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3月，当飞机飞抵札幌的新千岁机场，北海道还是一片雪国。靠在缓缓滑行的窗口向外望去，第一印象中除了干净，就是一位机场工作人员对着飞机深深鞠躬——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模样，他的衣服已被工作中的油污弄脏，只见他飞快地跑上一个运输车，向飞机开来，然后开始迅速搬运行李。

　　汽车在北海道的森林与雪原中行驶，两边积雪很深，一些三三两两的僧侣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那天正是3月11日，法事很多，因为恰逢日本大地震一周年。在一家便当加工厂里，我们的采访在下午2点46分突然停止，此刻，所有日本人聚集在地震现场和电视前，举国哀悼一分钟。

　　作为外来者，我们共同参与了这次静默活动。回到酒店，打开电视，哀悼主题充满了当天的电视节目，从天皇到孩童，似乎每一个日本人在这一天都沉浸在痛苦的记忆里。—— 一年前的那次来自太平洋海底的9级强震，在日本东北海岸引发海啸，令超过19000人遇难。

　　几天后，我们在北海道的一座酒店里，也遭遇了一次地震。虽然震源较远，但正在宴会席上的人们还是在晃动不已的吊灯下，感受到了脚下明显的摇摆。不过身边接待我们此行的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胡一平女士岿然不动，而一位西服革履正在致辞的男士也不为所动，继续发言，这让我们的心安了下来。地震是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西缘的岛国，据说每年发生的有感地震高达千次，对居住在这片摇晃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地震确如柴米油盐，不过不亲历现场目睹地震时人们的熟视无睹，感受不会如此深刻。

　　1835年，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后出版了《美国的民主》(上卷)，这个天才人物在分析美国民主制度的有利因素时，第一条是感叹“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

　　上帝赐给日本人的则是一种被大海和地震包围的危机感。这一点，在北海道感受尤其明显，3月的北海道，大海辽阔，白雪茫茫，苍茫而宁静，令人想起旅日华裔作家陈瞬臣笔下日本人骨子里的性情：哀婉之情和闲寂。

　　无常和无助感成为日本性格与文化永远的底色。

　　此次同行者，《瞭望东方周刊》的副总编程瑛则告诉我，记得多年前她和新加坡学者座谈，对方对于泱泱大国流露出深深戒惧，岛国、小国，自有一些中国人难以体会的忧患与焦虑。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难免有着危机，需要奋斗，也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过努力的背后，却总有着挥之不去的哀婉和孤寂。这种孤寂在《千与千寻》里有，在《天空之城》里也有，虽然宫崎骏的作品无不披着一层后现代的面纱。

　　而正是这位电影导演，触发了很多人对日本的另一种想象：拍出《龙猫》这样作品的日本人和我们从教材里、电视电影里认识的日本人，可能不是一种人。

　　随后的几天，我们的行程围绕着考察食品安全展开。正如同去的星座专家、作家巫昂所言，日本人估计都是挑剔、完美主义的处女座。那些刻着保质期的早餐鸡蛋，不加任何农药、防腐剂等农产品和随处可见的消毒垫，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超市的各种产品上的“赏味期”亦与许多国内的保质期概念不同，据说过了赏味期只是过了最佳品尝阶段，而非变质。不过即使如此，这个惯例还是被严格执行。

　　2007年，北海道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因将赏味期限后延一个月遭停产数月，其创始人、社长石水勋在此事被曝光后最终辞职。当我们到达这里参观时，这家企业早已走出了那次食品危机，熙熙融融的人流布满了各个角落，不过两位接受我们采访的公司管理者回忆此事，还是心有余悸的模样。

　　也许地震、海啸这些无时不在的自然灾害给了日本人格外的生命体悟和斗志，食品安全格外受到重视的背后是其对个体的珍视和给予生命的敬畏，也使得这个岛国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地区之一。

　　2

　　“提一些尖锐的问题吧，没关系。”

