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从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战争回溯——9·11的震荡，阿富汗战争的硝烟，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以暴易暴，印尼的巴厘岛惨案……所有这些把伊斯兰激进势力同美国及其所代表的国际势力的尖锐矛盾，活生生地展现在这个世界上，不由得让人们再次想起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十年前提出的一个理论：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这就是不断引起激烈争论和强烈抨击的“文明冲突论”。此处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实际上主要是指宗教而言。

　　“理性”思维的有限性

　　人们不断提起“文明冲突”的话题，显然不能证明亨廷顿理论的浅薄和荒谬。至少，亨廷顿独树一帜，判断并预见到了冷战后世界上的主要冲突形式，指出了病症，找到了病灶。至于病根，即文明之间冲突的本源何在，亨廷顿在他1996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提出了全面的见解。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推理周密的一册政论，扩展了他本人在1993年那篇引起轰动的论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

　　为了论证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亨廷顿近年来还做了不少学术调研。例如1997年秋，他在哈佛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从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各邀请一位学者，就冷战结束后对本国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和所希望看到的国际政治格局撰写一篇论文。亨廷顿特别强调，论文要反映作者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观点或主流观点，而不是作者的个人观点。我给会议提交的论文指出，中国主流观点认为对世界和平和稳定的主要威胁是美国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内政治稳定的主要外部威胁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要促成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会议上没有多少悬念的是，西方国家眼中的主要威胁来自非西方，而非西方国家眼中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

　　9·11以后的亨廷顿，以他一贯的冷峻，对于各种针对他的评论不做出任何直接回应，也很少发表言论。他曾经以一种“摆事实而不讲道理”的方式，在报刊上低调讲述了多年来“伊斯兰同其他文明的断层地带到处流淌着鲜血”的悲剧。

　　中国一些评论家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他们首先指出，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才是人类冲突的根源，宗教即亨廷顿所界定的“文明”，只不过是利益的载体。但是，这种“利益决定论”似乎很难解释，为什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的影响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在许多社会中，传统宗教信仰呈上升趋势，一些邪教也在蔓延;“利益决定论”也很难解释恐怖主义的非理性行为。

　　作为政治学大家的亨廷顿，对于用社会科学中“理性选择”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历史和政治行为，一直是抱怀疑态度的。如果说国家和政党作为一个政治机器有时还会失去理性的话，个人和非政府的团体更容易做出9·11那种丧失理智和违反人性的事情，从而灾难性地改变历史进程。亨廷顿本人持保守的基督教信仰，虽然他在著述中并没有清楚地表达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对宗教有切身体会，他才能够解释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行为的非理性思维。在我们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里，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经济决定论”、“利益决定论”、“权力决定论”容易深入人心，而对宗教非理性缺乏感性认识。但是，只有理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有神论人群如何思维和推理，才能真正把握国际政治的真谛。就此而言，亨廷顿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当今世界形势，理解9·11的发生、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以及西方的反恐情结。

　　国内对亨廷顿的另一种批评，是说他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反对各种文明的共存和相互间的对话。事实上，如果真正认真读过他的著述，就会发现亨廷顿始终强调的是西方文明并不具备普世性，不要以为西方文明能够改变或整合其他传统文明。有意思的是，9·11之后亨廷顿再三强调，在美国的切身利益没有受到损害的时候，美国绝不应当去干预其他文明的内部事务。他同样反对其他文明去影响和侵蚀美国的传统文化，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文化、宗教信仰越来越多元化而深感忧虑。他在专著中写道：“美国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

　　亨廷顿在1998年同我有过一次长谈。他坦诚地承认他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担忧才是最深切的，他自己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希望美国到处插手他国事务的扩张主义者。至于说到自己论述文明冲突的动机，他在1996年专著的中文版序言里说得很清楚：“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亨廷顿提倡的是各个文明之间的共处、宽容、互不干涉，以及各个文明内部的道德、法律和秩序的重建，反对威胁人类文明的野蛮行为。“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非理性”眼光的错觉

