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规矩多。

　　虽然在日本生活已多年，但好些规矩仍然是蛤蟆跳进老池塘——扑通(不懂)。例如我不养猫狗，常见邻人抱着宠物进出公寓，宠到这个程度，很有点匪夷所思，近日才知道，原来公寓有公寓的规矩：猫狗只能养在自己家里，一旦出了门，经过住户共有的地方要抱在怀里或者装在笼子里，以免影响不喜欢宠物的居民。但不知这是不是日本所独有的规矩。

　　日本很爱立规矩。例如手机，我是在日本看着它长大的。还因此叹服韩国文艺评论家李御宁的见解，日本人果然好缩小，手机也做得小巧玲珑，可近来似乎又变大了。从手机出生那天起，日本像要把野兽关进笼子里，这里不许用，那里不许用，使其便利性大打折扣。亲历了约定俗成的过程，也就自然而然地遵守，对于他国的无规矩反倒有了点日本式反感。

　　大阪街头，排列得井然有序的自行车

　　日本自古讲规矩，陈寿《三国志》有记载，例如：“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又如死了人，“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如今看他们扎上黑领带吊祭，仿佛就是去吃喝一顿，当然，先交上奠仪。规矩也有来自中国的。道元师事荣西的弟子明全，1223年师徒二人渡海赴宋朝取经，五年后道元归国(明全死于宋)，开创日本曹洞宗，传授“只管打坐”。归国前夜抄写北宋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得到大权修利菩萨挑灯助笔，一夜抄就，带回了日本，所以也叫它“一夜碧岩”。

　　禅宗不立文字，道元却替佛写下大著《正法眼藏》。开山永平寺，见和尚们吃饭像鸟兽一样狼藉，把他从南宋禅寺学来的作法写成《赴粥饭法》，诸如不得嚼饭作声，不得伸舌舔唇，不得抓头落屑，喷嚏当掩鼻，剔牙须遮口，饭中如有未脱壳的米粒以手去壳而食，莫弃之，莫不脱壳而食。规定之详，胜似老婆禅。寺规也传入民间，至今犹遵守，自成美德。江户人破了不得嚼饭作声的规矩，吃面条好似抽水马桶响，很是讨人厌。

　　偶尔想，对于规矩，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何不同呢?似乎我们往往以破坏规矩为能事，什么山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破不立，而他们以遵守规矩为美德。再就是场合，居酒屋里聚饮不妨热闹些，吃茶店里就应该轻声细语，不分场合就坏了人家的习惯。他们也敷衍。最好笑的是男人小便之后的洗手，常是把两个指尖伸到被控制得像婴儿撒尿的水流里捏一捏了事。泡汤之前须冲洗身体也多是走过场，但如果你也把墙上贴的注意事项当作虚设，主人可就一本正经了，这时你就被代表你的族类。

　　说起日本的规矩，我们中国人不由得想到儒教对日本的影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有“国民作家”之称，所谓“司马史观”大受追捧，他在《“明治”这个国家》一书中写道：日本不是中国或朝鲜那样纯度百分之百的儒教国家，而是儒教度百分之二十、武士道百分之八十的国家。为德川家万世永续，德川家康采用朱子学，但朱子学并没有在日本扎下根。究其原因，司马认为一、未采用科举制度，也因此日本的儒学不是规范的箍，束缚力弱，与中国相比是自由的，所以江户时代具有多样性;二、儒教化未成为习俗。

　　儒学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很兴隆，只不过是武士道的粉饰。这倒是有实例可说：中国的儒教习俗是七岁不同席，而日本有些地方混浴的年龄上限为十一岁。某国人的儿子小学一年级来日本，一晃已经五年级，妈妈想入乡随俗，儿子却说什么也不跟她一起泡。

　　司马辽太郎对江户时代评价非常高。“人怎样举止、怎样行动最美呢?这种精神的美意识是人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都不变的。但精神美意识在很多场合是为之骄傲的阶级花费数百年岁月才完成的，在日本则德川时代相当于此，日本人那时造就了自己的美的精神像。”武士“都贫穷，贫穷却向往形而上的东西”。视私心为恶，藩和国家等组织的公共利害优先于个人的私的利害，这就是武士的价值观。市人、农民非常尊敬武士，所以他们当中也培养了谦让、忍受的美德。“可否这样想：留到今天的我们的母胎不是战后社会，也许是江户时代也说不定。”

