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角科普

　　切尔诺贝利核事件，是1986年4月26日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核子反应堆破裂事故。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此次事故对当地乃至全球生态造成了难以想像的负面影响，受切尔诺贝利灾难波及的人口超过320万。事故发生后的10年间，乌克兰境内有30万人死于放射病或因核辐射而诱发的其他疾病，整个欧洲约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受到影响，被放射性物质铯污染。

　　近日，朝鲜在近邻我国东北的丰溪里基地再次进行核试验。9月3日16时，中国气象局启动突发核生化环境污染事件气象应急保障预警应急响应，要求局应急办、减灾司、预报司、气象中心、信息中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山东省气象局立即进入预警应急响应状态，按职责做好核应急气象保障各项工作。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山东省气象局密切跟踪，适时启动省级应急响应，并及时向中国气象局突发核生化环境污染事件气象应急保障领导小组报告。

　　核生化污染有多恐怖?不妨听听切尔诺贝利幸存者们的回忆。

　　亲历者回忆

　　(by /Nastassia Astrasheuskaya)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时，我尚未出生，但我的童年一直笼罩在这片阴云下。

　　我的学校里有个女孩，一只手长了六根手指。我饱受甲状腺永久肿大的困扰，癌症阴影则让我和全家人永远无处可逃。

　　日本福岛核电站在海啸中受损後，我希望附近的民众不会面临相同的命运。

　　1989年8月31日，我出生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市(Mogilev)，此地距离切尔诺贝利500公里。1986年4月，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起火後，核辐射云飘向白俄罗斯，而我的家乡就位于核辐射云正下方。

　　我并未亲身经历这一切，但听父母多次谈起。

　　这片烟雾在空中停留了数日，但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府没有做任何解释：电视上没有，电台上没有，官员们也没有只言片语。

　　获悉真相的人让孩子们尽量待在室内。他们不想造成大规模恐慌。人们走在受核污染的街道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吸入了什么。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後过了好几天，苏联政府才意识到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尽管外界已经知道当地发生了重大核泄漏事故。

　　我的父母发现核危险后，必须迅速做出决定。母亲和哥哥要搬到莫斯科，核辐射对那里影响不大。

　　父亲留在莫吉廖夫市，继续工作。吸入放射性颗粒十分危险，但父亲需要养家糊口。

　　母亲告诉我：“那时，你的哥哥才五岁。我们必须带他离开那里。”

　　他们后来搬到莫斯科，住在我舅舅家。母亲说：“我们在那里住了五个月。但后来我们意识到，事情不会很快得到改变，我们就回去找你父亲了。”

　　在那个时候，移民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

　　我在三年后出生。当地出生率已开始大幅下跌，因为人们看到核灾后的新生儿有各种缺陷，不敢再要孩子。有个跟我一起上学的女孩胳膊有缺陷。

　　这场灾难是一道伤疤，但我们已习惯与之共处。

　　与多数灾后住在白俄罗斯的人们一样，我的甲状腺远远超过正常大小。我们一直面临甲状腺癌的威胁。

　　白俄罗斯是受切尔诺贝利核污染最严重的国家，至今仍很难找到完全未受核污染的地区。

　　受到核污染的水毁了我们的牙齿。在个别地方辐射水平较低，让我们能采摘蘑菇和浆果。

　　我记得，大片森林被带刺的铁丝围起来，上面到处挂着“小心辐射”的黄色骇人标识。

　　我这一代，尤其是生活在临近乌克兰边境地带的人们，被称为“切尔诺贝利孩子”。

　　有些外国人成立了爱心机构，帮助核污染地区的儿童改善健康状况。

　　每到夏天，他们就把我们带到欧洲或美国，这样我们就能矫正牙齿，吃更健康的食物，呼吸新鲜空气。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已经发生了25年，但今天在受污染地区新出生的孩子及其子孙后代仍将长期面临核辐射危险，因为辐射不会消失得那么快。

　　我知道自己童年受到核辐射，身体将一直携带核辐射的影响，很可能还会把这些影响遗传给我的孩子，无论他们是在哪里出生。

　　但现在，除了远离那些被铁丝网围起来的森林和田野，我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

　　阴影下的人民

　　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但是没有人来问我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想听和死亡或恐惧有关的事。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语言形容!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的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粘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就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肺和肝的碎片都从他嘴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这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我以为最可怕的事情 ——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以为我安全了。 但是去了切尔诺贝利很多次之后，我发现自己有多无能为力。所有事物开始瓦解，我的过去再也不能保护我，我找不到答案。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是未来在摧毁我，不是过去。

　　有一天，女儿对我说：“妈妈，如果我生下了一个残缺的孩子，我还是会很爱他。” 你可以想象吗?她才读十年级，却已经在想这种事了。她的朋友们也一样，他们都会思考这样的事。