　　那么，近十年来的历史是否证明亨廷顿的预言是正确的呢?人们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在十年前就能够力排众议，提出观察世界政治的一个新视角、新范式，指出对西方的最大威胁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势力，而不是任何大国，应当说是相当高明的。但是，亨廷顿关于中国将同伊斯兰教国家结成反西方联盟的断言，已经而且还将继续被证明是错误的，不高明的。

　　亨廷顿论证中国将会同穆斯林世界联合反西方的论据有四点。一是儒家文明同西方文明在价值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二是冷战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官方文件中有关国际政治的基调，是美国霸权主义威胁世界和平和中国安全、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西化”、“分化”中国、中国应当支持第三世界反霸斗争;三是一些激进的伊斯兰教国家期待中国同它们联手反美;四是中国和朝鲜都向伊斯兰教国家输出了后者从西方得不到的先进武器、核技术和导弹技术。

　　从形式逻辑上说，亨廷顿的推理不能说很武断。我在1997年给他的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至今那篇论文还是他在哈佛讲授的“冷战后的全球政治”课程中的阅读材料)，着重阐述的“中方立场”，确实是以反霸为基调的(而谁都知道霸权主义就是美国的代名词)。如果我们说亨廷顿所言不确，他会说：既然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中的激进势力都以美国为主要对手，它们为什么不会联合起来呢?我们可以解释说：中国还不发达，因此需要韬光养晦，集中精力搞国内建设，不在国际上当头，等我们真正强大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听到这个话，亨廷顿们的结论就出来了：中国并不是不想领导一个反美联盟，而只是出于韬略的考虑，只是暂时避免同美国对抗;所以，美国决不能让中国坐大，否则后患无穷。

　　从实际情况来说，我们难以否认，许多中国人对于9·11事件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的即时反应，同伊斯兰教国家一些民众的幸灾乐祸没有多大差别;今天许多中国“网民”，是把萨达姆当作敢于反霸的民族英雄来称颂的。但是，为什么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同伊斯兰教国家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加入一场“文明的冲突”呢?亨廷顿的推理究竟错在哪里呢?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我有机会出访中东，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出访中又向中国的中东问题专家请教，使我对上述问题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力量对比的现实政治考虑，当然是中国不会构筑所谓“儒教—伊斯兰教轴心”的一个原因，但更大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这是构成双方结成“反西方联盟”的深层障碍。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在这种意义上也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通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突飞猛进地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佼佼者，老百姓过上了小康日子。大多数中东国家则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下徘徊不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没有明显进步(在一些国家甚至有退步)，产油国依旧靠产油，农业国仍然搞农业。在伊斯兰社会，对民族复兴前景的失望，同西方经济水平差距的扩大，国内改革的滞后，所有这些使人们的情感很容易转化为对西方的愤怒甚至暴力。在中国，天天讲与时俱进，人人想拼搏致富，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成为明确的奋斗目标。而在那些国家里，天天讲真主保佑，教义不容亵渎，传统重于变革，政权延续基本上靠子承父业，芸芸众生沉浸在宗教世界里，祈求真主赐福。两厢对比，是多么不同。

　　一位常驻北京的美国大报记者讲述过他在阿富汗和在中国采访的不同感受。他说，在1999年北约飞机“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后，许多中国人对他圆睁怒目，义愤填膺，但总还是理性的，动口不动手，有人还说要把美国人民同他们的政府区别开来。可是在阿富汗没有人来同你论理，却不知道哪天会在哪里遭到暗算而一命呜呼。另一位美国学者在9·11后感慨万千地说，中国同美国的价值观也许差着十万八千里，可是中国同塔利班的价值观更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里如何共处，印尼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里华人和当地穆斯林的关系，已经表现得清清楚楚。