　　日本规矩多。

　　虽然在日本生活已多年，但好些规矩仍然是蛤蟆跳进老池塘——扑通(不懂)。例如我不养猫狗，常见邻人抱着宠物进出公寓，宠到这个程度，很有点匪夷所思，近日才知道，原来公寓有公寓的规矩：猫狗只能养在自己家里，一旦出了门，经过住户共有的地方要抱在怀里或者装在笼子里，以免影响不喜欢宠物的居民。但不知这是不是日本所独有的规矩。

　　日本很爱立规矩。例如手机，我是在日本看着它长大的。还因此叹服韩国文艺评论家李御宁的见解，日本人果然好缩小，手机也做得小巧玲珑，可近来似乎又变大了。从手机出生那天起，日本像要把野兽关进笼子里，这里不许用，那里不许用，使其便利性大打折扣。亲历了约定俗成的过程，也就自然而然地遵守，对于他国的无规矩反倒有了点日本式反感。

　　大阪街头，排列得井然有序的自行车

　　日本自古讲规矩，陈寿《三国志》有记载，例如：“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又如死了人，“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如今看他们扎上黑领带吊祭，仿佛就是去吃喝一顿，当然，先交上奠仪。规矩也有来自中国的。道元师事荣西的弟子明全，1223年师徒二人渡海赴宋朝取经，五年后道元归国(明全死于宋)，开创日本曹洞宗，传授“只管打坐”。归国前夜抄写北宋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得到大权修利菩萨挑灯助笔，一夜抄就，带回了日本，所以也叫它“一夜碧岩”。

　　禅宗不立文字，道元却替佛写下大著《正法眼藏》。开山永平寺，见和尚们吃饭像鸟兽一样狼藉，把他从南宋禅寺学来的作法写成《赴粥饭法》，诸如不得嚼饭作声，不得伸舌舔唇，不得抓头落屑，喷嚏当掩鼻，剔牙须遮口，饭中如有未脱壳的米粒以手去壳而食，莫弃之，莫不脱壳而食。规定之详，胜似老婆禅。寺规也传入民间，至今犹遵守，自成美德。江户人破了不得嚼饭作声的规矩，吃面条好似抽水马桶响，很是讨人厌。

　　偶尔想，对于规矩，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何不同呢?似乎我们往往以破坏规矩为能事，什么山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破不立，而他们以遵守规矩为美德。再就是场合，居酒屋里聚饮不妨热闹些，吃茶店里就应该轻声细语，不分场合就坏了人家的习惯。他们也敷衍。最好笑的是男人小便之后的洗手，常是把两个指尖伸到被控制得像婴儿撒尿的水流里捏一捏了事。泡汤之前须冲洗身体也多是走过场，但如果你也把墙上贴的注意事项当作虚设，主人可就一本正经了，这时你就被代表你的族类。

　　说起日本的规矩，我们中国人不由得想到儒教对日本的影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有“国民作家”之称，所谓“司马史观”大受追捧，他在《“明治”这个国家》一书中写道：日本不是中国或朝鲜那样纯度百分之百的儒教国家，而是儒教度百分之二十、武士道百分之八十的国家。为德川家万世永续，德川家康采用朱子学，但朱子学并没有在日本扎下根。究其原因，司马认为一、未采用科举制度，也因此日本的儒学不是规范的箍，束缚力弱，与中国相比是自由的，所以江户时代具有多样性;二、儒教化未成为习俗。

　　儒学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很兴隆，只不过是武士道的粉饰。这倒是有实例可说：中国的儒教习俗是七岁不同席，而日本有些地方混浴的年龄上限为十一岁。某国人的儿子小学一年级来日本，一晃已经五年级，妈妈想入乡随俗，儿子却说什么也不跟她一起泡。

　　司马辽太郎对江户时代评价非常高。“人怎样举止、怎样行动最美呢?这种精神的美意识是人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都不变的。但精神美意识在很多场合是为之骄傲的阶级花费数百年岁月才完成的，在日本则德川时代相当于此，日本人那时造就了自己的美的精神像。”武士“都贫穷，贫穷却向往形而上的东西”。视私心为恶，藩和国家等组织的公共利害优先于个人的私的利害，这就是武士的价值观。市人、农民非常尊敬武士，所以他们当中也培养了谦让、忍受的美德。“可否这样想：留到今天的我们的母胎不是战后社会，也许是江户时代也说不定。”

