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不合作的胜利

　　1942年8 月8 日午夜，袒胸赤足的甘地在孟买向印度发出呼吁：“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如有可能，我要求在今晚黎明来临之前就取得自由。为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办法：要么行动，要么死亡。我们将解救印度，或许我们将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奴隶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次日黎明，甘地被英国军队逮捕。这是他第十五次入狱，国大党随之被宣布为非法，领导人被一网打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仿佛走到了穷途末路。

　　这似乎印证了革命叙事中的一个“经典”逻辑：不通过暴力革命使敌人屈服，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幼稚幻想，必将在反动派的镇压下覆灭。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既有武装斗争到底的坚定意志，也有保存自己并与敌人反复周旋的智慧。而甘地既无暴力斗争之决心，也无与反动派斗争之技巧，无疑是投降主义和盲动主义相结合的失败案例。

　　然而，事情的后续出人意料。七十多岁的甘地在狱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绝食斗争，深受鼓舞的印度人随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退出印度”运动。大英帝国在看似无力的民间非抵抗运动面前进退失措。1944年，英国释放甘地，1947年8月15日，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宣布印度独立。

　　全球众多殖民地数百年暴力革命和艰苦斗争都未能取得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被这个老人以一种看似愚蠢、软弱而无力的坚持就这样实现了。善良能否战胜邪恶?手无寸铁的自由能否战胜荷枪实弹的专制?我们常常怀疑地抛出这个问题，然而甘地成功向世人展示了非暴力的智慧!

　　几个月后，因不满甘地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表态，一个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刺杀了他，印度圣雄得到了敌人的尊重和爱戴，却死在同胞中的愤青手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时至今日，也许很多人都已清醒地换掉了答案。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暴力与非暴力，哪个是幼稚幻想，哪个是现实主义，在一次次的历史变革中逐渐露出答案。战后，随着美国所主导的崇尚自由贸易与和平的全球新秩序的实现，传统的西方列强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殖民地;在美国，马丁路德金领导了黑人平权运动，“我有一个梦想”成为美国精神的新象征;在南非，曼德拉在艰苦的牢狱生活后，迎来了种族隔离的废除;在苏联，武装力量和军事科技几乎达到人类巅峰的政权轰然倒下，随后柏林墙坍塌，东欧如多比诺骨牌般连环倾倒向西方世界。

　　战后七十年来的重大变革，展现着一个基本事实：对自由、民主、民族解放的成功诉求，很少再通过极端而反复无常的暴力革命、残酷的屠杀流血、低道德的狡诈博弈来实现，而是更多在国际道义和舆论支持下，知识分子以理性姿态发出声音，传播真理来促进民众觉醒，鼓舞人民站出来，让敌人惊慌失措甚至倒戈归附，和平与理性的道路正在越来越普遍地取得成功。

　　缺乏个人主义的不合作幻想

　　甘地的伟大人格举世公认，但他与曼德拉、金、索尔仁尼琴等人一样，所推崇的价值观并非毫无缺陷。

　　在甘地的宗教想象中，真理是神，非暴力是认识神的手段，甘地将其视为强者的真正武器，这一见解无疑令人尊重，也有助于将人类从激进主义中解救出来。

　　但另一方面，甘地推崇的价值缺乏个人主义基础，倾向于将人民视为一个群体，希望他们自我约束、严守戒律，在暴力面前自我牺牲，实现一种宗教式的献祭，从而在道德和精神上感化敌我双方。

　　这一认知忽略了个体上的认知分歧和自由选择，并且仍未走出群众运动的范畴，当一个个基于个人信仰的行为，转化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时，并且通过不断鼓励信众的殉教热情来实施，非暴力是否还能得以维持，这是相当可疑的。甘地将自己的终极理想寄托于庞大非理性集团的群体觉悟和自我克制，然而，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印度的群众们在各类运动中伤亡事件并不鲜见，非暴力在其团体中的实践并不成功。