　　笹川阳平就坐在对面，正值73岁的他，显得随和而自信，这是日本最大的公益法人的代表。他有两张非正式的名片：一张印着他的博客网址，一张印着和平财团的官网地址，有中文信息，还有一个可供手机扫描后上网浏览的二维码。自己亲手写博客的笹川阳平似乎对微博在中国的流行颇感兴趣，认真地听着张志安副教授的介绍——后者供职于中山大学新闻学院，因参与了一个《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的发布，在日本几天里忙于应付网络上的不同意见。

　　2012年的3月，当飞机飞抵札幌的新千岁机场，北海道还是一片雪国。靠在缓缓滑行的窗口向外望去，第一印象中除了干净，就是一位机场工作人员对着飞机深深鞠躬——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模样，他的衣服已被工作中的油污弄脏，只见他飞快地跑上一个运输车，向飞机开来，然后开始迅速搬运行李。

　　汽车在北海道的森林与雪原中行驶，两边积雪很深，一些三三两两的僧侣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那天正是3月11日，法事很多，因为恰逢日本大地震一周年。在一家便当加工厂里，我们的采访在下午2点46分突然停止，此刻，所有日本人聚集在地震现场和电视前，举国哀悼一分钟。

　　作为外来者，我们共同参与了这次静默活动。回到酒店，打开电视，哀悼主题充满了当天的电视节目，从天皇到孩童，似乎每一个日本人在这一天都沉浸在痛苦的记忆里。—— 一年前的那次来自太平洋海底的9级强震，在日本东北海岸引发海啸，令超过19000人遇难。

　　几天后，我们在北海道的一座酒店里，也遭遇了一次地震。虽然震源较远，但正在宴会席上的人们还是在晃动不已的吊灯下，感受到了脚下明显的摇摆。不过身边接待我们此行的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胡一平女士岿然不动，而一位西服革履正在致辞的男士也不为所动，继续发言，这让我们的心安了下来。地震是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西缘的岛国，据说每年发生的有感地震高达千次，对居住在这片摇晃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地震确如柴米油盐，不过不亲历现场目睹地震时人们的熟视无睹，感受不会如此深刻。

　　1835年，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后出版了《美国的民主》(上卷)，这个天才人物在分析美国民主制度的有利因素时，第一条是感叹“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

　　上帝赐给日本人的则是一种被大海和地震包围的危机感。这一点，在北海道感受尤其明显，3月的北海道，大海辽阔，白雪茫茫，苍茫而宁静，令人想起旅日华裔作家陈瞬臣笔下日本人骨子里的性情：哀婉之情和闲寂。

　　无常和无助感成为日本性格与文化永远的底色。

　　此次同行者，《瞭望东方周刊》的副总编程瑛则告诉我，记得多年前她和新加坡学者座谈，对方对于泱泱大国流露出深深戒惧，岛国、小国，自有一些中国人难以体会的忧患与焦虑。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难免有着危机，需要奋斗，也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过努力的背后，却总有着挥之不去的哀婉和孤寂。这种孤寂在《千与千寻》里有，在《天空之城》里也有，虽然宫崎骏的作品无不披着一层后现代的面纱。

　　而正是这位电影导演，触发了很多人对日本的另一种想象：拍出《龙猫》这样作品的日本人和我们从教材里、电视电影里认识的日本人，可能不是一种人。

　　随后的几天，我们的行程围绕着考察食品安全展开。正如同去的星座专家、作家巫昂所言，日本人估计都是挑剔、完美主义的处女座。那些刻着保质期的早餐鸡蛋，不加任何农药、防腐剂等农产品和随处可见的消毒垫，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超市的各种产品上的“赏味期”亦与许多国内的保质期概念不同，据说过了赏味期只是过了最佳品尝阶段，而非变质。不过即使如此，这个惯例还是被严格执行。

　　2007年，北海道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因将赏味期限后延一个月遭停产数月，其创始人、社长石水勋在此事被曝光后最终辞职。当我们到达这里参观时，这家企业早已走出了那次食品危机，熙熙融融的人流布满了各个角落，不过两位接受我们采访的公司管理者回忆此事，还是心有余悸的模样。