　　如此看来，亨廷顿有关中国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误判，根子在于他是用一种宗教非理性的眼光去观察日新月异、利益驱动、技术至上、无神论为主流的另一种现代文明国家。亨廷顿等人大概很难理解，在中国反霸口号的另一面，是推崇西方的科学理性，全力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追逐奥斯卡奖、诺贝尔奖，还有经久不衰的西方留学热和移民热……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也存在着愤怒青年一边焚烧美国星条旗一边喝着可口可乐、晚上还欣赏好莱坞电影的强烈反差，但是他们那种反西方的极端主义的非理性行为，不会为当代中国青年所效仿。中国的“反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在灵魂深处是截然不同的。

　　在“诸神的争吵”中多几分超脱

　　9·11对美国的震撼，决不止于国内安全和国际战略方面的大调整，而是深入触及了美国人的灵魂——宗教信仰。主流思想界关于伊斯兰教“狭隘”、“排他”、“不宽容”、“政教不分”、“不接受现代性”、“落后”、“歧视妇女”的种种指摘，还有保守派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批评，已经相当激烈。美国基督教右翼的一些代表人物，竟然公开攻击伊斯兰教是“邪教”。虽然出于国内外的政治考虑，美国领导人一直极力避免把恐怖主义同伊斯兰教联系起来，但是政界关于能否“改革伊斯兰教”的议论，说明不少美国人确实在内心深处相信伊斯兰教的信仰同美国主流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我在文章一开头就说，亨廷顿的所谓“文明”，主要是指宗教而言。他在9·11后的一次访谈中说，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论的宗教，都相信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都在自己的某个发展阶段不能宽容别的宗教。基督教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就是不宽容的。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离，西方社会走向多元和宽容。在今天，伊斯兰教成了一神论宗教中最不宽容的一种文明。亨廷顿还在专著中论证了“穆斯林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及其原因。

　　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者中谁更宽容，是足以引起一场政治大辩论的话题，我们暂且不去涉及。应当引起深思的是，从不尊崇一神论的中华文明，可否成为世界各大文明中最宽容大度的一种?当然，这个设想的前提是把“有容乃大”作为一种美德，而且首先在本国的社会治理中体现出这种美德。一个只讲利益驱动的社会，无论它如何迅速地积累财富，都不会在一个有神论者居多数的世界上，得到充分的尊重。

　　西方侵略中国，产生中国同西方的冲突，迄今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如果从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把阿拉伯人团结在伊斯兰教大旗之下开始算起，伊斯兰教同犹太教、基督教的争斗已经有1400多年。当代中国同西方的矛盾基本上是世俗的利害关系，而穆斯林同犹太人、基督徒的瓜葛，是宗教、种族、经济利益、领土争端、自然资源等方面纠缠不清的多重矛盾。美国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互视为“邪恶国家”、“魔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为耶路撒冷圣地的归属闹得国无宁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争夺几座神庙结成世代冤仇，塔利班不顾一切抗议坚决要炸毁一座佛像，从中国人的世俗眼光看来，简直都是匪夷所思。我们应当庆幸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宗教非理性遗产。同时，在判断“文明冲突”里的是非曲直的时候，一方面要坚持和平、人道、保护文化遗产这些举世公认的道德准则，维护中国在那些地区的权益，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多几份超脱、“弃权”，多讲究些中庸之道，也不失为一个良策。

　　其实，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式出台的几乎同时，中国的年轻学者辛旗就出版了《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而且明确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这一命题。书中写道：“西方基督新教商业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与世界其他宗教背景的文明相互冲突，仍然是‘诸神争吵’的主调。”辛旗还指出：“诸神争吵难以止息，还是那个古老的主题：教义、利益、疆界。”可惜的是，中国学者对于这一主题的探讨，十年来没有足够深入的挖掘。我们不必在政治上过多介入“诸神的争吵”，但是无论怎样界定“文明”的概念，它都离不开道德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的探究，因而构成人类历史上除了“和平与发展”之外的另一个永恒主题。

