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45年的事件，对于欧洲而言完全是命运攸关。它们不仅导致欧洲地理面貌发生变化，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彻底重新格式化了人们先前的生活与思维方式。这一进程沿着两条轨道同时并行——领土和人的变化。领土变化方面，此前业已成为“问题地区”的欧洲地区，经历了最深层的“重新格式化”。这首先涉及位于各个大陆帝国接壤带的过渡区域，或者时刻处于不同力量中心的历史文化影响下的毗邻区域。在这一点上，加利西亚这片不大的历史文化地域，最具典型性。加利西亚一度归属奥匈帝国，却在其境内鲜为人知。在这三十年间，加利西亚绝非自愿，先后归属过四个国家。

加利西亚地区在欧洲的地理位置

       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1885～1900年期间出生的人，既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主要行动者，同时也是变革的人质。文献将这些人定义为“迷惘的一代”。在此背景下，这种“迷惘”在所发生的各种人口和社会变化中显得尤为独特。在此期间出生的相当一部分欧洲人，他们的生活被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之间的一系列事件打乱，拆解成彼此毫不相似却全都充满戏剧性的若干段。他们不得不一次次重新开始生活——新的现实与过去截然不同。

　　瓦西里•瓦夫里克(1889～1970年)，作家、知识分子，后成为加利西亚亲俄派运动晚期的著名活动家之一。他的经历从小地方的视角，生动地展示了欧洲历史进程的一波三折。瓦夫里克的早年生活正值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鼎盛时期，晚年生活恰逢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开始推行“发达社会主义”。除1914～1926年这段时间外，瓦夫里克一直在加利西亚，成为这一地区各种变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的生活，与大多数同乡和同龄人一样，被割裂为若干段，并且每一段生活都如此之绝望，让人无法期冀下一段生活的开始。

　　第一阶段(1889～1921年)

　　瓦西里•瓦夫里克出生于奥匈帝国东部边境。他的出生地在今天的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和罗夫诺州的交界处。他的准确出生地仍有待证实，对此的描述竟有四个版本。官方文件(包括悼文)称他的出生地为雅斯尼谢村。他所就读中学的资料显示，他出生于雅斯尼谢村的邻村——库季谢村。之所以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很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村子都属于圣尼古拉教区，刚出生的瓦夫里克在这个教区接受了洗礼。然而，在瓦夫里克被从俄罗斯遣送至捷克斯洛伐克的过程中，在移民机构登记时，他称自己的出生地是位于上述两个村庄西南的马纳耶夫。1921年秋天，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语文系入学登记时，他直接声称自己来自布罗德。关于瓦夫里克的出生日期，也说法不一。教堂记录显示，他出生于1889年3月21日(旧历)。但他在布拉格期间的文件显示，他的出生日期为1889年3月31日，甚至还有1891年的记录。瓦夫里克漫长的一生中，与上述传记中“空白处”类似的疑点，为数不少。

　　加利西亚这个哈布斯堡王朝最贫困的地区，族群多样性是其突出特点，经济上的同化，使得各族群在文化上的差异进一步扩大。长期从事加利西亚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拉里•沃尔夫(Larry Wolff)指出，每个居民都竭力定位自己的身份认同。一方面，矛盾已经触及社会文化领域。例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明显，而那些离开自己圈子的农民，又极力表现出自己有别于原生环境。另一方面，波兰人、犹太人和卢森尼亚人组成的“加利西亚合唱队”内部，各族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来已久，加之每个族群本身的内部摩擦不断，更是棘手。

　　对于奥地利当局而言，加利西亚的东斯拉夫居民，属于“卢森尼亚人”这一官方概念，但这一概念无法反映现实图景的全部复杂性。在加利西亚这个不大的区域内，各种文化的变体以及语言上的差异，催生了诸多地方性团体。这些地方性团体本身，可能已经从内部分裂为若干个“小团体”。由此，不同团体在相互接触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例如，来自封闭山区的人们与平原居民之间的矛盾。这些数量众多的地方性团体，因着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尊崇而结为亲戚。传统生活方式中，人的存在本身，由一整套古老仪式加以约束，而亲属现象则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后来在瓦夫里克一系列诗作中，都能感受到新异教主义探索，莫不与此有关。

　　[译者注：新异教主义(英语：Neopaganism，或称新异教信仰)是多种新兴宗教运动的统称，这类新信仰主要是与基督教开始盛行以前的非基督宗教有关。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包括多神论、泛灵论与二神论等，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各类变形。部分新异教徒所进行的性灵活动纯粹是现代产物;而其他的新异教徒，则依照历史与传说，试图精确地重建出原生的宗教，并将其复苏。以数量而言，美国、英国、北欧与乌克兰等地，是新异教运动最为盛行的地方。而依据新德鲁伊信仰、日耳曼异教信仰(Heathenism)以及斯拉夫异教信仰(Slavianism)而建构出来的威卡教，则是目前最庞大的新异教运动(参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瓦夫里克的父亲罗曼•阿列克谢耶维奇(1847～1909年)和母亲玛丽娅•彼得罗夫娜(?～1918年，出生于弗多鲁克)是农民，家境并不宽裕。家中除了瓦西里•瓦夫里克外，先后有过11个孩子，其中只有6个幸运地活了下来。瓦夫里克在自己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对自己的父母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瓦夫里克说，自己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村子里唯一能识文断字的人，当过文书官，后被选为地区法院的陪审员。他的母亲是一个旧式传统意识的坚定拥护者，坚持以传统意识特有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世界。纵观瓦夫里克的一生，古老的农耕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以一种怪诞的方式在他的意识中交错纠缠。例如，他晚期的一封书信中，将基督等同于雨神。很有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论是未来的作家瓦夫里克，还是他的同乡，在与另一种技术文明的各种现象发生碰撞时，受到的创伤才不致那么严重。

　　瓦夫里克一家，只是加利西亚众多并不富裕、境遇相似的农民家庭之一。然而，瓦夫里克的父母意识到，孩子若是不接受教育，就无法跳出这个圈子。显然，瓦夫里克的父母无法负担所有孩子的教育费用。最终，年纪稍长的儿子们留在当地，另外3个男孩和1个女孩到美国打短工。排在中间的瓦西里•瓦夫里克酷爱学习，父母决定将他送到布罗德的鲁道夫皇储皇家文理中学读书。这所中学的名字，是为了向哈布斯堡王朝帝位的继承者致敬。某些公开发表的文章提及瓦夫里克的父母具有亲俄倾向，为了不让瓦夫里克去乌克兰中学，才将他送入日耳曼中学。事实上，当时选择送他去布罗德上学，多半是由于离家近。至少，在瓦夫里克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谈到这一选择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瓦夫里克上的是付费中学：一个学年的学费60克朗，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支。瓦夫里克显然是因为家里缺钱，14岁才进入布罗德中学一年级。学校大部分学生的母语是波兰语，卢森尼亚语学生的数量居第二位，但卢森尼亚语作为授课语言却屈居第四位。学校的授课语言，起初是德语，但1914年前改为波兰语，德语退居至第二位。瓦夫里克的德语和波兰语都学得很好，因此他晚期的手稿中时常出现德语和波兰语单词和短语，用以替代俄语。

　　少年瓦西里•瓦夫里克，由于年龄偏大且出身微寒，在学校里备受排挤。无论是当时，还是更早的时候，加利西亚社会和经济进程的主要动力始终是城市居民，即波兰人、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卢森尼亚人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由于种种原因，其社会地位较低。这一点在学校里也很明显。瓦夫里克的同班同学中，始终只有3～4个卢森尼亚人，其余的同学，除一小撮儿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外，都是波兰人。

　　瓦西里•瓦夫里克内心逐渐滋生出对于这些族群的深深厌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这种厌恶演变为斯拉夫民族沙文主义，这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文学评论家格奥尔吉•蒙布利特评论瓦夫里克的手稿时指出，他的诗歌和散文执着地阐述着一个主题，斯拉夫人对“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反抗及其对于日耳曼人“由来已久的敌意”。瓦夫里克描述自己在布罗德的青少年时光时，用了一句话“波兰人的傲慢和犹太人的卑鄙”。瓦夫里克的早期诗作《杜布罗瓦》中表现出典型的简单标签化，他认为，靼鞑人在加利西亚的暴政，先是被波兰人，继而被犹太人的强权所替代。他的短篇小说《卡林的小木屋》中，但凡涉及犹太人，一律是邋里邋遢的固化形象。瓦夫里克在谈及自己反犹太人倾向的成因时指出，主要是宗教和日常生活因素，后来又掺入政治因素。直至纳粹入侵利沃夫，瓦夫里克目睹了纳粹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犹太人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作为一个已然与出生环境割裂的农民出身的人，瓦夫里克将城市居民(译者注：此处的城市居民即上文提到的波兰人、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这无疑让他对亲俄派更加向往。晚些时候，瓦夫里克的战友，罗曼•米罗维奇写道，他的好友瓦夫里克“还在中学时就已经萌生”对俄罗斯的神往。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别人”(首先是波兰人)在加利西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可能是如瓦西里•瓦夫里克所说，由于老瓦夫里克(译者注：瓦西里•瓦夫里克的父亲)在家乡村子里为亲俄派文化和财政机构帮忙的缘故。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小瓦夫里克(译者注：此处指瓦西里•瓦夫里克本人)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而是在于一直以来他是如何理解“俄罗斯人”的。中学历史课程中并没有独立的“俄罗斯”主题。卢森尼亚语言课程虽然也会提及诸如马尔基扬•沙什克维奇之类亲俄派作家的名字，但更倾向于小俄罗斯文学(科特利亚列夫斯基、谢甫琴科)。[编者注：“小俄罗斯”(Малая Русь或Малороссия)是俄罗斯及俄语历史上曾使用的一个政治和地理术语，指20世纪前囊括如今乌克兰大部分的一片土地。因此，俄语衍生词汇“小俄罗斯(的)”(малорyсский)也被普遍应用到与该区域相关的人、语言和文化上。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术语已经几乎成为一个废弃的词汇，它的不合时宜的使用会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视为对其的强烈冒犯。]少年瓦夫里克心目中“罗斯”才是真正的斯拉夫文化核心的观念，其唯一来源很可能是《伊戈尔远征记》，书中谈及古老的加利奇。有一点令人备感惊奇，那个年代，在瓦夫里克就读的这所奥地利国立中学里，学校布置的卢森尼亚语作文题目中，经常会有《一句话描述古罗斯》的题目。很可能，恰恰是这一点，以独特的方式触发了瓦夫里克意识中的亲俄倾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国内对于古代俄罗斯的兴趣高涨。斯拉夫历史中的一系列形象，激发了知识分子艺术创作和精神探索的灵感。俄罗斯社会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圈子开始为自己而“重新发现”罗斯的历史土壤，包括“重新发现”加利西亚。在此之前，加利西亚的斯拉夫居民，无论是从种族还是从文化上，早已与俄罗斯人本身迥然不同。然而，在俄国社会的民族主义倾向圈子的观念中，加利西亚的斯拉夫居民仍被视为众多遗落他处的本属于俄罗斯民族的族群之一，理应回归其“天然边界”内。

　　这一观点得到了来自“边界”另一侧的回应。加利西亚亲俄派年轻一代的代表不仅将自己与形而上学的“罗斯”，而且将自己与作为国家的俄罗斯联系在一起。类似的观念起源于从基辅公爵到20世纪初这千百年来不曾间断的国家和文化传统。英国研究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的“想象的共同体”原则开始发挥作用，两个相互隔绝的团体开始将彼此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喀尔巴阡是全斯拉夫共同发祥地的理论，进一步增加了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的分量。由此引发了俄罗斯国内对于地方精神和知识遗产的充满民族主义浪漫情怀的特殊兴趣。1907年，莫斯科的斯拉夫派积极分子费奥多尔•阿里斯托夫开始创建“喀尔巴阡-俄罗斯”博物馆。(译者注：斯拉夫派，又称斯拉夫主义，是19世纪中叶俄罗斯社会哲学派别，反对学习西欧，主张走俄罗斯独特道路。)加利西亚俄罗斯知识分子，将这些遗产视为俄罗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恰在此时，早期浪漫民族主义所特有的“从喀尔巴阡至堪察加”俄罗斯统一体的观点，在加利西亚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亲乌克兰派目睹了奥地利卢森尼亚人和小俄罗斯本地人中那些不同于俄罗斯人的独立民族代表，却拒不承认这些独立民族的存在，这种立场也间接促成了俄罗斯统一体观点的出现。

　　瓦夫里克也接纳了所有这些主张。很难说，对于瓦夫里克而言，哪种身份认同是第一位的——地区性认同或者想象的大俄罗斯认同。更有可能的是，两种认同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研究瓦夫里克的创作和智力遗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瓦夫里克虽未抹杀自己同乡的历史文化个性，却也未能把他们与大俄罗斯人区分开。而瓦夫里克终究还是没能突破自己的小地方思维局限。瓦夫里克创作的主题和相当一部分内容清楚地表明，他的创作灵感并不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派，而是源于19世纪上半叶至中期的加利西亚“启蒙者”的作品。囿于这种理念，瓦夫里克极其郑重地将自己及来自小地方的其他文学家与普希金、果戈理一同视为俄罗斯文学的组成部分。甚至在苏联时期，瓦夫里克仍真诚地相信，必须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独立的“喀尔巴阡-俄罗斯作家”图书馆。

　　“大俄罗斯”观点在瓦夫里克观念体系中的意义，随着其生活阶段变化而时强时弱。例如，瓦夫里克在白军服役时，其意义有所增强;当他返回加利西亚时，其意义被弱化;而在苏联时期，其意义又重新得到强化。此外，可以断定的是，瓦夫里克并未被泛斯拉夫思想同化。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在“志愿军”(译者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俄国南方的反苏维埃武装)的捷克斯洛伐克营内正式服役，但在关于这段时间的回忆录中，他坚持强调自己的“俄罗斯”出身。命运弄人，瓦夫里克的俄罗斯战友们却认为他是捷克人，并且将他的回忆录视为“为俄罗斯民族生命和荣誉”而战的“外国人经历”的有趣写照。这一事实大大刺激了瓦夫里克。显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不放过任何一个场合，强调自己的“俄罗斯性”。例如，1923年，他给同乡——民族志学家尤利安•雅沃尔斯基的信中写道：“即便捷克人当中也不可能不存在民族主义者，国际主义简直完全就是自取灭亡。”

　　在此背景下，当时政治上的亲俄运动与东正教紧密相关，这一事实令人备感好奇：加利西亚的“启蒙者”，雅科夫•戈洛瓦茨基和伊万•瑙莫维奇，从希腊天主教转而改信东正教。众所周知，至少在中学毕业前，瓦夫里克曾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合并派教徒。作为未来亲俄运动非正式领袖之一的瓦夫里克，其宗教归属问题有多种说法。在布拉格期间，尽管瓦夫里克在大学登记表里填写的信仰是东正教，但他经常造访的却是新教机构——位于叶奇纳亚街道上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循道派教堂，这两者的活动饱受境外东正教大主教们的强烈谴责。留存于这两个机构的表格，背面上有瓦夫里克于20世纪20年代初所写的文字。此外，成年时期的瓦夫里克，曾是利沃夫圣格奥尔吉东正教堂(当时这座教堂被称为“小山岗”)的活跃教民。而对于1946年苏联正式废除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合并教会，瓦夫里克表现得格外兴奋。六年后，应“宗教与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的请求，瓦夫里克写了一篇揭发合并教会的文章，而他本人曾是合并派教徒。

　　这里我们可以见到这样一种个性的瓦夫里克：一方面，他拼命地想要成为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的人，哪怕仅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另一方面，他竭力保留自己的加利西亚地区性认同。理论上讲，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如上所述，卢森尼亚人曾被视为俄罗斯族的一部分。但是，现实中在俄罗斯人圈子内，人们并未将瓦夫里克看作“自己人”。显然，他所郑重宣称的“俄罗斯性”，与他的加利西亚地区性认同以及他本人日益关注那些对于俄罗斯人(更别提苏联人)而言几乎完全无法理解的宗教，简直就是自相矛盾。

　　对于瓦夫里克准备在中央出版社《苏联作家》发表的一系列作品，相关评论公允地指出，这些作品不够震撼且受众群体太过特殊。例如，莫斯科文学研究所的米哈伊尔•洛巴诺夫教授指出，瓦夫里克作品的主题和真实性仅局限于喀尔巴阡地区，只有作者的同乡能够理解并产生亲近感，而莫斯科读者无法抱此期望。中央出版社散文部主任、文学评论家维克托•佩捷林写信给瓦夫里克指出，他的作品“距离现代生活过于遥远”。可以想见，瓦夫里克的观点完全与之相左，他完全不明白作为俄罗斯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怎会对另一个组成部分的生活没有兴趣。尽管一再遭遇各种理由充足的拒稿，瓦夫里克仍继续写作，不停地创作着艺术性饱受争议的同一类型新作品，完全不顾作品一旦发表，可能会引发评论家们针对他的倾轧以及对他非俄罗斯出身的指摘。

　　瓦夫里克的俄语也是个不小的问题，他只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系统地学过俄语。研究瓦夫里克作品的风格时，格奥尔吉•蒙布利特指出，他给人留下“相当相当多的困惑”。蒙布利特说，瓦夫里克的词汇、短语和句法带有其故乡语言的典型特色，因而他的词法看上去“相当古怪”。换言之，蒙布利特在委婉地暗示，瓦夫里克并不精通书面标准语。有时，一些评论家更为直白：女诗人埃尔米拉•科特利亚尔认为，瓦夫里克根本未曾创造出“属于文学作品的素材”。需要指出的是，瓦夫里克也意识到自己创作的不足。他在多封书信中抱怨，“不停书写着零碎片断”，“风格蹩脚”且“常常出错”。但这并不妨碍后来瓦夫里克的颂扬者们将其称为“天才的民族诗人”。

　　让我们回到半个世纪前。瓦夫里克于1911年4月中学毕业。中学记录显示，他有意于从事神学研究。这一最初选择，很有可能是受家人影响。他的家人认为当一名神甫，是提升社会阶层的最佳途径。然而，瓦里克随后很快改变了初衷。官方传记显示，他进入了利沃夫大学法律系。

　　当时，利沃夫大学是波兰和乌克兰大学生政治辩论的战场。双方对于地区的未来发展各执己见。瓦夫夫里克不属于任何一方。他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使得他本人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纨绔子弟，仰仗父母资助，热衷混迹于女人堆。显然，法律系的学业对于瓦夫里克没什么吸引力。他说，当波兰教授们在又一轮考试中让他挂科后，他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利沃夫大学，在俄罗斯驻利沃夫领事馆谋到一份翻译的差事，然而，后来在对他的正式悼词中没有提及他“大学未毕业”。

