稔所述，“关于战时中国的研究，对主导一方的研究属日本史的范畴，而对反抗一方的研究则属中国史的区域”②，彼此间仿佛存在默认的分工，可以说这一倾向在日本根深蒂固。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性研究交流与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新视角强势导入日中战争研究领域，于是一些并不拘泥于“侵略与反抗”或“主导与从属”等二分论的研究成果进入人们视野。同时，伴随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有研究开始探讨日本有必要同中国一样接纳“对华侵略战争”的视角。③以下按照研究主题的不同，将从13个方面概述日本的日中战争史研究。

 

　　一、范式的转换

 

　　家近亮子曾在其著作序言中写到“关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的说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仍为定论。但笔者对此颇为怀疑，故而转向对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的研究”。④家近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研究日中战争。和她一样，很多研究者不满足于此前主宰中国史研究的片面的共产党中心的历史观，转为客观评价中华民国时期的统治系统，以及军事、政治、社会的近代化、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国史研究发生了由“革命范式”向“国家建设范式”的转换，这或源于学界对现代中国这个不断成长大国的民主化和国家建设走向的共同关心。

 

　　首先要列举的两本论文集，一为石岛纪之与久保亨合编⑤，另一本由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⑥由于两者所收论文的执笔者有所重叠，故以下并而论之，将日中战争相关论文的主题(而非论文题目)及作者整理如下：军党关系(刘维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概览(齐藤道彦)、国民政府军的结构与作战(笠原十九司)、国民参政会的历史作用(周勇)、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改革(味冈彻)、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井上久士)、四川省西部地方领导人与国民政府的对立关系(今井骏)、矿业政策与经济发展(久保亨)、贸易统制(郑会欣)、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与总动员体制(姬田光义)、航空政策(萩原充)、四川省农村的征用实态与社会变容(笹川裕史)、甘肃省的农村建设运动(山本真)、言论统制与宣传政策(中村元哉)、新生活运动(深町英夫)、教科书政策(高田幸男)、昆明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水羽信男)、华侨政策(菊池一隆)、YWCA(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的活动与女性动员(石川照子)、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工作(土田哲夫)、史迪威事件与蒋介石的应对(加藤公一)、田中奏折及日中关系(服部龙二)。此外，土田在后一论文集中还就国民党组织的性质及地域基础做了论述。

 

　　以上执笔者大都继续深化各自研究主题，并引领了当前的日中战争研究。

 

　　二、总体战体制与蒋介石

 

　　在前述石岛、久保合编论文集的卷首总论中，石岛指出国民政府在未做好充分动员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对日作战，虽然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关乎民族存亡的总体战，而急于构筑总动员体制，但面临多方掣肘。⑦如当时存在国民政府统治力所不及的地方政权、来自共产党政权的抵抗、军队孱弱、经济贫弱，以及维持传统秩序的农村等多方面难题，成为日本相关研究者在分析中国抗战能力和总动员体制时共有的问题意识。譬如，姬田光义与山田辰雄便指出各种地方政权(regional regimes)独特的统治系统对国民政府的动员与抗战方式产生了复杂的影响。⑧

 

　　石岛还指出中国的总动员体制，是由“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动员及经济社会统制，与民众“自下而上”的诉求共同构筑而成。这与日本在构筑总体战体制时部分放宽民主主义以征集民意的路径具有方向性的差异。⑨这一特征，在久保亨对日中两国总动员体制的比较中也有论及。⑩

 

　　就国民政府总体战体制的构筑及运用而言，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远比其制度及决策构造所起作用更大。因此，学界着重关注蒋介石的对日战略和动员准备问题，出现了今井骏和家近亮子等人的著作。前者重新评估了对日“持久战论者”蒋介石的战略思想(11)，后者则从构筑抗战体制的观点出发，揭示出蒋介石将“持久战”作为其对日政策的框架，在日中战争前便已致力于国防建设。(12)基于以上研究，笠原十九司进一步分析蒋介石的战争指挥及国民政府军的战略、以上海及南京战事为事例的作战指挥及动员实态。(13)