　　1930年3月12日，甘地夹在拥护者中间向海滨进军，抗议《盐业垄断法》

　　甘地主义有价值和逻辑上的缺陷，其针对中国抗日战争广受争议的言论就是证明。在他的设想中，手无寸铁的群众应面无惧色向日本人冲去，直到尸山血海，从而使敌人心慈手软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对于群体性殉难力量的诡异幻想，无疑缺乏基本逻辑，对个体意志也缺乏尊重，为甘地本人带来不少污点，也同当时的反法西斯国际合作路线背道而驰。

　　非暴力、不合作的胜利

　　1942年8 月8 日午夜，袒胸赤足的甘地在孟买向印度发出呼吁：“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如有可能，我要求在今晚黎明来临之前就取得自由。为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办法：要么行动，要么死亡。我们将解救印度，或许我们将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奴隶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次日黎明，甘地被英国军队逮捕。这是他第十五次入狱，国大党随之被宣布为非法，领导人被一网打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仿佛走到了穷途末路。

　　这似乎印证了革命叙事中的一个“经典”逻辑：不通过暴力革命使敌人屈服，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幼稚幻想，必将在反动派的镇压下覆灭。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既有武装斗争到底的坚定意志，也有保存自己并与敌人反复周旋的智慧。而甘地既无暴力斗争之决心，也无与反动派斗争之技巧，无疑是投降主义和盲动主义相结合的失败案例。

　　然而，事情的后续出人意料。七十多岁的甘地在狱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绝食斗争，深受鼓舞的印度人随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退出印度”运动。大英帝国在看似无力的民间非抵抗运动面前进退失措。1944年，英国释放甘地，1947年8月15日，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宣布印度独立。

　　全球众多殖民地数百年暴力革命和艰苦斗争都未能取得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被这个老人以一种看似愚蠢、软弱而无力的坚持就这样实现了。善良能否战胜邪恶?手无寸铁的自由能否战胜荷枪实弹的专制?我们常常怀疑地抛出这个问题，然而甘地成功向世人展示了非暴力的智慧!

　　几个月后，因不满甘地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表态，一个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刺杀了他，印度圣雄得到了敌人的尊重和爱戴，却死在同胞中的愤青手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时至今日，也许很多人都已清醒地换掉了答案。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暴力与非暴力，哪个是幼稚幻想，哪个是现实主义，在一次次的历史变革中逐渐露出答案。战后，随着美国所主导的崇尚自由贸易与和平的全球新秩序的实现，传统的西方列强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殖民地;在美国，马丁路德金领导了黑人平权运动，“我有一个梦想”成为美国精神的新象征;在南非，曼德拉在艰苦的牢狱生活后，迎来了种族隔离的废除;在苏联，武装力量和军事科技几乎达到人类巅峰的政权轰然倒下，随后柏林墙坍塌，东欧如多比诺骨牌般连环倾倒向西方世界。

　　战后七十年来的重大变革，展现着一个基本事实：对自由、民主、民族解放的成功诉求，很少再通过极端而反复无常的暴力革命、残酷的屠杀流血、低道德的狡诈博弈来实现，而是更多在国际道义和舆论支持下，知识分子以理性姿态发出声音，传播真理来促进民众觉醒，鼓舞人民站出来，让敌人惊慌失措甚至倒戈归附，和平与理性的道路正在越来越普遍地取得成功。

　　缺乏个人主义的不合作幻想

　　甘地的伟大人格举世公认，但他与曼德拉、金、索尔仁尼琴等人一样，所推崇的价值观并非毫无缺陷。

　　在甘地的宗教想象中，真理是神，非暴力是认识神的手段，甘地将其视为强者的真正武器，这一见解无疑令人尊重，也有助于将人类从激进主义中解救出来。

　　但另一方面，甘地推崇的价值缺乏个人主义基础，倾向于将人民视为一个群体，希望他们自我约束、严守戒律，在暴力面前自我牺牲，实现一种宗教式的献祭，从而在道德和精神上感化敌我双方。