　　当时，加利西亚亲俄派和亲乌克兰派之间的局部摩擦，渐渐使得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愈发紧张。两国都怀疑对方利用民族运动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在俄罗斯，这一矛盾，作为意识形态问题，被纳入一战前广为流传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之间永久争战的概念体系中。在这一概念体系内，加利西亚的亲俄派确实将自己视为残存的“罗斯”的“保护罩”，而将亲乌克兰派视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反俄罗斯战略的武器。与之相反，在奥地利，人们将俄罗斯方面对于加利西亚亲俄派的支持，视为其实现泛斯拉夫化野心的第一步——即首先是通过哈布斯堡王朝实现其野心。

　　那场始于1914年8月的战争，起初被视为又一场很快便会终结的利益冲突。然而，现实是这场战争撼动了旧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全世界若干代人的命运。这场战争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出特点是这场战争的全面性，无论如何，种种新的现实还是触及了全世界。各参战国稳固本国国内形势的意图，导致军事司法机关得到迅速加强。军事司法机关认为其主要任务是消灭潜在的敌对个人和团体。

　　对于奥匈帝国而言，隐秘或公开地对俄罗斯表示出好感的亲俄派(无论其出身如何)便是这样的敌对团体。这首先涉及加利西亚的亲俄派运动，加利西亚因其地理位置，对于奥地利具有战略性意义。由于奥地利军队战败，最初不分年龄与职业对加利西亚亲俄派的逮捕行动，迅速演变成了加利西亚军事警察的恐怖暴行。按照所谓的“战时逻辑”，所有前往东部或未被遣送至奥地利腹地的加利西亚人，都被认定是俄罗斯方面的潜在“间谍”。如前面所述，一度生活在自己封闭世界中的普通居民，在与新现实的碰撞中迷失了方向，并由此成为军队肆意暴行的牺牲品。多年后，瓦夫里克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将针对亲俄派的镇压描述成某种由来已久的“反俄罗斯”思想的一次实践;亲俄派乃至整个卢森尼亚人，将获得慷慨赴难的无辜蒙难者光环。由此，另一种描述应运而生，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事件将被称为“加利西亚的各各他”(译者注：各各他是耶路撒冷近郊的一个小山，传说耶稣被钉死于此处)。

　　战争初期，瓦夫里克深知自己面临的风险，决定从利沃夫逃回故乡马纳耶夫，希望在那里寻求“平静和庇护”。根据官方传记，“一个大难临头的日子里”，全村都跑光了，只留下瓦夫里克一人，他在两军的中立带痛苦地熬过了三天三夜。然而，瓦夫里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给出了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根据这一版本，实际上他很快就到了俄军占领区域内，甚至进入了俄军位于克鲁特涅沃村的营地。瓦夫里克极有可能由此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全省都处于俄国人控制下，于是他平静地回到了家中。随后，他显然是害怕丢脸，一再重申他在第四天才到达邻近的扎洛济齐，继而“每走一步都准备好随时可能沦为牺牲品”的他，从那里返回了故乡。

　　在此期间，奥地利军队转入进攻并收复早先失去的阵地，已经返回马纳耶夫的瓦夫里克被宪兵队抓走。罗曼•米罗维奇的资料显示，事情发生在1914年8月17日。当地警察局的官吏，一心巴望着升官，将这年轻的瓦夫里克押送至兹博罗夫的县领主跟前。根据瓦夫里克的陈述，他的私人信件以及在他家中搜出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都被作为从事破坏活动的证据呈递上去，县领主因此对宪兵嘲笑不已。当时，瓦夫里克并未意识到，他正是因此而逃脱了落入野战军事法庭的厄运。县领主很清楚，在他面前的不过是一个对俄罗斯心存好感的普通人，并不是亲俄派积极分子，更非间谍，便下令将瓦夫里克押入当地监狱。一段时间后，瓦夫里克从这里转至利沃夫著名的布里吉德监狱(译者注：此处为音译，对应的英文名为Brygidki，是一战时位于乌克兰利沃夫的一所监狱)。

　　据瓦夫里克回忆，在布里吉德大约一周的短暂羁押，起初并没有什么特别：囚犯们履行普通的监狱义务，而且他们的伙食很不错。然而，许久之后，瓦夫里克曾写道，“囚犯们无尽的痛苦，在浊重而不堪重负的呻吟声中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瓦夫里克所经历的持续震撼，与一个情节紧密相关：俄军占领利沃夫前，奥地利法庭开始执行死刑，瓦夫里克所在的牢房，变成了未来死刑犯的牢房。

　　可以想见，这一事件成了年轻瓦夫里克生命中的转折点。毫无疑问，瓦夫里克内心或许恰好想成为“俄罗斯间谍”或反政府活跃分子。显然，他依然活着，这种在同一牢房囚友面前的负罪感，不停地折磨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狱和战俘营的主题成为瓦夫里克无法摆脱的核心思想，这一核心思想进而转变成为自我受害者化倾向。例如，短篇小说《卡林的小木屋》(1926年)和《乌尔沙》(1928年)的叙述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印迹。小说中，主人公们为了自己的亲俄思想而死于暴力。在阅读这两篇小说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印象，瓦夫里克把死于“罗斯敌人”之手英雄化，仿佛在自责没有与同乡一起死于监狱或战俘营内。他的诗歌中，不止一次出现与死亡有关的一系列形象，而他在描述“加利西亚苦难”时，经常采用完全非诗意化、甚至是自然主义的方式。谈及自己的同乡可能仅仅因为“说俄语”而被处以死刑，瓦夫里克仿佛重温噩梦：在马纳耶夫住所搜出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只是让奥地利官员哈哈一乐。1914年8月28日俄军进入利沃夫。此前不久，布里吉德的囚犯被送至位于波西米亚的泰雷津堡垒，堡垒被作用监狱。第二年，他们又被转送位于奥地利腹地的战俘营——塔勒豪夫。瓦夫里克政治与社会活动的核心主题与泰雷津、塔勒豪夫密切相关。他积极推动的辩论中，针对亲俄派的镇压被他视作针对“俄罗斯民族”的恐怖暴行，战时措施(在他看来)陡然变为灭绝“俄罗斯思想”拥护者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世界末日图景。在他的准宗教模式中，战俘营事件呈现出地狱般的面目，而镇压行动的执行者和帮凶则成为地狱中的恶魔。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上述描述实际上悄然取代了真实的瓦夫里克传记。甚至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个似乎是最适于反映过往事件的平台上，瓦夫里克提到有关泰雷津和塔勒豪夫的章节，建议读者去阅读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公开发表文章。一方面，他并没有提及在这两个战俘营的经历：塔勒豪夫的日子最为难捱，泰雷津则相对好些。另一方面，瓦夫里克正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唯一一次提到自己转至塔勒豪夫的时间——1915年4月末。他还揭示了自己在战俘营内的生活。他在文章中描述到，奥地利的“刽子手们”如何在战俘营中迫害他的同乡。瓦夫里克在回忆录中甚是苦闷地承认，那段时间他几乎要死于“无聊和郁闷”，他已然厌倦了象棋和书本，他甚至开始制作手写的杂志，只是为了找点儿事做。

　　瓦夫里克抵达塔勒豪夫不久，战俘营内就开始征召适合服兵役的人员。晚些时候出版的一部作品中，瓦夫里克描述了有关应征入伍大学生的事件。这些人自称是俄罗斯人，并因此被处以吊刑。他在回忆录中坦承，尽管他也在应征人员之列，他仍试图逃跑，似乎是因为他住的棚屋里开始出现回归热(译者注：回归热是由回归热螺旋体经虫媒传播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瓦夫里克在塔勒豪夫待了5个月(而某些犯人在那里度过了数年)。1915年10月，他已然作为第80步兵团惩戒连的士兵出现在军队内。奥地利军队的这支部队传统上是由出生于加利西亚的人构成。其中大部分(70%)是卢森尼亚人，其余的有波兰人、犹太人和其他当地人。由于在加利西亚发生的上述大学生事件，第80步兵团从省内离开，与另外一个由卢森尼亚人组成的团，一同转隶给民军第106师(译者注：民军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奥匈帝国和瑞士等国的民军，又称后备军)。该师于1915年9月至1916年7月期间参加过意大利前线的一系列战斗。

　　发表于1932年的瓦夫里克传记资料指出，1916年春天，他被编入第20增补连，派往阿尔卑斯的斯列梅山区(现为斯洛文尼亚领土，距离沃拉里耶镇不远)。之后的事件，因消息来源不同而说法不一。据官方版本，1916年夏天瓦夫里克被俘，在意大利待了整整一年，直到1917年春天才因俄罗斯大使的介入而获释。然而，罗曼•米罗维奇的记录却给出另一个版本。记录显示，瓦夫里克到了意大利后，越过前线，换句话说，就是他临阵脱逃了。后来，瓦夫里克本人也确认了这一事实。不仅如此，奥地利军事档案馆中保存着一战期间曾沦为意大利俘虏的奥地利军人名录，其中并没有瓦夫里克的名字。瓦夫里克也无法解释他被俘的说法是如何产生的，而苏联各种调查表内的信息，极为混乱。例如，瓦夫里克在二战前指出，1916年他在意大利，而二战后他又说1917～1918年在意大利。令人奇怪的还有一点，1956年他说自己精通意大利语，而1940年他曾说自己不懂意大利语。

　　官方传记显示，瓦夫里克在获释后前往法国，加入俄罗斯在法国的远征军。但是，在后来的调查表中他指出，事实上他加入的是捷克军团。很显然，这里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志愿者军团，该军团于1917年1月在位于那不勒斯附近的战俘营内组建。瓦夫里克之所以应征加入军团，很可能是为了摆脱俘虏的境遇。之后，用他的话说，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米哈伊尔•吉尔斯和俄罗斯在法国的军事间谍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的介入，改变了他的命运。仰仗这两人的鼎力相助，在局势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瓦夫里克得以绕道(途经巴黎、伦敦和北海)前往彼得格勒，在那里当时的“克伦斯基政权濒于垮台”。后来，瓦夫里克颇具象征意味地将自己重返彼得格勒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联系在一起。

　　甚至在苏联时期，瓦夫里克在回忆起最初将“伟大十月”的口号视为异类时，丝毫不觉得难为情。并且，人们无法得知，他是否当即就产生了加入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意愿。无论如何，看得出，瓦夫里克辗转至顿河畔罗斯托夫，与他渴望和同乡人在一起的愿望有关。当时，顿河畔罗斯托夫聚居着1915年夏天与俄军一起逃出来的加利西亚流亡侨民。抵达顿河畔罗斯托夫后，瓦夫里克在俄罗斯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核心亲俄派机构)谋到了一个秘书的职位，并且开始在当地的顿河大学听课。结果，瓦夫里克与他之前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士兵一样，再次临阵脱逃。

　　顿河这一传统上自由的象征，在1917年末至1918年初逐渐成为不赞成革命的军官们的汇集地。其中以各自领袖命名的两个军官团体，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军官团，成为日后“志愿军”的基础。1918年1月15日前，“志愿军”已经有大约5000人，组建了指挥部并确定了部队的作战时间表。在这一大背景下，1918年1月21日俄罗斯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志愿军喀尔巴阡罗斯分队组委会，瓦夫里克成为组委会的秘书。

　　此时，瓦夫里克再次表现出自相矛盾的立场。一方面，他加入白军，因为他从思想上无法接受布尔什维克。另一方面，瓦夫里克参加白军的主要目的是“为喀尔巴阡的自由而战”。可以想见，与其说是现实中后帝国时代俄罗斯的命运，不如说是臆想出来的“俄罗斯国家”中自己故乡的未来，更让他激动不已。瓦夫里克的一个短篇小说，以象征主义手法表达了这一点。小说中，未来的白军领袖之一，科尔尼洛夫将军，作为俘虏成功出逃，翻越喀尔巴阡山脉。助他成功出逃的不仅是当地居民，还有大自然本身。尽管瓦夫里克写了很多作品描述自己参加白军的经历，但1925年前，“白色”主题在他的创作中已经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加利西亚主题。

　　当时，1918年2月9日，在苏俄军队的步步紧逼下，“志愿军”被迫离开顿河畔罗斯托夫，踏上“库班远征”之路，向叶卡捷琳诺达尔(译者注：俄罗斯城市克拉斯诺达尔1920年前的名称)挺进。在稍晚些的移民文学中，此次远征被称为“冰雪远征”，充满了史诗般的情节。现实情况是，1918年严冬初春之季的远征，是一场结局未知的军事冒险，意在将军事骨干撤离顿河，并救助加入“志愿军”的平民。加入“志愿军”的瓦夫里克也踏上了这一征程。巧合的是，与他一同在“志愿军”远征队伍中的还有两位文学家：叶甫盖尼•施瓦茨准尉(日后的苏联著名戏剧家)以及诗人谢尔盖•埃夫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苏联时期，瓦夫里克小心翼翼地隐藏曾在白军服役的事实。不仅如此，从参加国内战争的第一天起直至最后一日，瓦夫里克事实上都在白军阵营内，并且获得了“首批远征人”勋章，这是白军内最受尊敬的奖励之一。

　　正如相关文件显示，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瓦夫里克一直在自己所属的喀尔巴阡罗斯分队内服役，随着分队不停地从一个部队转隶至另一个部队。1919年4月，他被提拔为准尉，同年9月晋升为中尉。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瓦夫里克身着中尉制服的形象被定格下来，尽管后来他在表格中填写的职位是上尉，甚至是大尉。关于瓦夫里克在邓尼金军队喀尔巴阡罗斯分队的时间，有一个细节让人困惑不已。根据罗曼•米罗维奇的描述，“后来扩编成一个团的喀尔巴阡罗斯分队，试图经由乌克兰和沃伦(译者注：沃伦是公元9～18世纪的历史地区，包括今乌克兰以及波兰的一些地方)潜入至瓦夫里克故乡边界，但被第聂伯河的马赫诺无政府主义武装团伙击溃”。半个世纪后，瓦夫里克回忆到，实际上他的分队在基奇卡斯基桥(译者注：是位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附近、横跨第聂伯河的一座双层桥，位于今天的扎波罗热市区内)被全歼，而他本人掉入河中，幸得偷生。显而易见，此事发生在1919年秋天马赫诺分子对白军后方实施突袭之时。在此背景下，“潜入至瓦夫里克故乡边界”的说法难以成立。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喀尔巴阡罗斯分队全体人员，意识到在白军无法实现自己的斗争目的，打算集体临阵脱逃(对于瓦夫里克而言，已经是最近三年内的第三次)。无论如何，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人是如何臆想出这样一条回乡之路，穿越已经被占领的乌克兰返回加利西亚。

　　战争期间，瓦夫里克曾两次在战斗中受伤，1918年4月在卡加利尼茨卡亚镇，以及1920年7月17日在塔夫里(译者注：中世纪起克里米亚半岛的通称)韦内尔斯多夫(译者注：韦内尔斯多夫，德语Wernersdorf，是奥地利施蒂利亚州德意志兰茨贝格县的一个市镇)侨民村附近。第二次受伤后，他被送至后方，起初被送到俄国军队总司令弗兰格尔男爵的参谋部，后被转至弗兰格尔政府的出版处。1920年11月，他与白军残部一同被遣离克里米亚，抵达南斯拉夫。

　　瓦夫里克参战期间，他的故乡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成为战败国之一，其相当一部分领土，或是被其他国家所攫取，或是为一些新生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19年的加利西亚，成为两个年轻国家波兰和乌克兰为重重矛盾而博弈的舞台。最终，加利西亚加入了波兰。亲俄派运动一度坠入低谷。瓦夫里克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暂不返回故乡。1921年5月，他辗转至喀尔巴阡山麓罗斯(当时归属捷克斯洛伐克，如今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在乌日哥罗德安顿下来，打算开始新的生活。

　　第二阶段(1921～1944年)

　　相关文件证实，瓦夫里克在喀尔巴阡山麓生活了半年。根据官方传记，他作为编辑从事新闻工作。或者根据另外一个版本，当时他担任《俄罗斯东正教学报》周刊杂志的主编。罗曼•米罗维奇确认，杂志的前15期，是由瓦夫里克一人完成。然而，米罗维奇并没有指明，上述的杂志出品信息，是学者们从瓦夫里克友人为其撰写的悼词中发掘出来的。瓦夫里克很有可能曾作为记者或作者，参与了某些材料的准备工作，但由他来主持编辑工作，想想都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此外，杂志是1921年9月初才开始在乌日哥罗德发行，然而两个月后瓦夫里克已经身处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彼时的布拉格是俄罗斯移民的智力和创作中心之一。布拉格城内，文学艺术生活生机勃勃，众多俄罗斯社会和教育机构陆续成立。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托马什•马萨里克对俄罗斯移民较为友善，例如，政府资助那些希望受教育的俄罗斯移民。瓦夫里克借此机会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语文系，打算从事斯拉夫语文学研究。

　　对瓦夫里克在布拉格这段时光的描述，不应以偏概全。一方面，他拼命实现自己的创作追求，先后出版了三本诗集，尽力结交与他研究兴趣、精神追求相近的朋友。另一方面，资料显示，瓦夫里克在布拉格的生活一直很窘迫。第一学期(1921～1922年)时，他住在维诺格罗德(距离布拉格市中心不远、条件不错的一个区)，之后他不得不搬至工人居住的郊区。第二和第三学期(1922～1923年)时，瓦夫里克先是在上格拉茨卡亚的俄罗斯大学生宿舍，而后在布拉格市郊施特拉什尼采的俄罗斯人棚户区内居住。1923年，瓦夫里克至少三次更换住所——从利本到潘克拉克，从潘克拉克到努斯莱，最后又回到利本。那时，瓦夫里克常在信中抱怨，他只能依靠俄罗斯大学生委员会的资助生活，生活极度困窘，整个身心饱受折磨，很想前往美国去投奔他的兄弟姐妹。

　　然而，瓦夫里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学业并于1926年3月顺利通过斯拉夫语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令他备感欣慰的还有一件事，在布拉格的亲俄派圈子中，无论是在加利西亚当地，还是在加利西亚之外，他多少还算有些名气。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俄罗斯移民繁盛丰硕的创作活动，瓦夫里克仿佛视而不见。他对俄罗斯文学及其有机组成部分“喀尔巴阡罗斯”文学的诸多评论表明，他并不想突破自己的小地方局限性，并且他的档案资料证实，他只愿意结交与他观点相近的人。瓦夫里克的博士论文是对其多年俄语学习的总结，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19世纪的加利西亚人雅科夫•戈洛瓦茨基及其对于“加利西亚-俄罗斯语文学”的贡献。1929年7月，瓦夫里克的第二篇论文在利沃夫通过答辩，其内容是讲述另外一个加利西亚-俄罗斯活动家伊万•瓦吉列维奇的生平与创作。