　　辐射长什么样?也许电影里有。你见过吗?是不是白色的?还是其他颜色?有人说辐射无色无味，也有人说黑得像土。但是如果辐射没有颜色，那不就像上帝?上帝无所不在，可是你看不到。

　　切尔诺贝利是最可怕的战争，你无处可躲，地下、水里、空中都躲不掉。

　　你是很平凡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变成切尔诺贝利人，变成某种特殊生物，大家都对你感兴趣，却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很想和其他人一样，可是你再也做不到。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你，问你：可不可怕?核电厂怎么燃烧?你看到什么?还有……你可以生小孩吗?你的妻子有没有离开你?我们变成某种生物，“切尔诺贝利” 就像一个暗号，听到的人都转头盯着你看，心想：他从那里来!

　　这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有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 就像另一个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

　　人怕辐射，动物也怕，鸟类和树木也一样，但是它们很安静，它们不说话。这对万物来说都是可怕的浩劫，不过科罗拉多甲虫还是像平常一样到处出没，狼吞虎咽地吃我们的马铃薯，吃到只剩叶子，它们习惯毒物，和人一样。

　　谁制造了切尔诺贝利

　　在苏联，一切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切。作为大国抗衡杀手锏的核工业，更是毫不含糊地政治挂帅。70年代，冷战正酣，苏联和英美在民用核能领域展开竞争，美国和英国到了1972年已经造了50多个核反应堆，而苏联才7个。为了赶英超美，以及满足国内的电力需求，中央下令快马加鞭发展民用核能工业。为了尽快完成建设，必要的安全措施被省略了。

　　反应堆的先天缺陷只是埋下的祸根，如果官方应对及时，灾难或不至于这么严重。灾难发生后，官方的反应，不是立即施救，而是习惯性地掩盖。爆炸后，核电站的主任抵达现场，发现四号反应堆已经爆炸，屋顶被掀掉，大火在燃烧，然而他却向上级报告，反应堆完好无损，辐射在正常范围内。一个小时后，有下属向其反映，核电站附近的核辐射已经超过正常范围8万倍，对此主任的回应是，以涉嫌传谣、制造慌乱为由逮捕了他。这种做法在当时，算是“标准动作”了。一位80年代初期任职能源与电力部的中级官员称，“那个时代，核电站的任何事故和故障信息都被要经过部门的严格审查：只有上级觉得有必要发布才会披露。”

　　直到灾难发生的第18天后，5月14日，戈尔巴乔夫才打破沉默，在电视上发表演讲，“一旦我们收到可靠信息，将会告知苏联人民，现在我们可以说，因为采取了有效措施，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他否认政府试图掩盖真相，称官方只是不知道实情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下，苏联政府不像往常一样，严格控制媒体，而是允许他们深入现场、接触相关官员和医生，但是毕竟苏联还是那个苏联， 本性难移，针对事故的所有资料都被列为“绝密”。事故发生后的前18天，政府始终一声不吭，而国际媒体一片喧哗，它们从各种渠道挖掘信息，比如在北欧国家测量核辐射数据，于是出现了这样现象：发生在本国的灾难，需要从外媒了解。政府甚至下令，要求医疗人员在被核辐射感染的清理人群的诊断中，不要使用“急性辐射综合症”，而是用其他术语代替。

　　1991年，乌克兰议会成立的委员会调查了切尔诺贝利灾难。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称，苏联政府在切尔诺贝利事发后的反应是“完全的谎言、虚假、掩盖、隐瞒，”是苏联体制犯下的罪。调查委员会在获取了当年乌克兰共产党保密文档后发现，中央高层很早就知道事态之严重。26日下午一点，距离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爆炸不到12个小时，高层官员就已获知反应堆爆炸，大量核辐射物质溢出。但是，在切尔诺贝利旁边的普里皮亚季，灾难发生的第二天，孩子们竟然照常上课，室外活动照常举行，还举办了16场婚礼。直到一天半以后，政府才开始撤离居民。

　　据灾难发生时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工作、现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高管的弗拉基米尔·阿西莫洛夫回忆，1982年他们向上级递交了系统保护苏联核电站的报告，但是收到的反馈却是，“西方是资本主义，有压迫，他们不考虑人民，所以反应堆出故障，比如三哩岛。但是，我们的反应堆是安全的，因为它们是苏维埃的!”然而就在四年后，“安全”的苏维埃反应堆爆炸了。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英译者Keith Gessen在英译本序言中说，“某种程度上，切尔诺贝利是偶然发生的，但又是裙带关系、懒惰以及漠视民众的必然产物。”这，大概是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最精准的定性。

　　钝角君综合自：刘锐《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苏联体制种下的恶果》、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Nastassia Astrasheuskaya《记者亲历：在切尔诺贝利阴影下长大》

