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世上的城市分两种，一类适合散步，一类不适合。我居住的城市帝都，明显属于后者。人到中年，爱上散步，可北京却基本无处可散，于是，这步就散出了国门。

　　当然，我之爱往东京跑，倒也不单是为了散步，那些预谋中的目标之地和随机的斩获——美术馆、文学馆、文豪故居和新旧书店，每每令我流连忘返，计划中的散步路线图屡遭改写。但，这不是问题。人，跟着脚走;脚，跟着感觉走。日出而行，日没而酌，随遇而安，不亦乐乎——人在东京的散步，几乎是纯感官性的。

　　海明威在谈到战后初期的巴黎时，曾深情地说：“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你今后一生中去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而对我说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东京，亦不失为类似的存在。

　　若单纯从购书观展的实用角度出发，在亚马逊商业模式已无远弗届，包括VR在内的信息化仿真手段甚至对性产业都构成巨大冲击的今天，按说实体书店和美术馆庶几已无存在之必要。可事实却刚好相反，书店和美术馆的存在感不仅未消失，反而在增殖。我曾经在一个书业同人的平台上，大胆放言：今天的茑屋(TSUTAYA)书店，包括不久前开始贩售图书的MUJI模式，实际上是创意产业对流行文化的重新整合，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低碳而文艺的生活方式，具有文化范式的意义和很强的可持续性。

　　就书店而言，它早已不复是单纯的物理性卷册交易的书肆，而成了一种多功能复合性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的有无和多寡，与那个城市的舒适宜居程度、有没有文化，是密切相关的。有一家基督教背景的书店连锁，叫“Oasis”，在东京、横滨、京都、神户等大城市的核心区有很多店铺。书店本身的“高大上”倒在其次，我是很喜欢它的店名——Oasis。在我看来，书店之于钢混建筑密林的现代都市，确如沙漠中的绿洲(Oasis)。有它和没它，城市的生态迥异，不在话下。对一般市民来说，城里有多少间米其林餐厅，关系并不大。可在你居住的寻常巷陌，有没有那间每周泡三次以上的站前书店、深夜食堂或漫画咖啡，则至关重要。

　　上个世纪末，日本曾出版过两种重要MOOK，都是当时所谓“世纪回眸”文化思潮的产物：一是与意大利DeAGOSTINI社同步出版的百年电影史视觉志《The Movie》的日文版，二是讲谈社回顾二十世纪历史的《日录20世纪》。二者均为编年体，从1900至1999年，一年一册，每周末发行，以类似“全球史”的广域视角，复现了那一年西方、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包括电影史。我那时已然意识到书太多，有限的生命将被书页埋没的现实，购书已开始节制，但这两种MOOK却志在必收。当时我住的公寓位于东京都板桥区，都营三田线一个叫志村三丁目的车站，站前有一爿小书店，我是常客。记得当时还是六天工作制，每逢周六，我即使在外面喝酒，也会掐好时间，在晚九点之前赶回志村三丁目车站，因为要去书店买这两种MOOK。碍于预算和存储空间，《The Movie》我大约只买了50册，但涵盖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电影史。而《日录20世纪》我则从第一期起，买到最后一期，外加100册的主系列之后，追加出版的副系列《日录20世纪·Special Issue》20册，也一并拿下。有时我到东京以外的地方出差，无法按时购买，便会给老板打个电话，让他帮我预留，待回东京后再去取。为了便于收纳、翻阅，我还特意购买了十只特制文件夹，按每个年代10册的顺序装订好，永久保存。这套MOOK作为编年史，兼具思想性、传媒性和视觉性，是一套不可多得的二十世纪史，至今爱读不已。

　　前日本笔会会长、剧作家井上厦说：“一个文化人，一生中总会有那么几家常打交道的书店，并承蒙它们的关照。”这话不错，也道出了一个事实：神保町的每家书肆，背后都有一群文人在支撑，其中颇不乏三岛由纪夫、立花隆这样的大作家、名记者。曾几何时，就读于圣心女子大学英文科的美智子皇后，在做毕业论文时，曾到神保町著名的文学系书店玉英堂淘书，找资料，后以首席的成绩毕业。司马辽太郎生前，虽住在关西大阪，但每当准备写新书，需要某一方面的资料时，神保町的文华堂等历史系旧书店会马上动起来，连夜翻捡库存，筛出来的书装满小卡车，由店员驾驶，送货上门。待作家挑选一过后，再把剩下的书拉回店里。读日本作家随笔，诸如此类的八卦过眼多多，不胜枚举。