　　布拉格的学业一结束，瓦夫里克就匆匆返回阔别十二年的故乡。这其间，故乡的生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加利西亚加入波兰后，各种传统矛盾的重心转移至乌克兰-波兰冲突上。波兰政府批准将土地分发给波兰移民，乌克兰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明显地不断受到限制而萎缩。这使得当地乌克兰居民的暗中对抗日益频繁，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恐怖行动愈发激烈。为应对这一局面，1930年秋天，波兰领导层下令出动军警，展开大规模行动镇压反抗，“平定”加利西亚局面。尽管如此，政府与合法的乌克兰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很快恢复正常，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的矛盾没有进一步激化。1930～1935年期间，成立不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各种恐怖行动，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彼时的加利西亚。

　　面对如此情形，瓦夫里克意欲重振亲俄派运动至一战前的面貌。1926年起，他开始统筹协调利沃夫残存的各亲俄派文化机构的活动，首先是直属修道院学会(译者注：直属修道院是指不受教区管辖，而是直属大牧首或正教会的修道院)和加利西亚俄罗斯社，这两者曾是亲俄派主要的科学和文化启蒙机构。瓦夫里克曾任直属修道院学术秘书、直属修道院学会师范学校的俄语教员、加利西亚俄罗斯社的图书馆馆员和出版社编辑。

　　瓦夫里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活动，有大量相关文献予以佐证，为进一步完善对其个性的描述提供了素材。在他的个性中，理想化与病态自恋并存。他的立场偶尔也会关照到身边的现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波兰，由千差万别的地域组成，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自1926年起国家政权就打上专制独裁的烙印。瓦夫里克在获得第二个高等学位后，打算寻个国家公职，然而未果。之后，他决定在社会领域实现自己隐秘的野心。他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带有专权喜功的意味，与直属修道院本身的人文精神相背。瓦夫里克对于加利西亚以往的俄罗斯活动家们十分着迷，他将自己想象成他们的真正传承者和接班人，热衷于自己的智力和精神领袖地位，即便这种领袖地位是非正式的。与此同时，瓦夫里克偶尔也会在信中抱怨，他的亲俄派运动同伴们，未能以应有的态度参与其中，他不得不一人艰难支撑。

　　瓦夫里克在报刊上、私人信件中大力颂扬他在社会活动领域的战友们，不希望他们遭到责难。例如，在瓦夫里克的后期作品之一中，瓦夫里克将当时已经去世的著名加利西亚俄罗斯知识分子马里扬•格卢什克维奇，描述成最具代表性的才华横溢的亲俄派。但是，在瓦夫里克的一封早期书信中，格卢什克维奇是一个喜怒无常、摇摆不定的人，对于乌克兰人夺走亲俄派的阵地负有责任。在俄罗斯国内战争时期的另一位亲俄派运动活动家阿德里安•科佩斯强斯基去世后，瓦夫里克因其在“加利西亚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成就，亦对其予以高度评价。与此相反，科佩斯强斯基在世时，瓦夫里克将他称为“乌克兰正字法的主要发动机”，将他编辑的歌曲集称为“真正的怪物”。

　　瓦夫里克的野心，很有可能不仅是出自其精神动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毕业，被要求在波兰通过考试，瓦夫里克只能再次在利沃夫大学语文系接受高等教育，以便获得教育工作者的正式学位证书。显然，瓦夫里克这位亲俄派运动“领袖”，在20世纪20年代末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女，生活仍一如既往的窘迫。他不得不在利沃夫的多所学校内兼职，教授“小俄罗斯”语言，这常常占据他很多精力，令他疲惫不堪。

　　20世纪30年代，直属修道院学会的经营范围已经相当广泛。学会在利沃夫市中心拥有总价值为100万兹罗提(译者注：波兰本位币名)的数栋楼房，还有一个可出租的印刷厂、一个书店和其他一些不动产。1935年，仅出租公寓一项，学会收入6万多兹罗提。显然，力争领导直属修道院学会，对于瓦夫里克实现财务独立，意义重大。瓦夫里克的经济状况，从担任秘书起很快得到改善，他从当时的利沃夫郊区(雷恰科夫大街街尾)搬至市中心(波德瓦利纳亚)。可以想见，苏联时期565卢布的退休金(1961年货币改革后是56卢布50戈比)对于瓦夫里克而言简直少得可怜。

　　根据瓦夫里克在这一时期发表文章的数量，可以形成一种印象，亲俄派在公开场合相当活跃，并且积极参与到当地生活中。然而，作者在自己的书信中承认，亲俄派的人数很少，一战后俄罗斯运动的力量达到史无前例的最小规模，在俄罗斯政党彼此间的关系糟糕至极的背景下，俄罗斯运动简直难以维系。

　　起初，瓦夫里克认为，要巩固亲俄运动阵地，必须拓展标准俄语的阵地。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在知识分子的概念中，“罗斯语”和俄语之间只是存在着微小的差异，操这两种语言的人思想上比较容易沟通。但在喀尔巴阡的每个族群，对于“罗斯语”这个概念都做出了自身特有的贡献，有时，甚至同一地区内的方言土语间都相去甚远。其他语种(如波兰语、斯洛伐克语和德语)的影响也十分明显。瓦夫里克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坚信加利西亚人能够很好地理解俄罗斯经典作家，翻译只会起到破坏作用。但是，“为了人民”的各个出版社的编辑们，在出版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作时，被迫逐行为这些诗作配以译注，向普通加利西亚人说明某位经典作家文学作品中某个词的意义。

　　与此同时，瓦夫里克意识到，在加利西亚的亲俄派运动显然较为薄弱以及矛盾重心转移至其他领域的情况下，亲俄派运动需要某种颇具说服力的思想理念。1914～1922年期间的诸多事件，向乌克兰人提供了一系列鲜明形象，这些形象为其日后派系林立的民族神话奠定了基础，成为争取乌克兰国家斗争的象征。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地区身份认同和大俄罗斯身份认同辩证地存在于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参与者身上。类似的问题在加利西亚亲俄派中也很明显，瓦夫里克由此得出一个独特的结论。他认为，与大俄罗斯人政治上的统一，并不能决定文化上的统一。因为从政治层面，更重要的是从精神层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加利西亚的诸多事件，首先是对卢森尼亚居民的镇压，使得当地的亲俄派联合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在保守民族主义思想中广为流传的一些理念，对于上述的现代末世论产生了颇为明显的影响。这些理念包括“民族的上帝代言人”概念，“俄罗斯世界”抵抗来自内部的敌对攻击，以及俄罗斯圈子中存在着随时准备在转折点展现自己破坏性本质的某种毁灭性力量的理论。所有这些直指瓦夫里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理解，包括长篇小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瓦夫里克削减了其中纯俄罗斯现实的成分，使之转向加利西亚现实。例如，瓦夫里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角色，解释为已经变成“黑暗力量”传播者的本民族叛徒——亲乌克兰派。

　　在白军的那几年，瓦夫里克也接受了白军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历史真相”。根据这一理念，尽管波折不断，俄罗斯还是应当重振昔日辉煌。瓦夫里克重新将这一概念转而移植到加利西亚的现实。当上述末世论刚刚出现时(相关的第一篇文章出现于1922年)，瓦夫里克致信雅沃尔斯基写道，卢森尼亚人的背后是“历史的真相，民族觉悟以及追求真相所带来的民族觉悟的牺牲品”。值得关注的是，如何理解对乌克兰民族运动模式的表面模仿。加利西亚这片土地，对于乌克兰人而言昔日曾是俄罗斯/苏联，对于卢森尼亚人而言，这里曾是奥地利，继而是不切实际的“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乌克兰人指出他们的语言在俄罗斯受到压制，卢森尼亚人称俄语在奥地利受到排挤，当然两者的情形不尽相同。瓦夫里克批评乌克兰人将《伊戈尔远征记》算作乌克兰文学作品，自己却将加利西亚俄罗斯文学家归为古俄罗斯文献的继承者。他将加利西亚视为反西方冲击的“防护墙”，而当时在乌克兰人的描述中，加利西亚同时也是欧洲反俄罗斯的“屏障”。甚至在政治演说中也借用这样的说法：乌克兰语中“свідомий”(译者注：乌克兰语，形容词，有觉悟的)变成了亲俄派的“сознательный”(译者注：俄语，形容词，有觉悟的)。

　　显然，瓦夫里克在书写这一自相矛盾的折中性描述时，完全没有料到，他为被亲俄派称为“喀尔巴阡罗斯”地区的各分散族群，创造出了类似于民族思想的某种理念。正如类似情况中常见的那样，瓦夫里克并不是诉诸于现实事件，而是从后来对现实事件的狂热感受中寻求答案。后来，人们的质疑恰恰是针对这种对现实事件的狂热感受，这种狂热中事实起初退居次要地位，继而完全消融在非理性描述之中。

　　如此一来，同一现象可能会出现两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实体。从瓦夫里克提出“泰雷津”和“塔勒豪夫”概念起，两者就成为亲俄派运动特有的意识形态标志。瓦夫里克尽力不让两个概念卷入知识分子争论的圈子。1933～1934年事件一周年之际，瓦夫里克无论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是在“为了人民”的艺术作品中，先后至少四十次书写关于镇压和战俘营“各各他”的主题。更晚些时候，瓦夫里克甚至在官方自传中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个人生活时，也没有回避这些事件，且并未使用温和的笔触对其进行美化。

　　原则上，瓦夫里克的政治和创作活动，可以纳入米罗斯拉夫•赫洛奇的民族主义分阶段概念之中。根据这一概念，阶段A内，脱离广泛居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代表，开始了解和研究民族文化;继而，阶段B内，知识分子开始“启蒙”人民并从事政治活动。最后，终极阶段C内，民族主义思想开始深入广大居民中。加利西亚“觉醒者”经历赫洛奇所说的第一阶段时，已经是1833年前后，而他们的第二阶段延续至下一个百年，并且最终也未能成功地跨越这一阶段。无怪乎，瓦夫里克的诗作，从艺术长处和意义充实的角度上来讲，仍停留在至多是19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上。

　　对于打算使之了解“伟大俄罗斯遗产”的人们，亲俄派所秉持的立场，犯了模式化的错误。亲俄派关于“人民”需要道德和精神看护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立场很接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他们借用而来。亲俄派知识分子认为，恰恰应当是普通人，而非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更加向往俄语，知识分子应当追求民族的语言。在写给雅沃尔斯基的信中，瓦夫里克伤感地指出，早在19世纪80年代，著名的俄罗斯文艺学家亚历山大•佩平就曾遭到加利西亚人“最杰出代表们”的批评，这些人力图让当地方言适应通用标准语。结果，达成了某种妥协，发明出一种基于教会斯拉夫语、俄语和当地方言的所谓的“语言”，但它很快就消声匿迹。

　　加利西亚“启蒙运动”的其他流派，鼓励提升人民中的文化活跃性，并保持了人民的清醒头脑。1932年发表的“为了人民”的诗集中，甚至包含了关于诗作朗诵的最粗浅建议，即朗诵者应该拥有良好的嗓音，表演后应鞠躬，以及不应在诸如“塔勒豪夫丧宴”这样的哀悼仪式上朗读欢快的诗歌。为了“人民的清醒”，亲俄派毫不难为情地赞扬俄罗斯经典作品：例如，即便“醉醺醺的男人们”，也会在莱蒙托夫的诗歌《祖国》中变得“清醒”。

　　亲乌克兰派在语言文化领域方面，远比亲俄派成功得多。乌克兰知识分子致力于创造出一种“简单的语言”(译者注：这一说法的原文为乌克兰语)作为标准语，在与“人民”的对话中，他们并没有从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现实中，而是直接从当地文化传统——加利西亚和小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寻求解决之道。结果，到20世纪30年代前，乌克兰民族运动“飞越”了赫洛奇提出的全部三个阶段。在乌克兰-波兰关系紧张大背景下，与其他因素并存的一种现象是，加利西亚广大民众对从温和到激进各种形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产生了兴趣。对于亲俄派运动失去民众支持的原因，瓦夫里克的解释无外乎是众多“公开和暗中”反对他的敌人耍弄阴谋诡计。还在20世纪30年代初，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和意欲避世归隐的主题，就已经出现在瓦夫里克的作品中，并且贯穿其一生。然而，瓦夫里克终究没有停止自己的活动。纵然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当瓦夫里克已经被遗忘，只有利沃夫的一小撮儿党派人士利用他来肯定自我价值时，他仍将这看作是针对亲俄派的又一轮告密和迫害。

　　1939年令人们习以常的生活发生了剧变。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军已经入侵波兰。9月17日，红军开始“解放远征”，向波兰东部省份进发，旨在实现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与“祖国苏联”的重新统一。但对于苏联军队的到来，瓦夫里克的看法并非单一的肯定或否定。尽管他依着老习惯对于布尔什维克持否定态度，但1939年9月他以“巨大的喜悦”欢迎利沃夫的“回归”，并在热情洋溢的致红军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然而，对于苏联政权而言，所有的“俄罗斯”加利西亚人，毫无疑问都是乌克兰人。截至1939年12月前，各个亲俄派机构的活动全面被禁。瓦夫里克在利沃夫大学里谋得一个俄语高级教员的职位。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政权在加利西亚存在的初期(1939～1941年)，瓦夫里克在填写调查表时仍称自己是“俄罗斯人”。他说，正因此事，他与利沃夫大学校长米哈伊尔•马尔琴科发生冲突，结果他被关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地区管理局，然后很快被释放。瓦夫里克关于他因自身立场而被大学解雇的说法，并没有相关文件加以证实。然而，很显然，为避免类似情形再次出现，后来，瓦夫里克在战后填写表格时，在“民族”一栏已经改为“乌克兰人”。

　　当时欧洲的政治局势变化迅速，很快苏联和第三帝国就将在战场上一决雌雄。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让瓦夫里克猝不及防，但他仍留在了利沃夫。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阐释自己的动机：他已经作为白卫军军官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登记在册，担心被遣送至俄罗斯。

　　瓦夫里克在官方传记中指出，为了在被占的加利西亚生存下去，他在直属修道院学会房管所办事处寻了会计的差事。然而，瓦夫里克的相关文件和私人记录所反映的情况，与这一说法有出入。瓦夫里克个人材料中有一份是1941年7月4日利沃夫劳动力市场发放的证明，此时红军已经离开利沃夫4天。根据这份证明，瓦夫里克应当是重新获得了直属修道院秘书的职位。另外，还有一份1942年6月25日由直属修道院学会临时管理委员会发放给瓦夫里克的通行证。通行证内倡导人们担任各种国家公职的呼吁，并不妨碍瓦夫里克履行他作为秘书的职责。二战后，瓦夫里克自称曾是个“会计”，显然是过谦之辞。根据瓦夫里克的日记，形式上学会是由年迈的雅罗夫斯拉夫•维托申斯基领导，实际上所有工作都是由瓦夫里克负责。德国人依然在使用属于直属修道院的资产，而瓦夫里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那个执行会长的角色。

　　正式的悼文向我们揭示，在利沃夫被占期间，瓦夫里克一直处于德国间谍的监视下。但他的私人记录显示的情形与此相反。例如，利沃夫被占期间，有关合作的各式各样的建议纷至沓来。其中，包括建议由他领导加利西亚的某个“俄罗斯委员会”以及为盖世太保工作。1943年，瓦夫里克曾两度接到前往神学院工作的邀请，并且第二次邀请是来自利沃夫副主教约瑟夫•斯利佩本人。后来，这位副主教成为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的主教。然而，瓦夫里克先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正如他自己写道，希望在“转折时期”置身事外。

　　根据战争时期瓦夫里克的日记，起初他对德国人和布尔什维克都持否定态度。然而，在切实感受到被占领期间的种种现实后，他显然调整了自己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根据官方传记，瓦夫里克在此期间帮助苏联士兵，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故乡。类似的事例可能确实发生过。另一方面，瓦夫里克在自己的传记中故弄玄虚，让人们难以对上述事例进行评估。例如，瓦夫里克写道，战争末期，他被迫躲避起来，“以免落入盖世太保或恐怖分子手中”。但是，根据存留下来的1944年2月22日的一张通知单，市政房管局正式命令瓦夫里克腾出他在直属修道院一栋楼房内的住所。此外，相关资料显示，瓦夫里克继续在直属修道院内工作，直至1944年6月，也就是说事实上直至红军解放利沃夫前的最后一刻。随着苏联政权回归，瓦夫里克再次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第三阶段和最后的日子(1944～1970年)

　　苏联红军进入加利西亚境内，标志着新旧两种现实的直接接触，若是在其他情况下这两种现实几乎不可能碰到一起。1944年11月，早在奥地利时期就已经开始布道的希腊天主教的都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在利沃夫去世。他亲历了近60年来加利西亚的各种重大事件，包括20世纪初亲俄派和亲乌克兰派之间的斗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层派来的代表团出席了舍普季茨基的葬礼。代表团中还有时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脑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后成为苏联领袖，他的名字常常令人联想到核时代的各种事件，包括1962年加勒比危机。

　　大俄罗斯思想和乌克兰主义思想拥护者之间的争论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由于再无可能合法地从事社会活动，瓦夫里克转向科研工作。1944年8月，他重返自己在利沃夫大学的岗位(译者注：俄语高级教员)，一个月后便转而担任利沃夫国家历史博物馆高级研究员。二战后，他对于苏联体制的态度渐渐开始向着好的方向转变，他已经作为一名苏维埃人，开始了自我的重新社会主义化。1949年6月，他从共产党利沃夫市委下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夜间大学正式毕业，并在联(共)历史、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考试中获得“优秀”。1948年，瓦夫里克被授予“为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而英勇工作”勋章。在瓦夫里克的来往书信中，能感受到他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精神生活水平”备感欣喜。

　　值得关注的是，在瓦夫里克看来，先前加利西亚的东部地区并入苏联版图，也就是他所幻想的莫斯科和利沃夫的象征性联合，抚平了“大俄罗斯”和“加利西亚地区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对立。正如瓦夫里克在最晚的一部作品中写道的那样，现实已经发生变化，最先让他感到温暖的一个想法是，“整个罗斯西部与祖国母亲连为一体”和“葬身于他乡的危险一去不复返”。此外，根据这一时期他的书信以及他曾发表过文章的卢森尼亚流亡侨民出版社的资料，苏联的积极成就被视为俄罗斯人民的成就，因此这里并不存在矛盾。

