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开设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相关专业的大学里，较少开设地图学知识的课程。有个别大学鉴于国际政治专业理科生较多、而当时高考改革某一个时段缺少地理考核的现实而为大一新入学学生开设过“国际关系地理学”的课程。然而，第一，开设地图学并不在既定的专业教学体系内。第二，即便开设了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地理学)也没有将地图学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笔者经常遇到一些学生甚至是研究生犯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按照多数教授的说法，这些地理的常识，实际上应该是初等教育就应该早就解决的问题。

　　2017年10月22日，笔者在五道口一次会议上遇到了王小东先生。他对报刊媒体，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印度研究专家搞不清“实控线”、“习惯线”、“边界线”而频频在电视媒体上就洞朗问题发声感到非常愤慨。他说，中国人特别是大学，应该极端地重视高等数学，以提高国人的精确性和科学素质。不谈立场的左右差异，这个呼吁应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学界共识了。

　　在阅读和使用《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的过程中，笔者惊讶地发现，即使是索尔.伯纳德.科恩这样的地缘政治学大师级人物，居然也在该书的一张地图中将“江苏”所在的地理区域，标记成了“甘肃”。由于图书的版权问题，笔者尚未找到该书的英文原作，因此也可能是翻译的错误。无论是科恩本人的失误，还是译者的失误，都说明这样的一个低级的错误是绝不应该发生的。译者是中国人，假如是译者的问题，那就更不可原谅了。

　　国际关系学者习惯于使用英文地图进行发表或说明问题。 但是稍有不慎，就会掉入陷阱。从事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有必要负责任向学生说明和解释这样的陷阱，期刊杂志的编辑也有义务进行审核。比如中印边界的陷阱。在英文世界里，大量存在着“印度版的世界地图”、“印度版的亚洲地图”、“印度版的南亚地区”。在这些地图上，都把中国的“藏南地区”划成了印度的领土。也就是说从地图上看，按照印度人的地图，中印东段的边界线是从不丹北部的国界向东延伸的一条线，这就是中国政府严厉谴责和绝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按照中国的标准地图，争议的东段分界线，是沿着不丹的南部边境线向东延伸的。这个地图并非只和南亚学者有关，实际上和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者都有关系。在论述国际战略、国际体系、国际组织、亚洲局势的时候，一般性地使用世界地图、亚洲地图，都需要仔细辨认一下该地图的中印边界线，究竟是如何划分的。由于中印边界线的东段，涉及9万平方公里土地，无论是该世界地图、亚洲地图使用多大的比例尺，只要达到肉眼能够辨认的程度，都会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条线究竟是“印度版”的还是“中国版”的。其实这个问题还曾经引起过外交风波。1958年12月14日，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出版的几幅地图”问题，被周恩来总理在复信中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

　　严肃认真的学者，都会强调使用权威的来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媒体的发达，大量的学生都在使用网络媒体上的各类不严肃的地图。一方面是自身的懒惰，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网络媒体的便捷。我们只需要鼠标一点，就可以粘贴到一张地图，但是却对陷阱懵懂无知。幸亏俄罗斯的内心是足够强大的，不然它已经被我们中国网络的欧洲地图虐待不知多少次了。读者只需要轻点鼠标，搜索“欧洲地图”，就会发现这些地图里基本上都做到了“消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这块面积达15,100平方公里，比斯洛文尼亚略小，比黑山共和国还大的地区，在很多“欧洲地图”上被抹平，消失的无影无踪。你在这些地图上轻松能找到61.2 平方公里的圣马力诺和1.95平方公里的摩纳哥，但是你却不找不到比他们大200倍以上的加里宁格勒。

　　在一些地图上如何处理科索沃，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科索沃的承认问题，是国际社会分裂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科索沃仍未能加入联合国，但是由于美英法德意等西方国家的带头示范效应(联合国安理会五有其三)，现时已获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正式承认，其中一些国家已于该国设立了大使馆，截止2015年6月23日，世界上已有108个联合国会员国承认科索沃为独立主权国家。但是塞尔维亚、俄罗斯、中国等国家拒绝承认其独立。在使用这些地图的时候，如何标示科索沃，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当涉及到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争议中，假如我们选择了某一方的地图，就实际上是选择了该方的立场。例如日韩之间有争议的独岛，“公开出版图中只有小点，没有名字”，“我们不说它属于韩国也不说属于日本，而是把它设成水色”(国家测绘局张小霞)。

　　即使是标准的、规范的地图，也可能存在需要注意的地方。《地图里的政治》(佚名)一文认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地图，采用的是主导世界地图几百年的墨卡托投影法。这个投影法导致了视觉上看，欧洲和美国的地图显得大，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显得小。即便是存在着这样的缺陷，美欧等国家也拒绝更为准确的高尔-彼得森投影法。由于习以为常，我们常常会忽略地图中存在着的视觉效应。在这个方面，中国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就是竖版地图的问世。2014年，中国湖南地图出版社首创出版了得到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认可，获得审图号、书号的竖版《世界地图》和竖版中国地图，使国人“不会再误以为国家领土有主次之分”(湖南地图出版社总编辑雷宜逊)。为人熟知的一起“事件”是1968年《祖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全国地图缺少南海诸岛。有关部门认为事关重大，通令全国，停止发行，收回报废。

　　总的来说，在使用地图的时候，无论是初学者，还是研究者，都要睁大眼睛，防止在这个问题上犯低级错误。这种违反政治正确的低级错误，既影响到国家，也影响到个人的声誉。迄今还有越人拿文革时期一篇刊登在主流媒体的个人非官方文章来论证西沙属越。虽然该理由荒诞不经，但给我们在舆论上确也有负面影响。