　　这一认知忽略了个体上的认知分歧和自由选择，并且仍未走出群众运动的范畴，当一个个基于个人信仰的行为，转化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时，并且通过不断鼓励信众的殉教热情来实施，非暴力是否还能得以维持，这是相当可疑的。甘地将自己的终极理想寄托于庞大非理性集团的群体觉悟和自我克制，然而，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印度的群众们在各类运动中伤亡事件并不鲜见，非暴力在其团体中的实践并不成功。

　　1930年3月12日，甘地夹在拥护者中间向海滨进军，抗议《盐业垄断法》

　　甘地主义有价值和逻辑上的缺陷，其针对中国抗日战争广受争议的言论就是证明。在他的设想中，手无寸铁的群众应面无惧色向日本人冲去，直到尸山血海，从而使敌人心慈手软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对于群体性殉难力量的诡异幻想，无疑缺乏基本逻辑，对个体意志也缺乏尊重，为甘地本人带来不少污点，也同当时的反法西斯国际合作路线背道而驰。

　　同时，甘地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抵制，也阻碍了印度融入全球市场。甘地对于传统生活的宗教设想，是以一种基于平等主义的田园牧歌为基础的。因此，在战后国大党长期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为印度后来的发展带来了隐患，数亿印度人长期无法通过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而摆脱贫困。因此，尽管甘地的实践是对人类未来道路的重要探索，但显然不能视为终点。

　　“公民不服从”问题的历史沿革

　　人类进入现代以后，现代性危机也随之出现，该如何判断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关系，美国作家梭罗于1849年开创“公民不服从”理论，致力于解决一个经典的政治学矛盾：公民是可否以良知为据，而不服从恶法?

　　否定，就等于认为，一切行为都只能在现存法律框架内进行。于是，旧世界即便有对自由的奴役，其合法性也会被默认，光荣革命和大宪章不会出现，美国无法独立，纳粹政权也不该终结。显然，这不符合我们的基本价值判断。

　　肯定，亦即将颠覆”恶法"视为天然权利，就等于片面强调“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逻辑，等同于将国家置于周而复始的不断革命中。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各类激进主义造成的灾难数不胜数，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反思吗?

　　不服从恶法是一种历史的现实，却又不能视为一种人人都具备并可以随时行使的一般权利。那么问题来了，法律有德性可言吗?公民是否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从现实的法律?自由世界反复探索着公民不服从的责任与局限。

　　林肯认为，在法律之外，人类存在着一般性的权利，人民厌弃政府时，可以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来修正它，也可以行使革命的权利来推翻它。这反应了美国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梭罗则提倡，面对不公，人们不一定要诉诸暴力，可以采取不支持和抵制的作法，他将拒绝纳税作为对奴隶制和美墨战争的抗议。

　　非暴力不合作在印度的实现，成为公民不服从问题的重要范本，为解决革命自身的激进主义危机提供了一个示范。作为英国前律师，甘地清楚的了解其对手英政府是尊重法制的政权，这让他找到了战胜对方的秘密。他说：“英国人想让我们用机枪来战斗，因为他们有武器，我们没有。我们唯一能打败他们的机会是提高斗争水平，在这个水平上，我们有的武器他们没有。”在印度，在各个前殖民地，甚至在欧洲的前宗主国，甘地主义吸引了大量人民的支持，促进了欧洲民选政府对殖民主义的道德怀疑，并以殖民退潮的方式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某种进步。

　　然而，甘地主义并非如甘地本身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更高水平的斗争，其基础仍然建立在群众运动式的对抗之上，而非通过合作和协商来达成共识。在甘地的号召下，工人罢工，学生退学，公务员辞职，律师和法官抵制法律，普通人则抵制英国商品，在非暴力的水面之下，仍然是以对社会的破坏为代价而推进的。

　　可以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仍是在革命而非法制的基础上进行，而其政治成果原本都可以通过正常的协商、谈判和议会路径得以实现，这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更为常见。在暴力与非暴力的对抗之外，很明显，还需要也存在着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