　　很显然，瓦夫里克还是暗中希望，二战后关于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兄弟民族”老大哥的讨论中，他之前的看法能够得到证实。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出自政府打算合并乌克兰西部的路线。这一路线除了一些其他内容外，还包括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以及消灭(至少是形式上消灭)苏联境内的东正教-天主教的合并教会。某些“久经考验”的亲俄派甚至占据了利沃夫的领导岗位。例如，库兹马•佩列哈特这个加利西亚俄罗斯记者，成了利沃夫州政治委员会副主席(后成为主席)。

　　瓦夫里克涉及加利西亚俄罗斯活动家的一系列研究，也获得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例如，在准备写作关于伊万•瑙莫维奇的文章时，编辑部要求瓦夫里克将瑙莫维奇描写成一位社会活动家和争取“加利西亚与俄罗斯其余部分重新统一”的斗士。但是，瓦夫里克没有料到，苏维埃“乌克兰化”的继承者变成了新政策的推行者。这些人的观念中存在着“正确的苏联民族主义”和“错误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别。在这一概念体系中，俄罗斯民族“老大哥”的角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瓦夫里克所坚持的俄罗斯族人的概念调和。

　　在此背景下，有时会出现剧烈冲突。例如，1948年瓦夫里克受命检查他所在博物馆的馆藏图书是否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结果，在复检中，新闻检查员发现“三本反苏维埃民族主义出版物”，同时查出瓦夫里克曾在弗兰格尔白匪军队服役的事实。很有可能，三本书中的一本是瓦夫里克关于国内战争的回忆录。当时，这一案件被压了下来(很可能是在佩列哈特干预下)，瓦夫里克甚至在事后获得了工作单位的良好评价。为了避免再次涉险，直至斯大林执政末期，瓦夫里克主要从事地方志研究，并担任利沃夫市观光解说员。

　　随着赫鲁晓夫上台，以及标志着意识形态领域新闻检查制度有所松动的“解冻时期”的来临，瓦夫里克看到了重振自己思想主张的希望。显然，1955年9月国际斯拉夫学者委员会的成立，让他对此更加确信不疑。1955年12月，瓦夫里克向位于莫斯科的教育部高等鉴定委员会递交了申请，请求“法律上认可”他早年在波兰取得的学位，因为在斯大林时期他的这一请求遭到拒绝。1956年10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谢甫琴科文学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决议，因瓦夫里克的学术成就，决定在无须答辩的情况下授予瓦夫里克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命运弄人，作为亲俄派的瓦夫里克，取得的是基辅谢甫琴科文学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学位证书，而诗人谢甫琴科曾是他意识形态对立面的象征性人物。

　　通过瓦夫里克的书信可以确定，他在重新被授予学位后，期望在高校获得一个更高的职位。很可能，如同30年前在波兰一样，他将这一职位与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联系到一起。为此，瓦夫里克求助于国际斯拉夫学者委员会主席维克托•维诺格拉多夫院士，请求维诺格拉多夫院士为其向莫斯科的尼古拉•沃多沃佐夫教授说情。关于由于新一轮告密和阴谋的开始，瓦夫里克在被授予学位后很快被逼离开工作岗位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符：资料显示他是在1956年6月论文答辩前离开博物馆的。

　　然而，很不走运，瓦夫里克追逐功名的热望恰恰撞上了1956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及其思想遗产的批判，使得各地党员纷纷宣誓忠于列宁的主张。这其中也涉及民族问题。列宁这位已经去世的领袖被视为民族问题的不二权威。

　　在此期间，鲜少有人意欲对瓦夫里克的著作进行评论和指摘，但是突然间有人想起了瓦夫里克。事端起源于1957年末发表的利沃夫大学维克托•马尔金教员的专著，主题是关于奥地利治下的加利西亚对俄罗斯文学的师承。马尔金在书中谨慎地提议，不要仅从消极的角度评价亲俄派的活动，并稍带地提了下瓦夫里克的贡献。结果，1959年初，利沃夫的《自由乌克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对马尔金的专著进行猛烈抨击。书评中指责马尔金“在看待极为重要和严肃的问题上，没有秉持科研工作中必需的列宁的原则性”。

　　一直以来热衷于追求亲俄派领袖地位的瓦夫里克，此时不得不应对各种现实和虚无的责难。书评中，瓦夫里克被贴上在苏维埃政权期间拒不修正自己旧观念的“反动派”和“仇视乌克兰分子”的标签。同时，他之前竭力隐瞒的曾在白军服役的事实也浮出水面。瓦夫里克出身的地域局限性，挽救了他，使他幸免于难——案件没有被捅到利沃夫以外的上级部门。当地高等院校和出版社似乎更倾向于将此事抛诸脑后。对于全苏联各个科研中心和出版社而言，他的活动仍属个别，瓦夫里克仅偶尔得以在莫斯科发表一小篇短文。

　　结果，瓦夫里克最终走上了深层的“内心移民”之路。他常常在书信中抱怨，“在苏联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但另一方面，尽管瓦夫里克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实际上未曾离开利沃夫，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他身边形成了一个由认同他观点的诸多热情拥趸组成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的形成得益于赫鲁晓夫时代的某些潮流，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让人觉得非常荒唐的反宗教运动。“复兴”所谓“民族风俗”的企图，唤醒了知识分子对于所有与非官方俄罗斯历史有关的一切事物的特殊兴趣。

　　瓦夫里克依然视自己为杰出的俄罗斯社会活动家和作家，成了所有试图了解喀尔巴阡主题的人们的近乎鼻祖一样的存在。至此，他终于给自己制造出了一个为了主义而饱受迫害、极具耐心、甘受贫困、甘受敌人阴谋诡计的真理斗士的蒙难者光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瓦夫里克的颂扬者们开始将他的传记赋予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历史在他们笔下被描述成另外一种情形：瓦夫里克的父亲外出参加选举，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殴打至死。不知这一说法是否源自瓦夫里克本人。但瓦夫里克曾在一封信中写道，他的父亲与一名地主发生冲突，遭到地主仆人的一顿毒打，后生病去世。

　　同一时期，瓦夫里克重新恢复了与美国境内的卢森尼亚出版社的合作。尽管他也认为这些出版社普遍水平不高，但对于他而言，在流亡侨民中发表文章，实际上是他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的最后一种可能。美国和加拿大的卢森尼亚知识分子试图在新土地上发展类似于民族思想的某种理念。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可谓多种多样，甚至包括对新异教主义的探索。塔勒豪夫主题也曾多次出现在讨论中，但长期以来未能占据中心位置。对此的解释是，流亡侨民的代表当时纷纷逃离奥匈帝国，留在加利西亚的同乡被迫面对的种种现实，已经与他们毫无干系。

　　在瓦夫里克的直接参与下，关于塔勒豪夫的描述很快被呈现在人们面前。专门研究塔勒豪夫战俘营史料的奥地利历史学家尼可•戈尔说，恰恰是战俘营的各种事件，推进了卢森尼亚人作为一个族群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着这些事件形成了一种定型的政治描述。

　　瓦夫里克传记中最为自相矛盾且占据篇幅最多的情节，正是与塔勒豪夫的“新生活”密切相关。1966年在费城，瓦夫里克关于泰雷津和塔勒豪夫的一本小册子正式出版。出版商指出，这本小册子应当是对此前积累的所有战俘营材料的“浓缩性阐述”。但是，文本分析表明，1966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实际上只是1934年乌克兰语版本的俄语译本，编辑几乎未做改动。这本小册子是瓦夫里克写在塔勒豪夫二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实际上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声讨檄文，文中1914～1917年事件变成了世界惨剧。1934年版本的小册子，只选用了《塔勒豪夫选集》四卷纪念版大量素材中的某些片断，用以重申作者的理念。据判断，瓦夫里克终其一生都在满腔热忱地捍卫这一理念。在晚年一封书信中，他仍指出，只有从他的创作中才能认清“加利西亚罗斯”的真实面目。

　　瓦夫里克尚且在世时，人们对于他早期传记中的某些情节已经出现质疑。很可能，这些问题的出现，多半是由于瓦夫里克公开发表的“塔勒豪夫”系列文章，采取了一种全然不容反驳的风格而造成的。我们从这一点谈起：瓦夫里克虽经常谈到“加利西亚蒙难者”集体形象，但事实上关于这一集体形象他什么也没有说过，至少他没有在公开出版物中谈及自己在塔勒豪夫的日常生活。他终日“蜷缩在棚屋角落，爬在几块小木板钉成的小桌子上”，制作了一期手写的讽刺杂志。这是他战俘营生活记忆中的唯一一个片断。这个故事在1966年版的小册子被再次重现。值得注意的是，塔勒豪夫史诗的另一个主人公，罗曼•米罗维奇毕生都在搜集关于战俘营囚犯的资料，但他本人从未到过塔勒豪夫，且不知缘何得以躲过镇压。不仅如此，后来，米罗维奇仅仅因为他本人被当局作为亲俄派登记在册，就将自己归入受害者之列。

　　瓦夫里克在不同时期给出的自己到达塔勒豪夫的时间，也相去甚远。例如，1932年他回忆道，他是在被捕一年后，也就是1915年8月被送至塔勒豪夫。1937年瓦夫里克提到的时间已经变为1914年秋天。细致分析瓦夫里克“战俘营生活”，会发现其他许多令人费解的情节。例如，罗曼•米罗维奇整理的镇压受害者名单中，“亲俄派”瓦夫里克一家子中，只有瓦西里•瓦夫里克一人。名单里既没有他的母亲，也没有其他亲戚，也没有同姓氏的其他人。另外，瓦夫里克自己曾回忆道，当时他离开利沃夫前往马纳耶夫，母亲一直恳求他同自己一起接受遣送，前往奥地利腹地。

　　还有一个令人极其困惑的情节，是1921年瓦夫里克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的亲笔记录。在填写出生地时，瓦夫里克给出了一个很模糊的表述“俄罗斯加利西亚”(捷克语原文是：Rusko Hali)。“俄罗斯加利西亚”这一术语只适用于一个特定时期——1914年9月至1915年夏天，当时俄国军队占领了加利西亚，并且在当地成立了相应的总督管辖区。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瓦夫里克和他的许多同乡，同撤退的俄国军队一起前往俄罗斯。他还描述了许多他未曾见过的事物。不仅如此，瓦夫里克说，他在塔勒豪夫所出版的历期杂志都“阵亡”了，似乎只保留下一个副本，落入一个美国私人收藏家手中。《塔勒豪夫选集》中，只有一次(费奥菲拉•库里洛神父的回忆中)提到手稿在战俘营内，但不是在塔勒豪夫战俘营，而是在泰雷津战俘营。

　　尽管“旧亲俄派”直至最后，仍忠于自己的信仰，但他们的“事业”无法阻止世代更迭和现实意义变换的自然过程。罗曼•米罗维奇，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教会的都主教——西尔维斯特•谢姆布拉托维奇的侄孙，在苏联一所学院工作。学院里的大学生们都通过了科学无神论的考试。瓦夫里克的孙子们也已经成为苏联的乌克兰人。利沃夫的加利西亚俄罗斯“侨民”逐年减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内，重病缠身的瓦夫里克在信中承认，看不到自己继续斗争下去的意义何在，只想快点离开这个世界。1970年7月5日，瓦夫里克去世。两天后，按照他的遗愿，他被葬在利沃夫的雷恰科夫墓地，这座公墓被称为“俄罗斯新闻工作者烈士墓”。

　　***

　　瓦夫里克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的诸多事件。这段历史时期，成为我们今天称为“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阶段。恰恰是在此时，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旧的共同体相继崩塌，早先“新时代”曾在地球版图上出现过的一些国家消失了。技术进步领域发生了先前无法预见的飞跃。人们在经历这一时期的所有动荡并见证了超音速飞行后，仍有可能与马背民族时代相遇。与此同时，已经到来的这个时代，它的标志就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实践。相当大一部分人，从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中跳脱出来。个人与新现实的碰撞有时会带来创伤，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于封闭社会的人们。在他们看来，变革时代的到来是某种文明灾难，会对人的世界观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瓦夫里克身上，这样的演变过程尤为突出。他出生于一个让人备感陌生的别人的国家，成长于由其他文化、而非他自身固有文化主宰的环境下。瓦夫里克不断尽可能靠近俄罗斯精神遗产的意图，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他的社会化特性。在饱受民族间矛盾之苦的奥匈帝国境内，通过对抗他族来确立本族地位是典型的做法。尤为重要的是，奥匈帝国各地区内只有那些可以被归为“己方”和“敌方”范畴的族群谱系才会发生动荡，而这些族群本身，作为本体现象仍是不变的。

　　哈布斯堡王朝的千百万臣民遵循着这一原则。和加利西亚的瓦夫里克相对应的是，比他晚一个月出生在上奥地利的同胞和同龄人，选择了以对抗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为目标，将自己与日耳曼精神传统联系在一起。对于加利西亚绝大多数居民而言，哈布斯堡王朝仍一如既往地令人憎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夫里克从奥地利开小差，为的就是不保护日耳曼人。这个国家另一端的他的同胞，相应地投身日耳曼军队，为的是不与斯拉夫人并肩作战。

　　在与俄国开战后，奥匈当局在瓦夫里克的故乡采取的大规模恐怖行动，成为瓦夫里克生命中的转折点。瓦夫里克最初对于所经历的一切感到震惊，继而这种震惊被贯穿其一生的犹豫不决而代替。如今，一战已经过去100年，很难判断，是什么影响了瓦夫里克事件的理解。总的来说，瓦夫里克“旧世界”的颠覆，带来的心理创伤如此巨大，以至于大部分现实记忆变得模糊不清，取而代之的是晚些时候的各种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瓦夫里克叙述中的塔勒豪夫史诗，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事件的逆向重构。他本人相信这种重构，并且开始先是诱导自己，继而诱导他人相信确有其事。

　　应当指出的是，瓦夫里克的事例并非个案。不仅如此，这一事例反映了在旧现实崩塌后(例如，在旧的各欧洲帝国解体后)处于崭新环境中的一系列欧洲国家的相似境况。例如，与加利西亚亲俄派处境类似的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只是，显然他们还有自己的独特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成为俄国当局的镇压对象，而后随着俄罗斯帝国解体和波罗的海沿岸新民族国家的成立，他们由该地区首要问题变成了不受保护的少数。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欧洲历史的主要特点就是出现一系列专制程度不同的政治体制，而且这一进程并没有绕过那些少数民族和流亡侨民。前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苏台德的德意志人的民族社会主义机构，这些机构显然是按照“大”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模式组建的。而分散在各个欧洲国家的乌克兰流亡侨民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通过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联合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也涉及加利西亚的亲俄派文化机构。分析瓦夫里克的活动和立场，可以猜想，他渴望建立一个由他独自掌权的亲俄派利益代表机构，尽管亲俄派运动组织力量薄弱并且其意识形态特征也无法使此举发生。但是，瓦夫里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几十年后他的大部分战友，很可能甚至不乏才华横溢的战友，终是湮没在他的影子中。并且，据传，在对相关讨论进行研究时，大部分还是被冠以瓦夫里克的名字。

　　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政治领域内的民族和种族诉求，多以激进面貌出现，与活跃的新一代重返和坚守过去的隐含意图产生了共鸣。在变革时代，这样的意图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好的回忆和习以为常的生活，这些都与已经开始的全球化相矛盾。瓦夫里克的事例中，在那个年代，当从大俄罗斯身份认同中寻求解决方案仍是加利西亚社会发展的现实可能之一时，也曾有人尝试让现实回到至少半个世纪前。不排除一种可能，瓦夫里克已经隐隐意识到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诉诸种族民族主题，他的“塔勒豪夫”主题如此之活跃，是意欲把亲俄派团体激进转变成新环境下的民族这一企图使然。但是，这一举措早已注定以失败告终，因为如前面所说，亲俄派并没有经历过其他民族运动(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曾经历过的各个阶段。

　　这一情形在瓦夫里克本人意识形态的极端矛盾性中也有所体现：瓦夫里克一方面希望亲俄派在同一精神传统内与俄罗斯人紧密团结，同时他又期望加利西亚人保持自己的历史文化个性。当更大的政治力量尚未介入其他欧洲团体的生活中时，类似的自相矛盾在欧洲团体当中也颇具典型性。1938～1939年期间，由于那两个“著名”的协议(译者注：此处应该指的是1938年《慕尼黑协定》和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台德和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都变成了第三帝国的居民，不管他们情愿与否。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加利西亚加入苏联后。“旧”团体再次置身于他们无法左右的新环境中。两个事件中，旧的自我认同完全被“伟大日耳曼公民”和“苏维埃乌克兰人”的认同所排挤，压缩到仅限于私人领域内。

　　这些团体被彻底清洗掉，已经是在核武器和航天飞行的时代，并且与一代代人的自然更迭有关。例如，德国国内的波罗的海和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后裔，可以保持其旧身份认同中的文化成分，但其本人在新国家框架内已经社会化。亲俄派则是另外一番情形——对于苏维埃国家而言，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异类，而且已经太落伍了。对年轻的一代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亲俄派和亲乌克兰派之间的政治争论，已经是历史教科书中的陈年往事，而对于曾亲自接触过某些加利西亚“启蒙者”的瓦夫里克而言，这样的争论真实存在，并不遥远。

　　由此可见，1941～1945年期间的诸多事件，不仅对于整个欧洲以及欧洲各地区本身的历史，而且对于在觉醒年龄段内恰逢上述事件的整整一代人，都具有转折性意义。无须惊奇，多少重要人物都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觉醒，并且着手演绎现实的新意义，这些现实的新意义肩负着解释所发生的种种剧变的使命。这些论述的创立者，常常会把这样的论述和其个人传记联系到一起。就如同在瓦夫里克事例中，其传记被过度神话化。但只要秉持批评的态度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时间会证明，有时这样的论述是破坏性的(例如，纳粹德国所发生的)，而在其他事例中可能走入死胡同并最终完全过时。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一时期的思想遗产远比这个时代本身更具有生命力，时至今日依然存在，只是已经完全独立于其创始人而存在。