　　作者系中国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从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战争回溯——9·11的震荡，阿富汗战争的硝烟，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以暴易暴，印尼的巴厘岛惨案……所有这些把伊斯兰激进势力同美国及其所代表的国际势力的尖锐矛盾，活生生地展现在这个世界上，不由得让人们再次想起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十年前提出的一个理论：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这就是不断引起激烈争论和强烈抨击的“文明冲突论”。此处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实际上主要是指宗教而言。

　　“理性”思维的有限性

　　人们不断提起“文明冲突”的话题，显然不能证明亨廷顿理论的浅薄和荒谬。至少，亨廷顿独树一帜，判断并预见到了冷战后世界上的主要冲突形式，指出了病症，找到了病灶。至于病根，即文明之间冲突的本源何在，亨廷顿在他1996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提出了全面的见解。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推理周密的一册政论，扩展了他本人在1993年那篇引起轰动的论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

　　为了论证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亨廷顿近年来还做了不少学术调研。例如1997年秋，他在哈佛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从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各邀请一位学者，就冷战结束后对本国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和所希望看到的国际政治格局撰写一篇论文。亨廷顿特别强调，论文要反映作者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观点或主流观点，而不是作者的个人观点。我给会议提交的论文指出，中国主流观点认为对世界和平和稳定的主要威胁是美国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内政治稳定的主要外部威胁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要促成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会议上没有多少悬念的是，西方国家眼中的主要威胁来自非西方，而非西方国家眼中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

　　9·11以后的亨廷顿，以他一贯的冷峻，对于各种针对他的评论不做出任何直接回应，也很少发表言论。他曾经以一种“摆事实而不讲道理”的方式，在报刊上低调讲述了多年来“伊斯兰同其他文明的断层地带到处流淌着鲜血”的悲剧。

　　中国一些评论家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他们首先指出，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才是人类冲突的根源，宗教即亨廷顿所界定的“文明”，只不过是利益的载体。但是，这种“利益决定论”似乎很难解释，为什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的影响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在许多社会中，传统宗教信仰呈上升趋势，一些邪教也在蔓延;“利益决定论”也很难解释恐怖主义的非理性行为。

　　作为政治学大家的亨廷顿，对于用社会科学中“理性选择”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历史和政治行为，一直是抱怀疑态度的。如果说国家和政党作为一个政治机器有时还会失去理性的话，个人和非政府的团体更容易做出9·11那种丧失理智和违反人性的事情，从而灾难性地改变历史进程。亨廷顿本人持保守的基督教信仰，虽然他在著述中并没有清楚地表达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对宗教有切身体会，他才能够解释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行为的非理性思维。在我们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里，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经济决定论”、“利益决定论”、“权力决定论”容易深入人心，而对宗教非理性缺乏感性认识。但是，只有理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有神论人群如何思维和推理，才能真正把握国际政治的真谛。就此而言，亨廷顿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当今世界形势，理解9·11的发生、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以及西方的反恐情结。

　　国内对亨廷顿的另一种批评，是说他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反对各种文明的共存和相互间的对话。事实上，如果真正认真读过他的著述，就会发现亨廷顿始终强调的是西方文明并不具备普世性，不要以为西方文明能够改变或整合其他传统文明。有意思的是，9·11之后亨廷顿再三强调，在美国的切身利益没有受到损害的时候，美国绝不应当去干预其他文明的内部事务。他同样反对其他文明去影响和侵蚀美国的传统文化，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文化、宗教信仰越来越多元化而深感忧虑。他在专著中写道：“美国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

　　亨廷顿在1998年同我有过一次长谈。他坦诚地承认他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担忧才是最深切的，他自己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希望美国到处插手他国事务的扩张主义者。至于说到自己论述文明冲突的动机，他在1996年专著的中文版序言里说得很清楚：“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亨廷顿提倡的是各个文明之间的共处、宽容、互不干涉，以及各个文明内部的道德、法律和秩序的重建，反对威胁人类文明的野蛮行为。“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非理性”眼光的错觉