 

　　国民政府是如何准备对日作战，又是如何应对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军事行动的?目前利用2006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有了新进展。黄自进通过对蒋介石语言与行动的分析，描绘出其师事日本学习近代化，又不得不因之入侵而视之为敌的两难心境。(14)家近亮子言及蒋介石对日本爱恨交织的情感状态，指出其希望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认为届时最需警惕的是苏联。(15)山田辰雄、松重充浩则重视蒋介石的日本留学经历与其人格形成的关系等与日本相关的因素，从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人的蒋介石的政治军事思想、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等视角，对其做多角度论述。(16)

 

　　姬田光义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学界已普遍认为蒋介石政权实为军事政权，因此对蒋介石政权性质的深入分析反而更加困难，或可从与其他独裁政权的国际性比较中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17)

 

　　三、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

 

　　正如山田辰雄(18)和横山宏章(19)所追问的，如何在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中理解20世纪?

 

　　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的独裁政治的性质，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史研究的焦点。山田指出，相较人民自发参与政治，国共两党都更偏爱“代行主义”，即由党领导人民的政治体制。这也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西村成雄将1928-1949年的中国政治史视作国民党所谓“训政”之一党独裁体制与谋求改革的宪政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描述。(20)此外，他还积极评价了1938年国民党在日中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国民参政会，认为其对抗训政体制，为国民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21)

 

　　另一方面，味冈彻指出对于训政体制，有必要在联系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和日中战争等国际性变动的同时，慎重考察其实施过程。(22)久保亨、嵯峨隆主张不应将宪政与独裁(训政)相对立，两者都旨在富国强兵式的国民国家建设，具有一致性，因而更应关注两者间的相互作用。(23)

 

　　平野正着眼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民主党派)。中间势力在以国民参政会为舞台的民主化运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如何对其评价却有争论。(24)不过，随着对包括中间势力在内的多种政治势力研究的推进，抗战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也日渐丰满。

 

　　中村元哉积极评价了战时中国的制宪运动，指出在美国的巨大影响下，国民党内外都将制定一部包容自由与民主主义的宪法作为目标，这也成为战后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具有自由主义与立宪主义特征的宪法制定的基石。(25)

 

　　水羽信男关注昆明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问题，指出他们将抗战时期作为社会变革的契机，不断寻求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因而在国家构想方面重视政治参与，甚至主张多党制及地方议会须由民选等，是国共两党所追求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反对势力。(26)

 

　　抗战时期围绕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运动及言论的活跃，与下面即将谈到的中国社会变容有关。

 

　　四、社会变容与革命史的更新

 

　　笹川裕史与奥村哲的合著(27)及奥村的编著(28)利用四川省档案馆的庞大资料，揭示出国民政府大量征用(动员)士兵和物资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国民政府通过引入新县政及保甲制度，强化对内地农村的统治，同时也因强制性征用引发社会混乱。随着负担不公的扩大，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各地呈井喷态势。就征兵而言，国民政府虽基于公平性的观点引入征兵制，但逃避兵役现象横行不绝。于是，农村出现了追求战时负担公平性与合理化的“社会均质化”(强制性均质化，德文称“Gleichschaltung”)的压力，形成了接纳共产党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土地革命思想的社会基础。笹川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及朝鲜战争三个时期，可以看出在最底层的农村社会，社会均质化与促使社会变容的总体战压力在持续发挥作用。(29)

 

　　三谷隆主编的论文集是一部长时段(从20世纪30年代起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研究成果。(30)其中，岩谷将的论文指出在抗日战争前、抗战时期及内战时期三个时段中，农村统治的性质改变最大的是抗战时期。他认为抗日战争割裂了县级以下社会秩序、地域社会等方面的关联，为共产党的渗透提供了方便条件。(31)

 

　　正如田中恭子所述，生活在传统秩序中的农民，未必认同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及革命斗争等政策。(32)随着以“强制动员带来社会变容”为视角的研究不断推进，原有的革命史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正如山本真所指出，关于共产党何以通过抗日战争壮大势力，过去较为盛行的如查默斯·约翰逊(Charmers Johnson)的“共产党成功地独占了农民的民族主义”，及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农村的土改将农民拉向了共产党”等见解，都在接受修正。(33)

