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而言，拿破仑成功了。当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时，深知将为欧洲的神授君主所不容，一再担忧自己的平民身份，竭力以天主教的支持、大革命的荣光和战无不胜的英雄经历，为自己抹上一层神圣的色彩。

　　然而在之后的两百年间，他却几乎成了皇帝的象征，欧洲人提到这一名词，首先想到的不是奥地利帝国的君主，不是身兼印度皇帝的英国女王，而是英国人口中的科西嘉矮子。尽管拿破仑并不矮小。

　　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的军队蹂躏了整个欧洲大陆，然而其身份究竟是征服者还是解放者，却为欧洲的知识分子争论不休。

　　在一些人眼里，在圣赫勒拿岛饱受苦难而英年早逝的拿破仑，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盗来革命之火，照亮了欧洲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之路，就像托克维尔所说，“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个世纪以来的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拿破仑是大革命的怪诞产物，他的对外征服源自其政治野心和独裁欲望，给欧洲乃至法国带来难以弥补的苦难和创伤。2005年，法国发起活动让民众选出自己历史上的十大伟人，结果拿破仑落选，不仅败给戴高乐、皮埃尔和居里夫人，甚至输给了喜剧演员和歌手。

　　从解放者到征服者

　　在19世纪的欧洲军事学界，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认为战争是艺术的声音最后占据了上风。如果将战争史作为一场宏大壮观的舞台剧，拿破仑无疑是敌我双方都承认的天才艺术家。大革命前夕，法国的军事思想空前活跃，军事文献数量激增，哲学和科学两大思潮同时影响着当时的军事理论，包括启蒙主义和百科全书派的自然法信仰、经典模型与体系，以及源于牛顿科学的数学精确性的理性主义思潮。一些专业人士已经预感到变革时代即将到来，并呼唤“新的亚历山大”的出现。

　　回答这种祈求的是拿破仑，他是了解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可能性的第一个人。

　　此时的欧洲军队，采用的战役形式和过去数千年并无不同，十万人规模的军队进入战场，进行一场互有攻防的会战。而从拿破仑开始，战争进入了现代层面，战术上，他将散兵战术和纵队战术结合起来，以适应法军大规模征兵带来的缺乏经验的新兵，崇尚袭击和快速突击，来和欧洲职业军队的崇尚火力的线性战术对抗。战略上，他坚决贯彻分进合击思想，让军队在宽大的正面上分散成多个梯队行军，从而有效的从沿途收集补给并高速实施运动。拿破仑从战略和战术上都开始了魔术般的表演，他采用部署分散的军队张开一张疏松的网，让敌人无法判断其目的，迷惑敌人并使之瘫痪。另一方面，他迅速对准备不足的敌人集中兵力并实施包围，迫使敌人接受会战。从土伦战役、耶拿战役到三皇会战，采用传统作战模式的欧洲军队几乎无法有效应对，在拿破仑的攻击面前溃不成军。在后来的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可以看到军队是在极其宽大的战线上展开，作战线延及整个地图，和古代战争截然不同，这一趋势无疑是拿破仑开创的。

　　但是，和二战开创闪电战的纳粹德国一样，他的对手也学会了这套游戏规则，以同样的曲调开始跳舞。在其革命性的创新被饱受模仿后，拿破仑行动模式日益困难。

　　更为严重的是，拿破仑的作战体系在政治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弊病：为了保持机动性，避免被庞大辎重所累，拿破仑崇尚运动战，这意味着军队必须要从其经过的地方征集补给。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他带着革命的光环而来，受到被征服地区民众的欢迎，随后却将巨额账单回报给他们，通过征税和直接抢劫，掠夺他们的财富，镇压他们的反抗，拿破仑美好的解放者形象逐渐被征服者的恶魔形象所代替。火烧莫斯科是拿破仑军队掠夺成性的最终结果，并导致了其大溃败。随后，被法兰西帝国征服的欧洲开始了全面反抗，莱比锡民族大会战和滑铁卢会战成为拿破仑的两次挽歌，法国的资源最终不足以支持拿破仑的野心，战争的荣光终究掩盖不了战争的灾难。