　　在我看来，世上的城市分两种，一类适合散步，一类不适合。我居住的城市帝都，明显属于后者。人到中年，爱上散步，可北京却基本无处可散，于是，这步就散出了国门。

　　当然，我之爱往东京跑，倒也不单是为了散步，那些预谋中的目标之地和随机的斩获——美术馆、文学馆、文豪故居和新旧书店，每每令我流连忘返，计划中的散步路线图屡遭改写。但，这不是问题。人，跟着脚走;脚，跟着感觉走。日出而行，日没而酌，随遇而安，不亦乐乎——人在东京的散步，几乎是纯感官性的。

　　海明威在谈到战后初期的巴黎时，曾深情地说：“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你今后一生中去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而对我说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东京，亦不失为类似的存在。

　　若单纯从购书观展的实用角度出发，在亚马逊商业模式已无远弗届，包括VR在内的信息化仿真手段甚至对性产业都构成巨大冲击的今天，按说实体书店和美术馆庶几已无存在之必要。可事实却刚好相反，书店和美术馆的存在感不仅未消失，反而在增殖。我曾经在一个书业同人的平台上，大胆放言：今天的茑屋(TSUTAYA)书店，包括不久前开始贩售图书的MUJI模式，实际上是创意产业对流行文化的重新整合，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低碳而文艺的生活方式，具有文化范式的意义和很强的可持续性。

　　就书店而言，它早已不复是单纯的物理性卷册交易的书肆，而成了一种多功能复合性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的有无和多寡，与那个城市的舒适宜居程度、有没有文化，是密切相关的。有一家基督教背景的书店连锁，叫“Oasis”，在东京、横滨、京都、神户等大城市的核心区有很多店铺。书店本身的“高大上”倒在其次，我是很喜欢它的店名——Oasis。在我看来，书店之于钢混建筑密林的现代都市，确如沙漠中的绿洲(Oasis)。有它和没它，城市的生态迥异，不在话下。对一般市民来说，城里有多少间米其林餐厅，关系并不大。可在你居住的寻常巷陌，有没有那间每周泡三次以上的站前书店、深夜食堂或漫画咖啡，则至关重要。

　　上个世纪末，日本曾出版过两种重要MOOK，都是当时所谓“世纪回眸”文化思潮的产物：一是与意大利DeAGOSTINI社同步出版的百年电影史视觉志《The Movie》的日文版，二是讲谈社回顾二十世纪历史的《日录20世纪》。二者均为编年体，从1900至1999年，一年一册，每周末发行，以类似“全球史”的广域视角，复现了那一年西方、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包括电影史。我那时已然意识到书太多，有限的生命将被书页埋没的现实，购书已开始节制，但这两种MOOK却志在必收。当时我住的公寓位于东京都板桥区，都营三田线一个叫志村三丁目的车站，站前有一爿小书店，我是常客。记得当时还是六天工作制，每逢周六，我即使在外面喝酒，也会掐好时间，在晚九点之前赶回志村三丁目车站，因为要去书店买这两种MOOK。碍于预算和存储空间，《The Movie》我大约只买了50册，但涵盖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电影史。而《日录20世纪》我则从第一期起，买到最后一期，外加100册的主系列之后，追加出版的副系列《日录20世纪·Special Issue》20册，也一并拿下。有时我到东京以外的地方出差，无法按时购买，便会给老板打个电话，让他帮我预留，待回东京后再去取。为了便于收纳、翻阅，我还特意购买了十只特制文件夹，按每个年代10册的顺序装订好，永久保存。这套MOOK作为编年史，兼具思想性、传媒性和视觉性，是一套不可多得的二十世纪史，至今爱读不已。

　　前日本笔会会长、剧作家井上厦说：“一个文化人，一生中总会有那么几家常打交道的书店，并承蒙它们的关照。”这话不错，也道出了一个事实：神保町的每家书肆，背后都有一群文人在支撑，其中颇不乏三岛由纪夫、立花隆这样的大作家、名记者。曾几何时，就读于圣心女子大学英文科的美智子皇后，在做毕业论文时，曾到神保町著名的文学系书店玉英堂淘书，找资料，后以首席的成绩毕业。司马辽太郎生前，虽住在关西大阪，但每当准备写新书，需要某一方面的资料时，神保町的文华堂等历史系旧书店会马上动起来，连夜翻捡库存，筛出来的书装满小卡车，由店员驾驶，送货上门。待作家挑选一过后，再把剩下的书拉回店里。读日本作家随笔，诸如此类的八卦过眼多多，不胜枚举。