 

　　高桥伸夫从社会史的观点分析福建省的革命根据地，认为共产党并非竭力压制农村共同体，而是通过松散的党组织缓慢地夺取农村。(34)同时，山本真也指出福建省根据地的中共组织散漫，认为原因在于从经济结构来看平分土地未必决定生活改善。(35)阿南友亮指出在广东省东部的革命根据地，共产党虽然希望通过土地革命壮大势力，但实际上土地分配本身并不顺利，分得土地的农民也未必积极参加红军，最终取代农民成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是身份繁杂的各式武装分子，由此可见红军在本质上是一支雇佣兵军队。(36)

 

　　正如以上研究所示，土地改革并未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动员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不过，这些具有否定革命史观意味的研究潮流，尚未建构起新的史观。如姬田光义指出，也有研究对这一脱离意识形态的研究倾向给予批评。(37)

 

　　关于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由此引起了怎样的社会变容，至今尚有研究余地。譬如，丸田孝志以共产党华北根据地的民俗和宗教为视角，分析了其动员大众的手法。(38)高桥伸夫则指出，对中共何以在有限支持的条件下最终取得胜利这一问题，至今仍未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39)

 

　　五、占领地统治与“傀儡政权”问题

 

　　关于对汪伪政权的评价，在中国“傀儡”“汉奸”已为定论，但英语世界的研究多以“Collaboration”(中文可译作“协作”“合作”，但也有“通敌”的含义，日文中则使用“协力”一词——译者注)概念，对战时的“对日协作政权”做相对客观的评价。在日本，也有如小林英夫对汪兆铭的思想、行动与统治进行多方面探讨的研究。(40)此外，也有研究将汪伪政权与世界史中的同类政权做国际性比较。如柴田哲雄通过对汪伪政权与法国维希政权的比较，分析汪伪政权的意识形态。(41)堀井弘一郎则着重论述渗透至民众生活细节中的新国民运动最后变质为对日协助运动的过程。(42)土屋光芳也意识到比较协力的可能性。(43)

 

　　关于汪伪政权与日本的关系，刘杰指出汪伪集团虽将新国家建设的可能性寄托于对日讲和，但因缺乏自立所需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得不寻求与日本合作。(44)另一方面，日本不过是为推进侵华战争而利用汪伪政权。同时，正如刘杰所述，还有许多如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亲日政权的动机、日本对其期待等课题值得探讨。(45)

 

　　关于沦陷区统治的经济政策，柴田善雅分析了伪满洲国及中国全境的货币金融政策，并分析了日系企业在华的投资动向等问题。(46)此外，金子文夫根据工厂调查对东北和华北地区日系中小企业的活动情况进行了宝贵的分析。(47)金丸裕一不仅着眼于日本人掠夺文物事件，同时也关注那些同中国人一起努力“保护文物”的日本人的事迹。(48)

 

　　古厩忠夫通过分析汪伪政权下的货币和物资流动，指出赋予汪伪政权更大自主性的“对华新政策”，目的虽是动员人员和物资，却因此导致地区性的经济崩溃。(49)

 

　　关于边疆占领地区，内田知行及柴田善雅的共同研究针对处于关东军强烈影响下的伪蒙疆政权，从政治体制、财政和国际收支、鸦片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日本侨民、企业活动、共产党的抗日活动，以及其与国府的关系等多方面，揭示了其统治实态。(50)关于德王，有森久男的研究。(51)广中一成追溯了包括伪满洲国在内的六个傀儡政权的兴亡过程。(52)

 

　　六、上海租界研究

 