　　(相关简介：伊戈尔·巴里诺夫(Игорь Баринов)，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本文原文为俄文，首刊于《最新东欧历史与文化论坛》(Форум новейшей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2016年第1期(http://www1.ku-eichstaett.de/ZIMOS/forum/docs/forumruss25/14Barinov%20LZ%20neu.pdf);经作者及该杂志许可，本刊予以翻译发表。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1914～1945年的事件，对于欧洲而言完全是命运攸关。它们不仅导致欧洲地理面貌发生变化，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彻底重新格式化了人们先前的生活与思维方式。这一进程沿着两条轨道同时并行——领土和人的变化。领土变化方面，此前业已成为“问题地区”的欧洲地区，经历了最深层的“重新格式化”。这首先涉及位于各个大陆帝国接壤带的过渡区域，或者时刻处于不同力量中心的历史文化影响下的毗邻区域。在这一点上，加利西亚这片不大的历史文化地域，最具典型性。加利西亚一度归属奥匈帝国，却在其境内鲜为人知。在这三十年间，加利西亚绝非自愿，先后归属过四个国家。

加利西亚地区在欧洲的地理位置

       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1885～1900年期间出生的人，既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主要行动者，同时也是变革的人质。文献将这些人定义为“迷惘的一代”。在此背景下，这种“迷惘”在所发生的各种人口和社会变化中显得尤为独特。在此期间出生的相当一部分欧洲人，他们的生活被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之间的一系列事件打乱，拆解成彼此毫不相似却全都充满戏剧性的若干段。他们不得不一次次重新开始生活——新的现实与过去截然不同。

　　瓦西里•瓦夫里克(1889～1970年)，作家、知识分子，后成为加利西亚亲俄派运动晚期的著名活动家之一。他的经历从小地方的视角，生动地展示了欧洲历史进程的一波三折。瓦夫里克的早年生活正值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鼎盛时期，晚年生活恰逢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开始推行“发达社会主义”。除1914～1926年这段时间外，瓦夫里克一直在加利西亚，成为这一地区各种变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的生活，与大多数同乡和同龄人一样，被割裂为若干段，并且每一段生活都如此之绝望，让人无法期冀下一段生活的开始。

　　第一阶段(1889～1921年)

　　瓦西里•瓦夫里克出生于奥匈帝国东部边境。他的出生地在今天的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和罗夫诺州的交界处。他的准确出生地仍有待证实，对此的描述竟有四个版本。官方文件(包括悼文)称他的出生地为雅斯尼谢村。他所就读中学的资料显示，他出生于雅斯尼谢村的邻村——库季谢村。之所以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很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村子都属于圣尼古拉教区，刚出生的瓦夫里克在这个教区接受了洗礼。然而，在瓦夫里克被从俄罗斯遣送至捷克斯洛伐克的过程中，在移民机构登记时，他称自己的出生地是位于上述两个村庄西南的马纳耶夫。1921年秋天，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语文系入学登记时，他直接声称自己来自布罗德。关于瓦夫里克的出生日期，也说法不一。教堂记录显示，他出生于1889年3月21日(旧历)。但他在布拉格期间的文件显示，他的出生日期为1889年3月31日，甚至还有1891年的记录。瓦夫里克漫长的一生中，与上述传记中“空白处”类似的疑点，为数不少。

　　加利西亚这个哈布斯堡王朝最贫困的地区，族群多样性是其突出特点，经济上的同化，使得各族群在文化上的差异进一步扩大。长期从事加利西亚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拉里•沃尔夫(Larry Wolff)指出，每个居民都竭力定位自己的身份认同。一方面，矛盾已经触及社会文化领域。例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明显，而那些离开自己圈子的农民，又极力表现出自己有别于原生环境。另一方面，波兰人、犹太人和卢森尼亚人组成的“加利西亚合唱队”内部，各族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来已久，加之每个族群本身的内部摩擦不断，更是棘手。

　　对于奥地利当局而言，加利西亚的东斯拉夫居民，属于“卢森尼亚人”这一官方概念，但这一概念无法反映现实图景的全部复杂性。在加利西亚这个不大的区域内，各种文化的变体以及语言上的差异，催生了诸多地方性团体。这些地方性团体本身，可能已经从内部分裂为若干个“小团体”。由此，不同团体在相互接触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例如，来自封闭山区的人们与平原居民之间的矛盾。这些数量众多的地方性团体，因着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尊崇而结为亲戚。传统生活方式中，人的存在本身，由一整套古老仪式加以约束，而亲属现象则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后来在瓦夫里克一系列诗作中，都能感受到新异教主义探索，莫不与此有关。

　　[译者注：新异教主义(英语：Neopaganism，或称新异教信仰)是多种新兴宗教运动的统称，这类新信仰主要是与基督教开始盛行以前的非基督宗教有关。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包括多神论、泛灵论与二神论等，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各类变形。部分新异教徒所进行的性灵活动纯粹是现代产物;而其他的新异教徒，则依照历史与传说，试图精确地重建出原生的宗教，并将其复苏。以数量而言，美国、英国、北欧与乌克兰等地，是新异教运动最为盛行的地方。而依据新德鲁伊信仰、日耳曼异教信仰(Heathenism)以及斯拉夫异教信仰(Slavianism)而建构出来的威卡教，则是目前最庞大的新异教运动(参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瓦夫里克的父亲罗曼•阿列克谢耶维奇(1847～1909年)和母亲玛丽娅•彼得罗夫娜(?～1918年，出生于弗多鲁克)是农民，家境并不宽裕。家中除了瓦西里•瓦夫里克外，先后有过11个孩子，其中只有6个幸运地活了下来。瓦夫里克在自己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对自己的父母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瓦夫里克说，自己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村子里唯一能识文断字的人，当过文书官，后被选为地区法院的陪审员。他的母亲是一个旧式传统意识的坚定拥护者，坚持以传统意识特有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世界。纵观瓦夫里克的一生，古老的农耕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以一种怪诞的方式在他的意识中交错纠缠。例如，他晚期的一封书信中，将基督等同于雨神。很有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论是未来的作家瓦夫里克，还是他的同乡，在与另一种技术文明的各种现象发生碰撞时，受到的创伤才不致那么严重。

　　瓦夫里克一家，只是加利西亚众多并不富裕、境遇相似的农民家庭之一。然而，瓦夫里克的父母意识到，孩子若是不接受教育，就无法跳出这个圈子。显然，瓦夫里克的父母无法负担所有孩子的教育费用。最终，年纪稍长的儿子们留在当地，另外3个男孩和1个女孩到美国打短工。排在中间的瓦西里•瓦夫里克酷爱学习，父母决定将他送到布罗德的鲁道夫皇储皇家文理中学读书。这所中学的名字，是为了向哈布斯堡王朝帝位的继承者致敬。某些公开发表的文章提及瓦夫里克的父母具有亲俄倾向，为了不让瓦夫里克去乌克兰中学，才将他送入日耳曼中学。事实上，当时选择送他去布罗德上学，多半是由于离家近。至少，在瓦夫里克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谈到这一选择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瓦夫里克上的是付费中学：一个学年的学费60克朗，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支。瓦夫里克显然是因为家里缺钱，14岁才进入布罗德中学一年级。学校大部分学生的母语是波兰语，卢森尼亚语学生的数量居第二位，但卢森尼亚语作为授课语言却屈居第四位。学校的授课语言，起初是德语，但1914年前改为波兰语，德语退居至第二位。瓦夫里克的德语和波兰语都学得很好，因此他晚期的手稿中时常出现德语和波兰语单词和短语，用以替代俄语。

　　少年瓦西里•瓦夫里克，由于年龄偏大且出身微寒，在学校里备受排挤。无论是当时，还是更早的时候，加利西亚社会和经济进程的主要动力始终是城市居民，即波兰人、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卢森尼亚人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由于种种原因，其社会地位较低。这一点在学校里也很明显。瓦夫里克的同班同学中，始终只有3～4个卢森尼亚人，其余的同学，除一小撮儿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外，都是波兰人。

　　瓦西里•瓦夫里克内心逐渐滋生出对于这些族群的深深厌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这种厌恶演变为斯拉夫民族沙文主义，这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文学评论家格奥尔吉•蒙布利特评论瓦夫里克的手稿时指出，他的诗歌和散文执着地阐述着一个主题，斯拉夫人对“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反抗及其对于日耳曼人“由来已久的敌意”。瓦夫里克描述自己在布罗德的青少年时光时，用了一句话“波兰人的傲慢和犹太人的卑鄙”。瓦夫里克的早期诗作《杜布罗瓦》中表现出典型的简单标签化，他认为，靼鞑人在加利西亚的暴政，先是被波兰人，继而被犹太人的强权所替代。他的短篇小说《卡林的小木屋》中，但凡涉及犹太人，一律是邋里邋遢的固化形象。瓦夫里克在谈及自己反犹太人倾向的成因时指出，主要是宗教和日常生活因素，后来又掺入政治因素。直至纳粹入侵利沃夫，瓦夫里克目睹了纳粹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犹太人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作为一个已然与出生环境割裂的农民出身的人，瓦夫里克将城市居民(译者注：此处的城市居民即上文提到的波兰人、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这无疑让他对亲俄派更加向往。晚些时候，瓦夫里克的战友，罗曼•米罗维奇写道，他的好友瓦夫里克“还在中学时就已经萌生”对俄罗斯的神往。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别人”(首先是波兰人)在加利西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可能是如瓦西里•瓦夫里克所说，由于老瓦夫里克(译者注：瓦西里•瓦夫里克的父亲)在家乡村子里为亲俄派文化和财政机构帮忙的缘故。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小瓦夫里克(译者注：此处指瓦西里•瓦夫里克本人)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而是在于一直以来他是如何理解“俄罗斯人”的。中学历史课程中并没有独立的“俄罗斯”主题。卢森尼亚语言课程虽然也会提及诸如马尔基扬•沙什克维奇之类亲俄派作家的名字，但更倾向于小俄罗斯文学(科特利亚列夫斯基、谢甫琴科)。[编者注：“小俄罗斯”(Малая Русь或Малороссия)是俄罗斯及俄语历史上曾使用的一个政治和地理术语，指20世纪前囊括如今乌克兰大部分的一片土地。因此，俄语衍生词汇“小俄罗斯(的)”(малорyсский)也被普遍应用到与该区域相关的人、语言和文化上。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术语已经几乎成为一个废弃的词汇，它的不合时宜的使用会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视为对其的强烈冒犯。]少年瓦夫里克心目中“罗斯”才是真正的斯拉夫文化核心的观念，其唯一来源很可能是《伊戈尔远征记》，书中谈及古老的加利奇。有一点令人备感惊奇，那个年代，在瓦夫里克就读的这所奥地利国立中学里，学校布置的卢森尼亚语作文题目中，经常会有《一句话描述古罗斯》的题目。很可能，恰恰是这一点，以独特的方式触发了瓦夫里克意识中的亲俄倾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国内对于古代俄罗斯的兴趣高涨。斯拉夫历史中的一系列形象，激发了知识分子艺术创作和精神探索的灵感。俄罗斯社会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圈子开始为自己而“重新发现”罗斯的历史土壤，包括“重新发现”加利西亚。在此之前，加利西亚的斯拉夫居民，无论是从种族还是从文化上，早已与俄罗斯人本身迥然不同。然而，在俄国社会的民族主义倾向圈子的观念中，加利西亚的斯拉夫居民仍被视为众多遗落他处的本属于俄罗斯民族的族群之一，理应回归其“天然边界”内。

　　这一观点得到了来自“边界”另一侧的回应。加利西亚亲俄派年轻一代的代表不仅将自己与形而上学的“罗斯”，而且将自己与作为国家的俄罗斯联系在一起。类似的观念起源于从基辅公爵到20世纪初这千百年来不曾间断的国家和文化传统。英国研究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的“想象的共同体”原则开始发挥作用，两个相互隔绝的团体开始将彼此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喀尔巴阡是全斯拉夫共同发祥地的理论，进一步增加了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的分量。由此引发了俄罗斯国内对于地方精神和知识遗产的充满民族主义浪漫情怀的特殊兴趣。1907年，莫斯科的斯拉夫派积极分子费奥多尔•阿里斯托夫开始创建“喀尔巴阡-俄罗斯”博物馆。(译者注：斯拉夫派，又称斯拉夫主义，是19世纪中叶俄罗斯社会哲学派别，反对学习西欧，主张走俄罗斯独特道路。)加利西亚俄罗斯知识分子，将这些遗产视为俄罗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恰在此时，早期浪漫民族主义所特有的“从喀尔巴阡至堪察加”俄罗斯统一体的观点，在加利西亚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亲乌克兰派目睹了奥地利卢森尼亚人和小俄罗斯本地人中那些不同于俄罗斯人的独立民族代表，却拒不承认这些独立民族的存在，这种立场也间接促成了俄罗斯统一体观点的出现。

　　瓦夫里克也接纳了所有这些主张。很难说，对于瓦夫里克而言，哪种身份认同是第一位的——地区性认同或者想象的大俄罗斯认同。更有可能的是，两种认同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研究瓦夫里克的创作和智力遗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瓦夫里克虽未抹杀自己同乡的历史文化个性，却也未能把他们与大俄罗斯人区分开。而瓦夫里克终究还是没能突破自己的小地方思维局限。瓦夫里克创作的主题和相当一部分内容清楚地表明，他的创作灵感并不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派，而是源于19世纪上半叶至中期的加利西亚“启蒙者”的作品。囿于这种理念，瓦夫里克极其郑重地将自己及来自小地方的其他文学家与普希金、果戈理一同视为俄罗斯文学的组成部分。甚至在苏联时期，瓦夫里克仍真诚地相信，必须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独立的“喀尔巴阡-俄罗斯作家”图书馆。

　　“大俄罗斯”观点在瓦夫里克观念体系中的意义，随着其生活阶段变化而时强时弱。例如，瓦夫里克在白军服役时，其意义有所增强;当他返回加利西亚时，其意义被弱化;而在苏联时期，其意义又重新得到强化。此外，可以断定的是，瓦夫里克并未被泛斯拉夫思想同化。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在“志愿军”(译者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俄国南方的反苏维埃武装)的捷克斯洛伐克营内正式服役，但在关于这段时间的回忆录中，他坚持强调自己的“俄罗斯”出身。命运弄人，瓦夫里克的俄罗斯战友们却认为他是捷克人，并且将他的回忆录视为“为俄罗斯民族生命和荣誉”而战的“外国人经历”的有趣写照。这一事实大大刺激了瓦夫里克。显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不放过任何一个场合，强调自己的“俄罗斯性”。例如，1923年，他给同乡——民族志学家尤利安•雅沃尔斯基的信中写道：“即便捷克人当中也不可能不存在民族主义者，国际主义简直完全就是自取灭亡。”

　　在此背景下，当时政治上的亲俄运动与东正教紧密相关，这一事实令人备感好奇：加利西亚的“启蒙者”，雅科夫•戈洛瓦茨基和伊万•瑙莫维奇，从希腊天主教转而改信东正教。众所周知，至少在中学毕业前，瓦夫里克曾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合并派教徒。作为未来亲俄运动非正式领袖之一的瓦夫里克，其宗教归属问题有多种说法。在布拉格期间，尽管瓦夫里克在大学登记表里填写的信仰是东正教，但他经常造访的却是新教机构——位于叶奇纳亚街道上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循道派教堂，这两者的活动饱受境外东正教大主教们的强烈谴责。留存于这两个机构的表格，背面上有瓦夫里克于20世纪20年代初所写的文字。此外，成年时期的瓦夫里克，曾是利沃夫圣格奥尔吉东正教堂(当时这座教堂被称为“小山岗”)的活跃教民。而对于1946年苏联正式废除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合并教会，瓦夫里克表现得格外兴奋。六年后，应“宗教与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的请求，瓦夫里克写了一篇揭发合并教会的文章，而他本人曾是合并派教徒。

　　这里我们可以见到这样一种个性的瓦夫里克：一方面，他拼命地想要成为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的人，哪怕仅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另一方面，他竭力保留自己的加利西亚地区性认同。理论上讲，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如上所述，卢森尼亚人曾被视为俄罗斯族的一部分。但是，现实中在俄罗斯人圈子内，人们并未将瓦夫里克看作“自己人”。显然，他所郑重宣称的“俄罗斯性”，与他的加利西亚地区性认同以及他本人日益关注那些对于俄罗斯人(更别提苏联人)而言几乎完全无法理解的宗教，简直就是自相矛盾。

　　对于瓦夫里克准备在中央出版社《苏联作家》发表的一系列作品，相关评论公允地指出，这些作品不够震撼且受众群体太过特殊。例如，莫斯科文学研究所的米哈伊尔•洛巴诺夫教授指出，瓦夫里克作品的主题和真实性仅局限于喀尔巴阡地区，只有作者的同乡能够理解并产生亲近感，而莫斯科读者无法抱此期望。中央出版社散文部主任、文学评论家维克托•佩捷林写信给瓦夫里克指出，他的作品“距离现代生活过于遥远”。可以想见，瓦夫里克的观点完全与之相左，他完全不明白作为俄罗斯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怎会对另一个组成部分的生活没有兴趣。尽管一再遭遇各种理由充足的拒稿，瓦夫里克仍继续写作，不停地创作着艺术性饱受争议的同一类型新作品，完全不顾作品一旦发表，可能会引发评论家们针对他的倾轧以及对他非俄罗斯出身的指摘。

　　瓦夫里克的俄语也是个不小的问题，他只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系统地学过俄语。研究瓦夫里克作品的风格时，格奥尔吉•蒙布利特指出，他给人留下“相当相当多的困惑”。蒙布利特说，瓦夫里克的词汇、短语和句法带有其故乡语言的典型特色，因而他的词法看上去“相当古怪”。换言之，蒙布利特在委婉地暗示，瓦夫里克并不精通书面标准语。有时，一些评论家更为直白：女诗人埃尔米拉•科特利亚尔认为，瓦夫里克根本未曾创造出“属于文学作品的素材”。需要指出的是，瓦夫里克也意识到自己创作的不足。他在多封书信中抱怨，“不停书写着零碎片断”，“风格蹩脚”且“常常出错”。但这并不妨碍后来瓦夫里克的颂扬者们将其称为“天才的民族诗人”。

　　让我们回到半个世纪前。瓦夫里克于1911年4月中学毕业。中学记录显示，他有意于从事神学研究。这一最初选择，很有可能是受家人影响。他的家人认为当一名神甫，是提升社会阶层的最佳途径。然而，瓦里克随后很快改变了初衷。官方传记显示，他进入了利沃夫大学法律系。

　　当时，利沃夫大学是波兰和乌克兰大学生政治辩论的战场。双方对于地区的未来发展各执己见。瓦夫夫里克不属于任何一方。他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使得他本人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纨绔子弟，仰仗父母资助，热衷混迹于女人堆。显然，法律系的学业对于瓦夫里克没什么吸引力。他说，当波兰教授们在又一轮考试中让他挂科后，他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利沃夫大学，在俄罗斯驻利沃夫领事馆谋到一份翻译的差事，然而，后来在对他的正式悼词中没有提及他“大学未毕业”。

