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中重雄曾说过，“医学最终必须得还原到单纯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如果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赖关系瓦解的话，那么医疗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在决定治疗方针的时候，患者与医生的关系要怎样才算理想呢，而我们对现状又有多少认识呢?

　　我们总结了两项调查结果。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其一，不管哪个调查，医生和患者之间对现状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分歧。即，比较理想的是医生和患者很大比例都选择“互相合作模式”(信息共有，共同作出决定)。几乎没有人选择“家长管理模式”(信息和决定都由医生主导)。但就现状而言，64%的患者选择“有关医疗方法全都交由医生决定”，与医生28%的比例相比，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在另一个调查中，作为理想状态，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选择“有关医疗方法全都交由医生决定”的比例极小，但在现实中，医生选择“有关医疗方法全都交由医生决定”的比例仅有1%，而患者却有28.7%的人选择了“有关医疗方法全都交由医生决定”。总之，大多数医生都思量着，从以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家长式医疗模式中摆脱出来，而相当多的患者认为在医疗现场还是家长式医疗占统治地位的。

　　其二，很少有患者希求由患者从医生提出的选项中做出判断这样一种“消费者主导”的关系，许多患者还是希望求助于医生的判断。以下我们从单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1， 对以上调查结果的解释。患者一方面不希望家长式的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另一方却又想求助于医生的判断，乍一看这是很矛盾的，但应可做如下解释。面临决定治疗方针的时候，患者希望知道自己的病情及有关治疗方法的信息。并且，患者并不是拒绝自己做决定，因为毕竟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但是，尽管应该决定的内容很重要，但是患者并不能充分领会作为决定前提的那些信息。所以，才期待着能得到专家医生的建议。患者的个人决定于医生的帮助绝不是矛盾对立的。

　　第2， 医生和患者关系应有的状态。决定治疗方针的是医生还是患者，做决定的风险应该由谁来承担等，设定这样的论题并不恰当。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医疗是朝同一个方向共同努力的合作行为。患者知情权也不是医生的免责程序，而应该看作是医生和患者共同设定目标的一个契机。但是，在医疗现场文明常常可以看到“已经做了说明，请在同意书上签字吧”的“强加于人”方式，以及“已经给了你治疗方针的选项，请患者您做选择吧”的“放任不管”放手。这种做法不仅有悖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本意，还会损害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赖关系。

　　第3， 理想和现实的背离以及对应策略。从当班医生及医院相关人士来看，即便要求他们必须要解释说明到患者能够理解为止，他们也可能反驳说因为家长式管理模式，加上本来的医疗业务、参加会议，书写报告等非常繁忙，现实中很难做到。加上大多数患者都是“初识的患者”，其本人的性格及家人的关系都不清楚，而且就算是为了回避起诉风险，也不得不采取“照本宣科”的说明方式吧。另一方面，患者也有不满，因为担心在忙乱的气氛中给医生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即使想问也有所顾虑。这些都是十分合理的意见。行成信赖是要花相应的时间和劳力的。那么该如何是好呢?笔者认为家庭医生的作用很重要，这与医疗机构的职能和分工也有关系，因此将在后续文章中进行概括说明。

　　(本书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日本的医疗——制度与政策》，南宁大学出版社。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

　　冲中重雄曾说过，“医学最终必须得还原到单纯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如果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赖关系瓦解的话，那么医疗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在决定治疗方针的时候，患者与医生的关系要怎样才算理想呢，而我们对现状又有多少认识呢?

　　我们总结了两项调查结果。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其一，不管哪个调查，医生和患者之间对现状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分歧。即，比较理想的是医生和患者很大比例都选择“互相合作模式”(信息共有，共同作出决定)。几乎没有人选择“家长管理模式”(信息和决定都由医生主导)。但就现状而言，64%的患者选择“有关医疗方法全都交由医生决定”，与医生28%的比例相比，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在另一个调查中，作为理想状态，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选择“有关医疗方法全都交由医生决定”的比例极小，但在现实中，医生选择“有关医疗方法全都交由医生决定”的比例仅有1%，而患者却有28.7%的人选择了“有关医疗方法全都交由医生决定”。总之，大多数医生都思量着，从以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家长式医疗模式中摆脱出来，而相当多的患者认为在医疗现场还是家长式医疗占统治地位的。

　　其二，很少有患者希求由患者从医生提出的选项中做出判断这样一种“消费者主导”的关系，许多患者还是希望求助于医生的判断。以下我们从单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1， 对以上调查结果的解释。患者一方面不希望家长式的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另一方却又想求助于医生的判断，乍一看这是很矛盾的，但应可做如下解释。面临决定治疗方针的时候，患者希望知道自己的病情及有关治疗方法的信息。并且，患者并不是拒绝自己做决定，因为毕竟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但是，尽管应该决定的内容很重要，但是患者并不能充分领会作为决定前提的那些信息。所以，才期待着能得到专家医生的建议。患者的个人决定于医生的帮助绝不是矛盾对立的。

　　第2， 医生和患者关系应有的状态。决定治疗方针的是医生还是患者，做决定的风险应该由谁来承担等，设定这样的论题并不恰当。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医疗是朝同一个方向共同努力的合作行为。患者知情权也不是医生的免责程序，而应该看作是医生和患者共同设定目标的一个契机。但是，在医疗现场文明常常可以看到“已经做了说明，请在同意书上签字吧”的“强加于人”方式，以及“已经给了你治疗方针的选项，请患者您做选择吧”的“放任不管”放手。这种做法不仅有悖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本意，还会损害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赖关系。

　　第3， 理想和现实的背离以及对应策略。从当班医生及医院相关人士来看，即便要求他们必须要解释说明到患者能够理解为止，他们也可能反驳说因为家长式管理模式，加上本来的医疗业务、参加会议，书写报告等非常繁忙，现实中很难做到。加上大多数患者都是“初识的患者”，其本人的性格及家人的关系都不清楚，而且就算是为了回避起诉风险，也不得不采取“照本宣科”的说明方式吧。另一方面，患者也有不满，因为担心在忙乱的气氛中给医生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即使想问也有所顾虑。这些都是十分合理的意见。行成信赖是要花相应的时间和劳力的。那么该如何是好呢?笔者认为家庭医生的作用很重要，这与医疗机构的职能和分工也有关系，因此将在后续文章中进行概括说明。

　　(本书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日本的医疗——制度与政策》，南宁大学出版社。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