 　　钝角科普

　　切尔诺贝利核事件，是1986年4月26日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核子反应堆破裂事故。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此次事故对当地乃至全球生态造成了难以想像的负面影响，受切尔诺贝利灾难波及的人口超过320万。事故发生后的10年间，乌克兰境内有30万人死于放射病或因核辐射而诱发的其他疾病，整个欧洲约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受到影响，被放射性物质铯污染。

　　近日，朝鲜在近邻我国东北的丰溪里基地再次进行核试验。9月3日16时，中国气象局启动突发核生化环境污染事件气象应急保障预警应急响应，要求局应急办、减灾司、预报司、气象中心、信息中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山东省气象局立即进入预警应急响应状态，按职责做好核应急气象保障各项工作。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山东省气象局密切跟踪，适时启动省级应急响应，并及时向中国气象局突发核生化环境污染事件气象应急保障领导小组报告。

　　核生化污染有多恐怖?不妨听听切尔诺贝利幸存者们的回忆。

　　亲历者回忆

　　(by /Nastassia Astrasheuskaya)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时，我尚未出生，但我的童年一直笼罩在这片阴云下。

　　我的学校里有个女孩，一只手长了六根手指。我饱受甲状腺永久肿大的困扰，癌症阴影则让我和全家人永远无处可逃。

　　日本福岛核电站在海啸中受损後，我希望附近的民众不会面临相同的命运。

　　1989年8月31日，我出生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市(Mogilev)，此地距离切尔诺贝利500公里。1986年4月，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起火後，核辐射云飘向白俄罗斯，而我的家乡就位于核辐射云正下方。

　　我并未亲身经历这一切，但听父母多次谈起。

　　这片烟雾在空中停留了数日，但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府没有做任何解释：电视上没有，电台上没有，官员们也没有只言片语。

　　获悉真相的人让孩子们尽量待在室内。他们不想造成大规模恐慌。人们走在受核污染的街道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吸入了什么。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後过了好几天，苏联政府才意识到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尽管外界已经知道当地发生了重大核泄漏事故。

　　我的父母发现核危险后，必须迅速做出决定。母亲和哥哥要搬到莫斯科，核辐射对那里影响不大。

　　父亲留在莫吉廖夫市，继续工作。吸入放射性颗粒十分危险，但父亲需要养家糊口。

　　母亲告诉我：“那时，你的哥哥才五岁。我们必须带他离开那里。”

　　他们后来搬到莫斯科，住在我舅舅家。母亲说：“我们在那里住了五个月。但后来我们意识到，事情不会很快得到改变，我们就回去找你父亲了。”

　　在那个时候，移民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

　　我在三年后出生。当地出生率已开始大幅下跌，因为人们看到核灾后的新生儿有各种缺陷，不敢再要孩子。有个跟我一起上学的女孩胳膊有缺陷。

　　这场灾难是一道伤疤，但我们已习惯与之共处。

　　与多数灾后住在白俄罗斯的人们一样，我的甲状腺远远超过正常大小。我们一直面临甲状腺癌的威胁。

　　白俄罗斯是受切尔诺贝利核污染最严重的国家，至今仍很难找到完全未受核污染的地区。

　　受到核污染的水毁了我们的牙齿。在个别地方辐射水平较低，让我们能采摘蘑菇和浆果。

　　我记得，大片森林被带刺的铁丝围起来，上面到处挂着“小心辐射”的黄色骇人标识。

　　我这一代，尤其是生活在临近乌克兰边境地带的人们，被称为“切尔诺贝利孩子”。

　　有些外国人成立了爱心机构，帮助核污染地区的儿童改善健康状况。

　　每到夏天，他们就把我们带到欧洲或美国，这样我们就能矫正牙齿，吃更健康的食物，呼吸新鲜空气。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已经发生了25年，但今天在受污染地区新出生的孩子及其子孙后代仍将长期面临核辐射危险，因为辐射不会消失得那么快。

　　我知道自己童年受到核辐射，身体将一直携带核辐射的影响，很可能还会把这些影响遗传给我的孩子，无论他们是在哪里出生。

　　但现在，除了远离那些被铁丝网围起来的森林和田野，我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

　　阴影下的人民

　　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但是没有人来问我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想听和死亡或恐惧有关的事。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语言形容!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的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粘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就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肺和肝的碎片都从他嘴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这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我以为最可怕的事情 ——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以为我安全了。 但是去了切尔诺贝利很多次之后，我发现自己有多无能为力。所有事物开始瓦解，我的过去再也不能保护我，我找不到答案。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是未来在摧毁我，不是过去。

　　有一天，女儿对我说：“妈妈，如果我生下了一个残缺的孩子，我还是会很爱他。” 你可以想象吗?她才读十年级，却已经在想这种事了。她的朋友们也一样，他们都会思考这样的事。