　　当时，加利西亚亲俄派和亲乌克兰派之间的局部摩擦，渐渐使得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愈发紧张。两国都怀疑对方利用民族运动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在俄罗斯，这一矛盾，作为意识形态问题，被纳入一战前广为流传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之间永久争战的概念体系中。在这一概念体系内，加利西亚的亲俄派确实将自己视为残存的“罗斯”的“保护罩”，而将亲乌克兰派视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反俄罗斯战略的武器。与之相反，在奥地利，人们将俄罗斯方面对于加利西亚亲俄派的支持，视为其实现泛斯拉夫化野心的第一步——即首先是通过哈布斯堡王朝实现其野心。

　　那场始于1914年8月的战争，起初被视为又一场很快便会终结的利益冲突。然而，现实是这场战争撼动了旧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全世界若干代人的命运。这场战争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出特点是这场战争的全面性，无论如何，种种新的现实还是触及了全世界。各参战国稳固本国国内形势的意图，导致军事司法机关得到迅速加强。军事司法机关认为其主要任务是消灭潜在的敌对个人和团体。

　　对于奥匈帝国而言，隐秘或公开地对俄罗斯表示出好感的亲俄派(无论其出身如何)便是这样的敌对团体。这首先涉及加利西亚的亲俄派运动，加利西亚因其地理位置，对于奥地利具有战略性意义。由于奥地利军队战败，最初不分年龄与职业对加利西亚亲俄派的逮捕行动，迅速演变成了加利西亚军事警察的恐怖暴行。按照所谓的“战时逻辑”，所有前往东部或未被遣送至奥地利腹地的加利西亚人，都被认定是俄罗斯方面的潜在“间谍”。如前面所述，一度生活在自己封闭世界中的普通居民，在与新现实的碰撞中迷失了方向，并由此成为军队肆意暴行的牺牲品。多年后，瓦夫里克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将针对亲俄派的镇压描述成某种由来已久的“反俄罗斯”思想的一次实践;亲俄派乃至整个卢森尼亚人，将获得慷慨赴难的无辜蒙难者光环。由此，另一种描述应运而生，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事件将被称为“加利西亚的各各他”(译者注：各各他是耶路撒冷近郊的一个小山，传说耶稣被钉死于此处)。

　　战争初期，瓦夫里克深知自己面临的风险，决定从利沃夫逃回故乡马纳耶夫，希望在那里寻求“平静和庇护”。根据官方传记，“一个大难临头的日子里”，全村都跑光了，只留下瓦夫里克一人，他在两军的中立带痛苦地熬过了三天三夜。然而，瓦夫里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给出了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根据这一版本，实际上他很快就到了俄军占领区域内，甚至进入了俄军位于克鲁特涅沃村的营地。瓦夫里克极有可能由此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全省都处于俄国人控制下，于是他平静地回到了家中。随后，他显然是害怕丢脸，一再重申他在第四天才到达邻近的扎洛济齐，继而“每走一步都准备好随时可能沦为牺牲品”的他，从那里返回了故乡。

　　在此期间，奥地利军队转入进攻并收复早先失去的阵地，已经返回马纳耶夫的瓦夫里克被宪兵队抓走。罗曼•米罗维奇的资料显示，事情发生在1914年8月17日。当地警察局的官吏，一心巴望着升官，将这年轻的瓦夫里克押送至兹博罗夫的县领主跟前。根据瓦夫里克的陈述，他的私人信件以及在他家中搜出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都被作为从事破坏活动的证据呈递上去，县领主因此对宪兵嘲笑不已。当时，瓦夫里克并未意识到，他正是因此而逃脱了落入野战军事法庭的厄运。县领主很清楚，在他面前的不过是一个对俄罗斯心存好感的普通人，并不是亲俄派积极分子，更非间谍，便下令将瓦夫里克押入当地监狱。一段时间后，瓦夫里克从这里转至利沃夫著名的布里吉德监狱(译者注：此处为音译，对应的英文名为Brygidki，是一战时位于乌克兰利沃夫的一所监狱)。

　　据瓦夫里克回忆，在布里吉德大约一周的短暂羁押，起初并没有什么特别：囚犯们履行普通的监狱义务，而且他们的伙食很不错。然而，许久之后，瓦夫里克曾写道，“囚犯们无尽的痛苦，在浊重而不堪重负的呻吟声中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瓦夫里克所经历的持续震撼，与一个情节紧密相关：俄军占领利沃夫前，奥地利法庭开始执行死刑，瓦夫里克所在的牢房，变成了未来死刑犯的牢房。

　　可以想见，这一事件成了年轻瓦夫里克生命中的转折点。毫无疑问，瓦夫里克内心或许恰好想成为“俄罗斯间谍”或反政府活跃分子。显然，他依然活着，这种在同一牢房囚友面前的负罪感，不停地折磨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狱和战俘营的主题成为瓦夫里克无法摆脱的核心思想，这一核心思想进而转变成为自我受害者化倾向。例如，短篇小说《卡林的小木屋》(1926年)和《乌尔沙》(1928年)的叙述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印迹。小说中，主人公们为了自己的亲俄思想而死于暴力。在阅读这两篇小说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印象，瓦夫里克把死于“罗斯敌人”之手英雄化，仿佛在自责没有与同乡一起死于监狱或战俘营内。他的诗歌中，不止一次出现与死亡有关的一系列形象，而他在描述“加利西亚苦难”时，经常采用完全非诗意化、甚至是自然主义的方式。谈及自己的同乡可能仅仅因为“说俄语”而被处以死刑，瓦夫里克仿佛重温噩梦：在马纳耶夫住所搜出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只是让奥地利官员哈哈一乐。1914年8月28日俄军进入利沃夫。此前不久，布里吉德的囚犯被送至位于波西米亚的泰雷津堡垒，堡垒被作用监狱。第二年，他们又被转送位于奥地利腹地的战俘营——塔勒豪夫。瓦夫里克政治与社会活动的核心主题与泰雷津、塔勒豪夫密切相关。他积极推动的辩论中，针对亲俄派的镇压被他视作针对“俄罗斯民族”的恐怖暴行，战时措施(在他看来)陡然变为灭绝“俄罗斯思想”拥护者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世界末日图景。在他的准宗教模式中，战俘营事件呈现出地狱般的面目，而镇压行动的执行者和帮凶则成为地狱中的恶魔。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上述描述实际上悄然取代了真实的瓦夫里克传记。甚至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个似乎是最适于反映过往事件的平台上，瓦夫里克提到有关泰雷津和塔勒豪夫的章节，建议读者去阅读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公开发表文章。一方面，他并没有提及在这两个战俘营的经历：塔勒豪夫的日子最为难捱，泰雷津则相对好些。另一方面，瓦夫里克正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唯一一次提到自己转至塔勒豪夫的时间——1915年4月末。他还揭示了自己在战俘营内的生活。他在文章中描述到，奥地利的“刽子手们”如何在战俘营中迫害他的同乡。瓦夫里克在回忆录中甚是苦闷地承认，那段时间他几乎要死于“无聊和郁闷”，他已然厌倦了象棋和书本，他甚至开始制作手写的杂志，只是为了找点儿事做。

　　瓦夫里克抵达塔勒豪夫不久，战俘营内就开始征召适合服兵役的人员。晚些时候出版的一部作品中，瓦夫里克描述了有关应征入伍大学生的事件。这些人自称是俄罗斯人，并因此被处以吊刑。他在回忆录中坦承，尽管他也在应征人员之列，他仍试图逃跑，似乎是因为他住的棚屋里开始出现回归热(译者注：回归热是由回归热螺旋体经虫媒传播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瓦夫里克在塔勒豪夫待了5个月(而某些犯人在那里度过了数年)。1915年10月，他已然作为第80步兵团惩戒连的士兵出现在军队内。奥地利军队的这支部队传统上是由出生于加利西亚的人构成。其中大部分(70%)是卢森尼亚人，其余的有波兰人、犹太人和其他当地人。由于在加利西亚发生的上述大学生事件，第80步兵团从省内离开，与另外一个由卢森尼亚人组成的团，一同转隶给民军第106师(译者注：民军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奥匈帝国和瑞士等国的民军，又称后备军)。该师于1915年9月至1916年7月期间参加过意大利前线的一系列战斗。

　　发表于1932年的瓦夫里克传记资料指出，1916年春天，他被编入第20增补连，派往阿尔卑斯的斯列梅山区(现为斯洛文尼亚领土，距离沃拉里耶镇不远)。之后的事件，因消息来源不同而说法不一。据官方版本，1916年夏天瓦夫里克被俘，在意大利待了整整一年，直到1917年春天才因俄罗斯大使的介入而获释。然而，罗曼•米罗维奇的记录却给出另一个版本。记录显示，瓦夫里克到了意大利后，越过前线，换句话说，就是他临阵脱逃了。后来，瓦夫里克本人也确认了这一事实。不仅如此，奥地利军事档案馆中保存着一战期间曾沦为意大利俘虏的奥地利军人名录，其中并没有瓦夫里克的名字。瓦夫里克也无法解释他被俘的说法是如何产生的，而苏联各种调查表内的信息，极为混乱。例如，瓦夫里克在二战前指出，1916年他在意大利，而二战后他又说1917～1918年在意大利。令人奇怪的还有一点，1956年他说自己精通意大利语，而1940年他曾说自己不懂意大利语。

　　官方传记显示，瓦夫里克在获释后前往法国，加入俄罗斯在法国的远征军。但是，在后来的调查表中他指出，事实上他加入的是捷克军团。很显然，这里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志愿者军团，该军团于1917年1月在位于那不勒斯附近的战俘营内组建。瓦夫里克之所以应征加入军团，很可能是为了摆脱俘虏的境遇。之后，用他的话说，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米哈伊尔•吉尔斯和俄罗斯在法国的军事间谍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的介入，改变了他的命运。仰仗这两人的鼎力相助，在局势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瓦夫里克得以绕道(途经巴黎、伦敦和北海)前往彼得格勒，在那里当时的“克伦斯基政权濒于垮台”。后来，瓦夫里克颇具象征意味地将自己重返彼得格勒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联系在一起。

　　甚至在苏联时期，瓦夫里克在回忆起最初将“伟大十月”的口号视为异类时，丝毫不觉得难为情。并且，人们无法得知，他是否当即就产生了加入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意愿。无论如何，看得出，瓦夫里克辗转至顿河畔罗斯托夫，与他渴望和同乡人在一起的愿望有关。当时，顿河畔罗斯托夫聚居着1915年夏天与俄军一起逃出来的加利西亚流亡侨民。抵达顿河畔罗斯托夫后，瓦夫里克在俄罗斯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核心亲俄派机构)谋到了一个秘书的职位，并且开始在当地的顿河大学听课。结果，瓦夫里克与他之前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士兵一样，再次临阵脱逃。

　　顿河这一传统上自由的象征，在1917年末至1918年初逐渐成为不赞成革命的军官们的汇集地。其中以各自领袖命名的两个军官团体，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军官团，成为日后“志愿军”的基础。1918年1月15日前，“志愿军”已经有大约5000人，组建了指挥部并确定了部队的作战时间表。在这一大背景下，1918年1月21日俄罗斯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志愿军喀尔巴阡罗斯分队组委会，瓦夫里克成为组委会的秘书。

　　此时，瓦夫里克再次表现出自相矛盾的立场。一方面，他加入白军，因为他从思想上无法接受布尔什维克。另一方面，瓦夫里克参加白军的主要目的是“为喀尔巴阡的自由而战”。可以想见，与其说是现实中后帝国时代俄罗斯的命运，不如说是臆想出来的“俄罗斯国家”中自己故乡的未来，更让他激动不已。瓦夫里克的一个短篇小说，以象征主义手法表达了这一点。小说中，未来的白军领袖之一，科尔尼洛夫将军，作为俘虏成功出逃，翻越喀尔巴阡山脉。助他成功出逃的不仅是当地居民，还有大自然本身。尽管瓦夫里克写了很多作品描述自己参加白军的经历，但1925年前，“白色”主题在他的创作中已经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加利西亚主题。

　　当时，1918年2月9日，在苏俄军队的步步紧逼下，“志愿军”被迫离开顿河畔罗斯托夫，踏上“库班远征”之路，向叶卡捷琳诺达尔(译者注：俄罗斯城市克拉斯诺达尔1920年前的名称)挺进。在稍晚些的移民文学中，此次远征被称为“冰雪远征”，充满了史诗般的情节。现实情况是，1918年严冬初春之季的远征，是一场结局未知的军事冒险，意在将军事骨干撤离顿河，并救助加入“志愿军”的平民。加入“志愿军”的瓦夫里克也踏上了这一征程。巧合的是，与他一同在“志愿军”远征队伍中的还有两位文学家：叶甫盖尼•施瓦茨准尉(日后的苏联著名戏剧家)以及诗人谢尔盖•埃夫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苏联时期，瓦夫里克小心翼翼地隐藏曾在白军服役的事实。不仅如此，从参加国内战争的第一天起直至最后一日，瓦夫里克事实上都在白军阵营内，并且获得了“首批远征人”勋章，这是白军内最受尊敬的奖励之一。

　　正如相关文件显示，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瓦夫里克一直在自己所属的喀尔巴阡罗斯分队内服役，随着分队不停地从一个部队转隶至另一个部队。1919年4月，他被提拔为准尉，同年9月晋升为中尉。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瓦夫里克身着中尉制服的形象被定格下来，尽管后来他在表格中填写的职位是上尉，甚至是大尉。关于瓦夫里克在邓尼金军队喀尔巴阡罗斯分队的时间，有一个细节让人困惑不已。根据罗曼•米罗维奇的描述，“后来扩编成一个团的喀尔巴阡罗斯分队，试图经由乌克兰和沃伦(译者注：沃伦是公元9～18世纪的历史地区，包括今乌克兰以及波兰的一些地方)潜入至瓦夫里克故乡边界，但被第聂伯河的马赫诺无政府主义武装团伙击溃”。半个世纪后，瓦夫里克回忆到，实际上他的分队在基奇卡斯基桥(译者注：是位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附近、横跨第聂伯河的一座双层桥，位于今天的扎波罗热市区内)被全歼，而他本人掉入河中，幸得偷生。显而易见，此事发生在1919年秋天马赫诺分子对白军后方实施突袭之时。在此背景下，“潜入至瓦夫里克故乡边界”的说法难以成立。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喀尔巴阡罗斯分队全体人员，意识到在白军无法实现自己的斗争目的，打算集体临阵脱逃(对于瓦夫里克而言，已经是最近三年内的第三次)。无论如何，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人是如何臆想出这样一条回乡之路，穿越已经被占领的乌克兰返回加利西亚。

　　战争期间，瓦夫里克曾两次在战斗中受伤，1918年4月在卡加利尼茨卡亚镇，以及1920年7月17日在塔夫里(译者注：中世纪起克里米亚半岛的通称)韦内尔斯多夫(译者注：韦内尔斯多夫，德语Wernersdorf，是奥地利施蒂利亚州德意志兰茨贝格县的一个市镇)侨民村附近。第二次受伤后，他被送至后方，起初被送到俄国军队总司令弗兰格尔男爵的参谋部，后被转至弗兰格尔政府的出版处。1920年11月，他与白军残部一同被遣离克里米亚，抵达南斯拉夫。

　　瓦夫里克参战期间，他的故乡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成为战败国之一，其相当一部分领土，或是被其他国家所攫取，或是为一些新生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19年的加利西亚，成为两个年轻国家波兰和乌克兰为重重矛盾而博弈的舞台。最终，加利西亚加入了波兰。亲俄派运动一度坠入低谷。瓦夫里克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暂不返回故乡。1921年5月，他辗转至喀尔巴阡山麓罗斯(当时归属捷克斯洛伐克，如今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在乌日哥罗德安顿下来，打算开始新的生活。

　　第二阶段(1921～1944年)

　　相关文件证实，瓦夫里克在喀尔巴阡山麓生活了半年。根据官方传记，他作为编辑从事新闻工作。或者根据另外一个版本，当时他担任《俄罗斯东正教学报》周刊杂志的主编。罗曼•米罗维奇确认，杂志的前15期，是由瓦夫里克一人完成。然而，米罗维奇并没有指明，上述的杂志出品信息，是学者们从瓦夫里克友人为其撰写的悼词中发掘出来的。瓦夫里克很有可能曾作为记者或作者，参与了某些材料的准备工作，但由他来主持编辑工作，想想都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此外，杂志是1921年9月初才开始在乌日哥罗德发行，然而两个月后瓦夫里克已经身处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彼时的布拉格是俄罗斯移民的智力和创作中心之一。布拉格城内，文学艺术生活生机勃勃，众多俄罗斯社会和教育机构陆续成立。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托马什•马萨里克对俄罗斯移民较为友善，例如，政府资助那些希望受教育的俄罗斯移民。瓦夫里克借此机会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语文系，打算从事斯拉夫语文学研究。

　　对瓦夫里克在布拉格这段时光的描述，不应以偏概全。一方面，他拼命实现自己的创作追求，先后出版了三本诗集，尽力结交与他研究兴趣、精神追求相近的朋友。另一方面，资料显示，瓦夫里克在布拉格的生活一直很窘迫。第一学期(1921～1922年)时，他住在维诺格罗德(距离布拉格市中心不远、条件不错的一个区)，之后他不得不搬至工人居住的郊区。第二和第三学期(1922～1923年)时，瓦夫里克先是在上格拉茨卡亚的俄罗斯大学生宿舍，而后在布拉格市郊施特拉什尼采的俄罗斯人棚户区内居住。1923年，瓦夫里克至少三次更换住所——从利本到潘克拉克，从潘克拉克到努斯莱，最后又回到利本。那时，瓦夫里克常在信中抱怨，他只能依靠俄罗斯大学生委员会的资助生活，生活极度困窘，整个身心饱受折磨，很想前往美国去投奔他的兄弟姐妹。

　　然而，瓦夫里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学业并于1926年3月顺利通过斯拉夫语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令他备感欣慰的还有一件事，在布拉格的亲俄派圈子中，无论是在加利西亚当地，还是在加利西亚之外，他多少还算有些名气。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俄罗斯移民繁盛丰硕的创作活动，瓦夫里克仿佛视而不见。他对俄罗斯文学及其有机组成部分“喀尔巴阡罗斯”文学的诸多评论表明，他并不想突破自己的小地方局限性，并且他的档案资料证实，他只愿意结交与他观点相近的人。瓦夫里克的博士论文是对其多年俄语学习的总结，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19世纪的加利西亚人雅科夫•戈洛瓦茨基及其对于“加利西亚-俄罗斯语文学”的贡献。1929年7月，瓦夫里克的第二篇论文在利沃夫通过答辩，其内容是讲述另外一个加利西亚-俄罗斯活动家伊万•瓦吉列维奇的生平与创作。