　　日本乡村一景

　　否认近代化以前的日本文化的非合理、非科学性，重看江户文化，1970年代樋口清之面向大众出版《梅脯与日本刀》《梅脯与流水账》等书，社会上逐渐掀起江户热，田中优子1986年出版《江户的想象力》等书也推波助澜。1981年大报《读卖新闻》编辑后记似的专栏里出现了“江户规矩”的说法：听说有一个会，叫“重看江户的好”，已经持续十多年，所以大概不会是借近来江户热而起的。好像是大学教师或医生、上班族或主妇等互相就江户文化自由地交换意见的会，“江户规矩”也是研究课题之一。

　　所谓“江户规矩”，类似北京的“老礼儿”。据说是江户时代的商界领导人打造的，是上层人物的行动哲学，也是好商人应该怎样活的商人道，这种使人际关系圆滑、共生的智慧支撑江户时代二百六十多年和平而安心的社会。“规矩”有八百种或者八千种，都是口头传下来的，所以就难怪找不到史料为证。然而，有个原田实，2014年、2016年先后出版两本书，叫《江户规矩的原形》和《江户规矩的绝命》，揭露“江户规矩”不过是捏造。简直像穿越，好似那个浓眉大眼的傻大个阿部宽扮演的古代罗马人穿越到现代日本澡堂子。

　　例如，“江户规矩”一：在车上落座不能坐死了，腰要浮起一拳头，以便随时向旁边移动，给后来者让出地方。这个规矩确实好，因为我在日本坐了这么多年的电车，常见七个人占据八个人的席位，并不主动给他人挤出座位，最常见的“浮腰”是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刺溜一下子抢占边端的位置。但是，原田实考证：江户时代众人同乘的交通工具是渡船，不可以不坐稳，坐住，况且渡船停靠两岸，中途怎么会有人上船呢?江户人生活在榻榻米上，窜动位置靠膝盖。

　　“江户规矩”二：走路只占三分，把道路的七分让出来，以便用门板运伤员或病人，或者有急事的人通行。可是，看描绘江户街景的浮世绘，人们任意行走、伫立、出摊，丝毫不见道路三七开的意思。建筑家黑川纪章说：风景画上大摇大摆地走路，站着聊天，一点都没有拥挤堵塞的感觉，江户时代没有汽车，没有办公楼，居民过日子把江户土地大部分当作了私人的空间。

　　“江户规矩”三：不预约造访，或者迟到，就是偷人家的时间，该当死罪。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但这是把现代打电话约见的作法穿越到江户时代，殊不知江户时代报时是城头击鼓，寺里撞钟，贸然登门是当然的。19世纪铁路普及给西方人的时间意识带来了革命，而明治年间日本引进西方文明，铁路、军队、上班上学训练了时间观念。

　　荷兰海军大尉在幕府的长崎海军传习所任教，写过“日本人的癖性”，抱怨日本人的慢条斯理令人愕然，对他们的约定不能太相信。船需要大修，跟日本人订购木材，趁满朝时把船拽上修理台，但潮满了，木材没有到，只好等下次涨潮。万事皆如此。“我多次参加和日本人谈判，他们几小时坐在那里吸烟，卖呆，好像还打算到外面散散心，而且这种场合也喝茶吃点心，悠闲自在。”这样的节奏一定让今天的日本人起码上班族羡慕不已吧。

　　原田实说，“江户规矩”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芝三光的人，热心推广者多数是他的徒子徒孙。江户的传统居然只有芝三光一个人传承，岂非怪事?于是他们编了一个说辞：明治维新时官军屠杀江户人，特别是女人和孩子，像越南的索米村、印地安的翁迪德尼，断绝了江户传统的延续。

　　“江户规矩”被一些中小学纳入道德教育，企业也用来教育职工。文部科学省编制的《我们的道德》也采用“江户规矩”。大报《朝日新闻》一直支持“江户规矩”之说，不久前刊登书评，却说“作为流言研究饶有兴味，但这样的言说不加检验地扩散的现状令人不寒而栗。要警惕以流言为据宣讲道德的江户规矩蔓延。”某媒体人评论：“过剩地赞美日本的历史和传统的图书、电视节目泛滥，想被夸奖本国传统的欲望成风。文部科学省不好好调查历史事实就在道德教材里许可江户规矩的记述，背景也在于看似日本传统就什么都好的轻率观点。国家轻视历史或科学是危险的。”

　　田中优子是江户文化研究家，正当着法政大学的校长，她曾肯定“江户规矩”，现在也予以否定，说那不过是想象，是空想。看来江户瞎话要收场了，但好像有些外国人却还在起劲儿地编造日本的瞎话。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莫须有的规矩》，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除特别注明外，文中使用图片均由库索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