　　在书业和内容产业空前严峻的竞争之下，日本书店孕育出复杂多元的生态，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图书交易的范畴，日益演变成一种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人们自由交流、思考、创意和休闲的场所。就书店的形态而言，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新旧书店外，还有各种经营模式，如移动书店(BOOK TRUCK)。在东京都内的代官山、惠比寿等繁街闹市或大森海滨、高尾山等首都圈近郊，有时能见到由小型房车改造的“书车”：拆除座位，四周的空间全部预装书架，书架上插满了书。后车门一打开，折叠式台阶架在轿厢底部，房车瞬间变身成一爿袖珍书店。少则三四百，多则五六百种，多带有主题性。如古董、咖啡、漫画，或根据环境，今天去海边开店，便载满与海有关的书;明儿去山口的话，则换成登山本。店主坐在折叠椅上，边练摊儿，边看漫画，有的还提供咖啡服务。

　　如架空书店。在东京西郊荻窪等地的一些Live House里，与特定的音乐小组和演出相配合，常有一些图书即卖会活动，题材多与音乐有关，如爵士、蓝调等。这些书店并无法定地址的店铺，网上也查不到库存，但却是固定的书店，有自己的看板(如“章鱼文库”等)，销售有带有自己LOGO的书袋、革书皮和手机套等精品文具。虽“无形”，但其实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音乐酒吧里开业，在社交媒体和主页上定期更新营业活动的广告。作为依赖Live House生存的“寄生”书店，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和粉丝。且由于粉丝的趣味小众而同构，反而多铁粉，不易流失。

　　如无人旧书店。从中央线三鹰站北口出来，在徒步13分钟的商店街深处，有一家叫“BOOK ROAD”的旧书店，店面很小，但24小时营业，年中无休。店主是一位上班族，爱书店却无暇照应。于是，开了一间自助式书店，从收款到包装，全部机械化自助服务。据说，深夜是销售高峰。当然，也不乏把店铺当成变相的休息室，甚至留宿处的书客。

　　说到留宿，东京还真有可住宿的书店：位于西池袋的“BOOK AND BED TOKYO”，其实是一家胶囊旅馆。委托一间著名文化书店精选的3200册图书，充斥在从公共大厅到洗手间的各个空间，连天花板都以书籍装饰。店内有威士忌等酒精饮品贩售，书客们可边自酌，边读书。读累了，钻进胶囊——书客变宿客。胶囊里的橘黄色LED照明是专为阅读设计，温暖而舒适。但那儿的书，只借不买，确切地说，是一间图书馆式胶囊旅馆。

　　面对如此多元到“变态”的书店生态，书客们的诉求自然不复拘泥于淘书本身，也呈现出一种复合型需求的形态。因此，独立书店提供的纸书皮、免费索取的书店内刊(Free Paper)、书店定制的文具和精品萌饰，以及书店举办的各种以图书为主题的作家讲座、对谈、签售等活动，自然也成了书客们淘书之余的“猎物”。

　　不过，东京的书店毕竟太多了，有近1500家!除了在生活中常打交道的书店，大多数书店，哪怕对书客来说，也是一种“邂逅”的关系。而至于说能否邂逅，何时邂逅和邂逅的次数，恐怕是一个机缘问题。但社会有足够多的文化资讯，各种关于书店的书，书店散步的MOOK、杂志，电车广告，多到无处不在的程度。一些著名的独立书店，其实在你走进它的大门之前，就已经被“扫”进大脑，作为内存存储起来了。有一天，当你在某个街角散步，不经意间偶然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看板，脑中的内存瞬间被激活，那间书店就像老朋友似的，一见如故，熟稔而无需时间。而这，也是我对东京书店的个人化感受：

　　书店一直在那儿，作为书客，无需焦虑，也基本无需做功课，权且任性地散步就是。总有一天，你会链接到它，那就是你们的邂逅。而我在书中写了，邂逅书店，就像在美术馆里约会似的，是一桩相当感官性的、很妙的勾当。对有的人来说，甚至意味着某种人生重启，也未可知。

　　言重了，赶紧打住。

　　注：此文系为《东京文艺散策》的台湾繁体版而写跋文，即将有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