　　从改革家到独裁者

　　某种程度而言，拿破仑成功了。当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时，深知将为欧洲的神授君主所不容，一再担忧自己的平民身份，竭力以天主教的支持、大革命的荣光和战无不胜的英雄经历，为自己抹上一层神圣的色彩。

　　然而在之后的两百年间，他却几乎成了皇帝的象征，欧洲人提到这一名词，首先想到的不是奥地利帝国的君主，不是身兼印度皇帝的英国女王，而是英国人口中的科西嘉矮子。尽管拿破仑并不矮小。

　　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的军队蹂躏了整个欧洲大陆，然而其身份究竟是征服者还是解放者，却为欧洲的知识分子争论不休。

　　在一些人眼里，在圣赫勒拿岛饱受苦难而英年早逝的拿破仑，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盗来革命之火，照亮了欧洲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之路，就像托克维尔所说，“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个世纪以来的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拿破仑是大革命的怪诞产物，他的对外征服源自其政治野心和独裁欲望，给欧洲乃至法国带来难以弥补的苦难和创伤。2005年，法国发起活动让民众选出自己历史上的十大伟人，结果拿破仑落选，不仅败给戴高乐、皮埃尔和居里夫人，甚至输给了喜剧演员和歌手。

　　从解放者到征服者

　　在19世纪的欧洲军事学界，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认为战争是艺术的声音最后占据了上风。如果将战争史作为一场宏大壮观的舞台剧，拿破仑无疑是敌我双方都承认的天才艺术家。大革命前夕，法国的军事思想空前活跃，军事文献数量激增，哲学和科学两大思潮同时影响着当时的军事理论，包括启蒙主义和百科全书派的自然法信仰、经典模型与体系，以及源于牛顿科学的数学精确性的理性主义思潮。一些专业人士已经预感到变革时代即将到来，并呼唤“新的亚历山大”的出现。

　　回答这种祈求的是拿破仑，他是了解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可能性的第一个人。

　　此时的欧洲军队，采用的战役形式和过去数千年并无不同，十万人规模的军队进入战场，进行一场互有攻防的会战。而从拿破仑开始，战争进入了现代层面，战术上，他将散兵战术和纵队战术结合起来，以适应法军大规模征兵带来的缺乏经验的新兵，崇尚袭击和快速突击，来和欧洲职业军队的崇尚火力的线性战术对抗。战略上，他坚决贯彻分进合击思想，让军队在宽大的正面上分散成多个梯队行军，从而有效的从沿途收集补给并高速实施运动。拿破仑从战略和战术上都开始了魔术般的表演，他采用部署分散的军队张开一张疏松的网，让敌人无法判断其目的，迷惑敌人并使之瘫痪。另一方面，他迅速对准备不足的敌人集中兵力并实施包围，迫使敌人接受会战。从土伦战役、耶拿战役到三皇会战，采用传统作战模式的欧洲军队几乎无法有效应对，在拿破仑的攻击面前溃不成军。在后来的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可以看到军队是在极其宽大的战线上展开，作战线延及整个地图，和古代战争截然不同，这一趋势无疑是拿破仑开创的。

　　但是，和二战开创闪电战的纳粹德国一样，他的对手也学会了这套游戏规则，以同样的曲调开始跳舞。在其革命性的创新被饱受模仿后，拿破仑行动模式日益困难。

　　更为严重的是，拿破仑的作战体系在政治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弊病：为了保持机动性，避免被庞大辎重所累，拿破仑崇尚运动战，这意味着军队必须要从其经过的地方征集补给。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他带着革命的光环而来，受到被征服地区民众的欢迎，随后却将巨额账单回报给他们，通过征税和直接抢劫，掠夺他们的财富，镇压他们的反抗，拿破仑美好的解放者形象逐渐被征服者的恶魔形象所代替。火烧莫斯科是拿破仑军队掠夺成性的最终结果，并导致了其大溃败。随后，被法兰西帝国征服的欧洲开始了全面反抗，莱比锡民族大会战和滑铁卢会战成为拿破仑的两次挽歌，法国的资源最终不足以支持拿破仑的野心，战争的荣光终究掩盖不了战争的灾难。