　　也许地震、海啸这些无时不在的自然灾害给了日本人格外的生命体悟和斗志，食品安全格外受到重视的背后是其对个体的珍视和给予生命的敬畏，也使得这个岛国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地区之一。

　　2

　　“提一些尖锐的问题吧，没关系。”

　　笹川阳平就坐在对面，正值73岁的他，显得随和而自信，这是日本最大的公益法人的代表。他有两张非正式的名片：一张印着他的博客网址，一张印着和平财团的官网地址，有中文信息，还有一个可供手机扫描后上网浏览的二维码。自己亲手写博客的笹川阳平似乎对微博在中国的流行颇感兴趣，认真地听着张志安副教授的介绍——后者供职于中山大学新闻学院，因参与了一个《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的发布，在日本几天里忙于应付网络上的不同意见。

　　3月17日，对话在东京日本财团大厦的一间会议室进行，我们的面前放着一盒精美的工作“便当”，和此行很多雅致的日本食品一样，它们似乎总在提醒我们日本人的资源有限，以及他们处理食品时的珍视和完美精神。

　　对于日本人的食品“洁癖”，笹川阳平对着我们这些外来者也小小感叹了一下：自己有时都怀疑，有必要规定那么严吗?

　　不过我们的话题迅速离开了食品，因为外来者对笹川阳平和他的财团公益事业，有着更多的好奇和兴趣。

　　1989年12月，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在日本财团的援助下成立，这是个世界正在疏远中国的微妙时期。对此，该基金会并不讳言。现在如果人们此刻打开中国人民网的日本频道，会发现其介绍这样写道：“基金设立时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相当不利，西方国家发动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日本政府也冻结了对中国的日元借款。

　　但是不久之后，日本政府认为不应对中国进行国际性的孤立，而先于其他各国解除了对中国的冻结。”

　　创立者川良一正是笹川阳平的父亲，去世于1995年的笹川良一曾被邓小平称赞为“重义气”的人士。

　　尽管笹川阳平和他的同事们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做出了很多值得尊敬的业绩，其本人却很低调。坦率地说，我也是这次赴日才知道，这个组织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连续10年对20万受害儿童进行体检;也首次知道他们为救治包括中国在内的麻风病人所做出的努力，笹川阳平对中国麻风病人的了解，超过了很多中国人。当他忧心忡忡地说出“中国有六七百个麻风病村时”，一位同行者迅速通过腾讯微博在线展开了一次调查，结果不出意料，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老实说，面对这样一位长者，我难以提出多少尖锐的问题，此时此地，作为一名中国人，我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惭愧。尽管我知道这非职业记者心态，不过在很多时候，理性难以战胜感性。

　　对中国的麻风病人，我所知不多。不过却对世人对这个病的歧视印象深刻，而我的感受则来自早年观看的电影《宾虚》，在那部电影里，当犹太王子宾虚找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发现她们已经身患麻风病，被隔离弃于一个山谷中。屏幕上女人们的惊恐无助，传递给了每一名观众。

　　这种古老的歧视从《圣经旧约》里麻风病人的“不洁净!不洁净!”开始，至今没有完全褪去。它不无残酷地提醒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歧视和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

　　坐在我身边的作家巫昂，曾经采访过中国的麻风病村落，和许多敏感的话题一样，她的报道难以见诸中国媒体。当她介绍这一情况时，笹川阳平在对面侧身注视，倾听着，我无法知道这位表面平静的“世界卫生组织根除麻风病特别大使”，此时在想些什么。

　　不过显然笹川阳平对“核”的担忧更为深切，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中，他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警告：中国核电发展非常迅速，应该提前制定一套预警机制。

　　“在切尔诺贝利，我们的车行走的距离已经可以绕地球90圈了。当时切尔诺贝利的情况俄罗斯政府没有给予充分的信息公开，当地的人们都处于不安的状态。

　　我们前后派了400多名医生到当地去给他们讲相关的知识。这些人有些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又来到日本灾区投入志愿活动，给当地的日本人传授核知识。”

　　回忆起这项公益事业，笹川阳平有点动情，而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多少有点佛教因缘和善报的味道，不过当问及他皈依何种宗教信仰时，笹川阳平却很干脆地说：“没有”。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次对话，笹川阳平突然以提问者的姿态说，在这么多年的交流中，他们邀请了超过1万名中国人，不过有一个中国群体一直没来，那却是他们很想见的人。“你们猜猜他们是谁?”