　　那么，近十年来的历史是否证明亨廷顿的预言是正确的呢?人们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在十年前就能够力排众议，提出观察世界政治的一个新视角、新范式，指出对西方的最大威胁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势力，而不是任何大国，应当说是相当高明的。但是，亨廷顿关于中国将同伊斯兰教国家结成反西方联盟的断言，已经而且还将继续被证明是错误的，不高明的。

　　亨廷顿论证中国将会同穆斯林世界联合反西方的论据有四点。一是儒家文明同西方文明在价值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二是冷战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官方文件中有关国际政治的基调，是美国霸权主义威胁世界和平和中国安全、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西化”、“分化”中国、中国应当支持第三世界反霸斗争;三是一些激进的伊斯兰教国家期待中国同它们联手反美;四是中国和朝鲜都向伊斯兰教国家输出了后者从西方得不到的先进武器、核技术和导弹技术。

　　从形式逻辑上说，亨廷顿的推理不能说很武断。我在1997年给他的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至今那篇论文还是他在哈佛讲授的“冷战后的全球政治”课程中的阅读材料)，着重阐述的“中方立场”，确实是以反霸为基调的(而谁都知道霸权主义就是美国的代名词)。如果我们说亨廷顿所言不确，他会说：既然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中的激进势力都以美国为主要对手，它们为什么不会联合起来呢?我们可以解释说：中国还不发达，因此需要韬光养晦，集中精力搞国内建设，不在国际上当头，等我们真正强大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听到这个话，亨廷顿们的结论就出来了：中国并不是不想领导一个反美联盟，而只是出于韬略的考虑，只是暂时避免同美国对抗;所以，美国决不能让中国坐大，否则后患无穷。

　　从实际情况来说，我们难以否认，许多中国人对于9·11事件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的即时反应，同伊斯兰教国家一些民众的幸灾乐祸没有多大差别;今天许多中国“网民”，是把萨达姆当作敢于反霸的民族英雄来称颂的。但是，为什么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同伊斯兰教国家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加入一场“文明的冲突”呢?亨廷顿的推理究竟错在哪里呢?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我有机会出访中东，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出访中又向中国的中东问题专家请教，使我对上述问题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力量对比的现实政治考虑，当然是中国不会构筑所谓“儒教—伊斯兰教轴心”的一个原因，但更大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这是构成双方结成“反西方联盟”的深层障碍。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在这种意义上也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通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突飞猛进地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佼佼者，老百姓过上了小康日子。大多数中东国家则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下徘徊不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没有明显进步(在一些国家甚至有退步)，产油国依旧靠产油，农业国仍然搞农业。在伊斯兰社会，对民族复兴前景的失望，同西方经济水平差距的扩大，国内改革的滞后，所有这些使人们的情感很容易转化为对西方的愤怒甚至暴力。在中国，天天讲与时俱进，人人想拼搏致富，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成为明确的奋斗目标。而在那些国家里，天天讲真主保佑，教义不容亵渎，传统重于变革，政权延续基本上靠子承父业，芸芸众生沉浸在宗教世界里，祈求真主赐福。两厢对比，是多么不同。

　　一位常驻北京的美国大报记者讲述过他在阿富汗和在中国采访的不同感受。他说，在1999年北约飞机“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后，许多中国人对他圆睁怒目，义愤填膺，但总还是理性的，动口不动手，有人还说要把美国人民同他们的政府区别开来。可是在阿富汗没有人来同你论理，却不知道哪天会在哪里遭到暗算而一命呜呼。另一位美国学者在9·11后感慨万千地说，中国同美国的价值观也许差着十万八千里，可是中国同塔利班的价值观更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里如何共处，印尼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里华人和当地穆斯林的关系，已经表现得清清楚楚。