　　在当今开设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相关专业的大学里，较少开设地图学知识的课程。有个别大学鉴于国际政治专业理科生较多、而当时高考改革某一个时段缺少地理考核的现实而为大一新入学学生开设过“国际关系地理学”的课程。然而，第一，开设地图学并不在既定的专业教学体系内。第二，即便开设了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地理学)也没有将地图学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笔者经常遇到一些学生甚至是研究生犯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按照多数教授的说法，这些地理的常识，实际上应该是初等教育就应该早就解决的问题。

　　2017年10月22日，笔者在五道口一次会议上遇到了王小东先生。他对报刊媒体，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印度研究专家搞不清“实控线”、“习惯线”、“边界线”而频频在电视媒体上就洞朗问题发声感到非常愤慨。他说，中国人特别是大学，应该极端地重视高等数学，以提高国人的精确性和科学素质。不谈立场的左右差异，这个呼吁应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学界共识了。

　　在阅读和使用《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的过程中，笔者惊讶地发现，即使是索尔.伯纳德.科恩这样的地缘政治学大师级人物，居然也在该书的一张地图中将“江苏”所在的地理区域，标记成了“甘肃”。由于图书的版权问题，笔者尚未找到该书的英文原作，因此也可能是翻译的错误。无论是科恩本人的失误，还是译者的失误，都说明这样的一个低级的错误是绝不应该发生的。译者是中国人，假如是译者的问题，那就更不可原谅了。

　　国际关系学者习惯于使用英文地图进行发表或说明问题。 但是稍有不慎，就会掉入陷阱。从事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有必要负责任向学生说明和解释这样的陷阱，期刊杂志的编辑也有义务进行审核。比如中印边界的陷阱。在英文世界里，大量存在着“印度版的世界地图”、“印度版的亚洲地图”、“印度版的南亚地区”。在这些地图上，都把中国的“藏南地区”划成了印度的领土。也就是说从地图上看，按照印度人的地图，中印东段的边界线是从不丹北部的国界向东延伸的一条线，这就是中国政府严厉谴责和绝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按照中国的标准地图，争议的东段分界线，是沿着不丹的南部边境线向东延伸的。这个地图并非只和南亚学者有关，实际上和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者都有关系。在论述国际战略、国际体系、国际组织、亚洲局势的时候，一般性地使用世界地图、亚洲地图，都需要仔细辨认一下该地图的中印边界线，究竟是如何划分的。由于中印边界线的东段，涉及9万平方公里土地，无论是该世界地图、亚洲地图使用多大的比例尺，只要达到肉眼能够辨认的程度，都会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条线究竟是“印度版”的还是“中国版”的。其实这个问题还曾经引起过外交风波。1958年12月14日，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出版的几幅地图”问题，被周恩来总理在复信中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

　　严肃认真的学者，都会强调使用权威的来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媒体的发达，大量的学生都在使用网络媒体上的各类不严肃的地图。一方面是自身的懒惰，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网络媒体的便捷。我们只需要鼠标一点，就可以粘贴到一张地图，但是却对陷阱懵懂无知。幸亏俄罗斯的内心是足够强大的，不然它已经被我们中国网络的欧洲地图虐待不知多少次了。读者只需要轻点鼠标，搜索“欧洲地图”，就会发现这些地图里基本上都做到了“消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这块面积达15,100平方公里，比斯洛文尼亚略小，比黑山共和国还大的地区，在很多“欧洲地图”上被抹平，消失的无影无踪。你在这些地图上轻松能找到61.2 平方公里的圣马力诺和1.95平方公里的摩纳哥，但是你却不找不到比他们大200倍以上的加里宁格勒。

　　在一些地图上如何处理科索沃，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科索沃的承认问题，是国际社会分裂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科索沃仍未能加入联合国，但是由于美英法德意等西方国家的带头示范效应(联合国安理会五有其三)，现时已获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正式承认，其中一些国家已于该国设立了大使馆，截止2015年6月23日，世界上已有108个联合国会员国承认科索沃为独立主权国家。但是塞尔维亚、俄罗斯、中国等国家拒绝承认其独立。在使用这些地图的时候，如何标示科索沃，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当涉及到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争议中，假如我们选择了某一方的地图，就实际上是选择了该方的立场。例如日韩之间有争议的独岛，“公开出版图中只有小点，没有名字”，“我们不说它属于韩国也不说属于日本，而是把它设成水色”(国家测绘局张小霞)。

　　即使是标准的、规范的地图，也可能存在需要注意的地方。《地图里的政治》(佚名)一文认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地图，采用的是主导世界地图几百年的墨卡托投影法。这个投影法导致了视觉上看，欧洲和美国的地图显得大，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显得小。即便是存在着这样的缺陷，美欧等国家也拒绝更为准确的高尔-彼得森投影法。由于习以为常，我们常常会忽略地图中存在着的视觉效应。在这个方面，中国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就是竖版地图的问世。2014年，中国湖南地图出版社首创出版了得到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认可，获得审图号、书号的竖版《世界地图》和竖版中国地图，使国人“不会再误以为国家领土有主次之分”(湖南地图出版社总编辑雷宜逊)。为人熟知的一起“事件”是1968年《祖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全国地图缺少南海诸岛。有关部门认为事关重大，通令全国，停止发行，收回报废。

　　总的来说，在使用地图的时候，无论是初学者，还是研究者，都要睁大眼睛，防止在这个问题上犯低级错误。这种违反政治正确的低级错误，既影响到国家，也影响到个人的声誉。迄今还有越人拿文革时期一篇刊登在主流媒体的个人非官方文章来论证西沙属越。虽然该理由荒诞不经，但给我们在舆论上确也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