　　谜底很快公布，是我们难以猜出的：“税务部门领导”。

　　“我觉得中国的高官应该来日本学习高明的税收制度，实施不创造富人的财税制度。”在笹川阳平看来，日本很多经验、制度其实中国人没必要学习，而财税制度却大可以借鉴，因为后者非常成功。按照日本的制度，严格来说，日本没有富人，三代之后几乎资产趋零。

　　“我年轻时也做过富人。”笹川阳平笑着说。

　　不过，他也许不大清楚，这个制度也许还不适合眼下的这个中国，富人们在这里的日子正充满了不安和忐忑，很多人已为此踏上异乡，成为祖国的陌生人。

　　3

　　离开东京的日本财团大厦，大堂里一幅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令我想起赴日之前，自己想象中的一个考察目的：寻找中国元素。对于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来说，想必大概都如我一样，希望那些失落的华夏文明能够在日本觅得痕迹。虽然此行没有机缘前往京都、奈良等关西地区，但这个想法还是萦绕于心。

　　七天过后，我难以判断究竟是哪些东西能够满足自己对中国古文明的追念，是北海道一个海鲜工厂里标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日历，还是“顺路”“到着”这样的路标?

　　3月17日晚，周六，天空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在熙熙融融的东京银座路口，我站在一个写着“秀”字的商场门口，目睹眼前热闹非凡的喧嚣街区，在充满英国味道的报时钟声中，人们投入到了最热闹的消费狂欢之中。这里是这个星球上最时髦的商业区之一。试图在此间寻找中国文明的意图，看来难遂。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成功地把自己的传统和西方文明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个满大街写满汉字、走着肤色相同的人的世界，远非另一个版本的中国，他们只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其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面貌，与中国的距离较之百年前更加遥远。

　　近代日本的自强路径，核心即脱亚入欧路径，也就是福泽谕吉所谓“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这位脱亚论的倡导者，如今被印刷在日本的高额货币上。

　　今天看来，虽然提出时不无矫枉过正的味道，但脱亚入欧亦并非全盘西化。其成功的内核正是把西方的东西先行拿来主义，然后内化为己有，并试图超越之。这一点，在参观北海道威士忌工厂和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时，感受尤其明显：日本人非常擅长把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做得更加精致或加以创新，随后自己跻身世界前列。

　　毫无疑问，日本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在内的中国政治精英的极大兴趣。张本人不仅是推动赴日留学最积极的中国官员，亦是中国1905年废除旧式科举教育的幕后推手之一。他不仅送出了黄兴这样的人物，也把自己的长孙送到东瀛。

　　1896年，唐宝锷等13名中国青年负笈东渡，悄然踏上日本东京的神田区。彼时甲午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耻辱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回望历史，在此之前漫长的中日交流史中，中国一直以老大帝国和文化宗主国的地位俯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时代(1660～1867)，200多年里日本翻译中文书籍109种，中国翻译日文书籍仅为区区4种。如今，那样的时代已成明日黄花。甲午之后，很多人眼里的昔日“岛夷”给了中国太多的刺激和震惊，乃至很多史学家至今仍坚持认为，甲午战争应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断代节点。

　　此后，留日学生数量开始以让人吃惊的速度攀升。1901年这一数字为274人，两年后为1300人，至科举废除的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数竟高达12000人。虽然其中不乏速成镀金者，但一个以日为师的潮流已蔚然成风。在留学生和诸如张之洞《劝学篇》里“译西书不如译东书”的推动下，自1896年到1911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据说至少有1014种，各种近代西方思潮经过日本的中转，被迅速舶如中国。而日译新词，更是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从“社会”“政府”到“真理”“主义”，从“银行”“卫生”到“农民”“交响乐”。不过今天，很多人早已忘记了这些词汇的来源。