　　布拉格的学业一结束，瓦夫里克就匆匆返回阔别十二年的故乡。这其间，故乡的生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加利西亚加入波兰后，各种传统矛盾的重心转移至乌克兰-波兰冲突上。波兰政府批准将土地分发给波兰移民，乌克兰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明显地不断受到限制而萎缩。这使得当地乌克兰居民的暗中对抗日益频繁，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恐怖行动愈发激烈。为应对这一局面，1930年秋天，波兰领导层下令出动军警，展开大规模行动镇压反抗，“平定”加利西亚局面。尽管如此，政府与合法的乌克兰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很快恢复正常，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的矛盾没有进一步激化。1930～1935年期间，成立不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各种恐怖行动，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彼时的加利西亚。

　　面对如此情形，瓦夫里克意欲重振亲俄派运动至一战前的面貌。1926年起，他开始统筹协调利沃夫残存的各亲俄派文化机构的活动，首先是直属修道院学会(译者注：直属修道院是指不受教区管辖，而是直属大牧首或正教会的修道院)和加利西亚俄罗斯社，这两者曾是亲俄派主要的科学和文化启蒙机构。瓦夫里克曾任直属修道院学术秘书、直属修道院学会师范学校的俄语教员、加利西亚俄罗斯社的图书馆馆员和出版社编辑。

　　瓦夫里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活动，有大量相关文献予以佐证，为进一步完善对其个性的描述提供了素材。在他的个性中，理想化与病态自恋并存。他的立场偶尔也会关照到身边的现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波兰，由千差万别的地域组成，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自1926年起国家政权就打上专制独裁的烙印。瓦夫里克在获得第二个高等学位后，打算寻个国家公职，然而未果。之后，他决定在社会领域实现自己隐秘的野心。他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带有专权喜功的意味，与直属修道院本身的人文精神相背。瓦夫里克对于加利西亚以往的俄罗斯活动家们十分着迷，他将自己想象成他们的真正传承者和接班人，热衷于自己的智力和精神领袖地位，即便这种领袖地位是非正式的。与此同时，瓦夫里克偶尔也会在信中抱怨，他的亲俄派运动同伴们，未能以应有的态度参与其中，他不得不一人艰难支撑。

　　瓦夫里克在报刊上、私人信件中大力颂扬他在社会活动领域的战友们，不希望他们遭到责难。例如，在瓦夫里克的后期作品之一中，瓦夫里克将当时已经去世的著名加利西亚俄罗斯知识分子马里扬•格卢什克维奇，描述成最具代表性的才华横溢的亲俄派。但是，在瓦夫里克的一封早期书信中，格卢什克维奇是一个喜怒无常、摇摆不定的人，对于乌克兰人夺走亲俄派的阵地负有责任。在俄罗斯国内战争时期的另一位亲俄派运动活动家阿德里安•科佩斯强斯基去世后，瓦夫里克因其在“加利西亚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成就，亦对其予以高度评价。与此相反，科佩斯强斯基在世时，瓦夫里克将他称为“乌克兰正字法的主要发动机”，将他编辑的歌曲集称为“真正的怪物”。

　　瓦夫里克的野心，很有可能不仅是出自其精神动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毕业，被要求在波兰通过考试，瓦夫里克只能再次在利沃夫大学语文系接受高等教育，以便获得教育工作者的正式学位证书。显然，瓦夫里克这位亲俄派运动“领袖”，在20世纪20年代末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女，生活仍一如既往的窘迫。他不得不在利沃夫的多所学校内兼职，教授“小俄罗斯”语言，这常常占据他很多精力，令他疲惫不堪。

　　20世纪30年代，直属修道院学会的经营范围已经相当广泛。学会在利沃夫市中心拥有总价值为100万兹罗提(译者注：波兰本位币名)的数栋楼房，还有一个可出租的印刷厂、一个书店和其他一些不动产。1935年，仅出租公寓一项，学会收入6万多兹罗提。显然，力争领导直属修道院学会，对于瓦夫里克实现财务独立，意义重大。瓦夫里克的经济状况，从担任秘书起很快得到改善，他从当时的利沃夫郊区(雷恰科夫大街街尾)搬至市中心(波德瓦利纳亚)。可以想见，苏联时期565卢布的退休金(1961年货币改革后是56卢布50戈比)对于瓦夫里克而言简直少得可怜。

　　根据瓦夫里克在这一时期发表文章的数量，可以形成一种印象，亲俄派在公开场合相当活跃，并且积极参与到当地生活中。然而，作者在自己的书信中承认，亲俄派的人数很少，一战后俄罗斯运动的力量达到史无前例的最小规模，在俄罗斯政党彼此间的关系糟糕至极的背景下，俄罗斯运动简直难以维系。

　　起初，瓦夫里克认为，要巩固亲俄运动阵地，必须拓展标准俄语的阵地。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在知识分子的概念中，“罗斯语”和俄语之间只是存在着微小的差异，操这两种语言的人思想上比较容易沟通。但在喀尔巴阡的每个族群，对于“罗斯语”这个概念都做出了自身特有的贡献，有时，甚至同一地区内的方言土语间都相去甚远。其他语种(如波兰语、斯洛伐克语和德语)的影响也十分明显。瓦夫里克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坚信加利西亚人能够很好地理解俄罗斯经典作家，翻译只会起到破坏作用。但是，“为了人民”的各个出版社的编辑们，在出版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作时，被迫逐行为这些诗作配以译注，向普通加利西亚人说明某位经典作家文学作品中某个词的意义。

　　与此同时，瓦夫里克意识到，在加利西亚的亲俄派运动显然较为薄弱以及矛盾重心转移至其他领域的情况下，亲俄派运动需要某种颇具说服力的思想理念。1914～1922年期间的诸多事件，向乌克兰人提供了一系列鲜明形象，这些形象为其日后派系林立的民族神话奠定了基础，成为争取乌克兰国家斗争的象征。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地区身份认同和大俄罗斯身份认同辩证地存在于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参与者身上。类似的问题在加利西亚亲俄派中也很明显，瓦夫里克由此得出一个独特的结论。他认为，与大俄罗斯人政治上的统一，并不能决定文化上的统一。因为从政治层面，更重要的是从精神层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加利西亚的诸多事件，首先是对卢森尼亚居民的镇压，使得当地的亲俄派联合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在保守民族主义思想中广为流传的一些理念，对于上述的现代末世论产生了颇为明显的影响。这些理念包括“民族的上帝代言人”概念，“俄罗斯世界”抵抗来自内部的敌对攻击，以及俄罗斯圈子中存在着随时准备在转折点展现自己破坏性本质的某种毁灭性力量的理论。所有这些直指瓦夫里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理解，包括长篇小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瓦夫里克削减了其中纯俄罗斯现实的成分，使之转向加利西亚现实。例如，瓦夫里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角色，解释为已经变成“黑暗力量”传播者的本民族叛徒——亲乌克兰派。

　　在白军的那几年，瓦夫里克也接受了白军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历史真相”。根据这一理念，尽管波折不断，俄罗斯还是应当重振昔日辉煌。瓦夫里克重新将这一概念转而移植到加利西亚的现实。当上述末世论刚刚出现时(相关的第一篇文章出现于1922年)，瓦夫里克致信雅沃尔斯基写道，卢森尼亚人的背后是“历史的真相，民族觉悟以及追求真相所带来的民族觉悟的牺牲品”。值得关注的是，如何理解对乌克兰民族运动模式的表面模仿。加利西亚这片土地，对于乌克兰人而言昔日曾是俄罗斯/苏联，对于卢森尼亚人而言，这里曾是奥地利，继而是不切实际的“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乌克兰人指出他们的语言在俄罗斯受到压制，卢森尼亚人称俄语在奥地利受到排挤，当然两者的情形不尽相同。瓦夫里克批评乌克兰人将《伊戈尔远征记》算作乌克兰文学作品，自己却将加利西亚俄罗斯文学家归为古俄罗斯文献的继承者。他将加利西亚视为反西方冲击的“防护墙”，而当时在乌克兰人的描述中，加利西亚同时也是欧洲反俄罗斯的“屏障”。甚至在政治演说中也借用这样的说法：乌克兰语中“свідомий”(译者注：乌克兰语，形容词，有觉悟的)变成了亲俄派的“сознательный”(译者注：俄语，形容词，有觉悟的)。

　　显然，瓦夫里克在书写这一自相矛盾的折中性描述时，完全没有料到，他为被亲俄派称为“喀尔巴阡罗斯”地区的各分散族群，创造出了类似于民族思想的某种理念。正如类似情况中常见的那样，瓦夫里克并不是诉诸于现实事件，而是从后来对现实事件的狂热感受中寻求答案。后来，人们的质疑恰恰是针对这种对现实事件的狂热感受，这种狂热中事实起初退居次要地位，继而完全消融在非理性描述之中。

　　如此一来，同一现象可能会出现两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实体。从瓦夫里克提出“泰雷津”和“塔勒豪夫”概念起，两者就成为亲俄派运动特有的意识形态标志。瓦夫里克尽力不让两个概念卷入知识分子争论的圈子。1933～1934年事件一周年之际，瓦夫里克无论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是在“为了人民”的艺术作品中，先后至少四十次书写关于镇压和战俘营“各各他”的主题。更晚些时候，瓦夫里克甚至在官方自传中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个人生活时，也没有回避这些事件，且并未使用温和的笔触对其进行美化。

　　原则上，瓦夫里克的政治和创作活动，可以纳入米罗斯拉夫•赫洛奇的民族主义分阶段概念之中。根据这一概念，阶段A内，脱离广泛居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代表，开始了解和研究民族文化;继而，阶段B内，知识分子开始“启蒙”人民并从事政治活动。最后，终极阶段C内，民族主义思想开始深入广大居民中。加利西亚“觉醒者”经历赫洛奇所说的第一阶段时，已经是1833年前后，而他们的第二阶段延续至下一个百年，并且最终也未能成功地跨越这一阶段。无怪乎，瓦夫里克的诗作，从艺术长处和意义充实的角度上来讲，仍停留在至多是19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上。

　　对于打算使之了解“伟大俄罗斯遗产”的人们，亲俄派所秉持的立场，犯了模式化的错误。亲俄派关于“人民”需要道德和精神看护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立场很接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他们借用而来。亲俄派知识分子认为，恰恰应当是普通人，而非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更加向往俄语，知识分子应当追求民族的语言。在写给雅沃尔斯基的信中，瓦夫里克伤感地指出，早在19世纪80年代，著名的俄罗斯文艺学家亚历山大•佩平就曾遭到加利西亚人“最杰出代表们”的批评，这些人力图让当地方言适应通用标准语。结果，达成了某种妥协，发明出一种基于教会斯拉夫语、俄语和当地方言的所谓的“语言”，但它很快就消声匿迹。

　　加利西亚“启蒙运动”的其他流派，鼓励提升人民中的文化活跃性，并保持了人民的清醒头脑。1932年发表的“为了人民”的诗集中，甚至包含了关于诗作朗诵的最粗浅建议，即朗诵者应该拥有良好的嗓音，表演后应鞠躬，以及不应在诸如“塔勒豪夫丧宴”这样的哀悼仪式上朗读欢快的诗歌。为了“人民的清醒”，亲俄派毫不难为情地赞扬俄罗斯经典作品：例如，即便“醉醺醺的男人们”，也会在莱蒙托夫的诗歌《祖国》中变得“清醒”。

　　亲乌克兰派在语言文化领域方面，远比亲俄派成功得多。乌克兰知识分子致力于创造出一种“简单的语言”(译者注：这一说法的原文为乌克兰语)作为标准语，在与“人民”的对话中，他们并没有从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现实中，而是直接从当地文化传统——加利西亚和小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寻求解决之道。结果，到20世纪30年代前，乌克兰民族运动“飞越”了赫洛奇提出的全部三个阶段。在乌克兰-波兰关系紧张大背景下，与其他因素并存的一种现象是，加利西亚广大民众对从温和到激进各种形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产生了兴趣。对于亲俄派运动失去民众支持的原因，瓦夫里克的解释无外乎是众多“公开和暗中”反对他的敌人耍弄阴谋诡计。还在20世纪30年代初，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和意欲避世归隐的主题，就已经出现在瓦夫里克的作品中，并且贯穿其一生。然而，瓦夫里克终究没有停止自己的活动。纵然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当瓦夫里克已经被遗忘，只有利沃夫的一小撮儿党派人士利用他来肯定自我价值时，他仍将这看作是针对亲俄派的又一轮告密和迫害。

　　1939年令人们习以常的生活发生了剧变。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军已经入侵波兰。9月17日，红军开始“解放远征”，向波兰东部省份进发，旨在实现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与“祖国苏联”的重新统一。但对于苏联军队的到来，瓦夫里克的看法并非单一的肯定或否定。尽管他依着老习惯对于布尔什维克持否定态度，但1939年9月他以“巨大的喜悦”欢迎利沃夫的“回归”，并在热情洋溢的致红军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然而，对于苏联政权而言，所有的“俄罗斯”加利西亚人，毫无疑问都是乌克兰人。截至1939年12月前，各个亲俄派机构的活动全面被禁。瓦夫里克在利沃夫大学里谋得一个俄语高级教员的职位。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政权在加利西亚存在的初期(1939～1941年)，瓦夫里克在填写调查表时仍称自己是“俄罗斯人”。他说，正因此事，他与利沃夫大学校长米哈伊尔•马尔琴科发生冲突，结果他被关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地区管理局，然后很快被释放。瓦夫里克关于他因自身立场而被大学解雇的说法，并没有相关文件加以证实。然而，很显然，为避免类似情形再次出现，后来，瓦夫里克在战后填写表格时，在“民族”一栏已经改为“乌克兰人”。

　　当时欧洲的政治局势变化迅速，很快苏联和第三帝国就将在战场上一决雌雄。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让瓦夫里克猝不及防，但他仍留在了利沃夫。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阐释自己的动机：他已经作为白卫军军官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登记在册，担心被遣送至俄罗斯。

　　瓦夫里克在官方传记中指出，为了在被占的加利西亚生存下去，他在直属修道院学会房管所办事处寻了会计的差事。然而，瓦夫里克的相关文件和私人记录所反映的情况，与这一说法有出入。瓦夫里克个人材料中有一份是1941年7月4日利沃夫劳动力市场发放的证明，此时红军已经离开利沃夫4天。根据这份证明，瓦夫里克应当是重新获得了直属修道院秘书的职位。另外，还有一份1942年6月25日由直属修道院学会临时管理委员会发放给瓦夫里克的通行证。通行证内倡导人们担任各种国家公职的呼吁，并不妨碍瓦夫里克履行他作为秘书的职责。二战后，瓦夫里克自称曾是个“会计”，显然是过谦之辞。根据瓦夫里克的日记，形式上学会是由年迈的雅罗夫斯拉夫•维托申斯基领导，实际上所有工作都是由瓦夫里克负责。德国人依然在使用属于直属修道院的资产，而瓦夫里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那个执行会长的角色。

　　正式的悼文向我们揭示，在利沃夫被占期间，瓦夫里克一直处于德国间谍的监视下。但他的私人记录显示的情形与此相反。例如，利沃夫被占期间，有关合作的各式各样的建议纷至沓来。其中，包括建议由他领导加利西亚的某个“俄罗斯委员会”以及为盖世太保工作。1943年，瓦夫里克曾两度接到前往神学院工作的邀请，并且第二次邀请是来自利沃夫副主教约瑟夫•斯利佩本人。后来，这位副主教成为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的主教。然而，瓦夫里克先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正如他自己写道，希望在“转折时期”置身事外。

　　根据战争时期瓦夫里克的日记，起初他对德国人和布尔什维克都持否定态度。然而，在切实感受到被占领期间的种种现实后，他显然调整了自己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根据官方传记，瓦夫里克在此期间帮助苏联士兵，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故乡。类似的事例可能确实发生过。另一方面，瓦夫里克在自己的传记中故弄玄虚，让人们难以对上述事例进行评估。例如，瓦夫里克写道，战争末期，他被迫躲避起来，“以免落入盖世太保或恐怖分子手中”。但是，根据存留下来的1944年2月22日的一张通知单，市政房管局正式命令瓦夫里克腾出他在直属修道院一栋楼房内的住所。此外，相关资料显示，瓦夫里克继续在直属修道院内工作，直至1944年6月，也就是说事实上直至红军解放利沃夫前的最后一刻。随着苏联政权回归，瓦夫里克再次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第三阶段和最后的日子(1944～1970年)

　　苏联红军进入加利西亚境内，标志着新旧两种现实的直接接触，若是在其他情况下这两种现实几乎不可能碰到一起。1944年11月，早在奥地利时期就已经开始布道的希腊天主教的都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在利沃夫去世。他亲历了近60年来加利西亚的各种重大事件，包括20世纪初亲俄派和亲乌克兰派之间的斗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层派来的代表团出席了舍普季茨基的葬礼。代表团中还有时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脑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后成为苏联领袖，他的名字常常令人联想到核时代的各种事件，包括1962年加勒比危机。

　　大俄罗斯思想和乌克兰主义思想拥护者之间的争论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由于再无可能合法地从事社会活动，瓦夫里克转向科研工作。1944年8月，他重返自己在利沃夫大学的岗位(译者注：俄语高级教员)，一个月后便转而担任利沃夫国家历史博物馆高级研究员。二战后，他对于苏联体制的态度渐渐开始向着好的方向转变，他已经作为一名苏维埃人，开始了自我的重新社会主义化。1949年6月，他从共产党利沃夫市委下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夜间大学正式毕业，并在联(共)历史、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考试中获得“优秀”。1948年，瓦夫里克被授予“为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而英勇工作”勋章。在瓦夫里克的来往书信中，能感受到他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精神生活水平”备感欣喜。

　　值得关注的是，在瓦夫里克看来，先前加利西亚的东部地区并入苏联版图，也就是他所幻想的莫斯科和利沃夫的象征性联合，抚平了“大俄罗斯”和“加利西亚地区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对立。正如瓦夫里克在最晚的一部作品中写道的那样，现实已经发生变化，最先让他感到温暖的一个想法是，“整个罗斯西部与祖国母亲连为一体”和“葬身于他乡的危险一去不复返”。此外，根据这一时期他的书信以及他曾发表过文章的卢森尼亚流亡侨民出版社的资料，苏联的积极成就被视为俄罗斯人民的成就，因此这里并不存在矛盾。