　　辐射长什么样?也许电影里有。你见过吗?是不是白色的?还是其他颜色?有人说辐射无色无味，也有人说黑得像土。但是如果辐射没有颜色，那不就像上帝?上帝无所不在，可是你看不到。

　　切尔诺贝利是最可怕的战争，你无处可躲，地下、水里、空中都躲不掉。

　　你是很平凡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变成切尔诺贝利人，变成某种特殊生物，大家都对你感兴趣，却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很想和其他人一样，可是你再也做不到。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你，问你：可不可怕?核电厂怎么燃烧?你看到什么?还有……你可以生小孩吗?你的妻子有没有离开你?我们变成某种生物，“切尔诺贝利” 就像一个暗号，听到的人都转头盯着你看，心想：他从那里来!

　　这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有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 就像另一个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

　　人怕辐射，动物也怕，鸟类和树木也一样，但是它们很安静，它们不说话。这对万物来说都是可怕的浩劫，不过科罗拉多甲虫还是像平常一样到处出没，狼吞虎咽地吃我们的马铃薯，吃到只剩叶子，它们习惯毒物，和人一样。

　　谁制造了切尔诺贝利

　　在苏联，一切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切。作为大国抗衡杀手锏的核工业，更是毫不含糊地政治挂帅。70年代，冷战正酣，苏联和英美在民用核能领域展开竞争，美国和英国到了1972年已经造了50多个核反应堆，而苏联才7个。为了赶英超美，以及满足国内的电力需求，中央下令快马加鞭发展民用核能工业。为了尽快完成建设，必要的安全措施被省略了。

　　反应堆的先天缺陷只是埋下的祸根，如果官方应对及时，灾难或不至于这么严重。灾难发生后，官方的反应，不是立即施救，而是习惯性地掩盖。爆炸后，核电站的主任抵达现场，发现四号反应堆已经爆炸，屋顶被掀掉，大火在燃烧，然而他却向上级报告，反应堆完好无损，辐射在正常范围内。一个小时后，有下属向其反映，核电站附近的核辐射已经超过正常范围8万倍，对此主任的回应是，以涉嫌传谣、制造慌乱为由逮捕了他。这种做法在当时，算是“标准动作”了。一位80年代初期任职能源与电力部的中级官员称，“那个时代，核电站的任何事故和故障信息都被要经过部门的严格审查：只有上级觉得有必要发布才会披露。”

　　直到灾难发生的第18天后，5月14日，戈尔巴乔夫才打破沉默，在电视上发表演讲，“一旦我们收到可靠信息，将会告知苏联人民，现在我们可以说，因为采取了有效措施，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他否认政府试图掩盖真相，称官方只是不知道实情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下，苏联政府不像往常一样，严格控制媒体，而是允许他们深入现场、接触相关官员和医生，但是毕竟苏联还是那个苏联， 本性难移，针对事故的所有资料都被列为“绝密”。事故发生后的前18天，政府始终一声不吭，而国际媒体一片喧哗，它们从各种渠道挖掘信息，比如在北欧国家测量核辐射数据，于是出现了这样现象：发生在本国的灾难，需要从外媒了解。政府甚至下令，要求医疗人员在被核辐射感染的清理人群的诊断中，不要使用“急性辐射综合症”，而是用其他术语代替。

　　1991年，乌克兰议会成立的委员会调查了切尔诺贝利灾难。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称，苏联政府在切尔诺贝利事发后的反应是“完全的谎言、虚假、掩盖、隐瞒，”是苏联体制犯下的罪。调查委员会在获取了当年乌克兰共产党保密文档后发现，中央高层很早就知道事态之严重。26日下午一点，距离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爆炸不到12个小时，高层官员就已获知反应堆爆炸，大量核辐射物质溢出。但是，在切尔诺贝利旁边的普里皮亚季，灾难发生的第二天，孩子们竟然照常上课，室外活动照常举行，还举办了16场婚礼。直到一天半以后，政府才开始撤离居民。

　　据灾难发生时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工作、现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高管的弗拉基米尔·阿西莫洛夫回忆，1982年他们向上级递交了系统保护苏联核电站的报告，但是收到的反馈却是，“西方是资本主义，有压迫，他们不考虑人民，所以反应堆出故障，比如三哩岛。但是，我们的反应堆是安全的，因为它们是苏维埃的!”然而就在四年后，“安全”的苏维埃反应堆爆炸了。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英译者Keith Gessen在英译本序言中说，“某种程度上，切尔诺贝利是偶然发生的，但又是裙带关系、懒惰以及漠视民众的必然产物。”这，大概是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最精准的定性。

　　钝角君综合自：刘锐《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苏联体制种下的恶果》、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Nastassia Astrasheuskaya《记者亲历：在切尔诺贝利阴影下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