　　如此看来，亨廷顿有关中国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误判，根子在于他是用一种宗教非理性的眼光去观察日新月异、利益驱动、技术至上、无神论为主流的另一种现代文明国家。亨廷顿等人大概很难理解，在中国反霸口号的另一面，是推崇西方的科学理性，全力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追逐奥斯卡奖、诺贝尔奖，还有经久不衰的西方留学热和移民热……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也存在着愤怒青年一边焚烧美国星条旗一边喝着可口可乐、晚上还欣赏好莱坞电影的强烈反差，但是他们那种反西方的极端主义的非理性行为，不会为当代中国青年所效仿。中国的“反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在灵魂深处是截然不同的。

　　在“诸神的争吵”中多几分超脱

　　9·11对美国的震撼，决不止于国内安全和国际战略方面的大调整，而是深入触及了美国人的灵魂——宗教信仰。主流思想界关于伊斯兰教“狭隘”、“排他”、“不宽容”、“政教不分”、“不接受现代性”、“落后”、“歧视妇女”的种种指摘，还有保守派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批评，已经相当激烈。美国基督教右翼的一些代表人物，竟然公开攻击伊斯兰教是“邪教”。虽然出于国内外的政治考虑，美国领导人一直极力避免把恐怖主义同伊斯兰教联系起来，但是政界关于能否“改革伊斯兰教”的议论，说明不少美国人确实在内心深处相信伊斯兰教的信仰同美国主流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我在文章一开头就说，亨廷顿的所谓“文明”，主要是指宗教而言。他在9·11后的一次访谈中说，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论的宗教，都相信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都在自己的某个发展阶段不能宽容别的宗教。基督教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就是不宽容的。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离，西方社会走向多元和宽容。在今天，伊斯兰教成了一神论宗教中最不宽容的一种文明。亨廷顿还在专著中论证了“穆斯林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及其原因。

　　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者中谁更宽容，是足以引起一场政治大辩论的话题，我们暂且不去涉及。应当引起深思的是，从不尊崇一神论的中华文明，可否成为世界各大文明中最宽容大度的一种?当然，这个设想的前提是把“有容乃大”作为一种美德，而且首先在本国的社会治理中体现出这种美德。一个只讲利益驱动的社会，无论它如何迅速地积累财富，都不会在一个有神论者居多数的世界上，得到充分的尊重。

　　西方侵略中国，产生中国同西方的冲突，迄今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如果从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把阿拉伯人团结在伊斯兰教大旗之下开始算起，伊斯兰教同犹太教、基督教的争斗已经有1400多年。当代中国同西方的矛盾基本上是世俗的利害关系，而穆斯林同犹太人、基督徒的瓜葛，是宗教、种族、经济利益、领土争端、自然资源等方面纠缠不清的多重矛盾。美国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互视为“邪恶国家”、“魔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为耶路撒冷圣地的归属闹得国无宁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争夺几座神庙结成世代冤仇，塔利班不顾一切抗议坚决要炸毁一座佛像，从中国人的世俗眼光看来，简直都是匪夷所思。我们应当庆幸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宗教非理性遗产。同时，在判断“文明冲突”里的是非曲直的时候，一方面要坚持和平、人道、保护文化遗产这些举世公认的道德准则，维护中国在那些地区的权益，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多几份超脱、“弃权”，多讲究些中庸之道，也不失为一个良策。

　　其实，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式出台的几乎同时，中国的年轻学者辛旗就出版了《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而且明确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这一命题。书中写道：“西方基督新教商业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与世界其他宗教背景的文明相互冲突，仍然是‘诸神争吵’的主调。”辛旗还指出：“诸神争吵难以止息，还是那个古老的主题：教义、利益、疆界。”可惜的是，中国学者对于这一主题的探讨，十年来没有足够深入的挖掘。我们不必在政治上过多介入“诸神的争吵”，但是无论怎样界定“文明”的概念，它都离不开道德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的探究，因而构成人类历史上除了“和平与发展”之外的另一个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