　　在日本，有关上海租界的研究颇为繁盛。上海租界因1943年返还给汪伪政权而继续存在。作为上海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古厩忠夫在其论文集中指出“上海租界是一面映射日中战争中各种国际关系的镜子”，对上海进行了多方面研究。(53)他不仅把租界看作革命运动和经济活动的据点，同时也注意到生活在租界中的人们的各种生活方式。高纲博文主编的论文集，主题涵盖“国际都市”作用的持续性(高纲博文)、难民救济(小滨正子)、日中棉业资本的兴衰(今井就稔)、商业文化(菊池敏夫)及日本人学校(陈祖恩)等问题。(54)小滨指出红十字会在上海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他民间团体网络担负起城市的公共职能，至战时则成为对日抵抗的符号，具有政治性意义。(55)

 

　　丸山直起将上海犹太难民处理问题放在国际关系史的背景中审视。(56)阿斯蒂尔德·弗海艾森(Astrid Freyeisen，中文名“舒欣”——译者注)则叙述了日本在处理上海的犹太难民问题上并未接纳德国式的反犹太主义。(57)

 

　　七、社会运动

 

　　正如内田知行所概括的那样，抗战时期的民众运动在国统区、解放区及沦陷区具有不同的性质。(58)首先，关于1938年以后在中国西北和西南等“大后方”开展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菊池一隆的成果最为重要。菊池将工业合作社运动视作与国民参政会并列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一环，阐明了合作运动作为国际性抗日同盟组成部分的意义。(59)此外，关于国民党面对国内外重大危机，却仍呼吁国民改善日常生活及习惯的“奇特的”新生活运动，以段瑞聪(60)和深町英夫(61)的研究为重。两者分别论述了运动的政治特质。

 

　　关于共产党统治的解放区的民众运动，马场毅在日本学术界首次论述了与义和团运动类似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红枪会运动和对日抗战的关系。(62)内田知行则选取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农业生产互助运动(1943-1945)，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农业合作化对其的继承与扬弃。(63)

 

　　关于朝鲜人的抗日独立运动，虽然内田曾讨论其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64)，但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关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有藤原彰、姬田光义的编著和菊池一隆的专著两部重要研究。前者关注野坂参三等在延安组织日本俘虏成立反战同盟的活动(65)，后者则依据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等收集的史料和访谈，以鹿地亘和白崇禧为中心，讨论了重庆地区日本人的反战运动。(66)

 

　　此外，国共两党共同喊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组织起民众运动，但其规模较之纳粹推行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等却十分有限。对于其原因的分析也是需加探讨的重要课题。

 

　　八、经济发展与遗产之继承

 

　　向“国家建设范式”转换的代表性研究，当属久保亨的研究。久保认为国民党政权的特质乃政党主动型独裁(一党独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致力于经济独立，在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描绘出国民政府为谋求政治独立而着力推动经济独立的新形象。(67)萩原充则以钢铁产业和铁路业为中心，分析国防经济建设和对日政策的联动关系。(68)

 

　　抗战时期，成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据点的四川和云南自不待言，日本占领下的满洲(东北)、华北、华中地区也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经济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重工业设备，经国民党政权之后由共产党政权接收，为战后中国经济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久保亨等编著的论文集由此观点出发，收录了银行业(林幸司)、保险业(刘志英)、重庆政府和汪伪政权的对外贸易(木越义则)、缫丝业(赵国壮)、确保劳动力问题(耿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69)此外，该论文集还收录了今井就稔关于战时上海经济地位的研究。(70)

 

　　松本俊郎在对东北地区做出颇具争论性的专题研究《侵略与开发》以后，又讨论了伪满时期东北钢铁产业最终是否由社会主义中国继承的问题。(71)森时彦主编的论文集中收录了富泽芳亚《在华纺织遗产》一文，阐明了战后被中国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在战后中国纺织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72)

 

　　杨大庆考察了因日本战败而留在中国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的日本技术人员的事迹，分析其技术继承的历史意义。(73)此外，杨大庆还曾就通信技术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做过研究。(74)

 

　　久保亨指出在国民政府中主导统制经济的资源委员会所取得之成果大都被新中国继承，此事具有重要意义。(75)此外，他还指出对于支撑日本和中国的总动员体制的诸要素如何融入战后社会和经济运行的问题，应予以重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