　　很显然，瓦夫里克还是暗中希望，二战后关于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兄弟民族”老大哥的讨论中，他之前的看法能够得到证实。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出自政府打算合并乌克兰西部的路线。这一路线除了一些其他内容外，还包括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以及消灭(至少是形式上消灭)苏联境内的东正教-天主教的合并教会。某些“久经考验”的亲俄派甚至占据了利沃夫的领导岗位。例如，库兹马•佩列哈特这个加利西亚俄罗斯记者，成了利沃夫州政治委员会副主席(后成为主席)。

　　瓦夫里克涉及加利西亚俄罗斯活动家的一系列研究，也获得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例如，在准备写作关于伊万•瑙莫维奇的文章时，编辑部要求瓦夫里克将瑙莫维奇描写成一位社会活动家和争取“加利西亚与俄罗斯其余部分重新统一”的斗士。但是，瓦夫里克没有料到，苏维埃“乌克兰化”的继承者变成了新政策的推行者。这些人的观念中存在着“正确的苏联民族主义”和“错误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别。在这一概念体系中，俄罗斯民族“老大哥”的角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瓦夫里克所坚持的俄罗斯族人的概念调和。

　　在此背景下，有时会出现剧烈冲突。例如，1948年瓦夫里克受命检查他所在博物馆的馆藏图书是否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结果，在复检中，新闻检查员发现“三本反苏维埃民族主义出版物”，同时查出瓦夫里克曾在弗兰格尔白匪军队服役的事实。很有可能，三本书中的一本是瓦夫里克关于国内战争的回忆录。当时，这一案件被压了下来(很可能是在佩列哈特干预下)，瓦夫里克甚至在事后获得了工作单位的良好评价。为了避免再次涉险，直至斯大林执政末期，瓦夫里克主要从事地方志研究，并担任利沃夫市观光解说员。

　　随着赫鲁晓夫上台，以及标志着意识形态领域新闻检查制度有所松动的“解冻时期”的来临，瓦夫里克看到了重振自己思想主张的希望。显然，1955年9月国际斯拉夫学者委员会的成立，让他对此更加确信不疑。1955年12月，瓦夫里克向位于莫斯科的教育部高等鉴定委员会递交了申请，请求“法律上认可”他早年在波兰取得的学位，因为在斯大林时期他的这一请求遭到拒绝。1956年10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谢甫琴科文学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决议，因瓦夫里克的学术成就，决定在无须答辩的情况下授予瓦夫里克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命运弄人，作为亲俄派的瓦夫里克，取得的是基辅谢甫琴科文学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学位证书，而诗人谢甫琴科曾是他意识形态对立面的象征性人物。

　　通过瓦夫里克的书信可以确定，他在重新被授予学位后，期望在高校获得一个更高的职位。很可能，如同30年前在波兰一样，他将这一职位与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联系到一起。为此，瓦夫里克求助于国际斯拉夫学者委员会主席维克托•维诺格拉多夫院士，请求维诺格拉多夫院士为其向莫斯科的尼古拉•沃多沃佐夫教授说情。关于由于新一轮告密和阴谋的开始，瓦夫里克在被授予学位后很快被逼离开工作岗位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符：资料显示他是在1956年6月论文答辩前离开博物馆的。

　　然而，很不走运，瓦夫里克追逐功名的热望恰恰撞上了1956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及其思想遗产的批判，使得各地党员纷纷宣誓忠于列宁的主张。这其中也涉及民族问题。列宁这位已经去世的领袖被视为民族问题的不二权威。

　　在此期间，鲜少有人意欲对瓦夫里克的著作进行评论和指摘，但是突然间有人想起了瓦夫里克。事端起源于1957年末发表的利沃夫大学维克托•马尔金教员的专著，主题是关于奥地利治下的加利西亚对俄罗斯文学的师承。马尔金在书中谨慎地提议，不要仅从消极的角度评价亲俄派的活动，并稍带地提了下瓦夫里克的贡献。结果，1959年初，利沃夫的《自由乌克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对马尔金的专著进行猛烈抨击。书评中指责马尔金“在看待极为重要和严肃的问题上，没有秉持科研工作中必需的列宁的原则性”。

　　一直以来热衷于追求亲俄派领袖地位的瓦夫里克，此时不得不应对各种现实和虚无的责难。书评中，瓦夫里克被贴上在苏维埃政权期间拒不修正自己旧观念的“反动派”和“仇视乌克兰分子”的标签。同时，他之前竭力隐瞒的曾在白军服役的事实也浮出水面。瓦夫里克出身的地域局限性，挽救了他，使他幸免于难——案件没有被捅到利沃夫以外的上级部门。当地高等院校和出版社似乎更倾向于将此事抛诸脑后。对于全苏联各个科研中心和出版社而言，他的活动仍属个别，瓦夫里克仅偶尔得以在莫斯科发表一小篇短文。

　　结果，瓦夫里克最终走上了深层的“内心移民”之路。他常常在书信中抱怨，“在苏联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但另一方面，尽管瓦夫里克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实际上未曾离开利沃夫，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他身边形成了一个由认同他观点的诸多热情拥趸组成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的形成得益于赫鲁晓夫时代的某些潮流，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让人觉得非常荒唐的反宗教运动。“复兴”所谓“民族风俗”的企图，唤醒了知识分子对于所有与非官方俄罗斯历史有关的一切事物的特殊兴趣。

　　瓦夫里克依然视自己为杰出的俄罗斯社会活动家和作家，成了所有试图了解喀尔巴阡主题的人们的近乎鼻祖一样的存在。至此，他终于给自己制造出了一个为了主义而饱受迫害、极具耐心、甘受贫困、甘受敌人阴谋诡计的真理斗士的蒙难者光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瓦夫里克的颂扬者们开始将他的传记赋予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历史在他们笔下被描述成另外一种情形：瓦夫里克的父亲外出参加选举，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殴打至死。不知这一说法是否源自瓦夫里克本人。但瓦夫里克曾在一封信中写道，他的父亲与一名地主发生冲突，遭到地主仆人的一顿毒打，后生病去世。

　　同一时期，瓦夫里克重新恢复了与美国境内的卢森尼亚出版社的合作。尽管他也认为这些出版社普遍水平不高，但对于他而言，在流亡侨民中发表文章，实际上是他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的最后一种可能。美国和加拿大的卢森尼亚知识分子试图在新土地上发展类似于民族思想的某种理念。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可谓多种多样，甚至包括对新异教主义的探索。塔勒豪夫主题也曾多次出现在讨论中，但长期以来未能占据中心位置。对此的解释是，流亡侨民的代表当时纷纷逃离奥匈帝国，留在加利西亚的同乡被迫面对的种种现实，已经与他们毫无干系。

　　在瓦夫里克的直接参与下，关于塔勒豪夫的描述很快被呈现在人们面前。专门研究塔勒豪夫战俘营史料的奥地利历史学家尼可•戈尔说，恰恰是战俘营的各种事件，推进了卢森尼亚人作为一个族群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着这些事件形成了一种定型的政治描述。

　　瓦夫里克传记中最为自相矛盾且占据篇幅最多的情节，正是与塔勒豪夫的“新生活”密切相关。1966年在费城，瓦夫里克关于泰雷津和塔勒豪夫的一本小册子正式出版。出版商指出，这本小册子应当是对此前积累的所有战俘营材料的“浓缩性阐述”。但是，文本分析表明，1966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实际上只是1934年乌克兰语版本的俄语译本，编辑几乎未做改动。这本小册子是瓦夫里克写在塔勒豪夫二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实际上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声讨檄文，文中1914～1917年事件变成了世界惨剧。1934年版本的小册子，只选用了《塔勒豪夫选集》四卷纪念版大量素材中的某些片断，用以重申作者的理念。据判断，瓦夫里克终其一生都在满腔热忱地捍卫这一理念。在晚年一封书信中，他仍指出，只有从他的创作中才能认清“加利西亚罗斯”的真实面目。

　　瓦夫里克尚且在世时，人们对于他早期传记中的某些情节已经出现质疑。很可能，这些问题的出现，多半是由于瓦夫里克公开发表的“塔勒豪夫”系列文章，采取了一种全然不容反驳的风格而造成的。我们从这一点谈起：瓦夫里克虽经常谈到“加利西亚蒙难者”集体形象，但事实上关于这一集体形象他什么也没有说过，至少他没有在公开出版物中谈及自己在塔勒豪夫的日常生活。他终日“蜷缩在棚屋角落，爬在几块小木板钉成的小桌子上”，制作了一期手写的讽刺杂志。这是他战俘营生活记忆中的唯一一个片断。这个故事在1966年版的小册子被再次重现。值得注意的是，塔勒豪夫史诗的另一个主人公，罗曼•米罗维奇毕生都在搜集关于战俘营囚犯的资料，但他本人从未到过塔勒豪夫，且不知缘何得以躲过镇压。不仅如此，后来，米罗维奇仅仅因为他本人被当局作为亲俄派登记在册，就将自己归入受害者之列。

　　瓦夫里克在不同时期给出的自己到达塔勒豪夫的时间，也相去甚远。例如，1932年他回忆道，他是在被捕一年后，也就是1915年8月被送至塔勒豪夫。1937年瓦夫里克提到的时间已经变为1914年秋天。细致分析瓦夫里克“战俘营生活”，会发现其他许多令人费解的情节。例如，罗曼•米罗维奇整理的镇压受害者名单中，“亲俄派”瓦夫里克一家子中，只有瓦西里•瓦夫里克一人。名单里既没有他的母亲，也没有其他亲戚，也没有同姓氏的其他人。另外，瓦夫里克自己曾回忆道，当时他离开利沃夫前往马纳耶夫，母亲一直恳求他同自己一起接受遣送，前往奥地利腹地。

　　还有一个令人极其困惑的情节，是1921年瓦夫里克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的亲笔记录。在填写出生地时，瓦夫里克给出了一个很模糊的表述“俄罗斯加利西亚”(捷克语原文是：Rusko Hali)。“俄罗斯加利西亚”这一术语只适用于一个特定时期——1914年9月至1915年夏天，当时俄国军队占领了加利西亚，并且在当地成立了相应的总督管辖区。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瓦夫里克和他的许多同乡，同撤退的俄国军队一起前往俄罗斯。他还描述了许多他未曾见过的事物。不仅如此，瓦夫里克说，他在塔勒豪夫所出版的历期杂志都“阵亡”了，似乎只保留下一个副本，落入一个美国私人收藏家手中。《塔勒豪夫选集》中，只有一次(费奥菲拉•库里洛神父的回忆中)提到手稿在战俘营内，但不是在塔勒豪夫战俘营，而是在泰雷津战俘营。

　　尽管“旧亲俄派”直至最后，仍忠于自己的信仰，但他们的“事业”无法阻止世代更迭和现实意义变换的自然过程。罗曼•米罗维奇，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教会的都主教——西尔维斯特•谢姆布拉托维奇的侄孙，在苏联一所学院工作。学院里的大学生们都通过了科学无神论的考试。瓦夫里克的孙子们也已经成为苏联的乌克兰人。利沃夫的加利西亚俄罗斯“侨民”逐年减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内，重病缠身的瓦夫里克在信中承认，看不到自己继续斗争下去的意义何在，只想快点离开这个世界。1970年7月5日，瓦夫里克去世。两天后，按照他的遗愿，他被葬在利沃夫的雷恰科夫墓地，这座公墓被称为“俄罗斯新闻工作者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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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夫里克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的诸多事件。这段历史时期，成为我们今天称为“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阶段。恰恰是在此时，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旧的共同体相继崩塌，早先“新时代”曾在地球版图上出现过的一些国家消失了。技术进步领域发生了先前无法预见的飞跃。人们在经历这一时期的所有动荡并见证了超音速飞行后，仍有可能与马背民族时代相遇。与此同时，已经到来的这个时代，它的标志就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实践。相当大一部分人，从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中跳脱出来。个人与新现实的碰撞有时会带来创伤，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于封闭社会的人们。在他们看来，变革时代的到来是某种文明灾难，会对人的世界观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瓦夫里克身上，这样的演变过程尤为突出。他出生于一个让人备感陌生的别人的国家，成长于由其他文化、而非他自身固有文化主宰的环境下。瓦夫里克不断尽可能靠近俄罗斯精神遗产的意图，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他的社会化特性。在饱受民族间矛盾之苦的奥匈帝国境内，通过对抗他族来确立本族地位是典型的做法。尤为重要的是，奥匈帝国各地区内只有那些可以被归为“己方”和“敌方”范畴的族群谱系才会发生动荡，而这些族群本身，作为本体现象仍是不变的。

　　哈布斯堡王朝的千百万臣民遵循着这一原则。和加利西亚的瓦夫里克相对应的是，比他晚一个月出生在上奥地利的同胞和同龄人，选择了以对抗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为目标，将自己与日耳曼精神传统联系在一起。对于加利西亚绝大多数居民而言，哈布斯堡王朝仍一如既往地令人憎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夫里克从奥地利开小差，为的就是不保护日耳曼人。这个国家另一端的他的同胞，相应地投身日耳曼军队，为的是不与斯拉夫人并肩作战。

　　在与俄国开战后，奥匈当局在瓦夫里克的故乡采取的大规模恐怖行动，成为瓦夫里克生命中的转折点。瓦夫里克最初对于所经历的一切感到震惊，继而这种震惊被贯穿其一生的犹豫不决而代替。如今，一战已经过去100年，很难判断，是什么影响了瓦夫里克事件的理解。总的来说，瓦夫里克“旧世界”的颠覆，带来的心理创伤如此巨大，以至于大部分现实记忆变得模糊不清，取而代之的是晚些时候的各种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瓦夫里克叙述中的塔勒豪夫史诗，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事件的逆向重构。他本人相信这种重构，并且开始先是诱导自己，继而诱导他人相信确有其事。

　　应当指出的是，瓦夫里克的事例并非个案。不仅如此，这一事例反映了在旧现实崩塌后(例如，在旧的各欧洲帝国解体后)处于崭新环境中的一系列欧洲国家的相似境况。例如，与加利西亚亲俄派处境类似的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只是，显然他们还有自己的独特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成为俄国当局的镇压对象，而后随着俄罗斯帝国解体和波罗的海沿岸新民族国家的成立，他们由该地区首要问题变成了不受保护的少数。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欧洲历史的主要特点就是出现一系列专制程度不同的政治体制，而且这一进程并没有绕过那些少数民族和流亡侨民。前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苏台德的德意志人的民族社会主义机构，这些机构显然是按照“大”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模式组建的。而分散在各个欧洲国家的乌克兰流亡侨民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通过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联合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也涉及加利西亚的亲俄派文化机构。分析瓦夫里克的活动和立场，可以猜想，他渴望建立一个由他独自掌权的亲俄派利益代表机构，尽管亲俄派运动组织力量薄弱并且其意识形态特征也无法使此举发生。但是，瓦夫里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几十年后他的大部分战友，很可能甚至不乏才华横溢的战友，终是湮没在他的影子中。并且，据传，在对相关讨论进行研究时，大部分还是被冠以瓦夫里克的名字。

　　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政治领域内的民族和种族诉求，多以激进面貌出现，与活跃的新一代重返和坚守过去的隐含意图产生了共鸣。在变革时代，这样的意图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好的回忆和习以为常的生活，这些都与已经开始的全球化相矛盾。瓦夫里克的事例中，在那个年代，当从大俄罗斯身份认同中寻求解决方案仍是加利西亚社会发展的现实可能之一时，也曾有人尝试让现实回到至少半个世纪前。不排除一种可能，瓦夫里克已经隐隐意识到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诉诸种族民族主题，他的“塔勒豪夫”主题如此之活跃，是意欲把亲俄派团体激进转变成新环境下的民族这一企图使然。但是，这一举措早已注定以失败告终，因为如前面所说，亲俄派并没有经历过其他民族运动(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曾经历过的各个阶段。

　　这一情形在瓦夫里克本人意识形态的极端矛盾性中也有所体现：瓦夫里克一方面希望亲俄派在同一精神传统内与俄罗斯人紧密团结，同时他又期望加利西亚人保持自己的历史文化个性。当更大的政治力量尚未介入其他欧洲团体的生活中时，类似的自相矛盾在欧洲团体当中也颇具典型性。1938～1939年期间，由于那两个“著名”的协议(译者注：此处应该指的是1938年《慕尼黑协定》和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台德和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都变成了第三帝国的居民，不管他们情愿与否。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加利西亚加入苏联后。“旧”团体再次置身于他们无法左右的新环境中。两个事件中，旧的自我认同完全被“伟大日耳曼公民”和“苏维埃乌克兰人”的认同所排挤，压缩到仅限于私人领域内。

　　这些团体被彻底清洗掉，已经是在核武器和航天飞行的时代，并且与一代代人的自然更迭有关。例如，德国国内的波罗的海和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后裔，可以保持其旧身份认同中的文化成分，但其本人在新国家框架内已经社会化。亲俄派则是另外一番情形——对于苏维埃国家而言，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异类，而且已经太落伍了。对年轻的一代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亲俄派和亲乌克兰派之间的政治争论，已经是历史教科书中的陈年往事，而对于曾亲自接触过某些加利西亚“启蒙者”的瓦夫里克而言，这样的争论真实存在，并不遥远。

　　由此可见，1941～1945年期间的诸多事件，不仅对于整个欧洲以及欧洲各地区本身的历史，而且对于在觉醒年龄段内恰逢上述事件的整整一代人，都具有转折性意义。无须惊奇，多少重要人物都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觉醒，并且着手演绎现实的新意义，这些现实的新意义肩负着解释所发生的种种剧变的使命。这些论述的创立者，常常会把这样的论述和其个人传记联系到一起。就如同在瓦夫里克事例中，其传记被过度神话化。但只要秉持批评的态度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时间会证明，有时这样的论述是破坏性的(例如，纳粹德国所发生的)，而在其他事例中可能走入死胡同并最终完全过时。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一时期的思想遗产远比这个时代本身更具有生命力，时至今日依然存在，只是已经完全独立于其创始人而存在。

　　(相关简介：伊戈尔·巴里诺夫(Игорь Баринов)，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本文原文为俄文，首刊于《最新东欧历史与文化论坛》(Форум новейшей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2016年第1期(http://www1.ku-eichstaett.de/ZIMOS/forum/docs/forumruss25/14Barinov%20LZ%20neu.pdf);经作者及该杂志许可，本刊予以翻译发表。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