　　老实说，至今我还记得那种震惊感：当初看熊月之先生所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里面列举的那些密密麻麻的来自日本的词汇跳入眼帘。

　　日本的各种学者也开始进入中国，使得后者在向近代法制、教育等诸方面的迈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的烙印。如《大清刑律》的草拟者冈田朝太郎博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正教习服部宇之吉。日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濂在1924年称，当编写中国教育史论和师范教育起源时，服部宇之吉的事业应为第一页。

　　不少于2.5万名留学生在1898年至1911年间来到日本，这是到那时为止，这个地球上罕见的留学活动，也如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所言的：“世界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裹挟在这股潮流里的人，包括汪精卫、胡汉民、陈独秀、蒋介石、李叔同、王国维、陈寅恪、鲁迅、沈钧儒、李大钊、阎锡山……如果有人愿意把这个名单看完，就会发现，那将是民国期中国政治、军事、文化诸领域的中流砥柱。

　　如果把历史的镜头聚焦一点，对准1911年前中国的狂飙突进，就会发现黄兴、陈天华、林觉民、秋瑾这些令人激动一时的名字。

　　在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胡一平的帮助下，我得到了一张东京附近的中国政治精英的昔日活动地图。一路上胡在流利的北京话和日语之间转换，她的效率和敬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提出相关话题后，很快她就提供了一份细致的资料。不过遗憾的是，这次尚无时间在东京踏访这些旧迹，尤其是那标着梁任公与宋教仁的地方。

　　我不知道，在熙来攘往的东京街道里，藏着多少昔日中国人的苦闷与救国的誓愿。而时光如同乘坐的地铁，总是呼啸而过，一心向前。

　　3月17日上午，一辆干净的出租车将我停在早稻田大学本部校区，春雨突然急了起来，撑着雨伞在大隈大讲堂前徘徊，因没有需要仰视的大门，一时不知从何而入。顺着大隈讲堂走进去就是校园，不远处创始人大隈重信的塑像在群楼的包围中显得格外突兀，自1882年创立，这位创始人就为早稻田大学指定了“学问的独立”、“知识的实际应用”、“造就模范国民”的办校方针。

　　校园如传说一样小巧，当我登上社会科学部的那栋大楼，凭窗眺望，一眼已经看到大学外阴雨绵绵中的东京高楼。

　　1905年9月，早稻田大学专门成立清国留学生部。与彼时潮流相反，这所大学罕见而慎重地不给中国学生开设速成科，他们认为回中国鼓吹极端思想的都是不用功的学生，只要把学习放在首位，这一危险自会解决。

　　不过在前后约4000名入学学生中，获得学位的人寥寥无几。1910年，清国留学部因缺乏学生而宣告结束。不过这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日本大学，这不仅因为李大钊等一批早稻田的毕业生，也许还因为“一提到早稻田，中国人似乎能感到已失去的故乡的那种温馨和眷恋”(早大前校长西原春夫说)。

　　当这些学生回到祖国，投入到各自的主义和奋斗之中。日本人可能很难理解，一个传统自负的大国转型中的痛苦。在海的对面，中国近代以来陆续上演着华夷之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跌宕大戏，在不断否定和自我陶醉的两端之中，无数主义在苦难的中国人身上进行了百年的实验。

　　2012年4月，恰逢容闳去世100周年。这位“中国留学生之父”留日和留美学生们，大概都有着容闳式的雄心：“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不幸的是，直到现在，很多方面仍然如此。虽然，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认这一段“学生”历程。

　　有意思的是，在经过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后，美国和日本，今天并不在中国默认的友好国家之列。不过我想，无论你今天是否喜欢他们，没有低下头来承认自己不足的勇气和理性，恐怕难成幸事。而直到今天，尽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貌似欣欣向荣，莺歌燕舞，但在世界舞台上，在很多方面，仍要踏踏实实做一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