　　从改革家到独裁者

　　尽管拿破仑的一系列胜利随着滑铁卢烟消云散，但他深为寄望的民法典还是为他带来了荣誉，在拿破仑成为督政府第一执政后，认为自己“不但能做像恺撒、亚历山大和汉尼拔一样伟大的军事家，也能成为像斯巴达法典制定者莱克格斯、巴比伦法典制定者汉穆拉比和雅典法律变革家梭伦那样伟大的立法者。”于是，在他的主导下，1804年民法典颁布，被称为《法国民法典》，到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改名为《拿破仑法典》，随着波旁王朝复辟和拿破仑三世上台，法典又先后两次更名。拿破仑本人对立法的讨论极其认真，参与了一半的讨论会，发表了许多意见，在法典中留下了自己的个人痕迹。

　　颁布200多年后，《拿破仑法典》最初的2281个条文仍有1200个在沿用，至今仍是法国民事立法的重要依据，不仅在法学中有重要意义，其内在逻辑结构和细腻文笔也得到不少文学家的赞美，经典小说《红与黑》作者司汤达，每晚都要看几条《拿破仑法典》以完善自己的文笔和语言结构。

　　《拿破仑法典》继承了《人权宣言》的思想，明确了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私法自治原则和自己责任原则，取消了过去的土地赋税制度，遗产分配遵循子女平等原则，缔结婚姻时不再受教会法控制而完全世俗化。尽管意义重大，并开创了后来的大陆法系，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但拿破仑是用专制而非民主的手段制定民法典的。当草案提交评审委员会讨论时，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认为民法典草案只不过是“对罗马法奴隶般的模仿和枯燥无味的交集物”，使得立法团未能通过草案。而拿破仑干脆清洗了法律评议委员会中五十人的反对派，并削弱了评议会的职权，草案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通过，这让人想起拿破仑称帝时的民选过程，375万人中只有2569人投了反对票。作为一部卢梭主义式的法律，这无疑是对卢梭式的主权在民和约法思想的巨大讽刺。

　　《拿破仑法典》作为示范，带动了后来《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这两部法典最终成为大陆法系的象征。然而，保守主义者对此提出了警告，雷贝格在《论〈拿破仑法典〉及其在德国的引进》中，明确反对引入其中卢梭主义式的“哲学狂热”，认为《法国民法典》与德国国情不符。在他看来，在德国，企图依照理性法原则制定法典，无异于在市民生活关系领域人为发动一场革命，因而是“荒唐的”。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不仅是源于其哲学判断，也是因为《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和德国政府激发民族主义热情、促进民族统一的心态有关的，这种政治动机引起了法学界普遍警惕。萨维尼在《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明确指出，真正的法只能存在于民族信念之中，“法在任何地方都是通过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而不是通过立法者的专断意志形成的。”立法和法学是民族信念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前者是法的“政治因素”，后者是法的“技术因素”，不能互相僭越。

　　然而，《拿破仑法典》的继承者最终在德意志民族的复兴渴望中通过了，德国也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从横扫欧洲到最终覆灭，几乎将拿破仑帝国的经历重演了一遍。也难怪克劳利在《剑桥世界近代史》中说：“拿破仑是《拿破仑法典》的热忱宣传者。这部法典是一只船，它把法国革命的行政和社会原则输送出去。但拿破仑并没有预见到：扫除旧制度的垃圾，只会促使潜伏着的民族主义种子勃然萌发。"

　　如何正确看待拿破仑的遗产?这也许是人类还需要用更长久的时间来回答的问题。但拿破仑的政治生命，其实在1804年《拿破仑法典》颁布时，就已经完成了。这以后他的称帝和征战，除了给诗人们留下一些浪漫的咏叹，给民众留下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太多正面历史意义，这是毫无疑义的，他自己对此应该也非常明白，这才有了其临终前的遗言：

　　“我一生四十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从历史中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